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声 国

(井冈山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吉安 343009)

就《仪礼·丧服》篇的诠释而言,如果说隋唐时期是其诠释的集成式发展阶段,那么两宋时期则是其诠释的创发新义阶段,在诸多方面呈现出一定的创新与发覆。如对《丧服》制度“义例”问题诠释,不再满足于对具体服制条文的分析,更将其上升到理论层面的系统探讨上;在具体礼文的诠释中,强调将经学阐释和礼俗层面的发覆结合起来进行,实现礼制与礼俗的深度融合;等等。在宋代诸多学者的《丧服》诠释当中,朱熹及其门下弟子的研究极具特色,这其中,福州学者杨复所著《仪礼图》和《仪礼丧服图式》在《丧服》诠释上颇具亮点,受到了当时及后世诸多学者的关注与重视。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杨复《仪礼图》和《仪礼丧服图式》在《丧服》诠释上的具体情况进行粗略的探讨和总结,以期深入发见杨复在“五服”学上的学术贡献与研究价值。

一、杨复生平及著述概说

杨复(1164?—1234),字志仁,一字茂才,号信斋,宋福州长溪县(今福建省福安市)人。少时聪敏嗜学,博闻强记。嘉定年间(公元1208年—公元1224年),杨复门人礼部侍郎李骏、江西提刑郑逢辰为其表奏于朝,宋宁宗敕杨复为正奏状元,授文林郎。理宗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真德秀出任福建安抚使兼知福州,“尝创贵德堂于郡学以延之”[1],陶冶闽地后学,名震一时,当时闽士多诣其门求学。

与其同门蔡念成、赵师恕一样,杨复治学“从文公游,后卒业黄榦之门”[2]。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杨复于建阳考亭从学于朱熹。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朱熹应黄榦、杨楫、林湜等人邀请,避难长溪,曾至上东庵讲学,一时学者云集。在此期间,杨复得以侍朱熹左右问难聆诲,从而得朱熹真传。庆元六年(公元1200年)三月朱熹病逝后,杨复又继续师从黄榦问学,并且时常与刘子渊、陈日湖等人聚会切磋义理,力倡朱熹之学,深受时人推重。杨复对朱熹著述及先秦古籍“劲特通敏,考索最精”[3],生前撰有《仪礼图》十七卷、《祭礼》十四卷、《集注文公家礼》十卷、《〈家礼〉杂说附注》二卷,还有《〈大学〉〈中庸〉口义》《〈论语〉问答》《〈诗经〉杂说》等著作,并且赢得当时大儒真德秀“道宗圣贤,学冠古今。推明典礼会通之大,究极天地鬼神之精。虽未获身管枢要,而立言垂世,真足陶冶后学”的嘉誉。

在礼学研究上,杨复撰著影响甚大的《仪礼图》一书,成于绍定元年(公元1228年)。杨复“因原本师意,录十七篇经文,节取旧说,疏通其意,各详其仪节陈设之方位,系之以图,凡二百有五。又分《宫庙门》《冕弁门》《牲鼎礼器门》,为图二十有五,名《仪礼旁通图》,附于其后”,因而赢得四库馆臣所谓“于是《经》可谓用心勤挚”[4]的美誉。此外,杨复还参与完成了《仪礼经传通解续》一书的编纂工作。“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朱熹临终前,《通解》之书并未完成,于是“以《丧》《祭》二礼属勉斋黄先生编之”[5]3416,将《丧礼》《祭礼》二门托付黄榦继续修纂完成。朱熹逝世后,黄榦继续从事《丧礼》《祭礼》二门的编纂。“初,先生集《丧礼》《祭礼》粗有成编,嘉定己卯奉祠闲居,始得订定《丧礼》,俾复预检阅之役,次第将修《祭礼》,故朝夕议论多及之。……正经《特牲》《少牢》《有司彻》,先生尝教学者分章句,附传记而未备。《祭法》一篇,乃先生晚年手自编定,亦未备。”[5]3418-3419这期间,杨复应黄榦之邀,参与了《仪礼经传通解续》的修纂工作,“时在勉斋左右,随事咨问钞识,以待先生笔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遗憾”[5]3420。杨复不仅承担了黄榦《通解续·丧礼》的分卷工作,还独立完成了《仪礼丧服图式》一卷。根据杨复所撰《宋嘉定癸未刊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后序》之说:“既而又念丧礼条目散阔,欲撰《仪礼丧服图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于其后。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呜呼,此千古之遗憾也!……而《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憾,后之君子有能继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5]3417据此可知,《仪礼丧服图式》一卷的纲要原本是黄榦在世时所拟定,后来又由杨复继续完成该卷的编撰工作。此外,在黄榦去世后,杨复以黄榦弟子的身份,继续“完成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的分卷工作,最后重修《仪礼经传通解续卷祭礼》”[6]。

二、《仪礼图》服制诠释特点

杨复《仪礼图》共十七卷,按照《仪礼》十七篇序次,每一篇独立为一卷。杨复对于《仪礼·丧服》篇及其丧服制度的诠释,主要体现在该书卷十一部分。通观该卷的丧服制度诠释,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首先,杨复《仪礼图》丧服制度卷的诠释体例较为独特,兼具随文释义体和图解体著作的双重特点,而且巧妙地将其融合为一个整体。就其处置方式而言,该书所绘制的每一幅图前,均有完整的《丧服》篇经传文,而且在《丧服》篇经传文后,引录有相应的礼经郑玄《注》、贾公彦《疏》文,然后绘制每一部分经文的礼图。由于该书所绘制的每一幅图均放置在相应的礼文段落之末,颇具总结性的味道。因而这种放置方式,既是对此前服制礼文的总结,也有助于读者把握《仪礼》礼文的分段情况。由此通篇彰显出杨复《仪礼图》的经文诠释具有鲜明的双重诠释特性,即:既关注于传统的《丧服》经文的词句诠释,随文释义的色彩鲜明,体现出一定的学术延续性一面;又重视通过图表的方式对《丧服》篇各类服制的归纳总结,彰显出杨氏治学的创新性一面。

其次,杨复《仪礼图》所绘制的礼图类型丰富,既有服制义例图,也有归属“丧服制度”的器物图类型,以及切于实用目的的丧服表解图,兼具礼经学和礼俗学并举的特点。统揽《仪礼图》卷十一《丧服》篇诸礼图,杨复共绘制各种服制图达二十九幅:斩衰正义服图、齐衰三年降正服图、齐衰杖期降正服图、齐衰不杖期降正义服图、齐衰三月义服图、大功殇降服图、大功降正义服图、小功殇降服图、小功降正义服图、缌麻降正义服图、五服衰冠升数图、衰裳图、冠图、绖带图、本宗五服图、天子诸侯正统旁期服图、己为姑姊妹女子子女孙适人者服图、大夫降服或不降图、大夫妇人为大宗服图、己为母党服图、母党为己服图、妻为夫党服图、己为妻党服图、妻党为己服图、臣为君服图、臣从君服图、君为臣服图、妾服图、公士大夫士为妾服图。统观杨复《仪礼图》所绘制的二十九幅图,大致存在以下三个层面类型。

一是前十幅图,基本上都是属于服制义例图,内容极其丰富,大致包括:具体服制所涉服制义例类别情况,丧服变除情况,丧服条文义例归属情况。为显明计,兹转录《齐衰三年降正服图》于此,借以考见杨复所绘制的服制义例图之所涉内容情况。

齐衰三年降正服图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为受,衰七升,冠八升)

父卒则为母(案:此降服乃降斩衰而为齐衰也。贾《疏》曰:“家无二尊,屈于父,为之齐衰。”)

继母如母

慈母如母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为受,衰八升,冠九升)

母为长子

妾为君之长子

如《齐衰三年降正服图》所示,《丧服》篇经文《记》中相关服制条文(甚至于包括《礼记》中的相关丧服条文)的服制义例情况,以及“既葬,以其冠为受”前后的衰、冠变除情况,杨复都通过图表的方式标识得很清楚,称得上是对郑玄、贾公彦《注疏》成果的系统总结。该书其他各幅服制义例图,亦莫不如此,没有例外。至于第十一幅图《五服衰冠升数图》,称得上是杨复对前十幅图中衰、冠变除情况的集大成图例,极具总结色彩。从形式上看,这十一幅图,基本上属于表解图的性质,大都以列表形式反映服制义例及其衰、冠变除情况。

二是从第十二幅图到第十四幅图,属于器物图的类型,杨复《仪礼图》将其归口于“丧服制度”和“妇人丧服制度”之下。《衰裳图》的图例见下,包括裁辟领四寸图、辟领四寸为左右适图、裁衽图、别用布横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塞阔中为领图、反摺向前图、两衽相叠图、衰衣前图、衰衣后图、裳制等九幅小图[7]196-197。此外,《冠图》(见图1)包括斩衰冠、齐衰冠、大功冠、小功冠、缌麻冠等小图,其中后三幅小图虽未绘图,但“大功冠”下有云“并同齐衰”,“小功冠”下云“三辟积向左,余与齐衰同”,“缌麻冠”下云“澡缨辟积同小功,余与齐衰同”[7]198;《绖带图》包括首绖和要绖。

图1 《冠图》

三是从第十五幅图到第二十九幅图,基本上属于表解图的类型,杨复《仪礼图》卷十一将其置于服制义例和器物图之末,是因为:其一,从其和此前两部分的著述体例差异对比来看,这一部分各图例服制规定并不局限于《仪礼·丧服》篇经《传》《记》文和《礼记》相关篇目的条文规定,很大程度上具有当时社会民间礼俗的色彩;其二,从诠释功用角度言,这一部分各图例所总结讨论的,往往是从现实社会服丧需求的角度绘制而成的,有助于民间社会人士确定所属亲属服丧类型、服期之类规制;其三,前两类礼图更多属于礼经学的诠释范畴,而后一类礼图更多属于礼俗学的著述范畴,以切于实用为目的。

再次,从《丧服》篇经传礼文的诠释角度来看,主要以剪裁截取郑玄《注》和贾公彦《疏》为诠释手段,彰显出简洁准确的诠释风格,不以发明创新为要务。该书在每一句经文后的解释行文,基本上皆源出于摘录郑玄《注》、贾公彦《疏》的诠释话语而成。关于郑玄《注》的诠释话语,杨复大都全文引录,也有少数情况下乃删除郑玄的一些训释语,例如,《丧服》斩衰三年章:“父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郑玄《注》:“此言为父后者,然后为长子三年,重其当先祖之正体,又以其将代己为宗庙主也。庶子者,为父后者之弟也,言庶者,远别之也。《小记》曰:‘不继祖与祢。’此但言祖不言祢,容祖、祢共庙。”[8]1100杨复在引录这则训释话语时,删除了“《小记》曰:‘不继祖与祢。’此但言祖不言祢,容祖、祢共庙”两句,这两句显然是属于拓展性话语,不影响读者对《丧服传》文的经义理解。据此可见,杨复删除的郑玄《注》语,大多是与《丧服》经传文要旨诠释关联度不甚明晰的诠释性话语。

至于贾公彦《疏》的诠释话语,大致分两种处置情况。

一是对于贾氏训释《丧服》经传之文的诠释语,杨复大多截取关键性的话语,重新组合表述。例如,《丧服》斩衰三年章:“妻为夫。《传》曰:夫至尊也。”贾公彦《疏》:“妇人卑于男子,故次之。案《曲礼》云:‘天子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后以下皆以义称士,庶人得其总名妻者,齐也。妇人无爵,从夫之爵,坐以夫之齿,是言妻之尊卑,与夫齐者也。若然,此经云妻为夫者,上从天子,下至庶人,皆同为夫斩衰也。《传》言‘夫至尊’者,虽是体敌,齐等夫者,犹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则天夫。又妇人有三从之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是其男尊女卑之义,故云夫至尊,同之於君父也。”[8]1101可是,在杨氏《仪礼图》中,仅仅摘录如下数语:“夫至尊者,虽是体敌,齐等夫,是妻之尊敬。以其在家天父,出则天夫。是其男尊女卑之义,故同之於君父也。”[7]174两相对比,显而易见,杨氏的《疏》文更趋简洁,大都紧扣礼意进行剪裁贾氏训释文,举凡与经文礼意无关者,都删除不引。

二是对于贾氏疏解《丧服》郑玄《注》文的诠释语,杨复大多数情况下不予截取采用,只有少数情况下,杨氏才会截取与经文诠释关联度较为密切的贾氏申解郑《注》训释语,倘若与《丧服》经传文要旨关联度不高的疏语,杨氏则径直予以删除。例如,《丧服》齐衰三年章“母为长子。《传》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一文之后,杨复《仪礼图》仅仅摘录了贾公彦疏解经传的训释语,至于贾氏申解郑《注》“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祢之正体”的训释文,即“云‘不敢以己尊降祖祢之正体’者,上《传》于父已答云‘正体于上’,是以郑解母不降,亦与父同,以夫妇一体,故不降之义亦等”[8]1104文中之等,明显属于申解郑玄《注》语所以然的训例,杨氏并未引录到经文之下。

续次,从礼文的处置上看,杨复提升了《丧服传》和《礼记》中《丧服小记》诸篇的地位,截取其中的相应礼文,将其与《丧服》篇经文融为一体。在诠释《丧服》篇经文之时,杨复有意识地割裂《丧服传》和《礼记》中的某些丧服制度礼文,将其放置在相应《丧服》经文的相关服制条文之后,而且使用与《丧服》经文同样字体、同样大小字样予以标识,借以补充拓展《丧服》篇礼文的服制内容。例如,《丧服》斩衰三年章“父。《传》曰:为父何以斩衰也?父至尊也”一文之后,杨复《仪礼图》增附了一条相近内容的《丧服传》文“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二者之间用一个表示间隔的符号“○”隔离开来,并且在文前标识一个“传”字表明礼文出处。紧接着,杨复又在同章“诸侯为天子。《传》曰:天子至尊也”一文之后,增附了一条《礼记·檀弓上》文“方丧三年”,以及《礼记·服问》的两条经文服制规定“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7]173。杨复直接在最前一条礼文前标识一个“记”字,表明礼文源出于《礼记》;增补的不同礼文条目之间,以及他们与《丧服》自身的经文之间,往往增加一个表示间隔的符号“○”,然后在注释之末加一个表示间隔的符号“○”,标明礼文所属具体篇名。这种处置方式,不仅提升了《丧服传》和《礼记》丧服制度诸篇作为经的地位,而且对于丰富《丧服》篇的服制规定也具有重要的帮助。

复次,杨复重视对《丧服》篇礼文中大量礼器礼物的总结和诠释,并将其汇总集结为“丧服制度”和“妇人丧服制度”两个部分。其中“丧服制度”部分所绘制的图例包括衰裳制、冠制、绖带制、杖制、屦制;“妇人丧服制度”部分包括衰制、布緫制、笄制、髽制、首绖、绖带制、杖、屦。每一种丧服礼器礼物下,杨复往往多有考证研究,如其论及“绖带制”时考证指出:“男子大功以上,小敛皆散垂,至成服乃绞。此妇人之带,小敛即结,本不散垂。”又:“经传妇人无绞带明文,惟《丧服》斩衰章《疏》云:妇人亦有绞带,以备丧礼。又案:卒哭,大夫去麻带,服葛带,而首绖不变;妇人以葛为首绖,而麻带不变。既练,男子除绖,妇人除带,盖男子重首、妇人重腰故也。”[7]200凡此之类总结性的考证,对于礼经行文的把握颇有裨益。值得注意的是,杨复对这两部分,不仅仅绘制器物图,同时也从《丧服》篇经《传》《记》和《礼记》当中寻找相关礼文,并从郑玄《注》和孔颖达、贾公彦《疏》文当中寻找摘录有关训释材料,加深了读者对“丧服制度”和“妇人丧服制度”有关丧服器物的认知,与服制义例图例部分一样,同样兼顾了随文释义体和图解体双重诠释体例的需求。

最后,从第十五幅图到第二十九幅图诸表解图的绘制情况来看,杨复继承了其师朱熹的学说,秉持一种发展的“五服”制服原则理念。《礼记·大传》:“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与此同时,《丧服小记》篇也说:“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对于《礼记》总结出来的《丧服》篇制服原则,杨复继承了业师朱熹的思想学说,《仪礼图》中,杨复曾转引朱熹如是一番诠释话语:“然亲亲、长长、贵贵、尊贤,夏商而上,大概只是亲亲、长长之意。到得周来,则又添得许多贵贵底礼数。如始封之君不臣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诸父而臣昆弟;期之丧,天子诸侯绝大夫降,然诸侯大夫尊同,则亦不绝不降;姊妹嫁诸侯者,则亦不绝不降。此皆贵贵之义。上世想皆简略,未有许多降杀、贵贵底礼数。凡此,皆天下之大经,前世所未备,到得周公搜剔出来,立为定制,更不可易。”[7]203-204据此可证杨复之制服理念之一斑。

三、《仪礼丧服图式》之《丧服》诠释

作为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的一部分,杨复编制的《仪礼丧服图式》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既有与黄榦所编纂的《丧服》《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门类相关联、相照应之处,也具有自身的独到之处,体现出杨复治学的特殊性。

(一)与黄榦《通解续》服制礼文诠释之间的差异性

就黄榦与杨复二者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的差异性情况来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其一,从诠释理路和诠释体式情况来看,黄榦从“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出发,采用的是“纂集体”著述体式;而杨复撰述《仪礼丧服图式》时则更多采用的是“图解体”著述体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通解续》之《仪礼丧服图式》共分上、下两卷,包括“五服图”“五服义例”“五服式”“古今五服沿革”四大类目,各类目丧服图式情况依次如下。

“五服图”包括:本宗服图、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图、女子子适人者为其本宗服图、为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服图、天子诸侯正统旁期服图、大夫降服或不降服图、大夫妇人为大宗服图、己为母党服图、母党为己服图、姑姊妹女子子之子及内外兄弟相报服图、妻为夫党服图、己为妻党服图、妻党为己服图、臣为君服图、臣从君服图、君为臣服图、妾为君及其党服图、公士大夫为妾服图。

“五服义例”包括:五服升数、降正义服例、从报名加生服例。

“五服式”包括:始死变服图、将小敛变服图、髺发免髽图、袭绖带旁通图、男子成服旁通图、妇人成服旁通图、杖、丧车制图、奔丧变服图、并有丧变服图、吊服图、启葬反哭虞卒哭变服图、男子卒哭受服旁通图、女子卒哭受服旁通图、练变服受服图、大祥服图、禅服图。

“古今五服沿革”包括:三年之丧、本宗服、夫党服、母党服、女子子适人者为本宗服、为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服、降服。

纵览杨复《仪礼丧服图式》,并不以纂辑各类文献编制经传记文及汉唐注疏材料为手段,而是通过或绘制图表或绘制丧服礼物图的方式,这与他在《仪礼图》中所采取的诠释方式是基本一致的。

其二,从按语部分引述同时代学者的言论角度来看,二者也颇有差异之处:黄榦《丧服》《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卷目当中,除不多几处引用恩师朱熹的话语外,几乎不引用同时代学者的见解;而在杨复所撰《仪礼丧服图式》当中则恰恰相反,上、下两卷中引用涉及的学者数和引用次数极其惊人。据笔者统计,其中引用文献涉及的学者包括朱熹、沈括(字存中)、邵雍(别号伊川先生)、黄榦、司马光(司马温公)、张栻(号南轩)、张载(世称横渠先生,尊称张子)、胡管见等人。引用各家学者的言论次数依次为:引朱熹语28次,引张载语12次,引司马光语4次,引邵雍语2次,引沈括语1次,引黄榦语1次,引张栻语1次,引胡管见语1次。显而易见,其中以援引杨氏恩师朱熹之语次数为最。杨氏引用朱熹等人的话语,目的在于帮助丧服条文具体规制及其礼意的诠释,例如《仪礼丧服图式》之“五服图”部分,“己为母党服图”图例末端小注引朱熹文说:“先师朱文公曰:姊妹于兄弟,未嫁期,既嫁则降为大功。姊妹之身,知不降也,故姨母重于舅也。”又:“又问:‘从母之夫、舅之妻皆无服,何也?’曰:‘先王制礼,父族四,故由父而上为族曾祖父缌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于舅,故从母之夫、舅之妻皆不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时,似乎杂乱无纪;仔细看,则皆有义存焉。’”[7]200以上二则所引朱氏语,前一则训例是针对具体的服制条文所做的解释,后一则训语重在揭示服制条文背后隐含的礼义。这种引用各家贤哲学术观点的做法,事实上也是杨复诠释《丧服》制度及其丧服礼文的一种独特举措。

其三,从丧服制度建构的适用性角度而言,黄榦的《丧服》诠释更强调通过文献纂集的方式,进行古礼之丧服制度重构;而杨复《仪礼丧服图式》的丧服制度诠释则不局限于此,同时也强调后世现实社会的服制适用性问题。朱熹曾经说过:“古礼于今实难行。尝谓后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番,令人苏醒,必不一一尽如古人之繁,但仿古之大意。”[9]杨复接受了朱子的礼学思想,主张古礼中丧服制度的某些礼物如有不适应后世现实需求之处,需要从切于适用的角度进行调整。例如,“丧绖带旁通图”下,杨氏注云:“《仪礼注疏》所论绖带十分之数甚密而难用,约法甚疏而易见,今图只用约法,后《成服受服图》准此。”[7]214在杨复看来,既然汉唐学者所论绖带在现实社会“十分之数甚密而难用,约法甚疏而易见”,故其所绘制的“丧绖带旁通图”和“成服受服图”只采用约法,而不遵古制规定。显而易见,这种处置方式,和朱熹倡导的“礼,时为大”的制服理念是一脉相承的。

其四,从讨论所涉及的丧服制度时域范畴来看,黄榦进行《丧服》文献纂集的文献主要来源于《仪礼·丧服》篇和《礼记》中的《檀弓》《杂记》《丧服小记》《服问》《曾子问》《玉藻》等礼篇,以及《周礼》《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孔子家语》等有限的几种儒家典籍记载,仍然属于经学的讨论范畴;而杨复《仪礼丧服图式》的丧服制度诠释则并不局限于此,尤其是其所撰“古今五服沿革”部分,着意于丧服制度的古今沿革与变迁情况发覆,更多具有了礼俗学的色彩。例如,“妻为夫之从祖兄弟之子”的服制情况,经传无文说明,而杨复指出唐以来服制情况说:“《开元礼》:‘为夫之从祖兄弟之子缌。’今服制,令为夫再从兄弟之子缌。”[7]244又如,“妻为夫之舅及从母”的服制情况,经传亦无明文,而杨复指出唐以来服制情况说:“《开元礼》:‘为夫之夫之舅及从母报缌。’今服制,令为夫之舅及从母缌。今服制,令舅姑为适妇不杖期,为众子妇大功,为兄弟之妇大功。”[7]244事实上,其中所讨论的服制条文,很多都是经传及汉唐注疏无明文之例,如“舅母”“堂姨舅”“甥之妇”等母党,“出母为女适人者”“兄弟之女孙适人者”“从祖祖姑适人者”“从父兄弟之女适人者”等一类女子适人者,杨复都用一本《开元礼》和南宋时“今服制”情况进行发覆。

(二)与黄榦《通解续》服制礼文诠释之间的关联性

就黄榦与杨复二者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的关联性角度来看,除“古今五服沿革”一类目之外,杨复《仪礼丧服图式》的其他三大类目,都是建立在黄榦《仪礼经传通解·丧礼》各部分的基础上绘制而成,试分别言之如下。

其一,杨复的“五服图”诸图,大都是建立在黄榦的《丧服》《补服》两个部分的基础上绘制而成。关于这一点,杨复《仪礼丧服图式》之“五服图”部分,便多次通过礼图标目之下的小注进行说明。例如,“己为本宗服图”下小注云:“详见《丧服》及《补服》本章。”[7]193又:“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图”下小注云:“详见《丧服》《补服》。”[7]196又:“大夫妇人为大宗服图”下小注云:“详见‘齐衰三月’章。”[7]200又:“己为母党服图”下小注云:“详见《丧服》。”[7]200据此可见,杨复“五服图”的绝大多数图例,都是依据黄榦《丧服》《补服》的服制条文绘制而成。

其二,杨复的“五服义例”同样是建立在黄榦的《丧服》《补服》两个部分的基础上绘制而成。“五服升数”图表,诚如杨氏所云:“已上衰冠升数并受服,出本经《记》贾氏《疏》,详见《丧服制度》‘衰裳’条。又有既练受服,见《练变服受服图》。”[7]206《丧服制度》,便是黄榦编纂而成。至于“五服义例”中的“降正义服例”和“从报名加生服例”两个图表,显然是依照汉唐学者郑玄、贾公彦、孔颖达等的《注疏》诠释成说编制而成。虽然在黄榦的服制诠释模块中并不能找到相应的部分,但是黄榦《丧服》《补服》中对服制条文的诠释,显然基本上是照搬郑玄、贾公彦、孔颖达等的《注疏》诠释成说的。因此,与黄榦的服制义例观并无明显的差别。

其三,杨复的“五服式”是建立在黄榦的《丧服变除》《丧服制度》等部分的基础上绘制而成。关于这一点,杨复《仪礼丧服图式》之“五服式”部分,便多次通过礼图标目之下的小注进行说明。例如,“丧车制图”下小注云:“详见《丧服制度》。”[7]224又“并有丧变服图”下小注云:“详见《丧服变除》‘并有丧变服’‘不杖除服’‘大祥除服’。”[7]226又“吊服图”下小注云:“详见《补服》内‘吊服加麻’及‘吊服’条,及《丧大记》‘袭绖带小敛奠’条。”[7]227据此可见,杨复“五服图”的绝大多数图例都是依据黄榦《丧服》《补服》的服制条文绘制而成。

(三)其他服制诠释值得关注之处

综上两方面所述,杨复《仪礼丧服图式》中的《丧服》制度诠释成果既有对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丧服”部分成果的继承之处,同时也存在有别于《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的诠释之处。考察《仪礼丧服图式》上、下卷,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除了上述涉及的内容外,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杨复关于“五服”条文服制义例归属的总结与研究。《仪礼丧服图式》“五服义例”部分,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五服”升数的讨论,一是“五服”条文具体义例归属的问题。其中“五服”升数的讨论,杨复指出:“已上衰、冠升数并受服,出本经《记》贾氏《疏》,详见《丧服制度》‘衰裳’条。”[10]可见,杨复关于“五服”升数的认知,基本上是采纳了贾公彦《疏》的意见。但是杨复也注意到,贾《疏》自身诠释往往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疏家于《丧服》篇首(云)‘第五,明《丧服》章次,以精粗为序’,其说又曰‘三年齐衰但有正而无降、义’,则与疏衰期《丧服记》疏所说不同;又谓不杖章有正有义而无降,亦与不杖章《疏》文不同。合观诸说,自相抵牾,此不可晓,当考。”[7]209

至于有关“五服”条文服制具体义例的归属问题,杨复“五服义例”部分亦逐一列出各类服制类型所属“五服”条文。为彰显杨复的丧服义例认知观,我们将杨复《仪礼图》中的归属情况与《仪礼丧服图式》进行了对比,发现二者在具体五服条文义例上大同小异,存在义例归属情况差异的条文详见表1。

表1 杨复服制义例归属差异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杨复《仪礼丧服图式》中有“五服义例”中既有“降正义服例”表,又有“从报名加生服例”表,但并不意味着杨复将从服、报服、名服、加服、生服等与降服、正服、义服三者并列。杨复声言:“降、正、义服之中,其取义又有不同者,有从服,有报服,有加服,有名服,又有生服。”[7]210在杨复看来,从服、报服、名服、加服、生服等,只是导致服制条文义例归属差异的取义因素而已。

其次,关于杨复《仪礼丧服图式》各个图例部分的小注,内容亦极为丰富,同样也是杨复丧服诠释的重要组成部分。考察众多小注,除了援引同时代学者的注释语之外,主要涉及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重视对各类“五服”制服中轻重之义的揭示。杨复揭示“制服轻重之义”说:“据至亲以期断,父母加隆三年,祖父母以尊加期。以次减之,应曾祖父母大功,高祖父母小功,而据齐衰三月者,《丧服》注云:‘重其衰麻,尊尊也。减其日月,恩杀也。’不可以大功、小功旁亲之服加至尊也。”又说:“子服父母三年,故父母服子期;若正适传重,则三年。父服子期,故祖服孙大功;若传重,亦三年。 孙既大功,则曾孙宜小功。但曾孙服曾祖齐衰三月,故曾祖报亦三月也。玄孙亦缌。”[7]193凡此之类,对揭示己为本宗服制背后蕴含的礼意颇具裨益。

其二,注意揭示丧服者与丧服对象服制类型的特殊变化。例如,同样是庶子为其母,又有各种不同服制,杨复考证后指出:“公子为其母练冠麻,麻衣縓缘,既葬除之。君卒,庶子为其母大功。 大夫之庶子为其母大功。大夫卒,庶子为其母三年。 士在,庶子为母杖期;父卒,为母三年。 以上公子及大夫、士之庶子不承后者如此。若承后,则皆缌,按‘缌’章‘庶子为父后者为其母’是也。”[7]194按:杨复这一段注文,讨论庶子为其母的服制情况,不仅涉及“公子及大夫、士之庶子不承后者”父在和父卒的差异,同时又指出“公子及大夫、士之庶子承后者”皆服缌的服制共性,对于现实社会人们的服丧需求具有裨益。

其三,强调对“五服式”各类丧服服饰的具体规制和异同考察。《仪礼丧服图式》之“五服式”部分,实际上便是对丧服制度所涉及的各类服饰礼物的制图与考证,小注中往往关注于对各类服饰礼物的具体规制的考证分析。例如,“衰分制图”部分,小注就包括对负、适、衰、衣带下尺、衽、衣、袂、祛等“衰”各部分的细致考证诠释。杨氏诠释“负”说:“亦名‘负板’。用布方一尺八寸,缀于背上领下垂之。”又诠释“衰”说:“用布长六寸、博四寸,缀于外衿之上,故得广、长当心。”[7]218此类小注文字,对于读者了解服饰礼物的具体规制极具效果。

有时候,杨复更注意发覆比较同一种服饰礼物在不同丧服类型中的具体规制异同,考证及其详审,如“成服冠制”部分,杨氏针对丧冠进行的考证说:“案:五服之丧冠,其制之异者有四:升数之不同,一也;绳缨之与布缨、澡缨,二也;右缝之与左缝,三也;勿灰之与灰,四也。其制之同者亦四:条属,一也;外毕,二也;辟积之数,三也;广狭之制,四也。”杨氏并不满足于宏观的指出各类五服服制之丧冠异同情况,他还对每一点异同进行细致的考证,如其考证“右缝之与左缝”条差异性说:“大功以上哀重,辟积之缝向右;小功以下哀轻,辟积之缝向左。”考证“辟积之数”条共性说:“自斩至缌,其冠皆三辟积。”考证“广狭之制”条共性说:“自斩至缌,其冠皆广二寸。”[7]217

四、结束语

综上各部分所述可见,在《丧服》诠释上,杨复继承和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二师的礼学治学思想,所著《仪礼图》和《仪礼丧服图式》在吸收往哲时贤诠释成说的基础上,通过图解的方式著述而成,兼具礼经学和礼俗学的双重特点,使之巧妙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成为朱熹及其门弟子礼学诠释的代表性著作。就《仪礼图》一书而言,杨复不仅通过服制义例图、服制器物图及丧服表解图来彰显和实现礼制重构的实用效果,同时广泛撷取郑《注》、贾《疏》的诠释素材,使得礼经的诠释双重化;与此同时,杨复还将《丧服传》以及《礼记》之《丧服小记》诸篇相应礼文与《丧服》篇经文融为一体,提升了《丧服小记》诸篇礼文的服制地位。就《仪礼丧服图式》诸图例而言,作为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的一部分,杨复所制内容极其丰富,一方面,注意到与黄榦《通解续》相关服制门类关联照应之处,另一方面,杨复又具有自身独到的诠释内涵和诠释手段,例如,采用图解体而不是延续黄榦《通解续》纂集体的著述体式,在诠释礼经丧服服制的同时,兼顾历朝历代丧服制度的古今沿革与变迁情况发覆,凸显了后世现实社会的服制适用性问题,更多具有了礼俗学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