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王达

【内容摘要】作为一档以国际传播为目的的人物专访栏目，《高端访谈》呈现出与以往同类节目不同的“共同体”语态：在受访对象选择上，大多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政要，体现出共同参与、共同亲历的特征；节目形态上，更强调平等对话，体现出从向世界“访问”到与世界“访谈”的转变；价值观念上，更突出务实发展，共同面向未来，加强合作、推动变革。此外，“共同体”语态也在渠道拓展、文明互鉴、形成传播矩阵等方面具有创新性。这种创新语态的形成既有表达方式上的突破，也契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新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客观要求，反映当前国际传播的发展趋势，将对中国国际传播实践的创新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共同体”语态；媒体语态；国际传播；《高端访谈》

一、国际传播视域下媒体语态创新的时代价值

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大旗，依托我国发展的生动实践，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全面阐述我国的发展观、文明观、安全观、人权观、生态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在国家大力推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媒体语态创新讲好中国故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为必要。

2022年10月1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人物访谈栏目《高端访谈》。该栏目以关注国际焦点、洞察世界风云为主旨，探寻历史发展规律、全球发展之路、人类进步之道，推动中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创新，形成特色鲜明的国际传播新语态—“共同体”语态。在新闻报道的传播要素分析中，媒体语态指的是媒体的表达方式与叙述态度。我国媒体语态的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特征与政策背景。随着我国国际传播从“讲话”“说话”逐步转向“对话”，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发出的中国声音也将更加有力。

具体而言，“共同体”语态是指我国媒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就国际传播的内容、形式、价值理念等方面所作的话语创新。它在传播内容上显示着中国不再向世界竭力证明“我”，而是在共同体中观照自身、理解他者、共织“我们”，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语态。此外，“共同体”语态也在传播介质上标志着从通讯社、电视等媒体延伸到互联网等新媒体，形成网上网下一体的全媒体语态；在传播空间上更加强调国际传播新格局，推动形成内宣外宣联动的国际传播语态。从“共同体”语态角度分析研究《高端访谈》的国际传播话语创新实践，有助于总结既有经验，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媒体语态创新提供启示。

二、国际传播中的“共同体”语态：特征与启示

（一）人物选择：全球发展的共同亲历者与见证者

人物选择是人物专访节目的重要组成与关键环节，具有明显的定向性和明确的传播意图。截至2023年8月31日，《高端访谈》的受访对象包括五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以及5位国际组织负责人。这些特定人物的选择，构成了《高端访谈》国际传播“共同体”语态的主要内容特征。

第一，受访者大多曾参与、亲历“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作为“共同体”成员提供珍贵的顶层视角。“高端”不仅体现在访谈对象身份的权威，也体现在访谈资料的一手性上。如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在担任老挝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时就关注中老铁路建设项目，一路见证了中老铁路从开工到开通的历程。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参与了中黑合作标志性项目—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的招投标过程，他强调“秉持着对国家利益负责的态度，修建了这条高速公路”，“中国公司提供的標书方案最好”。这些故事均是受访者的亲身经历。他们在镜头前以第一人称进行讲述，为回击外界对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质疑提供了有力证据，使对“共同体”合作发展的内容传播更加真实可信。

第二，受访的国家领导人大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与我国有相似的历史际遇和发展任务。如阿尔及利亚总统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指出，中阿两国都曾通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也都曾经历战争、贫穷与饥荒，因此“有着相同的经历”。圭亚那总统伊尔凡·阿里认为，当战争影响粮食供应时，发展中国家和较贫穷国家将是最严重的受害者。从这些受访者的讲述可以看出，“共同体”语态的一大特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在国际传播中强调各个国家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有着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等成员。

（二）节目形态：从“我”到“我们”的共同建构

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曾提出传播的传递观与仪式观的概念。相较于单纯的信息传递，仪式意义下的传播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的身份聚集起来，具有共享、共同参与的意涵。在《高端访谈》中，主持人不仅是协助受众获取信息、起到信息传递作用的访问者，还是采取平等的“共同体”姿态，与受访者对话、与观众共情的“仪式”建构者。通过不断打磨现场布置、采访风格与访谈技巧，栏目组为访谈过程搭建了一个特殊的故事分享场域。这一场域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

1.真诚。真诚与得体是语言交际的重要原则。在节目中，主持人秉持客观公正的新闻原则，从问题切入，不回避问题，敢于谈真问题、碰硬问题，引发受访者的最大共鸣。如在向黑山总统米洛·久卡诺维奇提问时，主持人谈到西方指责中黑合作标志性项目—黑山南北高速公路是中国的所谓“债务陷阱”，以及黑山是否要在西方压力下被迫“选边站队”的问题；在向柬埔寨首相洪森提问时，提到个别国家对于柬埔寨所谓“过于依赖”中国的质疑。在真诚、得体、专业的语态下，这些提问被充分理解，也得到受访者的真诚回应。

2.平等。从访“问”到访“谈”，《高端访谈》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等理念与国际传播中的对话语态。主持人不是以听众的角色采集“他者”的故事，而是以对话者的身份与受访者共同讲述“共同体”的故事。正如一名网友的评价所言：“主持人的采访太能体现大国风度了，既能不卑不亢把对方摆在平等位置对待，又能充满亲和力地引导外国政要们更深入地探讨问题，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节目来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态度和魅力！”

3.亲和。在《高端访谈》中，主持人很好地把握访谈节奏，不咄咄逼人，通过润物细无声的亲和语态建立好感。有海外网友留言，认为这个节目与许多知名的国际访谈节目不同，“没有咬牙切齿，没有讽刺性的问题，没有挑衅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冲突的问题，真正纯粹的采访！”

4.共情。“共情”是一种可以换位思考、体验他人内心世界的能力。无论是从龙眼切入中国和柬埔寨双边经贸话题，介绍国家交往中的小故事，还是从数学切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治国理念，展现他富有趣味性的个人经历，主持人都能通过一个个“软话题”的精心设计，努力实现与受访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同时，共情表达也有助于引发不同国家和地区受众的认知共情和情绪共情，使之感同身受，从而取得更好的国际传播效果。

综上所述，人物专访节目形态从信息传递到共情共鳴的升级，是“共同体”语态的重要特征。正如主持人邹韵所言，访谈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个同频共振的对话场”。这与“诠释学”的观点极为相似。诠释的前提是要理解他人的视域。而理想的访谈就是双方共同参与建构，达成“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诠释的过程中，“第三种语言形成了，而他们的视域也得到了融合与转化，而变得更为丰富”。更重要的是，节目在海内外传播使得视域融合不局限于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而是在采访现场与受众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之间也实现视域融合。

（三）价值观念：面向未来的务实倡议

媒体凭借框架建构现实。媒体框架一般包括高、中、低三个结构，分别指涉媒体报道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借由个人与社会的互动，媒体框架有利于形塑并传递某种共有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高端访谈》深入阐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了“至善性秩序价值、共享性利益价值与解放性发展价值”。这些蕴含着多重叙事价值的中国主张、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成了媒体在传播中“共同体”语态的精神内核与宏观主题，即节目的高层框架。它们借由节目的访谈策划、事例的选择、语言的打磨以及后期的影像制作，在中、低框架中被进一步突出展现。

一方面，节目发出加强多边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完善的中国声音。当前，世界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人类需要正确选择未来方向。节目以此切入，在各级框架中强调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让团结代替分裂、合作代替对抗、包容代替排他。如在与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卢卡申科的对话中，强调“只有考虑彼此的利益，世界才能发展”；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在受访时认为中国提出的多个倡议“超越了安全与经济领域，关乎全人类”。

另一方面，节目强调国家之间互相尊重，推动务实合作。务实是“共同体”语态重要的中层框架。在节目中，主持人不断询问受访者双方应如何推动落实下一阶段的合作。这一媒体框架强调各国应该在尊重对方国家发展战略、符合彼此利益的前提下推动务实合作，而不是以一个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代价换取别国的援助和优惠。正如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所言：“与共建国进行密切磋商很重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而不仅仅是提供支持。”柬埔寨首相洪森更是在访谈中直言：“一些国家经常威胁我们、制裁我们。我坚信中国肯定不会对我们这么做”，他斥责某些国家“什么都没做，反而来质疑我们”。

上述访谈框架展现出中国“为各国谋发展，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谋进步”的大国担当，也体现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方面发挥着负责任国际媒体的积极作用，彰显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的影响力。

三、“共同体”语态的国际传播：效果与意义

（一）渠道拓展：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到影响广大受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因此，新时代中国的国际传播不能仅以美西方观众、英语观众以及传统媒体观众为主要受众。《高端访谈》采取差异化的受众策略，借助传播技术和艺术，旨在从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发展为影响更加广泛的受众。

第一，访谈语言多样。《高端访谈》充分发挥总台68种语言、全球191个驻外站点的传播资源优势，突破语言与地区限制，与全球许多南方国家领导人进行访谈。访谈不以英语为唯一语言，也不以英语观众为单一目标受众。受访者可使用其母语进行访谈，节目在后期配英语字幕。这样做一方面符合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多样性原则，另一方面也使全球南方国家的受众感受到尊重。

第二，拓展新媒体渠道。截至2023年8月13日，《高端访谈》全媒体受众规模已达4.78亿人。在电视传播时代，节目受到播出平台和播出时段的限制，受众与传播渠道往往有限，只能影响对节目感兴趣的“有影响力”的人。但在全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与新媒体平台随时随地观看节目并实现多级传播。节目不仅可以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也可以向每一个普通人传递价值理念。借助脸书、推特、优兔等国际社交平台，《高端访谈》节目得以触达更为广泛的海外受众，进一步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第三，重视年轻受众群体。据统计，在栏目全媒体受众中，年轻受众占比过半。这不仅得益于《高端访谈》以“思想+艺术+技术”的创作理念打造精品新品，让节目更加有理、有力、有料、有趣，也基于不断加强网上网下一体的互动创新，提升节目传播的“年轻态”与“网感”。例如，在与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访谈中，讨论了“治理国家和做数学题哪个更难”“学习数学会对治国理政有什么影响”等话题。这些内容与年轻人关心的话题非常贴近。栏目组将相关片段单独剪辑，以“碎片化”短视频的形式在互联网传播，满足年轻人的好奇心，迅速登上热搜。此外，主持人王冠在与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盖达尔·奥格雷·阿利耶夫的对话中，提到阿利耶夫在60岁生日当天做了15个引体向上。节目播出前，王冠专门录制了关于引体向上的趣味短视频，并以“撸铁达人总统”“爱健身的主持人遇上爱体育的总统”为标题发布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由此，《高端访谈》不仅吸引了对国际新闻、国际关系感兴趣的年轻受众，也在社交媒体上的年轻群体中不断扩大影响力。

（二）文明互鉴：从中国故事“走出去”到世界故事“走进来”

《高端访谈》是总台首个同时在央视新闻频道和CGTN英语频道推出的栏目。两档栏目选用同一位主持人，并用中英两种语言对相同访谈素材分别进行编辑制作。在全台合力播发的传播策略下，《高端访谈》整合、利用资源，创新性地将海内外观众视为全球“共同体”受众，进行“无时差”播出，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传播效果，是内宣外宣联动的有益尝试。

一方面，让世界故事“走进来”。在内宣外宣联动的思路下，栏目不仅通过海外播出推动中国故事“走出去”，也通过国内传播让世界故事“走进来”，切实加强文明互鉴。如在专访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时，主持人提到中国人熟知的印度尼西亚民歌《星星索》。这既拉近了与受访者之间的距离，也让国内受众通过熟悉的歌曲，加深了对于印度尼西亚文化的感知。

另一方面，将文明交流作为重要的访谈视角。《高端访谈》将文明交流作为节目主题与访谈提纲设计的重要部分，并以多种形式呈现。如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欣在访谈中提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与马来西亚的“昌明大马”理念相契合，“马来西亚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家，中国也有错综复杂的国情，因此，只有尊重他人，理解他们的文明、文化和贡献，才能生发出理解力和同理心。” 此外，多名国际政要在节目中展示中文能力或谈及唐诗宋词，展现他们对中华文明的浓厚兴趣。

（三）形成矩阵：从报道“他者”到记录人类共同发展的历史

《高端访谈》通过深度访谈国际政要，用“科学、准确、翔实、生动”的口述历史方式，全景、深度地记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探索与中国智慧，形成矩阵化的访谈资料库，彰显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大国担当与自信。

通过与国际政要的深入交流，《高端访谈》发出了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加强多边合作的权威声音；同时，有力驳斥西方对中国的污蔑抹黑与谣言谎言，展现中国为世界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明互鉴作出的积极贡献，提升中国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

《高端访谈》并非单次访谈，而是栏目化、规律性、成系列产出的高质量国际访谈节目。这对媒体机构的魄力、实力与定力有着极高的要求。人类历史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 。作为规模化的人物专访栏目，《高端访谈》以有力的观点、准确的事实、感人的细节，为绘制人类文明画卷提供了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结语

“共同体”语态在内容、形式、价值理念上呈现新时代特征，是当代中国国际传播话语创新的“国传体”。作为“共同体”语态的创新性作品，《高端访谈》栏目已取得诸多成就，同时也存在提升空间。第一，受众策略有待进一步细化。前文分析指出，《高端访谈》通过资源整合实现全媒体传播。但是，面对多元化的受众与渠道，还需深入思考：“你所面对的受众是些什么人？他们的特点、喜好、希望是什么？”“你要通过你的节目达到什么样的传播效果？”“受众将在怎样的状态下接收你的节目？”等关乎受众、目的、语境的国际传播策略问题。第二，亟須建立视听传播效果的综合评估体系。当前，《高端访谈》栏目已在国内外取得一定影响力，但是传播效果的评估仍有待加强。例如，精准传播需要精准测量。针对不同区域以及国别的国际传播，如何依照不同维度进行差异化测量？面对全球数据与区域数据，如何进行有效整合？如何将量化的观看数据与社交媒体留言的质性讨论相结合，又如何根据效果反馈对节目进行改进和完善？国际传播“共同体”语态的创新与探索仍任重而道远。

（责任编辑：林凌）

作者简介：周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王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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