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 林标洲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院,重庆 万州 404100)

张金吾是江苏常熟有名的藏书家,受家族文化熏陶及同乡其他藏书家如汲古阁毛晋、述古堂钱曾等人藏书举动的影响,20岁时“始有志储藏,更十年,合旧藏新得,以卷计者不下八万”[1]15。这样的藏书量相较于古代藏书家来说也名列前茅。张金吾根据自己的藏书撰写了《爱日经庐藏书志》,由其首创而蔚为大盛的“藏书志”体制目录书[2]95,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提要体或“账簿式”目录,有着自身的独特性,既体现了传统目录学良好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传统,也有创新之处,启发了后来如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等目录书,是清代最有影响的私藏目录之一。

一、“藏书志”目录书

“爱日精庐”是张金吾读书和藏书的地方,张氏收藏的善本古书钤有“张印月霄”“爱日精庐藏书”“张金吾藏”或“诒经堂张氏珍藏”等题识标记。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经历过几个阶段,在其藏书“更十年……不下八万”后编成了一部20卷的藏书目录,挑选较稀见的传本及宋元明初刊本另编四卷,在嘉庆二十五年成善本书目《爱日精庐藏书志》四卷。此后数年,随着张氏藏书增多、藏书思想更加成熟,其“乃重加编次,附入原书序跋”[1]17,在道光六年编成36卷,随即又补撰4卷,共40卷,即今日常见40卷本,共计善本书765部[2]93。

“藏书志”这一目录书体例从张金吾而来,但其形成却并不是张金吾独创,是中国古典目录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体例详备,是采用传统解题目录形式,并仿效马端临《经籍考》和朱彝尊《经义考》,在其中加入了版本考订与鉴定的内容、附增序跋,使传统解题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在“藏书志”这一体例下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其基本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善本书为主

关于《爱日精庐藏书志》的编撰体例,张金吾在自序中提及:“择传本较稀及宋、元、明初刊本暨传写文澜阁本另为一编,凡万二千卷,非有裨学问、藉资考镜者不与焉。若有明及时贤著述,时代既近,搜罗较易,故亦从略。”[1]15通过自序所言可以看出,《爱日精庐藏书志》是张金吾对于所藏书籍文献经过精挑细选后著录的书目,即所谓“有裨学问、藉资考镜”。而这所谓的“有裨学问”是“宋、元旧椠,有关经史实学而世鲜传本者,上也。书虽习见,或宋、元刊本,或写旧本,或前贤手校本,可与今本考证异同者,次也”,根本宗旨是“要以有裨学术治道者为之断”[1]17。因此,在除开版本形态与内容讹脱衍倒之外,还要在意书籍文章的意旨是否能够有补于经学政教的大端,所以经史部文献占据了绝大多数,有别于清末张之洞所谓的“善本三义”,是张金吾的独特见解,是对清初“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潮流的继承。在这种观点之下,张金吾对于钱曾《读书敏求记》中所著录的巵言、小说、术数、方技,甚至是食经、卧法、鹘谱、鸽论以及象戏等内容十分不满,讽刺其“标钞帙之富”[1]15。但张金吾也并不对经史以外的杂书全盘否定,“若别集一类,古人精神所寄,要皆卓然可传,故亦兼收并采,不名一格。至若艺术、谱录、九流、小说以及二氏之书,择其稍古而近理者,略存数种,以备一家”[1]19,其有限收录的百家杂学仍然是以“近理”为主。对于张金吾这一学术倾向,严佐之先生认为他“把儒学经典奉为不二之正统,而不能以治史的观点看待六经和其他古籍文献”[2]92,这是张金吾目录学成就的一处局限。张金吾重视宋元旧椠,但在理智层面进行挑选,其认为“著录贵乎秘,秘籍不尽可珍;椠本贵乎宋,宋椠不尽可宝。要在乎审择之而已”[1]17,其中的审择倾向便是他的“近理”“有裨经学”思想。

(二)体例完备,版本详述

传统古典目录学主要有三种类别,分别为解题目录、传录体目录和辑录体目录[3]77。解题目录在每书下面详述书籍及作者概况、学术源流及刊刻传播情况。张金吾的《爱日精庐藏书志》既继承传统目录学撰写提要传统,又受到近世《四库全书总目题要》修撰的影响。张氏曾言:“藏书考镜,赖有书目,宋之晁氏、陈氏两家,其最善也”[4]1“伏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考核源流,折衷至当,草茅愚贱,何敢复赞一词。其或书出较后,未经采入《四库》者,仿晁、陈两家例,略附解题,以识流别”[1]19,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晁、陈二家私家解题式目录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撰写提要的推崇。他在每书之后必定详著书名、卷数、版本、作者及解题叙录,更附有原书序跋和历代题识、书目著存情况等。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六《九经疑难残本四卷》[1]92,张金吾自撰提要,认为此书保存部分失传古书内容,同时有部分内容“有裨经义”,揭示了书籍学术源流及价值,同时附加提及书页版式。又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尔雅三卷》[1]107,张金吾详述版本源流,多方对比,指明如题识、行格、字体等版本特征,附有校勘记。再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应子篆法偏旁点画辨一卷辨释篆法辨一卷》[1]125,除了像其他古籍一般表明刊本时代之外,还写明抄录补录来源,同时对于《述古堂书目》、倪氏(灿)《补元史艺文志》有收录此版本的情况一并著录,是张金吾本人“一书而两本俱胜者,仿《遂初堂书目》例并存之”[1]20思想的反映。张金吾在解题内容中,对一书的版式、行款、刻工、牌记、字体、刀法、墨色,甚至前后序跋题识顺序、镌刻抄录的来源与地点、递修版次等都有详加著录,这在各书的提要中都可以分别发现。关于书籍的来源,张金吾也会在解题内容中标注,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珍本古籍抄录方式的记录。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一《周易详解十六卷》[1]13《读易举要四卷》《周易象义十六卷》等,都标注“文澜阁传抄本”[1]14;卷十一《建康实录二十卷》标注“顾氏涧滨据宋本校”[1]167,同卷《宋太宗实录残本八卷》标注“从陈君子准藏旧抄本传录”[1]168;卷三十一《后村先生大全集一百九十六卷》标注“从天一阁旧抄本影写”[1]583等。这种辗转借书、抄书的方式是古代藏书家增加藏书种类、完善收藏书籍内容的传统,相互之间的校勘作用也更为明显。张金吾通过对这一方面的记录,客观上为古籍的收藏和流传情况提供了多方例证。

(三)多附序跋题识

目录书附载序跋,并非张金吾首创,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早已有之。张金吾将《经籍考》此种体例内容扩大并且丰富化、固定化,使得《爱日精庐藏书志》一书成为有内在理论指导的一次目录实践,而不是对前人目录形式的照搬。张氏在自序中曾言:“诸书序跋,凡世有刊本暨作者有专集行世,其序、其跋载于集中者,以及经部之见于《经义考》《小学考》,唐文之见于《全唐文》者,不更录入外,余则备载全文,俾一书原委,灿然可考。”[1]19由此观之,张金吾对于序跋的选录有着自己的原则,客观上达到了资料保存的目的。近年,有学者从《爱日精庐藏书志》中辑出北师大古籍所李修先生主编的《全元文》佚文50条[5],《爱日精庐藏书志》的序跋价值可见一斑。

张金吾深受《四库全书总目》影响,但《总目》的提要内容重学术授受源流、价值阐述,在版本考订方面略有不足。张金吾对历代序跋的形式应收尽收,分析版本源流,“借用读书题跋记的方式发表见解,但又将其置于规范化的总体格局中……客观记录和主观研究的结合,资料性和学术性的结合,使它蓄含更多的信息量,比以往的叙录解题更符合书目揭示图书形式和内容特征的本质要求”。[2]96顾广圻为《爱日精庐藏书志》作序赞道:“观其某书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展卷具在,若指诸掌,其开聚书之门径也欤。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复略就自叙、校雠、考证、训诂、簿录荟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其标读书之脉络也欤。”[1]21顾广圻一语中的,“聚书之门径”和“读书之脉络”,是指导藏书与读书二者关系的精辟之见。张金吾备载序跋,内容丰富,不仅包括古籍自身的版本、校勘和传播情况,还有撰者、藏者相关的学术观点、编撰收藏理念,甚至囊括相关劄子、表奏等文体内容。多方荟萃之下,使得《爱日精庐藏书志》这一书目在清人藏书家书目中脱颖而出。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尚书表注》[1]29收有顾广圻手校跋文,内容详实有据;同篇松蔼周春序则又明确标明该书的流传收藏情况,书籍逸散传播情况十分清晰;又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二十九《碧云集三卷》[1]476和《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1]477,都是从黄丕烈处抄录而来,而且都附有黄丕烈手跋。文献学史上有所谓“黄跋顾校”,二位大家手书序跋俱收录,足以察见《爱日精庐藏书志》的价值。此两种通过序跋题识知人论世的功用,对于理解书籍的学术价值有着极大的帮助。

张金吾与黄丕烈私交颇密,且对于黄丕烈所言“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一语十分赞同,也体现在他的书目编撰理念中。他在书目凡例中自言:“所载序跋,钞帙居多,转辗传写,类多舛误。是编所录,凡无别本可据者,虽显然谬误,一仍其旧,不敢以一知半解,妄下雌黄也。”[1]20这样的观点很明显是受到顾广圻“不校校之”的影响,不仅体现出张金吾自身审慎的学术风尚,也让《爱日精庐藏书志》更增严谨和学术性,为“藏书志”这一体式的开创和流传打下良好的开端。后来如陆心源在《皕宋楼藏书志》的例言中写道:“是编仿张氏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例”[6]3,体现了张氏书目对后来学者的影响。

二、张金吾藏书思想

张金吾的目录学贡献不仅仅指其《爱日精庐藏书志》一书,除开书目的体例内容之外,还要从其对待藏书、读书、借书的理念来体察。

张金吾的“爱日精庐”书斋以及《爱日精庐藏书志》取名自《大戴礼记》:“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难者弗辟,易者弗从,唯义所在,日旦就业,夕而自省思,以殁其身,亦可谓守业矣。”[7〗69“爱日”即惜日,珍惜时光,读书勤学,日旦就业。张金吾兢兢业业40年求学藏书,年少时学《诗》,稍长在祖父照旷阁读书,年仅18岁便能够帮助叔父张海鹏校《太平御览》,学习校雠学问。随后更是广泛涉猎六经,研习考证学问,尊汉学,申古义,学习声音训诂之学。后讲求古书,考核源流,研习簿录之学,纂集经说,更有汇萃之学的成就。读其《言旧录》自传,可以明白张氏所题“爱日精庐”并非虚言。

张氏言:“窃尝论之,藏书而不知读书,犹弗藏也;读书而不知研精覃思,随性分所近,成专门绝业,犹弗读也。”[1]17虽然“欲读书必藏书”这样的话有些太过绝对,但藏而不读确实是“犹弗藏也”。张氏这样的态度表明了一种对待藏书的开明态度,即重视书籍本身学术价值,而不仅仅将其当作死物,用来标榜自身藏书丰富。

张氏把自己的藏书之意在自序里作了明确表达,借用黄庭坚“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与丁顗“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1]18自证,读书与藏书被其有机联系在一起,不完全同于洪亮吉所谓的五种“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8]46之界限分明的藏书家,是在藏书家基础上的读书家,所以黄丕烈称赞张金吾为“真读书者之藏书”[1]545。张金吾自谓“……年垂四十,学问无闻,盖藏而不读,读而不专之过也”[1]18,虽然有自谦成分在内,但是张氏对于藏书与读书的看重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张金吾的同乡友人陈揆对于藏书态度便与张金吾不同,其表明:“书贵缄秘,则流布广而视之必轻,使是书由我而轻,我之罪实甚。”[9]678这种收藏心态可以说是古代绝大多数藏书家的常态。但是张金吾的观点却是与此针锋相对,他认为:“书贵通假,不通假则扃钥固而传本绝,使是书由我而绝,我之罪更甚。”[9]678张金吾秉持开放与开明的心态,将书籍当成一种传播文化与文明的工具,而不是将其视作金银死物,没有如清末孙峻所谓的 “吝借一瓻,不蕲流布于人间,一若目之为玩物”[10]5态度。如《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说文解字补义》自撰解题中,张氏言:“……惟是书仅存。兹既幸归予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用倩善书者录副以赠。予之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1]118张氏不愿自己珍藏私密,抄录副本赠给友人,或者在自己家中借与友人阅读,如傅绍洛就曾经在张金吾家穷两年时间,日夜阅读,尽千余卷[11]93,这正是其对待珍稀善本书籍的做法。由此可见,张金吾乐于分享藏书,但也并不是不看重珍稀藏书。

阮元在《虞山张氏诒经堂记》中这样评价《爱日经庐藏书志》:“古人实赖此与后人接见也,后人亦赖此及见古人也。”[12]1072这种评价在客观上说明了身处嘉道年间张金吾首创“藏书志”体例的重要性。张氏作为承上启下的藏书家、目录家,对有清一代的目录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其中寿而逝后,张金吾的老师黄廷鉴为其作传,以叹其不永年。张金吾开创“藏书志”目录体例,是对发展了两千余年目录体例的又一次扩展,中国古典目录学体例迨及清朝达到顶峰,便是许多如张金吾一般的藏书家不断精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