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华 王涛 楼润平 潘依菲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企业持续发展之基在于创新。文章设计了一种面向突破式创新的新度量指标，并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仍是显著的。数字化投资主要通过知识吸收能力来影响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组织韧性正向调节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投资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投资对非国有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提升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突破式创新理论成果，为企业通过数字化实现突破式创新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投资； 制造企业； 知识吸收能力； 突破式创新； 组织韧性

【中图分类号】 F27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24-0076-08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并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需要加快数字化步伐，在数字化、网络化及智能化的浪潮中增强自身竞争力。数字化投资是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在硬件软件方面的投入，能够帮助企业取得创新成果，增加企业价值[1]。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非制造业强国，制造产品主要集中在微笑曲线的底部环节。近年来，我国在制造业领域取得了众多突破性成果，但仍然面临着高端制造业被“卡脖子”的问题，芯片、光刻机等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品进口比例仍较高。为了摆脱这种困境，需加大数字化投资来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制造业企业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2]。数字化投资是促进我国制造业由中低端水平向高端水平发展的创新性举措，是帮助我国制造业企业取得创新成果的重要手段，只有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在关键技术方面不再依赖外部，我国方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不断迈进。

创新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话题，目前关于突破式创新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质量管理、基础研究合作等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3-5]，较少关注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机制检验也有待进一步完善。此外，已有研究对于如何衡量突破式创新，没有形成共识。如何衡量突破式创新，是一个难题，而要找到一个有效的度量指标也实为不易。

综上所述，针对已有研究的不足，考虑到关于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拟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对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创新点主要有：（1）拟提出一种新的衡量方式，用来衡量突破式创新；（2）引入知识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将知识吸收能力分为技术吸收能力和员工吸收能力两个维度；（3）引入组织韧性作为调节变量。本文通过设计模型对数字化投资、突破式创新绩效、知识吸收能力、组织韧性等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能够进一步丰富企业数字化相关理论成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

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在数字化硬件、软件等方面的投入，即为数字化投资[6]。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企业不断加大信息技术等数字化方面的投入，为企业的生产、研发、销售活动提供更多支持[7]。企业数字化投资为其研发活动提供了更便捷、有效的研发环境，方便研发人员的生产研发工作。同时，随着数字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能够更精准地掌握客户信息和知识，了解到客户的各种需求，从而进行新产品、新服务的探索和开发，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性创新成果，为企业开拓新的市场，大幅提升企业竞争力[8]。

突破式创新是企业在产品、技术等方面取得的全新的、突破性的成就，是企业获取新优势，抢占新市场的有效举措[9]。特别是在内外部环境不稳定的时期，激烈的竞争会破坏企业原有的创新范式，企业需要依靠突破式创新取得优势[10]。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对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影响[11]。数字技术可通过提升创新能力、吸收能力，进而帮助企业取得突破式创新[12]。例如利用大数据技术在资源整合方面的优势，企业可以更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改变创新模式，取得突破性进展[13]。所以在数字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改善其创新能力。

根据上述研究，本文认为，数字化投资能够提升企业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全新产品、技术的研发，帮助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因此，企业数字化投资能够对突破式创新产生积极影响，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数字化投资能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

（二）知识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

1.技术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

企业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硬件和软件投入能够不断提升企业的数字化水平，對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也会产生积极影响。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能够为企业的外部知识获取提供便利，帮助企业更高效地识别、收集、存储各种知识[14]。而技术吸收能力对突破式创新有着积极影响。技术吸收能力提高了企业获取内外部知识的效率，能够帮助企业对这些知识进行识别、分析、筛选，保留有利于企业研发创新的内容，并将这些知识进行内化，为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提供指导。

企业数字化投资通过技术吸收能力影响突破式创新。数字化投资从技术层面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提升知识管理水平。技术吸收能力帮助企业构建知识库，为突破式创新提供知识保障。所以技术吸收能力在企业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本文提出假设2—假设4。

H2：企业数字化投资对技术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

H3：技术吸收能力能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

H4：技术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2.员工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

企业数字化投资对员工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投资能够提高员工知识获取效率，员工可根据自身需要快速获得所需知识，降低时间成本。企业数字化投资为员工沟通、交流提供了更加快捷有效的渠道，有利于提高知识传播速度。企业进行数字化投资能够提高员工的技能和员工吸收能力，从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帮助企业实现技术突破和产品突破。员工吸收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知识获取的效率，降低时间成本，从而企业能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创新。

数字化投资通过员工吸收能力对突破式创新产生影响。企业的数字化投资为企业提供更多的知识获取渠道，提高知识转移、知识分享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的员工吸收能力。而知识吸收能力的提升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存在推动作用[15]。本文认为，员工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因此，本文提出假设5—假设7。

H5：企业数字化投资对员工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

H6：员工吸收能力能促进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提升。

H7：员工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三）组织韧性的调节效应

组织韧性是组织应对内外部变化，保持自身优势的一种重要能力，韧性强的企业面对内外部的变化时有着较强的应对能力，能快速解决变化带来的问题，抓住变化过程中的机遇，增强企业竞争实力，使企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研究发现组织韧性对组织绩效的提升有重大贡献[16]，并且组织韧性高的企业偏好于突破式创新[17]。企业数字化投资会对突破式创新产生影响，若这个企业拥有较高的组织韧性，就能够轻松应对数字化投资带来的各种变化，并借助数字化带来的优势去进行突破式创新；若这个企业的组织韧性较弱，它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处理数字化带来的问题，随后才可以开展创新活动。数字化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变革，企业要增强自身韧性以应对变革产生的问题。所以，本文认为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并提出假设8。

H8：组织韧性在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区间为2015—2021年，选择标准是在公司年报中披露有关数字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关于数字化投资的信息。最终共得到13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7年面板数据，这些制造业公司主要涵盖了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通讯和电子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等。数据构成方面，数字化投资数据以及知识吸收能力数据来自企业年报，企业专利等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CSMAR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突破式创新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关于突破式创新的衡量，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问卷法，如Cheng et al.[18]在调查问卷中利用相关题项对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进行了测量；另一种是用专利来衡量突破式创新，如张陈宇等[19]用发明专利来衡量突破式创新，用非发明专利来衡量渐进式创新，本文认为，发明专利中仅有小部分是属于突破性创新成果。

根据帕累托定律，任何社会中20%的人群占有社会80%的财富。帕累托定律常见于经济社会诸多领域，例如企业中20%的销售人员贡献了企业80%的销售额，银行业中20%的储户贡献了80%的存款，商业企业中20%的客户贡献了80%的收入。

人们常用专利来衡量创新绩效。专利可以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其中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最高，最能深刻衡量创新成果。本文认为，专利分布也符合帕累托定律：在发明专利中，20%的专利可以归类为突破式创新。

因此，根据帕累托定律，本文使用了一种新度量方式，即选取发明专利的前20%来衡量突破性创新，记为BRI。

2.解释变量

数字化投资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DGI）。企业数字化投资可分为数字化硬件投入和数字化软件投入，数字化硬件投入主要是企业固定资产中有关电子设备和计算机办公设备等投入，数字化软件投入主要包括企业无形资产中有关信息系统和软件等投入。本文在获取两部分投入数据后，对两部分数字化相关投入进行求和，对求和结果取自然对数后即得到数字化投资。

3.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知识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将知识吸收能力分为两个维度进行考察，即技术吸收能力（TAC）和员工吸收能力（SAC），以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来衡量技术吸收能力，以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员工吸收能力。

4.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组织韧性作为调节变量（OGR）。现有研究主要用财务波动、长期增长率等指标衡量组织韧性，如郝素利等[20]用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增长率来衡量。胡冬梅等[21]则选用企业年末的凈利润差值作为衡量指标。张少峰等[22]选取了净销售额增长累积和股票回报率两个指标，并用熵值法进行处理。参考上述做法，本文认为营业收入增长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总资产净利润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企业财务波动和长期增长率，所以整理了这三个方面的数据，并对三者进行了标准化，然后对标准化后的值求和取均值，用所得均值来衡量组织韧性。

5.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分别是资产负责水平（AVL）、总资产增长水平（TAG）、固定资产百分比（FAP）、经营性现金流量（OCF）、销售成本率（COS）和企业员工人数（STA）。其中，经营性现金流量用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来衡量。

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绩效影响，本文构建了模型1：

BRIi，t=α0+α1DGIi，t+βZi，t+εi，t  （1）

其中，下标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BRIi，t代表被解释变量突破式创新绩效。DGIi，t是核心解释变量，Zi，t是包含资产负债水平、总资产增长水平等在内的控制变量的集合。α0代表常数项，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

为验证技术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了模型2—模型4：

BRIi，t=α0+α1DGIi，t+α2Zi，t+ε1i，t  （2）

Mi，t=β0+β1DGIi，t+β2Zi，t+ε2i，t  （3）

BRIi，t=γ0+γ1DGIi，t+γ2Mi，t+γ3Zi，t+ε3i，t  （4）

其中，Mi，t表示中介变量，分别用TACi，t表示技术吸收能力，用SACi，t表示员工吸收能力。

为验证组织韧性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模型5：

BRIi，t=θ0+θ1DGIi，t+θ2DGRi，t×DGIi，t+θ3Zi，t+ε4 i，t（5）

其中，OGRi，t代表组织韧性，OGRi，t×DGIi，t是組织韧性和企业数字化投资的交互项。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由表2可知，企业之间的数字化投资存在较大差距，本文认为是受到企业类型及其规模的影响。企业总资产增长水平（TAG）、固定资产百分比（FAP）和销售成本率（COS）的均值分别为0.12、0.17、0.06，标准差分别为0.20、0.13、0.05，相差较小，表明企业之间的成长能力和销售成本控制能力差距较小。

（二）基准模型回归分析

由表3中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模型1中，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为0.17（p<0.01），说明数字化投资的增加能够推动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增加，H1成立。模型2中，数字化投资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参数为0.04（p<0.05），说明数字化投资对技术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H2成立。模型3中，技术吸收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为0.16（p<0.01），说明技术吸收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H3成立。模型4中，数字化投资对员工吸收能力的影响参数为0.05（p<0.01），说明数字化投资对员工吸收能力有正向影响，H5成立。模型5中，员工吸收能力与突破式创新之间的系数为0.32（p<0.01），说明员工吸收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绩效有积极影响，H6成立。

（三）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在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时参考了Baron et al.[23]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分别对技术吸收能力和员工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进行了验证。

在表4中，依照上文检验方法，对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了检验。模型2中，数字化投资对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参数为0.16（p<0.05），模型2通过验证。模型3中，数字化投资和技术吸收能力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分别为0.15（p<0.01）、0.12（p<0.05），说明技术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H4通过检验。表4中模型4和模型5是对员工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模型4中，数字化投资对员工吸收能力的影响参数为0.11（p<0.01），说明数字化投资能够提升员工吸收能力，模型4通过验证。模型5中，将数字化投资与员工吸收能力同时对突破式创新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分别为0.14（p<0.01）、0.25（p<0.01），说明员工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H7成立。

为了验证组织韧性的调节效应，本文根据模型5，将企业数字化投资、组织韧性、企业数字化投资与组织韧性交互项对突破式创新进行了回归分析。由表4可知，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有显著推动作用。模型6中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为0.16（p<0.01），数字化投资与组织韧性交互项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为0.02（p<0.05），说明组织韧性在企业数字化投资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调节效应，并且是正向调节，H8通过检验。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首先，对研究结果进行了滞后效应检验，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滞后性，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处理，由表5可知，数字化投资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分别为0.11（p<0.01）、0.19（p<0.01），说明在进行滞后性处理后，企业数字化投资仍能够促进突破式创新的提升。然后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随机效应检验，由表5可知，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回归结果在1%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同时，本文也选择变量替代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替换了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考虑到选取发明专利的前20%来衡量突破式创新，可能会将部分突破性专利排除在外，本文就选取发明专利数量的前30%来衡量突破式创新，记为BRI1。核心解释变量用数字化硬件投入和软件投入进行替换。从表5可知替换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依然有显著正向影响，研究假设通过检验。由表5替换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可知，数字化硬件投入和软件投入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分别为0.27（p<0.01）、0.19（p<0.01），回归结果显著为正，研究结果依然稳健。

（五）异质性检验

制造业企业的要素密集度不同，其资本投入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会产生差异[24]。因此，制造业企业类型差异可能会导致数字化投资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同的效果。参考张晴等[25]的研究，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可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三种类型。本文根据划分的结果，分别对三种类型制造业企业中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具体分析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对于突破式创新，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企业数字化投资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影响最大，影响参数为0.36（p<0.05）。数字化投资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9（p<0.05）、0.22（p<0.05），说明在三种类型企业中，资本密集型企业利用数字化可以取得更好的创新效果。

本文根据样本企业的产权性质，将制造业企业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对研究结果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由表6可知，数字化投资对国有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为0.08（p<0.05），对非国有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参数为0.34（p<0.01），说明对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而言，数字化投资均能够激发突破式创新活力，但对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通过对130家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2015—2021年面板数据的研究，本文检验了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验证了技术吸收能力和员工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了组织韧性的调节作用。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对研究结论进行了稳健性和异质性检验。本文的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1.企业增加数字化投资能够为突破式创新活动提供支持，帮助企业在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企业在硬件数字化和软件数字化方面的投入能够促进企业产品、技术、服务等创新，从而促进突破式创新能力的提升，增强企业的创新实力与竞争力。

2.知识吸收能力的两个维度，即技术吸收能力和员工吸收能力，在数字化投资和突破式创新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企业数字化投资对企业的技术基础、员工的工作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员工吸收能力，这两者对突破式创新也有着正向影响。

3.组织韧性正向调节企业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数字化投资对企业而言是一次转型升级，韧性强的企业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数字化过程中的问题，并迅速吸收数字化的优势，将数字化内化为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帮助企业在突破式创新方面取得成果。

4.数字化投资对不同类型制造业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有着不同影响。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而言，数字化投资对资本密集型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提升作用最为明显。对于国有制造业企业和非国有制造业企业而言，数字化投资对非国有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有更显著的正向影响。

（二）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

1.政府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完善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通过数字化实现新的发展。为进行数字化的企业给予适当的资金、技术支持，降低转型的成本与风险。制定合理的激励政策，鼓励企业敢为人先，积极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在核心技术和卡脖子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为制造企业营造转型创新环境。

2.制造企业，特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要把握好数字化投资为突破式创新提供的新机遇，加快硬件数字化和软件数字化的进程。研究发现数字化投资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水平。企业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引进数字化设备、技术，积极搭建数字信息网络平台，拓宽外部信息获取渠道。构建融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创新生态系统，加强与生态系统企业的沟通合作，利用全新模式取得突破式创新成果。

3.企业要重视知识吸收能力的培养。数字化虽然為企业的知识搜寻、知识共享、知识转移等提供了便利，但更关键的是如何将获取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实力，弥补在突破式创新方面的知识空缺。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突破式创新有重要影响。所以，在数字化已成为企业增强自身竞争实力的背景下，制造企业在加大数字化投资的同时，还需增强知识吸收能力，方便企业吸收内外部信息，将它们用于突破式创新。

4.企业要不断增强组织韧性，以提升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数字化对企业来说虽是一个机遇，但同时也会带来一定风险，企业只有妥善处理才能获得数字化带来的优势。企业需要持续增强组织韧性，如此才能实现利润增长和财务绩效提高，才能持续进行数字化投资和研发投入，从而在增长、稳定和创新之间保持平衡，实现数字化投资对突破式创新的促进效果，实现组织韧性的正向调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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