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询、抉择与幻想

2023-08-24申艾加

今古文创 2023年28期

【摘要】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以“进城农民”的第一视角展开，文本潜藏现代都市意识形态的话语架构。刘高兴以结构化质询获取城市归属感，形塑自身“城里人”的内心观念，城乡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迫使个体在二者中做出抉择，最终萌生对都市景观的浪漫幻想，弥合不被满足的内心世界，彰显意识形态的魔力，现代都市话语体系得以建构，却也导致刘高兴难以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城市。

【关键词】《高兴》；现代都市；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8.002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商州炒面客”的拾破烂群体，以刘高兴自身的主体自觉反思为索，展现农民工在西安城中为谋生计的艰辛困苦。“城市这张大口，将一碗菜汤上的油珠珠都吸了。” ①城乡间的沟壑远远大于西安到清风镇的距离，经济上的困顿拮据、知识技术的落后缺乏，以及心灵上的枷锁牢牢地禁锢住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使得他们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难以融入现代化城市。意识形态的召唤性从刘高兴个人主体的自觉意识唤醒，再到以刘高兴为代表的乡下人进城务工的城市化进程，辐射在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固有常识中乡村与城市间的二元对立，最终个体对现代化都市生活无尽的好奇想象与浪漫幻想，现代都市话语体系得以构建。

一、结构化的质询：社会位置与刘高兴的身份特征

刘高兴是五富、黃八的领导，在拾破烂群体中享有权威。尤其当小团体需要与外人交际时，刘高兴必将位于组织者、领导者的地位。应付市容队罚款，与家属院门卫周旋，替翠花出头要回身份证，解决与饭店老板的纠纷……刘高兴凭借圆滑机敏的处事手段化解突发难题，而五富这个小跟班则对他言听计从、千依百顺。以至于刘高兴扇了五富一耳光，“血像红色的蚯蚓在下巴上爬”，五富却“一动不动，只拿眼睛看我，还准备着再挨另一个耳光”，可见刘高兴在小集团成员心目中领导地位的崇高。

除了能摆平争端，刘高兴时常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抓住机会教导五富。刘高兴代替饭店老板和店里顾客向五富提出控诉，以领导的身份自觉代入“城里人”的角色，此刻的训导也就沾染上了意识形态的代言意味。意识形态无形中将刘高兴位置化在领导的地位上，按照阿尔都塞的“质询”理论，人一旦达到某一特定位置，就会自然地替此位置象征的意识形态发声，可以说只有在刘高兴教训五富时，才能让他成为自己想象中的城里人。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一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对个体实践的影响是通过“召唤”实现的：“意识形态‘表演或‘起作用的方式是，它从个体（将他们全都进行转换）中‘征招主体，或者通过称作‘质询或招呼的准确操作将个体‘转换成主体……” ②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个体”的关系是通过“召唤”主体的方式实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学校、大众传媒，甚至动用暴力机器“召唤”主体，让个体认识到自己是意识形态的“主体”。这也就是意识形态发挥效力并深入人心的重要方式。

刘高兴作为个人主体成为意识形态的扩音器，而个体和意识形态采用的主体立场间是“想象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召唤出来的“主体”又并非真正“主体”。“询唤的结构是让个人把自己看成了独立的、自主的个体，这样一来，个体认为自己就是意识形态的‘主体，然而与此同时，用阿尔都塞的话来说，他们就误认了自身。” ③在对五富的斥责中，刘高兴同时也“误认”了自己，他透过五富的不文明映照出自己的文明，显现自己机灵敏锐，懂得察言观色、入乡随俗，仿效城里人的文雅做派，也就越发契合了他心目中“城里人”的标准，在心理上认定自己就是“城里人”。

想象世界中“城里人”的愿望成真后，刘高兴就更要遵守“城里人”卫生整洁的衣着习惯，文明守礼的道德约束，以至“城里人”享受生活的方式——欣赏西安城上空似“无数玫瑰，满空绽开” ④，连片的云朵，清晨蹬自行车巡城游玩，好似旅客游山玩水。很快刘高兴就拾来了“合脚的皮鞋”，不用在高档宾馆里赤脚走路，西装皮鞋齐上身，加上游城的“经见”，刘高兴就越发像个“城里人”。连饭店里的老头都误以为他是采风的作家：“你不是真的拾破烂的……我听说经常有文化人装扮成一些苦力人模样去体验生活，你是要写出一本城市拾破烂人生活的书吗？” ⑤可见位置化的意识形态灌输下，不光他自己，连同周围人都产生了刘高兴是“城里人”的虚假幻觉。

刘高兴在不断的“质询”与“召唤”下一步步走向意识形态体系框架下社会期待并允许其成为的位置—— “城里人”。在五富已经光膀子光脚丫的夏天，刘高兴不肯换下西装皮鞋，哪怕叫五富讥讽“捂蛆”也要守护“城里人”的尊严。此中不乏商品拜物教的精神印记，西装、皮鞋代表了城市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能给刘高兴带来“城里人”的美好幻想。他多么希望再被市容队员误认成“领导”，被公司小老板当成“处长”，被饭馆大爷当成知识分子，被老铁赞成“他见过的最好的打工人” ⑥。

在意识形态的虚假影像中，刘高兴以“质询”的姿态将自己臆想为“城中人”，认为自己穿上皮鞋也就得以主宰城市生活，体现了他在“现代性召唤”下对都市人身份的想象。

二、城乡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个体的挣扎与抉择

在拾破烂小集团内部，刘高兴与五富的“上下级”领导关系彰显了位置化质询在现代都市话语体系中的作用；而纵观小集团整体，进城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化进程起到关键性助推作用，投射出城乡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进城农民普遍在生活上存在障碍，除物质、体制层面外，更有深层的文化滞碍横亘在“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也便是城乡意识形态发挥的功效。

刘高兴和五富从清风镇迁进西安，进入一个从来不属于他们的社会领域，同时也就进入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城乡意识形态的生活氛围。城里开杂货店的胖女人对刘高兴喊；“你这破烂，问你话哩？！” ⑦可见素质低下的小市民对乡下农民毫无基本的人格尊重，话语间流露出满腔不屑与轻慢。商店匾额上有错字，刘高兴想给店员指正，而店员却不以为然，叫他赶快走开拾破烂去。富有的年轻女人不准刘高兴进屋，只将废报纸堆在楼道，钱一收就砰地关上门。诸如此类，城里人对乡下人的冷眼和歧视不胜枚举。

反观乡下人，他们竟也像接受常识一样，认同自己悲惨困苦的生活境遇。刘高兴自居权威，在拾破烂群体中享有优越地位，看不起五富、黄八、石热闹等人，心中常想：“五富和黄八，瞧瞧那两个人吧，他们就是地上咕涌爬动的青虫，我要先变成个蛾子飞起来” ⑧，“刘高兴，你还讲究有文化，完全把自己混成个五富或黄八了么！” ⑨刘高兴认为五富和黄八是乡下人没有文化，土里土气的代表，誓要与之划清界限，而实际也在轻视乡下人，难于逃脱城乡意识形态的话语逻辑。废品回收站的瘦猴对刘高兴说：“咱都是苍蝇人。”一个“咱”大大削减了自嘲的意味，反而体现了贫苦人对自己的精神上的审判和重压。

刘高兴拿身份证给教授开锁，被怀疑是小偷；老人不愿欠人情，执意要付刘高兴抬米的两元钱。从中引出刘高兴对城乡对立的反思：“在清风镇可能是靠情字热乎着所有人，但在西安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 ⑩乡村传统宗法文化与城市现代工业文明间的对立，聚焦了农民在城市中生活的反思，揭开农民工与现代化城市之间的关系的一角，展现了农业中国与现代性的复杂互动。乡下人与城里人共处一个城市空间，却不能享受均等的机会，其缺乏种种由体制赋予的权利，甚至不能享受平等的法律待遇。正像五富的感叹：“西安城里都是凤凰就显得咱是个鸡，还是个乌鸡，乌到骨头里。” ?五富、黄八无法成为城里人，而刘高兴终究也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披在现代化都市的浪漫幻想外衣下的刘高兴“仍然是个农民，懂得太少，能力有限” ?。

城乡意识形态将城市与乡村对立，将城市人视作文明懂礼、遵纪守法的优秀公民，而给乡下人贴上“缺少见识，没有礼貌，不讲文明，粗鄙肮脏”等歧视性标签，把他们对物质的热切渴望当作嘲讽讥笑的对象。乡村的生存导向与城市的消费导向赫然对立，城市在各个方面均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乡村，将乡村踩在脚下，这种不平衡的城乡文化架构深刻影响了城里人包括乡下人的社会态度、价值观及其生命信仰。可以说，城乡意识形态已经融入中国人的骨血，“乡愚”作为人们的常识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上城”“下乡”已成为习惯用法，城乡二层体系业已作为常识凝定成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作用于中国人的城乡生活。人们为城乡意识形态俘虏，像鱼游在水中，不曾也不愿质疑。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意识形态倒置扭曲了现实图景，但其深层内里的社会经济基础依在，我们可以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找到意识形态建立的现实根源和形成机制。

《高兴》一书为进城农民工代言，书中人物行为举止、交谈对话的四周都包围着浓厚的城乡意识形态色彩。城乡意识形态的对立如套在进城农民脖子上的枷锁，迫使其挣扎、选择，最终归顺。物质可改善，城乡意识形态若不破除，流动迁移的中国城乡社会便很难和谐共生。

三、意识形态的浪漫幻想：皈依现代都市话语体系

除在行为举止、吃穿用度上模仿城里人，刘高兴在精神世界中亦努力寻求融入城市的落脚点，不遗余力地幻想美好都市景观，在浪漫的憧憬与期待中弥合得不到满足的内心缺憾，皈向现代都市话语中意识形态的瑰丽臆想，体现主体呈现出的与现实的想象性关系。

刘高兴常常教育五富的思想：“你也要想象，环境越逼仄你越要想象，想象就如鸟儿有了翅膀一样能让你飞起来” ?“可咱既然来了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不要怨恨……怨恨了更难在西安生活。” ?刘高兴希望五富不要总是学黄八怨恨抱怨城市，而是像他一样怀抱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但在实践中又略有偏向阿Q “精神胜利法”的趋势。刘高兴教导五富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劝导安慰自己，不停地为自己制造美好的“城里人”幻想，使得西安城披上意识形态的虚假外壳，好似“西安”自然象征着高水平的生活条件，丰盈充裕的物质水平。

刘高兴在肾的召唤下来到西安，就为自己罗列七条“城里人”的特质，将自己与五富区别开来：精心算、爱看戏、讲卫生、会吹箫、不诉苦、不怨恨、常喜笑。刘哈娃只能是个农民，而改名叫“刘高兴”，每天高高兴兴，就可成为“城里人”。他视拾破烂为城市环保事业中重要的一环，坚信自己为整个西安城做出了贡献，“我要命名一个巷是拾破烂巷。不，应该以我的名字命名，叫‘高兴巷！” ?努力把自己融入城市，反复强调自己在城市里的价值，不断激励自己“一棵树如果栽在城里，它都力争着在街边长得端端直直，我来西安，原本也是西安人，就应该为西安做我应该做的事呀！” ?种种心理安慰仿佛把西安当成了救世主，只要人在西安就能过上好日子，“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西安人” ?。卖了肾，身上缺少一个器官，都不能阻碍西安对其强大的吸引力，西安如同刘高兴的“精神鸦片”，是战胜贫困痛苦的最大法宝。“大收藏家是用眼睛收藏的……我拥有了这座城，我是用脚步拥有的……脚踩一星，带领千军，我感觉自己不是坐在出租车上而是坐着敞篷车在检阅千军万马。” ?刘高兴不断在自己心中种下“我是西安人”“我拥有了西安”的观念，仿佛拥有西安就拥有了全世界。西安耗资十个亿建造芙蓉园，看似是全体西安人可以共同享受的都市景觀，而刘高兴和五富却负担不起五十元的门票费。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西安的美丽富饶与刘高兴本人的生活状态关系不甚紧密，不论西安的宾馆高楼建造得多么精美堂皇，刘高兴仍只能住在池头村的剩楼。可见，刘高兴对西安疯狂着魔的幻想并不现实，仅能起到催眠效果，并不能给其生活带来实际改变。

这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思考，对现代化城市的殷切眷恋与浪漫幻想背后实际隐藏着意识形态的魔力。意识形态有科学的一面，也有虚假的一面。以芙蓉园为例，它是意识形态允诺给公众的全民参与、公平无差别的娱乐休闲场所，是“伟大创造力的证明”，而这种表面的繁华靓丽营造出人人可享的平等幻觉足以让刘高兴为之着迷。刘高兴认为逛芙蓉园就是城市人的象征，足以在拾破爛小团体里吹嘘一番。而芙蓉园的美好承诺在刘高兴微薄收入的现实打击下早已无处遁形，意识形态包裹的虚假魅力无法兑现，也就无法让刘高兴成为事实上的“城里人”。正如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宗教和政治信仰宣称个人有权拥有土地或资本；他们有权使用生产资料为自己谋利，而不是为集体谋利……每个人都接受这些价值，但是，却只有少数几个人，诸如地主和资本家，可以行使这个权利” ?。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下主客体间扭曲的危机框架，反映了城乡间不可逾越之沟壑的根本来源，宏观上体现为城市外表的美好允诺与现实资本利益的分配不均之间的矛盾，微观上则表现在以刘高兴为代表的农民工即使精神上对城市充满好奇幻想与浪漫憧憬，现实中仍难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只能在闭塞的困境中疏泄“城里人”的愿望，在精神世界的高扬舞动中直面难以化解的失望与沮丧。

四、结语

从表面上看，刘高兴进城后比黄八、孟夷纯适应得更快更好，屡屡得到城里人的认可和褒扬；但更深层次来看，刘高兴始终难以在物质，尤其在精神层面彻底地融入西安。从结构化质询赋予主体位置感与归属感，从城乡对立的抉择中归附城市意识形态框架，以都市的浪漫幻想填补精神的空虚与落寞，此三方面诠释了现代都市话语体系的建构机制，或为城市他者精神漂泊的萌发诱因。

注释：

①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0页。

②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③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著，吴靖、黄佩译：《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页。

④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⑤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7页。

⑥?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⑦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⑧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⑨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⑩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贾平凹：《高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