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悦　刘航

摘要：国家形象是外国对本国的评价，在中国日益融入世界的背景下，如何构建我国的国家形象成为重要的问题。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有“自塑”和“他塑”两种方式。外国了解中国形象的渠道，一是西方媒体的“他塑”，二是中国主流媒体的“自塑”。长久以来，中国在国际传播中的形象主要依靠“他塑”，这使我国的国家形象无法真正呈现，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外“自塑”，也要考虑国外受众的接受能力。既要牢牢把握塑造国家形象的主动权，又要注重传播效果。中外合拍纪录片作为塑造国家形象的手段之一，随着中外交流增多，其在讲述中国故事，塑造中国形象时，在他者视角和自我表达上选择以均衡输出的方式双向沟通，在多元互动的当下，探索中外合拍纪录片如何构建中国形象具有极大的意义。文章主要从中外合拍纪录片中呈现的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采用“他者”视角以及现代受众更易接受的模式使观众产生共鸣、视觉符号的采用等四个方面，分析中外合拍纪录片如何构建中国形象。并且为日后中外合拍纪录片提出建议，即注意多国发展，全方位学习；创新选题，打造多元化的中国；多形式融合，实现“纪实+”。希望中外合拍纪录片能更好地实现对国家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他者；自我；中外合拍纪录片；中国形象；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8-0-03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講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中外合拍纪录片无疑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后，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国形象，中外合拍纪录片应运而生，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理念下，创作出了如《鸟瞰中国》《美丽中国》《做客中国——遇见美好生活》《柴米油盐之上》等一系列优秀作品，打开了国际社会认识中国的大门。

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国际话语权却没有得到同步提升，国家形象的塑造也处于不利阶段。利用中外合拍纪录片呈现出独特的叙事范式，能逐步打破国外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当下，中外合拍纪录片以什么叙事范式构建中国形象，对日后中外合拍纪录片有何启示等，都成为纪录片创作不可回避的难题。

1 中外合拍纪录片及“他者”“自我”概述

中外合拍纪录片是基于双方利益针对某个拍摄内容达成协议，共同完成摄制工作，且双方共享版权，共同承担风险。改革开放期间，为了增加与国外的交流，中外合拍纪录片一度受到欢迎，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了国内相关纪录片的发展。尽管双方秉持着公正互利的原则，但是由于在制作和传播经验上的不足，因此合拍过程中仍是外国享有最大主动权。随着中外合作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多，中外合拍纪录片保持着有序的动态发展，而且在呈现中国形象上发生了变化。

“他者”是“自我”存在的前提与参照。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指出，“他者”是“自我”的先决条件，他人注视我，我才感到自我的存在［2］。中外合拍纪录片很难达到“他者”和“自我”的融合，大部分是“他者”呈现，塑造了负面的中国形象，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作为外来者，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其在塑造中国形象时，难免出现偏见。除此之外，外国创作者的主观性判断和对中国的了解程度也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仅在中国历时22天就拍出222小时的纪录片《中国》就是例子。

值得注意的是，当下中外合拍纪录片呈现了新的叙事范式，不再局限于之前“自塑”的主观和“他塑”的曲解。由于中国在国际上一系列的突出表现，因此西方国家在受邀参与纪录片拍摄时，都会基于乡土人情、客观状况展现真实的中国面貌，形成了一个稳定且均衡的“他塑”视角，这为塑造更真实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2 中外合拍纪录片如何构建中国形象

2.1 民俗风情和文化熏染

纪录片具有还原历史的功能，而中国作为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的大国，将中国形象传播到国际上需要依靠纪录片这一媒介来完成。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能在中国得到众人的称赞和传颂，这对外国人具有极强的吸引力。根据《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在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中，“历史悠久”和“神秘感”是认可度最高的两个特征［3］。因此，在中外合拍纪录片的前期出现了多种传统历史文化题材。

例如，中英合作摄制的《孔子》聚焦到具体的信仰，外国人虽不了解中国的社会理念，但儒家学说中的“仁”“礼”“孝”等理念可谓深入传播至全球各个国家。这就使外国受众在观看时有了初期的审美期待，对中国文化的传承性有了更深的了解。开篇中“回望历史，或许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一个人的故事”，纪录片通过个体命运的表达，将这种情感上的联系上升到了家国情怀。且放眼当下，这种秩序的建立深深影响到后代几十亿人的生活。纪录片以小见大，以个体命运讲述时代的发展繁荣，关注文化背后的细节，在文化的铺垫中展现大国情怀。

2.2 适度“他者”视角，化被动为主动

在过去合作的案例里，“他者”一直占据着主动权，对中国形象进行一度的妖魔化塑造，没有达到正向的传播效果。如20世纪70年代意大利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画面呈现的是当时破旧的村庄，面对镜头不知所措的人，影片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但因不符合东方传统的价值观而遭到禁播。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国传统了解甚少的结果，完全以一个西方国家的“他者”视角来看待，传播效果大打折扣。但不可否认的是，适度的“他者”视角在塑造中国形象上的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后几十年，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始注意到以不同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并开始了与国外纪录片的双向交流和合作。《做客中国——遇见美好生活》中外国人以探索的方式游历中国各地，他们与中国各地人民一起劳作、生活，在他们真实的体验和叙述中，展现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风土人情，从而完成“他塑”视角下“自我形象”的呈现。在国际视角的解读中，镜头聚焦中国扶贫工作，这种视角的选取，一方面由于外国人亲自的体验，真实性无疑，使外国观众对中国当下形势有了更真实的认识；另一方面，以国际视角来塑造中国形象，用真实的镜头记录乡村地区的美好生活，诠释出中国人民淳朴善良的品质和新时期乡村地区的发展变化。

2.3 真实记录过程，打破“和”的模式

中国自古以来讲究“以和为贵”，即追求大团圆结局，这与西方的表达理念有所不同。但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早已超过这种“和”的理念，适当的开放式结局对“他者”视角而言，有时会带来更大的思考空间。

在《柴米油盐之上》中，琳宝这个人物的呈现引起观众的讨论，她因自己的乐观和努力而收获幸福，但由于中国人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二婚的丈夫迟迟不肯接受她的儿子，因此最后婚姻再次破碎。这种结局在中外合拍紀录片中很少出现，因为“和”在传统的观影理念内根深蒂固，但当抹去美化带来的滤镜，直接将现实搬到荧幕上时，这种打破传统纪录片的结尾形式在国内更能引起大众的讨论，在国外更能引起共鸣。并且，外国更多追求个人的表现，因此镜头在对准琳宝时，往往更具有吸引力。虽然琳宝的家庭遭遇对外国观众而言并不是很能理解，但是生活中的破碎感，将她的个人形象呈现得更为立体化，她肯吃苦，热爱生活，这种精神是全世界都能共鸣的。

2.4 用视觉符号构建大国实力

在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下，国家的综合实力强弱往往代表有无发言权。为更好地塑造中国形象，克服文化本源区别，采用视觉符号更有利于双方的交流。文化认同，简单来讲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4］。由于本身的文化认同和集体差异性，因此外国人会用“他者”的目光来看待中国，而用视觉符号来展现当下的中国文化、中国故事、中国发展往往更直接，成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总结以往的中外合拍纪录片，不难看出，出现最多的视觉符号即“路”和“山”，这种横贯在中国发展史上的标志，在塑造大国形象上，往往更具有说服力。例如，在《做客中国——遇见美好生活》中，高铁沿着铁轨，飞驰出一条条的路。又如，在《柴米油盐之上》中，带领贫困人民走出一座座的山。在这些视觉符号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是中国综合实力的象征，用这种方式来呈现中国现状，意味无穷。

3 对后期中外合拍纪录片的启示与建议

3.1 注意多国发展，全方位学习

中外合拍纪录片是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中国向其他国家学习的重要一环，就目前而言，与中国合作拍摄纪录片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其次是英国和美国［5］。与此同时，合作摄制的内容逐渐从单一发展为多方向，从起初宣教意味浓重的传播传统文化类型到纪实美学的呈现，再到当下发展为对人类共同问题的思考。由此可见，中外合拍纪录片打造了多种类型的纪录片，形态发展基本成熟。

但大国理念是否真正传播，“他者”和“自我”合并塑造的形象是否立体真实，并不在于与其他国家合作摄制的数量，而是在和多个国家交流沟通中创作更多具有认同感的内容，从而在国际上得到认可。在华拍摄不仅是单方面传播中国文化，更要学习其他国家的传播策略和发展理念，如英国广播公司（BBC）在本土化和全球化方面的传播策略。利用全世界共通的话语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3.2 创新选题，打造多元化的中国

中外合拍纪录片始终秉持着“中国故事，国际表达”的理念，而具体到故事，实则可以理解为纪录片选题。为展现更为立体、真实的中国形象，纪录片的选题尤为重要。虽然当下视角由被动转为主动，但是“他者”在观看纪录片时，仍立足本身的文化性来理解纪录片的内容，因此在选题呈现上，应注意创新且融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全球都陷入了瘫痪之中。围绕疫情这一选题，中意两国合作拍摄《我们在一起——中意携手 同心抗“疫”》，记录了疫情下中国与意大利同心抗疫，为“健康丝绸之路”共同奋斗的过程。该选题接近现实，对外国观众具有吸引力，也塑造了负责、可靠的中国形象。

反观其他类型的纪录片，如科技、经济等，在选题呈现上难免打上了“自塑”的标签。中国的发展真的如此迅速？中国人民是否真的富裕？这些外国观众观看纪录片后产生的疑惑，其实就是对选题内容是否真实的怀疑。但柯文思镜头下的《柴米油盐之上》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第一集中，帮助农民走出大山，迈向城镇时，虽打着“扶贫”的旗号，但实质上讲的是城市和乡村不断变化的关系，这是每个国家发展路上必遇的难题［6］。

3.3 多形式融合，实现“纪实+”

根据纪录片的创作模式，可以把纪录片分为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这两种，在历史上，这两类纪录片都有许多经典作品。纪录片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众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外合拍纪录片更是要将受众定位为全世界人民。此外，灌输和说教是纪录片创作的通病，这种创作模式很难让观众接受，依靠这种形式塑造国家形象是走不通的。因此，在保证纪录片本身真实的基础上，在形式上稍作创新是必然的。

《世界遗产漫步》就是很好的例子，其用情感对话代替抒情解说，主观视角再现真实生活，在共情中让观众领悟“小情”和“大美”，全片抛弃以往的解构模式，以Vlog的形式促使人们参与到纪录片的制作中，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从群体到社会。这种传达方式不仅促使纪录片以创新的姿态发展，还使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遗产有了由浅到深的认识，是一部中外合拍纪录片的优秀之作。

未来的中外合拍纪录片，更可以和当下飞速发展的互联网相结合，正深受追捧的短视频已经进入纪录片的创作领域，如何把这种制作理念应用到中外合拍纪录片上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4 结语

纪录片作为“国家相册”，是对外宣传的重要手段。中外合拍纪录片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塑造中国形象的使命，在和世界分享中国故事的同时，纪录片以朴实的话语展现平民百姓生活，用镜头内容消除对中国的偏见，以客观的视角呈现大国形象。但也需注意，虽然提倡适度的“他者”角度和适中的“自我”塑造，但是在必要的事件上，中国仍需把握一定的主动权，在提升内容深度和观众审美度上，呈现更多完美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王永洁.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多边主义路径研究：基于智库与国际组织合作开展知识分享的分析［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11.

［2］ 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89.

［3］ 杜平.英国文学的异国情调和东方形象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5.

［4］ 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102-104，107.

［5］ 何春耕，黄诞琦.合拍之旅与探索之变：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拍纪录片历史文化纪录片发展特征探析［J］.大众文艺，2022（10）：73-75.

［6］ 朱超亚.共同价值与文明互鉴：2020年以来中外合拍纪录片中国题材纪录片选题研究［J］.电影文学，2022（23）：78-81.

作者简介：孙红悦（2000—），女，山东泰安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

刘航（1999—），男，河南商丘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