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浩，阳之泓

《答谢中书书》《记承天寺夜游》组合成“短文两篇”，除去两文作者相似的沉醉山水之情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相似点，即虽身处不同朝代，身处不同境遇，却都在各自尝试寻找着突围之法，构建着真实自我，在困顿的茧房中窥见天光而写下拨云见日之语。

一、陶弘景与苏轼面临不同困局

每个独立的个体游走于天地之间都有两个自体，即真实的自体和虚假的自体。 对此武志红在《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中详细地进行了阐述：“自体即self，而自我即ego。前者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我’，后者是头脑自我。 活在头脑中时，自体就是虚假自体；活在感受和关系中时，自体就是真实自体。 ”[1]

作为社会的生物，我们时刻生活在人际与交流中，社会的教化训练了我们发达而敏感的大脑，然而正是这样的发展，在不知不觉中扼杀了真正的自我，那个从根本感受出发，反馈身体本源信息的自我，26 岁的陶弘景如是，44 岁的苏轼亦如是。

（一）陶弘景：仙风道骨下，纠结无奈的人生困局

陶弘景自幼就对政治局面格外敏感，《华阳隐居先生本起录》记载了陶弘景九岁研读《尚书》《周易》《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培养了完整的儒士品格，立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五言诗《胡笳曲》说“自戾飞天历，与夺徒纷纭。 百年三五代,终是甲辰君”[2]，对战事讽刺的背后，是一个儒士悲天悯人的情怀。 然而，兵乱不止、更替不断的南朝给不了一个儒士施展的平台。年少志高的陶弘景在南朝为官，半生往返于闲职之间，更迭的王朝，割据的士族，接连不断的战火和无力控制的君王， 一切的一切都在消磨着陶弘景的少年稚气与报国之心，他在《与从兄书》中明确表达了对朝堂的厌倦与出世隐居之心：“今三十六矣，方除奉朝请，此头颅可知矣。不如早去，无自劳辱。 ”[3]迫于压力，陶弘景进入佛道双修的信仰模式，向权势低头。 除了佛道双修的妥协，梁武帝的强权还在陶弘景的书法信仰上施以重压。 陶弘景书法师从王羲之一脉， 可萧衍却对钟繇的书法情有独钟，迫于皇权，陶弘景再一次背叛信仰，违心地尊钟贬王，由此可见陶弘景光鲜亮丽的人生饱含着多少痛苦和悲哀。

（二）苏轼：坚定自我后，腹背受敌的人生困局

苏轼的一生是悲剧的，命运好像玩弄木偶一般玩弄苏轼的人生，三次大起大落一次次将苏轼置于高速坠落的折磨，也正是苏轼人生最大的困局。名震京都的少年苏轼的一腔热血正好撞入了变革与守旧两相撕裂的分裂政局。 立场的中立带来了无尽的灾祸，执政者的纠结和王朝的分裂侵蚀着苏轼的人生，拔擢贬谪只在一念之间，阴晴不定的圣旨折磨着苏轼的为政生涯。神宗在位，一场乌台诗案将苏轼的人生狠狠摔下，太后辅政时期苏轼17 个月连升12级官阶，接着又因得罪守旧党和哲宗被一贬再贬。因此，极度不安定的生活和充斥失重感的政途是苏轼急需解决和面对的困局。

二、陶弘景与苏轼不同的突围方式

无论是陶弘景深陷乱局无可奈何的纠结，还是黄州苏轼突遭横祸一落千丈的迷茫，两位作者在“短文二篇”中都表现出对突围之力积极的探寻和对自我“主体感”的重拾。

（一）陶弘景：自然之力与贤人之力相辅相成

1.汲取自然之力量：“实是欲界之仙都”

《答谢中书书》开篇便直言“山川之美，古来共谈”。坦言自己接着要描写的是山川迷人的风光。而其文也确如其言，所写之景丰富充盈，宏观微观具备，不同感官皆具，甚至冲破桎梏，跨越时空，写得丰富而生动，逍遥自在。 陶弘景作为出世入世边界之人，对自我的关注本身较高，注重清静无为，逍遥自在，因此他的写景是主动奔赴自然的结果，文中美景篇幅较大且纯粹殷实，都是由作者单向发出的对山川美景的探寻和赞美，是陶弘景主动投入自然的怀抱，从自然中又获取了自由逍遥的自我塑造。

2.汲取康乐之力量：“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康乐，即康乐公谢灵运，作为第一位全力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康乐公以山水为素练，描摹种种意欲，以山水为挚友，倾诉款款深情。 而这，也正是在政治困局中无可倾诉又无力改变的陶弘景所渴望的，因此，陶弘景毅然决定紧随其后，从康乐公的人生哲思中找寻破局之法门，《答谢中书书》全篇极言山水之美，而在文篇最末悠然提及“康乐”，也印证了陶弘景主动追随康乐公，接受其思想洗礼，最后得到精神力量，突破南朝乱世之茧房，拨云见日，找回自我。

（二）苏轼：自我力量主导与自然友人力量辅助

1.寻求友人的力量：“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 ”

黄州初期，苏轼之诗也多以“幽人”自比，而《记承天寺夜游》开篇“念无与为乐者”更是将自己此刻的孤寂无力全部加注于此。 苏轼需要同病相怜的张怀民共赏明月，张怀民元丰六年被贬黄州，有着与苏轼几乎一模一样的不幸遭遇和阴郁心境，或许他们都改变不了被贬的事实，但两个悲伤的灵魂总能互相给予安慰。正如《答谢中书书》中“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苏轼笔下的月光需要竹柏证明自己的皎洁，贬谪打击了少年高傲的自尊，迷失甚至怀疑自我的苏轼渴望借友人之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和个人的存在。

2.借助月色的力量：“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 ”

相较于《答谢中书书》中主动找寻的自然风光，《记承天寺夜游》中开篇苏轼的“起行”不是内心的生发，而是受到外界“月色入户”的吸引和刺激，被动地进入自然，偶遇月光。 此时，困于贬谪泥沼的苏轼对自我的认知、生活的方向都是模糊而困惑的，因此突然闯入的月色像一泓清泉涌入苏轼心灵的荒原，暂时把苏轼从贬谪的低迷中强行拉出，“欣然起行”，而借助月光短暂地阻断苏轼的情绪沉沦成为其突围的关键。

3.生发自身的力量：“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

受到月色的召唤，苏轼暂时脱离贬谪的悲伤，步入自然，但因为心有所念，所见所闻皆有受贬的阴霾和破局的思考。此时，这月景，不仅是偶得之景，更是通过直观设喻来化景，是虚景。 因此月光不再是“月光”，而是作者精神情感的投射，他看到了自己空明澄澈的精神世界，那一刻，他实现了超脱。 于是文章最后慨叹：“何夜无月？ 何处无竹柏？ ”每一夜都有月色，因此“我”的存在，不需要月色来证明，正如每个地方都有竹柏，月色的皎洁不需要竹柏映衬一样，这是苏轼实现了精神突围，实现了自我诞生。也正因月色之下， 苏轼看清了生活的本质， 找到了真正的自我，文末“闲人”，便是对自己身份的强调，是在贬谪中的自嘲自解，是真正沉浸自然生活的自在，更是对“忙人”（朝廷官员小人）的鄙夷与讽刺。

三、陶弘景与苏轼迥异的境地与命运

相比于陶弘景的“仙都”，苏轼因“闲”得“月”，因“月”得“悟”，是被动的“获救”，更是“获救”后的自我参悟与升华。 如若将二者比较，就自我建构角度而言，苏轼似乎更胜一筹。

（一）向外与向内

陶弘景，寄情山水，我心安处是归途。 在个人本性与宏大局势根本对立的尴尬局面下， 陶弘景创造性地选择主动奔赴自然风光， 加之康乐公寄情于景的影响，巧妙地突破了“时局不可改，我心不可失”的矛盾困局， 另辟蹊径地构建出了独属于陶弘景的精神家园。高峰何其宏伟，以至于可以包容他的仙风道骨；清流何其无暇，以至于可以理解他的清静无为。这里没有硝烟四起的战事，没有独断专制的帝王，只有清风皓月，游鱼飞鸟。 这不是逃避，是对自我的认知、保护和坚守。此刻，山林不是山林，是陶弘景的精神阵地，是他冲破桎梏，重拾自我的证据。

苏轼，自我开解，也无风雨也无晴。 被贬黄州初期，苏轼诗文中多次出现“幽人”，即幽囚之人（《易·履·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4]，其阴郁甚至自我怀疑的心态可见一斑。 然而《记承天寺夜游》中赫然出现了“闲人”的全新概念，顺着月光的指引，苏轼找到了自我。 他的心胸足够强大，纵使无人理解，也能在自己心灵的净土诗意地栖息。 没有任何史料证明《记承天寺夜游》是苏轼的转型之作，但是他的转折意义不言而喻，也许就是那一晚的顿悟，苏轼冲破了贬谪重围，实现自我突围，而后，浴火重生的苏轼才能在《定风波》中“一蓑烟雨任平生”[5]，最后以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6]，淡然地总结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二）小隐与大隐

王康琚的《反招隐诗》有言：“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 ”[7]陶弘景和苏轼某种意义都是一种“隐”，用自己的方式隔绝外界干扰，找寻独立的自我。但两相对比之下，陶弘景的隐只是小隐隐于野，苏轼的隐则是大隐隐于朝。

出身士族，年少入仕，得道脱身，“山中宰相”，即便局势有千般混乱难忍，纵使生活有万般迫不得已，陶弘景的人生总是因其阶级和与皇室亲密的关系比苏轼更加顺遂，因而止步于隐居山林使此文略显浅陋，有太重的六朝文风。 然而苏轼的人生更加跌宕，他一生命运多舛却总能笑看风云，他一生大起大落却总温和豁然，他是如此强大，从容地走着自己的康庄大道，仿佛外界的不公只是清风细雨拂过，无须理会，也从未理会。 他贯通文史，哲思深奥，书画传世，美食美心，他不同于仙人陶弘景，苏轼就隐居于烟火人间，在自己心间构建独立的自我精神家园，其人其文，给后世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赫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内聚性自我是美国心理学家科胡特提出的概念，即一种聚合身体各部分能量的聚合内核，具体变现为对自我的确认，如科胡特所描绘的那样：“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个内聚性自我稳稳地在那里。 ”[8]内聚性自我对人生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陶弘景、苏轼，面对着造化的“不公”，他们没有陷入无度的沮丧、悲伤、哀怨，没有在扑面而来的巨大黑洞中战栗、喘息、无法自拔，而是在齐膝的淤泥中伴蛙鸣而歌，在尖利的荆棘丛中拈花而笑，他们尊重着心灵的选择，坚守着独立的初心，依靠自我精神的培育保持内心的平静，靠巨大的精神力量实现人生的突围，这或许是编者将二者整合在一起的匠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