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文娟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00）

清代刑律体系以五刑为主刑，辅以若干附加刑。其中，发遣刑是流刑的附加刑之一，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清初此类重刑犯主要发往东北。至乾隆中叶，新疆纳入清朝直接统治，清廷基于多重考量，始将罪犯发遣新疆。大批遣犯由此西出嘉峪关，并成为开发西北边疆的一个重要人群。因这些遣犯身份特殊，人数众多，且与清代新疆开发息息相关，多受学界关注。其中，亦涉及清代新疆遣犯唯一一次大规模反抗活动——昌吉遣犯聚众“起事”。①相关研究主要有：齐清顺《一七六七年昌吉遣犯暴动不应肯定》，《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4期，第63-65 页；同氏《清代新疆遣犯研究》，《中国史研究》，1988 年第2 期，第83-95 页；吴佳玲《清代乾嘉时期遣犯发配新疆之研究》，台北：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2年；王希隆《清前期昌吉遣犯起事考述》，《西北史地》，1995年第1期，第49-53页；同氏《清代西北屯田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0-121页；柏桦《清王朝罪犯发遣新疆制度》，《社会科学辑刊》，2017年第2期，第117-125页。前人对此次事件的考察，主要依据若干汉文史料，如《清实录》②参见《清实录》第1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97页。中的相关记载，纪昀《记新疆边防二则》③参见李景文、马小泉《民国教育史料丛刊》第77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61-62页。、魏源《圣武记》④参见魏源《圣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0-181页。等。但上述记载多有舛误，或有关细节语焉不详，致使学界有关此次事件是“农民起义”“遣犯暴动”的定性，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