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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视域下学院派小说《我带你去那儿》的女性话语权解读

2023-08-24王惠丁威

今古文创 2023年28期
关键词:福柯

王惠 丁威

【摘要】《我帶你去那儿》是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学院派小说代表作。小说以一个不知名女大学生的视角展开,通过描写其成长经历来展现女性个体成长与自我探索,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成长的见解与希冀。本文借助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来探究以女主人公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如何从话语权缺失到要争取自己话语权的觉醒过程,旨在为《我带你去那儿》中女性成长提供新的解读视角。

【关键词】女性话语权;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学院派小说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8-0022-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8.007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伦理学视域下当代学院派小说及知识分子伦理共同体构建研究”(22WWB194);黑龙江省哲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后现代视域下学院派小说发展及启示研究”(21WWB121);黑龙江省教育厅重点项目“后现代视域下西方学院派小说研究”(1451ZD014)。

一、引言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美国现代女作家,有着多重的身份既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评论家,也是编辑、学者。她在各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她在美国当代作家中的重要地位,其代表作有《他们》《大瀑布》《奇境》《狐火少女的自白》等。她的作品以暴力描写而著称,但是她如实刻画了饱受暴力之苦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以及实施暴力的残暴的社会群体。作为女性作家,她对于女性群体的刻画有着独到的见解,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深受迫害的女性群体的内心之苦。关于《我带你去那儿》的研究主题众多,数量庞大。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伦理解读,象征与隐喻主题,成长主题,创伤主题,微观权力解读。

《我带你去那儿》是欧茨学院派小说代表作,小说以高校师生以及其学术、生活为背景,具有学院派小说的典型特点。学院派小说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其研究的方向一般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对以往学院派小说的主题进行分类、整理;其次是从不同角度对学院派小说进行文本分析和理论批评,旨在反映和分析高校群体学术斗争、利益追逐和权力争夺的现象。本文试图从话语权利理论来为《我带你去那儿》提供一个全新的解读视角。

二、被迫失语的她们

一个话语场里有着潜在的话语主体和客体,然而话语不只在语言之内还会作为权力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根据福柯在《话语的秩序》里所言每个社会里话语的制造都是有着一定的群体去控制、分配、并且为其所用的。[1]因此话语是受某个群体控制和分配的,不是所有声音都能没有限制任意发出的。话语的发出一般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并且服务于某一群体,具有特权性和阶级性。话语的主体和客体不只是一个语言情景里的角色扮演,更是隐藏着的权力掌控者和被动接受者。

《我带你去那儿》中女大学生群体则就是无法发声的客体角色,“在我的屋檐下,宵禁必须严格执行”,塞耶夫人庄重地警告过:“工作日的宵禁时间定在十一点,星期五十二点,星期六一点,星期天十点。这规定只在女大学生中执行(男生没有任何宵禁,他们可以几天不回宿舍而无须向上级报告)。”[2]13居住在卡帕加马派宿舍楼的这群女大学生们必须要遵守专门为其设立的规则,无人为她们解释这规则设立的理由,只是粗暴地让她们接受和服从。面对不平等的待遇,有些人会疑惑比如女主,但是得到的答案不是含糊其词,就是社会习俗对于淑女的规定。

“感知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动作经过多次重复之后就会习惯成自然,这个动作就成了自动的、无意识的、机械的动作,对动作者来说这个动作就失去了意义。生活的日常轨迹似乎成了我们不可逆转的习惯,它慢慢使我们丧失对自我的反思、对生活的期待。”[3]这种所谓的“规定”蛮横地变成了女孩们要遵守的日常规则,直到她们将其内化于心,彻底成为绑架她们行为和思想的习惯。

福柯认为对话语控制程序中最常见的就是排斥程序,其中主要表现之一的就是:禁止,比如对政治话题和性问题的禁言,在话语中,禁言是最表面化的排斥。[4]通过禁止一部分群体讨论某个话题,使其成为禁忌,从而规范这一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对其达到一定的控制。在卡帕加马派宿舍女大学生们禁止讨论男性,必须遵守宿舍的宵禁。女性群体是被完全规训的,她们被冠以淑女的称号枷锁,被禁止做和男性一样的事情,在面对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时,她们根本没有发声之地,迎接她们的只有被动接受,被人安排。

福柯发现,并非人人持有言说的话语权,只有那些符合了特定条件和资格的人,才可能进入话语界并占有言说的权力。小说中《黑色情人》这一章节出现的马修斯则就是处于特定的位置,他是女主崇拜的哲学大师,而根据福柯所言话语的成立必须存在相应的受众,话语权只有在受众的臣服和痴迷之下才能被构建起来。在与马修斯这段爱情关系里面,女主无疑是沉默失声的。“我知道沃诺喜欢这类哲学,简朴,严密,高度怀疑。在一个像沃诺·马休斯这样的人面前,少说话是最明智的。看得出,沃诺只爱不大说话的女人,因为语言会让我们脆弱,会暴露我们。”[2]151

马修斯不愿意让女主发表关于各种哲学问题的见解,也不愿意让女主主动向他提问。在两人相处的过程中,女主谨小慎微,她的一言一行都因为所谓的对马修斯的“爱”而套上了枷锁,她在这种不健康的爱里彻底迷失了自己,完全放弃了自我探索,放弃了寻找自我发声的途径。女主出于对马修斯的崇拜将自己规训成一个沉默的活物,只有在马修斯需要回应的时候才会发声,然而她却从未说出过属于自己的见解和内心感受。在这段关系中,显而易见马修斯因为自己对于哲学理解的自视甚高,主动掌握了两人之间的话语权,将女主摆到了客体的位置,蔑视她的存在,使她在两人的关系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

三、寻找救赎之道

话语形成的背后是权力的各种博弈,话语的实施伴随着权力的行使,权力又随着话语的不断控制而发展、蔓延。“话语的争夺实质上是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权力的实现。”[5]虽然《我带你去那儿》中的女性群体生活在一个由男性话语权构建的社会,但是随着当时社会思潮的进步以及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话语的争夺本质是权力的争夺,女性群体在逐渐意识到要掌握自己的权力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话语权的掌控。而由于话语权的主体是流动的,不是固定的。

权利主体的转变则通过话语冲突得以体现。卡帕加马派宿舍的女舍监接到男生部院长打来的告状电话——几个女孩子有“鲁莽的举动”,并且认定她们肯定是这个宿舍里“名声不大好的女孩”。身为女舍监的塞耶夫人未经查证立即将几个有嫌疑的女孩叫来对她们斥责、谩骂。塞耶夫人这一举动激怒了以凯特为代表的一群女孩子,她们对其进行了报复—— “第二天,凯特和她的室友们痛痛快快地向塞耶夫人进行了一场报复。她们溜进客厅,把杂志和报纸都扔到地上;有邮件送来时,她们抢过来,撕得粉碎,其中还包括一封航空邮件。她们还把证据留在了塞耶夫人房门口的地毯上。别的女孩看着,却并不制止。”[2]68

虽然这一反抗举动被女主顶替平息了下来,但这也是卡帕姐妹们不再沉默的标志。她们受够了不平等的对待和陈腐的文化习俗对于女性的束缚与污名化,她们不会再做沉默的客体,而是开始思考认清自己的处境,并且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内心不满的声音。她们的复仇行为使得塞耶夫人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对以塞耶夫人为代表的男性话语权的社会的反抗。

当女性们不再沉默,想要夺取属于自己群体的话语权时,权力的争夺则主要通过强烈的话语冲突体现出来。女主的爱人马修斯是黑人,在那个黑人地位仍然低下的时代。他们俩之间的爱情是不被理解的甚至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厌恶的。因此学生部部长想要以学生档案威胁女主,想让她遵守当时的主流规则即与黑人断绝关系,听从学校的安排。女主奋起反抗:“你没权利监视我……别人管不着。”“宪法规定我有权知道我的评语”,部长惊吓过度,不能言语,她脸上的脂粉在极度的恐惧中渐渐溶化。[2]208女主鼓起勇气,大胆颠覆由学生部部长为代表的话语场主体,将自己从客体,沉默的位置脱离出来,开始正视自己的感受和内心的声音。她不需要所谓正确的思想来教她爱谁,她有着自己的判断,能够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最重要的是在她奋起反抗的那一刻,她成了自己人生的主宰,没有人能再去替她选择她想要的人生。她要掷地有声地说她的感受,没人能再去束缚她,让她缄默顺从。此刻,女主是自由的,她决意听从内心的声音,不愿再保持沉默,一味地服从他人。

四、不再隐身的她们

哪里有权力场,哪里就有着权力的主体和客体,在权力场中就存在着压抑和控制。在福柯看来话语愈是要压制它,它就愈是会获得一种焦点,中心性和明确的自我意识,并且它在选遍压制话语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扩散、奔突,四处逃逸。压制不全导致事实性的消亡和灭绝,相反,它导致对象的成型和成熟。[6]权力的主体是灵活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都是权力关系网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受制于他人的同时也是权力行使的主体。当女性群体不再沉默时,她们就会采取一定的行动,努力抗争改变自己的处境,尽可能地颠覆之前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要尽可能地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

女性的抗争某种程度会遭到社会主体的抑制和压迫,然而就如福柯所言,每个个体都是关系网中的一员,当女性群体团结起来为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勇于斗争时,所谓的主体的压制则会间接促使女性思想的解放。由此一来,主体的权力便会有一定程度的消解,而属于女性的话语权则被相应地建立起来。话语权力也会获得一定程度的平衡。

《我带你去那儿》中典型的以男性话语权构建的社会主体是马修斯和艾略克,他们分别是女主的情人和父亲。女主的自我觉醒与塑造是在与父亲和爱人的对抗中实现的。在与马修斯的爱情关系中,女主一直都是乖巧,顺从,没有自我的人物形象,她不敢在马修斯讨论哲学时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于马修斯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也是甘之如饴。全然不知自己是和马修斯一样平等的,值得尊重的独立个体。

然而,随着马修斯的谎言被揭穿,女主也逐渐觉悟。“但我十分清楚自己会做什么……我要踏上历史舞台,这是沃诺·马休斯曾经嘲笑过的事……我要找到一条出路,我要重塑自己,从失落和悲伤中汲取力量。我不再是阿尼利亚。等着看吧,告别阿尼利亚,我将会是谁。”[2]233马修斯对于她情感上的欺骗和肉体上的伤害使得她千疮百孔,痛苦不堪。可就是这样的痛苦让她痛定思痛,清醒地明白自己的内心,也决心寻找自我,倾听内心的声音,实现自我的觉醒。在她不刻意讨好马修斯而是去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时,她便已经开始了自我的塑造,发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受干扰的声音。

艾略克作为女主的父亲,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对她展现出过多的父爱。他将妻子难产死去全部归咎于女主,害怕和厌恶面对她。父女俩独处时,他只把女主当作一个听话的宠物,从未肯定过她的存在。“他似乎忘了我的名字,从不叫我名字……你——怎么还不上床?”自幼丧母,无比渴望爱的女主期望得到父亲的关注,但是父亲只将她当作一个无法丢弃的家伙什——不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并且把它们说出来,她只能默默承受。“要是我壮着胆子眯起眼睛或是咳嗽几声或是轻轻摆手来驱散烟雾,父亲会立刻直截了当地说:“你不喜欢烟味,最好到别处去。”在家这种小型话语场中,年幼的女主只能通过沉默,压抑自我来伪装自己,深谙生存之道的她借这种方式慢慢长大,直到有能力完全脱离家庭。

成年后的她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成长,甚至在大学期间就出版了带有自己名字的第一本小说集。“她尝试用小说中的话语表达自我,用小说中的生活塑造自我。”[7]通过小说书写出自己的思想这一举动标志着她掌握了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就如“福柯认为的写作、法律系统、医疗系統都是一种话语的社会性占有方式。”[4]作家们的书写是话语发挥功能的一种方式,具有主体性,作品的思想表达背后体现着一定权力的运行。正如此时的女主不再是那个只会沉默、顺从的小女孩了,她有着属于自己的发声方式,发出的声音能为大众倾听。

当女主去看病重的父亲时,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心,她父亲要求她不能睁眼睛看到他的病容。面对这一无理要求,女主做出她人生第一次对于父亲的反抗——她在父亲濒死的时候用反光镜看到了父亲不允许她看的画面。“那双眼睛似乎向我瞟过来,脸上的表情显得很生气……骨瘦如柴的身子在颤抖,一声微弱的呻吟传过来,像是责备我。”[2]283父亲的这一举动是在责备她的自作主张,但是现在的父亲已经无法再左右女主,尽管女主明白了他的愤怒,可是她已经不会再被其影响了。在她决定违背父亲的命令时,她就已经突破了自己,不会再被所谓的“威严”挟制和恐吓。她违背父亲嘱咐的同时,也就是在听从内心的声音,她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而不是别人认为正确的,在那一刻她彻底拥有了自己。所以她说:“他看见了,他会原谅我。”[2]286不管父亲是否会原谅她,她此刻却是彻底解脱了自己,不再被束缚,她彻底属于她自己了。

五、结语

小说中的女性群体在一定程度或多或少都受到了男权社会的规训和压迫,一度陷入失语的境地。女性群体的失语在一定程度上是男权社会对其权利的剥夺和天性的压抑。发出声音不只是能够被听到而且是她们作为平等,独立的个体有了被尊重的可能。本文借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详细叙述了女性群体在被迫服从他人命令时的迷茫、惶恐到直视自己的欲望争取自己应得权利时的勇敢坚毅,再现了欧茨小说中成功塑造的从沉默怯懦到勇敢无畏争取话语权的女性新形象,结合20世纪平权运动的时代背景为欧茨小说的女性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1]许宝强,袁伟.语言与翻译的政治[M].肖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3.

[2](美)乔伊斯·欧茨.我带你去那儿[M].顾韶阳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张荣升.伊丽莎白·乔利小说的作家危机书写[J].学术交流,2017,(06):208-212.

[4]张一兵.从构序到祛序:话语中暴力结构的解构——福柯《话语的秩序》解读[J].江海学刊,2015,(04):50-59.

[5]福柯.性经验史[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68-69,98.

[6]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M].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

[7]丁威.伊丽莎白·乔利小说中作者与读者的动态互助[J].学术交流,2018,(04):182-187.

作者简介:

王惠,女,牡丹江师范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丁威,女,牡丹江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外国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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