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御博 易国定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川端康成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代表作于196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文字感伤而又孤独,善于抒发人物内心的痛苦与悲哀。《舞姬》一文延续了川端康成惯有的文学底色,讲述一位名为波子的芭蕾舞者因战争而丧失了自己的舞台青春,因为缺乏对爱的坚定信念,与情人竹原未能厮守,最终听从父母之命嫁给毫无感情基础的丈夫矢木。战争的硝烟散尽后,波子已然人到中年,狡猾卑俗的丈夫矢木从未对波子展现应有的尊重与体谅,他亵渎波子的事业,想方设法将波子桎梏于家庭。惯于沉默的波子为矢木生育了一儿一女,但在这个四口之家几乎感受不到什么温情:在这种情况下,波子的反抗意识觉醒,她将自己无疾而终的艺术青春寄托在女儿身上,一面下定决心疏离丈夫,一面在昔日情人处找寻心灵慰藉。但由于波子的反叛具有依附性、软弱性、矛盾性、滞后性与浅层性,导致她的反叛均未取得理想中的成效。她的命运无从改写,无力感如影随形,最终只能在无措的彷徨中两难。

我国缺乏对川端康成《舞姬》的研究文献,对主人公波子形象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仅有谢宇振所著《从波子形象看川端康成战后的女性意识》与吴思瑶所著《川端康成〈舞姬〉主人公波子分析》两篇,二者均缺乏对波子形象悲剧性的深度剖析。文章从对波子形象悲剧意蕴的解读出发,把控波子形象反叛性的特征与不足,继而探源波子命运悲剧性的背景因素,挖掘波子形象所蕴含的启示意义,以此弥补当前研究的空白。

一、波子命运悲剧的多重呈现

波子的命运悲剧是复杂且多重的,具体表现为梦想凋零的事业悲剧、恋而不得的爱情悲剧与濒临离散的家庭悲剧。

(一)梦想凋零的事业悲剧

主人公波子是一位芭蕾舞者,曾在舞台中央大放异彩,但战争夺去了她继续在舞台上施展才华的机会,她的艺术青春戛然而止。梦想无疾而终的波子并未就此放弃芭蕾,她退居幕后,开始在排练场教授学员舞蹈。在授课过程中,波子兀自怀揣着期待,她期望找到有慧根、有才华、能与自己产生艺术共鸣的新生代,但现实并未让她得偿所愿。

友子是波子的助手兼学生,波子欣赏她的才华,并希望她能在舞台中找到归属。然而,友子的舞蹈生涯并未走得长远,她爱上了一个年龄大自己许多的有妇之夫,并为了给对方的孩子治病而放弃舞蹈,去浅草做了脱衣舞女。得意门生这种自毁前程的错误选择对波子的事业与心灵造成了另一番打击。

战后,对舞蹈极尽热爱且对事业抱有献身精神的波子决心修建舞蹈讲习所,以此实现舞蹈的复兴,但丈夫矢木的话语却不断打击她的斗志:“真麻烦啊。四十岁的女人就是跳舞,也只有到下次战争为止的短暂时间。”[1]121丈夫不想让波子深耕于舞蹈,他觉得波子应当做的是为自己再生一个孩子,甚至认为女人跳芭蕾舞的目的仅仅在于能够锻炼身体,从而更好地取悦男人。这无疑是对波子事业的莫大亵渎。

波子一直为了事业不断探索人生的更多可能性,但现实残酷,她从未有机遇做出有建树的成绩,从未得到枕边人的半分支持,也自始至终没能实现自我艺术青春的复归。这种在事业中的挫败感实则是波子命运悲剧性的体现。

(二)恋而不得的爱情悲剧

在年轻时代,波子与竹原相恋,知己竹原赏识她、理解她、体恤她、关照她,却无法正视她。面对婚姻问题,恋人竹原用文学性的表述来粉饰自己骨子里的怯懦与优柔,他认为平凡的自己无法给非凡的波子以幸福,二人的姻缘从而中断。而波子自身也缺乏刚见,她虽然是一位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有冲破旧秩序藩篱的新思想,但她的独立未能抵达深层,思想也最终未能摆脱传统束缚。她没有争取自己与灵魂恋人竹原的未来,而是选择遵从父母之命,与完全不了解的矢木结婚。

他人强加的婚姻全然没有爱情的加持,波子本就淡然的感情逐步从这段婚姻中彻底褪去,最终沦为麻木。波子与竹原藕断丝连,二人不定期地偷偷见面,她一面惶恐于丈夫矢木的威压,害怕自己的行迹败露,另一面频频在悲情中回味与旧情人的昔日美好。她就这样与竹原陷入了一样的命运悲剧之中,永远对彼此爱而不得。

(三)濒临离散的家庭悲剧

即便波子与丈夫矢木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没有爱意维系的家庭终究还是沦为一潭死水。波子的家人从未给她应有的体贴与关照。丈夫矢木是一个卑俗狡猾的无用之人,几乎完全依凭女人过活。矢木心安理得地花销着波子娘家所给的钱财,却没有因此心怀半分感恩,他认定女人侍奉丈夫天经地义,并要求波子无条件付出。矢木从未给波子以鼓舞,长年累月地为其施加或隐或显的贬损,他从不向波子坦明自己的真实薪酬,反而还瞒着波子私下存款并欲图脱离家庭、远走高飞。作为一个丈夫,他毫不够格;作为一个父亲,他亦失败至极,他偏爱儿子、漠视女儿,从未在家庭中起到任何正面作用。除去矢木,孩子也都各自怀揣着心事,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家庭中长大,女儿品子与儿子高男的内心都有些早熟,他们养成了与同龄人相比更为敏锐的洞察力与更加沉潜的思想性。女儿品子将母亲波子的遭际看在眼里,她可怜母亲、痛恨父亲:“爸爸是吃掉妈妈的灵魂才活着的呀!”[1]246有了母亲的“前车之鉴”,她养成了一种近乎封闭自我的习惯。儿子高男曾因享有更多的父爱而偏心于父亲,他替父亲默默监视着母亲的动向,并无限看低着“家”的价值:“即使没有父母的爱,我一个人也能活下去。”在看清父亲的真面目后,高男倒戈向母亲,却发现自己无法对母亲构建起足够的亲情,他向姐姐品子无奈地陈情:“父母之间的爱,要是汇合成一股暖流倾注在孩子身上就好了,然而它却是分别倾注过来的。对于我们这些处在现今不安的世界中、又恰恰是未定型的不安年龄的人来说,要努力去理解爸爸妈妈双方的感情,实在累死人了。”[1]219

战争的动荡令波子娘家的财富尽失,波子与矢木组建的新家也很快变得青黄不接。为了维系生活,波子更加卖力地工作,她从不抱怨,甚至一直对丈夫言听计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对丈夫不拒绝、不忤逆,几乎要失去自我,但丈夫完全将波子的付出视如敝屣,他大言不惭地声称在这个家里只有波子在奢侈地生活,这令波子彻底心死。

波子所处的家庭已经彻底名存实亡,在小说即将结尾之处,矢木暗自盘算去美国担任大学教师,儿子高男计划去夏威夷大学读书,女儿品子被推荐去英国或法国深研芭蕾,最终只有波子独留日本。这一家庭悲剧内核被儿子高男一语道破:“即使住在一起,不也是各奔东西吗?在行将下沉的船里,都是各自挣扎嘛。”[1]220只有波子还身携着某种莫名的执念,她呢喃着:“如果四人都爱护彼此……”在这个四口之家,每个人都即将失去自己的根系,家的分崩离析就快来临,这构成了波子命运中最为深层的悲剧。

二、波子反叛意识的复杂体现

(一)对事业的追求与自我价值实现的迷茫

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为女性解放提供了三种路径:第一,成为职业女性;第二,成为知识分子;第三,进行社会革命[2]。波子选择了第一种答案。

波子很早便觉醒了对事业的反叛,且一直坚持到了小说结局,在作品留白的未来中仍将继续下去。波子的反叛意识一方面表现在自己对芭蕾舞事业的不断追求上,战争摧毁了波子的舞台梦,当战争结束后,波子已然失去了自己的艺术青春,但她并未就此放弃芭蕾舞,而是退居台下,开设排练场教授学员舞蹈。虽然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是生活所迫,但也体现了波子谱写自己人生新篇章及不向命运妥协的勇气。正如女儿品子所说:“在受到战争压抑的个性解放中,女性的解放是以芭蕾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1]164

波子的反叛意识另一方面表现在对女儿的培养上,她希望自己曾经因遗憾而逝去的艺术青春在女儿身上以另一种形式复生。此外,波子还计划修建舞蹈讲习所,以此为其他舞者提供跳舞场所。波子在事业中的反叛从未停止,然而,她的反叛却都未取得大的成效,这归根结底在于她并未把主动权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依附于他人。她展现出巨大的献身精神,但每一次的获益主体却都不是自己,于是铸就的结局也是较为惨淡的——她开设排练场教授学员舞蹈,但学员水平参差不齐,她无法从中构建成就感;她计划创办舞蹈讲习所,但直到最终这一计划仍然没有付诸现实;她想让品子完成自己未完成的梦想,成为芭蕾舞界的明日之星,但战争不仅扰乱了波子的人生进程,也耽误了品子的学习节奏,品子在战争中失去了舞台信心,她向母亲表示:“要取得成功,恐怕也得等到我的孩子那一代了。”[1]166而品子随后表示,自己是不会生孩子的。闻言,波子感到自己“好像挨了当头一棒”,从而陷入了另一重困厄。现实正如竹原所说的那样:“把精神寄托在孩子身上,是母亲的逃脱办法啊。”[1]98波子一面反抗着,一面又逃避着,这种依附性与软弱性极强的反叛注定改写不了自己的命运。

(二)灵与肉冲突的道德困境

波子的反叛意识在爱情上有着很强的矛盾性。年轻时代的波子没有坚守自己与竹原爱情的决心,她选择听从父母之命与矢木结婚。但波子并没有决定忘记过去,她深知自己与丈夫矢木的爱情即便是“肉”与现实,但也只是空中楼阁,甚至不具备任何意义,而自己与未能厮守的竹原的感情才是“灵”与精神。于是,她在婚后并未中断与竹原的联系,二人保持着一种无法言说的秘密关系。但波子的此举并未有对丈夫的背叛之实,因为她与竹原的关系中并不掺杂任何性的欲望与肉体占有,他们的情感已然超脱尘世,二人依靠对彼此的精神照应来实现灵魂上的共话[3]。

波子的反叛意识是构建在找寻完整自我复归的目标之上的。一方面,她需要矢木这样的人来实现传统观念上的“个人的完整”,并以此令父母安心;另一方面,她深谙竹原虽然无法给予自己婚姻上的幸福,但能与自己实现心灵上的契合,于是她依靠与竹原幽会来实现情感的宣泄。但这却招致了一种分裂的现实,她既与丈夫形同陌路,又与竹原往昔不复,由此陷入了深深的哀愁与恐惧之中。因为波子这样的做法终究不符合道义,她也根本不能从中做好权衡,与竹原在曾经缺乏决心,在当下又缺乏勇气,于是就像女儿品子所说的一样,波子的情感生活只能以遗憾作结:“妈妈就是同爸爸分居,大概也不能同竹原先生结婚吧。”[1]260

(三)传统家庭的束缚与反抗的迟钝

波子的反叛意识在家庭中觉醒得极晚,具有很强的滞后性。波子与矢木的婚姻并无爱情基础,夫妻二人互不了解,同床异梦。丈夫矢木是个自私自利的纯粹负面形象,原是波子的家庭教师的他在婚后如寄生虫一般靠波子的钱生活,他疏于关照妻子与儿女,并瞒着波子偷偷存钱,甚至还把波子的房产暗中更至自己名下……对于这一切,波子向来默默忍耐,她不敢拒绝丈夫,对丈夫怕到了极致,即便身边许多人劝她离婚,她也不敢付诸现实。在丈夫不断亵渎她的芭蕾舞并抹杀掉她对家庭的全部付出后,波子终于心死,对家庭的反叛姗姗来迟。波子正是因为自身命运的悲剧性而迸发了反叛意识,在个人历程的演进中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具有新思想的新时代女性。波子对家庭的抗争从拒绝丈夫开始,她拒绝为丈夫生第三个孩子,并拒绝丈夫触碰自己。她不愿再与丈夫同床共枕,逐渐不再对丈夫感到恐惧,不顾丈夫的反对也要卖掉房子并修建讲习所。她知道这个家终将面临四散的结局,但这一次她选择不再努力维系与挽留。而不挽留,其实就是最好的反抗,因为这个家带给她的只有悲哀与创伤。

然而,波子对家庭的反叛依旧是浅层的,她没有与丈夫当断则断的勇气,也没有与竹原开辟新生活的可能,她无法与儿子补全那曾经缺失的亲情,只能在自我保护的基础上过着与从前差别不大的家庭生活。当女儿品子试探性地询问母亲是否会离开父亲开始新生活时,波子以沉默作为回答。这种沉默是缺乏果决的表现,也是波子反叛流于浅层的凸显。

总之,波子作为新时代独立女性的确具备反叛性,不论是在事业、爱情还是家庭层面都有她为之抗争的付出,但由于她的反叛具有依附性、软弱性、矛盾性、滞后性与浅层性,故导致她的反叛均未作出有效结果,依旧未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反而加重了自己人生的悲剧性[4]。不过,对于波子的未来,作者川端康成给出了颇具曙光的答案,作者借由竹原对品子的所说之语而肯定了波子个人反叛的努力,并给予了某种明示:“无论发生什么事……令堂的人生在于今后,就如同你的前途在于今后一样啊。”[1]263

三、波子命运悲剧的成因探源

(一)战争对日本国民的精神摧毁

在作品中,“战争”一词频频出现,就如同它所蔓延的伤害那般挥之不去。战争摧毁了人们物质与精神的双重世界,每个人固有的生活节奏因此而中断,只能在乱世之中极力寻找栖身之所,继而失去独立思考的自由。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被迫接受美国强加的社会改造,日本天皇制从“神化”走向“人化”,对神化天皇极尽虔诚的国民一时难以接受这般巨大的改变,从而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厄当中。

战争让人无法做自己,这在文本中有着深刻体现。矢木患上了严重的战争恐惧症,他声称自己只能活到下次战争,还断言波子的舞蹈事业也必将在那个时候终止。波子娘家的条件原本优渥,却因为战争而失去了财富,于是生活很快变得每况愈下。波子的固有人生因战争而支离破碎,面对战后的生活落差,波子忍受着精神折磨,丈夫矢木的悲观情绪不断打击着本就压抑的波子,久而久之,波子自己也怀疑起了自己的未来。对此,波子采取处处逃避的方式,她对女儿严厉地说:“不要再谈论战争的事了!”

“假使没有战争……”作品中充斥着这般对战争的无奈假设,这为人物的命运再添阴翳色彩。每个人物都倍感无力,他们的精神呐喊求告无门,想做的做不成、想留的留不住。作为战后民众的一员,波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浓浓的悲剧意蕴。

(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残忍压制

在父权制下,男性掌握着话语权,而女性的声音被淹没,并在极大意义上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由此地位低下,被剥夺了诸多社会生活机会,甚至不能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在家庭中,波子的付出几乎无人看见,丈夫对她可谓颐指气使。矢木觉得只要能做好家务便够了,他责怪波子不生孩子,嫌弃波子用电量大,并将波子的芭蕾舞事业视为“肉体表演”,对波子进行了无情剥削与压制。矢木这般大男子主义者是波子进行自我事业的巨大绊脚石,父权社会的压制令波子无法自由做自己。

(三)日本传统道德与观念的桎梏

日本传统道德观要求人们遵从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要求人们克制、忠诚、信义、知廉耻、懂牺牲,但从未教会人如何构建真实的自我。作为大家闺秀,波子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也不可避免地在其中蒙受传统道德的束缚;当波子作为一个女儿时,传统道德要求她孝顺,于是这造成了波子真实自我的失声,她无法争取自己与竹原的未来,只能嫁给矢木;当波子作为事业女性时,传统道德要求她多回归家庭并照顾家人;当波子作为一个母亲时,传统道德要求她勇于牺牲,为儿女无条件付出;而当波子作为一个最基本的女人时,日本传统道德又要求她贤良淑德、温柔体贴、真诚大方……日本传统道德为波子限定了诸多条条框框,却从始至终也没有鼓励波子要听凭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勇敢追逐想要的自由。由此,波子的命运悲剧增添了一层抹不去的烙印。

(四)川端康成美学中的悲剧取向

小说中时刻笼罩着的哀伤意蕴和波子命运中的悲剧色彩能从川端康成的悲剧美学取向中得以溯源。川端康成的童年是极其不幸的,他两岁丧父、三岁丧母、七岁失去祖母、十岁失去姐姐、十五岁失去祖父……亲人相继离去的他从来不曾拥有属于自己的家,这造就了川端康成的“孤儿根性”,也奠定了他文字的悲情基调。而他所根植的日本土壤本身就崇尚着“物哀”观,这让他的笔调更添孤寂与空漠之美。

战争让川端康成陷入痛苦与迷惘的挣扎之中,他认为战争将人们尽数抛弃。精神困顿的川端康成选择从文学中寻找出路,于是主人公波子的生活背景自然而然地被放置在了战后这一时段。但川端康成自身并不知道战后的国民应当何去何从,也未能从战后的反思中开启自我的“第二青春”,所以他亦无法赋予笔下人物以出路,于是波子懂得反叛却反叛得无力,她主动觉醒却只能初步觉醒,最终在命运的泥潭中上下沉浮。

总之,波子形象的悲剧性是由战争、父权社会压制与日本传统道德桎梏相集结而铸就的,亦是作者川端康成刻意而为之的。在诸多残酷现实的倾轧之下,彻底的反叛好似也真的无从谈起,所以波子的命运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四、波子形象反叛性的悲剧意义与启示

波子作为一个初步的觉醒者,她的反叛是被动与软弱的,从不曾与旧观念、旧道德正面抗争,她叹息多于反叛、沉默多于抗争,于是只能在命运洪流中化为浮萍,从始至终无法摆脱自身的悲剧性。作为彼时日本女性的一个缩影,波子命运的悲剧与反叛的失意证明着:战争、父权社会体系与日本传统道德俨然是三座“大山”,压得女性喘不过气,战后的日本女性想要与时代洪流做抗争,难如登天。

即便波子的抗争并不成功,但她一直步履不停,不断挖掘着自身的可能性。她的反叛给女性以启示:要清醒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刻清楚是什么在阻碍自己的成长并及时做出改变。必须身携坚定的女性意识,勇于向社会不公做抗争。

而波子的失败又给人以警戒:反叛必须彻底,不能流于表面,否则不仅无法使自己脱离窘境,还会加重自己人生的悲剧性。在实现自我成长与抗争时,要勇于向桎梏自己的传统观念与旧道德做彻底的了断,切忌优柔寡断与依附他人,想要彻底改写自己的人生,就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又不只是面对女性,亦不限于特定国家与特定时代,不论是何种国别与性别之人,在面对不公与失意时,都要及时反抗,且要反叛得彻底。面对纷繁芜杂的困境,我们必须鼓起勇气去正面人生中的各项挑战,要勇于主宰自己的命运。

波子的人生虽然荆棘丛生,荒诞而又可悲,但她一直为事业、爱情与家庭做着斗争,即便她的不彻底觉醒令自己的命运悲剧意味更浓,但勇于为生活抗争的人永远值得尊敬。就如同作者在结尾处的有意留白所昭示的光明性那样——遭遇人生困境并不可怕,真正让人绝望的是失去反叛的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