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宇 于淼 李丹雨

摘  要：青少年时期是个体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亦是其对民族与国家认同趋于稳定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培养关乎国家意识的树立及爱国情感的增进，是青少年品格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章从生态系统观的视角入手，探讨了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的情境因素、个体因素和时间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的心理机制，提出了相应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青少年；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生态系统理论；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23）27-0011-04

中國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面向全体人民，并聚焦青少年群体，让青少年在“拔节孕穗期”得到适时、正确的爱国主义引导。国家认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在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中，被列为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之一。文章旨在探讨新时代背景下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轨迹与内化心理机制，并据此提出培养青少年国家意识、增进爱国情感的对策与建议。

一、核心概念界定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民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是十年来中国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1］。

作为文化自信的具体表现，国家认同既是人们对自己国民身份的知悉和接受，也是对自己国家的领土、主权、历史、文化、政治道路与主张以及道德价值观等的认可［2］。个体的国家认同是由价值倾向、情感确认与行为投入构成的复杂心理系统。通过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与国家归属，个体会更主动关心国家利益，承担国家发展责任［3］。

二、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发展特征

个体国家认同的形成始于童年期，随着个体的认知发展与个性成熟，国家认同表现出日趋丰富与深化的特点［4］，并在青少年初期达到国家认同发展水平的高峰［1］。然而进入青少年时期后，社会情境因素对个体的影响日益增强，个体的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人们对于国家认同内涵的理解也趋于复杂。实证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国家认同表现出逐渐增强，或是逐渐减弱，以及先增强再减弱等多种发展趋势［5-6］。更为细化的分类研究则呈现出了双重认同发展的四种不同发展路径：随着年龄的增长，39%的青少年民族和国家双认同强度适中且呈稳步上升趋势，另有39%的青少年民族认同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而国家认同强度适中且呈逐渐增加的趋势；8%的青少年民族认同较弱，但随后急剧增加，而国家认同强度适中且略微增加；14%的青少年民族认同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而国家认同则一直较弱［7］。

三、生态系统观视域下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

青少年期是个体价值观内化的重要期，亦是其民族与国家认同趋于稳定的关键时期。Bronfenbrenner在其提出的生态系统理论（Bio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中将影响个体发展的四个因素，即过程（process）、人（person）、情境（context）和时间（time），组成过程—人—情境—时间的PPCT模型，用以强调个体发展受到生物特性、情境力量和时间多重交互作用的影响。同时，个体的生物心理特征（心理需要、心理资源、心理动力）层层嵌套于四个相互影响的层次中，也影响着个体的认同发展［8］。

（一）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情境因素

在情境因素中，对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影响最深远的是其所处的微观系统，即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如家庭、学校、社区、同伴等。研究显示，家庭教育对少年儿童的国家认同影响显著。少年儿童身心发展不成熟和具有依赖性，家庭作为影响个体的中观环境，对其思想认识与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在谈及“你对国家的印象是什么”的时候，有学生直言“对国家的认知主要来自父母”［9］。其次是中间系统，即个体所处微观系统之间的紧密联系和交互作用。例如，对于移民青少年而言，积极的家庭关系可能会增加青少年对父母的积极态度，这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受到父母种族社会化尝试的影响。父母需要用家庭凝聚力和嵌入性来回应青少年对情感关联的需求，这有助于移民青少年发展民族认同，促进民族文化参与［10］。然后是外层系统，即个体并未直接参与，但仍可对其发展产生影响的系统。例如，在城市、农村和县城学生之间，家庭位于城市的中小学生，其国家认同感最高，农村次之，而县城最低［6］。最后是宏观系统，即存在于微观、中间和外层系统中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环境。例如，设立重大纪念日有利于唤醒个体的历史记忆、宣传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凝聚中国力量［11］。而历史虚无主义、网络民粹主义则对青年学生国家认同的培养可产生消极影响［12-13］。

（二）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的个体因素

在人的个体特征因素中，Bronfenbrenner将与情境产生交互作用的人的特征划分为三种类型，按照人在改变环境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积极程度，依次为需要特征、资源特征和动力特征［14］。研究者针对这些因素将如何影响青少年认同的形成开展了探索性研究。

其一是心理需要的满足。在支持性社会环境的推动下，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既能培养个体的健康感，又能促进其内在资源的建立，进而激发个体的认同动机。自我决定理论（Self Determination Theory，SDT）认为，当个体的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就会体验到自身在活动中的意愿感、意志感和选择感，进而更有可能采取高质量的行动［15］。青少年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可以促使其社会角色的确立及价值观的形成，提升青少年对自我、社会，所处文化环境及民族与国家的认同［16］，而高文化认同也可以促进个体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关于文化价值观的研究表明，对于不同的文化，影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并非文化本身，而是个体对于文化的内化程度［17］。此外，在三种基本需要中，关系需要与社会认同相关最为密切［18］，在青少年国家认同研究中应予以重点关注。

其二是心理资源的累积。心理资源是青少年认同发展的“营养素”，能帮助其更好地应对认同发展问题。积极青少年发展资源模型（The Developmental Assets Model）将发展资源界定为：能够有效促进青少年积极发展的相关经验、关系、技能和价值观等，是“增强儿童和青少年健康发展的社会和心理优势”［19］。发展资源具有堆积效应，即资源越多越好。如感恩特质、正向价值观都是促进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的心理资源，青少年感恩特质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正向价值观，从而具有越强的国家认同［20］。成人感（认为自己完全是成人的感觉）也可成为应对认同问题的资源，有助于减少认同探索时伴随的忧虑和焦虑。此外，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能作为增强认同的心理资源。研究表明，学生在某一特定学术领域的自我效能水平会影响该领域被纳入其身份的程度［21］。由此可知，外部情境的创设与心理资源的累积可极大促进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形成与稳固。

其三是心理动力的激发。社会认同的动力源自群体之间的互动。Tajfel（1982）在其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SIT）中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体认识到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中的一员带给自身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2］。研究显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使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更能体会自己作为群体成员的价值感与归属感，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群体认同［23］。

除了情境和人的特征因素外，时间也是PPCT模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系统发展观强调个体发展是自身与所处生态环境多水平、系统性因素间持续、动态、循环互动的作用过程，可导致个体产生不同发展轨迹及结果，这也提示青少年国家认同领域需要更多系统性与追踪性研究的参与。

四、青少年国家认同培养的对策与建议

（一）心理需要的满足

根据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ical Theory of  Needs），在高级需要出现之前，必须先满足个体的低级需要［24］。

国家认同并不排斥利益取向，如奖助学金发放、衣食住行安排，就业创业的帮扶等。其次，适当的交流活动有助于提高学生们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尤其是对港澳台学生而言，其内地信息交流情况与国家认同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5］，青少年的关系需要即可从中得到满足。同时，教育的公平性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平衡和个体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由此可增强公民的国家认同意识［26］。此外，对教材内容的调整和完善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性。研究发现，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非常重视国家认同教育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挖掘教科书中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全面促进学生的国家认同［27］。

（二）心理资源的累积

研究表明，人生意义感水平在国家认同和逆境信念之间存在中介作用。而逆境信念决定着个体心理社会适应性、自我评价和自我效能感，且受人生目标及规划的影响［28］。因此，从积累心理资源的角度入手来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可以引导青少年实现理想我与现实我之间关系的客观权衡。此外，心理韧性也是个体可利用的心理资源之一，是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保护性因素［29］。

（三）心理动力的激发

根据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个体可以通过观察榜样的行为来获得强化。研究表明，学生爱国主义行为的产生、保持和变化不仅可以依靠亲身经历获得，还可从观察和模仿他人（朋辈榜样）中获得。因此，可通过建立全方位朋辈榜样库、建立朋辈榜样宣传交流平台等方式，依靠榜样的力量影响青少年国家认同感的形成［30］。此外，公民教育对其国家责任感的培养是建构和提升国家认同的根本，可以通过个体对国家责任的理性认知、激发其对承担国家责任、履行国家义务的情感和态度，以及培养公民履行国家义务的体验来培养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31］。

五、研究述评

综上，前人研究虽不乏诸多有意义的启示，但单一性研究较多，系统综合视角关注较少，未能充分展现青少年国家认同发展过程中情境—人—时间的交互影响。其次，现有研究多从外部环境关注青少年国家认同的教育干预，较少从青少年心理发展、内化规律关注其国家认同的动机激发与行为塑造。最后，现有青少年国家认同实证研究方法多以横断面调查为主，多时段追踪测评与干预实验偏少。由此，研究人员可在此基础上开展生态系统观视域下不同情境、不同時段、多层次整合视角下、多方法综合应用的实证研究，以期探明青少年国家认同的发展轨迹与内化心理机制，为青少年国家认同培养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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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宇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