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取向
2016-11-19韦诗业
韦诗业
摘要:同质、多元与和谐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的三种可能性取向。和谐关系建构取向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维范式为指导,以和谐价值观为遵循的建构取向,它实现了对同质、多元建构取向的扬弃与超越,契合当今时代主旋律,适应全球化矛盾发展过程,顺乎现代化发展进路,耦合多民族国家普广态势,遵从民族发展客观规律,蕴含着充分的当代合理性。
关键词: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当代合理性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11-0024-05
民族、国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如同孪生姐妹,共同建构起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也因此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意识形态流。历史反复昭示,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总是处于不断交叠互动当中,呈现对立冲突与互辅共生的矛盾关系。以何种取向建构二者关系,关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兴衰成败。以理论分析,同质、多元或和谐属于三种可能性建构取向。前两种建构取向已被世界多数国家所采用,并收到一些成效,但这两种建构取向的成效性在当代却大打折扣,甚至陷入了某种建构性困境。正如有学者所揭示的:“当代民族认同危机首先归咎于传统上占据主流的、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同化主义;其次是当下流行的、包容但却有内在分裂倾向的多元文化主义。”[1]由此,有识之士不禁要思考——我们是否有更加合理的建构取向?本文认为,和谐关系建构取向实现了对同质、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的超越与扬弃,蕴含着充分的当代合理性。
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的基本涵义
和谐是千百年来人们重要的价值追求,深具中外历史渊源,饱含古今哲学智慧。专家学者关于和谐的论点很多,见仁见智。马克思唯物主义和谐观认为,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相同相成、相反相成、互助合作、互利互惠、互促互补、共生发展的关系,是对立事物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动态、相对、辩证的统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取向,是在吸取古今中外和谐思想理论基础上,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维范式为指导,以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为遵循而提出的一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取向,其基本涵义包括:
第一,和谐关系建构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发展战略,是基于多个民族将长期共生于一国之内的事实而设定的长期性调控目标。它强调“一元主导,多样共存”或者“多样一体”,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长期处于融而未合、分而不离的和谐状态,各民族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前提和根基,国家认同是各民族认同进一步发展、提升的高层次目标和归属。它要求“尽可能在各民族之间发现共同的价值目标(比如和谐、富强)和历史记忆(比如对农奴制的废除),从而充实各自民族认同的内容,使这些民族认同产生交集,构成国家认同”。[2]它既不赞成运用公权力强迫各民族同质化的“大熔炉”模式,也反对任由各个民族多元化泛滥而导致国家整体的“巴尔干化”乱象,但是鼓励各民族在民主、平等、团结、互助的前提下相互学习、相互融合(自然同化)。
第二,和谐关系建构以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财富积累为基础,但这并非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和谐关系的充分条件。事实表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对于民族问题的根本性解决,对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建构而论,具有基础性意义。但是,和谐关系建构取向除了关注经济繁荣发展和物质财富积累,还重视资源、财富如何在民族之间进行分配,利益按照何种价值规则在民族与国家间进行协调。它要求保证社会的基本公平与正义,保障各民族普遍共享经济文化增长与发展所带来的收益。简言之,它既重视团结各民族群众共同“做大蛋糕”,也重视在各民族群众之间公正无私地“分好蛋糕”。
第三,和谐关系建构强调国家认同的首要地位,但不以国家认同来强制性消灭或替代民族认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主张,民族认同是一个民族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前提,因此需充分尊重甚至鼓励各民族拥有一定程度的民族认同,藉此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谐关系建构取向还主张,充分发挥各民族的特长和优势,吸收各个民族的一切精华,由此维护整个社会的活力与多样性,实现各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衷共济局面。在这样一个国度里,各民族认同就如同“交响乐团”成员,而国家认同就是交响乐团所演奏的“共同旋律”。
第四,和谐关系建构既蕴含着对各民族之间、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进行协调的工具性维度,也蕴含针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关系而展开的思想教育、政策法规引导等价值性维度。在当今世界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思想文化呈现交流交融交锋新特点,各种思想文化呈现相互激荡斗争样态,和谐关系建构取向的价值性维度将更为彰显。和谐关系建构取向不仅主张帮助各民族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还强调加强对各民族的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教育,通过健全各项法律制度,在各民族成员中大力倡导、培育起有利于团结互助、凝聚人心和面向未来的共享价值观。
第五,和谐关系建构是一个长期性的历史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民族与国家将长期存续。与此相应,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以及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也将会长期存续。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和谐关系建构取向的基本原则是:建构力度要与国家历史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决不能犯“急性病”,指望短期内完全消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和谐关系建构取向主张多民族国家的执政者努力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建设一套能够有效化解矛盾和冲突的应对机制,以及可以经受各种复杂环境检验的科学建构方法体系。
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是对同质、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的扬弃与超越
多民族国家选择何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建构取向,取决于该国执政者对二者关系的基本认知与深切体悟,及其背后隐存的思维方式。坚持同质关系建构取向者意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立冲突面向,但刻意把这种冲突扩大化、单一化,将二者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冲突关系,从而遮蔽二者同时存在的互辅共生面向,其遵循的是一套形而上、极端化的排斥性思维范式。遵照这种排斥性的思维范式,民族认同往往被当作削弱国家认同的低级、落后和愚昧的思想意识,是应该予以忽视、压制乃至消除的“异端”。实践当中,这种思维范式突出表现为过度强调国家认同(或公民认同),极力压制和消解民族差异性或异质性要素的存在和发展,力图通过各种形式的强制同化政策、民族屠杀政策或者民族迁移政策等,建构起国家的“统一性”(更多的是“同质性”),包括同质性的国民文化、以某个民族为主导的国民特性、以公民认同替代民族认同等。西方国家大致都经历过这样一个强制性同化政策的阶段。
多元关系建构取向是对同质关系取向的一种超越,但它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坚持多元关系建构取向者意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的互辅共生关系,主张以保护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为旨归,寻求民族文化的平等性,或者以消除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为旨归,通过多元政治的制度化方式包容民族认同。在实际政策操作层面,多元关系建构取向主要表现为“多元文化主义”或“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民族联邦政策和民族高度自治政策等。多元关系建构取向比之同质关系建构取向,无疑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但是,它没有充分认识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对立冲突性,也没有真正消除民族统一与族裔多元之间的巨大张力。实际上,“多元化”本身遵循的是一种孤立化、无原则性的思维范式,它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却具有严重的内在分裂倾向,这使得它往往成为分离主义势力用以强化民族认同、削弱国家认同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虽然民族平等诉求、民族权利维护、民族文化和民族特性保护等赋予多元关系建构取向以特定的价值合理性,但“多元化”的实际结果也可能酿出多民族国家的悲剧,导致统一性国家的四分五裂。苏东剧变后分化出来很多新的国家,其原因很复杂,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多元关系建构取向无疑是重要影响因素。概言之,多元关系建构取向存在着很大局限性,它“使得某种程度的冲突永远存在……事实上,不管多元化看起来多好,几乎总是会导致冲突”。[3]
基于上述分析,不管是同质关系还是多元关系建构取向,都会因其呈现的极端化、片面化、孤立化的形而上学思维范式而步入建构困境。与这两种建构取向不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以和谐价值观为遵循,精准把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关系,既看到二者之间的对立冲突面向,也重视二者之间的互辅共生面向,既主张建构认同的“统一性”(多样化前提下的“一体化”),也支持和鼓励认同的“多样化”(一体化前提下的“多样化”)。它以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维范式,成功实现了对同质、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的扬弃和超越。和谐关系建构取向主张,在特定条件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作是可以达成价值共识和发挥功能互补的,民族“多样化”要素可以与国家“一体化”和谐共存于多民族国家当中。[4]当然,此处所言“一体化”,并非依靠实施民族屠杀、强制迁移等方式去达成,亦非依靠类似于“美国化”“俄罗斯化”的同化方式来实现,而是在维持各民族独特性,承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前提下,努力推进各民族群众自觉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诚心拥护国家主流价值观和法律制度,形塑起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5]
三、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的当代合理性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建构取向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思维范式为指导,以和谐价值观为遵循的建构取向,实现了对同质和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的扬弃与超越,契合当今时代主旋律,适应全球化矛盾发展过程,顺乎现代化发展进路,耦合多民族国家普广态势,遵从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因而具有充分的当代合理性。
1.契合当今时代主旋律。当代世界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和平发展合作正成为时代主旋律。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6]习近平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也强调:“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7]在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求共赢的时代主旋律和世界潮流下,当代世界进入了重视民族多样性和大力保护世界民族文化遗产的历史阶段。世界大多数理智的人们,开始摒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质关系建构思维,努力倡导不同民族间的多样共存、和谐相处。对此趋势,国内学者如是描述:“民族认同这柄双刃剑虽然明显地体现了认同的双重的功能,但民族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应该和平共处与相互合作,则成为当今社会的主流思想意识,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认同理论谋求人们和谐相处与彼此交流的发展趋向。”[8]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也明确指出:“民族认同是对抗全球化压力的一个正常的、健康有益的反应。只有当种族分界被操纵和利用时,它才会成为暴力冲突的一个导火索……试图通过种族同化来达到‘建设国家的目的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可能的。”[9]很显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同质关系建构取向已成昨日黄花。
多元关系建构取向很大程度上是契合当今时代主旋律的,不过它隐含的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倾向,同样有悖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旋律和世界潮流。历史表明,民族分裂和民族独立运动无论是对所在国家、所处地区,还是对谋求分裂和独立的民族自身,未必是福音,也未必是最佳选择。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少数民族的权益能否得到保护,与其是否实现民族独立没有必然联系;一个民族能否得到发展,与其是否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同样没有必然联系。[10]
由上分析,三个可能性建构取向中,唯一契合当今时代主旋律的是和谐关系建构取向。当代法国学者阿兰·图海纳指出,关于“民族”,其中的关键主要是建立一个和睦的社会,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进行彼此对话。[11]和谐关系建构取向所蕴含的智慧恰好契合这一诉求。和谐关系建构取向并不否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但它强调利用法律、道德和文化的规范力量,在尊重每个民族基本权利的基础上,规范各个民族的权利诉求方式和边界,从而避免各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冲突,有效实现了对同质、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的扬弃与超越,属于契合当今时代主旋律的一种先进合理的建构取向。
2.适应全球化的矛盾发展过程。全球化并非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完全同质化,而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 它既含一体化又有分裂化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特征,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12]正因如此,全球化并非一种文化同化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也不是与经济一体化相一致的文化一体化过程。
全球化的矛盾发展过程预示,民族文化以及民族认同在全球化迅猛浪潮冲击下是不会消退的。法国学者昂塞勒指出,民族认同并不会因为全球的经济一体化而逐渐消减,经济全球化最终将导致基于民族、宗教、阶级和性别等等一系列非国民性认同的泛滥。[13]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也持相类观点,他认为:“在全球化与超然存在的时代,我们发现自己陷入了政治认同与族裔分离的冲突大漩涡。……对于很多人来说,一种‘狭隘的、有分裂倾向的民族主义成为当代世界最大的政治危险源,而族裔与民族认同仍然是各地高度紧张敏感的政治话题。”[14]在全球化时代里, 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认同的激化与增强,的确对国家认同造成了不小的挑战,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深刻阐析:“国家认同危机成了一个全球性现象。各个国家的认同危机除了自身的独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即现代化、经济发展、城市化和全球化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国民对文化认同和地区认同比国家认同更为关注。”[15]
全球化对民族认同的强化力量,意味着国家认同不可能成为对国民身份的“绝对同一性”的垄断认同,那些试图通过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一体化的建设最终消除民族认同的意愿,至少在全球化的当代是不现实的。当然,为维护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国家认同仍须统领或架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可以与民族认同包容相处,却不能因此而忽视甚至削弱自身,让民族认同无所限制地多元发展,那样的结果将会是一场国家灾难。换言之,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无论是同质关系建构取向还是多元关系建构取向都会是糟糕的选择。理性的方向在于,努力设计更加合理的国家制度、民族政策等,做到既尊重各民族的合理民族认同情感,又能有效引导和提升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并将二者关系控制在国家利益的合法范围内,这些方面,显然属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关系建构范畴。
3.顺乎现代化发展进路。现代化既是一个消解多元、推进同质的过程,也是一个凸显差异、制造异质和多元化过程。现代化带来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生活方式的同质化趋向,但是它也包容、激化着民族认同,进而加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张力。
这种包容、加剧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现代化包含了民族认同的存在空间。现代化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高效率和快节奏,同时也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的享受,促使人们从愚昧、迷信的桎梏中获得解放。但是,现代化也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紧张、迷茫、异化和失范,致使人们普遍生活在一种灵魂不安和精神无根的飘零状态。于是,现代人迫切需要心灵的慰藉和精神上的确定感、安全感与归属感,需要为浮躁的精神世界寻求永恒的“姆庇之家”。传统的民族文化、民族认同正好给失去安全感的现代人提供强大而温暖的精神家园。其二,现代化会成为民族认同的激化剂。现代化意味着变动不居,构成对传统社会结构和民族文化的“颠覆”性威胁。在现代化汹涌而来的情势下,民族成员尤其是民族精英往往能深刻感受到这种被“颠覆”性危机,进而产生一种对外来文化一体化的情绪化抗拒情绪。为保持本民族的纯洁、连续和优越感,一些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认同意识会空前膨胀。这种膨胀的民族认同如果发展成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为削减国家认同的根源。其三,现代化在增强民族间交往融合的同时,也加剧民族间的矛盾对立。在多民族国家里,现代化增进了不同民族间的接触与融合,也增加了各民族间矛盾冲突的几率与频度。现代化秉持一种非均衡发展逻辑,必然拉大不同民族间的贫富差距,使某些少数、弱势的民族产生“受剥夺”“被抛弃”的感觉。此种感觉经由现代传媒手段高度放大,会加剧各民族的矛盾对立。一些民族成员将因此而在民族认同的纽带下迅速凝聚起来,组织起以宗教、地缘或精英人物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发起极端民族主义运动,引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剧烈矛盾冲突。
综上,民族认同作为一种形塑群体心理和行为的持续性力量,将伴随现代化发展进路而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对此,美国学者伊罗生20世纪70年代时就曾作出论断:“现代化进程中,原乡情怀仍将持续酝酿,新的族群认同,在科技于各个层面变本加厉肆虐的同时,也将撼动世界的政治。”[16]对于民族认同,我们既无法强制消灭,也不可放任自流。故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既不能是同质化取向,也不应是多元化取向,而须采取顺乎现代化发展进路的和谐关系建构取向。
4.耦合多民族国家普广态势。人类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代价、此起彼伏的民族冲突以及席卷全球的民族主义浪潮,促使善良的人们幡然醒悟——执意追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定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国际社会已逐渐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一个国家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同组成是现代国家公民构成的基本特征,多民族国家必然成为世界的普广态势。历史一再昭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是人们的一个选择方面,在现实当中也只有少数国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只有日本、韩国、朝鲜、冰岛等为数不到10%的国家不在多民族国家之列)。即使是这些“例外”的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随着移民大规模涌入,也越来越呈现出多民族国家形态。
在极具人口流动性的全球化、现代化时代,多民族国家的普遍形态将更为巩固和强化。当今世界,移民现象越来越普遍,单一民族国家已经越来越成为不可能了。“据联合国人口部门的统计,生活在出生国以外的国际移民人数,已从1965年的7500万增加到1990年的12000万,其中55%的移民是在欠发达国家间流动,90%的移民集中在55个国家。美国情报部2001年4月的一份调查报告称,国际移民的数量在20世纪末已上升到14000万人以上,而移民人数占所在国人口总数15%以上的国家,也已经超过了50个。”[17]这些大规模的移民,在初始时期仅仅还是暂时性散居于移入国家,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移民开始从原来个别和偶然性质的移民转化成为群体、永久性质的移民,不仅移民的规模迅猛扩大,而且移民的区域也相对集中。[18]
随着多民族国家渐成普广态势,原先仅仅是传统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如今已成为那些原来视自己为单一民族的国家同样要面临的问题,如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在此背景下,“处理好主文化与以民族为基础的亚文化之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就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需要”,[19]如何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已成世界各国共同重视的课题。课题的核心是,到底应采取何种取向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试图通过同质化建构取向压制、消除民族认同已然不合时宜,而多元化建构取向的“放任自流”则会危及国家安全稳定,亦不可取。尊重多民族国家的普遍存在事实,建构和谐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引导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和谐共进,进而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互辅共生,实为理性之选择。
5.遵从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存在着客观规律,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的消亡将比阶级、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从大历史眼光关照,民族融合是民族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即全世界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共同发展、交互融合,在共产主义社会根除民族差别,融合成新的统一人类共同体。然而,全世界民族融合一体、合同一家的前景固然美妙,却是很遥远的事情。当前以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全球各民族并非消亡时期,而是处于繁荣发展时代。民族同化现象虽时刻发生,却仍是部分而非全体,只是支流而非主流。
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建构必须遵从民族与国家将长期共存的客观规律。其一,不能采取强制性的同质关系建构取向。因为民族在当代仍处于繁荣发展阶段,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世界上罕见有民族认同被强制性消灭。如果试图强制性同化或者提前消灭之,不仅会违背民族发展规律而导致失败,也会因此给各民族群众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其二,也不宜采取多元关系建构取向。多元关系建构取向虽然意识到,“漠视民族遗产,拒绝捍卫民族,是衰败而非进步的表现,是一国病入膏肓而非健康的征兆……否决民族意识,抛弃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身心健康的问题,而且是一种政治病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20]但是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片面强调民族差异性,忽视族际间必要的同一性,很可能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差异进一步加大,隔阂进一步加深。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和谐关系建构取向强调“多样一体”,既吸收了同质、多元关系建构取向的优点,又扬弃了两者的局限与缺陷;既尊重各民族的既有文化和民族认同,保护各民族的合理权益,也鼓励各民族的自然交往交流交融,做到了把战略性与策略性、理想性与现实性、先进性与层次性、普遍性与特殊性、主流与多样等有机结合,很好遵从了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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