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万州石刻造型的形制探究

2023-09-23张瀚文杨渝

艺术科技 2023年18期

张瀚文　杨渝

摘要：我国迄今发现时间最早的石刻遗迹始于殷商时期，历经历代文化的洗礼和时间的冲刷，被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内涵，由表及里，散发出独特的艺术气质。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结果显示，重庆市范围内尚存4处元代造像、60余处明代造像和180余处清代造像。其主要分布于大足、南岸、江津、万州等为主的20余个县区。其中，晚期造像通常不被研究人员和相关部门所重视，致使石刻造像被破坏、被损毁的现象时有发生，研究唐宋之后石刻造像的工作变得举步维艰。21世纪初，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项目“重庆地区明清佛教石刻造像研究”获得批准。在开展调查工作的过程中，收获了大量的文字、图像等资料。文章将视点聚焦重庆万州，从探寻峰林山间的遗迹，到根据时间线索梳理石刻形制流变，最后发掘交互于地区间的石刻文化沁润。比较研究石刻造像可知，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地域范围具有不同特征的石刻文化。区域间石刻呈现出的造型样貌各具特色，在“变”与“异”中又透露出“和”与“同”。对比分析重庆万州元、明、清这三个时期的石刻形制特征，对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颇具参考意义，对传承与发扬优秀的石刻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万州；石刻；造型特征；元明清时期

中图分类号：K87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3）18-00-03

0 引言

根据相关资料，重庆元代佛教摩崖造像较为少见，而明代石刻造像较为多见，材料也相对丰富。到了清代，整体呈现出规模小、分布散的态势，位于人类活动范围附近的石刻造像往往会遭到相对严重的破坏，研究价值不是特别高［1］。但是丰富的清代龛像资源，对研究清代重庆的石刻形制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着眼于元明清时期万州石刻形制风格特征，从空间与时间这两个方面为了解元明清时期万州的历史文化提供借鉴。接下来，笔者将以重庆万州的石刻造像为例，对比分析和论述元明清时期的石刻作品。

1 元明清时期万州石刻文化循迹

1.1 隐匿于峰林间的古迹

因“万川毕汇、万商云集”而得名的万州，是一座拥有1800余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地处重庆东北部所临的三峡库区。在这片土地上，勤劳、聪慧、热情的万州人民，创造了辉煌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万州境内多山，不少的石刻古迹隐匿于群峰之间。笔者于2023年春季前往万州铁峰山凤仪禅院、万州举人关石佛庵等有石刻造像留存的地点进行了实地考察。

古万州乃川东重要门户，历史悠久，著名诗人李白、黄庭坚等都在此留有墨宝。万州铁峰山凤仪禅院位于万州、开州、云阳交界山脉大垭口附近，凤仪禅院始建于明朝，于乾隆年间（1736—1795年）兴盛，是川东名刹，道、佛教圣地，在海拔1300多米的群峰之巅。但在20世纪中叶，庙宇被毁。近年来，当地人募捐翻修了大雄宝殿、关公殿、观音殿、雷神殿、八大金刚殿等遗址。但这些后建的庙宇和神佛造像已全然不复当年。行至此处，笔者略感失落，正陷于山穷水尽之时，后山的一条小路通往了柳暗花明。赫然而立的朝天门，是原来禅院的大山门，门额阴刻着“凤仪禅院”4个楷书大字。门前的石阶延续山脚，也是原先登临禅院唯一的路径。天朗气清之时极目远眺，整个万州城区尽收眼底，万州、开州、云阳皆可听到禅院的钟鼓之声，这是当年香火最盛的地方。神龛上的浮雕虽部分被毁，但香火绵延不断，不难看出信徒的虔诚。

除了铁峰山垭口的凤仪禅院之外，万州区元明清时期的石刻造像在举人关、五桥街道、陈家坝街道、高峰镇朝阳村马家溪等地均有留存，供奉的神佛也各不相同，如西方三圣像、佛像、菩萨像等。

1.2 聆听石刻“述说”历史

元明清时期万州除了佛教造像题材的石刻之外，还有一部分作品的选材来自民间。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石刻造像记述着由当地的自然、人文风貌所搭建的历史文脉，更像是一本厚重的历史书，是江峡儿女世代生活的生动写照，是人们世代相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2］。

让这些文物古迹“开口说话”，能为人们提供了解该时期历史文化的机会。比如，当注视着凤仪禅院中的送子观音像时，仿佛跨越几百年的时空阻隔完成了与历史的对话，石刻造像散发着历史沉淀后的质感，一段历史娓娓道来。遥想过去几百年来，妇女身背供品香烛，沿着陡峭的小径拾级而上，历经40多里山路登临庙门之时，心中的兴奋瞬间扫清了路途中的疲惫。来到主殿跪求观音送子，然后来到养儿窝求子，祈求多子多福，家和事兴，彰显民众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期望。

2 元明清时期的石刻“形变”

2.1 元明清时期石刻的造型特征

重庆万州的石刻造像以佛教题材为主，其中也有少数记述民间故事的石刻造像。在这里，笔者主要以佛教题材石刻造型特征来举例。

重庆的元代石雕较少，目前仅发现4座，分别是东林寺摩崖龛像、观音岩摩崖龛像、青崖子摩崖龛像和大佛寺摩崖造像。其中最具元代石刻造像特征的就是东林寺摩崖龛像。东林寺摩崖龛像遗址位于长寿区邻封村东林寺附近的岩壁上。令人遗憾的是石刻头部特征模糊，损毁较为严重，但凭借大致形态可判断为十一面千手观音造像。观音身着长裙，手臂戴着臂钏，脖子部分悬有璎珞配饰，并有一条长垂于莲台前的披肩。飞天天神形象伴于观音上方。散財童子在左，龙女在右。莲台下方刻有水波状的纹路，整体视觉形象颇为震撼。

相较于元代，明代的石刻造像明显增多。放眼整个重庆，明代石刻造像以大足为中心分布在各区县，共有60余处摩崖龛像群遗址。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处，分别是位于重庆西部的大足摩崖龛像和大足高坪的半边寺摩崖龛像群。大足摩崖龛像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宋、明、清时期的造像均有，明代以高观音摩崖龛像为代表。龛整体呈圆形，内容是一尊观音像、坐姿佛像。主体观音于莲台上呈现坐姿形态，龙女和童子伴其左右，头戴宝冠，双手置于腹前，着双领下垂大衣。背景和外壁分别刻有火焰纹样和云纹样式。佛像头部造型为螺发，袖角衣摆宽松，肩着偏衫，披双领下垂大衣。总体来看，系三世佛像龛。而半边寺摩崖龛像群中，最具明代特征的是矩形平顶内的三尊佛像。三尊佛像均结跏趺坐于长方形龛底上，头部螺发，均身着双领下垂大衣，佩戴手镯，衣袖衣摆宽松，自然下垂。中间佛像双手平置于胸前，右边佛像左手放于膝上，右手置于胸前，左侧佛像双手则平置于腹前。背景刻有云纹，并绘有圆形的红色背光。综上，明代像龛形制特征，通常以矩形单层龛为主，或为平顶或弧顶圆形龛，或为二者的组合形式，造像大体采用浅浮雕阴刻的手法［3］。

重庆万州的清代摩崖龛像规模很小，呈散状分布，石刻的局部细节也因为风化侵蚀的作用而变得模糊且含蓄。从1980年的考古调查数据来看，清代石雕的主题同样多为佛教题材。清初万州石刻造像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世佛、千手观音、龙童子、送子观音，其中最有特色的是送子观音像。净瓶观音像的特征也十分明显，通常是由两只手托着一个置于腹部的净瓶，这与明代的造像特点不同［4］。清代千手佛陀的造型相对独特，背后的手臂不再为原先的圈状，而变成了较为明显的波纹状，如清代铁峰山上的千手佛陀像，其背后的手臂就呈现出一道道的波纹样态［5］。清代佛教的塑像组合相对随机，研究发现，清代的佛像主题大体继承了明代中叶以后的内容，但在雕塑技巧上有所欠缺，呈现出显著的衰落趋势。

2.2 元明清石刻形制的共性和差异

关于元明清时期重庆万州石刻形制的共性和差异，笔者认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石刻的内容题材方面。每个时期的作品都有当时的印记，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差别。从相似点来看，石雕艺术在元、明、清皆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这与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关系密切［6］。从元代的大一统，到明成祖统治时期的“永乐盛世”、明仁宗和明宣宗统治时期的“仁宣之治”，再到康熙、乾隆的“康乾盛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进步。所以，映射到石雕作品上，主题多为佛教与象征祥瑞的动物。并且在清代，因为满族的统治，所以作品呈现出较强的民族性。

二是石刻的造型特征方面。不同时期的石刻作品都被这个时期的统治阶层所影响［7］。这是因为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文化都要为经济发展服务。这也使石刻艺术在造型特征上发生了质变和飞跃。元、明、清三朝石刻造型风格都趋于直接，题材明确。比如，明清石雕上常出现象征性图形［8］。人们把龙、凤、麒麟、鱼等视为吉祥之物。因此，在岩壁和屋檐上有大量此类浮雕。比如，万州区朝阳村马家溪的岩壁上就有大量的凤、麒麟、鱼等浮雕，无论是形还是神，都赋予全新的特征和意义［9］。而区别在于，观之明代的历史背景，因其承袭了蒙古游牧民族草原大漠的文化因子，汉唐时期雄伟气势的特征得以保留。与之相比，清代的石刻在形态细节处理上更为详尽，更重装饰性的变革，并逐步走向多样化［10］。

3 万州石刻对川渝石刻的“辐射”与启示

元明清时期川东的石刻形制，对渝北、渝西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皆有影响［11］。同样，在万州的石刻造像上，不难发现川渝其他地区石刻造型的影子。笔者认为，不同的石刻题材和艺术特色皆源自当地民众的情感寄望。如万州的三峡石刻，其造型特征透露出一丝钝拙，在追求优雅理念的同时，将极致的艺术美和鲜活的艺术情感融入了作品中，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民间文化色彩，透露出鲜亮的底色［12］。由此可见，万州三峡石刻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川渝其他地区石刻的形制特征。

当然，由于文化承袭过程中各地区审美取向存在差异，因此不同地区的石刻造像各具特征，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反映当时社会现状，具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重庆市万州区石雕众多［13］。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近几年收集了较多的石刻作品，作品涵盖的题材广泛且内容形式多样，是了解区域历史文化弥足珍贵的材料［14］。由于很多石刻作品被破坏或遗失，故现存作品就显得更具现实研究意义。以重庆市大足区的“大足岩画”为例，其被称为“中国西南地区古老岩画的珍藏版”，对研究西南地区的地域文化具有极高的价值［15］。

4 结语

重庆万州的元、明、清三代石刻，因时代背景和民族文化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在表现内容、造型手法及艺术特色上，既有共通之处，又有所区别。万州的石刻文化对周边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影响，具有独特魅力和艺术特质。而正是这种气质，造就了中华上下5000年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我国不同地域文化在相互汲取、吸收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去保护，去弘扬，去传承，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参考文献：

［1］王蓉.明清石刻比较［J］.大众文艺，2012（5）：215.

［2］崔毅，崔可.谈三峡传统石雕艺术［J］.美术观察，2011（11）：114.

［3］王玉.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J］.考古学报，2011（3）：411-441.

［4］权小芹.重庆老君洞道观石刻文化［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4（2）：88-92.

［5］陈佳玲，覃会优.贵州水族石刻研究文献综述［J］.中国民族博览，2021，6（11）：49-50.

［6］徐红.从摩崖石刻看明代的乡村叙事：以上甘棠村为例［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86-92.

［7］赵世瑜.图像如何证史：一幅石刻画所见清代西南的历史与历史记忆［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2）：24-46.

［8］杨渝.和而不同：从区域石刻文化特点谈高校素描教学改造［J］.美术教育研究，2017（7）：134-135.

［9］杨渝.线的在场表述：川渝石刻对我创作的启示［J］.美术观察，2020（7）：142-143.

［10］王玉.重慶三峡库区唐代佛教石刻造像调查报告［J］.考古学报，2006（4）：509-548.

［11］武维臣.论重庆大足石刻观音形象特征［J］.大众文艺，2017（7）：106-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