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

江南贡院位于南京夫子庙大成殿东侧，一说始建于南宋乾道四年（1168），不过根据明天顺元年（1457）《应天府新建贡院记》、清同治十年（1871）《重修江南贡院碑记》碑文的相关记载可知，作为江南乡试所用的贡院“自设科以来，其地凡四易”，直到明景泰五年（1454），在前武臣没入废宅之上，建立了现在的江南贡院。江南贡院规模之大、占地之广居明清各省贡院之冠。清同治年间（1862—1874），江南贡院仅考试号舍就有20644间，可接纳2万多名考生同时考试，加上附属建筑数百间，占地超过30余万平方米。

江南贡院主线上的三道门—头门、仪门、龙门，称为江南贡院的“三门”，它分隔了考场内外，三门之后，除考生外他人不得入内。

位置与变化

从明景泰五年始建江南贡院，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科举废止，江南贡院经历了多次翻修与扩建，其最终布局与最初布局已相去甚远。因此，所谓贡院“三門”，并非自始至终就有三道门，其位置也随着贡院的翻修与扩建，而发生了改变。

立于明嘉靖十三年（1534）的《增修应天府乡试院记》碑文记载，“中有明远楼，楼直大门以钥以严”，“为内大门者三间，为外大门亦数如之”。可知此时的贡院有两道大门，每门三间，内、外大门与明远楼都位于贡院的中轴线上。

清末《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其大门内为碑亭……其右二门，门五……二门内为龙门，为明远楼，上为至公堂。”可知此时的贡院有了“三门”，大门、二门、龙门，其中二门、龙门和明远楼位于同一条直线上，大门建在二门的东南方。绘于同治十二年（1873）的《江南贡院全图》中所标明的贡院三门，与此记载相符合。

绘于同治三年（1864）的《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也出现了“三门”。两图所绘“三门”位置完全一致，只是名称有所不同，《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所标明的“龙门”，在《江南贡院全图》中为“二门”的位置，前者“龙门”之后绘有一牌坊，与后者所标识的“龙门”位置相一致。

因此，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到清同治年间（1862—1874）的三百多年里，江南贡院“三门”至少发生过的一次变化，数量上由内、外“两门”变成了“三门”；位置上由内、外大门与明远楼同处中轴线，变为二门、龙门与明远楼同处中轴线，而大门位于中轴线偏东。

此变化与贡院南部号舍的扩建可能有关。从《江南贡院全图》上标识号巷的“千字文”可以看出，位于甬道两侧号巷，北起“院琐风清”牌坊，南至搜检房，编号为：大、地、黄、宇、宙、洪、荒……推、位、让、国、有。贡院号巷的编号基本上以“千字文”为序，但个别与圣人名讳、数目、凶煞相关的字，会替换成其他字，或者跳过，如此处的“天”换为“大”，“玄”字跳过。 而“有字号”之南的编号为：染、莫、行、胜、德、建、名、立、正信、自任、执经、万年，这些编号没有续接千字文“推位让国、有虞陶唐”进行编排，故“有字号”及其北的号巷，与其南的号巷可能修建于不同时期。此外，“正信”“自任”“执经”“万年”，这八个字号，为一巷两号，即一条号巷两侧皆建有号舍，这种形制的号巷，多靠近贡院棘墙处，远离以明远楼为中心的核心区域，系后期增修，由此亦可见，“染字号”至“年字号”可能为之后增修。江南贡院处于秦淮河畔，扩建时受到空间的限制，但同时要保证贡院仪制齐全且功能完备，因此，极有可能在贡院南部号舍的扩建中，将大门移于轴线偏东的位置。

名称与形制

大门

大门指的是进入贡院的第一道门。《增修应天府乡试院记》碑文中称之为“外大门”，面阔三间，门外有一坊。到了清代，在《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中，称之为“头门”，在《同治上江两县志》和《江南贡院全图》中，称之为“大门”。在现代的一些介绍江南贡院的书籍中，对“大门”的形制做出了如下的描述：“贡院大门建有门厅五间，左右为耳房，中开三门，正中门高悬朱底黑字‘贡院匾额，左额‘辟门，右额名‘吁俊。大门东西两侧置有石狮一对和石牌坊两座，牌坊又分别为‘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系曾国藩手迹。”

根据《江南贡院全图》和近现代的一些照片，可发现贡院大门的形制并不尽如此。从《江南贡院全图》中可以清晰看出，大门面阔三间，中开三门，门前立有“辟门吁俊”的牌坊，其东、西两侧“明经取士”坊（西）和“为国求贤”坊（东），相对而立，而非上述文献所言有门厅五间。同时，根据1907年老明信片可以看出，贡院大门为硬山顶砖木结构的建筑，其左、右立有照壁，增添了大门的气势。照片上看不清大门上悬挂的牌匾，但贡院之内其他匾额无一重复，所以既有“辟门吁俊”的牌坊，贡院大门之上是否还悬有“辟门”“吁俊”二匾，此处值得存疑。此外，根据拍摄于20世纪初期“明经取士”牌坊照片，牌坊的形制应为下立夹杆石，上为“三间四柱冲天柱”样式的木构建筑，亦非上述文献所言的石牌坊。

二门

二门是指进入贡院的第二道门。《增修应天府乡试院记》碑文称之为“内大门”，面阔三间。在《同治上江两县志》和《江南贡院全图》中，称之为“二门”。现代有研究者将江南贡院的二门称为“仪门”。然而，在笔者所查到的史料中，没有将江南贡院“二门”称为“仪门”的记载。所谓“仪门”，《辞源》解释：“明清官署的第二重正门。”此外，绘于清光绪五年（1879）的清代广东《贡院图》中，将第二道门标注为“仪门”。故称江南贡院二门为“仪门”，亦是合理。

据《江南贡院全图》所绘，可知贡院二门，面阔七间，中开五门。据20世纪初江南贡院的照片可知，二门也为硬山顶砖木结构的建筑。据《同治上江两县志》的记载：“其右二门，门五，中曰‘天开文运，东曰‘博鹏，又东曰‘振鹭，西曰‘起凤，又西曰‘和鸾。”亦可印证二门开五门，同时可知，二门上悬挂了5块牌匾。

龙门

龙门比较特殊，就“龙门”这一名称而言，既指过贡院的第一道门，又指过贡院的第二道门，还指过贡院的第三道门。

郝梦侯在其《南京的贡院和乡试情况》一文中谈到：“我的大伯父郝芝昌是江宁候补典史，在清光绪二十六年到二十九年（1900—1903）间，他在南京看守‘貢院……贡院的大门称为‘龙门，这大约是说书生来考试，好似‘鲤鱼跳龙门。我们因为里面还有一道大门，所以分别为头道龙门、二道龙门。”此处，便把贡院的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称为了龙门，但根据郝梦侯的叙述，这种说法似为民间对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的通俗称呼。其存在合理，但不能因此以偏概全，把大门和二门也当成龙门。

《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将“龙门”标在了第二道门的位置，其后绘有一牌坊，未有任何标识。据立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江宁重修贡院记》碑：“余如龙门点名处、誊录所、瞭望楼以及内外牌楼俱重修完好。”《金陵杂志续集》“科举”条记载：“初八日清晨点名，在二道门口，分左右两路。”由此观之，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将“二门”与“龙门”合为一处称呼，即“龙门点名处”，故《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上只标明“龙门”，而未标其后牌坊的名称。而《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二门内为龙门。”在《江南贡院全图》中，亦是将第三道门标注为“龙门”，二门在其南面。

据20世纪初江南贡院的照片、20世纪初明远楼前夹杆石照片、以及《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可大致了解“龙门”的形制，虽名为“龙门”，但实际上为一座木构牌坊，三间四柱，下用夹杆石固定，上为两面坡顶。另外，根据民国夏仁虎《秦淮志》“贡院诸坊”条记载，“及内龙门东西文场诸大字，皆程春海书”，可知牌坊坊额书有“龙门”二字，为程春海所书。

“三门”拾遗

《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有坊，坊曰‘旁求俊乂、‘登进贤良，程恩泽书也。今易以‘明经取士、‘为国求贤，曾文正公书也。其大门外，坊曰‘辟门吁俊，篆书，仍为程侍郎书。”《秦淮志》记载：“贡院门外，‘旁招俊乂、 ‘登进贤良，及内龙门东西文场诸大字，皆程春海书。‘辟门吁俊四字，为汪金钺书。今为曾文正书。”

根据两条史料记载可知，江南贡院大门外的东、西二坊，坊额原为“旁求俊乂”（西）、“登进贤良”（东），为程恩泽所书。程恩泽，即程春海，据《清史稿》卷三百七十六《程恩泽传》记载：“程恩泽，字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六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十四年，授工部侍郎，调户部。”后换为曾国藩所书“明经取士”、“为国求贤”。

至于“旁求俊乂”的坊额，《秦淮志》作“旁招俊乂”。“辟门吁俊”之坊额，《同治上江两县志》记载为程恩泽所书，《秦淮志》记载为汪金钺书，后为曾文正所书。汪金钺为何人？笔者无考。但由于《同治上江两县志》编修时代早于《秦淮志》，且《秦淮志》编纂中多引县志所言，故前者坊额内容为“旁求俊乂”，后者“辟门吁俊”坊额为程恩泽所书的记载更为可信。

江南贡院的“三门”不仅反映出贡院建筑的仪制规范，也反映出其所具有的分隔贡院内外、点名搜检的功能作用。它是发挥贡院建筑功能所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作者为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