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镜明

（西北大学 中国—中亚人类与环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胡鸿将“华夏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归纳为三点：一是“集权帝国”自身的动员成本和离心倾向；二是地理环境以及经济生态；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组织形态。①参见胡鸿《秦汉帝国扩张的制约因素及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第184⁃203页。笔者曾尝试对第一点进行过论述②参见黎镜明《边郡与汉代的边疆经略——以敦煌郡对西域事务的介入为中心》，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41⁃65页。，后两者则无疑属于边疆作为特殊区域的自身脉络。作为宏观和一般意义上的通论，胡鸿的阐述无疑是出色的，且大体对应了布罗代尔所谓的“长时段”（地理时间）和“中时段”（社会时间）。③参见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冯棠、张文英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页。然而牵涉到具体的边疆经略史事，难免有鞭长不及马腹之嫌，尚需更多“短时段”的史料支撑。地理、社会、事件中任一个维度的缺乏都会使我们的研究流于片面。有鉴于此，文章拟从汉代西域的地理环境、经济生业和政权组织形式、地缘政治格局等入手，把握汉廷经营西域的空间逻辑、成本考量和交聘策略，进而梳理汉代的西域治理设计。

一、汉代经营西域的影响因素及因应方式

（一）地理上的“边”与“远”

松田寿男指出：“正如用点线来表示出天山山脉的两侧那样，在山体的南北一连串地排列着数不尽的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