⊙ 宋玖安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别署瓶笙、瓶庐等，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累官至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先后担任同治、光绪皇帝的师傅。光绪二十四年（1898），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中遭革职，卒后追谥“文恭”。翁同龢工诗，又以书法名世。著有《翁文恭公日记》《瓶庐诗稿》等。

一、翁同龢参与的乡试与会试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明、清两代要求尤为严格，制度也日趋完善。清代科举考试沿袭明代制度，乡试、会试为国家抡才大典，是科举考试制度中重要的两个环节。

清代乡试每三年在各省及京城贡院（顺天乡试）举行，由皇帝选派正副考官到各地主持考试事宜，逢子、卯、午、酉年举行，称为“正科”，考中者为举人。考试时间一般在八月，故称“秋闱”[1]。会试则每三年在京城贡院举行，参加者为乡试中试的举人，取集中会考之意。会试在乡试的次年，由皇帝选派正副总裁主持，逢辰、戌、丑、未年举行，考试时间一般在三月，故称“春闱”。中试者称为贡士。[2]

乡试、会试在考务人员的设置上大致相同，考官可总分为内帘官与外帘官。由于宋代以后贡院至公堂后内龙门处要挂帘隔绝内外，居内闱者为内帘官，有主考官两到四人、同考官十到十八人、内监试两人、内提调两人、内收掌两人，负责出题、阅卷等事务；处外闱者为外帘官，有监临、外监试、外提调、外收掌、受卷、弥封、誉录、对读、搜检、监门、巡绰、供给等，分管考生与考场各项事务。[3]每次考试考官须先进入贡院，生活起居、出题、阅卷等工作均在贡院内完成，与外界隔绝，称为“入闱”。乡试、会试考官的“入闱”时间一般长达一个月。

根据《翁同龢日记》《松禅自订年谱》等资料的整理，自咸丰八年（1858）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凡四十年间，翁同龢参与乡试与会试共九次（见表1），其中陕西、山西两次乡试在京外主持，其余都在京师。由于乡试、会试参与的考务人员较多，工作持续时间较长，人际交往也更复杂，有其他科举考试不具备的特征，所以本文主要以翁同龢参与乡试、会试期间的书法应酬为研究对象。

表1 翁同龢参与乡试、会试详情

二、翁同龢入闱前的书法应酬准备

所谓“应酬书法”，一般“适情自娱”以外的作品都可统称为应酬作品。[4]这是基于书法创作的动机而进行的划分。那么，书法作品无论作为商品还是礼品，皆是研究作者交往或创作目的、行为等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在以“互惠性”建立起的交往模式中，应酬书法所起到的作用是研究中须主要揭示的问题。

以翁同龢为例，他在乡试、会试中需要应酬的求书者主要有地方高级官员、同考官与其他考务人员以及随从仆役等办事人员这三种层次。应酬书法的书写方式主要有预先准备书法作品与闱中现场书写两种。外省乡试需要提前准备好书法作品以备应酬，同时也在闱中现场书写。在京师贡院举行的顺天乡试与会试自接到旨令后要当日入闱，故来不及提前准备，主要是现场书写。外省乡试的同考官为当地官员，与地方官协作共事，初次相见需要准备大量的书法作品作为礼节性酬赠，这种现象在晚清社会已成惯例。扇面与对联是清代应酬书法的主要形式，扇面随手可持，是风雅的象征，对联可单挂也可搭配书画悬挂，两者最为方便实用。[5]

同治元年（1862）翁同龢奉派为山西乡试正考官。翁同龢接到旨意之始尚未留意准备书法作品，其父翁心存在《日记》中记云：“渠（翁同龢）行装略备，无所添，就道甚易，惟例须送人扇对，懒不留意，一时猝办殊难也。”[6]因为所需应酬之量非常庞大，时间仓促不易完成，需要尽早准备。或是出于翁父的提醒，翁同龢开始着手准备应酬作品。翁同龢《日记》载：“晤黄孝侯，允代写礼对卅付。”“以扇十柄送宋惠人，十柄送杨仲香，六柄送何子白，六柄送龚新甫，十柄送徐颂阁，十柄送仇竹平，为余代书。”[7]这次乡试翁同龢共准备对联三十幅、折扇五十二柄，分给友朋请他们代写，上述记载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一人难以完成数量较多的应酬作品，请人代笔也是应对的主要策略。同治三年（1864）翁同龢好友庞钟璐任湖南乡试考官，庞氏临行前也需要准备扇对应酬。翁同龢“计为宝生（庞钟璐）写礼扇（赤金）廿柄、赏扇一百五十、赏对二百”[8]。可见友朋之间相互代笔在当时已为寻常之事。

从翁同龢的记载可以发现有“礼扇”与“赏扇”两种不同称谓，同样是扇面，应酬的对象不一样所用材质也不一样。“礼扇”或为赤金一类档次较高的材质所制，这是送给较高级别的地方官员的礼品。“赏扇”可为普通的白纸折扇，用来赏赐随从、仆役这类身份较低的办事人员。相应地也会有“礼对”与“赏对”两种，其用途应与扇面类似。至于对联、扇面的赠送方式则无具体分别，可单一赠予，也可二者同时赠予。由于清代科场条规规定，预先不能将这些写有文字的作品带入闱中，入闱时需要交专人装匣保管，以俟考试结束后分赠。[9]

三、翁同龢在闱中的书法应酬与互动

虽然入闱之前翁同龢已准备了不少书法作品，但这尚不够。乡试、会试的考官与内闱人员工作交往最为密切，相互之间吟诗酬唱、请索书法在清代科场已成常态。在翁同龢《入闱用物单》中有“折扇，两面白纸十柄”[10]的记录，即是预先准备好空白扇面将带到闱中书写，抑或可能留作向其他人求书之用。

乡试、会试考官入闱掣签分房后至考生第一场考试结束前，有两三天的闲暇时间，此时考生尚未交卷，无阅卷的繁忙，利用这段时间可以相互请索书法。检翁同龢《日记》可见此类记载，如咸丰八年（1858）陕西乡试闱中：

［咸丰八年（1858）八月七日］内帘诸君以缣素索书者纷纷，几不暇给。

［咸丰八年（1858）九月十日］为人作字，极忙。[11]

同治元年（1862）会试、陕西乡试闱中：

［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七日］求书者坌集，盈几堆案；［同治元年（1862）三月初九日］竟日为人作字，头晕目昏；［同治元年（1862）八月二十三日］连日外帘送进求书之件极夥，应接不暇。[12]

光绪十一年（1885）顺天乡试闱中：［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九日］写条对极多；

［光绪十一年（1885）八月十日］题徐花农《玩月图》。写条对更多。[13]

光绪十四年（1888）顺天乡试闱中：

［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九日］写对甚乏；［光绪十四年（1888）八月十三日］写应酬字，极苦。[14]

光绪十八年（1892）会试闱中：

［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九日］求书者络绎不绝；［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十日］写对极多。[15]

通过翁同龢的记载可见，求书者多以对联、条屏求书，某些闱中的应酬书作近年也屡现拍场，通过款识可知其书写时间。如翁同龢行书六条屏（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96 秋季拍卖会），署款“戊子春闱时方病臂，勉应慕皋一兄大人之属”；翁同龢楷书七言联（北京保利第23 期精品拍卖会），署款“静山大兄属，乙酉秋闱叔平翁同龢”；翁同龢行书七言联（北京保利2018 年秋季拍卖会），署款“郋亭仁兄大人书家正之，己丑六月闱中，弟翁同龢”。这些传世作品都能与《日记》所记相对应，是研究翁同龢书法应酬的重要图像文献。

考官在开考后的阅卷工作极为繁钜，在翁同龢与其他考官关于考试的《日记》中，这一时间内写应酬作品的记载相对较少。但翁同龢在乡、会试中多担任主考，同考官将已经阅完且认为合格的卷子交主考批阅，称为“荐卷”。这样翁同龢比其他考官时间略充裕，在翁氏《日记》中，有在考试阅卷的闲暇时间为人写大字的记载。同治元年（1862）三月会试，翁同龢《日记》记云：“作字手腕欲脱，书吏有以巨纸求书者，墨书酬之。”[16]同年八月，在山西乡试时《日记》中记云：“校阅之暇，作大字数幅以舒郁结。”[17]翁同龢擅榜书，求书者以大字请索，翁氏也乐于为之挥洒。从翁同龢所记亦可见，闱中书写大字可以缓解阅卷压力，也是放松身心的绝佳方式。翁同龢《己丑五月阅考试中书卷呈徐李两相国用聚奎堂壁间韵》诗云：“醉罢评文书大字，夜阑选卷篆烟沉。”[18]即是指此。

翁同龢在外省乡试的书法应酬，甚至要持续至考试结束收拾完行装准备返程之前。外省乡试的同考官多由本省具有科甲出身的知县或候补人员担任，他们多是举人出身，也有少量进士，整体科举层次不高。他们从烦琐的官讼文牍中抽身入闱校士衡文，这首先是对其“能文”的肯定，且翰苑清贵出身的主考官也是他们乐于主动联系、结交的对象，向主考官求索书法就成了他们示以艳羡、钦慕的表达。除了参与考试的地方官员，乡绅、社会贤达也可能通过他们向主考官代求书法，这就使得应酬数量增多。

四、科举中书法应酬的意涵

如果仅从书法应酬的行为来看，科举中的应酬与日常生活中的应酬并无太大不同，都是维持人际交往的一种方式。但由于日常到“闱中”空间场域的转换，书法应酬则具有了某些特殊的意义。

第一，参加科举的考官在闱中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文人“雅集”，他们多为科甲出身，在当时都有“能文”的美誉。诗文唱和在清代科场中盛行，晚清时期闱中的书法应酬也逐渐成为“雅集”的另一种活动。考官们在闱中的工作繁重且协调性高，诗文与书法可以缓解紧张的气氛。科举考试本身就是极具仪式性的隆重“事件”，清代人有记日记的习惯，许多日记是考官专为科举而记，这也印证了其隆重的意义。这种意义又赋予了闱中书写作品以“仪式”和“纪念”的双重属性，这是日常书法应酬所不具备的。另外，清代应酬书法代笔现象极为普遍，在闱中求人现场书写，可避免代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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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乡试主考官背负圣命到地方选才，地方官要提供相应的方便和配合。“一定情况下，正副主考还要维护与同考官的关系，这在直省乡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正副主考都来自京城，是经过朝廷选拔出来、代表朝廷来‘典试’的，但最终还得依靠来自地方的‘同考’帮助阅卷。”[19]除此以外，地方官与同考官也经常向主考官赠送酒席、食物以便其生活之需。主考官再向他们赠送书法作品既是生活中的“还礼”，也可给工作中的协调顺畅起到“润滑”的作用。

第三，主考官多是翰苑出身，在当时社会有很高的清望。翁同龢是状元出身，诗文书法俱精，是士林中的佼佼者，也是他人所艳羡的对象。向这些翰苑清贵人物求取书法作品可以彰显自己的文化品位，也可以展现自己在人际交往上清高脱俗的“成绩”。

第四，清代社会中流行赠送“程仪”“别敬”，又被称为“陋规”。各省乡试的主考官由京城到省选拔人才，临行之际地方官员要向主考官赠送盘缠作为“程仪”，以表示对本地选才的答谢。主考官为京官，地方官员也希冀以此取得人际关系上的融洽，并打破相识的短暂来取得联络上的长久。何刚德《春明梦录》中言：

若主考则劳甚，放差后不过十余日即须起程，整理行装，而以预备联箑为最忙。礼联礼箑多自购写，到省分送官僚，以为送程仪之招。……各省各有约数，临行时全数汇齐。辞曰“馈赆”，固光明正大，浑然无迹也。[20]

以上记述为当时社会之真实写照。主考向地方官员奉送礼联、礼扇，地方官员之“回馈”多者可达数千两之巨，京官生活之清苦，借此足可缓释。[21]

古代贡院外墙上遍布荆棘，以此与外界隔绝，故贡院又称“棘闱”。棘闱为独立的空间，在其中又有内外之隔，层层隔开的空间，由外视内增加了神秘与深邃，由内而视也显得紧张与严肃。棘闱无异于一个缩小的“社会”，在繁缛的礼节与严密的科场条例之下，以书法应酬建立起来的考官之间的互动，以往未受足够重视，借助日记等文献诸多细节得以显现，书法作品形成的背后动机与过程也得以了解。无论地方高级官员、同考官还是随从仆役等办事人员都为翁同龢在闱中衡文校士提供了便利与协助，以书法应酬建立起的互动性在人际关系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