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宾·库克

序言

3月6日，晚上11点15分

这是曼哈顿下东区3月的一个夜晚，天气阴沉，寒风刺骨。虽然春分就要到了，但冬天依然没有退场。此刻的情景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几片任性的雪花从低垂的云层中盘旋而下，宛如巫婆随手抛洒下来的啤酒泡泡。由于温度徘徊在35华氏度左右，这些美丽的晶体结构在接触陆地表面的瞬间就惨遭毁容，变成了小水滴。与这种肆意破坏大自然的杰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3街某座公寓楼四层的一个温馨舒适的小房间里，情形则恰恰相反。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这种温暖不仅指身体上的，还指深层意义上的，一连串细胞活动发生了，并最终导致了与雪花的融化相反的结果。1亿多个急切的精子强行闯入一处“禁地”，开启了一次既无比有序又特别复杂的旅程。

卷入这场爱情活动中的两个人沉浸在幸福之中，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引发的神奇戏剧性事件，也没有意识到它最终给两人造成的可怕后果。他们完全陶醉在那一刻的激情之中，顾不上采取避孕措施，没有想到从女人右侧卵巢几乎同步排出一个成熟卵子的可能性。他们也没有想到精子多么渴望与卵子结合。

两个半小时以后，当女人心满意足地酣然入睡，男人也回到自己的住处进入梦乡时，游得最快的那个精子，经历了一场危险而艰巨的马拉松，从阴道深处到达输卵管的内端，与被动下降的卵子迎面相撞。在不可抗拒的反射作用下，这个获胜的精子快速钻入包裹在卵子周围的透明带，撞击着卵子坚固的保护层。片刻之后，它将自己的原核注入卵子之中，使自己的23条染色体与卵子的23条染色体配对，形成了46条正常染色体。卵子现在变成了受精卵。

就这样，在纽约的这个并不美好的夜晚，宇宙中最惊人的奇迹之一诞生了：生命的起源。尽管这种生命孕育事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天发生约35万次，海量的重复让人们淡忘了其神奇之处，但它却开启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复杂过程。作为一个肉眼几乎看不到的细胞，人类受精卵在其微观DNA库中包含了形成和操控人体必需的所有数据和指令。这意味着，在没有任何额外信息输入的情况下，单细胞受精卵能够协调200个不同种类的37万亿个细胞，以及数十亿个非常特殊的大分子蛋白质的起源，这些大分子蛋白质必须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数量、在适当的位置按严格的标准形成。单是人类的大脑，就有1000亿个细胞和超过100万亿个突触连接，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

到3月11日，也就是那次性爱行为（是它引发了生命起源这一不断进行的特殊奇迹）发生五天之后，迅速发育的胚胎到达子宫，开始在子宫壁着床。很快它就会让人们知道它的存在，向世人宣布一段妊娠期开始了。从那时算起，一个人类幼崽要在大约九个月后出生，所需要的只是维持基本营养、清除废物，以及人体防护。遗憾的是，未来的情况并非如此……

5月5日，晚上10点05分

对28岁的社会工作者凯拉·雅各布森来说，洗澡是一种放松身心的方式，尤其是在度过了紧张的一天之后，而星期六本不应该这么紧张。由于浴缸底部带有弧度，且涂有瓷釉，很容易打滑，所以她小心翼翼地抬脚跨进去，并拉上了浴帘。她已经把水温调到了她喜欢的近乎发烫的温度。全身湿透后，她抹上沐浴液，手持长柄沐浴刷揉搓身体，借此消除一整天的压力，缓解心中的焦虑。最近，这两种情况她都经历得太多了。

凯拉来纽约还不满八个月。来这里是一个相当突然的决定。她在洛杉矶长大，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硕士学位，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美泰儿童医院做社会工作。她的专长是帮助有特殊医疗需求的儿童及其家庭。这种工作很辛苦，经常让人精疲力竭，但也会给人带来满足感。毫无疑问，她的工作意义重大，是对医生和护士工作的重要补充，因为医生和护士往往专注于治疗和缓解病人患病过程中的即时症状，而不是从长计议，帮助家庭和个人解决根本性问题。对于这份工作她颇为满足。最终动摇她世界的是一段爱情长跑的突然结束。这件事情发生在去年9月，她的前男友是一名医学生，名叫罗伯特·巴洛。在交往的两年半里，他们经常在对方的住处过夜。因为有着相似的兴趣，包括共同的自由主义政治取向，他们之间从不缺乏谈资，偶尔还会讨论对未来的规划，好像两人未来理所当然会在一起。他的目标是在一所有名的研究型医学中心做外科住院医师，最好是在洛杉矶，或者退而求其次，在旧金山。作为一个特别专注的学生，他很有希望心想事成。凯拉以为，如果他要去旧金山，她会跟着去。凭借出色的资质，她自信能在任何研究型医学中心找到工作。

但结果并非如此，凯拉仍然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尽管她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听到传闻说，罗伯特经常和外科的一个一年级女住院医师在一起。在洛杉矶一个烟雾弥漫的闷热下午，在事先没有任何暗示的情况下，罗伯特告诉她他们的关系结束了。

由于自尊心受到沉重打击，她迫切需要逃离伤心地。她和罗伯特共同的朋友假装同情，不停地问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实际上他们只热衷于八卦。此外，在医学中心内外无意中碰到罗伯特的概率实在太大了。最重要的是，凯拉一直对纽约情有独钟，厌倦了洛杉矶单调的天气、逐年增加的森林火灾以及圣安地列斯断层活动永远存在的威胁。在罗伯特宣布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几周后，她决定振作起来，化悲愤为力量，横越美国国土，搬往纽约。

凯拉冲洗干净身上的沐浴液，往掌心里挤了一团洗发水，开始洗头发。这是洗澡过程中她最享受的一段时光，她使劲地揉搓头发，弄出大量泡沫，试图借此放空大脑。

起初，搬到纽约后她在各方面都呈现出乐观的势头，只是母亲和妹妹并不看好她的未来。离开洛杉矶之前，凯拉已经设法申请到了紐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一份社会工作，具体地说就是在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所以就业不是问题。至于公寓，她很幸运地在朗格尼医学中心的公告栏上看到了一名选择加入和平队的护士登的广告，于是就联系了对方。这是一套带家具的转租房，一居室，位于23街，就在第二大道附近。更重要的是，从她本人的角度看，她还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旋风式的恋情，对方是一个比罗伯特年长，但更有魅力、更有成就、更成熟的男人，他们是在去年圣诞假期相遇的。

不幸的是，她的生活发生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折，使她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力，怀疑自己是否容易轻信他人。再一次，她经历了失望和自尊方面的问题——也许不像罗伯特提出分手时那样突然，但已经让她焦虑不安，并开始认真考虑重回南加州。正如她所料，当晚她在电话里向母亲和妹妹提起这件事时，她们非常兴奋，尽管也都立即怀疑她似乎是突然改变了主意。就在一个月前，在一次类似的通话中，凯拉给她们留下的印象是，她住在纽约无比幸福。因为尚未做好透露任何细节的思想准备，她只能解释说，她现在才意识到离家人近对自己是多么重要。虽然她为没有实话实说感到内疚，但事实是她尚未下定决心。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仍存在一丝希望，情况也许有转机。

把洗发水冲洗干净之后，凯拉关掉了淋浴器。她拿着浴巾，抬脚跨出浴缸，弯下腰，飞快地用浴巾擦干一头披肩长发。她的头发很浓密，她认为这是她那感情冷漠的父亲遗传给她的唯一优点。站直身子时，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钉在浴室门后的全身镜里自己的侧面。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她自嘲地笑了笑。现在要看到任何变化还为时过早。

擦干身子后，她正要挂起浴巾，安装在另一个房间里的对讲门铃响了。突然传来的刺耳声音穿过寂静的房间，像一把滚烫的刀切入了黄油，打破了凯拉沉浸其中的宁静。她把浴巾扔在浴缸边上，从挂衣钩上抓过浴袍，冲进小厨房，厨房墙上装着老旧的对讲系统。当她按下通话键，问对方是谁时，她注意到微波炉上显示的时间是10点23分。因为她刚才并没有叫外卖，所以已经料到那人是谁，只有一个人可能这么晚来按响门铃，尽管他从来不会事先不打招呼就来，而且周末也很少来。不过她并没有为之激动。毕竟她好不容易才在临睡前让心情平静下来。

“是我。”预料之中的那个人说。

“你来干什么？”凯拉靠近对讲系统问。每次说话时，她都得按住这个老旧设备的通话按钮，说完后再松开手听对方讲话。

“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但我需要和你谈谈。”

“我刚洗完澡。明天午餐前后怎么样？”

“我今晚就要和你谈谈。我改变主意了，想和你分享一下。我需要和你分享。”

尽管心跳加快，凯拉还是有些犹豫。经历了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一切，并且听了对方所说的一切之后，她根本无法确定他说的“改变主意”是什么意思。她可以猜。但这种猜测会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吗？毕竟，他已经强忍着接连几个星期没和她联系了。不过，如果他的意思和她想的一样，那可以改变一切。

“你有什么想法？”她终于问道，没有完全放下戒备。她不想在重新升起希望之后又被岩石撞击得粉碎。

“我意识到你一直都对，是我错了。我只是花了些时间才弄明白。我们需要庆祝一下！”

“庆祝？”凯拉问，以确定她没有听错。

“是的，庆祝。我带来了酒和酒杯。”

凯拉努力按捺心中的兴奋，按下了对讲门铃系统上的开门按钮。她跑回浴室，在这个过程中匆匆穿上浴袍。刚才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她一直手里抓着浴袍光着身子站在那里。进了浴室后，她抓起梳子，试图把一头乱糟糟的长发梳理整齐，但失败了。她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丑，但来不及梳妆打扮了。她系紧浴袍上的腰带，再次绝望地拍了拍头发，回到门口，动手打开二房东安装的全套门锁和安全锁链。她刚打开，门外就响起轻轻的敲门声。

透过窥视孔进行最后的确认后，凯拉打开了门。来人戴着一顶黑色软呢帽，穿一件她从未见过的黑色外套。她还没来得及打招呼，他就冲进房间，关上门，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让她差点喘不过气来。然后他才放下手里的购物袋，摘下帽子，脱去外套，扔到沙发上。

“就像我说的，我们得庆祝。”他郑重其事地宣布，拿出两只明晃晃的高脚水晶切割香槟杯，接着从袖筒里抽出一瓶诱人的葡萄酒，最后是一小包鸡尾酒餐巾纸，“看看这个！”他边说边把酒瓶给她看，仿佛自己是个侍酒师。

“好吧！”凯拉看着醒目的黑色标签，“博尔托洛米奥尔·菲兰达葡萄酒，我从没听过这个名字。”

“这种酒特别棒，”他自豪地说，“而且特别难买。”

“我们到底要庆祝什么？”她迟疑地问，这时他正费力地拉开瓶塞外面的一圈铁丝。最初告诉他那个消息时，她期待的就是他的这种反应。但事与愿违，她因此备受打击。

“我们要庆祝一切，”他兴高采烈地说，“事实是，你是对的，我错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奇跡。我只是一时冲动，没意识到。”

凯拉本可以指出，他花了远非一时才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双方已经对峙了近一个月。但她什么也没说，生怕打破他的热情所带来的愉快气氛。当瓶塞被拔出时，她听到砰的一声。瓶口冒出些许粉红色泡沫。

“就像你说的，生命是个特别珍贵的奇迹，我们必须珍惜。”他倒了两杯泛着泡沫的红酒。

“你妻子怎么办？”凯拉鼓足勇气问。

“成为过去了。”他说，递给她一杯酒，然后举起自己的杯子。

两只酒杯相碰，原本寂静的房间里响起悦耳的叮当声。在他的带领下，她痛饮了一大口普罗塞克葡萄酒，感觉比她喝过的任何葡萄酒都好喝。大约一个月前，她决定戒酒，但这一刻很特别。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之间发生过几次关于未来的不愉快争吵，她只好接受那个事实——他们的心相距甚远。他今天突然出现的180度大转变让她很高兴。这绝对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咱们坐下来享受美酒吧。”他指着沙发说，把外套和帽子挪到一把直背椅上，“酿造这种葡萄酒的公司来自意大利的威尼托。”

“味道不错。”凯拉说。她不知道威尼托具体在什么地方，但猜想应该在威尼斯附近。她没有让他进一步解释，因为对此并不关心。至于酒的味道，她说的是实话。坐下后，她又痛饮了一大口，享受着酒中欢快的泡泡以及柔滑而美妙的味道。她一直不是特别喜爱香槟，而且曾经质疑它的价值和价格，但是这次的感觉与以往不同，让她怀疑这种感觉有多少是这瓶酒的功劳，又有多少是缘于她的快乐心情。不管是什么，她都照单全收，细细品味。当然，她有一百个问题要问，但这些问题可以先等等。

他依旧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普罗塞克和意大利的威尼托，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她对此并无兴趣。她又喝了一口酒，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才咽下。这真是一次愉快而美妙的体验，她沉浸在一种遍及全身的放松感中，过去一个月里盘踞在心头的忧虑瞬间荡然无存。可是没多久她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虽然他还在说话，但她已经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与此同时，她的视线也变得模糊起來，为此她使劲眨眼，同时放下杯子，试着站起来，但她的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

“你没事吧？”他也放下手中的酒杯。

“没事，我想，”她勉强说道，但听起来含糊不清，“只是突然感觉特别疲倦……”

凯拉说话的声音越来越低，她慢慢向后倒去，头靠在沙发背上。她的眼睛闭上了，嘴巴大张着，呼吸也放慢了。

第一章

5月8日，早晨5点49分

劳丽·蒙哥马利-斯特普尔顿今天早晨比平时醒得早很多，而且不是被杰克·斯特普尔顿推醒的。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早就自然醒了。她的大脑在飞速运转，因为今天将是极其忙碌的一天，以至于她不得不说服杰克，让他替她至少履行一项义务，那可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儿。一个星期前，为了儿子小约翰最近所谓的破坏行为，她答应去学校见见他的班主任罗西小姐，也有可能见见心理辅导老师。小约翰上小学四年级，课间休息时在操场上和同学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劳丽知道杰克对这类问题缺乏耐心，也不善言辞，所以一直没有和他提起过这件事，她宁愿自己去处理，同时也坚信儿子是无辜的。现在杰克将不得不独自处理这件事，因为劳丽要去市政厅处理与工作相关的紧急事务，抽不出身来。

劳丽抬起头，从两扇宽大的窗户往外看，窗户虽然朝北，她也知道太阳刚刚从东方的地平线探出头来。尽管窗户开关自如，甚至装了遮光窗帘，但她和杰克都懒得用。这是六楼，她能看到几个街区外一座高楼顶部的古老水塔。此刻，水塔完全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看起来金光闪闪。

接着，劳丽的目光转向电子钟。时间甚至比她猜想的还要早，刚过5点50分，但她已经完全清醒了。劳丽从来没有早起的习惯，每天早晨都要挣扎着醒来，再挣扎着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自从嫁给杰克后，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杰克喜欢让卧室保持凉爽，而劳丽怕冷。但劳丽早上起不来的真正原因是，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子。有时，她会在离她只有几英尺远的闹铃声中呼呼大睡。年轻时她喜欢读小说到深夜，尤其喜欢读18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小说。自从当了法医后，情况有所改变，因为她必须阅读越来越多的专业文献。这些天，她不仅要阅读最新的法医类文章，还要阅读作为纽约市首席法医理应熟悉的所有材料。作为第一个获得该头衔的女性，也因此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先驱，她觉得自己有责任做到完美无瑕。为了做到这一点，她不得不学会看电子表格、预算和那些权威报告，包括来自纽约市议会及其各个委员会的报告以及纽约市健康和心理卫生局的报告。尽管如此，有时她仍然吃惊地发现收件箱里积压了大量文件。

尽管劳丽决心要做好自己的工作，但若说她个人对接受这一职位的感受，目前还不好下结论。直到现在，她才真正了解到这份工作的政治影响有多大。她原先的基本认知是，纽约市首席法医办公室，简称OCME（法医办），在1918年成立后通过斗争取得了独立权，因此可以不受任何阻碍地为死者说话。尽管这是基本事实，但她还是吃了不少苦头才明白，任命她的市长和掌管财政大权的市议会可以发挥相当大的权力，而她不得不奋力抵制这种权力。在一个始终急需资金投到其他更有价值的义务的城市，法医办每年7500万美元的预算是一块大肥肉，这使得她的工作更难开展。最重要的是，验尸房也需要投入数百万美元更新设备。它曾一度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但那都是旧话了。

除了不得不硬着头皮与官方交涉，劳丽还发现她很怀念从前，渴望亲自参与实际法医工作，负责确定死者的死因和死亡方式，享受这种智力挑战所带来的刺激。客观上，她认识到，对她来说放手是上策，让40名高素质法医处理所有的案件——否则，她将经历和她的前任宾厄姆博士同样的惨痛教训，无论是地方检察官、警察局长、消防队长、城市权贵，还是市长，都想让首席法医处理他们感兴趣的案件，仅仅因为她是领头人。但对劳丽来说，不能亲自操刀上阵，而仅仅是去验尸房做日间例行检查和巡视，对下属进行简单指导，这是一种牺牲。对她来说，最接近直接参与尸检的时间是星期四上午，因为每到星期四，她都会辅导一名法医病理学研究员进行尸检。与纽约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合作，法医办培训了一些研究员，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法医病理学家。

劳丽有些许激动，但更多的是焦虑，她掀开毯子下了床。当温暖的双脚接触到冰冷的地板时，她打了个哆嗦，急忙穿上放在床边的拖鞋，披上睡袍。临睡前她总是把这两件东西放在近处，以备不时之需。杰克静静地仰面躺着，双臂露在毯子外面，双手抱在胸前，嘴巴微微张开，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劳丽不由得笑了，她太了解杰克了。他的性格可不像此刻看上去那样沉静，事实上他是一个思维异常活跃的人，对所有繁文缛节，也就是他不赞成的规则和规定缺乏耐心。他容忍不了傻瓜和笨蛋，而且从不隐藏自己的感情。劳丽从站立的位置可以看到他前额上的伤疤和脱落的左门牙，这两样东西都是他那坚定而不怕死的性格带来的后果。虽然她爱他，但也知道他是个刺儿头，何况现在她又当了他的上司。虽然到目前为止，杰克是全局最优秀的法医，但也是最需要约束的法医。劳丽知道，因为她以前也是这样的。

劳丽轻轻关上身后的门，踮着脚尖走进埃玛的房间。由于窗帘拉了下来，埃玛的房间比主卧要暗得多。和杰克一样，埃玛也是仰面躺着，睡得很熟。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4岁的埃玛看上去像个天使。劳丽很想伸出双臂抱抱她，但克制住了。一年多前，埃玛被诊断患了自闭症，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和痛苦之后，在劳丽的母亲多萝西的帮助下，他们安排她接受每周30小时的行为治疗、5小时的语言治疗和3小时的物理治疗。治疗之后埃玛有了惊人的好转。

劳丽悄无声息地离开埃玛的房间，轻轻关上房门。埃玛通常睡得很熟，一般要到7点以后才醒，如果被打扰，她会变得很暴躁。劳丽又轻手轻脚沿过道来到小约翰的房间，和埃玛一样，小约翰也在幽暗的光线中熟睡着，不过，他看起来就像刚刚在床上跑了一场马拉松：床单和毯子胡乱裹在身上，腿和脚却露在外面挨冻。劳丽忍不住笑了。这孩子睡觉时也不老实，虽然此刻很安静。劳丽不怕吵醒他，因为在这方面他和埃玛正好相反。她把揉成一团的毯子从他身下抽出来，扯开盖在他身上。

劳丽舒了口气，转身打算下楼去厨房吃早餐。她计划利用这段空闲时间过一遍昨天晚上辛苦准备的材料，今天上午她要出席市议会卫生委员会最近安排的会议，这是发言稿。正是这场会议，以及她长期以来对公开场合下发言的恐惧心理，让她这么早就醒了。但她刚一转身就和杰克撞了个满怀，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杰克不知何时也来到了儿子的卧室，正站在她身后准备拍她的肩膀。他也被劳丽的惊呼吓了一跳。

“天哪！”劳丽压低嗓音说道，“吓死我了。”

“我也一样。”杰克用手捂住胸口，假装痛苦。和劳丽相反，他光着脚，而且只穿着睡裤。“小约翰有什么问题吗？”他看着熟睡的儿子问。

“没有，他很好。我只是给他盖上毯子。”

“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他关切地问，“我都不记得你上一次6点之前起床是什么时候了。你没事吧？”

“没事，我只是有些担心今天上午的市议会委员会会议，”她说，“我想把昨晚准备的材料再过一遍。我跟你说过这件事。”

“是的，我记得。”杰克不屑地摆摆手说，“你这是小题大做。不要因为几个政客的插手，你就把时间和感情浪费在那起尸体混淆事件上。”

“我不那么看，市议会毕竟监管法医办的预算，”劳丽说，“让他们高兴是我的一个重要职责，尤其是在我们迫切需要一座新的法医病理学大楼和一套新验尸房的时候。”

“不过，混淆尸体是个可以理解的小失误。谁也没受到伤害，而且很容易纠正过来。”

“你说得轻巧。我听说两家人都很难过，至少一家人在考虑起诉。失去亲人已经够痛苦了，想象一下，在追思会上，死者家属打开棺木的一瞬间看到的是一具陌生的尸体，他们会经受多么大的情感冲击。”

事件的起因是，两具同名同姓的尸体几乎同时被送到了法医办，两个死者都叫亨利·诺顿。虽然两具尸体拥有各自的登记号码，但当第一具尸体被放行时，在太平间值夜班的技术员只是核对了姓名，没有核对号码，结果导致两具尸体都被送错了殡仪馆。更糟的是，直到死者亲属赶到殡仪馆参加葬礼时，这个错误才被发现。

“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有耐心处理这种琐事，”他摇摇头说，“你打算怎么给委员会解释这件事？”

“我要告诉他们，我已经亲自向两个家庭道了歉。然后我会解释在尸体放行的程序上所做的修改，以确保此类事件不再发生。我還要求信息技术人员更新案件管理系统，用来提醒工作人员注意名字相似的死者。”

“呵呵，听起来好像你已经掌控局面了。”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已经蔓延了。最先发现尸体混淆的那家殡仪馆在斯塔滕岛。殡仪馆馆长抱怨说，既然我们已经关闭了斯塔滕岛的验尸房，在曼哈顿这里做尸检，尸体送到那里花的时间太长了。”

“这么说，这次的尸体混淆事件逼着你得为关闭斯塔滕岛的验尸房做出解释？”

“比那还糟，”劳丽叹了口气，“其中一名卫生委员会成员来自布朗克斯，那里的验尸房也关闭了。她声称，她所在地区的殡仪馆也抱怨尸体耽搁时间过长。我不得不赶出一份详细报告，内容是关于如何合理安排五个区的尸体周转时间。他们要求我用PPT进行展示，你知道我最讨厌在公开场合下发言。”

“你说过，但奇怪的是，你总是给人一种很专业的印象。”

“那是因为我做了充分准备。”劳丽说，“你不冷吗？我穿着睡袍和拖鞋都觉得冷。”

杰克立刻双手抱臂，假装发抖，“有点儿冷。”

“穿上睡袍下楼，”劳丽说，“我准备煮些咖啡。今天上午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帮忙？”杰克在过道口停下来，“我不确定是否乐意帮。什么忙？”

“今天上午我本来要做的事情，但现在因为在百老汇250号的这个临时会议，我需要你替我去做那件事。”

“是你作为首席法医计划做的事情吗？你知道我不擅长政治。”

“不，是我作为母亲计划做的事情。你以父亲的身份去很合适。”

“这件事计划多久了？”

“大约一周。”

“你确定我能处理好？”杰克半开玩笑地问。

“不确定，但我别无选择。”劳丽笑了笑，“在你冻死之前快去穿上睡袍，然后我给你解释。”

劳丽跟在杰克后面走出小约翰的房间，看着他沿过道跑向主卧室。由于经常打篮球、骑自行车，杰克的身体棒极了。劳丽希望他能放下这两项爱好，并反复试图说服他，这个家庭需要他平安无事，但她不得不承认，他看起来很不错，自己能拥有他一半的毅力就好了。问题是，身为首席法医、两个孩子的母亲和家庭主妇，她留给自己的时间很少，也没有多少日常锻炼的时间。

几分钟后，没等劳丽煮好咖啡，杰克已经冲下楼梯，走进厨房。他身穿白色夏季睡袍，依旧光着脚。

“有话快说！”他假装不耐烦地说。

“你得去小约翰的学校见见罗西小姐，可能还有心理辅导老师。见面时间安排在8点，上课之前。虽说我不赞成你骑自行车去上班，但这对你来说很方便，因为布鲁克斯学校就在你上班的路上。”

“我确定不乐意做这件事。”他说。

“我猜到了，所以我本来打算自己处理。在我看来，这只是一个误会，我的意思是，孩子们都要经历这些阶段。”

“小约翰没有经历任何阶段，”杰克变得严肃起来，“到底怎么回事？”

“罗西小姐说了很多，我记不全了，”劳丽说，“总之是说小约翰在课间休息时有攻击行为，课堂上不能保持安静，对同学不够友好，缺乏自控力，诸如此类的问题。”

“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脱口而出，“小约翰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他有一个Y染色体，这意味着他有一个正在发育的雄性大脑，正在把他打造成一个男子汉。”

“你我都清楚这个道理，但我们有必要倾听并支持这位老师，她可是要同时面对一群正值好动年龄的小男生。”

“那是她的工作。”

“我敢肯定没那么容易，”劳丽说，“这个世界上我最尊敬的就是老师。我觉得我当不了老师。”

“我知道我也当不了，”杰克说，“但这无关紧要。你觉得他们在暗示什么？”

“显然，他们担心的是多动症。”劳丽小心翼翼地把开水倒进咖啡壶。

“他们提到药物治疗了吗？”

“罗西小姐提起了这个问题。”劳丽说，“我说完了。”

“上帝啊！”杰克盯着远处发了一会儿呆，房间里弥漫着咖啡的香味。

劳丽倒了两杯，递给他一杯。她能看出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而且不难猜出他在想什么。

“我的打算就是去听老师讲，”劳丽说，“你也这么做。今天不一定要做出任何定论。只是听他们怎么说，可以问一些问题，这样你就能了解他们的观点。主要是听！今晚我们再商谈这件事。最多花费你15到20分钟时间。”

“我不知道，”杰克摇了摇头，“多动症的这种过度诊断状况非常荒唐，在我看来就是一场阴谋。显然，制药行业和基础教育行业沆瀣一气。为了让他们变得易于管教，医生给太多的学龄儿童，大部分是男孩，开安非他明这种处方药。为什么这些孩子在青少年时期会吸毒？你不觉得奇怪吗？我可以告诉你，小约翰绝不会服用任何药物。”

“此刻我也是这么想的，”劳丽说，“但我也知道在适当的情况下药物会有帮助。我们需要尊重校方的立场，并与之保持友好关系，这不是什么难事。”

“我不是你那种天生的外交家，”杰克说，“这方面我很了解自己，我不想和學校对立。你为何不在会议结束后去呢？”

“对不起，我今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在去百老汇250号之前还得和切特·麦戈文紧急会一面。”

“你为何要和切特紧急会面？”

“自从我任命他为法医办的教务主管，他在这个岗位上尽职尽责，全面提升了法医办的教学水平。”

“很抱歉给你泼冷水，”杰克翻翻白眼说，“但我猜，他之所以接受这个职位，只是因为法医病理学研究员中有很多年轻女性。他是个不可救药的浪荡子，追女人对他来说是一项运动。”杰克从冰箱里取出水果和牛奶，劳丽从食品柜里取出麦片。

“也许这一点起初影响了他的动机，”劳丽从杰克口中听说过切特的业余爱好和社交史，“但他真的全心全意地投入教务主管这个角色中，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他要求和我紧急会一面就是很好的证明。他认为纽约大学的一个病理学住院医师在多个层面上行为不当。他称她为幽灵，因为她不认真对待给她安排的法医病理学实习机会，无视建议，经常不见影子。”

按照纽约大学医学院的规定，在四到五年的课程学习期间，所有解剖病理学住院医师都必须在法医办实习一个月。在法医办教务主管的监督下，他们将协助法医做尸检并在此过程中学习，但不能签署死亡证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了解法医病理学，而不是将他们培养成法医病理学家。而法医病理学研究员已经完成了病理学住院医师实习期，可以做尸检、确定死因和死亡方式，并签署最终死亡证明，尽管严格说来，他们仍在接受培训。

“那个住院医师叫什么名字？”杰克问。他偶尔会让病理学住院医师参与他的案子，但并没有刻意鼓励这么做。到目前为止，杰克做尸检的次数最多，这让他有机会和借口挑选有挑战性的案子。结果，许多积极性高的住院医师希望做他的助手，尽管杰克讨厌工作受干扰。成为工作狂是杰克对付自己心魔的方法之一。

“她叫阿丽雅·尼科尔斯。”劳丽说。此时两人都倚着中岛台喝麦片。

“我想我没见过她。但如果切特对她感兴趣，她至少应该长得很漂亮。”杰克哈哈大笑，表明自己在开玩笑。

“我觉得你这么说不公平，”劳丽说，“我认为切特对她没有一点儿私心。我感觉他很真诚，真正关心她。他甚至质疑她是否应该干这一行。”

“哇！”杰克嘴里含着食物说，“她一定是把他蹬了。”

劳丽不理睬他拿切特开涮的企图，走到水槽边洗碗，“切特的担忧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也很好奇他要告诉我什么。宾厄姆博士在任期间，纽约大学的解剖病理学住院医师从未得到太多关注。我想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而切特似乎正在做这件事。我想表示支持。”

“不管怎样，”杰克跟着她走到水槽旁，“如果去学校见老师只需要15至20分钟的时间，你确定做不到？你开完会后马上去怎么样？我想尽我所能帮助你和小约翰，但是打发我去风险很大。我担心我会发一通脾气，把事情搞砸。我的意思是，我对多动症的过度诊断非常反感。”

“我已经告诉过你我没有时间，”劳丽说，“我一回到办公室，就要和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主管以及巴特·阿诺德一起开会，讨论医疗法律调查员的薪酬问题。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们四人已经筹划几周了。和私人机构医师助理的薪酬比起来，法医办给的薪酬太低了，这使得我们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招聘几乎变得不可能。接着，我要和建筑师们讨论有关新验尸房的问题。事实上，连这两件事情我都很难完成，因为11点我预约去蒂施医院做乳腺癌年度筛查。”因为劳丽的母亲多萝西多年前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并接受了治疗，所以劳丽自己也去做了乳腺癌基因检测。当医生确诊她的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呈阳性时，她坚持定期进行筛查。

“好吧，”杰克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这件事才重要！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说呢？”

“这不是我喜欢的话题，”劳丽坦白道，“事实上，我讨厌它，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我有点儿悲观。至少我讨厌乳腺X光检查。我可以忍受核磁共振，因为它不会带来任何不适或疼痛感。糟糕的是，整个筛查过程让我再次感到恐惧。我总担心他们会发现什么疑点，打乱我的正常生活。我太忙了，绝对不能出现健康问题。”

“另外，你对我和这个家来说太重要了，绝对不能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杰克说，“你的健康第一，我去见小约翰的老师吧！我尽量发挥正常的外交水平。”

“谢谢你，”劳丽说，“虽然你用的是讽刺语气，但我相信你能搞定这件事。”她捏了捏他的肩膀，以示鼓励。

就在这时，他们的住家保姆凯特琳·奥康奈尔从楼下沿开放式楼梯走了上来。无论从名字还是从长相看，她都是爱尔兰人：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面带微笑。她也穿着睡袍。

“早上好！”她打着招呼，走近花岗岩面的中岛台，“你们两个起这么早干什么？尤其是你，劳丽，我从来不知道你是个早起的人。”

劳丽笑了，喝下最后一口咖啡，“显然我今天是。”

第二章

5月8日，早晨6点57分

法医办大楼位于第一大道和30街交会的角落，看起来又破又丑。当劳丽踏上前门台阶进去时，她意识到杰克平时总喜欢在这时候赶到，以便有足够的时间从夜间送来的待检尸体中挑选他最感兴趣的。尽管劳丽并没有打算效仿他，但她已经看到早来的好处。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好处是，从他们位于西106街的家出发，到这里花的时间还不到她平时路上所用时间的一半，平时她都是8点才出发。早早上班，路上的车辆少多了。她也无须和那么多人打招呼、交谈，因为她可能是第一个来上白班的人。

前台接待员马琳·威尔逊还没来，现在守在那里的是一个值夜班的保安。劳丽不认识这个保安，但对方肯定认识她，因为他愉快地向她问好。劳丽走进她的外间办公室，因为这个房间没有窗户，光线暗得让她吃了一惊。平时她的秘书谢丽尔·桑福德在这间办公室办公，总是开着灯。但谢丽尔一小时后才能到。劳丽走到墙上的开关旁，打开了头顶的照明灯。

里间办公室由于有窗户，光线比外面亮一些，但仍然不够充足。窗户很高，朝北，离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大楼只有几英尺远。劳丽进去以后也打开了灯。搬进来之前她和杰克把墙壁粉刷一新，因此她很喜欢这间办公室。当它属于宾厄姆的时候，色调显得阴暗而压抑，灰色墙壁，深色装饰，厚重的红木家具。现在墙壁和饰物都是粉白色的。为了让色调更加明快，他们还挂上了色彩鲜艳的窗帘，添置了配套的沙发。虽然劳丽还在用宾厄姆那张笨重的办公桌，但那张黑乎乎的书报桌和同样黑乎乎的书柜已经搬走了。此外，所有那些色调灰暗、表情严肃的人物画像都被转移到了隔壁的会议室，取而代之的是镶框的印象派画作。

劳丽把背包放在座椅旁边的地板上，把外套挂在壁橱里。有一瞬间她想去身份鉴定室，从那里的咖啡壶里倒杯咖啡，因为她在家喝的第一杯咖啡已经消耗殆尽，但她猜想早上负责煮咖啡的文尼·阿门多拉很可能还没来。于是她在那张硕大的办公桌前坐下来，拿出为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会议准备的报告。检查过程中，她发现内心的焦虑在加剧。她很清楚，她很可能永远也克服不了对公开场合发言的恐惧，就像她很可能永远克服不了对权威人物的恐惧一样。这要“归功于”她那性格冷漠、专横跋扈的父亲。

第一个打断劳丽注意力的人是谢丽尔，7点半刚过，她轻轻敲了敲半开的门。她已经踏进房间，但一只手仍然握着门把手，“天哪，这么早你在这儿干什么？”谢丽尔是非裔美国人，身材很丰满，已经在法医办工作了好多年，至少她自称如此。她从宾厄姆博士的前任开始担任首席秘书，继而担任宾厄姆博士整个任期的秘书。劳丽很庆幸有她在身边，使自己从普通法医到首席法医的过渡变得容易很多。她也算是他们家的朋友。她和杰克关系不错，因为杰克曾因无视规章制度无数次受到宾厄姆的“接见”。杰克还邀请谢丽尔的儿子到附近的篮球场打球。

“我早上要去百老汇250号参加会议，来这么早是为会议做准备。”劳丽解释道。

“你会迷死他们的，原谅我用双关语。”谢丽尔狡黠地笑了，“通常阿门多拉先生现在已经把咖啡煮好了。要我去给你端一杯吗？”

“好极了，”劳丽说，“谢谢！”

谢丽尔点点头，开始向外走。

“等一下，谢丽尔！”劳丽喊道，“我在等麦戈文博士，你要是看到他，叫他进来。”

“好的，”谢丽尔说，“我去端咖啡。”

结果，谢丽尔刚把咖啡端进来，切特也来了。她很客气地问他要不要来一杯，他挥了挥手中的空杯子，说他已经喝过了。

劳丽指指沙发，切特坐下了。劳丽自己也端着咖啡跟了过去。她喜欢坐在那里，而不是坐在那张庄严的办公桌前和下属交谈。她认为坐在那里显得高高在上，不适合平等协商。

“谢谢你这么快就见我，”切特说，“很抱歉我来得有点儿晚。”

“没关系，”劳丽安慰他，“不过我们必须长话短说，因为我在市政厅有个早会，20分钟后就要离开这里。”

“20分钟足够了。”他说。切特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只比杰克长一点。他们是在同一年被聘用的，并且共用一间办公室。结果，他俩成了特别要好的朋友，以至于劳丽对他的了解比对其他法医的了解都多。他的身材和杰克差不多，肤色相似，体格也很健壮，两人看起来几乎像兄弟。在劳丽看来，两人都是非常有魅力的男人，主要的区别是，切特的发际线正在后移——她承认这种看法带有偏见，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他留了一撮小胡子。劳丽不喜欢男人留胡子，不过，切特的胡须修剪得很整齐。

“在正式谈话之前，我想表扬你一下，”她说，“作为教务主管，你干得很出色。自从你接管以后，所有教学方面的问题都得到了改善，包括会议和授课。谢谢你！”

“不客气。”切特说，显然为工作得到认可感到高兴，“我确实认为这里的教学工作很重要，应该在各个层面得到同等的重视。法医研究员项目一直备受重视，并一直保持着一流水平。相比之下，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病理学住院医师轮转制则被忽视了，而且是出于充分的理由。首先，尽管这些病理学住院医师在纽约大学要待四年，在这里实习的时间仅仅一个月；其次，这样的安排只是让他们对法医病理学有所了解，并不承担真正的责任。”

“这全是事实。你在建议我们改进项目吗？”

“不，”切特毫不犹豫地说，“只是要增加监督力度。一般來说，项目照常进行。真正让我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个案，一个名叫阿丽雅·尼科尔斯的住院医师。”

“我记得你要求见我时提到过她的名字，”劳丽说，“我让谢丽尔查了相关记录，尼科尔斯小姐是本月初来我们这里的。”

“是的，”切特回应道，“5月1日她和塔德·马勒博士来这里轮转实习，作为他们第四年的解剖病理学课程的一部分。同为住院医师，他俩之间差别太大了，简直来自不同的星球。这个项目显然对她行不通。”

“你能说得再具体些吗？”劳丽把杯子放在一旁的茶几上，转头直视着切特，“‘行不通是什么意思？”

“她来了快一周后，我突然想起很少见到她，却总是能见到马勒博士。经过核查，我发现她经常躲开分配给她的案子。自从担任教务主管后，我沿袭前任的做法：每天早上首先查看当天安排好的案子，看看哪些对住院医师有益，然后征求负责这些案子的法医的意见，看他们是否允许住院医师在旁边观察或者参与尸检。他们总是允许，因此我通常给住院医师一天分配两个案子。若是在过去，我的工作到这一步就结束了，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后续措施确保住院医师真正参与尸检，主要是因为他们不负责填写和签署死亡证明。”

“他们无权签署死亡证明。”劳丽说。

“是的，我知道，”切特说，“但问题是他们也缺乏真正的责任心。意识到总是见不到阿丽雅·尼科尔斯的面时，我就去找带她的法医了解情况，发现她上午去验尸房待一阵子，甚至可能问几个很有见地的问题，因为她并不笨，然后就离开了。至于当天下午给她安排的另一个案子，她大多数时候都不理会。”

“太不像话。”劳丽说。

“不仅仅是这件事，”切特说，“我去提醒她时，她却撒谎说，所有分配给她的案子她都坚持到最后才离开。几天前，当上午的案子开始半小时后她就开溜时，我偷偷跟踪了她。”

“她去了哪里？”劳丽问。她有些吃惊，但不太清楚是为阿丽雅·尼科尔斯的中途离开感到吃惊，还是为教务主管的跟踪行为。她突然想到，也許杰克对切特动机的判断是对的。

“隔壁，”切特说，“她走进一个病理学实验室，开始观察当天冷冻的切片。我几乎不敢相信。”

“你对她说什么了吗？”

“当然，”他说，“怎么能不说呢？我很震惊。我走到她跟前，问她到底在做什么。”

“她是怎么回答的？”

“她说，如果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那我比看起来更蠢。”

劳丽忍不住轻轻笑了一声，不过立刻就后悔了。切特显然被那个住院医师的尖刻回答惹恼了。她连忙问：“这么说，她不愿解释，也没有道歉？”

“差不多，”切特说，“然后她让我滚开，离她远些。”

“真是难以置信！”劳丽说。对她来说，这个女生明显和普通的病理学住院医师不一样。作为首席法医，劳丽不由自主地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因为它的处理方式将影响他们和纽约大学病理学系的关系，除非她把难题抛给对方处理。法医办和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之间保持良好关系是头等大事，原因有很多，包括法医病理学研究员项目。研究员在法医办接受培训，但从纽约大学医学院获得专业认证。同时两者之间还牵扯到诚信问题。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混进医学院的，”切特说，“也不知道她是怎么被批准为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住院医师的。她的尖酸刻薄让我震惊。所以我返回法医办，找到塔德·马勒，该住院医师的表现和她恰恰相反。我想了解他对她的看法。我没有告诉他具体发生的事情，只是说她似乎是个特立独行的人，而且还逃避责任。他笑着承认她就是那样。他说她在住院医师之间不是很受欢迎，尽管凭着聪明才智和百科全书式的病理学知识受到大家的尊重。他说，有些人认为她太书生气，让人觉得她有点儿反社会人格倾向。”

“把‘反社会人格一词用在一个病理学住院医师身上似乎过于极端。”劳丽说。

“我同意，”切特说，“我差不多也是这么说的。我认为这肯定是一种夸张说法。不过，马勒博士紧接着举了具体事例。他说阿丽雅·尼科尔斯工于心计，而且很冷血。他甚至说，有一次和她聊起狗时，她坦白不喜欢狗，说她住的那栋楼里有一只爱叫的狗，她恨不得把它弄死。”

“哦，人们有时会说一些过头的话。”

“我也是这么说的，”切特说，“但马勒博士发誓说，她是认真的，眼睛都没眨一下。”

“她结婚了吗？”劳丽问，心里仍然在琢磨，也许杰克对切特动机的判断是对的。

“没有。”切特马上回答。

“好吧，你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劳丽问，心里叹了口气。为保证法医办平稳运行，她不想有任何麻烦出现，但现在听起来阿丽雅·尼科尔斯将成为一个麻烦。她看了看时间，心头再次泛起焦虑感。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切特说，“我可以尝试给她提出严重警告，并且告诉她，如果不认真对待法医办的轮转，我们只好判她不合格。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她不能取得病理学结业证书，因为一个月的实习期就相当于一门概论课，只能让他们掌握法医学入门知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劳丽说，“据我所知，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一直以来，在做四年的住院医师期间，纽约大学病理学住院医师都必须在这里实习一个月，从没出现过问题。”

“你找亨德森博士谈谈怎么样？”切特提议，卡尔·亨德森博士是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主任，“我觉得他，或者病理学住院医师项目负责人应该能给她做做工作，让她认真对待法医办的轮转。我的意思是，别的且不说，她这样做至少是不尊重人。”

“或许我应该先找她谈谈。”劳丽说。她突然产生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对她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法医办和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之间出现问题之前，她也许能够预防其发生。预防问题总是优于解决问题。

“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切特说，“从她对我的态度看，我觉得她不喜欢男人。”

“我有更好的主意，与其仅仅找她谈话，不如我和她一起完成一次尸检。也许我能让她对法医病理学产生兴趣。以前我有过这样的运气。詹妮弗·埃尔南德斯博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詹妮弗年轻时性格乖戾，劳丽安排她来法医办当实习生。这次经历不仅改变了她，还促使她后来选择上医学院，成为一名法医病理学家。

“这是个好主意，”切特说，“要是有人能激励她，那人非你莫属。不过我想，既然你是领导，不宜亲自办案。”

“这次可以破例。”劳丽说，越来越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今天早晨她还为不能亲自解剖尸体感到遗憾，这是个弥补遗憾的正当理由。她会确保这件事不被公开。“今天上午尼科尔斯博士来的时候，你告诉她下午我和她一起做尸检，也告诉她我对此很期待。去问问白班管理员，确保给我留一个案子，最好是有挑战性的案子。要严守秘密。”

“明白了。”他说，“什么时候合适？”

“下午3点左右。”劳丽说，想起了所有要做的事情。到那时验尸房通常就空出来了。

“我保证给你安排好。”切特说。

第三章

5月8日，上午9点45分

麦迪逊·布赖恩特看着皮尔逊一家三口走出她的小办公室。玛吉·皮尔逊是最后一个走出去的，她停了片刻，回头对布赖恩特微微一笑，挥挥手，消失在楼道里。又一例结局圆满的病例。麦迪逊是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的一名社会工作者，正是这种具有完美结局的病例给了她继续自己事业的勇气。经过多次骨髓移植后，8岁儿童韦恩·皮尔逊的情况非常好，他的白血病现在完全缓解了。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包括韦恩在学校的表现以及他们一家正常生活的恢复，结果，原定一个半小时的心理疏导15分钟就结束了。因此，麦迪逊有了一些空闲时间。

麦迪逊放下皮尔逊的档案，走出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和往常这个时段一样，诊室里挤满了大人和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多亏天花板隔音，嘈杂声可以忍受。麦迪逊绕过前台，经过员工休息室，走进洗手间。此时，这里就像一片宁静的绿洲。她一边洗手，一边看着镜中的自己。最近，她的发型师说服她把头发烫直，梳成偏分式波波头，声称这种发型既时尚又迷人。麦迪逊不太确定发型师的说法，因为这和她原来的发型差别太大，而且还需要花更多时间打理，不过它确实衬托了她的脸型。

麦迪逊是一个身材高挑、肤色浅黑的黑人姑娘，鼻子和脸颊上长着一些雀斑。她来自圣路易斯市，但一直梦想着来纽约。八个月前，她的梦想实现了，这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事情之所以进展得如此顺利，原因之一是她遇到了凯拉·雅各布森。凯拉是在她搬到纽约几天后来的，和她在同一家医院同一部门工作。因此她们有幸结识，并分享了各自的入职经历。由于年龄相仿，教育背景相似，而且都处于恋爱空窗期，两人成了好朋友。加上对具有纽约特色的一切事物都怀有相似的兴趣，比如戏剧、芭蕾舞、现代艺术，以及沿哈德孙河骑行，她们之间的友谊日益深厚。

可是，圣诞假期过后，一切都变了。没有任何预兆或解释，凯拉突然变得不太愿意参加两人原先都喜欢的那些活动了。当麦迪逊终于鼓起勇气询问原因时，凯拉只解释说，从1月份开始，她更喜欢待在温暖的公寓里。她说，因为从小到大都在洛杉矶生活，在纽约过冬简直是一种折磨。

在1月和2月，麦迪逊接受了凯拉的这个理由，更何况凯拉偶尔也和她结伴出去，特别是在周末晚上。问题是，每次都是凯拉主动约她，而且显得突如其来。不过，麦迪逊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春天到来，天气越来越暖和时，凯拉依然如故，这让麦迪逊对她最初的解释产生了怀疑。

最后，麦迪逊不再纠结这件事，开始致力于发展与其他人的友谊，包括几个新认识的异性朋友。在过去几个月里，她的社交生活基本恢复了正常，当凯拉打电话约她时，她很少有空。渐渐地，她们只是在医院里见面，有时是在没有病人来访的间隙，更多的是在午餐时间。让麦迪逊惊讶的是，凯拉竟然能假装一切都很正常，好像什么都未曾改变。接着，一件特别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凯拉昨天没来上班。麦迪逊之所以发现了这一点，是因为凯拉的所有病人要么被取消预约，要么由其他同事接待，包括麥迪逊本人。

由于凯拉对待工作一向负责，从来没有无故旷过工，麦迪逊开始担心起来，尤其是考虑到凯拉几个月来一直表现得比较奇怪。她给凯拉发短信，问对方是否安好，见没有回复，又尝试打电话，还留了几条语音信息。今天是第二天，凯拉仍然音信全无。

麦迪逊从部门主管要求她们穿的白大褂口袋里掏出手机，再次打电话给凯拉。她听着铃声，凭直觉意识到凯拉不会接听。等铃声被语音提示代替时，麦迪逊就挂了电话。没有必要再留言了。仓促间麦迪逊做了一个决定。离下一个预约号还有一个半小时，她要去凯拉的住处一探究竟。她想，凯拉虽然不回短信或电话，却很难将登门造访的朋友拒之门外。她突然想到，也许这几个月来凯拉陷入了一场疯狂而热烈的恋情，也许是她的恋人把她甩了。这种猜想似乎能解释一些疑问。若真是这样，也许凯拉急需一个朋友倾诉。麦迪逊对凯拉的公寓很熟悉，因为她在圣诞假期之前去过。凯拉喜欢烹饪，有好几次坚持在家做饭吃，所以麦迪逊知道她住处的确切位置。

麦迪逊顾不上脱下白大褂，匆匆走出医院，在路边打了一辆出租车。

凯拉的公寓楼在交叉路口附近，是一栋普普通通的砖结构大楼，和周围的大楼没什么区别。进去之前，麦迪逊抬头看了看凯拉公寓的窗户。窗户关着，而大楼正面的很多窗户都敞着。早春的天气相当温暖。

就在这时，一个衣着考究的中年女人从楼里走出来。麦迪逊忙喊住她，问她是否认识住在四楼的凯拉·雅各布森。

“对不起，不认识。”女人摇摇头，匆匆走了。

麦迪逊没有动摇，走进大楼的门厅，左边墙上挂着几排金属信箱，每个信箱上都有一个按钮和一个名牌。右边墙上挂着一面镶有华丽镜框的镜子，沿墙边有一条草草搭建的轮椅坡道。中间是三级大理石台阶，通向锁着的前门。

因为以前来过多次，麦迪逊很清楚凯拉的信箱在什么位置。找到信箱后，她按下对讲门铃系统的按钮，持续了好几秒钟。信箱上方有一个看起来像扬声器格栅的东西。麦迪逊盯着它，但它没有任何反应。她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逐渐减弱的警报声，这是纽约市无处不在的背景声。接着传来短促的汽车喇叭声，但扬声器还是没有任何声响。

她再次尝试按门铃，这次持续按压了近半分钟。她觉得无论此时凯拉在做什么，都会听到铃声。但信箱上方的扬声器依然沉默着。

“快点呀，凯拉！”第三次按门铃时麦迪逊忍不住叫出了声。出于沮丧，她持续按了一分多钟，虽然心里清楚这是在做无用功。就在这时，楼门打开了，一个衣着整洁、面容清瘦的高个子白人男子走了出来。和之前那个女人一样，他也显得很匆忙，然而，看到麦迪逊一直在按对讲门铃，他停了下来。门在他身后自动关上了。

“有什么事吗？”他问。

“确实有，”麦迪逊松开按钮，“你认识凯拉·雅各布森吗？她住在4B，年龄和我相仿。”

“不认识，”男子说，“你有什么事？”

麦迪逊说了她对凯拉的担忧：无缘无故没去医院上班，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我很担心她，”麦迪逊接着说，“我按对讲门铃她也不回应。当然，我不完全确定对讲门铃系统是否正常。”

“我家的正常，”男子说，“但这东西使用不当也容易出故障。你和她在同一家医院工作？”

“是的，我们是儿童医院的社会工作者。”

“也许你应该上楼敲门，”男子提议，“为保险起见。”

“我进不去。”麦迪逊面露难色。

男子掏出钥匙，打开锁，推开门。

“谢谢！”麦迪逊谢过男子，走进楼内，上了电梯。

来到4B门外时，她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房间里听不到任何动静，她又按了一次。还是听不到任何动静。她干脆抬起手敲了几下铁门。她把耳朵贴在门上，仔细倾听，但什么也没听到。她失望地摇摇头，更猛烈地敲门。她尝试去推，门反锁着，和她猜想的一样。极度沮丧之下，她晃了晃门。由于是旧门，金属门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就在这时，她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淡淡的，但是很臭，甚至令人恶心。麦迪逊有些害怕，她再次晃门，迟疑着把鼻子贴近门板和门框之间的缝隙。气味更加明显，虽然依旧很淡，它唤醒了麦迪逊的某种记忆。十几岁时她闻到过类似的气味。当时她和几个伙伴在树林里散步，遇到了一只死土拨鼠。那是一种腐臭味，死尸的气味。

她惊骇地后退几步，抑制住想要逃跑的念头，掏出手机，用颤抖的手指按下三个数字。

“这里是911，”接线员用职业化的单调声音说，“你有什么紧急情况？”

“我在我朋友的公寓门外。”麦迪逊没有直接回答。

“有什么问题，女士？”接线员问。

“我敲门，她不回应。她都几天没接我电话了。她也没去上班。”

“你认为她需要帮助吗？”

“她房间里有一股难闻的气味，”麦迪逊说，“我晃动门的时候闻到了。”

“门反锁着？”

“当然，”麦迪逊有些不耐烦，“否则我就进去了。”

“什么样的气味？”

“死尸的气味。”麦迪遜说。她不知道还能怎样描述。想起那种难闻的气味，她再次感到一阵恶心。

“房间里有小动物吗？”

“据我所知没有，”麦迪逊回答，“我认为没有。听着，我想你们最好派人过来。”

“地址是哪里，女士？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麦迪逊按捺住焦急的心情，说出了凯拉的全名、地址和公寓号。她以前从没拨打过911，原以为比这要容易些。她不愿去想象警察会在凯拉屋里看到的情景。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麦迪逊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又不得不报出地址和电话号码。她没想到会这么烦琐。一方面她在担心凯拉，另一方面出于私心她意识到，离她和下一个病人预约的时间越来越近了。

“已经派警察过去了，”接线员向她保证，“他们很快就到。你最后一次见到雅各布森小姐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上班期间。”麦迪逊回答。

“你或者其他人在周末和她联系过吗？”

“我没有，”麦迪逊说，“其他人我不清楚。听着，我得回去上班了。”

“恐怕你得留下来和巡警谈谈，”接线员说，“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我有预约的病人。”麦迪逊说。对于是留还是走，她内心很矛盾。房间里飘出来的气味似乎越来越浓，她害怕看到即将目睹的一幕。

“也许你应该给你的主管打电话，说你遇到了紧急情况。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我相信巡警快到了。趁现在等待期间，我想了解一下你的朋友有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

“据我所知没有。”麦迪逊说。她背靠在过道墙壁上，手掌汗津津的。

“你朋友在这附近有家人吗？”

“据我所知没有，”麦迪逊说，“她来自洛杉矶。”

“这栋楼有管理员吗？”

“我认为没有。”麦迪逊说，但她并非百分之百确定。

又问了几个问题后，接线员说：“我刚刚核实巡警已经到了大楼前门外，但是楼门锁着。你能下去给他们开门吗？”

“当然可以。”麦迪逊说。事实上，结束了报警通话，走进电梯时，她如释重负。她下到一楼，走出电梯，看到两个穿制服的巡警正透过门上的边窗往里瞧。两人看起来都很年轻，其中一个是非裔美国人，这让麦迪逊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她从未与纽约警察打过交道，但作为一个有色人种女性，她听说过一些故事。

麦迪逊一打开门，个头较高的黑人巡警就问她是不是布赖恩特小姐，她说是的。黑人巡警做了自我介绍，他叫凯文·约翰逊，搭档叫斯坦·古德豪斯。麦迪逊觉得他们和她年龄相仿，还是新手，却试图装成老练的样子。

“我们理解你对朋友的担心，”约翰逊警官说，“我们上去看看吧。”

在电梯里，两名警官向麦迪逊求证了接线员提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雅各布森小姐自上周五下班以来就失去联系的信息。

“据我所知是那样，”麦迪逊说，“这两天我多次给她打电话，发短信，她都没回。”

到了四楼，麦迪逊把他们带到凯拉的房门前。古德豪斯警官把麦迪逊之前做过的所有动作又做了一遍：先是按门铃，然后猛烈敲门，接着转门把手。他甚至想用肩膀把门顶开，但门纹丝不动。

“你们闻到气味了吗？”麦迪逊问。

约翰逊警官弯腰把鼻子贴近门板和门框之间的缝隙，立刻就站直了身子，哭丧着脸说：“太刺鼻了。”

两名警官面面相觑。

“该怎么办？”古德豪斯问。

麦迪逊翻了个白眼。两名警官都是新手，这一点现在更加明显了。

“我觉得我们最好呼叫ESU。”约翰逊说。

古德豪斯点点头，从肩上取下手持式无线电麦克风。他呼叫时，麦迪逊问约翰逊什么是ESU。

“就是紧急救援小组，”约翰逊说，“如果不能确定是紧急情况，我们不能破门而入。仅仅闻到难闻的气味还不够。不过，紧急救援小组的人见多识广，知道该怎么处理。”

“他们很快就会到吗？”麦迪逊问。他们在门外多耽搁一分钟，救凯拉的时机就推迟一分钟。况且她自己还有约好的病人要接待。她看了眼手表，她已经出来45分钟了。

“应该是，”约翰逊说，“紧急救援小组有REP车辆全天候在外面巡逻，REP代表无线电紧急巡逻，我们说话这会儿，附近可能就有一辆。”

“我得回去上班了。”麦迪逊说，内心仍然很矛盾。

“恐怕我们得请你留下。”约翰逊说。

“好了，”古德豪斯打断他们的交谈，“一辆无线电紧急巡逻车已经在路上了，五分钟后就赶到。”

“我想留下来看看凯拉到底怎么了，”麦迪逊说，“可是我有预约的病人。”

“你是医生吗？”约翰逊问。

“不是，我是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社会工作者。”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你确认死者身份。”约翰逊说，“作为报警人以及公寓主人的朋友，我们得请你留下。也许你应该给病人打电话说明一下。”

就在這时，对面4A公寓的房门开了，出现一个头发卷曲、身材微胖、穿着居家服的中年女人。她带着惊讶和蔑视的表情问：“出了什么事？”

“我们接到报警，来查看一下你邻居的情况，女士。”古德豪斯一边说一边把无线电麦克风挂回肩上，“这几天你见过她吗？”

“没有，几天没见了。”女人说，“我星期五看见过她。她出事了吗？”

“我们希望没有。”古德豪斯说，“你注意到最近有人来访吗？”

“没有，”女人说，“不过她确实常有深夜访客，或者说过去常有。但我没留意。我不想管闲事。”

“谢谢你的帮助。”古德豪斯说。

女人打量了一下他们，关上房门。

“我去楼下等紧急救援小组的人，带他们上楼。”约翰逊说。

麦迪逊焦灼万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甚至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由于凯拉的旷工，她们部门已经乱成一团，她不想再添乱。

“你对雅各布森小姐了解多少？”古德豪斯问，“是‘小姐，对吧？”

“她未婚。”麦迪逊说。她拿出手机，准备给主管打电话。

“我对她很了解，”她从联系人名单里找出要拨打的号码，“但说实话，最近几个月我没怎么见到她。”

“你俩闹翻了吗？”古德豪斯问。

“不是，”麦迪逊说，“她好像在忙别的。”

“你知道她有固定的男友吗？”

“没有，”麦迪逊断言，“至少在纽约没有。她过去在洛杉矶有固定的男友，她就是在那里长大的，但在她来纽约之前他们就分手了。”

“她和前男友有联系吗？”

“我认为没有，”麦迪逊说，“但我不能确定。我只知道是他提出分手的。”

就在这时，电梯门开了，约翰逊走了出来，后面跟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虽然这两个警察的制服是蓝色的，但与约翰逊和古德豪斯的制服有所区别，装备更少，后背上印有ESU字样。他们经过麦迪逊身边时，麦迪逊身体紧贴墙壁给他们让路。这两个新来的警察无论在外表还是举止上都显得比约翰逊和古德豪斯更老练。其中一个也是非裔美国人，体格很魁梧，手里拿着一根形状怪异的撬棍。

他径直走到4B门前，轻而易举就把门撬开了，让麦迪逊惊叹不已。紧接着，一股腐臭味飘进了过道，四个警察当即冲进公寓。麦迪逊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但听不清说些什么。她听到窗户打开的声音，随后腐臭味更浓了。麦迪逊再次感到一阵恶心，她强忍着不吐出来。

几分钟后，那两个紧急救援小组的警察走出公寓。经过麦迪逊身边时，两人没有说话，只是冲她点点头。麦迪逊没有回应，呆呆地站在那里。虽然她仍然不愿承认，但在内心深处她知道面临的是什么。有那么一刻，她感到瘫软无力，哭都哭不出来。

这时，约翰逊也走出了公寓，神情凝重。“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朋友死了，”他说，证实了麦迪逊最坏的猜想，“你知道她吸毒吗？”

“我不知道，”麦迪逊说，“是那……夺去她生命的吗？”

“看起来像吸毒过量，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

“我一定得看她一眼吗？”麦迪逊问，内心对此充满恐惧。她甚至害怕看路边的死耗子，更不要说看一个死去的朋友了。

“我们需要确认死者身份，”约翰逊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叫急救医疗服务人员来确认当事人是否死亡，但这人已经死亡几天了，警局让我们直接打电话给法医。他们的调查员马上就到。法医肯定需要有人确认死者身份，而你朋友在这附近没有家人。”

“这么说，我必须看她。”麦迪逊不情愿地说。

“法医经常使用死者照片进行确认，在这种情况下是个好主意。”

麦迪逊一阵反胃，急忙用手捂住嘴。

第四章

5月8日，下午2点35分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天空蓝得令人心醉，劳丽沿着第一大道从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返回法医办。通常情况下，她喜欢走这一小段路，只是为了在外面散散步。遗憾的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她的大脑在高速运转，根本无暇欣赏风景，放松身心。之前的三个小时简直是一团乱麻。在此之前，这一天的进展都很顺利，包括她在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她用实际的统计数据向他们证明，在她的监督下，法医办的尸体周转时间有了显著改善，尽管有传言说情况恰恰相反。至于那两具同名尸体的混淆，虽然令人遗憾，但劳丽说，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此类事故，他们的技术部门已经修改了数字化的案件管理系统。劳丽唯一没能平息的是对关闭斯塔滕岛和布朗克斯区验尸房的顾虑。本来这一举措节省了大量资金，法医鉴定的质量也得到了改善，但卫生委员会的一名布朗克斯议员对此置若罔闻。此人把验尸房的关闭看成了损害他们利益的事情，就好像布朗克斯被剥夺了某种理应享受的服务，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会议结束以后，她回到法医办，召开了关于提高医疗法律调查员薪酬的会议，会议进展得也很顺利。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招聘到新的调查员，大幅提高薪酬绝对必要。要想吸引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法医办在待遇上要具有竞争力。因此，当会议结束，劳丽匆匆赶往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进行每年一次的乳腺癌筛查时，她沾沾自喜地认为，今天剩下的时间也会很顺利。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在劳丽看来，筛查过程中最痛苦的是做X光检查。她的乳房被无情地夹在两张坚硬的板子之间，轻微的疼痛感让她每年都担心自己会受伤，今年也不例外。这次经历和往年一样不适，但至少在痛苦结束后没有坏消息。

作为首席法医，劳丽也兼任纽约大学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和纽约大学法医病理学系主任。因此，她被视为贵宾，并享受贵宾的待遇，这意味着放射科的工作人员都不敢怠慢她。和往年一样，当图像出来时，也有一位高级放射科医生在场解读。鉴于劳丽本人对此也很擅长，他甚至和她一起把图像又看了一遍。

筛查过程的下一步是核磁共振检查，劳丽发现这比X光检查容易得多，因为她没有幽闭恐惧症，也不介意俯卧在核磁共振仪狭窄的检查舱内。她甚至可以在里面放松一下。

正是在这项检查之后，她的心情开始变糟的。另一位高级放射科医生来检查切片。不幸的是，核磁共振检查发现了一个病变，而刚才的X光检查却没有发现，这就需要重新做诊断性乳腺X光检查。劳丽忍着痛苦又做了一次。检查结果也证实存在一个可疑点，这意味着核磁共振检查结果不是伪影。

劳丽迷迷糊糊地走进法医办大楼，大脑在努力消化刚刚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获得的信息及其寓意。马琳·威尔逊为她打开进入大楼的闸门。她看得出马琳想和她聊几句，但劳丽没有心情闲聊，径直走进了主办公区。甚至从谢丽尔·桑福德旁边经过时，她都没有停下来，这当然很反常，因为劳丽向来很合群，对别人的感受很敏感。

劳丽走进办公室，脱下外套挂在衣钩上，然后坐下来。她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前方，但其实什么也没看见。原因很简单。她没有时间应对刚刚检查出来的健康问题，尤其是这种存在潜在后果的问题。在法医办，她有1000名员工需要担心，她还有两个孩子，一个患有自闭症，另一個最近被认为在学校有潜在的行为问题。

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随即门被推开，把劳丽的注意力拉回到了眼前。谢丽尔手拿一张黄色便利贴站在门口。

“你还好吧？”谢丽尔关切地问。

“好些了。”劳丽淡然答道。

“我能为你做什么吗？”

“现在不需要，”劳丽说，“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理解。”谢丽尔说，“洛乌·索尔达诺探员打来电话，让你尽快回电话。他说他试图联系斯特普尔顿博士，但斯特普尔顿博士在验尸房。他似乎很不安。”谢丽尔走到劳丽的办公桌前，把便利贴贴在桌角后就离开了。

劳丽揭下便利贴，认出上面是洛乌的手机号，这意味着他出去办案了，可能在现场。洛乌不仅是她的好友，还是一位极其敬业、特别重视法医病理学贡献的重案探员。尽管心情不好，她还是想立刻给他回电话。因为电话内容可能涉及私事，劳丽用手机拨打了那个号码。洛乌立刻接了。

“谢谢你回电话，劳丽。”他说，“我现在正在曼哈顿综合医院急诊科，和一个同事在一起，他中弹了。虽然不至于危及生命，但伤势很严重。我碰巧知道了一个会让你愤怒的案子。”

“你能再给我一些背景信息吗？”劳丽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问，在这种情况下，她希望洛乌不要听出什么异样。

“没问题，”洛乌说，“是一个两岁半的拉丁美裔小姑娘，名叫卡米拉·鲁伊斯，据说她掉进了滚烫的浴缸里。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经手的一个案子。我一直希望那种悲剧不要重演，因为它让我做了好几年噩梦。”

“那个小姑娘死了吗？”

“如果没死，我就不会给你们打电话了。我希望杰克能深入调查一下这个事故。我的意思是，这应该是一个法医案件，对吗？”

“当然，作为一场意外事故，它属于法医案件。”

“很高兴听你这么说。”洛乌说，“那个小姑娘是由她妈妈的男友送到医院的，这和几年前我经手的那个案子情况完全一样。那个案子最后的调查结果是，它不是一场意外。不管怎样，这个案子也需要好好调查一下。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这里面有戏。”

“我会告诉杰克的。”劳丽说。又寒暄了几句，她就挂了电话。然后她又给巴特·阿诺德打电话，让他盯紧这件事，确保卡米拉·鲁伊斯的尸体被送到验尸房，并在尸体送到后通知杰克。

和洛乌通话之后，劳丽的心情略微好转，开始考虑如何在心理上适应乳腺癌阳性筛查结果。当然，阳性筛查结果并不意味着她一定是患了乳腺癌。这仅仅意味着必须做进一步的检查，以确定她是否真的患了乳腺癌。对她来说，这种检查需要尽快做，越快越好。她还来不及多想，思路再次被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还是谢丽尔，这个女人从来不喜欢用内线电话。

“我不想再打扰你，蒙哥马利博士，”她说，“不过，卡尔·亨德森打来电话，说有急事找你。”

“好的，谢谢！”劳丽说。尽管不太情愿，但她仍然意识到，现在不是顾及个人情绪的时候。身为首席法医，她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拿起话筒时，她有点恼火，心想切特一定是主动找了这位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主任谈了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的问题。此前劳丽曾告诉他，她希望先和这个住院医师谈谈，然后再和学校领导谈。虽然劳丽曾在纽约大学举办的几次活动中见过卡尔·亨德森，但她从未和他通过电话。他算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新人，两年前才从匹兹堡大学引进。她记得他身材修长，面相显得很世故，和劳丽认识的其他男病理学家相比，衣着特别整洁。

“我是蒙哥马利博士。”她省去问候，直接报上名字。和索尔达诺探员通话时一样，劳丽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不出任何异样。

“谢谢你回电话。”卡尔的声音里流露出急切，是那种低沉、威严的男中音，“我想和你谈一个新情况，我们这里有个名叫凯拉·雅各布森的社会工作者，显然是吸毒过量，很快就会被送到法医办，现在可能已在路上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難过。”劳丽说。纽约市类鸦片吸食过量致死的案例非常普遍，平均每六小时就有一例。

“如你所知，在我们周围，在这座城市，这样的可怕悲剧每天都在上演，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一直在努力采取措施，”卡尔说，“我们自己的人却未能幸免，对我们的努力而言，这实在是件糟糕的事情。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花费了大量资源来改善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形象，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也是如此。医学界现在是狗咬狗的世界。”

“我很清楚医院的竞争环境。”劳丽说，同时纳闷这场突如其来的谈话将向何处发展。她确信谈话主题一定是关于阿丽雅·尼科尔斯，而非一个普通的吸毒过量者。

“我刚和我们医院院长弗农·皮尔斯通完电话，”卡尔接着说，“他认为，根据现实需要，尸检工作可以在医院内部，而不必在法医办做。我们的想法是把她带回家，因为她是我们的人。尽管有点儿反常，我认为这么做有好处。我提出由我本人亲自在贝尔维尤医院的手术室进行尸检，院长认为这么做很合适。”

“这个要求很奇怪。”劳丽说。虽然她的声音听起来很平静，但内心却无比震惊，因为就她所知，这种做法从未有过先例。法医办不可能把被授权的尸检外包出去，其中当然也包括吸毒过量致死案。

“我知道这很反常，”卡尔说，“但皮尔斯先生也认为这么做或许能防止这一事件出现在小报上。过去那些小报好像能从法医办获得内部消息。”

“抱歉，亨德森博士，既然法律要求我们来做尸检，那这事就必须由我们来做。”她知道法医办偶尔有消息泄露出去，毕竟这里人多嘴杂，但这不能成为把尸检改在其他地方做的理由。她本想用一种委婉方式把这一点跟对方讲清楚，但想不出怎么说，所以只好直言不讳。

“我明白了。”卡尔说。从语气能听出来，他很失望。

“但有一种办法或许能让院长不那么失望，”劳丽突然想到一个主意，“我们可以让你们的一个病理学住院医师参与这次尸检，她现在正在这里轮转。我将亲自主刀。这么做就可以让这件事控制在家庭内部了，你也知道，我也是纽约大学这个大家庭的正式成员。”

“这是个很有创意的建议，谢谢你，蒙哥马利博士。”卡尔说，“我相信皮尔斯先生会满意的，尤其是如果能把你们内部的传言控制在最小范围，更重要的是，不要让小报记者知道。顺便问一下，你知道那个住院医师的名字吗？”

“我知道，”劳丽说，“是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巧合的是，按照既定的安排，她今天下午碰巧给我当助手。我可以安排我俩一起做这次尸检。死者叫什么名字？”

“凯拉·雅各布森。”

劳丽把这个名字写在那张便利贴上。正在这时，敲门声再度响起。她抬起头，以为会看到谢丽尔，结果却是杰克，还穿着手术服。劳丽指指贴在耳边的话筒。杰克点点头，关上门，走到沙发前，半躺在上面，看起来有些心烦意乱。尽管如此，劳丽还是很高兴看到他，打算和他说说关于核磁共振和乳腺X光检查的坏消息。

“我记下了。”劳丽对着话筒说，内心在斗争，不知道是否该提起尼科尔斯博士在法医办轮转期间的不良表现。

“如果尸检中发现任何异常，请私下告诉我。”卡尔说，“我想强调的是，我相信弗农·皮尔斯院长一定希望这件事不被传出，尤其是不要透露给媒体。”

“鉴于我们已经处理过大量吸毒过量致死案，我认为媒体不会对此特别感兴趣。”劳丽说，“但我会让我们的公关部知道你们院长的愿望。当然，凯拉·雅各布森的家人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如果在尸检过程中发现任何异常情况，我会私下告诉你。”

“那太好了。谢谢你的帮助，蒙哥马利博士。”卡尔真诚地说，“我把我的手机号给你，以便你在需要时及时和我联系。”

劳丽认真地记下了他的手机号，尽管她怀疑有没有这个必要。

“再次感谢你的合作和理解。”卡尔说，“如果以后需要我的帮助，请告诉我。”

挂断电话之后，劳丽手里仍然攥着话筒。她最终决定对阿丽雅·尼科尔斯的古怪行为只字不提，因为这将使已经有点儿复杂化的局面更加复杂。她转而面向杰克，“你一定想不到是谁打来的电话。”

“是谁？”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劳丽说，然后拨通了巴特·阿诺德的电话，巴特·阿诺德是医疗法律调查科主管。医疗法律调查员由医师助理或护理人员担任，负责调查纽约市所有死亡案件。这项工作很辛苦，因为这座城市每天都有100至150人死亡。其中大约有10%被医疗法律调查员判定为需要送到法医办做进一步检查，而在这10%的死者中，有一半多一点最终被解剖。

“一个名叫凯拉·雅各布森的送来了吗？”巴特接听电话后，劳丽问。

“让我查查。”巴特说。劳丽听到了他敲击键盘的声音。“是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刚过中午就送来了。”

“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报告中有什么异常情况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巴特说，“似乎就是类鸦片吸食过量。死亡一定发生得非常快，因为注射器还留在静脉里。”

谢过巴特之后，劳丽又给切特·麦戈文打电话。

“出了什么事？”杰克不耐烦地问。他仍然半躺在沙发上，但很小心地避免鞋子碰到沙发衬垫。他以前犯过这种错误。

劳丽抬起手示意杰克保持安静，说她还有一个电话要打。切特一接电话，她立刻问：“你跟尼科尔斯博士谈过今天下午和我一起做尸检的事了吗？”

“当然，”切特说，“我还确保她明白，这次尸检是领导对她能力的一次检验。我还为你们两个找到一个有趣的教学案例，既能证明法医学的价值，还可能引起她的兴趣。”

“我很感谢你的努力，”劳丽说，“但我想和尼科尔斯博士处理另一个案子，对此我表示歉意。死者名叫凯拉·雅各布森，死于司空见惯的吸毒过量。”

“好的，我没意见。”切特愉快地说，“需要我做准备工作吗？”

“不胜感激，”劳丽说，“看看马尔温·弗莱彻有没有空？”在劳丽成为首席法医之前，她几乎每天都要做尸检。她喜欢和马尔温一起工作，原因有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她认为他可能是法医办最好的太平间技术员，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今天，因为难以预料阿丽雅·尼科尔斯的表现，她希望后勤工作能顺利进行。她知道马尔温能做到。

“什么时候开始？”切特問。

“一小时后对我来说没问题。”劳丽瞥了一眼桌子上的时钟，“你觉得找到尼科尔斯博士会有困难吗？”

“看看再说吧！”切特说，“她说她去图书馆，但我要了她的手机号，以防她溜出大楼。我提出她到我办公室和我一起看组织学切片，但她拒绝了。”

“她具体说了什么？”劳丽不禁想起切特在蒂施医院抓到尼科尔斯时，她对他的粗鲁反击，当时她本应该在法医办。

“你确定想知道？”

“尽管说吧！”

“她告诉我，她宁愿被一群发情的水牛踩死。”切特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厌恶。

“听上去很可爱。”劳丽忍不住笑了，脑海里再次浮现出那种想法：杰克说得对，切特一开始是想追那个女住院医师。特别是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任何形式的性骚扰迹象往往都会引起激烈反应。劳丽提醒自己，就阿丽雅·尼科尔斯来说，不要偏信切特的一面之词。

“如果你找不到她，马上告诉我。”劳丽说，“找到的话就告诉她，我希望一小时后在验尸房见到她。”

“你要检查一具吸毒过量致死的尸体？”见劳丽挂断电话，杰克疑惑地问，“我以为一般情况下你不会再亲自做尸检了，为什么偏偏要做这具？”

“这次情况比较特殊，”劳丽说，“我没有时间详细解释，但我是和早上跟你提到的那个性格乖张的住院医师一起做。我去市政厅之前已经和切特说好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新情况。你刚到这里的时候，我正和卡尔·亨德森博士通话。”

“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主任？”杰克问。

“没错。”劳丽回答。

“我从没见过他。”杰克说，“不对，我收回这句话。我见过他一次。个头很高，长相不赖，而且还很有幽默感，所以我记住了他。”

“我只见过他几次，”劳丽说，“他算是个新人。”

“你和卡尔·亨德森的谈话与你和那个住院医师将要一起检查的尸体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处理的吸毒过量致死案太多了，听起来这个案子也很普通。”

“这个案子本身可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劳丽说，“但带点儿政治色彩，这就是卡尔打来电话的原因。但我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它让我有机会了解那个性格乖张的纽约大学病理学住院医师。不过，对尸检本身我也很期待。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可悲，但我真的很怀念验尸台前的时光。别把这件事说出去，好吗？如果在验尸房碰到其他人，我就嘱咐他们保密。但愿到时候没有太多人在那里。”

“好的，我不会和别人说。”杰克说。

“哦，还有一件事，”劳丽说，“几分钟前我和洛乌聊了几句，他想让你给他打电话，和一个案子有关。你需要他的电话号码吗？”劳丽举起便利贴问。

“不需要，我有。”杰克说。

“现在告诉我布鲁克斯学校发生的事情，”劳丽说，“你确实去了，是吗？”

“我当然去了！”杰克没好气地说。他坐直身子，把双脚放在地板上，“结果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是一场灾难。很抱歉，我没有和他们搞好关系。我尝试像你说的那样耐心听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在胡说八道，我实在忍不住了，干脆一吐为快：告诉他们我认为他们大错特错。我甚至指责他们与该死的制药业勾结，就在罗西小姐说她坚定认为小约翰需要服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之后。然后我就失控了。”

“哦，天哪！”劳丽沮丧地说。她把两肘支在桌上，闭上眼睛，用力揉太阳穴，同时大脑在飞速运转，试图找到问题的答案：如果校方要求小约翰离开学校，他们该怎么办。她也意识到，尽管她很想说说今天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放射科的检查，但现在不是时候，因为它肯定会引发一场严肃的讨论。她深吸一口气，“如果你能在15分钟内讲完，最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得下楼去换手术服。”

第五章

5月8日，下午3点35分

透过验尸房的铁丝网小窗，劳丽看到马尔温正忙着摆放标本瓶、仪器和其他用品。1号台上躺着一具略显浮肿的女性尸体，下肢有明显的尸斑，劳丽据此判断，死者是坐着死的。

看着这种熟悉的场景，劳丽的心中充满了期待，终于能够再次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她推开门，发现验尸房里除了马尔温没有其他人。对此她毫不惊讶，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验尸工作都是在上午完成，还因为每天下午3点在会议室都有一个非正式会议，讨论当天的案子。这也是劳丽选择这个时段来做尸检的原因之一，她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这件事。

“你好，马尔温！”劳丽打着招呼，“准备好了吗？”她闻到一股淡淡的腐臭味，多亏了那几台大功率电风扇。

“快了。”马尔温答道。

“你看到尼科尔斯博士了吗？”劳丽问。没有见到那个女住院医师，她有点儿失望。因为事先没有收到切特的消息，她还以为一切都安排好了。

“你是第一个。”马尔温说，“还有，麦戈文博士让我对死者家中咖啡桌上的粉末做了快速芬太尼检测，结果呈阳性。”

“这并不意外。谢谢！”劳丽说。这显然只是一个普通案子。

“不客气。”马尔温说。

“案卷在哪里？”劳丽问。开始尸检之前，她喜欢把所有和该案有关的资料都过一遍，以防遗漏任何细节。这种做法与杰克的做法正好相反。他喜欢尽可能冷静客观地进行尸检，认为任何先入之见都可能会使他错过意想不到的发现。

“放在过道的轮床上了。”马尔温说，“我猜开始尸检前，你可能想看看。”

关上门之前，劳丽对马尔温竖起了大拇指，很欣慰有这么一个熟悉她习惯的助手。劳丽拿起案卷，一页页翻看，直至看到医疗法律调查员写的总结，执笔者名叫戴维·戈德堡，是新近招聘来的医疗法律调查员。劳丽快速浏览了一遍案卷，对案情有了大体了解。死者是被她的朋友兼同事麦迪逊·布赖恩特在其公寓发现的，并确认了身份。医疗法律调查员推测死者已经死亡两三天，并提供了得出这一结论的证据。接着他描述了在死者家中咖啡桌上发现的吸毒用品，以及仍插在其左肘窝的半空的注射器。还有一条重要信息：据死者家属说，死者生前没有任何疾病。报告中还写道：无论是死者家属，还是那位指认了死者身份的朋友，都不知道死者吸毒。她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快乐的女孩，情绪稳定，适应力强。

劳丽一边阅读报告，一边推开女更衣室的门。更衣室里有一个30岁左右的女人，身上穿的内衣看起来十分高档，此时正把一件名牌衬衫挂进储物柜。柜里已经挂了一条皱巴巴的新式牛仔裤和一件居家风格的白色短外套。

劳丽猜想这人一定就是阿丽雅·尼科尔斯了，不禁仔细打量起来。她身高和劳丽差不多，5英尺5英寸左右，身材苗条而健美，犹如芭蕾舞演员。乌黑的头发剪成了稍长的精灵波波头样式。眼睛是令人难忘的浅蓝色，而肤色却黝黑，好像在太阳下暴晒过一样。劳丽对她的初步印象是，她并非传统意义上引人注目的美女，但散发着一种原始的性感和年轻的魅力。这不仅令劳丽羡慕，可能也令男人，至少一部分男人着迷。

“你好，”劳丽说，“我是蒙哥马利博士。你是尼科尔斯博士吗？”

令劳丽吃惊的是，对方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脸上带着蒙娜丽莎式的微笑。她的神情中似乎流露出一丝傲慢，甚至还有无端的敌意。尽管劳丽不愿快速下结论，但她意識到这个女人身上有她本能不喜欢的东西。她不确定是什么，但猜测与一种潜在的优越感有关，仿佛这个女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劳丽在一所私立高中读书时，见过很多这样的女孩。

“你就是首席法医？”女人问道，好像不相信劳丽是法医办的负责人。

这回轮到劳丽沉默了。她抑制住心头的不悦，走到一个敞开的储物柜前，脱下白大褂，挂进去，然后转过头。“是的，”她终于开口了，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说，“我就是首席法医。你呢？”

“我是阿丽雅·尼科尔斯，”女人说，“我很吃惊。我原以为你又老又土呢。我觉得你看起来不像法医病理学家，反倒像个普通女人。”

“你这是在夸我吗？”劳丽说，开始脱外套。从在法医办工作的第一天起，她就很注意着装打扮。现在身为第一位女性首席法医，她觉得更应该这样做。就算不为别的，至少也是为了打破像阿丽雅所暗示的那种刻板印象。

“我只是实话实说。”阿丽雅语气平淡地说，转身去取手术服。劳丽望着她的背影，惊讶于她对自己近乎赤裸状态的毫不在意。劳丽上高中时，女孩们在健身房换衣服时都有各自的隔间。

“我听切特·麦戈文博士说，你不太喜欢在这里轮转。”劳丽说。

“这是保守说法，”阿丽雅说，“坦白地说，我认为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你不认为法医工作对社会意义重大吗？”劳丽再次对这个女人表现出的无礼感到吃惊。

“我不是那意思，”阿丽雅纠正道，“我只是说它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并不意味着也在浪费你们的时间。我当然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是给执法部门提供了很大帮助，但我不感兴趣。”

“我们做的远不仅是帮助执法部门，”劳丽说，“法医也负责很多安全方面的革新。举例来说，法医的发现带来了电子设备设计上的重大变化，从而减少了触电的概率，低压泳池灯就是一个例子。毫无疑问，这样的革新挽救了无数生命。”

阿丽雅回到储物柜旁，开始穿手术裤，“是的，这也许是事实，但就像我说的，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这种轮转已经让我对法医病理学有了初步了解。我喜欢尸检，但仅限于让我们了解病因的解剖性尸检。我觉得法医尸检很恶心，因为气味什么的。”

“有时的确让人恶心，”劳丽说，“但在我看来，这种工作极具挑战性。这是一个倾听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帮助生者的机会。它也是一个医学专业，每天都给我们提供机会学习新东西。”

“拜托，”阿丽雅说，“饶了我吧！那只是一堆自我辩护的屁话。不过没关系，你喜欢法医病理学就好。祝贺你！”

“我觉得你的无礼让人受不了。”劳丽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我怎么无礼了？”阿丽雅做出一种夸张的困惑表情，“我说的都是实话。”

“我听说你对我们的教务主管麦戈文博士非常不尊重。”

“哦，真的吗？”阿丽雅慢吞吞地说，“告诉你实情吧！麦戈文博士是罪有应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暗示他对你不尊重吗？”

“显然是。”阿丽雅说。

“他说了什么不尊重你的话？”

“是他看我的眼神和说话的语气。那家伙是个不可救药的好色之徒。这一切全写在他脸上呢。和我聊了五分钟之后，他就建议我们找个时间喝一杯。我不怎么喜欢男人，尤其是麦戈文博士那种类型的男人。可悲的是，我这辈子都得跟他们打交道。”

劳丽忍不住再次瞪着阿丽雅，对方也放肆地瞪着她。在这个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高度敏感的时代，作为一个拥有1000名员工的机构负责人，劳丽想知道，阿丽雅对切特的评价是否传达出了一些重要信息。多亏了杰克，她早就知道切特·麦戈文在业余时间喜欢拈花惹草，但这一事实会影响他在工作时间的行为吗？劳丽现在不知道答案，她会把这个问题先记在心里，以后再探究。现在她得专心对付眼前这个女人，此人本身就是个谜。

“麦戈文博士一路跟踪我到蒂施医院，”阿丽雅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危险信号。我可不想哪天晚上他会跟踪到我的公寓。”

“他跟踪你是因为你没去验尸房完成分配给你的尸检任务。”劳丽说。

“多大点事儿！”阿丽雅说，“你可以这么说，但谁知道呢。况且我已经在旁边看了当天的一次尸检，这对我来说足够了。”

“够不够不是由你决定的。”劳丽努力用平静的语气说。

“随你怎么说！”阿丽雅说，“我已经学了足够的法医知识，可以满足今后的需要，这也是这次轮转的目的。我很确定不会成为法医病理学家。”

“是什么吸引你学医的？”劳丽换了个话题。阿丽雅的无礼和冷漠让人难以忍受。

“呃……”阿丽雅说，“这问题变得有些私人化了。”

“你介意吗？”劳丽问，“我确信你已经知道，或者如果你认真考虑的话就会知道，我们有责任确保你有效利用在这里的轮转机会。到目前为止，你屡次逃避分配给你的案子，这种行为让我们怀疑你是否称职。”

“好吧，你说得不无道理。”阿丽雅说，“我从医是为了摆脱家族生意。而且，大学里似乎每个人都是医学预科生，所以我也是。我真的没想过当医生会是什么样子。我被卷进了竞争中。”

“家族生意是什么？”

“我的父亲，那个混蛋酒鬼，是纽约市非常成功的风险投资和对冲基金经理，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经常打骂我。”

“真替你难过。”劳丽发自内心地说，“你选择学医，你父亲至少会高兴吧？”

阿丽雅苦笑了一声，“他从不知道，那个自私的混蛋。他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自杀了。”

“我的天哪！”劳丽惊呼，“听起来你的童年并不美好。”

“你可以这么说，”阿丽雅说，“尤其是考虑到我那变态母亲后来嫁的丈夫，也就是我的继父。他几乎在各方面都比我亲生父亲糟糕。但我设法敲诈了他，让他把我母亲的一大笔钱放在了我的名下。”

“你是怎么最终选择学病理学的？”劳丽问。她不想再听阿丽雅那可怕而令人压抑的家庭史。劳丽有时为自己的成长过程感到遗憾，因为她的父亲在情感上疏远她。她无法想象身体受到虐待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个好问题，”阿丽雅说，“是通过淘汰法。学医之前也许我应该多考虑一下，因为在医学院上学时，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讨厌给病人看病。我的意思是，想想都觉得可悲。但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不管怎样，如果你讨厌病人，病理学是唯一的选择。它也具有智力上的刺激性。”

“至少你感觉受到了挑战，这令人鼓舞。”劳丽说，准备迎接一个不愉快的下午，“让我们谈谈接下来一小时的事情。我来这里的目的是想了解，在这一周多的时间里，关于法医病理学你学到了什么。我们有个吸毒过量的案子，我打算主要由你来做尸检。你行吗？”

“我可以告诉你，这听起来比我只是站在旁边倒废纸篓要有趣得多。”

“我希望你发现它很刺激，”劳丽说，“也许还可以激发你对法医病理学的兴趣。”

“那比较难，”阿丽雅说，又恢复了原来的冷漠语气，“别期望过高。”

第六章

5月8日，下午4点15分

就劳丽而言，尸检的第一部分进行得相当顺利，她开始放松下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享受了这段经历所引发的怀旧之情。尽管阿丽雅一开始提到对尸体散发的轻微腐臭味和可怕的面部表情感到厌恶，但后来没再说什么。一旦专注于手头的实际工作，她在更衣室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似乎就不见了，这让劳丽松了一口气，并很快形成了和切特一致的看法：阿丽雅很聪明。

“全身X光检查有助于识别死因，也可以找出任何可能导致死亡的异物。”当劳丽问拍片的意义时，阿丽雅回答得完全正确。因此她认为阿丽雅前几天观察法医做尸检时听得也很认真。

劳丽又让她对尸体的外观作一番描述，阿丽雅的描述给劳丽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凯拉·雅各布森身上还穿着浴袍，和被发现死亡的时候一样，阿丽雅就谈了让尸体保持原状的原因。她还谈到了医疗法律调查员之所以把插在凯拉左臂上的注射器留在原处，并且用纸和胶带小心地包裹起来，是为了检测DNA和指纹。她还提到了劳丽自己也注意到的另外两个重要发现——凯拉的口腔周围没有太多干结的泡沫痰，尽管手臂上有其他静脉穿刺痕迹，但看起来比较新。

“我的感觉是她吸毒时间不长。”阿丽雅说。劳丽表示赞成。

她们脱下尸体身上的浴袍，检查了下肢的尸斑。劳丽考了阿丽雅根据尸斑、尸僵、尸冷等估算死亡时间的方法，以及为什么判断死亡时间很重要。劳丽还谈到了尸体若被移动所表现出的各种迹象，但凯拉显然没有这种情况。无论劳丽问到什么，阿丽雅都能对答如流。虽然可能逃避了一些分配给她的案子，但她对法医程序相当了解。

直到她们准备对尸体进行解剖时，劳丽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阿丽雅终于“原形毕露”。劳丽只是问阿丽雅是否熟悉菲尔绍尸检技术与罗基坦斯基整体方法的区别，前者被法医用于确定死因和死亡方式，后者是一种临床方法，用来研究疾病的病理影响，没想到这个小问题激怒了阿丽雅。

“该死，我当然知道！”阿丽雅正举着解剖刀，准备做第一个切口，“我当病理学住院医师快三年了，如果不知道这点儿区别，那我就成傻子了。”

劳丽吃惊地瞪着阿丽雅，阿丽雅也瞪着她。她们都戴着医用口罩和塑料眼罩，因此劳丽看不清阿丽雅的脸。阿丽雅的态度变化得如此突然，让劳丽一时没缓过神来。马尔温本来一直在验尸台附近，随时准备递给她们可能需要的器械，现在他来到了验尸台右侧，就在阿丽雅旁边。因为劳丽打算让阿丽雅主刀，所以她让阿丽雅站在验尸台右侧，她则站在左侧。如果是她自己主刀，她喜欢让助手站在左侧。

不等劳丽开口，阿丽雅把目光转向了马尔温，厉声道：“我不喜欢你离我这么近！”

马尔温似乎和劳丽一样吃惊。他后退一步，举起双手，掌心向外，“对不起。”

“有什么問题吗？”劳丽终于能够开口说话了，“他只是想提供帮助。”

“我不喜欢陌生男人挤到我。”阿丽雅说，随即又补充道，“我不是针对他，我只是说出自己的感受。”

“我很抱歉，”劳丽转向马尔温，“她的这种态度很不妥，叫人无法容忍。”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针对他，”阿丽雅重复道，“我需要空间，仅此而已。我们不要小题大做好不好，如果我挤到他，他可能也会不高兴。”

“没关系，蒙哥马利博士，”马尔温大度地说，“我没有意识到我挤到了谁。”

“你挤到了，”阿丽雅固执地说，“实际上你撞了我一下，不过我也反击了。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抓紧干活吧！如果你想参与进来，就去蒙哥马利博士那边！”

劳丽和马尔温意味深长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过去合作过多次，常常不需要交谈就能领会彼此的意思。他们决定最好先把这个案子办完，其他事情以后再处理。

与此同时，阿丽雅已经开始解剖了。她从尸体肩峰处下刀，做了一个Y形切口，在胸骨处会合，然后向下延伸至耻骨。她沉着自信，刀法娴熟。

由于对阿丽雅再次表现出的不可理喻之举十分恼火，在她解剖尸体的过程中，劳丽很少说话。不过，万一阿丽雅做出某种异常举动，她就会干预。但实际上不需要她插手。几分钟后，阿丽雅就打开了胸腔和腹腔，内脏器官一览无余。按照阿丽雅的要求，马尔温已经移步验尸台另一侧，站在了劳丽身旁。

“我要先从胸腔开始。”阿丽雅说，又恢复到解剖刚开始时的温和语调。劳丽只是点点头，纳闷这个反复无常的女人是怎么被医学院录取，而后又成为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病理学住院医师的。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么她一定是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阿丽雅的动作迅速、熟练、充满自信。几分钟后她提起死者心脏，使其向头部倾斜，露出了左心耳。“请递给我一根针筒。”她伸出一只戴着手套的手，同时继续检查心脏下方。马尔温把事先准备好的针筒递给她，她采集了血样。接着，她又把注意力转向肺部。她先小心翼翼地用手指触摸它们的表面，然后捏起其中一个感受黏稠度。“肺水肿不多，”她吃惊地锁起眉头，看着劳丽，“你摸摸看。”

劳丽用手指触摸肺组织，“我明白你的意思。”死者肺部确实又轻又软，意味着里面充满了空气，而不是液体。通常情况下，吸毒过量会导致肺部积液，形成所谓的肺水肿。

“这可能是心死亡，而不是肺死亡。”阿丽雅说，“我想知道死者生前有没有做过心电图。”

“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报告中没有提到这一点。”劳丽说。

“也许是心脏离子通道病，”阿丽雅说，指的是一种新型心律失常心脏病，“如果真是那样，这个案子就变得有意思了。”

“我不这么认为，”劳丽说，“心脏离子通道病相当罕见，尤其是对身体健康的年轻女性来说。”

“是的，但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迷人的领域，”阿丽雅说，“法医办有很棒的DNA实验室，不该放过这个难得的案例。我碰巧对心脏离子通道病感兴趣。”

“听到马蹄声时，你想到的应该是马，而非斑马。”劳丽提醒她。

“当然，你说得对，”阿丽雅笑道，“大家都知道芬太尼会抑制呼吸，但也许它也会选择性地加剧心脏离子通道病。这种事情谁也说不清。我想知道死者有没有做过心电图，或者有心脏病史以及昏厥史。”

“研究这个问题比较有趣。”劳丽说。阿丽雅取出心脏和肺，双肺似乎完全正常，这和她之前通过触摸肺的黏稠度所推测的一样。双肺的重量都只有2.8磅，完全在正常范围内。

“很显然，这两个小东西没有水肿，”阿丽雅从天平上取下肺，“我再次想到了心脏离子通道病。”

“我们先看看冠状动脉再下结论。”劳丽说。她再次放松下来，又一次享受到了做尸检的樂趣。在那几分钟里，她完全忘记了私人问题以及首席法医职位所带来的压力。

阿丽雅把死者心脏放在砧板上，熟练地检查了所有主要冠状动脉，确认它们的结构和通畅度均完全正常。检查完所有的心室和瓣膜后，她抬头看了看劳丽，后者正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雅各布森小姐显然没有心脏病或瓣膜脱垂，也没有肺水肿。我很兴奋。心脏离子通道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也许吧！”劳丽说。她仍然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但内心很高兴阿丽雅提出这个看法，而且表现得很热情。关于阿丽雅，劳丽有两个目标，首先要弄清她来法医办的这一周是否学到了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其次是尽可能激发她对法医学的兴趣，这样她才会认真对待在这里的轮转。现在看来这个案子似乎能帮劳丽实现这个目标，尽管引起死亡的原因仍然可能是吸毒过量。劳丽很清楚地记得她当年无意中发现了法医病理学的趣味性的那一刻，当时她也是一名病理学住院医师。

检查完胸部，阿丽雅把注意力转向死者腹部。她动作很麻利，劳丽很满意，因为已经快5点钟了。几分钟内，她就把整根肠子取了出来。马尔温主动提出拿去冲洗，但阿丽雅说她更愿意自己洗。靠墙有一排水槽，她在一个水槽边把它冲洗干净，用解剖剪刀剪开，然后开始仔细检查。

就在这时，杰克和洛乌·索尔达诺说说笑笑着走了进来。看到洛乌，劳丽并没有惊讶，因为他是验尸房的常客。两人都穿着准备做尸检的手术服。文尼·阿门多拉推着轮床紧跟在他们后面。轮床上躺着一个幼儿尸体，看起来那么瘦小。为儿童做尸检，尤其是为幼儿做尸检，对劳丽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尽管她希望自己现在能够从容应对。

当文尼把轮床推到一张验尸台旁边时，杰克和洛乌走向劳丽。杰克靠近劳丽，低声问她切特非常讨厌的那个住院医师是否真的像他说的那样糟。

“更糟。”劳丽悄声回答。

“真的吗？”杰克吃惊地问。

“以后再告诉你。”劳丽说，因为她看到阿丽雅离开水槽，朝这边走过来。“这就是洛乌之前打电话告诉我的那个幼童尸体？”劳丽问，尽管她并不是真的想知道。

“是的。烫伤加溺水，大面积三度烫伤。”杰克说，“洛乌肯定已经告诉过你了，他怀疑这是起意外事件。直觉告诉他这是一场谋杀。”

“他的直觉通常准确。”劳丽说。当文尼把那具小小的尸体搬到验尸台上时，她移开视线，和洛乌打了声招呼。

“我是斯特普尔顿博士。”杰克向回到验尸台旁的阿丽雅说。

“我知道你是谁。”阿丽雅瞥了杰克一眼，放下手中的肠子，开始从肠子的不同部位提取样品，放进标本瓶。

杰克看了她一会儿，耸了耸肩，带洛乌来到摆放着幼儿尸体的验尸台前。

“肠道很干净，”阿丽雅说，“该检查盆腔器官了。”她用手指配合钝头解剖剪迅速打开了盆腔，熟练地横切了需要切除的器官，并将包括子宫、输卵管和卵巢在内的盆腔器官取了出来。

“我不得不说，你是个有天分的解剖员。”劳丽发自内心地说。

“我很高兴你注意到了。”阿丽雅漫不经心地说。取了宫颈样本后，她用力将一把长刃手术刀插进子宫口，打开了宫腔。

“天哪！”阿丽雅俯下身，更加仔细地观察着，“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第七章

5月8日，下午5点05分

两个女人被这个意外发现惊呆了，子宫里面卧着一个小小的胚胎。死者怀有身孕。

“哦，天哪！”劳丽说，“这简直是双重悲剧。”

“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阿丽雅问，“我是说在尸检过程中意外发现死者怀有身孕。”

“是的，遇到过一次，”劳丽说，“和这个案子相似。不过，面对一个育龄期的女病人，我们应该想到她可能怀孕了，除非事实证明相反。这是为了避免做任何对怀孕不利的事情，比如简单的X光检查或不适当的药物治疗。”

“但这和面对活生生的人不一样。”

“我知道你的意思，”劳丽说，“生命的开始与死亡之间的对比太强烈了。”

“你猜它有几周？”阿丽雅问，凑近观察蜷缩在子宫壁上的胎儿，看到了它那凸起的超大脑袋和一双小小的手。

“马尔温，请给我们一把尺子。”劳丽说，然后转向阿丽雅，“我猜10至11周，小手发育得很好。”她接过马尔温递过来的尺子，“身长38毫米，所以，我估计是10周，意味着刚从胎芽发育成胎儿。”

“死者是被她男友发现的吗？”阿丽雅恼怒地问，目光始终没有从胎儿身上移开。

“不，是一个女同事发现的。”劳丽说。

“那不合情理。”阿丽雅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

“她本应该是被她的男友发现的，”阿丽雅加重语气说，“那个王八蛋把这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第一个发现她已经死了两三天的却是别人，这不对劲。”

“这是一种大胆推测，”劳丽说，“目前还无法知道这个女人和胎儿父亲的关系。精子甚至可能是捐献来的。”

“别逗了！”阿丽雅嘲讽道，“肯定是哪个王八蛋玩弄了她，又把她甩了。我能感觉到这一点。该死的！毒品可能就是他提供的，或者是他导致她吸毒的。”

“这都是主观臆想，”劳丽说，“在法医病理学中，我们必须坚持事实，避免主观判断。我们还要完成这次尸检。继续检查吧！”

她们又回到了工作中，阿丽雅按照劳丽的指导处理胎儿和卵巢。正如她们所料，在死者左侧卵巢里有一个相当大的黄体囊肿。在处理腹部器官时，阿丽雅安静了一阵子，但好景不长。不久她又开始责骂死者所谓的男友。劳丽只是听着，没做回应，但心里在犯嘀咕：阿丽雅的情绪反应如此激烈，是否因为她生活中出现过类似的怀孕事件呢？

最后阿丽雅说：“胎儿的出现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从未料到会有这种意外发现。我觉得这件事值得探究。”

“我鼓励你去探究，”劳丽说，“但我需要你有正当的理由，并且保持開放思维。我不希望你这么做是缘于对男人的敌意和自身经历。”

“在更衣室里你还夸口说，法医病理学给我们提供一个机会，去倾听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我听到了这个女人的心声。”阿丽雅说，“她很清楚地告诉我，有些地方不对劲。得有人去找出胎儿的父亲是谁。”

“好吧，我支持你这么做，但有几点要求。”劳丽很高兴阿丽雅有了探究事情真相的兴趣，“首先，你必须告知我你在做什么，想弄清楚什么。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几个原因，但主要是因为我负责开死亡证明，所以务必把你的手机号码留给我，以便我在需要的时候联系你。你的调查工作要接受参与此案的医疗法律调查员的监督，他叫戴维·戈德堡，而且他才有合法的调查许可，而你的身份只是在法医办轮转的病理学住院医师，并不拥有合法调查权。你明白并接受我的要求吗？”

“我想可以。”对于这种被动合作，阿丽雅没有表现出太大的热情。她丝毫也不在乎是否有合法的调查许可。如果尸体是死者的男友发现的，她就不会那么怀疑了。

“这些都是规定，”劳丽说，“能给我一个更加肯定的答复吗？”

“好，你说什么都行。”阿丽雅回答。

“还有一条限制你必须知道，”劳丽说，“根据《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死者怀有身孕的消息要保密50年。这是属于死者的隐私，希望你能理解。尽管这会写进尸检记录中，我们也不能给死者家属看。当然，其他部分他们是可以要求查看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阿丽雅说。

“那好，”劳丽说，“我们抓紧检查颈部和大脑，然后收工。”

接下来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没再发现意外情况，无脑水肿或脑肿胀。尽管很难适应阿丽雅的性格，但她的技术水平给劳丽留下了深刻印象。临近结束时，劳丽感觉阿丽雅急于离开，因为她的动作越来越快，这是大忌。解剖过程中要始终保持小心谨慎，这样才能避免被割伤或刺伤之类的小事故。当劳丽提醒她时，阿丽雅却不以为然地说她一直很谨慎。

当阿丽雅就要贴好标本瓶的标签时，劳丽摘下手套说：“很好，尼科尔斯博士，这是一次成功的尸检，我对你的技术水平印象深刻。在你录入验尸报告之前，我想让你帮马尔温清理一下现场，把尸体送进太平间。我有事要马上回办公室。”

“抱歉，我没空。”阿丽雅也像劳丽那样摘下手套，但和劳丽不同的是，她把手套往缝合好的尸体上一扔。

“你说什么？”劳丽问，尽管她听得清清楚楚。

“我说我没空。”阿丽雅离开验尸台，向门口走去，“再说，那也不是我的工作。我想看看下班之前能不能见到戴维·戈德堡。”

劳丽目瞪口呆地望着阿丽雅的背影，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我来帮你吧。”她转身对马尔温说。

“没关系，蒙哥马利博士，”马尔温说，“我相信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文尼在这里，他可以帮我把尸体搬到轮床上。”

“你确定？”劳丽问。过去每次做完尸检后她总会主动帮忙。

“没问题。”马尔温说。

“对于尼科尔斯博士的行为我很抱歉。”劳丽说。

“她是另类，”马尔温把标本瓶都收集起来，准备送出去，“我丝毫不觉得吃惊，我听说有几个人跟她发生过冲突。”

虽然劳丽急于回办公室，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驱使她走向杰克那边的验尸台。幼童的尸体放在闪闪发亮的不锈钢台面上，器官已经全部取出。

“切特最喜欢的住院医师听起来像一个有主见的聪明人。”杰克说。

“你不了解，”劳丽说，“她是我见过的最不讨人喜欢的住院医师之一。显然，她不喜欢男人，至少她对马尔温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不想谈论她了。你在尸检中有何发现？”

“他发现了我所担心的事情。”一旁的洛乌说，“我们被告知这个可怜的孩子意外掉进了浴缸滚烫的热水中，但事实上不是。”

“肯定不是，”杰克说，“孩子全身三度烧伤，但脚和脚踝例外。她不是掉进去的，而是被人抓住脚踝头朝下摁在热水里。”

“天哪！”劳丽惊呼。对从事法医病理学的人来说，最痛苦的事就是不得不见证那些极端不人道的残忍伤害。

“我注意到你的助手先走了，”杰克说，“快给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以后再谈这件事。”文尼推着轮床回来了，劳丽觉得最好不要把她对阿丽雅·尼科尔斯的印象弄得尽人皆知，“我要回办公室，肯定有很多电话要打。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尽快，”杰克说，“我太激动了。沃伦和弗拉什都给我发短信说，他们今晚要去篮球场。”

“真不幸。”劳丽半开玩笑地说。天气越来越暖和，杰克又开始频繁去篮球场打篮球了，劳丽不喜欢他这样。她总是担心他会弄伤自己，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几次了。“我会尽快赶回家，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好好商量商量，所以你不要在球场上待太久，更不要伤着自己！”

“是，领导！”杰克笑嘻嘻敬了个礼。

第八章

5月8日，下午5点35分

正如劳丽所料，谢丽尔已经回家了，但走之前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认认真真地记录了劳丽在验尸房时打给她的所有电话。劳丽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把记录浏览了一遍。有两个电话是关于上午举行的卫生委员会会议的，其中一个来自布朗克斯区的那个市议会议员。她想起已经是下午5点多，决定第二天上午再回电话，不仅因为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还因为她猜想这个电话可能涉及更多关于布朗克斯验尸房关闭的投诉。

劳丽觉得有几个电话必须立刻回，尤其是给办公室主任特怀拉·罗宾逊的电话，内容是关于特怀拉打算解雇的几个员工。劳丽已经向所有部门主管表示，她希望在所有解雇程序开始前得到通知。事实证明，特怀拉有足够的理由解雇相关人员，而且实际上他的行为非常克制。劳丽完全赞成他的做法。

打完电话后，劳丽开始翻找卡尔·亨德森博士的电话号码。几小时前她记下那个号码时，还以为用到它的机会很小。但由于在凯拉·雅各布森的尸检中发现了异常，她认为应该像自己承诺的那样让他知道。她还想问一些关于阿丽雅·尼科尔斯的问题，因为她仍然不确定该如何处理这个性格乖张的住院医师，尽管她感觉阿丽雅似乎对法医学产生了新的兴趣。她在中间的抽屉里没有找到那张字条，最后发现它就在桌上，夹在记事本的一角。

电话接通时，劳丽回想起她在纽约大学几次活动中见到的那个男人。第一次是亨德森博士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刚被纽约大学医学院聘用之际，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正式把劳丽介绍给了他。在她的记忆中，他的头发呈浅棕色，身材高挑，褐色皮肤，衣冠楚楚。不过，比他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劳丽记得他是一个幽默而机智的人，善于交际。简而言之，她对他印象很深。

“我是卡尔·亨德森。”话筒里传来劳丽熟悉的男中音。

“很抱歉打扰你。”她说。

“一点也不打扰，蒙哥马利博士，”卡尔听出了她的声音，“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但我希望不是因為在雅各布森小姐的尸检中发现了什么异常。”

“恐怕就是这样，”劳丽说，“虽然令人惊讶，但也不是特别不寻常。凯拉·雅各布森怀有大约10周的身孕。”

“哦，不！”他的语气中带有明显的沮丧，“这成了双重悲剧。”

“发现胎儿时，我也是这么说的。”劳丽说。

“这样一来我们就更不能让媒体知道这个案子了，”卡尔说，“那些小报会大肆宣扬。”

“没错。”劳丽说。

“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吗？”他问，“我猜就是典型的吸毒过量。”

“看起来相当典型，”劳丽说，“芬太尼的快速筛查结果呈阳性，这在吸毒过量案中屡见不鲜。另一个意外发现是：死者的肺水肿不像常见的吸毒过量致死者那么多。等毒理学结果出来，看看芬太尼的血液浓度是多少。我猜会高得离谱，是它快速抑制了死者的呼吸。尼科尔斯博士提出心脏离子通道病的可能性，这是个有趣的想法，但我觉得不太可能，我们会将其排除的。这得益于法医办拥有先进的DNA实验室。”

“这回答了我的下一个问题。”他说，“我正想问你是否和尼科尔斯博士一起做了尸检。”

“我们是一起做的。”劳丽说。

“首席法医和一个解剖病理学住院医师一起做尸检正常吗？”

“不，”劳丽承认，“远非正常，谢谢你的提醒。你之前打电话给我时，我很想问你关于这位住院医师的事情。我们的教务主管告诉我，尼科尔斯博士没有认真对待她在这里的轮转。还有一个关于她态度的问题。我想亲眼看看，所以在此之前我已经安排好和她一起做一次尸检了。”

“谢谢你的宽宏大量，”卡尔笑道，“我对她的态度不止有一个疑问，她是我打过交道的住院医师中最令人头疼的。实际上，和她打交道的主要是我们的住院医师项目主管祖宾博士，但他会让我及时了解最新情况。她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事实上，她不善社交，在住院医师中间不受欢迎。但另一方面，她相当聪明，一些主治医生认为，她是他们遇到的最好的住院医师。我听说她的外科病理学技术特别出色，就像有第六感官一样。”

“她确实不善社交，”劳丽说，“她直白地向我承认，她不喜欢男人和病人。她的这种态度让我纳闷她是怎么考进医学院，又是怎么获取纽约大学住院医师资格的。”

“我也同样纳闷，”卡尔说，“在翻阅她申请材料中的面试记录时，我得到的印象是，我的前任认为她对经历过艰难童年的病人的需求特别敏感。我认为她成功地把她的历史变成了她的优势。”

“我不感到吃惊，”劳丽说，“她显然很聪明，而且工于心计。”

“不管她是否聪明，我不确定会投她一票。不用说，在我成为系主任之前，她已经被录取为住院医师了。”

“她一点儿也不招人喜欢，但今天的尸检她做得很棒，所以我对她技术能力的怀疑已经减少了。她在一周多的时间里观察了几个案例，就掌握了这么多法医基础知识，这真是了不起。而死者怀有身孕的意外发现似乎激起了她对这一领域的一些兴趣。我觉得她下决心要跟进这个特殊的案子，甚至好像投入了感情，就和我当初第一次验尸时的经历一样。”

“哦，这是好消息，”卡尔说，“也许这出双重悲剧会带来一些好处。”

“但愿吧！”

“我个人想感谢你在这件事上给予我们的帮助，”卡尔说，“我想她进行的任何调查都会在你的密切指导下进行吧。”

“那是肯定的，”劳丽说，“虽然我让她做了尸检，但整个过程我都在场，必要时我也会干预。从法律上讲，这个案子由我负责，当死亡证明填好后，由我在上面签字。我明确告诉她，一旦有任何进展，她必须随时通知我，而且必须与我们的一位医疗法律调查员密切配合。”

“太好了！”卡尔说，“你能随时告诉我最新情况吗？还有，我希望能得到关于这位住院医师的尽可能多的信息，尤其是像你提供的那些對她有利的信息。毕竟，最终还是由我来决定她能否被认证为合格的病理学家。”

“我很乐意随时告诉你最新情况。”劳丽说，挂断了电话，希望今后能够告诉卡尔的都是关于阿丽雅的好消息。

第九章

5月8日，下午5点55分

阿丽雅进入位于东26街421号的法庭科学大楼，向前台保安出示了她的法医办临时出入证。与位于第一大道520号的法医病理学大楼相比，这座新大楼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具有浓厚的现代风格，虽然给人冷冰冰的感觉。

在法医办轮转的第一天，她就参观了这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楼，所以知道医疗法律调查科在五楼紧挨着电梯的一片宽敞区域。

电梯门打开后，阿丽雅走出电梯。戴维·戈德堡正以手撑着电梯厅的玻璃门，准备迎接她。他个子不高，略显肥胖，穿一件宽松的棕色灯芯绒外套，里面是白衬衫，敞着领口，打一条深色领带。

“是尼科尔斯博士吗？”戴维问。

“正是。”阿丽雅说。

“欢迎！”他边说边示意她走出电梯厅，“我的桌子在那边。”他指着远处靠墙的一张桌子。尽管头顶上有荧光灯，但那张桌子上仍亮着一盏台灯。房间里摆满了一模一样的金属办公桌，每张都配一把转椅。有些桌面很整洁，有些则很凌乱，反映出主人的习惯。只有少数桌前有人在忙于工作。阿丽雅猜想夜班已经开始了。

戴维领阿丽雅来到他的办公桌前。桌面很凌乱，但有一个角落被清理过了，旁边加了一把直背金属椅，显然是为她准备的。

“请坐，”戴维示意阿丽雅坐下，自己也落了座，“你是在法医办轮转一个月的病理学住院医师，对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很感兴趣，是吗？”

“是的。”阿丽雅说。

“我能帮你做什么？”

“我读了你的调查报告，”阿丽雅说，“有件事遗漏了。”

“遗漏了一件事？”他显得有点儿生气，“我不认为遗漏了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得到警告，这件事情不是谁都可以告诉的，不过我觉得你有合法知情权。尸检中有个惊人发现，那女人怀有约10周的身孕，这意味着3月6日左右她和某个男人发生了关系，我猜那是双方自愿的。你的报告里没有提到她有男友或情人。”

“没人告诉我她有男友。”戴维辩解道。

“你问了吗？”

“不记得了，”他说，“有可能。等等，她母亲可能提到了。让我看看记录。”

戴维点了几下鼠标，打开相关文档。

“我记得与她母亲和妹妹交谈时，她们都说不知道凯拉在吸毒。当我问她们凯拉是否经历过可能与吸毒有关的情感问题或身体病痛时，她们也说没有。但后来她母亲承认，去年夏天凯拉与交往已久的男友分手了，不过她补充说，凯拉的反应很平静，并以此为借口搬到了纽约。她母亲还说，过去几周凯拉在电话里听起来情绪有点低落，就在几天前，她第一次提到可能要搬回南加州。这让她母亲感到非常意外。但除此之外，她母亲认为她是一个适应力强的乐观女孩，很喜欢纽约。”

“你知道这个男友的名字吗？”阿丽雅问。她从自身经历中知道，前男友就像一枚消失后又突然冒出来的破硬币，总是在你最不想见的时候出现。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最后一年，她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叫布莱恩·希金斯的同学。这是她第一次恋爱，也是最后一次。布莱恩的一次自私行为使她怀了身孕，但他拒绝承担责任，声称他不可能是孩子的父亲，就算是，也是她勾引他的。一年后，当她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而他就读于法学院时，他夹着尾巴出现在她面前，希望能和她重修旧好。阿丽雅让他滚开。

“知道，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巴洛，”戴维说，“是一名四年级的医学生，正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罗纳德·里根医学中心实习。”

“好吧，这样他就脱身了，”阿丽雅很清楚外科实习是什么样子，因为她曾经误入其中，“那凯拉最近几周情绪低落是怎么回事？”

“她母亲以及正上高中的妹妹认为那是因为凯拉思乡心切。她母亲已在赶往纽约的路上，明天到。”

“那个麦迪逊·布赖恩特怎么样？你的报告中也提到了她。”

“她怎么样？”

“你把她描述为死者的朋友兼同事，”阿丽雅说，“你觉得她们是好友还是更像熟人？”

“我感觉像好友，”戴维说，“不过，她说圣诞假期之后她们就不像秋天那样经常见面了。布赖恩特小姐的感觉是，凯拉不适应纽约的冬天，更喜欢待在温暖的公寓里。”

“你问过她凯拉现在有男友吗？”

“我没问，但一个巡警说，在打开门之前他问了，她的回答是没有。”

“我猜你调查过很多吸毒过量案。”她说。

“太多了，”戴维说，“吸毒过量案平均每天发生四起，意味着每六小时就发生一起。”

“这个案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戴维思索了片刻，“没有，但我们很少看到人死了注射器仍然插在静脉里。我还注意到她公寓里有很多毒品，有一整袋。我猜她可能最近刚收到一批新毒品。所以我就推测，也许这批新毒品的芬太尼含量比她预想的要多。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吸毒者误以为新毒品的成分和以前的完全一样。等毒理学报告出来后，我们才会知道是否与此有关。”

这时，阿丽雅的手机响了一下，提示来了一条短信。“请稍等。”她掏出手机。短信的内容如下：尼科尔斯博士，请尽快给我回电话。我需要见你。十万火急。亨德森博士。

“太奇怪了。”阿丽雅喃喃自语道。她以前从未收到过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主任的短信，她甚至不记得曾和他说过话。

“怎么了？”戴维问。

“对不起，”她回过神来，“我有急事，我们得快点结束。我需要麦迪逊·布赖恩特的联系方式。”

“我不确定是否可以给你。”戴维皱起眉头，转身望向巴特·阿诺德的办公桌。巴特是医疗法律调查科主管，但他的位子空着，显然他已经下班了。

“听我说，戈德堡先生。我是受命于首席法医劳丽·蒙哥马利博士调查此案的。你必須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帮助，否则她会直接问你要。我说得够清楚了吧？”阿丽雅擅长使用夸张手法或编造善意谎言。

“当然。”戴维再次把目光转向电脑。当他写下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时，阿丽雅又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找凯拉·雅各布森的邻居交谈过？”

“我和住在4A公寓的一个女人交谈过，她就住在凯拉·雅各布森的4B公寓对面。她们是门对门的邻居。女人叫伊夫琳·马布里，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她的姓和我母亲的娘家姓一样。她显然是最后一个见到生前的凯拉·雅各布森的人。顺便说一句，这是确定死亡时间的最好方法。”

“她最后一次见到凯拉是什么时候？”

“星期五傍晚。”

“你觉得伊夫琳·马布里和凯拉·雅各布森关系好吗？”

“一点儿也不。”戴维说，“我对马布里小姐的印象是，稍显偏执，比较宅，还是个囤积狂。她的公寓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阿丽雅明白“宅”是什么意思，但想象不出“偏执”和“囤积狂”是什么样子，“你有没有问过伊夫琳·马布里，凯拉·雅各布森是否有很多访客，尤其是男友？”

“我想到了毒品贩子，而不是什么男友，不过我确实问她了。她说，过去雅各布森小姐每周会有深夜访客拜访一两次，通常是在一周里的中间日子，但最近次数渐渐少了。”

“男的还是女的？”

“她不能确定是男是女，因为她从未见过他们，只是能听到有人来了，偶尔也听到他们离开的动静。”

“星期五晚上呢？”阿丽雅问，“你问过她雅各布森小姐那天有访客吗？”

“当然问了，”戴维有些生气地说，“她说她那晚睡得早，什么也没有听到。”

“你指望警方参与调查吗？”

“我不指望。”他说，“我们甚至都没有通知警察。有什么好调查的？”

很多，阿丽雅心想，但是没说出来。

“听着，”戴维说，“警察可不想过问这类吸毒过量案。光通知警探就需要做很多文书工作。”他递给阿丽雅一张卡片。阿丽雅接过来看了看，立刻又还了回去。

“蒙哥马利博士说，我们必须合作完成这次调查。”她有意回避了“监督”一词。她不想受任何人监督，更不想受一个医师助理的监督。然而，她知道如何假装成这样。“请写上你的手机号以及两位出警警察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另外，把凯拉·雅各布森的地址也写上。”

戴维在卡片上加上了这些信息。

“好了，”阿丽雅拿起卡片站起来，“我会再和你联系。”

戴维刚想回应，阿丽雅已起身向外走去。

第十章

5月8日，下午6点42分

阿丽雅沿第一大道东侧向北走，右边是著名而繁忙的贝尔维尤医院。虽然快到7点了，但还要一个小时左右才会日落。尽管只穿着棉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住院医师服，阿丽雅一点儿也不觉得冷，不过她知道太阳下山后气温会骤降。头顶上，天空晴朗，只有几朵浮云。在她右首，高层建筑的顶部沐浴在夕阳的金色余晖中。

阿丽雅一走出法庭科学大楼，就按亨德森博士短信的要求打了电话。拨打那个号码时，她感到心跳加快了。被管理层召见一般不是什么好兆头，尤其是下班后。更让她不安的是，她从未与病理学系主任有过任何接触，尽管曾与病理学住院医师项目主管杰拉尔德·祖宾博士有过多次争执。阿丽雅很清楚自己被认为缺乏团队精神，从当住院医师的第一天起，她就处于两难境地。她反抗他们的制度，拒绝做由男人指定她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理直气壮，只是因为这是一贯的做法。而她的观点是，规则必须有意义。更具有颠覆性的是，她明确表示尽可能少做一些杂七杂八的活儿，尤其是在当住院医师的第一年，人人都想欺压他们。然而，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她终于做好了准备，再过一个多月，她就要进入最后一年的住院医师期了，前提是病理学系主任不找她麻烦。尽管如此，她仍然相信自己能处理好任何事情，因为她已经证明自己比大多数管理层的男性权威人物要聪明得多。

尽管系主任接电话时她还有些紧张，但这种紧张很快就消失了，因为他的语气从一开始就很亲切。他没有因为她违反了一些毫无意义的医学制度和传统而生气，比如不认真对待法医病理学的轮转，相反，他表现得出奇亲切，甚至在谈及让她打电话的原因之前，还聊了聊天气。“我很想和你谈谈，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最好是现在。”他说。他要求马上见她，阿丽雅觉得这听起来有点不祥，但他的语气中没有指责，所以事实上阿丽雅更多的是好奇而不是担心。

走过30街拐角处那座老旧的法医病理学大楼时，她想起了刚刚和戴维·戈德堡的对话。虽说没有了解到很多东西，但她已经掌握的信息证明她的直觉是对的，那就是肯定要找到那个未知的父亲，以了解他在致命剂量的毒品中可能扮演的角色。那天下午，当蒙哥马利博士称法医病理学“倾听死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时，她差点笑出了声。太做作了。然而现在她不得不承认，凯拉·雅各布森似乎在某个层面上和她交流着。凯拉的母亲说凯拉最近“情绪低落”，邻居说凯拉每周会有一两次在深夜接待造访的客人。这些都在传递某种信息。这一切都意味着他们之间有秘密的性行为，意味着这对恋人中有一人，或两人都不想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本身就有些可疑，还意味着那条可能降生的小生命并没有给一方或双方带来欢乐。从阿丽雅的经历看，肯定是那个神秘的父亲不够热情，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法医办大楼后面，就是由多座大楼组成的纽约大学医学中心。一辆辆汽车在排队等候进入停车场。阿丽雅不得不从汽车间隙中穿过去，继续向北走，直到进入病理学系大楼。虽然她从未进过亨德森博士的办公室，但对其位置很熟悉，因为它就在位于楼道尽头的病理学住院医师项目主管办公室（她曾多次被叫到那里接受训话）的对面。

阿丽雅走出电梯，发现大多数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两名清洁工正忙着用吸尘器清扫楼道地毯。亨德森博士的办公室就在楼道尽头，内门开着。阿丽雅从来无视所谓的上下级礼仪，没打招呼就走了进去。由于脚上穿着轻软的皮革运动鞋，她没有弄出任何动静。

意识到亨德森博士没有发现她进来，阿丽雅在门边停下，打量起这间办公室。房间里的摆设让她想起父亲的家庭办公室。这让她感觉有些不舒服。对她来说，这间办公室和她父亲的家庭办公室有着同样陈腐的男性氛围，只不过后者是在他们位于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镇俯瞰长岛湾的豪宅里。深色的实木家具、许多据称能证明智力和文化实力的书籍，以及主人的各种运动照或与名人的合影照，甚至也有一个装在有机玻璃盒子里的签名足球。

依然没被发觉，阿丽雅把目光转向系主任的后背。他坐在椅子上，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屏幕偏了个角度，阿丽雅正好可以看到。虽然她从未和这个人说过话，但曾在系里举办的多次活动中见过他。作为一名住院医师，她必须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会议、研讨会、病例展示等。这种场合系主任一般都会出席，向大家介绍各类受邀嘉宾，特别是来自很有声望的机构的著名医生或研究人员。他总穿一件白得发亮、熨得挺括的白大褂，里面是同样挺括的白衬衫，打着色彩鲜亮的领带——通常是粉色。阿丽雅本人也是比较讲究穿着的，在她看来，系主任这身打扮很有品位。同时，她又不由自主地把他看成一个位高权重的男权主义者，而且他的确是，正因如此，虽然他在电话里听起来很友好，阿丽雅对他仍然怀有戒心。

阿丽雅又走近一些，亨德森博士依然没有注意到她，这让她有几分吃惊。她猜想这一定和楼道里吸尘器发出的噪声有关。

阿丽雅走到桌前，还是没被发现。她突然想来一个恶作剧，于是用手掌连拍了几下桌面。结果几乎和她预料的一样滑稽。亨德森博士猛然站起来，椅子跟着向后倒去。阿丽雅差点儿笑出声来。

“天哪！”他用手掌捂住胸口，“你吓死我了！”

“对不起，亨德森博士，我喊了几遍，但都没有引起你的注意。”她撒谎说，心里却在发笑。

亨德森博士扶起椅子。有那么一会儿，他似乎有些茫然，只是呆呆地盯着她。不过阿丽雅发现他很快恢复了常态。她还注意到他扣着袖扣，根据她的职业经历，这种做法在医生中并不多见。

“让我缓一缓。想喝点什么？咖啡还是茶？”

“不用了，”阿丽雅说，“亨德森博士，实际上我有点儿忙。你在电话里说有件事要马上跟我说。也许你可以直接告诉我是什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各做各的事情了。”

“当然可以。不过，请叫我卡尔。”

“你愿意就行。”阿丽雅说，但亨德森博士这种含蓄而可疑的亲近感使她的警惕性提升了一个等级。

“我愿意。”他现在镇定自若了，“很抱歉我们从来没有私下见过面，希望不久的将来这种情形可以改变。过去两年里，我一直想见见我们病理学团队的每一位成员。为此，我和妻子一直在邀请员工到我们家中用餐，现在我们也要对住院医師这么做。”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你介意我叫你阿丽雅吗？”

“不介意。”阿丽雅说。她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去亨德森家吃晚餐更令她讨厌的事情了。她希望亨德森博士这次临时约她见面可不是为了邀请她去他家用餐。

“我们去那边沙发上坐下聊如何？”亨德森博士指着对面一张黑色簇绒皮革沙发说，阿丽雅父亲的书房里过去也有一张类似的沙发。

“我想可以。”阿丽雅说，尽管她并不喜欢这个提议，因为这增加了她的不安。

亨德森博士绕过办公桌，走到沙发前，示意她过来坐下。阿丽雅刚一坐下，他也坐下来。阿丽雅故意坐在沙发最右端，挨着一张小桌，桌上摆放着一尊用黑石雕刻的爱斯基摩人小雕像。手边有一样又沉又钝的东西可作为武器，她感到安心了很多。

“我从祖宾博士那里听到很多你的事情。”亨德森博士说，跷起二郎腿，双臂交叉抱在胸前。

“不要相信你听到的任何事情。”阿丽雅说。

“我愿意相信的是你在外科病理学方面有过人之处。”

“那是我的主要兴趣，”阿丽雅说，“但别再绕弯子了，好吗？我刚才说了，我很忙。”

“当然可以，”他说，“首先，我想和你开诚布公地谈谈。”

“这是开场白。”阿丽雅说。和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的系主任让她想起了父亲。这与两人办公室的相似性无关，也与他们形象的相似性无关，而是缘于她所鄙视的一种大男子主义意识。他双臂交叉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姿势，让阿丽雅很不舒服。父亲要给她提一些她反感的建议时，就经常摆出这种姿势。她强压下拔腿就走的冲动。

“首先，我想让你知道我今天和蒙哥马利博士通过两次电话。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她暗示你在法医办的态度和表现都没有达到标准。你对此感到惊讶吗？”

“一点儿也不，”阿丽雅说，“我对她很坦诚。我告诉她我觉得待在法医办是在浪费时间。法医病理学应该改成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在那里的短短几天，我相信我已经学到了我想学的或需要学的一切，所以我选择在下午回到这里查看当天的外科病理学病例。法医办的教务主管有一天竟然跟踪我到这里，把我臭骂一顿。真是个卑鄙小人！”

“那很遗憾，”亨德森博士说，“不过，蒙哥马利博士也表扬了你，她告诉我今天下午和你一起做了一次尸检，她对你的处理方式非常赞赏。”

“这次尸检难度不大，”阿丽雅说，“根据我的经验，法医尸检比临床尸检简单多了。但话又说回来，我还没接触过任何枪伤，听说很棘手。”

“她还提到一个惊人发现，”亨德森博士说，“死者怀有10周左右的身孕。”

“没错。”阿丽雅说。外面吸尘器的噪声越来越大，随后又渐渐减弱。

“蒙哥马利博士还说，这个发现似乎让你对法医学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她告诉我你打算认真调查这个案子，几乎是感情用事。”

“她是那么说的？感情用事？”

“是的，她就是这么说的，”亨德森博士说，“所以我才感到有必要和你谈谈。我、医院院长弗农·皮尔斯以及医学院院长都很关心这个案子。你知道死者凯拉·雅各布森是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一员吧？”

“是的，我知道。”阿丽雅说。

“我想你也知道，我们这个集体郑重承诺过，要尽我们所能阻止这类过量吸食类鸦片事件的发生。”

“我知道。”阿丽雅说。在她看来，他们只是口头上说一说，算不上承诺。

“甚至在得知她怀有身孕的消息之前，我们就非常担心，提出在我们的手术室进行尸检，以免该案被小报获悉后大肆渲染。你肯定知道，他们对这类耸人听闻的案子特别感兴趣，犹如苍蝇闻到了血腥味。如果这个案子真的出现在小报上，医学中心就会被置于一种非常难堪的处境，我们过去几年在宣传方面做出的所有努力也都白费了。你是否听说有时机密信息会从法医办泄露出去？”

“我知道。”阿丽雅说。她听说过纽约大学很重视媒体宣传，不明白亨德森博士为何还要多此一举单独和她交谈。这又不是多难的事。

“这个案子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我的意思是，我很高兴你突然开始珍惜法医办为我们住院医师提供的轮转机会了，但为什么偏偏是这时候呢？弗农·皮尔斯让我问问你。他甚至比我更担心这起悲剧在公众中造成的恶劣影响。”

没等阿丽雅回应，亨德森博士继续说：“我得提醒你，皮尔斯先生也许会直接和你联系，所以你应该有思想准备。你见过他了吗？”

“没有。”阿丽雅说。她也不想见他，但这件事让她感到不解：医学中心有数千名工作人员，为什么院长会如此关注一个普通的社会工作者的死亡呢？

“哦，他也许会给你打电话，因为他已经向我要了你的电话号码。你应该明白，他之所以对这个社会工作者的死亡感兴趣，原因很明显。”亨德森博士说。

“不管怎样，我想我们应该首先要找到胎儿的父亲。”阿丽雅气愤地说，“法医学的目的是确定死亡方式和死因。由于类鸦片所具有的危险性，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凯拉的死因是吸毒过量，尤其是芬太尼过量。经过对现场发现的毒品进行快速检测，已经发现了芬太尼。但尸检时几乎没发现肺水肿症状，这很反常。另外，凯拉的手臂上也没有长期吸毒留下的疤痕。事实上，在我们无意中发现胎儿之前，我一直认为是心脏离子通道病导致了她的死亡，即使它与芬太尼无关。我想知道，芬太尼和心脏离子通道病的恶化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亨德森博士说，“我不确定是否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因此，我认为死亡原因仍然是个谜，”阿丽雅说，“我们再看看死亡方式。很显然，把过量吸食类鸦片致死称作意外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很多吸毒者并不想死，因此吸毒过量致死被定性为意外死亡。不过，就凯拉来说，我不想轻易下这个结论。她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未婚女人，为什么恋爱要保密呢？十有八九是胎儿的父亲坚持要隐瞒这段关系。这样才合情合理。如果事实是这样，而且我相信就是这样，那么凯拉的尸体为什么没被更早发现呢？为什么她的男友没有提前发现尸体，而是让它腐烂了两三天之后被其他人发现？”

“你在问我吗？”亨德森博士问。她的推理显然触动了他。在法医办仅仅待了一个多星期，她听起来已经像一个经验丰富的法医病理学家了。

“我是在问我自己。”阿丽雅说，“这起吸毒过量案和那个神秘的男人有什么关系？他提供毒品了吗？他以某种方式参与了吗？我认为这些问题都值得重视，因为凯拉的死亡也许不是意外，而是他杀。”

“你说服了我。”亨德森博士毫不犹豫地说，“听起来你在法医办轮转的收获比大多数病理学住院医师都要多，包括我。现在你让我对这个案子产生了兴趣，之前我只是想随它去的。然而，这也让你更有必要把这一切都藏在心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怀疑和调查进展，当然，除了蒙哥马利博士外。她在电话里告诉我，她让你随时告诉她你的行动。我希望你对我也一样，因为我得让弗农·皮尔斯了解最新情况。如果你的猜疑最终变成了事实，这个案子对医学中心的宣传来说可能是一场噩梦，我希望能在媒體听到风声之前向我们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和院长汇报情况。如果事实证明这起吸毒过量事件不是意外，那就没办法阻止媒体介入了。”

“可能是这样。”阿丽雅说。

“因此，你现在的目标是设法找到胎儿的父亲。”

“是的。”她说。

“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先和那个发现尸体的人谈谈，她是死者的同事。”

“谁？”

“一个叫麦迪逊·布赖恩特的社会工作者。负责调查该案的医疗法律调查员说，她和凯拉·雅各布森是好友。希望她能了解一些关键信息。”

“你打算什么时候和她交谈？”

“方便的时候。”她说，“我看她明天是否有空。如果没有，那就后天。”她耸耸肩。

“很高兴你参与调查这个案子，尼科尔斯博士，”亨德森博士说，“祝你好运！”

“好吧，”阿丽雅站起来，“我很乐意让你和蒙哥马利博士随时了解事情的进展。我也理解对公众保密的必要性。”

“我会尝试弄清心脏离子通道病和芬太尼之间是否存在任何联系。”亨德森博士也站了起来，“如果弄清结果，我会立刻告诉你。”

“随便吧，”阿丽雅说，“我会和你联系。”

“我期待你的消息。”亨德森博士说。

阿丽雅出来时，发现清洁工已经走了，办公区空荡荡的，大多数灯都关着。等电梯时，她一边享受着寂静，一边回想着与亨德森博士的短暂会面，并试图克服对男性权威人物出于本能反应的厌恶。虽然感觉有点儿奇怪，但这次谈话还算愉快。让她感到最不寻常的是，医院院长弗农·皮尔斯对这个案子表现出特别强烈的兴趣。这时她想起，刚才她告诉亨德森博士，打算明天去找麦迪逊·布赖恩特谈谈，作为寻找凯拉情人的突破口。现在她越想越觉得明天不太可能。作为一名医院社会工作者，麦迪逊·布赖恩特很可能一整天都没空。虽然时候不早了，阿丽雅突然想到现在可以去碰碰运气，看看麦迪逊·布赖恩特今晚是否有空。她在白大褂两侧的口袋里摸索了一番，找出戴维·戈德堡给她的卡片，然后拿出手机，输入了麦迪逊·布赖恩特的电话号码。

第十一章

5月8日，晚上7点23分

在106街，劳丽从停在家门前的出租车里下来，感觉身心俱疲。这一天她已经连续14小时没有休息了，只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放慢了节奏，因为她必须静静地躺一个小时。可是这一天还没结束，她还有两件事要和杰克谈谈，再做出决定。最棘手的事情是乳腺癌筛查阳性结果，这是个灾难性的消息。在她和医学院病理学系主任卡尔·亨德森通电话时，杰克突然闯进她的办公室，她本想那时候和他谈谈这个问题，但最后克制住了，主要是怕时间不够。另外，当时她的思想处于混乱状态，一直拒绝接受这个结果。在因精疲力竭倒头就睡之前，她想和杰克谈的另一件事情是，她需要了解上午他去布鲁克斯学校的整个过程，尽管那显然也是灾难性的。回想起来，她不知道为何想起让他替自己去学校。杰克有很多优秀品质，但一旦涉及他所关心的医疗问题，他就容易变得冲动，不计后果。她很清楚，目前不加选择地开治疗多动症的处方药和接种疫苗的阴谋论者一样，对他来说都是敏感话题。他曾多次给因这两个问题而死的孩子做过尸检。

劳丽在花岗岩门廊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停下来，转过身望着街对面。从这个位置，她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户外篮球场，它是社区小公园的一部分，那里还有几架秋千、几个沙箱和几条铸铁长椅。这时太阳还没有落山，但已经消失在大楼后面，形成片片阴影，杰克花钱安装在球场上方的照明灯已经亮了。她看到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篮球比赛，队员们在球场上来回奔跑。虽然因为距离远不能完全确定，但劳丽认为她能认出杰克，就是那个没有穿衬衫的球员，尽管气温已经降至50华氏度。

劳丽无奈地耸了耸肩。杰克一直坚持打街头篮球，但她并不支持。这项运动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杰克曾经遭遇过，不得不做了膝关节手术。她叹了口气，推开楼门，开始爬楼梯。爬得越高，她感到双腿及手中的公文包变得越沉，似乎楼梯变长变陡了。她不想这么晚才回家，但作为纽约市法医办的首席法医，这是她必须承受的重担。今天傍晚，和阿丽雅·尼科尔斯做完尸检后，她回到办公室，把需要回的电话全部回完，以为可以结束一天的工作时，却被告知，在运送一具尸体回验尸房的途中，一辆运尸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她不得不立即联系纽约警察局，并做好法医办多个部门之间的协调。幸运的是，司机系着安全带，虽然需要住院治疗，但没什么大碍。

劳丽脱下外套挂在前厅的壁橱里，穿上拖鞋，爬上通向五楼的楼梯。家庭娱乐室和厨房逐渐进入她的视线。这是一幅温馨宁静的画面，小约翰坐在桌前玩电脑，保姆凯特琳正在厨房忙碌。劳丽每天都感谢自己的幸运星，让他们一家遇到了凯特琳·奥康奈尔。没有她，他们的生活就会变样，尤其是在埃玛被诊断患有自闭症之后。如果没有这个勤快能干的爱尔兰女人，劳丽不可能继续担任首席法医。

劳丽走到楼梯口时，发现电视开着，音量调得很低。沙发上没人。劳丽的眼睛扫视着房间的其他地方。埃玛不见踪影，很可能已经躺在床上了，这让她感到一阵心酸。她立刻在心里做了自我检讨：真是个不称职的母亲，早上孩子还没醒就走了，晚上孩子上床睡觉了才回来。

“大家好！”她尽量用愉快的声音说，忍不住再次暗暗责怪杰克只顾去打球，却不愿多花些时间陪孩子。

“你好，劳丽！”凯特琳用甜美的爱尔兰口音喊道，“今天过得怎样？”

“非常有意思。”劳丽觉得这么回答也算符合事实，“埃玛睡了吗？”

“睡了。”凯特琳说，“可怜的小东西，被三个治疗师和多萝西折腾得筋疲力尽。”

“今天治疗顺利吗？”劳丽问。她母亲多萝西与一位儿科医生和一位对自闭症特别感兴趣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聘请了一位经过委员会认证的行为分析师，来为埃玛治疗。

“我认为很顺利。”凯特琳说，“埃玛碰巧在同一天接受了行为治疗、语言治療和物理治疗，表现得很好。大家都认为她确实在进步。”

“太好了！”劳丽说。埃玛的治疗有疗效，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但她还是感到有点儿内疚，埃玛之所以取得进步，是因为他们这个家庭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应对这样的问题。在她看来，美国，这个被认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使金钱变成了医疗保健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道德上和伦理上的扭曲。

“想吃晚饭吗？”见劳丽把公文包放在餐桌上，凯特琳问道。小约翰只顾一门心思玩电脑，甚至没有抬头和她打招呼。

“我一会儿做些意面和沙拉。”劳丽说。在工作日，这是劳丽每天的惯例。每当回到家和孩子们互动之后，她都会给杰克和自己做些吃的。有时杰克会帮忙，但不是一直都帮，像现在这样天气好的时候就更不能指望他了。

劳丽坐在小约翰旁边的椅子上。她看到他在玩《我的世界》游戏，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她看了一会儿，像往常一样，对他的专注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印象深刻。他正以极快的速度建造一座虚拟城堡。

“你不打算跟妈妈打声招呼吗？”劳丽终于忍不住问。

“嘿，妈妈！”他的目光没有离开屏幕，手也没有离开键盘。

“你完成作业了吧？”

“是的，很简单。”小约翰说。

“也许你可以暂停一下，”劳丽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他翻了个白眼，很不情愿地从电脑前转过身来看着她。很明显，他不喜欢别人打断他。

“爸爸今天上午去你们学校了，”劳丽说，“你知道吗？”

“是的，我看见他了。”

“在她和罗西小姐交谈之前还是之后？”

“都看见了。”

“你和他说话了吗？”

“没有，我和同学们当时正在踢足球。另外，和罗西小姐交谈之后他看起来特别生气。当他走出办公室，跨上自行车时，脸涨得通红，不过他没忘对我挥挥手，我也对他挥挥手。”

糟了，劳丽心想。连小约翰都能注意到杰克生气，说明事情很严重。不过，她仍然不动声色地问：“你今天在学校表现得怎么样？”

“很好。”小约翰说。

“有没有和同学在操场上打架？”她问。关于小约翰的在校表现，校方反映的最大问题是他的攻击性。当然，他们也提到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课堂上乱说话、不服从老师的指令、缺乏冲动控制能力等，这些都是多动症的典型症状。

“没有，没有打架。”小约翰回答。

“你知道罗西小姐很担心你的行为。”

“是的，我知道，”小约翰说，“她说如果我不改变的话，可能就得转学。”

天哪！这是她头一次听说小约翰可能被开除，这无异于火上浇油。鉴于目前的状况，她无法想象腾出精力去给小约翰找一所新学校。但她按捺住了内心的焦虑，接着问小约翰为什么打架以及为什么在课堂上说话。

“是巴里·勒韦尔的错，”小约翰理直气壮地说，“说话也是别人先主动的。”

“好吧，好吧！”劳丽说。她仅有的一点儿童心理学知识告诉她，几乎可以肯定，像小约翰这么大的男孩自然会把责任往外推。她没有继续这场毫无意义的谈话，而是问他是否可以让她看看他在建什么。

“当然可以。”小约翰非常乐意地说。

看小约翰玩了大约半小时游戏后，劳丽感到有点头晕。她谢了儿子，称赞他建的房子很棒，然后从餐桌边站起来。她爬上楼，走进埃玛的房间。埃玛看上去还像个天使的模样，和她早晨离开时一样。

劳丽回到厨房，开始动手做沙拉和意面。小约翰还在玩电脑。凯特琳回到四楼她自己的房间，这是她在埃玛睡着后的习惯。劳丽正要把面下进开水里，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杰克一蹦一跳地上了楼。他穿着短裤和T恤，浅棕色头发贴在额头上，耳鬢略显灰白，两个腋窝下布满汗渍。

“大家好！”他兴奋地说，伸手揉揉儿子的头发。小约翰一边玩游戏一边躲开他的手。他又走近劳丽，但她举起搅意面用的勺子，把他挡在一臂开外。

“臭死了，快去冲澡！”劳丽假装气恼地说。鉴于她对他只顾打球、不陪孩子的做法仍心怀不满，这也算是她真实情绪的流露。

“老婆大人说得对。”他风趣地说，“今晚的比赛特别棒。我投篮时犹如神助，百发百中。”

“那就祝贺你！”劳丽的语气中带着嘲讽，“还要等15分钟我才能把晚饭弄好。快让开吧！”

大概过了20分钟，意面和沙拉才端上餐桌。杰克换了一身干净的居家服走进餐厅，小约翰害怕被打扰，已经逃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

“那么，让我们来听听那个被切特抱怨的住院医师的故事吧。”杰克边吃面边说。

“我有正事要谈，”劳丽说，“首先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小约翰的事。我强烈认为应该让他接受专业评估。这不仅是一个合理的想法，而且我认为我们没有更多选择。”她接着告诉杰克，小约翰可能得转学。

“所以，我的坏脾气大概让罗西小姐明白了小约翰在操场上打架的原因：有其父，必有其子。”

“我不相信小约翰会编造罗西小姐说他可能得转学的话，”劳丽说，“你一定是口不择言，得罪了老师。”

“我想是的，”杰克说，“整件事情让我烦死了。他只是做了一个正常的小男孩做的事情。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小时候可能表现得更糟。男孩子都争强好胜，小混战是家常便饭。我告诉你，我们的孩子不会服用任何治疗多动症的药物。绝不可能。”

“但学校并没有坚持让他服用药物，”劳丽说，“他们只是希望我们同意让他接受专业评估，我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和我们小时候相比，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他进行评估并不一定意味着要开药物治疗。最终是否使用药物取决于我们。”

“这是整个过程的第一步，”杰克的情绪略有缓和，“制药行业巧妙地欺骗了整整一代人，让人们相信男孩需要服用药物，这样他们就可以像女孩一样安静。对小约翰进行评估意味着我们承认他有问题。”

“我不同意，”劳丽说，“抱歉，你这是在无理取闹。你现在越来越像你所指责的那些阴谋论者了。我们越了解他，就越能做出明智的决定。小约翰的学校处理冲突的方式和你我在小学时大不相同。你的经验并没有你所认为的那么有效。我很担心他的冲动控制能力，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多了解一些。”

“那么，你真的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大错特错？”

“是的，”劳丽说，“我们将对他进行评估，看看专业人士是否认为他有问题，如果有，通过什么途径解决。我们不同意服用药物。绝对不能。但我觉得除了进行专业评估，我们别无选择。我担心如果我们拒绝了，小约翰可能会被要求转学。除非你想自己为他另找一所学校，否则我们必须尊重学校的看法。”

“好吧！”杰克举起双手表示认输，“你赢了。不过我有个条件：希望为小约翰做评估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是个男的。”

“你这是典型的女性歧视。”

“也许是，也许不是，”杰克说，“我认为男心理治疗师可以理解我的观点，这会让我感觉好受些。就依着我吧！”

“那好吧！”劳丽说。她确信在这一领域优秀男性和优秀女性都很多，但如果一个男心理治疗师能让杰克感觉好受些，她同意这个条件。

“好了，现在我们来听听那个住院医师的故事。她叫什么名字？尼科尔斯？”

“是的，”劳丽说，“阿丽雅·尼科尔斯。但首先我们得讨论点别的事。你还没问我今天做乳腺癌筛查的事。”

“你说得对，”杰克换上一副严肃面孔，内疚地放下叉子，注视着劳丽，“我很抱歉。今天上午我一出校门就像疯了一样。我一整天都在努力調整情绪。洛乌负责的那个幼儿烫死案对我来说如同火上浇油。那么，筛查结果怎么样？我可以问吗？”

“不太好。”劳丽说。她感觉到一整天都在努力控制的情绪开始崩溃，内心的焦虑也随之加剧。她能够理解杰克的坏心情，因为自从做了核磁共振后，她也一直在努力调整自己的情绪。即使回到家以后，她也花了好一会儿才振作起来。“一开始乳腺光片没问题，但随后核磁共振成像发现了问题。医生再次做了X光检查，并进行诊断性研究，结果在X光片上也看到了可疑肿块。有1厘米多一点大，但这确实不正常，必须进行评估。因为我携带乳腺癌1号基因，而且我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患有乳腺癌，所以这个肿块不容忽视。”

“太抱歉了，”杰克显然非常震惊，“哦，天哪！我没想到你独自承受了这样一个糟糕而可怕的消息。我再次为忘记你今天做乳腺癌筛查说一声‘抱歉。不可原谅，虽然我也许有点儿想逃避现实。”

“没关系，”劳丽说，“我必须自己消化这个消息。我们现在可以相对理性地思考这件事，至少我希望如此。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埃玛正在接受治疗，小约翰也出现了问题，这时候太不方便了。”

“没有比你的健康更重要的事了。”杰克说，“下一步有具体计划吗？”

“这就是当医院贵宾的好处，”劳丽说，“一群放射界权威专家已经看了我的检查报告，一致认为那个肿块可疑，尽管我有致密型乳腺组织，这增加了诊断的难度。”

“因此需要进行活检，”杰克说，“你跟谁提起过做活检的事吗？”

“当然，”劳丽说，“我和一位外科医生及一位肿瘤专家谈过之后，他们才让我离开，这两个人都擅长治疗乳腺癌。”

“哦，天哪！”杰克目光呆滞地看向别处。多年前，当他在芝加哥接受法医病理学再培训时，他的第一任妻子带着孩子去看他，返回途中乘坐的小型飞机失事。从那时起，他就担心自己会为他所爱的人带来厄运。小约翰在婴儿时期被诊断患有神经母细胞瘤，加重了他的这一可怕想法。后来，当埃玛被诊断患了自闭症，他那种迷信的担心又卷土重来。现在，面对劳丽可能罹患乳腺癌的风险，它再次死灰复燃。

“杰克，你听到我说话了吗？”劳丽伸手在他前臂上拧了一下。

“没有，对不起。”他重新注视着她，意识到自己连劳丽刚刚说的话也没听到。

“我刚才说了，外科医生和肿瘤专家都想安排一次活检。”

“是的，当然。”杰克摇摇头，鼓起脸颊呼出一口气，听起来就像轮胎在泄气。

“在和你商量之前，我不想安排任何事情，”劳丽说，“我们必须提前做决定的是，如果外科病理诊断为癌症，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到那时再讨论就来不及了，因为我还在麻醉中。当然，如果是癌症，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细胞类型，以及是否有癌细胞扩散到淋巴结。但让这一切变得更为复杂的是，我的乳腺癌1号基因中有突变。我是不是应该直接安排乳房切除术来代替活检呢？”

“天哪！”杰克用双手捧着脑袋，按摩了一阵太阳穴，然后抬头看着劳丽，“很抱歉，我现在消化这些信息有些困难。”

“肿瘤专家和外科医生都建议我做乳房切除术，”劳丽继续说，不理会杰克的道歉，“但我只是不清楚自己的想法。我知道影星安吉丽娜·朱莉会说什么：不要犹豫了。但做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太难了。我的卵巢也有问题，我是否应该同时也切除它们呢？因为同样的突变也有导致卵巢癌的危险。”

“老实说，这些问题只有你能回答，”杰克渐渐恢复了平静，“当初得知你携带突变体时，这些话题我们都讨论过。你当时坚决拒绝做切除手术。”

“此一时，彼一时，”劳丽说，“现在我岁数大了，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那时还没有孩子。现在我能接受这种做法，虽然并不心甘情愿。你有什么想法吗？”

“对我和我们的孩子来说，你比上帝赐予你的乳房和卵巢重要得多，”杰克说，“当然，我会慎重考虑这一切，但如果你现在问我的意见，我完全赞成。做了乳房和卵巢切除术，如果手术病理显示乳房肿块中没有癌症，那么你很快就能康复。如果是阳性，康复就会困难一些。”

“你觉得我应该把两个乳房都切除吗？”劳丽内心仍然排斥这种想法。

“是的，”杰克说，“如果你让我立刻给出意见的话。也许明天我的想法就变了。”

“作为当事人，我可以告诉你一件我绝对确定的事情……”劳丽强忍泪水说，“那就是我不想再拖延下去了。如果我体内有一个恶性肿瘤，我希望今天就把它取出来，而不是等到明天。”

“我能理解，”杰克说，“我确信换作我也会这么想。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么想。这就如同你总觉得体内有一颗定时炸弹。”

“就是那样。”劳丽紧闭双眼，深吸一口气，基本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我很高兴把这件事说出来，尽管很艰难。讨论一下对我有帮助。自从核磁共振检查结果出来后，它就一直盘旋在我脑海里。”

“我能想象，”杰克说，“我真不敢相信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从容工作一下午。你怎么能做到全神贯注呢？你是怎么做到和那位‘麻辣女王携手合作，共同完成尸检的？”

“你这个讽刺用得恰到好处，”劳丽苦笑道，“其实并不容易，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可能是所有在法医办轮转的住院医师中最不受欢迎的。至少我以前没有遇到过。”

“我很好奇，”杰克顺着这个话题说，“这意味着她的行为，至少对切特来说，并不仅仅是缘于他对她的追求。”

“是的，”劳丽说，“但仍有怀疑空间。据她说，切特第一次以法医办教务主管的身份见她时，就邀请她找个时间一起喝一杯。”

“你看看，”杰克说，“我的猜测并非毫无根据。”

“也许吧，”劳丽说，“恐怕我得找切特聊聊，提醒他把工作和私生活分开。不过，说起‘麻辣女王，她真是一个怪人，甚至有些反社会人格倾向。她好像没有太多同理心，也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她说她父亲就是反社会人格。这也会遗传吗？”

“说不准，”杰克说，“她有那么糟糕吗？”

“我觉得是，”劳丽说，“像你这么敏感的人会被她粗俗的语言吓到。据她所说，她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受到亲生父亲的虐待，她十几岁时亲生父亲自杀，后来又受到继父的侵犯。”

“天哪！”杰克说，“这些都是你和她一起做尸检时了解到的？”

“她非常坦率，”劳丽说，“但谁知道真相是什么。据切特说，她公然对他撒谎。”

“在验尸房，我向她作自我介绍时，她对我也不怎么友好。”

“我认为她并非专门针对你，”劳丽说，“她在行为和言语上都排斥异性。”

“好吧，”杰克说，“她最好离我远点。”

劳丽忍不住笑了，“你说得太对了。你和她简直水火不容。但公平地说，她很聪明，亨德森博士也说她在外科病理学方面很有天分。她来法医办才一个多星期，就通过观察尸检过程学到了相当多的法医知识。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个有天分的解剖员。她的专业能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你呢？这次尸检让你感到愉快吗？我知道你很怀念法医工作。”

“很愉快。”勞丽说。

“今天下午我在你办公室里问你为何要亲自做尸检时，你说一是为了评估尼科尔斯博士，同时也是为了政治原因。这是什么意思？”

“这次我做尸检是为了评估尼科尔斯博士，”劳丽说，“但是我处理这个特殊案子也是对纽约大学的一次妥协。”

“什么意思？”杰克拿起叉子尝了一口面。

劳丽简明扼要地解释了凯拉·雅各布森吸毒过量的情况，以及亨德森博士和医院院长对这件事的担忧——他们害怕媒体听到风声。

杰克吹了声口哨，“我希望你不会因为同意做这次尸检而变得一发不可收，被更多人找上门来。”

“我也希望不要这样，”劳丽说，“法医办没有太多人知道这件事，当时大多数人都在楼上开会。我还告诉马尔温和文尼对这件事保密。”

“不错的尝试，但这类事情不会一直是秘密。”杰克说，“不管怎样，这个案子能达到你的期许吗？”

“当然能，”劳丽说，“首先，我很享受这个过程。身为首席法医，从让人头痛的行政事务中逃离一小时，去干干自己的老本行，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解脱。其次，这个案子改变了‘麻辣女王对法医学的看法，这是我始料未及的。这个案子不是普通的吸毒过量案。尽管注射器中的液体芬太尼快速检测呈阳性，但死者几乎没有肺水肿，也没有脑水肿。还有一个惊人发现：死者怀有大约10周的身孕。”

“为什么死者怀有身孕一事会对尼科尔斯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这和她对男人的不信任有关，”劳丽说，“由于死者是在死后几天才被其他人发现的，所以她认定胎儿的父亲和死者吸毒有关。”

“这纯属臆测。”

“我也有同感，”劳丽说，“但我能看出，她真的有兴趣进一步调查这个案子，以确定死因。做尸检之前，她告诉我她觉得学法医是在浪费时间。现在她真正有动力了。谁知道呢，也许我促成了一个法医病理学的新皈依者。”

“上帝是不会允许她这种个性的人加入的，”杰克说，“你想让她来这里做你的学生吗？”

“绝对不行，”劳丽笑道，“她告诉我，她讨厌病人，这也是她选择学病理学的原因：可以躲开病人。但她不知道我们经常要和失去亲人的家庭打交道，这些人就是我们的病人。她当不了优秀的法医病理学家。”

“她要怎么调查这个案子？”

“我想她会按照常规方式调查，”劳丽说，“可能会和所有相关的人交谈，比如尸体的发现者、出警的巡警、死者的邻居，或者她能找到的死者的其他朋友。如果她能找到胎儿的父亲，听听他的讲述，那将会很有帮助。等毒理学检测结果出来，我们就能知道更多关于死因的信息，这也可以算进去。我的直觉是芬太尼含量会很高，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死者没有肺水肿。凯拉·雅各布森没有像普通的吸毒过量者那样遭受呼吸的渐进性抑制，而是很快就死了。”

“关于尼科尔斯博士，我们已经说得够多了。”杰克推开碗，“抱歉，听到你今天的筛查结果后，我没胃口了。我认为你应该认真考虑最终的解决方案。我的想法比10分钟前更加坚定。”

“谢谢你的关心和支持，”劳丽说，“你的建议我会考虑的。”虽然她平时喜欢熬夜，往往会在晚饭后某个时候恢复精神，但今晚破例。仅仅提到“睡觉”这个词就让她想立刻倒头就睡。她从桌边站起来，双腿微微打战，“我甚至担心洗澡时会睡着。”

“你去吧！”杰克也站了起来，“我来清理餐桌，楼上卧室见。不过得先让我抱一下。”

劳丽投进他的怀抱，让他抱紧自己。杰克轻轻吻了她一下，“我想让你知道，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谢谢你，”劳丽说，“这对我来说不容易，但我很高兴我们相互拥有。”

第十二章

5月8日，晚上8点32分

“到了，小姐，”出租车司机指着马路右边说，“吃得开心！”

阿丽雅跳下车，在路边站了一会儿，看着那家餐厅。她听说过位于苏荷区的西普里亚尼餐厅，但从未来过这里。餐厅面积不大，宽约25英尺，上方伸出宽大的亮黄色遮阳篷，从外面看不出里面纵深有多长。尽管空气中弥漫着寒意，但遮阳篷下仍摆放了六七张餐桌。几扇滑动玻璃门被拉开了，所以里外的餐桌没有完全隔开。外面的餐桌上方悬挂着几盏燃气取暖灯，阿丽雅站在路边，可以感受到灯光照在脸上带来的温暖。

她看到餐厅里挤满了人，座无虚席。左侧的吧台前也站满了人，几乎将吧台完全挡住了。还有一大群人站在人行道上，入口处有一半位于一段可伸缩金属楼梯下方，这段楼梯通向二楼，上面看上去漆黑一团。让人目眩的是餐厅内亮得刺眼的灯光，让人头晕的则是人群嘈杂的交谈声。尽管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食客，身穿白衬衫、打着领结、端着托盘的服务员却能灵活自如地穿行而过。勤杂工穿着不那么抢眼的白色工作服，也没有打领结，他们的工作是收拾盘子，铺上干净的桌布。现场乱糟糟的，对阿丽雅来说，这种场合并不适合交谈。

离开亨德森博士的办公室后，阿丽雅马上用手机联系上了麦迪逊·布赖恩特，这让她很受鼓舞。遗憾的是，麦迪逊并没有像阿丽雅希望的那样因为朋友的死而待在家里哀伤。电话接通时，她正乘坐出租车赶往餐厅，要和一个朋友吃饭。当阿丽雅谎称自己是需要尽快与她面谈的法医时，麦迪逊并没有当回事。她让阿丽雅来这家餐厅找她，如果真有什么急事的话。阿丽雅建议等她用完餐再见面，但她说恐怕她晚饭后没有空，总之她的意思是如果阿丽雅当晚想见她，那就必须在餐厅。阿丽雅只好同意。

阿丽雅绕过站在外面的人，走向入口。一个身穿深色外套的黑发男子站在门边，看着人们进进出出。他显然是餐厅的雇员，但具体是什么职务，阿丽雅不清楚。当她经过时，那人微笑着朝她打招呼。阿丽雅没有理睬他。

虽然大多数餐桌是圆桌，但最右边靠墙摆放的桌子是长方形的，配着长条凳。墙上挂着镶框的照片，其中一张巨幅照片是一个年轻女子，看起来像模特，穿着破旧的牛仔裤，和阿丽雅身上的差不多。因为没来得及回家，她身上现在仍然是白天穿的衣服：白色棉布衬衫、牛仔裤、粉色皮革运动鞋，以及住院医师必须穿的白大褂。为了避免被人识破身份，她摘掉了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发的胸牌。

她在找领班，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麦迪逊在电话里说她会把自己的名字告诉领班。阿丽雅挤过吧台周围的人群，继续往餐厅里面走。

“嘿，宝贝！”吧台边的一名男子举着酒杯冲她喊，“你是真正的医生还是演员？”说完狂笑起来，他的朋友们也跟着大笑。阿丽雅照例没有理睬。

阿丽雅艰难地前进了十几英尺，发现里面的用餐区要安静一些。让她烦躁的是，一直没看见领班的身影。正当她打算放弃时，一个和她差不多高的男人引起了她的注意。此人穿着深色套装和白衬衫，打着深色领带，正在吩咐服务员做什么。阿丽雅走过去，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还说一个叫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女人在等她。

“哦，是的！”领班举起食指，示意她跟他走。他们来到餐厅的后区，这里不仅客人少了，而且喧闹声也大大降低。

领班走向靠墙的一张双人桌，向阿丽雅示意了一下，然后退到一边。阿丽雅走上前，打量了一下桌边的人。麦迪逊和她的男同伴都是非裔美国人，只是麦迪逊的肤色比肌肉发达、蓄着胡须的同伴浅很多。她穿得很随意，她的同伴穿着白衬衫，敞着领口，领带打得很松，椅背上挂着一件西装外套。桌上最显眼的是一盘红酱意面，此外还摆有盘子、面包篮、橄榄油、葡萄酒和水杯。

“我是阿丽雅·尼科尔斯，”阿丽雅问桌后的女人，“你是麦迪逊·布赖恩特吗？”

“正是我，”麦迪逊笑容满面地说，“这位是理查德·艾布拉姆斯。”她冲同伴点了一下头。

这时领班不知从何处为阿丽雅搬来一把椅子。为了避免挡服务员的道，他没有把椅子放在正中间，而是讨好地放在了靠近理查德的位置。没想到阿丽雅毫不犹豫地把椅子移到麦迪逊旁边坐下来。理查德失落和生气的表情一目了然。

“我尽量长话短说。”阿丽雅对麦迪逊说，完全无视她的同伴。

“你想喝点什么吗？”领班问，“一杯贝里尼鸡尾酒怎么样？”

“这种酒味道特别棒！”麦迪逊兴奋地说，然后转向领班，“给我们每人来一杯。”

“好的。”领班一转眼不见了。

“我想和你谈谈凯拉·雅各布森的事。”阿丽雅说。

“为什么？”麦迪逊瞬间变了脸色，“听着，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我的朋友死了。我在努力平复心情。我和现场的医疗法律调查员谈过了。我还辨认了尸体。我全力配合他们的调查。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来烦我？我知道的都说了。理查德说如果我不想跟你说话，可以不说。他是律师。”

阿丽雅瞥了理查德一眼，压制住心中的不满，然后转向麦迪逊，“事情发生了变化，我今天下午做了尸检，有一些意外发现。”

“什么意外发现？”麦迪逊咄咄逼人地问，“还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她死了，这是铁的事实。”

“是的，不过……”阿丽雅沉吟着，想起蒙哥马利博士说的那句关于法医病理学家倾听死者心声的屁话，发现自己几乎要照搬过来，这个冲动让她感到尴尬，于是改变了策略，“你是一名社会工作者，我相信你了解《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以及它对我们医务工作者尊重病人隐私的约束，是吗？”

“是的。”麦迪逊的声音变得柔和多了。

“因为这个法案，我不能完全告诉你我们发现了什么，但在纽约，死者家属甚至委托人都有权要求看验尸记录，而我将要录入电脑的验尸报告中肯定会包含那个新发现。所以这是一种介于公开记录和非公开记录之间的医学信息。”阿丽雅解释道，然后看向理查德，“作为律师，你也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理查德强作笑脸，正要答话，但阿丽雅没等他张口，再次把目光转向麦迪逊，“所以我要问你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可以让你猜出我不能告诉你的是什么。这听起来有点儿绕弯，但我只能这么做。医疗法律调查员戴维·戈德堡说，你告诉出警的巡警，凯拉没有男友。你还记得吗？”

“是的，我记得。”麦迪逊说。

“你说你是凯拉的好友，所以如果她有男友，应该不会瞒你吧？”

“我知道她去年秋天絕对没有男友，”麦迪逊说，“这点我敢肯定。但圣诞假期过后，我们在下班以后就不怎么见面了。我的意思是，在工作中我们几乎每天都见面。她当时可能有男友。事实上，有几次我猜就是这样，但当我问她时，她却矢口否认。”

“她有没有提起过她在洛杉矶的前男友罗伯特·巴洛？”

“去年秋天提过，但最近没有。”

“他有没有来看过她？”

“据我所知没有。他俩的关系已经结束了，这点我确定。”

“她还有没有其他像你这样特别要好的朋友？”

“据我所知没有。但圣诞假期过后有这种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从你说的话中推断，她有可能在圣诞假期过后与某人发展了某种关系，可能是位男性，只是她没有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有时我也这么想，但不确定，所以没有追问她。我是说，她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我也结交了新朋友。”

“好了，”阿丽雅说，“情况很明显了，尸检表明，凯拉的死还涉及一个男人。”

麦迪逊和理查德交换了一下眼色，又把目光转向阿丽雅。她还没来得及说话，一个服务员端着一杯贝里尼鸡尾酒走到阿丽雅身边，放在她面前。

“还要吃点什么吗？”服务员问阿丽雅，“需要我介绍一下今天的特色菜吗？”

“不，我什么也不吃。”阿丽雅说。

服务员点点头，退下了。

阿丽雅从白大褂侧兜里掏出一本小便笺簿，又从胸袋里拿出一支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事实是，验尸结束并有了那个意外发现后，死因并不像开始时那样确定了。死亡方式也不确定了，如果你懂我的意思的话。遗憾的是，纽约警察局只是把它看成一次普通的吸毒过量致死案，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有进行调查，也不打算调查。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座城市每天有四人死于吸毒过量。我认为，为了给你的朋友凯拉·雅各布森一个交代，我们应该找到她的那个神秘男友或者情人，以便给他一个机会解释：为什么发现凯拉尸体的人是你麦迪逊，而不是他。他还需要解释他在这场悲剧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男人。”

阿丽雅端起那杯鸡尾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她把空杯子放回桌上，用手背擦干嘴唇。“这是我的手机号，你要是想到任何可以帮我找到那个混蛋的线索，就跟我联系。”她把写有号码的字条递给麦迪逊，站起身，故意不看理查德一眼，也没说一句多余的话，离开了。

第十三章

5月8日，晚上9点05分

一到街上，阿丽雅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算用打车软件叫车。这时，一辆黄色出租车停了下来，她不想浪费时间，赶紧走过去钻进车里，系好安全带，把自己在西70街的公寓住址告诉了司机。

当出租车一路向北疾驶时，阿丽雅回想着和麦迪逊·布赖恩特之间的对话。一开始走进那家嘈杂的餐厅时，她并没有太多期待，但结果比她想象中的顺利。她很高兴自己做出了努力。现在她仿佛听到凯拉·雅各布森在大声告诉她，必须找到那个神秘男友。

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突然解开安全带，身子往前挪了挪，以便能够透过有机玻璃隔板和司机更好地交谈。她知道隔板是为了保护司机，但她不喜欢这样的安全装置，这也是她宁愿使用优步、来福或朱诺等网约车，而不愿乘坐普通出租车的原因之一。“我想改变目的地。”她从口袋里摸索出戴维·戈德堡给她的那张卡片，举过去。

“第二大道23街。”

“好的。”司机愉快地答应了。

阿丽雅坐回原位，重新系好安全带。她之所以突然改变目的地，是因为和麦迪逊交谈之后，她觉得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虽然时间已过9点，但她认为还不算太晚，她想看看能不能和凯拉·雅各布森那个可能爱管闲事的邻居伊夫琳·马布里谈谈。麦迪逊说凯拉没有别的可以分享秘密的亲密朋友，如果真是这样，邻居也许是唯一能证实她有秘密情人的人。

到达目的地之后，鉴于以前使用信用卡被骗的经历，阿丽雅用现金支付了车费。她跳下出租车，抬头看着眼前的公寓楼。这是一座普通的砖结构六层建筑，几乎和两侧相邻的建筑一模一样。令人鼓舞的是，四楼右侧的四扇窗户都亮着灯，这表明伊夫琳·马布里在家。

既然现在快9点半了，阿丽雅不想再耽搁时间，于是不假思索地穿过大楼的外门，进入前厅，走近那些密集的邮箱，找到标着4A的邮箱，毫不犹豫地按响了对讲门铃，然后满怀希望地等着。过了几分钟，见毫无动静，她正想再按一次，对讲门铃系统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

“是谁？”一个不太友好的声音问，“都快到10点了。”

“我叫阿丽雅·尼科尔斯，”她踮起脚尖，尽量靠近对讲门铃，以便对方能听清她的声音，“我是纽约首席法医办公室的法医，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但我得马上和你谈谈，事关凯拉·雅各布森的死。”

对方沉默了良久。阿丽雅最后威胁道：“伊夫琳·马布里，我必须惊动警察才能进去吗？这只需占用你15分钟时间。”

“你为什么还要和我谈？我已经和调查人员以及警察谈过了。”

“我们今天给她做了尸检，有了意外发现，也许只有你能够解答一些问题。”

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说明里面的门打开了。阿丽雅一个箭步冲进门内，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按下了电梯按钮。在电梯上行过程中，她发现轿厢又小又破旧，不断碰擦着井壁，仿佛只是随意地悬挂在缆绳上。从电梯出来时，她不由得松了一口气。

她走到4A门外按响门铃，尽量屏住呼吸。楼道里充斥着刺鼻的怪味。

“谁？”一个含糊不清的女声从门内传出来，带有很重的布鲁克林口音。尽管想说些讽刺的话，但她控制住了，只是重复了一遍自己的名字。门上窥视孔的高度刚好与她的眼睛齐平，她发现里面闪了一下，表明伊夫琳在看她。阿丽雅很想挥挥手，或做个不耐烦的手势，但她又克制住了自己，什么也没做。只差一步就能和这个女人面对面交谈了，她不想毁掉这次机会。再说她也不希望这个女人要求她提供某种官方证件，这是她在等待过程中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

随着一阵声响，门终于开了三四英寸，但中间仍连着一条锁链。阿丽雅还看到一只充血的眼睛和半个鼻子。她一言不发地站在门边，让伊夫琳更仔细地打量她。大约过了20秒，门又关上了，等再次打开时，那条锁链已不在了，打开的宽度明顯增加。阿丽雅可以看到室内的部分情景，果然如戴维·戈德堡所说，这个女人是个囤积狂。房间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垃圾，包括一大堆大小不一的纸箱、几十只旧手提箱、一堆堆的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一辆堆满旧衣服的购物车，中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过道，连普通家具都没有。

“你想问什么？”伊夫琳问。她穿着旧家居服，头发用卷发器卷着，罩着一顶透明的塑料浴帽，脸上涂了一层浅色面膜，只有眼睛周边没涂，这使她看上去像只浣熊。她没有想邀请阿丽雅进屋的意思，而且也没有为此感到不好意思。房间里飘出来的气味比楼道里的还要难闻。

“我们需要更多关于雅各布森小姐深夜访客的信息。”阿丽雅说，“你告诉医疗法律调查员戈德堡先生，你听到有人进她房间，然后又离开的声音，通常是在工作日晚上。”

“我是这么跟他说的，”伊夫琳说，“但那是一个月以前的事。”

“来的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

“我想是一个人。”伊夫琳回答。

“你還说你不知道是男是女。”

“是的。”

“这件事我想不通，”阿丽雅说，“我注意到你门上的窥视孔正对着雅各布森小姐的门。你是想告诉我，你听到有深夜访客到来或离开，却从来没往外看过吗？这有点让人怀疑。”

“我可能看过一两次，”伊夫琳辩解道，“但只是在访客来的时候。我每天晚上10点准时上床睡觉。”

“那一两次你看到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通常是男的。”

“通常还是总是？听着，我不想让警察介入，但如果你不配合，就不一定了。”

“是个男的。”

“你能看出每次都是同一个人吗？楼道里的灯光很亮，足够你看清了。”

“我想是同一个人。帽子和外套看起来始终没变。是一件驼色外套。我丈夫也有一件那样的外套，愿他的灵魂安息。”

“这条信息很有价值，伊夫琳，”阿丽雅说，“帽子呢？是什么式样的？”

“就是一顶普通的帽子，男式帽子。”

“棒球帽还是礼服帽？”

“我猜是礼服帽。我丈夫从不戴帽子。”

“最后一个问题，伊夫琳，我希望你在回答之前好好想一想。如果在街上看到这个人，你能认出他吗？你看见过他的脸，或者至少是侧面吗？”

伊夫琳眨了眨眼睛，让阿丽雅觉得她在思考或试图思考。不管她在想什么，阿丽雅没有催她回答。

“不，我认不出他，”伊夫琳最后说，“我从没看到过他的脸。”

“好的，伊夫琳。就这样吧！如果还有问题，我再来找你。”

阿丽雅本来考虑走楼梯，但还是朝电梯走去。她听见伊夫琳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尽管与这个女人的谈话让她想起了被迫与病人打交道的不愉快经历，但她还是很高兴自己做出了努力。她感到不虚此行。阿丽雅现在十分确信自己的猜测，凯拉·雅各布森处于恋爱中，那人可能是她在圣诞假期认识的，出于某种原因，她不愿公开这段恋情。阿丽雅不禁陷入思考：凯拉为何不愿公开自己的恋情？少女时代，阿丽雅曾在自家的格林尼治豪宅里看过一些肥皂剧，根据那些肥皂剧中的情节，她猜测这很可能因为那个渣男是已婚人士。他很可能告诉凯拉他准备离婚，但需要等待恰当时机跟妻子摊牌。然后凯拉意外怀孕，对方被迫立即做出决定，因而导致凯拉·雅各布森的死亡。

“该死的王八蛋！”她咬紧牙关说，同时用手掌拍打着电梯门，“无论如何我都要查出你是谁！”

似乎是对她的小情绪有了感应，电梯升了上来。阿丽雅走进电梯。门合上以后，她想起上楼时这个破玩意儿弄出的噪声。她祈求这老古董别突然松动，把她困在里面直坠下去。自从保姆法比奥拉告诉她，小电梯会发生这种故障之后，她就一直做噩梦。小时候她总喜欢乘电梯上上下下，以摆脱法比奥拉对她的控制。

第十四章

5月8日，晚上9点48分

在乘出租车回公寓的路上，阿丽雅看着窗外一闪而过的街灯，任凭思绪漫游。和在嘈杂的餐厅里与麦迪逊·布赖恩特见面的感觉一样，刚才在令人作呕的公寓楼与伊夫琳·马布里的交谈同样让她高兴。这两次谈话都促使她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目标感。想到有可能揪出那个深藏不露的家伙，她就特别兴奋。她十分确定，在这个躁动的城市的某个地方，一个权力欲过度的男人自认为可以玩弄凯拉·雅各布森的感情，不仅不负责任地使她怀孕，更是在最后为了掩盖真相而杀人灭口。阿丽雅现在的困惑是，如何才能找到这个男人。

与亨德森博士见面之前，阿丽雅就把手机调成了振动模式，以避免任何干扰，现在她感觉到裤兜里的手机在振动，表明有电话打进来。她弯下身，从绷得很紧的后兜里掏出手机。因为已经快10点了，她猜想可能是骚扰电话。除了在医院值班外，她晚上很少接到电话。但鉴于今天情况比较特殊，加上傍晚突然收到了亨德森博士的短信，她想核实一下是不是骚扰电话。令她惊讶的是，是麦迪逊·布赖恩特打来的。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麦迪逊说，“我想为在西普里亚尼餐厅对你无礼而道歉。”

“算不上无礼。”阿丽雅说。

“我确实很无礼。”麦迪逊固执地说，“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以前我连死人都没见过，更别说一个朋友的尸体了。我在努力平复心情，而你却突然出现，急着要见我。我当时很烦躁。我为此道歉。”

“生活中难免有烦心事。”阿丽雅说。

“当你暗示她怀有身孕时，我完全蒙了。我痛苦极了，好像是我害了她一样，因为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朋友。我真的很难过。”

“我相信你现在的同伴理查德律师会有办法让你高兴起来。”

“我不会再和理查德见面了。当我哭着想和他谈谈我的感受时，他表现得无动于衷，这显然是一种厌恶女性的态度。我很生气，就先走了。”

“我一点儿也不惊讶，”阿丽雅说，“我觉得他就是个混蛋，既傲慢又自负。”

“我不想再谈他了。你现在在哪里？”麦迪逊问。

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阿丽雅愣了一下，她朝车窗外看去，只见43街的路牌一闪而过。“我正乘坐优步车回住处。”她回答。

“我也是。”麦迪逊说，“你住在哪里？”

“上西区。”阿丽雅说，麦迪逊的提问和她自己毫不犹豫的回答都让她感到惊讶。

“真巧，”麦迪逊说，“我也住那里。听着，我想跟你谈谈找到那个神秘男人的事情，弄清他在凯拉之死中扮演的角色。我越想越赞同你的看法。我是说，凯拉从不吸毒。从不！她痛恨毒品，尤其是因为，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她目睹了毒品对吸食者的戕害。”

“今天太晚了，”阿丽雅说，“也许明天我们可以见面谈谈。我还没吃晚饭，现在对我来说，填饱肚子是最重要的。”

“明天一整天我都有病人，”麦迪逊说，“我今天休了半天假。你现在具体在什么位置？”

阿丽雅看到了下一个十字路口的路牌，“我正经过第八大道45街。”

“我也在第八大道上，”麦迪逊说，“离你只有几个街区。不如我们现在就找个地方见面，你可以吃点东西，我可以再喝一杯。我之所以这么急着要和你谈谈，是因为我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可以让我们找到那个神秘男人。”

“真的？”阿丽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本来还哀叹这次调查很快就会无疾而终，麦迪逊的话让她精神一振。

“我坚信，如果连我都不知道凯拉在和别人交往，那就没人知道了。找到那个男人并不容易，但我想我知道怎么做。你感兴趣吗？”

“非常感兴趣，”阿丽雅说，“你建议我们在哪里见面？”

“你去过松久餐厅吗？就在我们回去的必经之路上，57街西40号。”

“我接受，”阿丽雅说，“稍后见！”她笑着结束了通话，探身对司机说，“师傅，我想改变目的地。”

第十五章

5月8日，晚上10点10分

阿丽雅对松久餐厅的第一印象是，它和西普里亚尼餐厅恰恰相反。这里没有嘈杂热闹、拥挤不堪、灯光耀眼的场面，相反，她现在置身于一个宽大舒适、灯光柔和的酒吧里，天花板高达30英尺。吧台上方悬挂着30个大酒桶，里面盛的都是日本清酒。这里更像一个平静的避风港，只有六七位客人。吧台后面站着两个身穿黑色礼服的调酒师。在同一个晚上，她竟然光顾了两家从没想过会踏足的时尚餐厅，这对她来说就像做梦一样。

她发现吧台边有五个空座位，就选了中间那个。吧台面是一块硕大的木板，有三四英寸厚，表面涂有光滑的环氧树脂，所以特别光滑。她刚坐下，一个调酒师就走过来，把一张餐巾纸铺在她面前，然后伸出手说：“欢迎来松久。我叫亚历克斯。你呢？”

阿丽雅看了看那只伸过来的手，抬头打量着面带笑容的调酒师。他中等身材，皮肤黝黑，黑头发，黑眼睛，短胡子，这使他具有一种温和而风趣的气质。尽管阿丽雅发现他看上去很友善，但她并不想和一个陌生人握手。“我想吃点东西，”她说，“你有什么可推荐的吗？”

亚历克斯没有片刻的犹豫，也看不出任何尴尬的迹象。他缩回手，一口气报出一串令人晕头转向的菜名。最后他问阿丽雅是否对什么食物过敏或者特别讨厌某种食物。

“除了内脏，我什么都能吃。”

“如果你能接受寿司和生鱼片，我推荐鲑鱼片、鳄梨面包卷和干味噌白鱼。”

“可以。”阿丽雅说。

“想喝点什么？葡萄酒还是鸡尾酒？”

“一杯普罗塞克葡萄酒就行了。”阿丽雅说，“你们几点关门？”

“午夜。”亚历克斯回答。

在等待过程中，阿丽雅环顾左右，发现其他客人都是成双结对的。她抬头看了看天花板，因为房间的高度超过了宽度，所以天花板让人感觉高得不可思议。

葡萄酒先端了过来，阿丽雅呷了一小口，口味很好。她回头看了一眼入口处，不知道麦迪逊什么时候才能到。她完全猜不到麦迪逊会告诉她什么，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也许有一件重要的事情麦迪逊在西普里亚尼餐厅没有告诉她。

麦迪逊在食物端上来之前赶到了。她一眼就看到了阿丽雅，快步走过去。

“很感激你愿意和我见面，”麦迪逊来到阿丽雅面前，“谢谢你抽出时间。”

阿丽雅没有接话，只是默默地看着麦迪逊脱下浅色牛仔外套，放在旁边的空凳子上，坐下来。殷勤的亚历克斯马上走过来，把一张餐巾纸铺在麦迪逊面前。他把刚才对阿丽雅说的自我介绍重复了一遍，同时也伸出了一只手。与阿丽雅不同的是，麦迪逊握了握那只手，并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问麦迪逊想点什么，她说不饿，但要来杯喝的。

“就和她的一样吧。”麦迪逊冲阿丽雅的杯子点点头。

“这是普罗塞克葡萄酒。”阿丽雅说。麦迪逊问都不问她杯子里是什么，就随便点了，这让她很惊讶。她怀疑這是否意味着麦迪逊已经喝过了头。

“什么都行，”麦迪逊说，“我也很喜欢普罗塞克葡萄酒。”

“你对找到凯拉·雅各布森的秘密情人有什么建议？”阿丽雅问，想把话题尽快转到正事上。就在这时亚历克斯把阿丽雅的食物端了过来，还送来了筷子、餐巾布、几个小碟子和一个装着照烧酱汁的水壶状小容器。虽然麦迪逊说她不打算吃饭，但他也给她拿来了筷子和餐巾布。

阿丽雅尝了一块寿司，又尝了一块生鱼片，然后把这两道菜往麦迪逊面前推了推。“还不错，”她说，“我快饿死了。你也尝尝，生鱼片特别好吃。”

“太好吃了！”麦迪逊尝了一口后称赞道，随即开始谈正事，“为了解释我的想法，我得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2018年金州杀手被捕那件事吗？”

“记得。”

“你还记得他是怎么被找到的吗？”

“我记得有人在一个祖谱网站上通过DNA匹配找到了他。”

“正是这样。”说到这个话题麦迪逊变得兴奋起来。

“这就是你想到的找凯拉男友的办法？”阿丽雅失望地问。

“我想到的正是这个办法。”麦迪逊说。

“好吧，那么我可以马上告诉你，这办法行不通。”阿丽雅没有试图掩饰内心的失望，“找到金州杀手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他们从精液中提取了他的DNA。我们并没有那个作恶者的精液或DNA。”她放下筷子，失望得想立刻离开。

“这是事实，不过我们也许可以构建他的DNA。”

“哦，拜托！”阿丽雅嘲讽道，“亏你想得出来，构建他的DNA？”

“大约一年前，我母亲送给我一份礼物，那就是让一家知名度颇高的DNA系谱公司分析我的DNA。现在我不记得是哪家了。我想应该是‘祖先网，它拥有全美最大的数据库。但不是它也没关系，因为从那以后我迷上了系谱分析，几乎所有的商业DNA公司都在分析我的DNA。我告诉你，这东西一旦开始，就会上瘾，而且也有收获。我发现我的祖先在19世纪是奴隶。”

“我为你感到高兴。”阿丽雅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快11点了，怪不得她突然想躺下。通常她在10点多就上床了。

“我想说的是，我已经相当了解系谱DNA的方方面面。这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但如果你像我一样坚持不懈，你就能弄明白大部分东西。”

“不好意思，我不得不打断你。”阿丽雅向吧台一端望去，举起手想引起亚历克斯的注意。

“我觉得找到这个男友会很容易，因为我们有胎儿和母亲的DNA。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父亲一半的DNA了。”

阿丽雅放下手，看着麦迪逊，“你说得也许对，但仍有15亿未知碱基对。”

“是的，但可以利用商业DNA公司开发的工具和借助被称为开放数据库的网站来填补这一空缺。让我来解释一下：在把唾液样本寄给像‘祖先之类的公司后，你会得到一个试剂盒。你的DNA还没有完全测序，尽管在未来可能会。但现在它是你在整个基因组的各种精确位置上的不同核苷酸的特殊集合。这些精确的位置被称为SNP，代表单核苷酸多态性。这有点像化学中的指纹。”

“我完全明白。”麦迪逊的一番话引起了阿丽雅的兴趣。她从没想过通过分析近亲的DNA去寻找一个人。她一直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单向的，就像找金州杀手的方式一样，从他的DNA开始。

“当然，既然你是医学博士，关于DNA这些东西你基本上都知道。”麦迪逊说，“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具体细节。同时，我能看出你对系谱DNA的作用并不了解。一些超出想象的技术已经被开发出来，特别是像‘今古匹配这样的公司。其中一种技术称为分型，它将孩子的DNA分离成从母亲那里获得的DNA和从父亲那里获得的DNA，放进新的试剂盒里。甚至还有一种非常酷的方法，即为‘邪恶双胞胎制作一个人工DNA试剂盒，意思是用孩子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的DNA合成的試剂盒。

“但这离我们的目标有些远。眼下你需要知道的是，这些新制作的‘分型试剂盒可以用来寻找家族配型。就凯拉的情况而言，我们只对来自父亲一方的配型感兴趣。这就是分型试剂盒有帮助的原因。如果父亲那边能找到比第三代堂表亲更近的配型，对我们来说就算幸运了。特别是如果这些配型已经参与构建家谱的话。如果我们最终找到更接近的配型，比如兄弟姐妹、父母、阿姨或叔叔，甚至是表亲，找到他就易如反掌了。”

“真的吗？”阿丽雅的大脑在飞速运转。有一阵子，她只是怔怔地看着麦迪逊。麦迪逊的一席话让她看到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一种她之前从未想到的可能性，她在努力把它和目前要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找一家商业DNA公司为凯拉和胎儿制作试剂盒。”

“没错，”麦迪逊满怀激情地说，“我们找的公司越多，找到配型的机会就越大。我会把你变成一个狂热分子，我敢肯定。”她满意地笑了，“通过研究这些东西，我发现每个人平均大约有850个第三代堂表亲以内的亲戚。提醒你一下，第三代堂表亲有共同的曾曾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别气馁，我们没有必要对850人全部进行调查。通过猜测凯拉那个神秘男友的年龄，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数字减半。然后通过排除女性配型，我们可以再次减半。最后，将配型限制在纽约地区，我们又可以减去一半。”

“那么，你认为我们最终将要调查100人左右？”阿丽雅气馁地问。在纽约这样的城市，即使对专业调查团队来说，调查100人也是一项艰巨任务。

“不，不，”麦迪逊说，“也许不到20人，通过年龄筛选配型，会淘汰掉50%以上。如果我们碰巧遇到和胎儿血缘关系很近的配型，比如哥哥姐姐、叔叔姑姑，甚至那个父亲，那么我们的调查范围最多五六个人，也许只有一个人。瞧，我们找到那个坏蛋了！”麦迪逊笑了，“所有这一切都让我兴奋，因为它有望起到某种赎罪作用。找到那个坏蛋会让我感觉在帮助凯拉，尽管没有机会救她的命了。”

“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阿丽雅问。麦迪逊的兴奋情绪感染了她。

“为什么不明天就开始呢？”麦迪逊说，“我先了解商业DNA公司需要什么样本，因为我们无法提供他们通常使用的唾液。”

“我确信能从凯拉和胎儿身上获得体液或组织样本，但你得让我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本。”

“这让我想起一件事，”麦迪逊说，“胎儿的性别是什么？”

“还看不出来，”阿丽雅说，“我们估计胎龄是10周左右。这个阶段很难判断胎儿性别。让我猜的话，我猜是男孩。”

“如果是男孩，那对我们的帮助更大。”麦迪逊说。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Y染色体只遗传自父亲一方。”

“这我也知道，因为是Y染色体决定了男性的性别。为什么这对系谱学来说比常染色体更好呢？”

“不是更好，只是和常染色体有区别，起到附加作用，”麦迪逊说，“但主要是因为它可以鉴定父系关系，因而为我们提供一个姓氏，如果我们能确定正确的姓氏，重要配型的范围就会明显缩小，前提是没有领养之类的特殊情况把事情搞砸。”

“为什么领养问题会把事情搞砸？”

“一个人被领养以后，姓氏发生了改变，但Y染色体不变。在构建家谱图的时候，这就会造成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立刻找到近缘配型，只好借助于家谱图。这种可能性很大。”

“好吧！”阿丽雅逐渐意识到她需要研读基因系谱学。她原先不知道这门学问竟然那么复杂，尽管作为医学博士她理应知道。她学过生物学，了解染色体重组，这是遗传多样性的主要来源之一。“那线粒体DNA呢？”

“如果我们有父亲的DNA，并试图重建母亲的DNA，那么线粒体DNA将会有所帮助。你也知道，它只通过母系遗传，因为精子不提供线粒体。所有的线粒体都来自卵子。”

“当然。”阿丽雅有些尴尬，同时也很感激麦迪逊并没有在意她这个问题，“显然，我需要熟悉关于基因系谱学的这一切。你有什么特别推荐的书吗？”

“哦，有，”麦迪逊说，“实际上有两本，一本非专业性的是布莱恩·贝廷格的《DNA检测和遗传系谱学家谱图指南》。另外一本对我们的搜索更有帮助，是塔玛·温伯格的《被领养者DNA检测指南》。从DNA系谱学开始出现时，被领养者就利用DNA来寻找亲生父母，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另一群受益于基因系谱学技术发展的是那些利用捐献精子受孕的人。这群人近年来取得的成果将会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因为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而且有很多网站可能愿意帮助我们。”

“两位女士用餐如何？”这时亚历克斯走了过来，“需要加些什么吗？”

“我已经饱了。”阿丽雅说。

“我也是。”麦迪逊端起酒杯，将剩下的葡萄酒一饮而尽。

“你们怎么付款？”亚历克斯指着桌上的酒杯和盘子问。

“我来买单，”麦迪逊说，又转向阿丽雅，“是我说服你来这里的，所以我请客。”

阿丽雅没有说话。既然麦迪逊想付款，她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我想尽快得到你说的那两本书，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阿丽雅问，此时麦迪逊正在用手指在读卡器上签名，读卡器的底座上插着她的信用卡。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我回公寓，”麦迪逊说，“你可以借我的，只要你不介意我在上面做的标记，以及一点儿折角。这两本书我都读过好几遍了。”签好名后，她把读卡器递给亚历克斯，亚历克斯立刻打印出收据。

“谢谢你们，两位女士，欢迎下次光临。”

“你的公寓在哪里？”阿丽雅问麦迪逊。

“哥伦布大道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73街。”

“那离我很近，”阿丽雅说，“我住在哥伦布大道和中央公园西路之间的70街。”

“这么说确实很方便。你想跟我一起去拿书吗？”

“是的，”阿丽雅说，“我们可以拼车去你的公寓，然后我从那里步行回家。”

“听起来不错。”麦迪逊边说边穿上外套。

她们在麦迪逊的公寓楼前下了出租车。阿丽雅说：“我在外面等着。”虽然天气微凉，但仍然算是一个舒适怡人的仲春夜晚，街道上车辆和行人都不少，让人感觉并不是太晚。

“随你便。”麦迪逊说。她不必客气，因为她想尽快上床睡觉。度过了令人不安的一天之后，此前她还在担心夜晚难以入睡，但与阿丽雅在松久餐厅的一番交谈让她看到了能为凯拉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本能的疲惫感随之而来。

麦迪逊的公寓只有一间卧室，靠后墙摆放着一个塞满书的硕大书架，她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两本书，赶紧拿着书下了楼。阿丽雅坐在公寓楼前的花岗岩台阶上。一个牵着狗的男人停下来，试图和她搭讪。麦迪逊为他感到难过，因为他显然碰了一鼻子灰。麦迪逊很好奇阿丽雅有没有对任何人放松过警惕。对她来说阿丽雅就是个谜，她以前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女人。她想到了“捉摸不定”一词。这种人前一分钟还和颜悦色，下一分钟就会和你翻脸。麦迪逊好奇是否所有的法医病理学家都这样。鉴于这一天的经历，她猜想也许他们性格都有点儿古怪。每天与死亡打交道必然会对人的性格有所影响。她无法想象自己去从事这种工作。

阿丽雅站起来，没有搭理那个男人，从麦迪逊手里接过书。“看起来确实是用过的。”她边翻阅边说。

麦迪逊本想说句什么来回敬她，但忍住了，改口道：“我想你會发现这两本书很有价值。我们明天再详谈。我白天要接待病人，但如果你有时间，我可以抽空和你联系。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听起来不错，”阿丽雅说，“我会尽快把书还给你，我阅读速度很快。”

“什么时候都可以，”麦迪逊摆摆手，“你想留多久就留多久。我说过，我已经读过好几遍了。”

“好吧。”阿丽雅点点头，转身朝哥伦布大道走去。

阿丽雅走得很快。现在既然拿到了基因系谱学方面的书，她想尽快回家阅读。虽然一开始她对麦迪逊提出的用基因系谱学寻找凯拉神秘男友的建议并不在意，但现在她感到很受鼓舞。尽管在尸检时，阿丽雅看到的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但她感觉凯拉生前是一个聪明、有文化、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人，因此，按照常理，凯拉应该是和一个有相似特点的男人交往。如果是这样，他的亲属也不会差，阿丽雅推测这些人也许会对基因系谱学这种新兴科学感兴趣。这意味着用这种方法找到他会容易得多。

由于此时正是临睡前的遛狗时间，她一路上又遇到几个男人，他们用她身上的白大褂和他们的狗作为引子，试图和她搭讪。阿丽雅要么完全无视他们，要么告诉他们她受不了狗，这个理由能轻而易举让他们闭嘴。不到10分钟，她就踏上了公寓楼前门廊的台阶。

阿丽雅刚来纽约当住院医师时，为了避免和房东打交道，她想最好买一套公寓住。她一直都很喜欢纽约，因为在这样的大都市，很容易做到不引人注意。在耶鲁大学医学院读书时，她可享受不到这种“冷遇”，因为和纽约相比，纽黑文市就像一个小镇。她想住上西区，因为那里靠近中央公园，而且是一个真正的社区，生活条件十分便利。她没有车，也不想买。

她最终买下的公寓位于一条两旁都是褐砂石建筑的街道上。虽然这些建筑最初是独户住宅，但许多已经被改造成了共管公寓。她对70街特别感兴趣，因为这里的一些建筑仍然是独户住宅，这大大缓解了拥堵。与周围其他建筑不同的是，她的那栋公寓被刷成了白色，用来遮盖褐砂石外墙多次修缮后留下的痕迹。她的公寓是在所谓的一层，尽管它比街道高出10级台阶。这套公寓下面还有一套公寓，其窗户有一部分低于地面。

阿丽雅的两居室公寓最初是这栋楼的客厅和餐厅，当时它还是一座独栋住宅。在楼房改造过程中，平面规划被改变了。现在，当她从公共走廊穿过公寓的房门时，就进入了一个客厅兼厨房和餐厅的房间。这里有一座燃木壁炉，左边是通往她卧室和公寓唯一浴室的过道。这样的布局有点儿不合理，因为这意味着睡觉时会受到街道上噪声的干扰，比如救护车的警笛声和夏天周六晚上街头酒鬼的喧哗。在她现在所在位置的右侧，向里有一个过道，通向最后一个小房间。当房地产经纪人最初带阿丽雅来看公寓时，这个房间被说成是一间没有浴室的卧室。但阿丽雅把它变成了一间书房，她大部分醒着的时间都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总而言之，这套公寓住着很舒适，尤其是12英尺高的天花板，放大了空间感。

阿丽雅脱下白大褂，搭在沙发靠背上，拿着两本借来的图书径直走向书房。尽管一天忙下来，她感到很疲惫，但她还是希望尽快对基因系谱学有更多了解。

第十六章

5月9日，早晨5点15分

劳丽已经连续两天比平时醒得早了。问题是，她一睁开眼睛，就本能地知道，想再多睡会儿是不可能的。她的大脑已经开始运转了，思考着正在发生的一切，但主要还是与她的乳房状况有关。她心里就是用“乳房状况”来称呼它的。她不喜欢“癌”这个字。它包含太多情感上和其他方面的暗示，即便结果未必如此。

像平时一样，她偏过头看了看时钟，立刻感到很沮丧：时间还早。虽然外面很亮，但太阳还没有升起。由于夜里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睡好，她知道白天一定吃不消，毕竟有一大堆事情要处理。

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只患病的乳房。自从阳性筛查结果出来后，她还没有这么做过，尽管她很想这么做。她抚摸的动作非常轻柔，如果这只乳房真的患了癌，她希望这样的抚摸能驱散一些坏细胞。身为一名医生，她非常清楚，疑似癌细胞是否已经通过所谓的转移扩散到其他部位，这点很关键。原位癌症与已经转移的癌症完全是两码事。

像往常一樣，她能感觉到胸部有多个肿块，但没有一个是突出的。这能让人放心吗？某种程度上能，但在这些一直能摸到的肿块中，她不知道哪个是让放射科医生担心的肿块。这使她觉得自己的身体背叛了她。

劳丽掀开被子，起身坐在床沿，把脚伸进拖鞋。昨晚一吃完晚饭，身心俱疲的她就上了床，并很快进入深度睡眠。夜里她起来过一次。有一阵子，她在黑暗中走来走去，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思考着如何处理那令人担忧的乳房肿块。对于这样一个关乎生死的问题，她无法得出任何结论。最终她走进书房，打开灯，拿出法医病理学新大楼的建筑平面图。尽管对自己的健康忧心忡忡，但她知道，在获得最终成本估算并将其提交给市议会之前，这些图纸必须尽早完成。令她惊讶的是，她居然能够集中精力工作一阵子，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直到她觉得困得不行了，才关了台灯，回到卧室，重新上床睡觉。

披上睡袍后，她瞥了杰克一眼。他仰面躺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看上去和平日里一样平静。其实他并没有打鼾，只是呼吸得特别深。劳丽猜想他在做梦，因为他的眼球明显在滚动。尽管她觉得他们之间亲密无间，但正是这种时刻突出了他们实际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都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这个一闪而过的想法让她不由得笑了，因为这证明她无法知道他内心在想些什么。

和昨天早晨一样，劳丽悄悄走出卧室，穿过过道，走进了女儿埃玛的房间。她爱怜地看着这个天使般的4岁小女孩，突然茅塞顿开。家里的两个孩子，尤其是埃玛，需要她，这回答了她该如何处理乳房肿块的难题。由于她的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呈阳性，这增加了她患乳腺癌和卵巢癌的概率，她必须选择最传统的治疗方式，即使这样做会破坏她作为女性的自我形象。她必须像影星安吉丽娜·朱莉那样，做乳房和卵巢切除术。这个选择一瞬间变得非常明确。

“谢谢你，我的孩子。”劳丽低声说。患自闭症的埃玛提醒了她解决当前问题的方法。她突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于是走出女儿的房间。就在那一刻，她看到太阳已经从地平线上升起，附近那座高楼上的水塔沐浴在金色阳光中。在劳丽看来，这似乎象征着她已经做出了决定。

劳丽又走进小约翰的房间看了看熟睡中的儿子，然后转身去了浴室。她恨不得立刻就给外科医生和那个乳腺癌专家打电话，告诉他们自己的决定。她想，一旦打了电话，她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抛到脑后，从而专注于做其他事情，比如为凯拉·雅各布森开死亡证明。验尸时发现死者怀有身孕是个意外，她不知道这是否像尼科尔斯博士说的那样，对死者的死因有暗示作用。如果纯粹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劳丽对此很怀疑，但她不打算限制尼科尔斯博士的调查，因为如果她们互换身份，劳丽可能也会那么做。

劳丽走进淋浴间，让温暖的水流洒在头发和每一寸肌肤上，这时她想起了8点之前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必须给布鲁克斯学校打电话，告诉罗西小姐他们决定对小约翰进行心理评估。她希望学校的心理老师可以为他们推荐一个人来做评估，最好是男性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劳丽越想越觉得接受专业指导意见没有坏处，只会帮助她和杰克成为更合格的父母。

第十七章

5月9日，早晨6点45分

从位于73街的公寓到威尔第广场地铁站入口，麦迪逊步行只需三分钟，但若在寒冷的冬天，走完这段距离是一种煎熬。现在春天已经到来，漫步在户外，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听着鸟儿在树上歌唱，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即使是在城市中心。仅仅就在一个半月前，天气还冷得刺骨，在一个飘着雨雪的早晨，她甚至想找人拼车去地铁站。在1月和2月，她平均每月也只拼一次车。

自去年9月份以来，她每天走两次的常规路线是，乘2号线或3号线地铁快车到达42街，换乘7号线地铁到中央车站，然后乘列克星敦大道6号线地铁到达33街和公园大道。虽然从那里到医院要走12分钟，只要天气不错，那段路程还是相当令人愉快的。尽管要换乘三次地铁，但如果地铁不晚点，整个行程通常不到半小时。

当麦迪逊初次从圣路易斯市来到这座城市时，地铁令她望而生畏。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可怕的阴间世界，充满了各种难闻的气味，偶尔还有金属相互撞击发出的刺耳声音。乘客也形形色色，有衣着光鲜的富人，也有衣衫褴褛的流浪汉。但几个月之后她就适应了，现在她对遇到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几乎连眼都不会眨一下。和许多乘客一样，她可以在手机上阅读专业杂志或者《每日新闻》。今天早上她随身带了笔记本，里面记满了她过去两年来记的系谱学笔记。麦迪逊的学习方法是把重要的东西记下来，从而加深印象。

当麦迪逊走到地铁站入口时，一股熟悉的气味扑面而来。那种气味并不是特别难闻，只是很特别。和往常一样，今天她也有很多同行者，因为纽约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乘坐地铁通勤。这带给麦迪逊一种归属感，感觉仿佛成了一个庞大机构的一分子。

麦迪逊手持月票轻轻松松通过闸口，很快就随同人流来到了相对狭窄的南向站台上，在那里等着下一班地铁的到来。慢车的轨道在左边，快车的轨道在右边。最初几次乘坐地铁时，她总是站在远离站台边缘的地方等待，感觉站在近处就像站在危险的悬崖边缘。不过，在坐惯了纽约的地铁之后，她已经能轻松面对一切。她翻开笔记本，开始复习贝廷格作品的前几章。她看得太专注了，列车进站时，她连头也没抬。直到听到门打开的声音，她才扬起脸。她可以乘2号线或3号线地铁快车。现在来的是2号线地铁快车，她就上去了。

和往常一样，车厢里很拥挤，根本没有空座位。麦迪逊挤到一根扶手杆旁边，握住杆子站稳。车门很快关上了，反复颠簸了几次后，列车驶出了车站，并加快了速度。

麦迪逊想继续阅读手中的笔记，但车厢不停地晃动，使阅读变得非常困难，她只好作罢。她闭上眼睛，回想着昨天的经历。多么糟糕的一天啊！直到和性格古怪的阿丽雅·尼科尔斯在松久餐厅小酌之后，她才感觉好受些。

今天早晨醒来后，麦迪逊就在琢磨这个法医的个性。尽管一开始对阿丽雅的直率、以自我为中心和社交礼仪的欠缺感到厌恶，但麦迪逊现在学会了把她看作一个独特而有趣的人。同时麦迪逊也开始意识到，阿丽雅要找到那个和凯拉有地下情的男人的决心十分坚定，她愿意和阿丽雅一起努力。她越想越觉得只有这么做才能减轻内心的愧疚感。她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过去几个月里，她忽视了凯拉的反常行为，没有像一个真正的朋友那样去关心凯拉。如果不是这样，也许凯拉今天还活着。

42街地铁站是整个纽约地铁系统中人流量最大的，列车刚停下，麦迪逊和一大批乘客就冲了下去。此时她犹如一滴水，瞬间汇入涌向各个地铁口的人流中。她要赶往向东开往皇后区主街的7号线地铁的站台。这个站台在地下二层。赶到那里后她有点儿气喘。其实没必要这么匆忙，驱使她这么做的是一种从众心理。

麦迪逊穿过人群，沿着站台向东走。由于已经往返无数次，她很清楚7号线地铁的哪节车厢能让她在最便利的地方下车，然后快速换乘6号线地铁。走到一处时，她在离站台边缘很近的地方停了一下，回头望着隧道，期待着列车闪烁着灯光从远处驶来。但隧道依然黑乎乎的，她就继续往前走。走到理想的位置时，她停下来，继续阅读笔记。大多数等车的人都在看手机。少数人面无表情地盯着远处。交谈者寥寥。

对于东行的7号线地铁，42街是始发站，因此通常不会满员，今天也不例外，所以麦迪逊找到了一个座位。虽然两站后就下车，她依然能够再多读一点儿笔记。对于她和阿丽雅如何着手寻找凯拉的情人，她的思路越来越清晰。首先，她将联系一些商业DNA公司，尤其是那四家大公司，生成凯拉和胎儿的试剂盒。这么做的前提是必须让阿丽雅把凯拉和胎儿的DNA样本弄到手。她计划先咨询那些公司，弄清什么样本最好。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寻找到家族配型，都需要有凯拉和胎儿的试剂盒。在等待试剂盒的时候，麦迪逊计划联系那些帮助被领养者找到亲生父母的网站，甚至联系那些专门帮助受孕者寻找捐精者的网站。从某种现实意义上说，寻找那些捐精者的情形和她们寻找凯拉情人的情形一样。毕竟，大多数捐精者都希望匿名，凯拉的情人显然也是这样做的。

麦迪逊在42街中央车站下了车，又一次汇入涌向下一个站台的人流中。大家之所以如此匆忙，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要换乘的列车就要开动的情形。这种倒霉事在麦迪逊身上发生得太频繁了，有时甚至一星期就发生一次。对麦迪逊来说，全程最痛苦的时刻就是在列克星敦大道地铁线的这个站台等待地铁的到来，因为这里可能会变得拥挤不堪。

在快步踏上通向站台的最后一段台阶时，她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并没有看到即将关上车门的列车。她放慢了脚步，用正常的步速继续往上走。周围的人也和她一样。迈上站台后，她向左侧走去。几个月来，她发现地铁尾部车厢总是显得宽松些。和第一段旅程一样，在这段旅程中，她很少有机会坐下来。

走到一处她认为比较合适的等车点时，麦迪逊再次打开了笔记本。她想重新阅读以前摘抄的介绍今古匹配网开发的最新工具的文章，该工具可以实现最大化匹配，同时又能将误报降到最低。作为一个系谱学狂热分子，麦迪逊吃过误报的苦头，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最后一无所获。

因为读得太投入，麦迪逊没有意识到时间的流逝。过了一会儿，她突然意识到自己还站在站台上，等待着6号线地铁的到来。她抬起头，发现站台上的人比之前明显增多。列车晚点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她拿出手机看时间。将近7点20分了，往常这个时候她已经走进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这意味着她站在那里阅读了近20分钟。她把手机装回口袋，看到周围的乘客都像她一样变得焦躁不安。

因为昨天她误了半天工，一些病人被安排到了今天上午，因此麦迪逊不想迟到。从她站的地方看不见地铁进站的倒计时钟，于是她侧耳倾听是否有列车驶近的声音，但并没有听到。她穿过拥挤的人群，走向站台边缘，站在黄线外面，探出身子，向右侧的隧道深处张望。她看到，隧道向右拐了个弯，消失在黑暗中。虽然隧道壁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盏灯，但光线很微弱。就在这时，她看到了一辆正在驶来的列车的前灯，片刻之后，就聽到并感觉到了远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接着一阵疾风扑面而来。有那么一会儿，随着列车的黑色轮廓越来越大，隆隆声越来越响，麦迪逊似乎被震撼了，继续盯着它看。当这个360吨重的庞然大物迅速接近隧道的入口时，麦迪逊转过身，正要向后退，突然被人猛地向前推了一下。她完全失去了平衡，本能地挥舞手臂，试图站稳，手中的笔记本飞到了半空中，但结果只是徒劳。刹那间，在人们惊讶的目光下，庞大的列车冲进车站，发出刺耳的呼啸声，虽然使用了紧急刹车，但为时已晚。几乎用了一分钟，列车才完全停下来，但麦迪逊·布赖恩特却不见了踪影。一些人尖叫起来，几个目击者则冲着一个男人大喊大叫。此人身材壮硕，黑发，留着胡子，穿一件破旧大衣，就是他把麦迪逊推下了站台。他们大声吼叫，喝令他停下，但这个看起来像流浪汉的人冲上台阶，很快消失在拥挤的人群中。尽管受阻列车的工程师已经报告了事故，紧急救援人员也已经出动，但还是有人报了警。

第十八章

5月9日，上午7点40分

以病理学住院医师的身份在医院轮转期间，阿丽雅大多数时候早上7点半就已经赶到了。这既是一种惯例，也是迫不得已。然而，在法医办轮转期间，她一天比一天来得晚，因为她注意到法医办的工作通常要到8点甚至8点半才开始。这种更宽松的日程安排丝毫没有影响到她。事实上，她觉得这样做似乎更合理。她一直纳闷为什么美国医学界非得那么早就开始工作，尤其是手术，第一台手术要在7点半就开始，这意味着所有准备工作都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她也知道在欧洲情况有所不同，尤其是在英国，人们上午9点才不慌不忙地开始工作，阿丽雅认为这个时间正合适，所以，她在7点40才坐进一辆拼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此同时，她的睡眠时间明显少于平时。昨晚她一直埋头研究基因系谱学，直到凌晨才休息。由于专注力强，阿丽雅不仅阅读速度快，效率也高，这项特长让她比大多数医学院学生更容易完成学业。现在她已经读完，至少是略读了一遍麦迪逊·布赖恩特借给她的两本书。麦迪逊在书中做的各种标记不仅丝毫没有妨碍她阅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她的阅读效率。读完这两本书的好处是，她现在和麦迪逊一样相信，基因系谱学很可能有助于找到那个现在被她称为“渣男”的神秘男子。结合从麦迪逊·布赖恩特和伊夫琳·马布里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越想越觉得“渣男”在凯拉之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案子是否为他杀，或者退一步说是否为过失杀人，她还无法判断，但她肯定要找出真相。她希望麦迪逊能像她们在松久餐厅见面时所表现的那样，成为一个有用的资源。

和往常一样，早高峰时段的交通状况非常糟糕，特别是中央公园南路。她有点紧张地看了眼手机。尽管在法医办轮转以来，她从不在乎自己的到达时间，但现在不一样了：她发现了一件真正让她感兴趣的事情，也就是找到“渣男”。在此之前她不想惹恼任何人，尤其是首席法医劳丽·蒙哥马利。

阿丽雅收起手机，心里想着“渣男”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最初的猜测是他可能已经结婚了，现在她越想越觉得这是事实。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凯拉要把怀有身孕的事情藏着掖着，因为公开可能会引起很大的风波。这种解释似乎很合理，也因此加剧了阿丽雅对男人的反感。

阿丽雅突然感到一阵不安，想做点什么，于是再次从牛仔裤后兜里掏出手机。她决定立刻给麦迪逊打个电话，希望能赶在麦迪逊接待第一个病人之前两人再聊聊。铃声响了四下后，她感觉麦迪逊不会接电话了：现在已经过了8点，麦迪逊很可能正在接待今天的第一个病人。

阿丽雅本打算留个语音信息，让对方在方便的时候回电，但始终没有收到留言提示。她耸了耸肩，挂断了电话，随后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让麦迪逊尽快联系她。她还补充了一句：两本书读完了，我很兴奋。

出租车驶入第二大道以后，车速明显加快。在交通顺畅的情况下，同样的路程只需15分钟，但在这个特别的早晨，她却花了将近一小时。下车时是8点35分，虽然她希望今天能准时到达，却还是迟到了半个多小时。

阿丽雅通常先去二楼所谓的住院医师室存放私人物品，比如外套和书本。这个房间恰巧位于美其名曰“午餐室”的房间旁边，这个美名源于里面摆放的几台自动售货机。这两个房间几乎在各方面都不理想，不过午餐室至少有一些高高的窗户，可以照进少许光线。当然，窗外的风景是看不到的，因为隔壁的大楼离这儿只有不到20英尺。住院医师室更像一个壁橱，只有两张紧挨着摆放的旧金属桌，没有窗户。值得称道的是，两张桌上都有电脑和一流的显微镜。

因为阿丽雅迟到了，加上身上除了住院医师的白大褂没有其他外套，她直接去了身份鉴定室，每天早上所有法医都要在那里集合。法医们每周轮流一次，对夜晚送来的尸体进行分配。阿丽雅进去的时候，只有两名法医还在那里——切特·麦戈文博士和一个名叫里瓦·梅塔的印度裔女博士。两人都坐在通常被称为排班台的桌边。桌面上胡乱地摆放着一些图表。看来其他人都已经接到任务，到验尸房去了。

“好啊，好啊！”切特说，“欢迎大驾光临！”

阿丽雅没有理会他的讥讽，径直走向咖啡壶。她倒了一杯咖啡，想着如何对付麦戈文，从他们一开始见面的时候起，麦戈文就让她浑身不爽。不等他张口说话，仅仅是他看她时的样子就让她作呕。阿丽雅也见过梅塔博士，还观察过她为一名车祸遇难者做尸检。一辆黄色出租车从这个遇难者身上碾过，拖了大约100码远。阿丽雅发现这个案子有点意思，尽管她没有学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对她来说，法医鉴定主要凭常识。

“今天的交通比平时拥挤。”回到排班台前阿丽雅说。

“你的同事马勒博士为什么每天都能准时到？”与其说切特在问一个问题，不如说是在陈述一个事实。他假惺惺地笑着，带着指责，这让阿丽雅烦透了。

“我不知道，”她冷冷地说，“也许他错误地认为他正在学习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事实上她很瞧不起塔德·马勒。那个马屁精表现出一副勤勉上进的样子，好像他还是一个在努力考医学院的高中生，而不是一个快要完成住院医师期的医学博士。和他一起轮转让阿丽雅感到难堪。

“好吧，讓我告诉你一件事，丫头，”切特说，“我特地说服了斯特普尔顿博士，让你今天上午跟他一起处理一个有趣的枪杀案。问题是斯特普尔顿博士是个精力充沛的人，7点半就在验尸房里了。据我所知，他可能快完工了。我的建议是你火速下去。结束以后来找我，我会给你分配另一个案子。我们今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

阿丽雅被切特“丫头”这个居高临下的称呼再次激怒了，她懒得回答，端着咖啡杯一言不发地走出了身份鉴定室，尽管第一天上班时麦戈文就告诉她不要把咖啡端出去，她才不管呢。她认为这是专门针对住院医师的无聊规定。她来到后面的电梯前，电梯还没上来。她本可以选择走楼梯下去，那样反而会快一些，但她产生了一种消极反抗的冲动，不想着急忙慌地下去。乘电梯下来后，她经过太平间，走进女更衣室，换上手术服。五分钟后，她进了验尸房。里面那种刺鼻气味立刻让她想起了昨天给凯拉·雅各布森做的尸检。

如她所料，杰克·斯特普尔顿博士及其最中意的太平間技术员文尼·阿门多拉正在远端的1号验尸台旁忙碌着。她已经听说，因为斯特普尔顿博士总是比其他人来得早，所以有权挑选自己喜欢的验尸台。她系好围裙、戴上手套和口罩，准备加入进去。尸检过程中她的工作量取决于法医们一时的兴致，有时做得多，就像昨天下午跟着蒙哥马利博士那样，有时却几乎什么都不做，比如前两天和副首席法医乔治·方特沃斯博士一起就是那样。由于从没有跟斯特普尔顿博士一起工作的机会，她不知道会怎样。据说他工作很高效，就像麦戈文博士所说的那样，眼下这正合阿丽雅的心意。她真正想做的是回到凯拉的案子上。离开更衣室之前，她再次查看了手机，希望能收到麦迪逊的回复，但是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所有验尸台边都有法医在工作，所以阿丽雅必须从墙边走到房间另一端。验尸台上的尸体形态各异，有些完好无损，有些内脏被取了出来。斯特普尔顿博士负责的尸体似乎已接近检查的尾声。死者是一名轻微超重的白人男性，阿丽雅猜他20多岁或30出头。他右侧的头发被剃光了，露出一个子弹划出的伤口。另一个伤口在右大腿上。她不知道死者胸部或腹部是否还有伤口，因为尸体已被剖开，露出了内脏。

“说谁谁到。”看见她走近，斯特普尔顿博士故意大声说，“文尼，看！我们的祈祷得到了回应。看来尼科尔斯博士终于屈尊加入我们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大约3英尺长的木销钉。法医办的一位摄影师站在附近，显然是在拍斯特普尔顿博士放置销钉时的照片。阿丽雅的第一反应是他们很可能在记录子弹的轨迹。

“下午好，尼科尔斯博士，”见阿丽雅走过来，斯特普尔顿博士招呼道，“你午餐吃得愉快吗？”

塔德·马勒几天前就提醒过阿丽雅：斯特普尔顿博士自认为诙谐幽默，善于冷嘲热讽。她不知道是否有人曾提醒过斯特普尔顿她根本不吃这一套。

“交通比平时拥挤。”阿丽雅不愿多说一句。

杰克·斯特普尔顿盯着眼前这个住院医师看了一分钟，回想起劳丽讲的关于她的事情，包括她性格古怪、反社会人格倾向，以及对男性的排斥心理。在他看来，把迟到归咎于交通状况显得滑稽可笑，这是一种消极反抗的伎俩，但他克制住了揭穿她的念头。何必呢？尤其是在劳丽为她做了那么多努力的情况下。他担心的是劳丽，而不是这个明显受过伤害的女人。此外，她被公认为很聪明，尤其是在外科病理学方面，不需要直接与病人打交道就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因此，杰克一反常态地放弃了与一个他认为可能是值得一争的对手进行舌战的大好机会。相反，他清了清嗓子说：“那你辛苦了，不过既然你来了，我们给你脑补一下这个相当有趣的案子。”

文尼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盯着杰克。虽然他本人与阿丽雅没有任何接触，但他从与她打交道的其他太平间技术员那里听到了有关她的传言，他们都说她很难相处。今天早上当杰克告诉他，她将和他们一起负责那起枪杀案时，文尼还暗自高兴。他期待看到一出好戏的上演，心想杰克一定会让这个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观察过几起枪杀案？”杰克用正常的语调问。

“这是头一次。”阿丽雅回答，很担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她不愿听他的高谈阔论，只想知道如何对枪击受害者进行法医鉴定，然后离开验尸房。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事情在智力上更具挑战性，情感上更能带来满足感。凭着她的阅读速度和超强的记忆力，她可以在30分钟内读完法医课本上关于枪伤的整个章节，而不必忍受验尸房里刺鼻的气味，以及和一群不相干的人一起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站几个小时的折磨。

不幸的是，在她看来，杰克确实进入了高谈阔论的模式。他首先介绍了这个案子的背景：受害者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入室盗窃嫌疑人，死前曾拔枪拒捕，并向警察开枪。警察于是进行还击，连续射击六次，结果将其打死。警方希望通过尸检证明他们是“正当杀人”。

“首先进行全身X光检查，查看尸体上的所有弹孔，”杰克说，“然后检查死者身上的衣服，目的是看衣服上是否有粉末残留，因为法医尸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确定射击范围，也就是枪离受害者有多远。”

阿丽雅点点头。她想告诉杰克，他不必费心告诉她那些凭直觉就知道的东西，但她忍住了。杰克继续说，在有多处枪伤的情况下，就需要确定伤口的顺序，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接下来，杰克开始解释如何区分子弹射入口和射出口，以及进行这种区分的重要性。“在这个案子中，两处射入口是在背部，这对警方来说并非好兆头，尤其是考虑到射入口的角度。你看一下就会明白我的意思。”

杰克抓起死者的一只胳膊，推向文尼，“帮个忙。让我们给她看看后背。”

文尼抬起那只胳膊，杰克抬起尸体躯干的一边，把尸体侧翻过来，露出了后背。“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两个射入口。上面那个是圆形的，轮廓分明。看到了吗？”

“很明显。”阿丽雅说。她低头看了看伤口，又抬头仔细看了看墙上的钟。从她最后一次查看手机到现在，时间只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她不知道现在是否有一条麦迪逊·布赖恩特发来的信息，也不知道面前这个好为人师的家伙什么时候能够闭嘴。他竟然能在听者几乎不作任何回应的情况下滔滔不绝，阿丽雅实在是感到不可思议。过去的五分钟里，她的思绪又回到了基因系谱学上。

“那么你的看法呢？”杰克突然打断了她的思绪。

“对什么的看法？”

“这种线性射入口。”杰克指着死者的腰部说，那里有一个裂开的伤口，就像一个小孩画的一棵光秃秃的树。根部指向下方，树枝指向死者的头部。

“我认为子弹是斜着射入的。”阿丽雅回应道。

“值得表扬。”杰克说。尽管最初他对她没有好印象，但对她的回答很赞赏。他本打算对制造出这种伤口的子弹的剪切力做详尽的解释，但直接跳了过去，而是问道：“既然你这么快就能做出判断，那么从法医报告角度，这有什么重要启示？”

“我认为，当子弹击中死者时，他要么是正扑倒在地，要么是已经趴在地上了。”

杰克直起身子，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鼓掌，“在法医学方面你学得很快，我想你大概知道警方和地方检察官对于这个结论的反应。”

“这将给正当杀人的说法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那个场景被录进执法记录仪的时候，如果当时有的话。”

“好了，”杰克对文尼说，“让卡帕斯背朝上，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用照片记录所有子弹的路径。”他拿起阿丽雅先前看到的那个销钉，转头对她说，“让我们给你看一下所有子弹的轨迹，包括最后的致命一击。”

又过了半小时这项尸检才结束。杰克即将完成精心绘制的图表，上面所有射击痕迹一目了然，文尼去推轮床。此前文尼已经给所有装着子弹碎片的信封贴了标签，并记录了子弹碎片被发现时的位置。趁这段时间没人注意她，阿丽雅转身朝门口走去。她希望教务主管麦戈文博士不要插手她参与完成的任何尸检，因为她担心他再给她分配其他案子。她做贼心虚，不敢朝两边看，只是目不斜视地盯着门口。片刻之后，她如释重负地推开验尸房的门，来到空荡荡的走廊。

一进更衣室，阿丽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她满心期待会收到麦迪逊发来的短信，告诉她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但让她极度沮丧的是，什么都没有。没有电子邮件，没有短信，也没有语音留言。她低声咒骂着，开始换衣服。

阿丽雅快换好衣服的时候，手机响起一声短信提示音。带着几分兴奋和期待，她吃力地从牛仔裤后兜里掏出手机。然而，看到短信的那一刻，她很失望。不是麦迪逊发来的，而是蒙哥马利博士。内容很简单：我需要和你谈谈。请来我办公室。

第十九章

5月9日，上午10点35分

“情况就是这样。”劳丽对乔治·方特沃斯博士说。乔治两年前被任命为劳丽手下的副首席法医，接替保罗·普罗吉特。起初，她对任命乔治感到失望，因为她和杰克都不相信乔治能发挥自己的潜力。虽然他有出色的资质，曾接受过一些高级业务培训，但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多年来他似乎满足于做一些平庸的工作。好在令劳丽惊喜的是，这个任命点燃了他的热情，她不得不称赞遴选委员会有眼光。特别是在过去一年里，事实证明，他在多个方面对她来说都不可或缺。杰克称这种转变令人震惊。

“还有什么问题吗，乔治？”劳丽问。这是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乔治坐在她对面。这是一张双人位办公桌，两边各放一把椅子，所以在两人交谈的情况下，这样坐很自然。对于有多人参加的会议，劳丽喜欢使用她办公室另一端的会议桌，那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十余人。不过，对于那种规模的会议，他们得去其他办公室借椅子。

“我只能想到一个问题，”乔治说，听完劳丽刚才的一席话，他的表情相当严肃，“你要住院多长时间？”

“很难说，”劳丽说，“当然，我希望尽可能短一些，但这要取决于病情。”

“我明白。”乔治神情凝重地说。

劳丽刚才告诉乔治，她在过去的一小时内制订了接受半急诊手术的计划。早上一到法医办，她就给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最忙碌的外科医生克劳丁·卡蒂埃打了电话，这名女医生是乳房手术专家，是肿瘤专家韦恩·赫伯特医生强力推荐给劳丽的。昨天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她就和克劳丁·卡蒂埃简单聊了聊，对方告诉她必须尽快做出决定。早上卡蒂埃医生主动打来电话，劳丽说她决定采用“安吉丽娜·朱莉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可疑肿块，也就是进行双侧乳房和单侧卵巢切除术。多年前劳丽曾发生过一次宫外孕，治疗时已经切除了一个卵巢和一根输卵管。现在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快做手术。卡蒂埃医生说能理解她的心情，不过得先查看一下自己的日程表，下午再告诉她什么时候可以做手术。卡蒂埃医生乐观地补充说，在未来几天内进行手术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她有几个病人由于流感取消了手术。

“手术一安排好，我就通知大家。”劳丽说，“之所以先告诉你，是因为你将是肩负重担的人。不过，除了需要完成新法医病理学中心的方案，以便送出去竞标，并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但即便这件事也可以等一等。谢天谢地，昨天市议会卫生委员会的会议我已经去参加了。我可不想让你受这种罪。”

“昨晚发生了那样的事，这种罪我可能还得受。”喬治说。

“但愿不会。”劳丽说，虽然她知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今天早上她来到法医办后，本打算立刻给卡蒂埃医生打电话，却不得不先处理另一件小麻烦。尽管在昨天的市议会卫生委员会会议上，她已经保证，通过对案件管理系统的改进，尸体混淆的问题已经解决，但就在昨晚，这种情况又发生了。和上次一样，两个死者的姓氏也相同，都姓库珀。然而，和上次有所不同的是，他们的名字不同，分别叫阿琳·库珀和埃伦·库珀，这意味着他们甚至连性别也不同，所以这次的混淆事件纯粹是太平间相关技术员管理不善造成的。所幸第一家殡仪馆立即发现了这个失误，所以有关家属并不知道他们的亲人在葬礼之前还兜了一大圈。劳丽不得不和太平间兼运输部的主管进行一番不愉快的长谈。

乔治推开椅子，从桌边站起来，劳丽也站了起来。

“我想提前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劳丽说。她真的很感激，有乔治帮她，她在住院和在家休养期间（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不用操心那么多事情了。

“我很乐意帮你，劳丽。我们都希望你能尽快回到岗位上。我希望一切顺利。”

“谢谢你的关心和祝福，”劳丽把乔治送到门口，“我会随时告诉你我的最新情况。在我公开此事之前，希望你能保守这个秘密。”

“放心吧！”乔治说，“今天下午的会议你能参加吗？”

“我计划参加。”劳丽说。

目送乔治穿过外面的办公室，回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后，劳丽立即让谢丽尔通知尼科尔斯博士进来。为此她特地把门半开着。

劳丽回到办公桌边坐下来。她需要一点喘息时间，今天早晨上班后，她就没闲过。但她刚一坐下，阿丽雅就走了进来。劳丽很想知道，既然昨天她们在验尸房共处了一段时间，那么今天再次见面，阿丽雅咄咄逼人的敌意态度是否会有所改变。从她出现的那一刻起，劳丽就在观察她。劳丽的办公室很宽敞，再加上首席法医的头衔，大多数人进来之后都有点儿畏怯。但阿丽雅是个例外。她甚至连看都没看劳丽一眼，似乎也没有打量一下房间，而是大大咧咧地走进来，径直坐在乔治刚才坐的座位上，好像这间办公室是她的。直到这时，她才隔着桌子看向劳丽，脸上带着一种轻蔑和无聊的表情。劳丽费了好大劲才压下心中的火气。

两个女人互相看了一会儿，都希望对方能打破沉默。最终还是劳丽先开口：“我们昨天才一起工作过，难道我就不配你说一句‘你好，蒙哥马利博士吗？”

“是你叫我来的，不是我主动来找你的。”

“你说得对。”劳丽说，为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感到可笑。这么斤斤计较可不像她。她提醒自己，她正在与一个明显有心理问题的人打交道，这也是她要求见阿丽雅的原因之一。和平时一样，今天上午劳丽照例去查看验尸房了。刚过9点，尽管很忙，她还是去了，把所有验尸台逐个巡视一番，听取法医们对手头案子的即席汇报。她称这种巡视为“验尸主管巡视”。这种做法的一个明显好处是，她也许能针对每个案子提供一些自己的见解或经验。对于新法医和法医病理学研究员来说，这么做通常有帮助和教育意义，可对于经验丰富的法医来说就没多大用处了。但对劳丽来说，这是一种乐趣，也反映了她非常怀念那些亲身参与法医学实践的日子。9点15分，当她走近1号台，也就是杰克经常抢占的那张验尸台时，她发现了阿丽雅。让她惊讶的是，虽然杰克和阿丽雅都是易燃性格，但他们当时似乎相处得很融洽，杰克在讲解，阿丽雅好像也在听。劳丽担心自己的出现会引发一场冲突，因此就故意避开了1号台，甚至没有过去打招呼。然而她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几分钟后回到办公室时，劳丽给阿丽雅发了一条短信，说要见她。弄清阿丽雅和杰克为什么能够和谐相处只是劳丽这么做的原因之一。

“你今天怎么样？”劳丽问。

“这就是你要跟我谈的事？”阿丽雅满脸怀疑地问。闲聊对她来说显然是浪费时间。

“我知道今天上午你参与了一个枪击案的尸检，”劳丽说，“你觉得有趣吗？”

“不！非常无聊，”阿丽雅说，“斯特普尔顿博士好为人师，连超级简单的东西都要费尽口舌解释。”

“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和斯特普尔顿博士一起工作无聊。”劳丽说，不由得想替杰克辩护。她不知道他俩到底谁今天表现得反常。在验尸房看到他俩一起工作时，她立刻后悔没有提前告诉切特不要把两人分在一组。然而，她的顾虑显然多余。她的好奇心更强烈了。

“大多数人可能不愿意说关于杰克·斯特普尔顿的实话，因为他是首席法医的丈夫。”阿丽雅说。

“也许是这样！”劳丽这么说既是为了调节气氛，也是因为觉得对方说的话也许有几分道理。这个问题她还从没有仔细想过。尽管如此，她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听听杰克对这次不寻常表现的解释，意识到他一定是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才表现得这么好。想到这里，她话题一转，提起想见阿丽雅的真正原因，“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有进展了吗？”

“有一些，但不是很多，”阿丽雅说，“不过足够使我意识到我撞上砖墙了。”虽然“砖墙”是一个常见的术语，但阿丽雅在阅读有关基因系谱学的资料时发现，在该领域，这个词用来指一些人在创建家谱时遇到的障碍。奇怪的是，尽管还没有到调查系谱的那一步，这个词现在用于描述凯拉的案子也很贴切。

“你得解释一下。”

“按照你的要求，我和医疗法律调查员就这个案子谈过了。”阿丽雅说，“他帮了我大忙，让我认识了唯一可能帮我找到‘渣男的两个人：凯拉的好友兼同事麦迪逊·布赖恩特，以及那个爱管闲事、孤僻多疑的邻居伊夫琳·马布里。我已经找两人谈过了。到目前为止，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帮助最大。伊夫琳·马布里是个废物。她曾多次透过门上的窥视孔看到过‘渣男，却声称从未看见过他的脸。总而言之，这两人都不知道‘渣男是谁，这让我对他更加怀疑。”

“这么说你给那个胎儿的父亲起名‘渣男？”劳丽问。

“是的，”阿丽雅说，“这个称呼好像很贴切。我感觉他们很少一起外出，只是在她的住处寻欢作乐，这很可能是他的决定，而不是她的，所以我猜他已经结婚了。”

“在我看来，你做了很多假设。”

“如果你小时候也曾被保姆逼着看那么多肥皂剧，你就不会这么想了。”阿丽雅说。

“也许吧，”劳丽为阿丽雅及其童年生活感到悲哀，“但我想，称那人为‘渣男听起来明显带有贬义。我得提醒你，作为本案的法医病理学医师，你应该尽量保持中立和理智。我们的工作是找出死者的死亡方式和死因，至于是非曲直那就留给他人评说吧。”

“这纯粹是无稽之谈，”阿丽雅说，“别给我上课了！刚才在验尸房我已经听得够多了。也许保持中立是你们的奋斗目标，但这是不现实的。我做不到，你丈夫也做不到。昨天下午我听你丈夫一直在咒骂那个把小孩扔进浴缸的畜生。我对‘渣男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要找到他。”

“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很难在情感上保持中立。不管怎样，你越强迫自己保持冷静，你的工作就会做得越好。相信我。法医病理学大有用处，包括帮助执法。但它也有它的局限性，无法为所有问题找到答案，雅各布森的死亡可能就是一个例子。除非我們从毒理学中发现疑点，或者在注射器上发现其他人的指纹或DNA，否则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把它归结为吸毒过量致死案。告诉我，你答应录验尸报告的，录了吗？”

“还没有，”阿丽雅说，“我今天上午就录。从昨天完成验尸后到现在我一直很忙。”

“最好在验尸结束后立即录，以免忘记重要细节。”劳丽的语气中带有几分指责。

“放心吧！”阿丽雅说，“我不会忘记任何细节。相信我。”

劳丽说：“我要看完验尸报告后才会相信你。”

“我昨晚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新东西，”阿丽雅说，“我认为法医病理学对这个案子有更多帮助。尽管现在撞到了砖墙，但我认为它能帮助我们找到‘渣男。”

“你认为怎么找？”

“利用法医办拥有的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DNA实验室。”阿丽雅兴奋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现在需要的是分子遗传学部与家族DNA公司或基因系谱公司合作。现在已有1500多万人将自己的DNA添加进了家族数据库中。基因系谱学一夜之间成了一种很强大的工具。”

劳丽盯着坐在她面前的住院医师看了一会儿，一时语塞。她立刻就能感觉到这个女人的热情和决心，这是她所欣赏的，因此并不想予以打压。毕竟，她之所以和阿丽雅一起为凯拉·雅各布森做尸检，主要目的就是想激发一个性格乖张的住院医师对法医学的兴趣，督促其完成相关目标，从而避免纽约大学病理学系和法医病理学系之间可能出现的摩擦。然而，法医办利用家族DNA作为调查手段的想法本身就有缺陷，而且从行政管理角度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我能感觉到你的怀疑，”见劳丽沉默不语，阿丽雅说，“必须承认，这也是我最初的反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是凯拉的那个好友兼同事提出了这个想法，让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金州杀手案。你还记得吗？当时媒体对此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

“我当然记得。”劳丽说。

“你要知道，为了找到凶手，他们追溯到了他生活在19世纪早期的祖先，然后不得不创建大约25个家谱，包括数千个亲戚，但他们最终还是找到了他。仔细想想，这真是非常神奇。”

“我同意，”劳丽说，“但找到金州杀手与我们面临的凯拉·雅各布森案有所不同。他们有凶手的DNA。这只是执法部门将DNA与特定个体匹配的问题。”

“这也正是麦迪逊·布赖恩特向我提出这个想法时我的反应，”阿丽雅说，“但我不知道基因系谱学领域在过去几年里取得的进展，也不知道它现在变得那么流行。几乎在一夜之间诞生了一支由自学成才的系谱学家组成的虚拟部队，他们都很专注。起初，这些人只是对他们个人的家谱感兴趣，但后来他们似乎上瘾了，现在他们渴望帮助其他人解决类似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组建一支虚拟部队来处理凯拉的案子。”

“这一切听起来很有意思，”劳丽说，“不过，除了我们没有胎儿父亲的DNA外，我还得指出另外一个事实。”

“我们可能没有胎儿父亲完整的DNA，但有了胎儿的DNA，我们马上就有了父亲50%的DNA。我们也有母亲的DNA，所以不必再去猜胎儿的哪一半DNA来自父亲。有趣的是，这种情况与借助捐献精子受孕的情况完全相同。很多通过这种方式出生的人希望寻找到他们的生物学父亲，可能只是出于血缘上的联系。为了帮助这些人，各种网站和机构纷纷涌现，还有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统计工具，帮助他们在庞大的DNA数据库中寻找基因匹配。这个数据库每天都在扩大。我相信它会有所帮助。”

劳丽清了清嗓子，不知道该如何向阿丽雅解释这个建议行不通。她把胳膊肘支在桌上，双手搭在额头上，盯着阿丽雅的眼睛。阿丽雅的目光更加坚定，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听起来你认真考虑过这个想法。”劳丽说。鉴于阿丽雅的热情，她不想直接泼冷水。

“當然了，”阿丽雅说，“我整晚都在阅读有关基因系谱学的书。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令我惊讶的是，那么多既不懂生物学也不懂统计学的人都能理解和吸收这些东西。”

“我不想打击你的积极性，阿丽雅，但不幸的是，这里有个法律限制是无法逾越的。”

“哦，得了吧！”阿丽雅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你在说什么屁话？”

阿丽雅的措辞让劳丽感到无语。“我知道你口不择言，”她说，“但在我面前，我要求你不要说脏话。”

阿丽雅翻了个白眼。

“我能看出你不相信我的想法，”劳丽说，“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告诉你，纽约州有一个依法成立的法医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作用之一是对DNA实验室进行认证，这个认证是让法庭接受DNA结果所必需的。法医办的分子遗传学实验室是经过认证的，我相信你也知道，我们必须保住这个认证，这需要不断努力。商业系谱公司的DNA实验室没有经过认证，如果我们的实验室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我们将立刻失去我们的认证。你明白吗？”

现在轮到阿丽雅怀疑地盯着劳丽了。

“你的沉默告诉我你不明白，”劳丽说，“我来举个例子。在法庭上，证据必须有明确的监管链，要经得起质疑。商业DNA实验室接受唾液DNA样本时，完全没有监管链。他们拥有的只是客户对所提供的样本来源的说明。他们的实验室对样本的处理也是如此。而在我们法医办的实验室，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显然与他们完全不同。此外，我们的实验室必须遵守有关培训和机制的具体规则，以发现疏忽或不当行为。这一切都是商业DNA实验室所缺乏的。我们和他们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可能合作或发生交集。”

“我觉得这很恶心，”阿丽雅说，“纯粹是打官腔。这是一个发现重要证据的机会，你却让我放弃。这对我来说不可能。”

“你有权发表意见，”劳丽说，“但这是必需的。也许我们能找到另一个案子，让你有兴趣继续追查下去。”

阿丽雅站了起来，“即使不能让分子遗传学实验室参与进来，我也不会放弃这个案子。就像你昨天说的，我还在倾听凯拉·雅各布森的心声。”

“随你便，”劳丽说，“但我希望你随时告诉我你的进展，而且不能让我们的分子遗传学部介入。与此同时，我希望你完成验尸报告。”

“好吧！”阿丽雅起身走了出去，没有说再见，也没有回头看。

劳丽呆呆地看向门口，回想着刚才的部分谈话，再次对阿丽雅的个性感到讶异。有那么一会儿，她想给杰克打电话，问问他和阿丽雅一起尸检时是怎么控制情绪的。她仍然无法相信他们竟然没有发生冲突。但现在她顾不上这种好奇心了，因为她准备接听法医病理学新大楼的建筑师打来的电话。

第二十章

5月9日，上午11点25分

录入凯拉的验尸报告后，阿丽雅退出语音转文字服务系统，把脚从临时分配给她的那张破旧的金属桌上放下来，这样她才能弯腰把手机从后兜里掏出来。虽然没有听到手机的短信提醒，但她仍然怀有希望。然而她查看后发现什么也没有，没有电子邮件或短信，也没有语音留言，这让她困惑和恼火。从她发短信让麦迪逊联系她，到现在已经快四个小时了。她当时还特别强调急于和麦迪逊联系。

阿丽雅突然决定亲自去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一趟。麦迪逊昨晚在松久餐厅对寻找“渣男”一事表现得特别积极，可今天却音信全无，这说不通呀。尽管阿丽雅知道可以拨打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的社会服务部热线找麦迪逊，但觉得这和给她的手机留言没什么区别，所以干脆直接去找她面谈，不管她在忙什么。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离法医办只有四个街区，在纽约大学当了近三年的病理学住院医师，阿丽雅知道社会服务部在儿科门诊的确切位置。

天气和昨天一样晴朗，天空湛蓝，阳光明媚。阿丽雅沿第一大道向北走，經过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车水马龙的前门，几辆出租车和救护车一字排开停在拐角处。她继续往前走，经过急诊科的入口，来到金梅尔馆的车道上。在34街再次右转，经过了那座巨大的、造型奇怪的斑点狗雕像，狗鼻子上顶着一辆仿真黄色出租车，阿丽雅走进了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她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挂着证件卡，因此没有受到保安的盘问。

门诊部挤满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和家长。阿丽雅绕过服务台，径直走向社会服务部预约办公室。里面有两个秘书相对而坐，各自占据一张办公桌。她们都戴着耳机，几乎一直在用电话安排预约。阿丽雅不得不在旁边等着，直到一个秘书抬起头来向她招招手。“请问有什么事？”秘书问。

“找麦迪逊·布赖恩特，”阿丽雅说，“能告诉我她的办公室在哪里吗？”

那个秘书没有回答，而是看向她的同事，好像在寻求帮助。另一个秘书也听见了阿丽雅说的话，和同伴交换了一下眼色，耸了耸肩。

“沿大厅往前走，第三扇门就是她的办公室，”那个秘书说，“不过她现在不在那里，而是在贝尔维尤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

“什么？”阿丽雅确定自己没有听错，“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听说是因为一起可怕的交通事故，”对方解释，“那个可怜的女人被地铁撞了。”

阿丽雅惊得说不出话来，转身离开了繁忙的门诊部，她知道地铁事故在纽约市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这种情况比较常见，平均每个月就有两三个人在地铁进站时跳进轨道，甚至被人推下去。

一走出门诊部，阿丽雅就停下脚步，接连低声咒骂道：“该死！妈的！见鬼！”整个上午麦迪逊都没有回她的短信，这已经令她非常恼火了。现在她更加生气，因为她还一直指望麦迪逊的帮助呢。麦迪逊说服了她用基因系谱学寻找胎儿的父亲，自己反而被地铁撞了。这就把与那些商业DNA公司打交道的重担压在了她的肩上。阿丽雅难以想象这将会有多么不便。但她想起一些摔到地铁轨道上的人可能会捡回一条命，办法就是卧在轨道之间，尽量减小地铁驶过时给身体造成的伤害，最后也许只是断了一条腿或几根肋骨。而且麦迪逊并不是在法医办等待尸检，而是躺在贝尔维尤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这就意味着不管怎样麦迪逊至少还活着。阿丽雅很熟悉这家医院，因为纽约大学的住院医师也算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它和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一样都属于纽约大学的附属医院。

阿丽雅急忙从裤兜里掏出手机，在喜欢发布这类新闻的《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的网站上查看关于地铁事故的新闻。不出所料，一则新闻提到了一名女子在中央车站被推下轨道，倒在列克星敦大道线地铁的车轮下，但这则新闻只是一篇简单报道，除了说她被送往贝尔维尤医院外，没有提到该女子的具体情况。凭着这点仅有的信息，阿丽雅决定亲自去了解情况。如果麦迪逊的伤情不是太严重，而且还能说话，她还是有机会为调查“渣男”出力的，因为她与商业DNA公司打交道的经验可能至关重要。毕竟，做这件事情对阿丽雅来说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再过两周她在法医办的轮转就到期了。一旦重新成为一名全职的病理学住院医师，她知道不管她现在多么急切，都没有时间进行胎儿父亲身份的调查了。

出发前阿丽雅拨打了贝尔维尤医院的总机电话，询问麦迪逊在哪个重症监护病房。她原以为麦迪逊会在和急诊科相连的休克创伤重症监护病房，但事实证明她错了。麦迪逊被安排在二楼西翼的单人病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这表明麦迪逊不仅活着，而且情况还相当稳定，因此很可能会开口说话。基于这个原因，阿丽雅觉得更应该去见她。

离开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后，阿丽雅循原路返回，沿第一大道向南走。她步履匆匆，再次经过了朗格尼医学中心包含的四个街区，甚至还经过了法医办，然后经过了几栋古老的砖砌建筑，这些建筑曾是老贝尔维尤医院的一部分，现在仍屹立不倒。由于曾多次往返于这两家医院，她很想知道，如果这些古老的建筑会说话，它们会讲出什么样的恐怖故事。新的贝尔维尤医院就在不远处，她穿过前门走了进去。

阿丽雅的脖子上始终挂着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证件卡，这个证件又一次成为让她在医院畅通无阻的通行证。她挤过人群，乘电梯来到二楼西翼，重症监护病房就在那里。

作为一名病理学住院医师，阿丽雅几乎没有理由去贝尔维尤医院的重症监护区，不过她曾作为解剖病理学住院医师来这家医院轮转。有几次她参加了教学性的查房，所以对重症监护病房的情况有所了解。从病人的角度来看，拥有单人病房让重症监护病人的痛苦减少了一些，而且有利于防止他们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其他病人受到伤害的可能性。直到最近，重症监护病人的精神创伤才得到应有的重视。全天候不间断的照明和医务人员的活动，再加上呼吸机和心脏监护仪的声音，足以让人发疯。

凭着在医学院读大四时的实习经历，阿丽雅知道先找谁。重症监护病房的护士长在值班期间负责整个病房的工作，即使重症监护病房的住院医师在场（通常是这样），甚至主治医生在场。走进这片区域时，阿丽雅惊讶地看到纽约警察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正站在一边闲聊，有穿制服的，也有穿便衣的，她猜他们是警探。阿丽雅在中央服务台找到了护士长，中央服务台相当于重症监护病房的大脑，台上摆放着一组监护仪，显示出每个病人的生命体征和心脏功能。每个病人都有专门的护士，这些护士大部分时间都守在病床边。今天值班的护士长名叫莫琳·德席尔瓦，她就像交响乐团的指挥一样指挥着现场。要想和她说上话，阿丽雅得等机会。

“我是来看麦迪逊·布赖恩特的。”阿丽雅一有机会就说。

“其他人也是。”莫琳说。但随后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地方，冲房间对面大声吩咐护士去给某个病人采血。过了片刻，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了阿丽雅，“你问的是谁？”

“麦迪逊·布赖恩特。”阿丽雅说。

“哦，那个地铁事故中的伤者，”莫琳说，“她在8号房。”

“她现在清醒吗？”阿丽雅问，“她能说话吗？”

莫琳一边举手指挥着现场一边回答：“她转到这儿以后，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但对时间、地点和人都能识别。她的伤情很稳定，所以才被转到这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你刚才说其他人也是来看她的，是在开玩笑吗？”阿丽雅问。

“没有开玩笑，”莫琳说，“这些警察都是为她而来，还有一群大人物，他们现在就在她病房里。”

“为什么闹这么大动静？”

“因为她是被一个流浪汉推下去的，”莫琳说，“至少据说是这样。”

“你说的‘大人物指谁？”

“比如朗格尼医学中心的院长，”莫琳显然感触很深，“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此外，纽约大学医学院的一些系主任和贝尔维尤医院急诊科的主任也在那里。”

“你是说弗农·皮尔斯在这儿？”阿丽雅问。从她站的位置可以看到8号病房，房间里似乎挤满了人。就在这时，人们开始陆陆续续走出来。她甚至看到了一个她认识的人：卡尔·亨德森博士。

“那就是弗農·皮尔斯。”莫琳指着第一个从8号病房出来的人说。皮尔斯身材高大魁梧，黑色头发光滑油亮，中等长度，梳着侧分式大背头。他的脸饱满紧致，肤色黝黑，有一抹新生的胡子茬儿。阿丽雅突然想到，如果他不是医院院长，可能会被当成黑帮老大。

“麦迪逊·布赖恩特的伤势有多严重？”阿丽雅问，还在想她能不能帮助自己弄清“渣男”的身份。

“断了一条腿和几根肋骨，颅骨骨折，一条胳膊也断了。最糟糕的是，她的一只脚没了，正好到脚踝上方。幸运的是，除了那只脚，她身体的其余部分落在了铁轨之间。”

天哪，阿丽雅想。颅骨骨折意味着脑震荡或更严重的情况，这将导致麦迪逊无法提供任何帮助，至少在今天是这样。尽管还没来得及见她一面，阿丽雅就开始想放弃努力了。虽然遭到地铁碾轧是件非常不幸的事，但阿丽雅还是忍不住埋怨麦迪逊的粗心大意。她一定是离站台上的黄线太近了，人们明明被告知要站在黄线以外的。这让阿丽雅想起纽约市的行人，他们总是挤在一起等待交通信号灯的变化，甚至不担心被出租车撞上。

“尼科尔斯博士！”一个声音传来，打断了阿丽雅的思绪，她正在考虑是试着和麦迪逊谈谈，还是直接离开。阿丽雅转身循声望过去，看见亨德森博士引领弗农·皮尔斯朝她这边走来。如果能逃走，她一定逃，但没有时间了。

“真巧啊！”亨德森博士说着就走到了阿丽雅跟前，近得以至于她能闻到他呼出的咖啡味，“五分钟前我还和院长说起你。弗农，这位就是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她参与了凯拉·雅各布森的尸检。还记得你之前向我要过她的手机号吗？”

“当然记得。”弗农对亨德森博士的提醒显得有些恼火，却友善地向阿丽雅伸出一只手。阿丽雅握了握，虽然极不情愿。她对弗农和他那双黑色的金鱼眼立刻产生了厌恶之情。在她看来，他这副尊容不适合当院长。

“医院管理层感谢你对雅各布森悲剧的敏感性的理解。”弗农说。阿丽雅点点头。不管怎么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威严。“我们希望你不要再引起外界对它的关注，因为我们仍然担心它会对我们医学中心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现在又发生了这起据说有新闻价值的悲剧，而两者能间接联系起来。你很清楚，我们要尽可能远离小报。”

对此阿丽雅选择沉默，气氛一时有些尴尬。

“好吧，那就这样吧！”弗农说，“很高兴见到你，尼科尔斯博士，再次感谢你。失陪了，我得去对付那些警探，希望能将这一不幸事件的影响降到最低。”弗农鞠了一躬，继续往前走。亨德森博士停在原地。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他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想试着和麦迪逊谈谈，”阿丽雅说，“她能说话吗？”

“哦，明白了，”亨德森博士说，“不，她不能。至少现在不能。也许明天或后天可以。她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但有另外一个好消息，我本来打算今天下午和你联系的。我查阅了文献，没有找到心脏离子通道病和芬太尼存在关联性的信息。”

“我已经没有兴趣探究死者是否患有心脏离子通道病了。”阿丽雅说。

“这样做也许明智，”亨德森博士说，“寻找胎儿父亲的调查工作进展如何？”

“我撞到所谓的砖墙上了，”阿丽雅说，再次借用了她昨天晚上读到的这个词，“但我有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看看基因系谱学能否有所帮助。”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亨德森博士点了好几下头，显然是认真思考了，“很有创意！这意味着，首先要尝试构建胎儿父亲的DNA，或至少从胎儿身上得到父亲的一部分DNA，然后像当年警方寻找金州杀手那样利用它。”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阿丽雅说。让她感到高兴的是，亨德森博士显然认为这个想法至少有一些可取之处。至于有多少可取之处，她自己现在也不知道。

“我想不会很容易，”亨德森博士说，“但祝你好运。就像我昨天说的，我觉得你从法医办轮转中学到的东西比大多数病理学住院医师都多。值得表扬。”

“先别着急表扬，让我们先看看能走到哪一步。”

“请随时告诉我你的进展，”亨德森博士说，“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没问题，”阿丽雅说，“但是我觉得弗农·皮尔斯不会这么认为。”

“为什么？”

“如果找到了胎儿的父亲，就可能会引起人们对这个案子的关注，”阿丽雅说，“尤其是如果发现这个父亲与凯拉·雅各布森吸毒有关的话。”

“我明白你的意思，”亨德森博士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弗农的本职工作不是医生，而是管理者。他并不了解DNA科学对医学和执法的影响，我们现在不用担心他的态度。”

“相信我，我不担心。”阿丽雅说。

亨德森博士突然伸出手，安慰似的捏了一下她的肩膀。事情发生得太快，她来不及闪开。她可不喜欢有人这样碰她。

“再接再厉！”亨德森博士说，完全没有意识到阿丽雅刚才的应激反应，“你打算留下来尝试和麦迪逊交谈吗？我真的不建议你这样做。”

“不，我明天再来。”阿丽雅说。

“也许那样最好，”亨德森博士说，“不管怎样，请和我保持联系。”

说完，他就回到弗农身边去了，后者正在和几个人交谈。这些人一看就是纽约警察局的警探，无论是从穿着还是从洞察一切的态度。当亨德森博士加入他们的谈话，阿丽雅看了他一眼。在那一瞬间，她产生了自我怀疑：也许自己原先对他的判断有误。也许他的表现更像她一直渴望但从未拥有过的慈父形象。

第二十一章

5月9日，中午12点45分

法医办法医病理学的大楼陈旧破败，走近前门时，阿丽雅不得不从脚手架下经过，脚手架的存在很奇怪，因为现场似乎并没有进行任何施工。对阿丽雅来说，这是她成为曼哈顿居民后注意到的一个奇怪现象。在这个城市的大多数街区都能看到脚手架，而且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脚手架会长年累月地摆在那里。似乎没有人对此质疑过。每天早晨她去朗格尼医学中心上班时，路过广场酒店，会看到周围甚至有带电灯的半永久性脚手架，但是并没有看到任何工人在施工。

一进门，她就向前台接待马琳·威尔逊出示了证件，后者守在高高的接待台后面，把守着两个入口：一个入口通向访客进入的身份鉴定区，另一个入口通向首席法医和副首席法医办公室所在的办公区。除了所有法医的办公室和毒理学部外，法医办的大部分职能部门都已移至东26街421号那栋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了。为了避免撞上麦戈文博士，阿丽雅没有乘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二楼。

经过那个所谓午餐室的时候，阿丽雅尽量避免引人注意，因为麦戈文博士是这里的常客，尤其是在午餐时间。这个房间名义上是午餐室，其实也就摆放着一些胶木板小桌和塑料椅子。今天里面虽然相当拥挤，但麦戈文博士并不在其中，不过阿丽雅的住院医师同事塔德·马勒博士在。尽管阿丽雅想悄悄穿过去，他还是看到了她，并喊她过去。他正和几个太平间技术员共进午餐。她不情愿地转向他的方向。

“嘿，阿丽雅！”塔德俯下身来小声说，“很高兴见到你。我想提醒你，麦戈文博士正在找你。他不太高兴，说你不回复他发的短信和语音留言。”

“如果你碰到他，不要告诉他你见过我。”阿丽雅说。她看了看和塔德坐在一起的那几个技术员，无声地警告他们闭嘴，因为他们肯定听到了她和塔德的对话。

“他看起来很生气，”塔德用一种比较正常的语气说，“我建议你给他打电话。我知道上午又来了一些有趣的案子，他想让我们观察一下。”

“我相信有，”阿丽雅说，“但我正忙着调查昨天处理的那个案子，我动手做的尸检，这比傻瓜似的站在一边，看着别人做更有收获。”

“我认为你犯了一个错误。”他说，显然被冒犯了。

“你有权发表意见。”她很想加上一句——而你就是个不可救药的马屁精，但还是克制住了。她又瞥了一眼那几个技术员，他们无聊的表情变成了傻笑。这让阿丽雅觉得他们至少有点幽默感。

一走进住院医师办公室（考虑到房间的大小和布置，这又是个名不副实的名称），阿丽雅就脱下白大褂，挂在那把旧椅子的椅背上，在电脑前坐下来。片刻之后，她就上网了。她的目标是，在麦迪逊·布赖恩特无法提供帮助的情况下，从那些知名度高的DNA公司里寻一家最有可能找到“渣男”的公司。原本这应该是由麦迪逊决定的，至少一开始是。

通过昨晚的阅读，阿丽雅知道了那个名叫家谱的网站拥有最大的数据库，这可能是个有利之处，因为她所需要的就是找到配型——与胎儿共享不同长度的DNA位点的人。浏览这家网站时，阿丽雅看到网站的服务项目大体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记录帮助人们建立家谱。阿丽雅很快意识到，这项服务可能会提供有关凯拉家庭的信息，但对寻找胎儿父亲的信息没有帮助，所以她没有选择这项服务，而是点击了标题为“接受DNA检测，揭开你的身世”的那部分。随后她进入了一个页面，上面有一个图标，写着“你的检测结果包括哪些内容”。她点击这个图标，首先看到了“种族渊源判断”，她对此并不是特别感兴趣，就继续浏览，终于找到了“DNA匹配”。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屏幕上的内容看起来像某个人以前从这个网站查询的结果。它显示了72个配型，有的是第一代堂表亲，有的是第二代堂表亲。

阿丽雅大受鼓舞。如果她能找到这样的人，哪怕是一个堂亲或表亲，她坚信也能找到“渣男”。她继续往下看，越看越兴奋。所有这一切只需花费一小笔钱，考虑到可能的结果，这似乎是一笔很划算的交易。在靠近屏幕底部的地方有一行字：几个简单操作步骤。她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购一个试剂盒。第二件事是激活试剂盒，先不管这是什么意思。第三件事是提供唾液样本。这个问题她已经考虑过，在这种情况下她无法提供凯拉或胎儿的唾液。她打算联系这家公司，询问是否可以用血样代替唾液。她已经做过相关研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血样实际上更好。

阿丽雅的目光落在了最后一步，情绪顿时一落千丈。她看到，大约六到八周，结果才会出来。

“六到八周！”她绝望地用手拍着前额自言自语，“时间太长了。”她仰靠在椅背上，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原以为这样的DNA检测都是自动化的，并且是用微阵列芯片技术完成的。为什么需要那么久？两三周后她在法医办的轮转就要结束。她又趴到屏幕前，想找到这家公司的电话号码。尽管这个网站总体上设计得相当不错，但要找到一个电话号码并不容易。当阿丽雅最终联系上一位客服代表时，对方却无法解释为什么结果要等六到八周才能出来，只是说这和客户需求量大有关。更甚的是，这位女客服似乎对实际的操作过程毫不知晓，也找不到一个能给阿丽雅做出解释的人。就在对方大力赞美他们公司的服务水平时，阿丽雅无奈地挂断了电话。

阿丽雅很沮丧，但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快速查看了昨晚读到的其他知名度高的家族DNA公司，包括“家谱DNA”、“23和我”以及“我的血统”。虽然这三家公司估计的样本周转时间都比第一家短，但相差并不大，最短的是“23和我”，该公司估计他们的样本检测结果三到五周后就可以在网上查到。但阿丽雅仍然觉得时间太长。她又试着给这些公司打电话，但结果与她在家谱网的经历相似，即接电话的都是对实际技术知之甚少的客服代表。同时，所有这些客服代表似乎都对DNA科学的基本概念很熟悉，例如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公司是依靠SNP，或单核苷酸多态性，因为人们的DNA或染色体是独一无二的，而亲戚之间有不同程度的相似之处，相似度取决于亲缘关系的远近。

阿丽雅再次仰靠在椅背上，思忖着在这场小小的挑战还没有开始之前是否就放弃。作为一名还剩最后一年的三年级病理学住院医师，她有太多的事情要做，而不是试图弄清凯拉·雅各布森胎儿的父系家谱。一旦结束法医办的轮转（她把它看成一次休假），她就会重新回到每天工作10到11小时的状态，承担真正的责任。不过，就在这时，她突然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既然越来越多的人对家族DNA或系谱学感兴趣，说明这是一个朝阳产业，但目前上述四大公司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因此一定有很多新公司渴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尽快立足。

阿丽雅重新趴到电脑前，在谷歌上搜索“家族DNA公司”。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网站，上面列出了几十家检测公司的网址。她开始快速浏览这些网站，尝试找一家刚入行的公司。找到一些新公司后，她继续缩小范围，希望能在纽约大都会区找到一家相对较新的公司。只用了15分钟，她就成功了。宗谱DNA公司在这一领域是新秀，其总部就坐落在曼哈顿西13街的肉库区，乘出租车起步价就可以到达。当阿丽雅使用谷歌地图搜索到这家公司时，她瞥了一眼地图上的图片，有点儿吃惊。这是一栋六层的砖砌建筑，没有任何装饰元素，但在一楼有一家时尚精品店和一家现代风格的餐厅。楼上五层显然是改造后再利用的商业空间，她认为一家初创公司可以在短期内以合适的租金租下这些空间，至少在曼哈顿是很难得的。

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上，她发现了另一个与四大公司的不同之处。用于咨询信息的电话号码很容易就找到了，这表明宗谱DNA公司鼓励潜在客户给他们打电话。在阿丽雅看来，电话号码醒目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方便那些想提供投资机会的人打电话，这意味着这家公司肯定是新公司。

她盯着这个号码看了几分钟，想起刚才打电话给其他公司的客服人员时的一无所获。她觉得，如果想让样本及时得到处理，就需要和公司高层谈谈。如果能设法和一位主管交谈，她也许能说服对方。不过，要想说服他们，她需要编造一个更能打动人的故事，而不是为了找到一个吸毒过量致死的女人的情人，因为这样的故事太平淡无奇了。阿丽雅非常了解人类的弱点，知道有付出才有收获。

她抬起脚放在桌子一角，跷起二郎腿，这是她认真思考时的姿势，现在她试着站在宗谱DNA公司创始人的立场思考。她想象他们可能是一群相对年轻的人，而且是男性，就像硅谷的那些电脑技术员，高中时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伴随着这些想象，她试图再想出一些和性爱有关的东西，认为这应该不难，因为凯拉的故事确实涉及完美的性爱，胎儿的存在證明了这一点。但无论她想象什么，和吸毒问题比起来都黯然失色。这时她决定彻底放弃吸毒过量这个话题。事实上，她突然意识到，无论她编造什么样的故事，都必须和生命，而不是死亡有关，比如需要找到一个孩子的父亲来拯救孩子的生命。这是一种会让人们为之全力以赴的故事，尤其是一家试图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中取得成功的初创基因公司。

一个极富创意的故事突然出现在她脑海中。这个故事离不开孩子，因为孩子总是牵动人们的心弦。闭上眼睛，她想象出一个患了某种罕见疾病的天真幼童，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一种恶性疾病。作为一名病理学医师，她立刻想到了一种恶性儿童白血病，它曾经是死亡的同义词，但现代医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

“完美！”阿丽雅自言自语地说道。她放下脚，再次趴到电脑前。她想好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3岁的小男孩患了白血病，已经进入晚期。如果他要活下去，就必须尽快进行骨髓移植。可是他母亲当初是通过他人捐献的精子受孕的。雪上加霜的是，这个母亲几天前因伤心过度而去世。想到这里阿丽雅不由得笑了，她知道让那个母亲这样“死”不太合理，她必须重新编一个更合理的悲剧，比如那个母亲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发生了车祸。谁不会被这样的故事打动呢？她问自己。最妙的是，她认为宗谱DNA公司的掌权者会将整个事件作为一个潜在的宣传金矿，但阿丽雅会提醒他们，按照《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患儿及其母亲的名字必须对他们保密。

阿丽雅信心大增，拨通了宗谱DNA公司网站上的电话。电话响了两下后就有人接了，这让她看到了更大的希望。她之前给其他基因DNA公司打电话时，电话得响一阵子才会有人接。

“这里是宗谱DNA公司，”电话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请问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是阿丽雅·尼科尔斯，是纽约大学病理学系的三年级住院医师。”阿丽雅说。作为一个从童年时代就不执念于真相的人，阿丽雅从经验中得知，如果要撒谎，最好一开始先说真话。

“我是维贾伊·斯里尼瓦桑。请问你需要哪方面的帮助？”

“我是为哈森菲尔德儿童医院的一个患者打电话，”阿丽雅即兴发挥，“我希望贵公司能够提供帮助，因为基因系谱学帮助警察找到了金州杀手。我想你还记得这个案子吧？”

“当然记得，”维贾伊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的业务来说是很好的宣传。”

“我能理解为什么，”阿丽雅说，“我们也需要找到一名男子。不过，我想和你们公司的高层谈谈，你是客服代表吧？”

“我是创始合伙人之一。”

“哦，那太好了！”阿丽雅说，没想到事情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在正式开始之前，我需要确定你了解保护客户私人信息的HIPAA（《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

维贾伊说：“我理解为客户保密的重要性，但对HIPAA本身一无所知。这是首字母缩写吗？”

“是的，”阿丽雅说，“说实话，我也记不清每个字母所代表的单词，但不管是什么，按照这个法案，我不能告诉你与这件事情相关的人的名字，哪怕其中一个已经去世了。如果你希望为贵公司的利益借机炒作，也不能使用我们机构的名称。这一点你能理解吗？”

“我理解。”维贾伊说。

“那我来告诉你我们的主要问题，”阿丽雅说，“我们的一个重病患儿是试管婴儿，他母亲几天前刚刚去世。长话短说，现在我们迫切希望找到那个父亲，获得一些捐赠的骨髓。宗谱DNA公司有帮助那些试管婴儿找到他们生物学父亲的经验吗？”

“是的，我们有，”维贾伊说，“我们为这方面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我不知道你对家族DNA方面了解多少，以及如何找到配型，但这正是我们公司擅长的领域。DNA配型是通过算法技术找到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算法技术可能是业内最突出的。你知道这些算法是私有的吗？因为每家商业DNA公司都有自己的算法。”

“我不知道。”阿丽雅说。

“我们不仅能用客户的试剂盒获得最多的匹配，而且假阳性匹配最少。我们可能是这个领域的新军，但我们相信自己拥有最好的软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挑战那些大公司，并且能够获得资金援助。”

“你们公司创办多久了？”

“到下个月就一周年了。”维贾伊说，“如果你有兴趣投资，这将是最佳时机。”

“我对解决当前问题更感兴趣，”阿丽雅说，“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

“请说，”维贾伊说，“这听起来像是一种利益交换。”

这句话阿丽雅爱听。她希望宗谱DNA公司对这件事情感兴趣是出于利益，而非仅仅是善举。看起来他们的确是。

“坦率地说，”阿丽雅说，“我们已经联系了几家比较成熟的家族DNA公司。我不得不说，没有一家公司能给我机会和你这种身份的人交谈。”

“谢谢你的夸赞。”维贾伊说。

“我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匹配结果如果出来得太晚，我们将无法接受。”阿丽雅说，“对那些公司来说，仅仅分析DNA样本就需要数周时间，而对我们来说，如果想要拯救那个患儿的生命，只有几天的期限。”

“我完全理解，”维贾伊说，“争取时间是宗谱DNA公司下决心拥有竞争力的又一个努力方向。许多老牌DNA公司都将样本的分析外包出去，而我们公司没有这么做。我们有自己的实验室来提供垂直整合。我们租用了高密度SNP，即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这样一旦有新的阵列或芯片可用，就可以进行升级。我们打算保持领先地位。”

“你们在纽约市有实验室？”阿丽雅问。这听起来越来越令人振奋。

“不在本市，”维贾伊说，“我们的实验室在长岛，大约一小时车程。”

“所以，你们能比其他公司提前几周得到结果？”

“当然，”维贾伊自豪地说，“如果DNA扩增能够顺利进行，在紧急情况下，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样本分析。”

“太棒了！”阿丽雅由衷地赞叹，“现在还有一个问题。由于患儿母亲最近去世，我们显然不能像其他公司那样提取唾液作为样本。血液可以吗？”

“当然可以，”维贾伊说，“人们使用唾液纯粹是因为这种样本方便提取，不过唾液也带来一个附加问题，那就是要对付各种细菌和真菌的DNA。所以，使用唾液增加了一个分离出人类DNA的额外步骤。使用血液要优越得多，也会使扩增过程简单化。”

“这一切听起来很鼓舞人心，”阿丽雅说，“让我再告诉你一些情况。这名患儿患有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任何新的治疗方法对这种病都无效。骨髓移植是唯一的希望，而患儿父亲是最好的骨髓源。这种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只有几天或至多一两个星期的时间。你们能帮忙吗？”

“基本没问题，”维贾伊说，“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保证成功，因为这起码要看那位父亲的一些亲戚是否将他们的DNA捐献给了家族DNA库，并创建了家谱。但是，按照工作程序，我们可以及时为母亲和孩子提供试剂盒。除此之外，出于这样的原因，我可以让我们内部的软件人员，包括我，为患儿进行匹配，并尝试构建家谱。顺便问一句，你有理由相信那个父亲来自纽约大都会区吗？”

“是的，”阿麗雅说，“这一点我十分有把握。”

“这可能会有帮助，”维贾伊说，“有时候，打电话说服人们分享他们的家谱信息很困难，但面对面的交谈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这是个好消息，”阿丽雅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你什么时候能提供血样？”维贾伊问。

“今天下午怎么样？”阿丽雅说，“我可以送到你的办公室。”

“很好，”维贾伊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办公室。你过来时找前台就行了。”

“我很快就到。”阿丽雅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口袋前，她注意到切特·麦戈文博士发来了三条短信和两条语音信息。她统统不予理睬。

第二十二章

5月9日，下午2点05分

阿丽雅一走出电梯，进入六楼的毒理学部，就产生了一种深刻印象，这是自打她月初来法医办轮转后第一次来这里。虽然整幢大楼在不久的将来会被拆除，但这个实验室看起来就像刚被翻修过一样，不仅有大量崭新的高科技设备，还有很多柜台。唯一看起来老旧过时的是窗户。大部分机器都是自动化的，两名身着实验室工作服的技术员正在监控这些机器。阿丽雅走到近处那个技术员面前，这是一个头发完全包在防护帽里的高个子黑人女士。

“我是尼科尔斯博士，”她说，“我需要一些昨天送来的血样。怎么能得到呢？”

“你得找部门主管德弗里斯博士。”技术员指着一扇敞开的门说。

阿丽雅走进那间办公室。一位身材瘦削、银发稀疏的白人老者坐在办公桌前，正在一堆报告上签字。阿丽雅重复了她的要求，但被打发到隔壁办公室去找副主管彼得·莱特曼。彼得·莱特曼是位身材矮小、头发呈浅金色、外表显年轻的男士，阿丽雅再次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死者叫什么名字？”彼得听完她的自我介绍和请求后问。

“凯拉·雅各布森，”阿丽雅说，“还有一个胎儿，显然没有名字，但可能有一个不同的登记号。我不确定。”

“我记得这个案子，”彼得说，“死因是吸毒过量。”

“没错。”阿丽雅说。

“你需要血样做什么？”彼得问。

“做DNA检测。”阿丽雅回答。

“血样已经送到421室的分子遗传学实验室进行DNA分析了。”彼得说。

“这是另一项DNA检测。”阿丽雅不耐烦地说。前面已经取得了那么多进展，她不想在这里功亏一篑。

“你需要多少血液？”彼得说，“考虑到胎儿的胎龄和大小，提取的血液并不多。”

“你能给我多少就给我多少。”阿丽雅变换了一下站姿说。她正要发飙，彼得站了起来。

“我马上就回来。”他笑着说。阿丽雅也笑了，但有些勉强。

等待的过程中，阿丽雅环视了一下这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虽然它看起来是新装修的，但办公桌和住院医师办公室里的桌子一样破旧寒酸。一个软木布告板上钉着两个孩子的几张照片，桌上还摆着一个相框，照片上是一个面带微笑的胖女人。

就在她等得不耐烦之时，彼得回来了，递给她两根贴着标签的微型带帽试管。其中一根看起来装着一毫升血液，另一根只有四分之一毫升。

“胎儿血液只能给你这么多。”彼得说，“很抱歉，但如果第一个样本出了问题，我们可能得重新为胎儿做毒品检测。”

阿丽雅点了点头，转身走了。在等电梯的时候，她看了眼手机，发现时间已经过了2点，不免叹了口气。进入电梯，她意识到现在不宜出现在一楼，因为麦戈文主持的会议很快就要开始了。然而，她别无选择。她打算直奔肉库区，这样就必须从前门出去。她希望不要撞上麦戈文，但要是真这么倒霉她也不怕。

结果电梯在四楼就停了下来，进来的正是麦戈文，这让她很恼火。

“我的天哪！”他做出一副非常惊讶的夸张表情，“幽灵现身了！我真幸运！太巧了！我原以为你明早才肯赏脸见我们呢。”

阿丽雅深吸一口气，控制住自己对这个自称唐璜的人的怒火，他显然太自恋了，想出了这么一个愚蠢的绰号。

“你上哪儿去了？”切特·麦戈文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我给你发过短信，也打过电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丫头。”

她咬紧牙关。他嘴里又冒出“丫头”这个居高临下的称呼。

“我真不明白你的态度，”他说，“斯特普尔顿博士上午还夸了你，但他说你在他完成子弹轨迹图的时候招呼不打就消失了。你应该在尸检结束后去找我，这样我就可以再给你分配一个案子。你到底去哪儿了？”

“我还在忙昨天我经手的那个案子，”阿丽雅说，“在旁边观察和亲自动手之间有很大区别。我已经观察够了。”

“你说的‘你经手的案子是什么意思？”切特·麦戈文问，“你是说昨天和蒙哥马利博士一起做的尸检吗？”

“蒙哥马利博士让我主刀，”阿丽雅说，“我是解剖员，她在旁边观察，考虑到我已经是三年级病理学住院医师，这更合适。现在我正在跟进调查这个案子，以弄清死者的死亡方式。最重要的是，我学到了一些东西，作为所谓的教务主管，你应该为之鼓掌。”

“别讽刺我了。”

“你可以盛气凌人，我就不能讽刺你吗？”阿丽雅用夸张的升调语气问，“这怎么公平？”

“我怎么盛气凌人了？”

“你这么问就很可悲。”阿丽雅说，这时电梯下到了一楼，门开了。她没有丝毫的犹豫，立马迈出轿厢。

“停下！”切特·麦戈文在她身后喊道，“你不来开会吗？”

她头都没回，还向后冲他竖起了中指。

第二十三章

5月9日，下午2点35分

阿丽雅匆忙钻进一辆出租车，直奔宗谱DNA公司。下车之后，她打量着眼前这栋大楼。虽然它看上去像是最近才翻修过，但实物并不比图片更引人注目。楼上商业区入口的墙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费拉拉坎宁大楼，约1880年建。进去之后，她发现除了一楼，其余樓层大部分都空着。宗谱DNA公司是六楼唯一的租户。

“需要帮忙吗？”在前台，一个衣着随意、染着淡紫色头发的年轻女人问，她身后是一间很不起眼的小办公室。阿丽雅发现她耳朵上挂满了耳环，鼻子上还戴着一个鼻环。

“我想见维贾伊·斯里尼瓦桑。”阿丽雅说。

“你是尼科尔斯博士吗？”她看了一眼阿丽雅的白大褂。来的时候阿丽雅故意穿着这件白大褂，希望它能让她编的白血病患儿故事更加可信。

“是的。”阿丽雅说。

“你可以直接进去。”她说，“我现在就告诉他你来了。”

一走进那间办公室，阿丽雅就意识到自己原先设定的公司人物形象是正确的。她发现这间办公室与常见的办公室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很大的阁楼式空间，有裸露的手凿房梁，没有任何样式的隔断和窗帘。没有吊顶，各种各样的管道随处可见，都被刷成了白色。这里还有一张乒乓球桌和一台游戏机，都有人在使用。虽然也有几张桌子，但其余家具大多是沙发和充气椅。有几个工作台只不过是用胶合板搭在锯木架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几十台电脑，电脑前坐着衣着随意甚至邋里邋遢的年轻人，看上去都有些书呆子气。这是他们留给阿丽雅的初步印象。一个人站起身，向她走来。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穿着干净整洁的白衬衫和名牌牛仔裤，显得很有品位。他的头发又密又黑，皮肤呈深棕色，衬托得牙齿特别白。这一切使他散发出宝莱坞明星的魅力。

“我猜你是尼科尔斯博士吧？”维贾伊面带微笑问道。他说话带有明显的印度口音，和电话中的一致。

阿丽雅对男人普遍抱有戒心，当维贾伊走近她，并伸出手打招呼时，她立刻绷紧了神经。她没有和他握手，而是把手伸进白大褂的口袋里，拿出那两根试管递给他。

他没有为阿丽雅的拒绝感到难堪，接过了试管。“啊，是血样！”他说，“谢谢！我们会把样本直接送到长岛加登城的实验室。我已经通知了他们。”

“也谢谢你，”阿丽雅说，“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你还有时间吗？”维贾伊问。

“有。”她说，但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里她感觉有点儿不知所措。

“我把你的难处告诉了整个团队，”维贾伊说，“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大家都会出力，介意我把你介绍给他们认识一下吗？”

“没关系。”阿丽雅说。虽然她对这个主意并不热衷，但如果对解决问题有帮助，她愿意。

他指了指前面形态各异的家具中间的一片空地，大部分家具看起来像是从庭院拍卖会上淘来的旧货。阿丽雅朝他指的方向走去。她注意到房间里的人都停下了手头上的活，专注地看着她，包括那几个打乒乓球的。她感觉到维贾伊的手碰到了她的胳膊并抓住，示意她停下。她刚想挣脱，他松开了。她和维贾伊现在站在房间的中央。他们正前方是一张超大号旧皮革沙发。阿丽雅觉得坐在沙发上的两个年轻人就是她想象中的电脑技术员的样子，都穿着运动衫和高帮运动鞋，鞋带没系，表情看起来很木然。

“各位听好了！”维贾伊在大家的窃窃私语中大声说，“这位是尼科尔斯博士。现在是你们提问关于那个白血病项目的机会。她刚刚把患儿及其母亲的血样交给了我，所以我们可能会在今晚或者最迟明天拿到相应的试剂盒。”

维贾伊转过身，看着所有人。一个瘦削的年轻人突然举起一只手，问道：“如果不接受骨髓移植，那个孩子估计还能存活多久？”这人留着稀疏的小胡子，脸上还有星星点点的青春痘。

维贾伊转头看着阿丽雅，扬起眉毛。

“这很难说，”阿丽雅说，“可能是几天，也可能是几周。”

维贾伊再次环顾四周。没人再问问题。他转向阿丽雅，“你有什么问题吗？”

“那么，你们整个团队都是来解决那个患儿问题的？”她有些怀疑地问。这么好的事情有些令人难以置信。

“沒错，”维贾伊说，“我们认为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让我们声名大噪。我告诉过你，我们的算法是业内最好的，误报最低。”

“你们使用分型和三角互证法吗？”阿丽雅问。她记得麦迪逊说过这是检测过程所必需的，而她也通过阅读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三角互证，是确定匹配是否真实的最佳方法，也就是说配型在血统上是否源自共同祖先。

“当然，”维贾伊说，“这就是系谱系统的工作原理，找到配型相对容易，但找到真正的同源匹配比较难，需要三角互证。”

“那我想我没有什么问题了。”阿丽雅说，心中很是高兴。

“你离开之前，我来向你展示一下我们打算为这个孩子构建的家谱。你有时间吗？”

“下次吧。”阿丽雅说。

第二十四章

5月9日，下午4点30分

“可以进来吗？”杰克一边说一边敲着劳丽办公室敞开的门。劳丽从法医病理学新大楼的建筑平面图上抬起头，将来验尸房和所有法医的办公室都会搬到那里去。她昨天夜里查看图纸时，以为设计已经很完善，但白天又有了新的想法。虽然毒理学部还在旧楼里，只不过搬到了第五层和第六层，但组织学部已经搬到法医办新大楼里。问题是，这两个部门都和法医的验尸工作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劳丽还记得，在签署死亡证明之前，为了完成调查，她曾多次去这两个部门。把这两个部门安排在不同的地点并不是很合理，所以她想再研究研究图纸，看看如何改进。

“现在聊聊合适吗？”杰克的神情和语气都很紧张。

“合适，”劳丽说，“只要门开着，我就有空。我一整天都盼着见到你。进来吧！”与杰克相反，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甚至可以说是无忧无虑。

杰克随手关上门，径直朝沙发走去，这是他来劳丽办公室时习惯待的地方。因为在验尸房待了大半天，他仍然穿着手术服。“你计划要做的手术安排得怎么样了？”他坐在沙发上，身体前倾，两肘支在膝盖上，眼睛一眨不眨，显得很紧张。

“我那聪明机智、爱说俏皮话和双关语的杰克哪里去了？”劳丽故作轻松地问，仍然坐在办公桌后面。

“他去休假了，直到这一切都结束为止。”杰克说，“别再折磨我了！有什么进展？”

“我今天和克劳丁·卡蒂埃医生谈了两次，”劳丽告诉他，“几分钟前刚挂了电话。她非常乐于助人，完全理解我想尽快处理这件事的心情。如果那个1厘米大的可疑肿块是癌，我会很有压力，感觉活着的每一分钟都在冒险。数十亿细胞里只要有一颗转移到别处，我的病情就会改变。”

“我明白，”他说，“我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么，她怎么说？”

“由于有些病人得了流感，她预约的几台手术都取消了，她愿意为我安排半急诊手术。她想让我去金梅尔馆，因为那里的住宿条件很好。现在就看手术室和他们的安排了。我想我基本上是随叫随到，这对我来说没什么问题。既然已经决定做手术，我希望尽快完成。”

“因此这就意味着你随时可能做手术？”

“不是随时，”劳丽说，“至少要提前8至12小时通知我。我要做全身麻醉，所以我得做好准备。”

“乔治知道他将负责一段时间吗？”

“是的，”劳丽说，“我上午和他面谈了，他没有意见。我特地提醒他，在具体时间没有确定之前，不要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

“我希望做手术的是我，而不是你，”杰克说，“换成我要容易些。”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劳丽说，给自己，也给杰克鼓劲，“让我们谈点别的吧。今早我去验尸房巡视时，看到阿丽雅站在你的验尸台旁。结果如何？从远处看好像一切都很顺利。当时我不敢走近，害怕我的出现会使场面尴尬，带来麻烦。”

“那不是问题。”杰克说。

“我对她的态度让我自己都感到震惊，你对她的态度也出乎我意料。”为了让气氛变得轻松些，劳丽笑着说。

“说实话，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为什么这么说？”

“你为她费了不少心思，”杰克说，“和她一起做了一次尸检，我都不记得你最后一次做尸检是什么时候了。我支持你的动机：因为一个可能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住院医师，和纽约大学病理学系闹僵不值得。她显然不喜欢法医病理学，直到8点半左右才出现。”

“她冲你爆粗口了吗？她这么对我了。我知道你对此深恶痛绝。”

“她没说任何粗话。我唯一不满的是，尸检结束时她突然消失了，没说‘谢谢和‘再见，也没问是否还需要她帮忙。她显然不善于团队合作。”

“亨德森博士正是这么说她的，”劳丽补充道，“他还说，她在同事中不受欢迎。她似乎没有什么社交意识。”

“优点是聪明。”杰克说。

“这点我同意。”劳丽说，“亨德森博士也这么认为。值得表扬的是，她真的是全身心投入昨天我和她一起处理的案子中去了。这让我想起了你和我刚入职时的情景。”

“她是怎么投入的？”

“她认为必须找到我们意外发现的那个胎儿的父亲。她认为这个父亲很可能与死者吸毒过量有关。作为千禧一代，她想出了一种可能追踪他的新方法，我想这是你我都没想到的，即利用基因系谱学。”劳丽简要说了一下阿丽雅的计划。

“真的吗？”杰克问，“这是个非常新潮的想法。你说得对，我根本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劳丽说，“考虑到技术的飞速发展，我觉得这恰恰表明我们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总之，我觉得这很有趣，我鼓励她去探究。与此同时，我明确表示，我们的分子遗传学部与此事无关，否则我们将失去认证资格。”

“那是肯定的。”杰克说。

“我鼓励她继续做下去，只要她远离我们的DNA实验室，及时向我汇报进展，同时遵守《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对于一个显然不打算从事法医工作的人来说，不管她最终能否成功找到胎儿的父亲，这可能都比观察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让她对法医病理学有更多了解。”

“可能吧。”

这时座机电话的内部通话指示灯亮了。劳丽拿起话筒。是秘书谢丽尔，告诉她麦戈文博士求见。

劳丽看看杰克，杰克点点头，表示不介意他们之间的谈话被外人打断。因此劳丽对谢丽尔说：“让他进来。”

一分钟后，切特·麦戈文气急败坏地冲进来，“我放弃！我受不了这个女人了，她快把我逼疯了。”他大踏步地走向她的办公桌，走到一半时，看见杰克坐在沙发上，于是停了下来，“哦，对不起。”他把目光转向劳丽，“我打扰你们了吗？我不知道你正忙。”

“没关系，她现在专门接待你。”杰克说着站起来，“我要走了。”

“别，请留步！”切特捋捋日渐稀少的头发和山羊胡子，“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哦，想起来了，你也一起听听。我刚才又和那个特别讨厌的住院医师阿丽雅·尼科尔斯干了一仗。自打她从验尸房消失后，我一直在找她，然后出乎意料地在乘坐电梯时撞见了她。我问她去了哪里，她竟然指责我盛气凌人。你們能相信吗？”

“你是盛气凌人吗？”劳丽问。她想起阿丽雅说过，两人第一次见面后没多久，切特就邀请阿丽雅去喝一杯，切特还跟踪阿丽雅至朗格尼医学中心，让阿丽雅颇为反感。劳丽很想把这两件事情都说出来，但最后还是决定不提。

“怎么可能！”切特说，“除非她认为喊她‘丫头是盛气凌人。我其实想叫她更难听的，但我克制住了。”

“称呼一位三年级病理学住院医师为‘丫头当然可以视作盛气凌人。”劳丽转向杰克，“你同意吗？”

杰克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状，“这是一个由首席法医来裁决的问题。我选择沉默。”

“胆小鬼。”劳丽笑道。

“拜托！”切特说，“你们站在哪一边？我才是受害的一方，而不是那个无礼的病理学住院医师。”意识到自己说话的语气很可笑，他也笑了，“好吧，我明白了。也许我太计较这件事情了。”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我很同情你，”劳丽坦诚地说，“我也觉得她很气人。她好像不通人情世故。”

“我认为她对我充满敌意，”切特说，“走出电梯时，我问她是否准备参加下午的会议。你知道她是怎么回应的吗？”

“鉴于她以前对你的态度，我猜不出来。”劳丽笑了。

“她竟冲我竖中指，”切特义愤填膺地说，“她甚至没有回答我，只是冲我竖起中指。”

“在某种程度上，她也对我做了同样的事，”劳丽说，“昨天尸检结束后，我让她帮马尔温收拾现场。她说没时间，头也不回地走了。这和冲我竖中指有什么区别？”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家伙是怎么了，”杰克插嘴说，“今天早上我和她相处得不错。她非常友好。”

“真的吗？”切特问，但看到杰克微笑的表情时，他意识到这个老搭档只是在开玩笑。

“别信杰克说的，”劳丽说，“他在尼科尔斯博士面前假装友好是为了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你来之前，我们还在谈论她。”

“这倒提醒了我，”切特说，“她说的不能参加会议的理由是，她还在调查你昨天让她经手的案子，说在调查死者的死亡方式。这是真的吗？”

“是的，是的，”劳丽说，“我确实让她做解剖了，这也是我想我们应该在不久的将来找时间讨论的问题。也许我们应该形成制度，让纽约大学的病理学住院医师参与解剖，而不只是站在一旁观察，尽管出具死亡证明还是由法医负责。从教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样的实践也许会让他们更有收获。所以，在我的监督下，她还在跟进这个案子。”

“让他们参与解剖对我来说没问题，”切特说，“但我们应该和所有法医讨论一下这个想法，看看他们能否接受。下次开会时我可以提出来。”

“听起来可行，”劳丽说，“我也会向卡尔·亨德森提出这个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那近期我该怎么办？”切特问，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明天上午我又要面对她，我得控制住愤怒。”

“我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让她来做吧，”杰克提议，“劳丽说她是个好解剖员，而且很聪明。只要她不拖拉，我不介意让她做解剖。说来也奇怪，我俩也许能默契配合。不管怎样，我要看看能否治好她的毛病。”

“你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吗？”劳丽问。她不想让杰克和阿丽雅发生冲突，让情况变得更糟。

“肯定不会有事，”杰克说，“我保证会和她友好相处。听到你俩的谈话，我很好奇。”

“她不好对付，”劳丽提醒他，“能把人气死。”

“我要把这当作一次挑战，看看能不能让情况有所改善，”杰克说，“我不会计较她说的任何话，也不会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姿态，我会做好心理准备，迎接可能从她口中吐出的脏字。相信我吧。”

“我相信你，”切特说，“你上场吧！”

第二十五章

5月9日，下午5点05分

离开宗谱DNA公司后，阿丽雅决定步行两英里回法医办，而不是叫出租车或与他人拼车。这样不仅可以享受早春美好的天气，还可以锻炼身体。另外，她认为步行可能会更快，至少从曼哈顿西区到东区是这样，可以避开高峰时段异常拥挤的交通。15分钟后，她的手机响了，显示的是戴维·戈德堡的号码。她接了。

“谢谢你接电话。”戴维说，“凯拉·雅各布森的母亲刚从洛杉矶赶来。她在520号的法医办身份鉴定区。我正要过去跟她谈谈我的调查。你在吗？”

“我不在，但已经在去的路上了，”阿丽雅说，“我很快就到，肯定在6点前赶到。”

“你有兴趣和她谈谈吗？”戴维问。

“也许吧。”此时她认为凯拉的母亲补充不了多少信息，但话又说回来，见面聊聊不会有什么坏处，“事实上我的确有兴趣。我想问她几个问题。”

“好吧，也许可以。我们可能在其中一个身份鉴定室里。如果你愿意，就来找我们吧。”

阿丽雅挂断电话，立刻加快了脚步。一过市区，她就在第一大道拦了一辆出租车，那里的交通虽然很拥挤，但也不会走走停停。半个多小时她就赶到了法医办，考虑到这个时段的交通，这还不算太糟。正如戴维·戈德堡所说，她在一个小隔间里找到了他，身份鉴定小组在这个小隔间向死者家人或其他人展示死者照片，以供他们确定死者身份。当然，如果死者家人提出要求，他们也可以看到死者尸体。不过很少有要看的。空荡荡的房间里有一张胶木桌子，桌上摆着一台电脑和一盒纸巾，周围还有六七把模制塑料椅子。

一看到门口的阿丽雅，戴维就站了起来，“尼科尔斯博士，这位是雪莉·雅各布森。”雪莉向她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手，但没有站起来。阿丽雅视而不见。除非必要，她不想让这次会面持续太久。她背靠在桌子边缘，双臂交叉。在她看来，雪莉就像她见过的许多中年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样：五官小，颧骨高，肤色微黄，这说明她住在明尼苏达州，而不是洛杉矶。她那双矢车菊蓝的水汪汪眼睛让阿丽雅想起了凯拉的眼睛。她的头发原本可能是金色的，现在变成了浅棕色，发根是深色的。与凯拉不同，雪莉有一些白发。很明顯，她一直在哭。

“我只有几个问题要问，”阿丽雅说，“据我所知，你女儿凯拉在去年秋天来到纽约之前，与交往多年的男友分手了，他的名字叫罗伯特·巴洛。这是真的吗？”

“是的，”雪莉深吸一口气说，“但凯拉对此并不介意，还把那次分手当作来这里的动力，这一直是她的梦想。据我所知，她并没有因为分手而难过，当然更不会因此去吸毒。”

“她在高中时吸毒吗？”阿丽雅问。

“从不，”雪莉说，“我的意思是，像所有青少年一样，她试过大麻，但据我所知，她不是特别喜欢。她总是对我很坦率，什么事都告诉我。我的小女儿也一样。她俩都没吸过毒。所以这件事才让我特别震惊。”

“据你所知，罗伯特·巴洛有没有来纽约找过你女儿，尤其是几个月前？”

“没有。我能确定没有，”雪莉说，“否则凯拉会告诉我的。再说，他是学医的，哪儿也不去。这一直是凯拉和他之间争论的焦点，也可能是他们分手的原因之一。”

“戈德堡先生昨天告诉我，你在电话里提到，你最近和凯拉通话时，她的情绪有点儿低落。是这样吗？”

“是的，”雪莉说，“但也仅仅是在过去几周。起初不太明显。我和我的小女儿认为这是因为她不适应这里的天气，或者因为想家，我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随着春天的到来会过去的。但几天前我们最后一次通话时，她隐约提到她正在考虑返回南加州。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让我们十分惊讶。在那之前，我们都认为她喜欢这座城市，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纽约人。”

“凯拉有没有提到她在这里认识的人？”阿丽雅问道。

“当然，”雪莉说，“她经常谈到她的社会工作者同事麦迪逊·布赖恩特，尤其是去年秋天。我的理解是她俩关系很好。”

阿丽雅心想，如果告诉雪莉·雅各布森，麦迪逊·布赖恩特遭地铁碾轧，此刻正躺在贝尔维尤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她会有怎样的反应。纽约对这两个女孩都不太友好。“那么恋爱关系呢？”她又问，不知道该如何在不违反《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的情况下提出凯拉怀孕的话题。一开始，她想过无视这个法案，但有戴维·戈德堡在场，她知道这样做将冒很大的风险。

“她从没提起和异性约会的事。”雪莉说。

“你有没有觉得这有点儿奇怪？”阿丽雅问，“不管怎样，纽约的优秀男士可是多得很。”说到这里阿丽雅闭上了嘴巴，连自己也不相信这句话。这样的男士她一个也没遇到，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也没用心找。

“我想我确实有过这种想法，”雪莉说，“但我认为这只是时间问题。与此同时，在我看来，凯拉太喜爱纽约的文化氛围了。”

“虽然最终的毒理学报告还没出来，但你女儿所用毒品的快速检测结果是类鸦片和芬太尼的混合物，”阿丽雅说，“我们认为她不是一个习惯性的吸毒者，而是个新手。如果能办到，我们想查出她是从哪里弄到这些毒品的。”

雪莉点点头，表示理解阿丽雅的推理。她还用手里的纸巾擦了擦眼角。

“我们还认为，她曾与一个男人有过亲密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很想找到他，询问有关毒品的事。你知道这个人可能是谁吗？”

“我不知道，”雪莉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凯拉没有提起过任何关于她恋爱的事。有的话她会告诉我的。”

“这似乎涉及一些秘密，所以我不奇怪她什么都没告诉你。但我们确定她和某个男人有交往。”

阿丽雅盯着雪莉看了几分钟，思考着是否还能从这个女人身上挖出些什么信息，结果再也想不出可问的东西。她看了看戴维那张面团似的圆脸，想看看他是否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显然他没有。她于是推开椅子，起身离开了。

阿丽雅本来打算去公共大厅叫辆车回家。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少，加之今天的奔波劳累，她已经筋疲力尽。但当来到大厅时，她却产生了另一个想法。蒙哥马利博士不止一次告诉她，要及時汇报这个案子的调查进展情况。阿丽雅相信，能让一屋子精通家族DNA的电脑极客投入寻找“渣男”的工作中去，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她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想看看蒙哥马利博士是否还在办公室。在她的印象中，首席法医似乎认为她不可能查明胎儿父亲的身份；而让整个专家团队参与进来则证明她是有这种能力的。虽然阿丽雅很少寻求别人对她努力的肯定，但她认为这次值得这么做，尽管她不打算解释具体过程。

离6点还差15分钟，但阿丽雅发现办公区已经空无一人，所有的秘书都下班了，只留下易于催眠的屏幕保护程序在不停地循环运行。此外唯一的光源来自首席法医的办公室，这表明她还在办公室。

阿丽雅走到敞开的门前，向里面看了看。劳丽坐在办公桌前，双手托头，肘支在桌子上，埋头研读铺在桌面上的大幅建筑平面图。阿丽雅没有敲门，也没有打招呼，就径直走了进去，一直走到桌子对面那把她曾坐过的椅子旁。由于地板上铺着地毯，加上脚穿运动鞋，阿丽雅进来时的脚步很轻，尽管如此，她仍然对劳丽的浑然不觉感到惊讶，这位首席法医工作起来真是太专注了。

她坐下来，看了劳丽一会儿，然后假装清了清嗓子。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劳丽吃惊地抬起头。看到是阿丽雅，她松了口气，直视着对方，“真是意外！我没想到这时还能见到你。”

“你让我向你汇报寻找‘渣男的进展情况，”阿丽雅得意地说，“我碰到了好运气，想着你可能对此感兴趣。虽然我不准备透露是如何做到的，但已经安排好对凯拉·雅各布森和胎儿做家族DNA快速分析，一夜之间就能完成，而在正常情况下，要花几周甚至一个多月的时间来制作所谓的‘试剂盒。除了这一壮举，纽约市一家名为宗谱DNA的公司还将组建一个家族DNA电脑极客团队，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这样负担就不会落在像我这样的新手身上了。只要能利用家族DNA追踪到‘渣男，他迟早会现身。”

劳丽盯着阿丽雅，试图看懂眼前这个女人。这并不容易，而且劳丽知道自己也不是精神科医生。再者，鉴于自己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一是即将到来的大手术，二是管理一个拥有1000多名员工的繁忙机构，她也没有更多精力去应对另一个难题。在她看来，得把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的问题放到一个次要的位置，交给教务主管切特来处理，尽管他也叫苦不迭。另外，杰克已经主动提出帮忙，只要不帮倒忙，他总是有机会兑现承诺的。

“太好了！”劳丽终于开口道，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实际上她被触动了。正如她和杰克都说过的那样，家族DNA为法医学做出贡献的前景十分诱人。

“既然你问了，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阿丽雅站了起来，脸上仍带着自满的笑容，“我一有新消息就告诉你。”

“好的，请务必告诉我。”劳丽看着阿丽雅头也不回地向门口走去，就和上午的情形一样，于是喊住了她，“请稍等，尼科尔斯博士。谢谢你让我了解你的进展。这听起来令人鼓舞，但我想提点别的。有人告诉我，你没有按轮转住院医师的规定时间，也就是7点半准时来上班。我希望这个月剩下的时间你不要再迟到。另外，我希望你以后进我办公室的时候先敲门。”

阿丽雅没有回应，但笑容消失了。不一会儿，她就不见了。

第二十六章

5月10日，凌晨3点05分

是时候了，而时机至关重要。昨天他对这个问题想了很多，该做的总得做，他最终决定在凌晨三四点动手，这是夜班人员的加餐时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内，那个楼层的医生、护士和护理人员会减少一半。

他在办公桌前坐了好几个小时，试图静下心来阅读，但是做不到，于是就心不在焉地在平板电脑上看了一阵子视频。最终他站起来，走向挂在办公室门后的镜子。他站起来的那一刻，就感觉到体内肾上腺素激增，以至于当他对着镜子想戴上黑色假发时，手止不住地颤抖。

“打起精神来！”他垂下双臂，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几秒钟之后，他感觉好多了。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控制住自己的焦虑，记住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这个办法会成功的。他一直比较肯定凯拉没有告诉麦迪逊他的身份，但他不能冒这个险，特别是这个女人不知怎么命那么大，遭地铁碾轧后竟然活了下来，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手停止颤抖后，他开始戴假发，假发套是用真发做的，染成了黑色，中等长度，中分式，这样两边的假发就完全遮住了鬓角。戴好之后，他用一把宽齿梳子梳理整齐，照照镜子，感觉很满意。虽然只是戴了假发，但整体效果明显，使他的形象发生了很大转变，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但这还不够，他的另一个道具是一副黑粗框眼镜。眼镜也戴上之后，他感到很惊讶：他几乎认不出自己了。

最后一件装备是白大褂。他的想法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外科医生，他确信只要穿上白大褂，胸前口袋里放一些止血钳和绷带剪，再插上钢笔和微型电筒，他就像外科医生了。最后的点睛之笔是听诊器，他漫不经心地把它挂在脖子上。他后退几步，看着镜中的自己。完美！

他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之前准备好的注射器。这是一支容量为10毫升的注射器，已经注满了液体。注射器当天晚上他就弄到手了，这很容易。有点儿难弄到的是里面的液体，一种注射式氯化钾，这是一种完美的致命药物，不仅药效快，致死率高，而且基本上无法检测出来。在短时间内找到这种药有点儿困难，但也不是不可能。他在急诊科的供应室里发现了一个小库房，房间里主要存放的是生理盐水和其他静脉内液。和其他存放药物的房间不同的是，这个房间没有上锁。

一切准备就绪，他离开了办公室，选择走楼梯下楼，以防在电梯里碰到其他人，尽管他确信没人会认出他。走出大楼之后，他来到第一大道，然后沿大道快步向南走，气温已经降到了50华氏度。

正值凌晨时分，贝尔维尤医院的正门几乎空无一人。他推开旋转门，穿过大厅，大厅里只有几个人。问讯台那边有几个穿制服的保安正在热烈地交谈着，他猜话题最有可能是关于纽约扬基棒球队或大都会棒球队，因为对尼克斯篮球队的抱怨终于平息了。

他再次避开了电梯。幸运的是，他只需爬两层楼。从楼梯间出来后，他朝二楼西翼的重症监护病房走去。走近时，他发现人越来越多，大多是护士、护士助理和护工。可想而知，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重症监护病房区总是很忙碌。

他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服务台走去，那里有许多人围坐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些显然是护士，但另外一些穿着手术服的人可能是医生。他走到服务台前停了下来。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各个房间，包括麦迪逊·布赖恩特所在的8号病房。他备受鼓舞。此时8号病房里似乎只有一名护士或护士助理。对此他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几个小时前他查看了麦迪逊的伤情，得知她虽然伤得很重，但病情稳定，医院已经计划第二天将她转移到普通病房。他又偷偷往其他重症监护病房里张望，看到里面要忙乱得多。其中一间病房里尤其忙乱，这表明病人的情况非常危急。

正如他所预料，他的这身装扮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是好事。在人们眼里，他只不过是众多忙忙碌碌的医护人员中的一员。人们来来往往很正常，尤其是医生。

“打扰一下，”他对服务台后面的一名护士说，“今晚谁是护士长？”他知道这么问是在冒险，但他希望护士长去加餐了。这是一次成功率只有一半的冒险，但即使失败了，他也有对策。

“是芭芭拉·斯特拉斯曼。”护士说。

“她在这里吗？”

“她去加餐了，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好的，谢谢！”他说，心里暗自高兴。他知道，护士长在场时，重症监护病房的工作效率会显著提高，因为她的工作是掌控所有病人的情况，就像一个警觉性很高的看门人，随时都能知道她所负责的所有人员的状况。护士长的缺席对他来说很重要，因为他正计划引起一场骚乱，能预测到它的人越少越好。按照计划，他只需要大约10秒钟。

他离开中央服务台，走向8号病房敞开的门前。床紧贴着后墙。房间里没有窗户。麦迪逊的床头上方摆放着几台监护仪，显示着她的生命体征、脑电图和心律。一名护士或护士助理正忙着挂一个新输液瓶，调整好点滴速度。麦迪逊闭着眼睛，不是在睡觉，就是在闭目养神。这一切都很完美，几乎比他希望的还要完美。

他走进病房，看了看护理人员戴的胸牌，认出她是一名受过重症监护培训的护士助理。他认为这对他来说也是好事，因为受过全面培训的护士往往疑心更重，尤其是那些接受过急救护理培训的护士。

“她怎么样？”他从麦迪逊右侧接近病床，低声问道。这么做是因为他习惯用右手。

“她恢复得很好，”护士助理小声回答，“她现在睡着了，但醒着时说了很多话，还喝了些口服液。”

“她知道自己出了什么事吗？”

“知道，不过是人们告诉她的，”护士助理回答，“她仍然不记得细节，只记得踏上列克星敦大道地铁站台的那一刻。”

“责任护士呢？”

“去加餐了。”

他暗自笑了笑，事情似乎进展得非常顺利，“能给我一些纱布和胶布吗？我想看看她的残肢，看看流了多少血。”

“当然可以，医生，”护士助理说，“我这就去取。”

“谢谢！”他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外。他可以看到中央服务台那边。没有人朝他这边看。麦迪逊右臂上连着静脉注射导管，他迅速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注射器，取下针头末端的塑料保护帽，将针头插入静脉注射导管上方的静脉注射端口。在接下来的一秒钟里，他把所有液体都注入了那根静脉注射导管，导致导管腔室的液面突然上升。这是一个关键阶段，他从相关资料了解到，当氯化钾流进人的手臂静脉时，会引起剧痛。

麦迪逊突然睁开眼睛，张大嘴，喉咙凸起。他赶紧用右手拼命捂住她的嘴，让她就要发出的尖叫变成了一种含糊不清的呜呜声，并很快被心脏监护仪有节奏的哔哔声淹没了。麦迪逊不顾一切地想用另一只手把他的手从她脸上扯开，但他把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了她身上，同时眼睛盯着心脏监护仪。当大剂量氯化钾到达她的心脏并立即中断心脏的电传导时，他已经能够看到即将发生的心脏衰竭迹象。过了一会儿，麦迪逊的心脏基本停止了跳动，变成了一团无序颤动的肌肉，称为心室颤动。心脏监护仪报警器刺耳的声音立刻响彻整个房间。

他知道再过几秒钟，病房里就会挤满医生、护士和心脏复苏小组的成员，于是赶紧松开捂在麦迪逊脸上的手，把注射器塞进口袋，放下床边的护栏。当第一批医护人员冲进病房时，他已经趴在病床上給麦迪逊做心脏按压了。

“是心室颤动。”一个人跑到床边说。

“我知道。”他假装着急地说，开始交替按压她的胸口。其他人挤在病床周围，包括心脏复苏小组成员。一个成员爬上了病床，代替他做心脏按压。另一些人把病床从墙边挪开，以便其他人可以给麦迪逊插管，用百分之百的纯氧为她输氧。

他后退几步，给这些救护人员让出空间。现在房间里有十几个人，这给了他一个悄悄溜出去的机会。

“把除颤电极板递给我。”他听到心脏复苏小组组长喊道。片刻之后，除颤器放电时发出了特有的砰的一声，接着是短暂的沉寂，每个人都盯着心电图显示屏，期盼着麦迪逊的心脏恢复正常跳动。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他也知道，到现在为止，可能已经没有办法救麦迪逊了。如果氯化钾使用过量，必须立即实施矫正措施，即使那样，他们也不一定会成功，更何况心脏复苏小组甚至无法确定引起心室颤动的原因是高钾血症，还是进入血循环的钾过多。

他听到组长大喊再来一次，当所有人都全神贯注于抢救时，他走进楼道。此刻中央服务台没有人，这为他提供了方便。他朝电梯走去，对刚才的行动很满意。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焦虑之后，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他感到身心俱疲，急需喝点烈性酒。

第二十七章

5月10日，早晨6点45分

天气很好，至少有那么几分钟，杰克抛开了忧愁和烦恼，尽情享受微风拂面的感觉。此时，他正戴着头盔，骑着那辆八成新的公路自行车，沿中央公园内的西大道向南骑行。刚进入106街附近的自行车道，他就遇到了一队骑行爱好者，他们看起来比他年轻很多，每个人都穿着昂贵的骑行服，骑着从意大利或法国定制的自行车。他喜欢和这些人一争高下，因为他们自认为很专业，瞧不起他那身普通装束。然而他不仅能跟上他们，还能把他们甩在身后，尤其是在上坡路段。由于经常打篮球，杰克的心血管状况非常好。

他昨晚睡得不太好，劳丽反而睡得很踏实，这似乎有点儿好笑。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做手术，劳丽紧绷的神经也松弛下来，但这件事却对杰克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今天轮到他早早醒来，在屋里转来转去，偷偷地看两个熟睡的孩子了。就像他昨天对劳丽说的那样，他希望做手术的是他自己。如果真是那样，他一定会睡到被闹铃吵醒，而不会因为担心劳丽而难以入睡。

在公园的东南角，杰克向骑行爱好者们点头告别，然后沿东大道向南骑行，而他们则向北骑行。到达大军广场后，他沿第五大道南行。这是他上下班一贯走的路线，所以他没有多想就选择了它。早晨这个时候，交通畅通无阻。就在几年前，上班时他还曾和出租车比速度，但现在不敢这么冒险了，毕竟他要承担家庭义务。

最后，他向东边的第二大道骑去，这是他每天唯一喜欢随心所欲改变路线的一段路程。就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选择了54街。像往常一样，他期待到达法医办。工作是他处理深层焦虑的手段之一，每当有什么事困扰他时，他总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昨天他做了四台尸检，前天做了五台，以至于案卷堆满了办公桌，等着他去完成。与其他大多数法医不同的是，他更喜欢在验尸房做尸检，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核对材料，填写死亡证明。至少这是他的偏好，除非有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案子需要调查。杰克喜欢做现场调查工作，尽管他应该把这方面的工作留给医疗法律调查员。问题是，他曾参加过一个法医培训项目，该项目鼓励法医们在能提供帮助的情况下进行现场调查。从在纽约法医办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对各种限制感到有压力。

到了第二大道后，他接着向南拐。这里的交通状况明显比平时好，给了他一个思考的机会。昨晚，他在附近的篮球场打了一会儿球，由于心事重重，他的表现令人失望。之后，他又和劳丽谈起了尼科尔斯博士。劳丽告诉他，虽然她不介意继续与尼科尔斯博士合作，完成尸检的后续工作，但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个住院医师其他方面的问题。她说她会让切特来处理这些问题，但也希望杰克能伸出援手，只是不要帮倒忙。杰克答应了她，但这就要求他要比平时更加心平气和地与尼科尔斯博士打交道。

像往常一样，杰克沿法医办大楼外侧的30街骑行，来到了装卸区的入口处。他把自行车扛在肩上走了进去，锁在离验尸房不远的老地方。从那里，他走到一楼的身份鉴定室，所有法医的一天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此时才7点15分，屋子里只有两个人，詹妮弗·埃尔南德斯博士和文尼·阿门多拉。作为一名初级法医，詹妮弗本周值夜班，负责检查夜间送来的尸体，决定哪些尸体需要解剖，然后把它们分配给各个法医。文尼是一名资深的太平间技术员，他在这里是为了确保从夜班到白班的过渡顺利进行，对法医办的员工来说，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还负责为大家煮咖啡。

文尼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报纸的体育专栏。杰克经过他身边时拍打了一下报纸，他没有对杰克的“突然袭击”做出回应，因为杰克每天都这么做。几年前，杰克刚开始开这种玩笑时，他往往会受惊跳起来并表示抗议。现在他對这种“骚扰”已经习以为常，只是徒劳地希望杰克有一天会厌倦开这种玩笑。

杰克走近詹妮弗的办公桌，问道：“昨晚怎么样？还有人迫不及待地想进来吗？”

“很奇怪，”詹妮弗说，“昨晚有些忙碌。”杰克以黑色幽默而闻名，有些人认为这是风趣，有些人则不以为然。

“有什么特别有趣的案子吗？”杰克问。他有根据自己的兴趣挑选案子的习惯，这就是他总是赶在其他同事上班之前到达法医办的原因。大多数同事都能容忍他的这种行为，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尸检数量远远超过其他人。

“有不少有趣的案子，”詹妮弗说，“尤其是如果你认为遭地铁碾轧算有趣的话。”

“是意外还是自杀？”杰克问。总的来说，他并没有发现这类案子特别有趣，因为法医办每年会经手大约30起这样的案子。当一个人被地铁撞死时，人们对其死因并没有太多的疑问。杰克喜欢神秘和挑战。

“都不是，”詹妮弗说，“这可能有点儿复杂，至少医疗法律调查部的人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巴特·阿诺德。”

“复杂？”杰克立刻产生了兴趣。

“遭地铁碾轧的情节既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杀。”詹妮弗说。

“你是说，有人把受害者推下了站台？”杰克问。不幸的是，这种现象最近变得越来越普遍了。

“是的。据巴特说，一个貌似流浪汉的人逃离了现场。”詹妮弗回答，“警方仍然在查看监控视频，目前还没有找到嫌疑人。此外还有几个目击证人。但问题是：事件发生接近24小时后受害者才死亡，她在贝尔维尤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度过了这段时间，已经恢复清醒，虽说遭地铁碾轧后幸存下来，却死于心脏病发作。”

“哦，情况变复杂了，”杰克说，“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一位优秀的辩护律师能够说服陪审团，让陪审团相信伤者死亡是医院的失误导致其心脏病发作，那么犯罪嫌疑人可能只会受到轻微的惩罚。”

“恐怕是这样。”詹妮弗说。

“让我看看。”杰克从她手里接过案卷，快速浏览了一遍巴特·阿诺德写的关于麦迪逊·布赖恩特的调查报告。作为医疗法律调查部的负责人，加上多年的工作经验，巴特的工作一直无可挑剔。除了介绍受害者为纽约大学附属医院的社会工作者外，他还像詹妮弗描述的那样阐述了问题。在这次心脏病或心室颤动发作之前，死者无心脏病史，在急诊室和重症监护病房治疗期间也没出现过心脏问题的症状或体征。

“我迷上了它，”杰克说，“介意我先从这个案子开始吗？”

“请便，”詹妮弗说，“你还想要多少？今天有的是。”

“你尽管给我。”杰克笑着说。通常情况下，他会把所有案子的调查报告翻一遍，看看还有什么案子能引起他的注意，但现在他对麦迪逊·布赖恩特的案子产生了浓厚兴趣。对他来说，这是开始一天工作的好办法，可以让他忘记劳丽的手术和小约翰的心理评估，这两件即将发生的事情一直压在他心头。

“有一个高中棒球运动员的案子，看起来很有趣，”詹妮弗说，“他的胸部被棒球击中了。”

“听起来也不错，”杰克说，“填上我的名字。我还想请你帮一个忙。”

“没问题。”

“如果纽约大学的病理学住院医师尼科尔斯博士来了，请告诉她她又被分配到我这一组了，好吗？”

“麦戈文博士知道这事吗？”詹妮弗问。

“事实上他知道。”杰克说，“我们昨天傍晚讨论过了。”

“我很乐意告诉她。”詹妮弗说。

杰克走到文尼躺的安乐椅前，突然从他手中抢走了报纸。文尼伸手去抓，却懒得坐起来。这种抢报纸行为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日常哑剧。他俩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互相取笑成了家常便饭。

“我们要开始忙了。”杰克故意把报纸拿开，让文尼够不到，过了几秒钟才还给他。

“你為什么不能跟大家一样从8点甚至9点开始呢？”文尼发牢骚道。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这句话杰克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我的咖啡还没喝完。”文尼说，假装继续读报。

“实际上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杰克说。这句话不属于常规台词，令文尼始料不及。

文尼放下报纸，好奇地看着他，“什么惊喜？”

“还记得昨天协助我们做第一台尸检的那位优雅女士吗？”

“你是说尼科尔斯博士？”

“没错，”杰克说，“我邀请她再来一次。”

“为什么？”文尼的语气中流露出不满。

“说来话长，你这个木瓜脑袋一时也理解不了，”杰克说，“但我希望你能好好表现。”他把麦迪逊·布赖恩特的案卷扔到文尼的膝盖上，“走吧，大个子。”他伸出手，把文尼拉了起来。

电梯下行时，文尼再次对杰克愿意与阿丽雅·尼科尔斯合作表示不解，“昨天那个枪击致死案收尾时她就失踪了，你还继续这样，这说不通啊。”

“就像我说过的，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她一直让麦戈文博士头疼不已，而我主动提出帮忙。”杰克没有提任何关于劳丽以及她希望杰克能在阿丽雅的问题上伸出援手的事情。他知道除了副首席法医，劳丽还没有宣布她将接受手术的消息，所以法医办的其他同事都还蒙在鼓里。

两人一起动手，他们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每天的工作，杰克帮文尼把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尸体放在1号验尸台上，X光片显示在屏幕上。在抢救过程中插入的气管内导管仍留在原位，这是处理此类案件的标准程序。在确认它放得完全正确后杰克把它取下了。

“作为一个遭地铁碾轧的人，她看起来还挺不错的。”杰克一边说一边继续查看尸体外表。他和文尼注意到死者左肱骨骨折，三根肋骨断裂，X光片上显示线状颅骨骨折，失去了左脚。

“我们见过有人从前门廊上摔下来，反而伤得更重。”文尼表示赞成。

“我的感觉是她头朝下掉在了铁轨之间，”杰克查看了死者的头皮撕裂处说，伤口处的毛发在急诊室里已经被剃掉，伤口也缝合了，“如果不是脚被绊住，她也许还能自己走开。”

“我不知道，”文尼质疑道，“考虑到死者头骨骨折，我有点怀疑。”

“你说得对，”杰克说，“我的话有些夸张，因为她当时可能昏过去了。但她的状态看起来比我接手的上一个地铁受害者好多了，那个受害者看起来好像被活活剥了皮。”

杰克用数码相机拍下了所有受伤处的照片。他还把它们画在示意图上，并参照各种解剖标志标明大小和位置。就在提取完尿液和玻璃体标本时，他看到尼科尔斯博士推门走进来。他有些惊讶。才7点38分，她比昨天早到了一个小时。他看着她走近，甚至隔着一段距离就注意到她带着一种自信或者说傲慢的气息，好像她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杰克绷紧了神经，意识到今天上午可能比他预想的要艰难得多。

阿丽雅大步走到验尸台前，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她把戴着手套的手叉在腰间，站在那里，低头盯着尸体。杰克和文尼交换了一下眼色，文尼翻了个白眼。

“操！”阿丽雅像是对着空气说。文尼不由得缩了一下身子，好像挨了一巴掌。

“你说什么？”杰克竭力控制住自己，“尼科尔斯博士，请你不要爆粗口。我觉得你这样做对我、对死者、对这个机构都不尊重。”

“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无视杰克的评论，仍然盯着尸体，看上去很生气。

“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杰克问。

“这太他妈的难以置信了。”阿丽雅说，似乎被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尸体吸引了，同时也被激怒了，“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本该帮我破解雅各布森的案子，因为她俩既是同事也是好友。我真不敢相信！她先是被地铁撞了，现在又死了。这是什么，阴谋吗？”

杰克感到脸发烫，血压不断升高。让他怒火中烧的不仅仅是阿丽雅的言辞，还有她对验尸台上这个不幸女人所表现出的冷漠。

“一定是有人在贝尔维尤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把事情搞砸了。”阿丽雅说，直视着杰克的眼睛，“我昨天去了那里，被告知她病情稳定，情况良好。怎么会死呢？据我所知，她身体非常健康。”

“我们就是要弄清楚她的死因。”杰克尽量平静地说。他很想冲出验尸房，找个东西来发泄心中的愤怒，以免失控。

“该死的案卷在哪里？”阿丽雅质问道，好像她才是负责人一样，而且似乎完全没注意到杰克的情绪。

“在那边的工作台上。”文尼指了指。

阿丽雅大步走过去，打开案卷，逐页翻开，直至找到巴特·阿诺德写的调查报告。她抽出那一页，开始阅读。与此同时，杰克和文尼又交换了一下眼色，但都没有说话。文尼一眼就看出杰克在努力按压怒火，于是很识趣地决定少说为佳，以免点燃一场大火。

“是心室颤动！”阿丽雅看完后大声说。她把调查报告放回案卷里，回到验尸台旁。杰克和文尼都没动。

“在教科书中，心室颤动是一种症状，而不是诊断结果。”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平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仿佛读了调查报告后，她的愤怒不知怎么就消失了。

“你说得对，”杰克表态说，“你对心室颤动的原因有什么看法？”

“你准备再给我上一课吗？”阿丽雅的语气中带着傲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希望你不要，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只是想在你开始尸检之前了解你的想法。”杰克说。

阿丽雅惊讶地看着杰克，“你是说想让我主刀？”

“没错。”杰克答道。这是一个突然的决定，因为他想起劳丽说过，阿丽雅的轮转工作挑战性不够。他还回忆起劳丽对阿丽雅解剖能力的称赞。让她承担更多责任，既能提高她的工作难度，又能发挥她的长项。而且，这本身就是一种应对她清高的良策。

“这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她说，“好吧，我是这么想的。一般来说，心室颤动的原因通常与之前存在的某种心脏病有关，比如心脏病发作史、先天性心脏缺陷或心脏离子通道病史。当然，心肌病，以及可卡因或甲基苯丙胺等药物也可能导致心室颤动。除此之外，我唯一能想起的是，某些硬件故障引起的电休克或钾、镁及钙电解质紊乱。”

“说得好！”杰克惊喜地夸赞道，暗自为她扎实的医学功底竖起了大拇指，“考虑到这些，你希望在这个案子里找到什么？”

“从数据上看，我认为她以前得过先天性或后天性心脏病。”阿丽雅说，“也许尸检最重要的环节应该包括仔细检查心脏。但既然知道她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了24小时的静脉注射，我想了解她的电解质水平和毒理学检测情况。而且深静脉血栓和栓塞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她遭受创伤之后。”

“文尼，请把手术刀递给阿丽雅。”杰克说，“别浪费时间了，我们开始吧！”

第二十八章

5月10日，上午7点52分

与劳丽的评价相似，杰克也发现阿丽雅是一個有天分的解剖员。她的解剖动作自信而准确。虽然他随时准备对她的技术提出批评或建议，但觉得完全没必要。很快她就把尸体剖开了，胸骨、肋骨和肠子都露了出来。她接过文尼手中的骨剪，麻利地剪断肋骨，并把胸骨的头端露出来，正如杰克常做的那样。接下来她翻开心包脂肪垫，露出心包膜。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正常。”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继续用手指触摸被心包膜覆盖的心脏。她问杰克是否也想触摸一下，但没有抬头看他。

“不必了，”杰克说，“我相信你的判断。在我看来也很正常。”

阿丽雅毫不迟疑地从文尼手里接过几把夹钳和解剖剪刀，打开心包膜，露出了心脏。她用右手摸了摸这个垒球大小的器官，说它看起来也完全正常。杰克也伸手摸了摸，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接着阿丽雅拿起一支装有14号针头的大注射器，将心脏底部抬到足够高的位置，以便观察左心房的后部。她将针头插入心房壁，抽取了一管血样用作毒理学检测。

完成这项工作后，她用双钳夹住所有心脏大血管，剪断，把心脏中的血释放出来。她利用这个机会寻找任何大的血块，特别是静脉中的血块。“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血栓。”她说，把夹在双肺之间的心脏取出来，称了一下重量，放在砧板上。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心脏，观察各种各样的心脏瓣膜。接着，她用精巧的小解剖剪，仔细剪开每一条冠状动脉。

8点15分左右，其他法医和太平间技术员陆续走进验尸房，开始处理各自的案子。一些人出于好奇，特地走到1号验尸台看个究竟，问一些问题，有些人还和杰克开几句玩笑。但每次交谈都很短暂，因为杰克明确表示他要专心看阿丽雅做尸检。这种情形持续到切特出现，当时阿丽雅正忙于处理冠状动脉。杰克觉得这是个恰当的时机，便把切特拉到一边，以免阿丽雅听见。

“天哪，”杰克低声说，“她是个奇才！”

“我告诉过你的。”切特得意地说。

“一开始我几乎失控，”杰克说，“现在回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当时我的反应太过火了，差点把她赶出去。”

“给我讲讲！”切特捂着嘴打趣道。

“你可能不会相信，她竟然认识死者，还爆了粗口。”杰克说，“她很生气这个女人遭地铁碾轧，然后又死了。她说这个女人本该帮她的。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以自我为中心、这么冷漠无情的人。”

“我可以告诉你，她从来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切特说，“我也曾被她的脏话伤害过。我的意思是，我不像你那样讨厌脏话，但那些脏话是专门针对我的。”

“你真的跟她说过有空的话邀请她去喝一杯？”杰克问，“你脑子有病吧，尤其是在这年头，而你实际上是她的上司。你在想什么？”

“是的，我当时欠考虑，”切特承认，“我遇见了她，她说她是单身，而且如果她不说脏话，还是有些魅力的。”

“你一定比我想象的还要绝望。”杰克说，“她是你最不应该邀请去喝一杯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的拒绝其实是件好事。劳丽让我帮你搞定她，天知道为什么，我脾气本来就暴躁。我能帮上什么忙？”

“你已经在帮我了，老兄，”切特说，“你已经连续两天让她有兴趣待在这里了。我欠你的。”切特上下打量着杰克，又盯着正在检查死者心脏的阿丽雅看了一会儿，“你也像劳丽那样让她亲自动手？”

“是的，”杰克说，“这并非我事先计划好的，但听了劳丽昨天的话，我觉得这样对大家都好。她有一双巧手，而且绝顶聪明。”

“我都快找不到愿意与她合作的人了，”切特说，“她几乎让所有人反感。”

“做完这一台，我还有一个案子，”杰克说，“你为何不让她跟着我呢。我也会把那个案子交给她，至少这能让你熬过今天。如果她的态度也能像对待这个案子一样，我能忍受她。”

“交给你了，”切特说，“祝你开心！”

“一定會的。”杰克转身回到验尸台旁。阿丽雅正在研究死者的心脏，他能看出她快得出结论了。

“我很惊讶，但这是颗正常心脏。”意识到杰克站在旁边时，阿丽雅说。她走到一边，让杰克看看打开的心脏，“完全没有我预期的任何心脏病或先天性畸形的迹象。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心脏离子通道病的可能，但如果她有通道病，很可能有心律失常的病史。但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报告上说没有，所以我们又回到原点了。”

“我也很惊讶。”杰克拿起心脏，快速查看了心脏内部和冠状血管，然后把心脏放回到砧板上，“我同意，心脏没有问题。我把赌押在结构性心脏病上。我想我们得等毒理学检测结果给我们提供一些答案，或者等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告诉我们通道病的可能性。我们还需要她在贝尔维尤医院的全部住院记录以及她在密苏里州成长期间的所有住院记录。与此同时，你为什么不继续完成这个案子呢？”

尸检剩下的工作进行得很快，因为除了颅骨，其他部位没有需要注意的病理，而颅骨部位重要的是显露骨折线。一完成尸检，阿丽雅就扯下双层手套，扔在尸体上，向门口走去。杰克正在画麦迪逊的外伤图，他本以为她不会再像昨天那样不辞而别，但她再次让他大跌眼镜。

“嘿！”杰克大喊，“尼科尔斯博士，请留步！”

手里仍然拿着图和铅笔，杰克追上了阿丽雅。“这可不是我们法医的工作方式，”他解释道，“按照惯例，你还需要帮忙把尸体从验尸台上抬下来，整理标本瓶，给它们消毒，并确保每个都贴上正确的标签。”

阿丽雅踮起脚尖，越过杰克的肩膀看到文尼正把一张轮床推到验尸台旁。她收回目光，看着杰克——他们都还戴着塑料面罩，谁也看不清对方的表情。“我不是法医，也不是太平间技术员。”她大声说，好像这个问题不值得讨论，“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得去查看手机，看是否收到什么信息，是关于我和蒙哥马利博士一起做的那个案子的。”

“下一台尸检你也被安排和我一起做。”杰克说，“我也会让你亲自动手，但我希望你能负起自己的责任，也就是帮忙扫尾。”

“我会回来的。”阿丽雅说，“我很感激你让我动手做尸检，而不只是站在一旁吮大拇指。这真是太合适了，因为再过一个月我就进入最后一年病理学住院医师期了。但我不是太平间技术员，也不是清洁工。”

“别争辩了，”杰克说，“文尼需要有人帮忙，而其他技术员都很忙，你四处看看就知道了。我得赶在第二台尸检开始前上楼去见首席法医。”他急于知道劳丽是否从外科医生那里得知了手术时间。他担心最快会在明天。

“那是他们的问题，”阿丽雅不屑地说，“我当医生可不是为了做这类狗屁事。”她转过身，又朝门口走去。

杰克又一次惊呆了，不假思索就一把抓住她的左上臂，猛地将她拉住。阿丽雅的反应速度更快，她转过身来，用一记空手道般的击打解放了自己的手臂。“别碰我！”她咆哮道。

验尸房里的交谈和活动突然全都停了下来，在那片刻时间里，出现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寂静，人们要么转过头去，要么抬起眼睛盯着这两个互相怒视的人。最后阿丽雅转身继续向门口走去，很快不见了踪影。

紧接着，所有的交谈和活动又恢复了，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杰克深吸一口气，意识到自己已经握紧了拳头，尽管手里还攥着铅笔和揉皱的纸。他尴尬地环顾四周，想看看是否还有人在看他，但好像没人盯着他，直到他和切特目光交会，后者立刻走了过来。

“到底怎么了？”切特压低嗓音问。

“我差点儿失控，”杰克摇摇头，“她让人忍无可忍。我只是想让她帮忙清理现场，为下个案子做准备。”

“她有没有像吼我那样让你滚蛋？”切特傻笑着问道。

杰克狠狠地瞪了对方一眼。“闭嘴！”他警告道，但接着又笑了起来。他知道切特在戏弄他，也知道自己活该。

“你还想在下一个案子中继续忍受她吗？”切特问，“我相信还能找到其他人。也许你应该休息一下。”

“不，让我来吧，”杰克说，“我告诉劳丽我会帮她，我会坚持到底的。这是我该承受的痛苦。”

“我冒昧地问一下，明天继续吗？”

“当然，为什么不呢？”杰克说，“到那时我应该已经免疫了。”

阿丽雅气愤难当。就在她刚刚改变想法，认为自己在法医办的轮转并不是那么糟糕，也不是完全浪费时间的时候，有人就想羞辱她，让她去做女仆。她发现验尸房的技术员令人难以忍受，因为个个都厚颜无耻。她绝不允许他们羞辱她，让她去做他们的工作。

回到更衣室后，她先去了趟洗手间，然后取出手机，打开一看，兴奋不已。刚过8点，维贾伊·斯里尼瓦桑就给她发来了一条短信。他没有说是什么事，只要求她回个电话。尽管更衣室里的信号不太好，她还是打了过去。电话倒是接通了，但之后她得等他亲自来接。既然他们的办公室实际上只是一个大房间，她纳闷为什么要等那么久。

“抱歉，让你久等了，”维贾伊终于接了电话，“我在接另一个电话，但也与你的白血病项目有关。”

“取得什么进展了吗？”阿丽雅问。

“确实有进展。”维贾伊说，“这就是我让你回电话的原因。为那个母亲和患儿准备的试剂盒是我们团队在实验室连夜加班完成的。顺便说一下，我们给他们取了名字，孩子叫汉塞尔，母亲叫格蕾特尔。”

“具体有什么进展？”阿丽雅催问。

“试剂盒一到位，团队就开始工作。”维贾伊说，“我们生成了分型试剂盒，包括一个邪恶双胞胎，并将所有内容上传到我们的系统中。通过对那个患儿及邪恶双胞胎的DNA与母亲的DNA进行分型，我们的软件自动为那个神秘父亲生成了一个拉撒路试剂盒，这听起来比较复杂。简而言之，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配型，从代的角度来看，这个匹配比人们第一次找到与金州杀手DNA相关的匹配要好。我们已经通过Y-DNA检测找到了汉塞尔的曾曾祖父，姓汤普森。特别重要的是，它已经被证实和患儿来自同一个祖先等位基因。接下来，我们将把基因资料上传到今古匹配网，同时看看那家名叫家谱DNA的公司是否有汤普森家族的记录。”

“确实是好消息。”阿丽雅说，“在这个阶段，你能估计要多久找到患儿的父亲吗？”

“不能，我不想误导你怀有那种想法。”维贾伊说，“虽然我们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并不能保证成功。这要取决于汉塞尔的父系亲属有多少加入了基因系譜学的热潮，交出了DNA样本，并构建了一个遗传家谱。”

“可是你很乐观？”阿丽雅问。

“我当然很乐观。”维贾伊说，“如果不乐观，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逼我的团队加班加点了。我们将通过今古匹配网，利用其他系谱公司的数据库，积极寻找更多的配型。如果能找到一个近亲，我会更乐观。”

“多近的近亲？”阿丽雅问。

“只要是比汉塞尔的第三代堂亲血缘关系更近的就行。”维贾伊说，“如果我们遇到了他的第一代堂兄妹或叔叔姑姑的DNA，只要有一部分现成的家谱，我们就会成功。假如我们有了近亲的DNA，却没有家谱，也可以为汉塞尔构建家谱，但那需要时间。但愿已经存在部分家谱，这样就可以把汉塞尔加进去。”

阿丽雅想起麦迪逊在松久餐厅说的话，和维贾伊现在说的非常相似。“那么如果你们找到了汉塞尔的同父异母兄弟姐妹呢？”阿丽雅问。她认为汉塞尔完全可能有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因为她确信“渣男”已婚。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有子女，这些子女和汉塞尔就是同父异母的关系。

“如果真能找到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为他们的父亲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在统计学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我们还是别想太多了。目前，我希望今古匹配网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新的配型，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三角互证。”

“我期待你们的好消息。”阿丽雅说。

“我相信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找到些什么。”维贾伊说，“也许你最好过来看看，我们可以给你看看我们的工作。”

“为什么不呢？”阿丽雅说，维贾伊的乐观精神感染了她。

在杰克的帮助下，文尼把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尸体运回了太平间，将验尸台清理干净，处理好标本，然后把乔纳森·杰斐逊的尸体放在验尸台上。他还取来了新的标本瓶和干净的器械，同时杰克快速浏览了值夜班的医疗法律调查员史蒂夫·马里奥特完成的调查报告。乔纳森是一个16岁的少年，在中央公园打棒球时被球击中了胸部。教练们立即实施了心肺复苏术。当医护人员赶到时，已经出现心室颤动，除颤尝试没有成功。在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的过程中，心脏复苏术仍在继续，之后又进行了八次除颤，并使用了标准的心脏复苏药物，但都没有效果。

杰克深吸一口气，把调查报告放回到案卷中。作为一名法医，他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在他看来，死亡不过是生命循环的一个环节。但也有例外，比如这个案子。当然，这和死者的年龄有很大关系。杰克总觉得处理未成年人的案子时压力很大，而且死者年龄越小越艰难，比如两天前那个被热水烫死的幼儿。现在，这个少年同样牵动着他的心弦。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只是在参加体育运动的时候，生命就被轻易扼杀，这看起来是那么不公平、残酷和不可思议。想到这一切，他为之前对待阿丽雅的态度感到惭愧。在那样的背景下，他还介意她使用粗俗的语言，缺乏同情心，以及拒绝帮忙清理验尸台，这似乎太小肚鸡肠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有责任控制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在已经答应帮切特和劳丽之后。毕竟，阿丽雅一走了之也没带来其他负面后果，唯一遗憾的是他没有机会上楼去了解劳丽的手术安排。

“X光片已经放在观片箱上了。”文尼叫道，打断了杰克的自我反省。

杰克走近观察。和他想象的一样，X光片完全正常，包括胸骨，他猜想男孩被棒球击中的就是那个部位。身体健康的年轻男性在运动中突然死亡并非闻所未闻。主要是棒球运动，但垒球、曲棍球、空手道和长曲棍球运动也会引起青少年死亡，每年仅在美国就有10人左右。起因是，在正常心跳期间的某个短暂间隙，胸部被突然击中，使整个心脏传导系统紊乱，导致心室颤动。

杰克正在努力克制悲伤情绪，突然意识到身边有人出现，于是扭过头，吃惊地发现是阿丽雅，她也在观察那张X光片。当杰克从侧面看她时，她仍然盯着X光片看。

“这孩子怎么了？”她问，“我没有看到任何骨折。”

“我猜是心震荡。”杰克说，“他被棒球击中，出现了心室颤动。你熟悉心震荡吗？”

“只是在书上见过。”她说，“你呢？”

“我也是。”杰克说，“幸运的是，我个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案子，但我知道蒙哥马利博士在这里工作的第一年就遇到过。在情感上，她觉得这很难让人接受。”杰克觉得称妻子为蒙哥马利博士有点儿可笑，但他又认为在这种场合这样说很得体。

“在尸检中会发现什么异常吗？”

“可能不会，”杰克说，“但尸检过程也是一种排除性诊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和麦迪逊·布赖恩特的案子一样。”

“好，我们抓紧做吧，”阿丽雅说，“我还有事情要做。还是我主刀吗？”

杰克瞪了她几秒钟，阿丽雅也瞪着他，表情似笑非笑。尽管他下决心不再和她计较，但她在一个意外陨灭的年轻生命面前表现出的不以为然仍然激怒了他。她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验尸台前，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她在情感上有所触动。

虽然阿丽雅仔细观察了少年的胸部，甚至摸到了他的胸骨，但找不到被棒球击中的任何证据。没有任何瘀伤或擦伤。她在其他外部检查中也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和检查麦迪逊·布赖恩特时一样，她站在验尸台右侧，杰克和文尼则站在对面。

“手术刀。”阿丽雅把手伸向文尼。文尼旁边放着器械托盘。

“为什么不检查一下他的口腔内部，万一是被什么东西噎死的呢？”杰克给出建议。

虽说没有做出言语上的回应，但阿丽雅的确查看了死者的嘴巴，还摸了摸喉咙。检查完之后，她拿起手术刀，在尸体胸部做了个Y形切口，开始解剖。

和解剖麦迪逊·布赖恩特时一样，阿丽雅的动作娴熟而流畅。杰克尽量帮忙，尤其是当她使用骨剪的时候。当心脏完全暴露出来，但仍被心包膜覆盖时，阿丽雅弯下腰仔细看了看。

“我没看到任何创伤迹象。”她直起身子说。

“我也没有。”杰克说，这是自阿丽雅动手解剖以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已得到教训：保持安静，避免说教。

“好吧！”与其说她是在对杰克和文尼说话，不如说是在自言自语。就和检查麦迪逊的心脏时一样，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心包膜，取出整个心脏。杰克目不转睛地看着，确信那颗心脏完全正常，至少从外部看是正常的。具体来说，没有瘀伤迹象。就在阿丽雅开始打开心脏的时候，杰克看见劳丽走进验尸房，准备进行上午的巡视。杰克很想和她说几句话，但现在正是尸检过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他有些犹豫不决。劳丽从8号验尸台开始，那张台子离门最近。

“心脏内部也正常。”阿丽雅依然像是自言自语，“这使得冠状血管畸形成为另一种唯一的可能性。”

杰克也一直在观察，“我同意。必须检查冠状动脉。”

阿丽雅放下手术刀，拿起更精致的解剖工具，开始探查冠状动脉系统。杰克在旁边观察了大约10分钟，一是为确保死者心脏没有明显的病状，事实上也没有，二是为确保阿丽雅遵守常规。当确信一切顺利时，他就决定把她交给富有经验的文尼来监督，自己过去和劳丽说几句话。过了一会儿，当劳丽从4号台移步到3號台时，他走了过去。

“我正要过去看看你俩。”劳丽说，差点儿和他撞在一起。他们退到角落里，以免挡道。“我注意到你和尼科尔斯博士相处得似乎很融洽。”

“这只是表面现象。更像是暴风雨后的平静。”杰克轻描淡写地说。

“有什么问题吗？”劳丽关切地问。

“我差点儿失控，”杰克说，“现在回想起来，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因为你已经充分提醒过我她是什么样的人，而且我向你保证过不帮倒忙。”

“发生什么事了？”劳丽急切地问。她向1号台望去，看到阿丽雅正平静地在砧板上操作着。

“什么也没发生，”杰克向她保证，“最终我克制住了自己，但已经用尽全力。卡尔·亨德森是怎么评价她的，说她不善于团队合作吗？我确定他说得对。而且她绝对有反社会人格倾向。至于她是否患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我想可能没有，因为如果有的话，她不可能进入医学院并修完学业，但她肯定缺乏同情心。举个现成的例子，她竟然认识今天上午第一个案子里的死者。不过，她非但没有为那个女人及其遭遇伤心，反而为这个倒霉蛋遭地铁碾轧后又死在贝尔维尤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感到恼怒。”

“她真的是那个死者的朋友吗？”劳丽惊讶地问。

“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朋友，”杰克说，“我不确定她是否有能力拥有我们所说的朋友。我觉得她们是熟人。她恼火是因为罹难者本该帮她调查你和她前几天一起经手的那个案子。”

“你是说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吗？”

“没错！”

“那么这就是双重巧合了，”劳丽说，“死者叫什么名字？”

“麦迪逊·布赖恩特。”

“这太神奇了。我记得尼科尔斯博士说起过她。她应该是凯拉最好的朋友。不管怎样，你想要表达的是，尼科尔斯博士没有表达任何本该有的悲痛或伤心？”

“没有，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只是恼怒，她用来表达恼怒的语言简直不堪入耳。”

“我也听到过她的几句脏话，”劳丽说，“我知道你比我更讨厌脏话。你能保持冷静，我为你感到骄傲。谢谢你！”

“谢谢你的夸奖！”杰克说，“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部分原因是，我答应过你，我不会帮倒忙的。”

“幸亏她是病理学住院医师，而不是法医研究员，”劳丽说，“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能甩掉这个包袱，把她送回病理学系了。她实际上是他们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

“同意！”杰克说，“我之所以想让她在尸检之后帮一下文尼，是因为这样我就能去你的办公室了。”

“哦，”劳丽说，“为什么要去我的办公室？”

“别装了！”杰克勉强笑了笑，“好像你猜不出来似的。我想问问卡蒂埃医生有没有告诉你关于手术的事。”

“哦，是的！我的手术，”劳丽说，“对不起，我应该马上告诉你的。我发现有点意思的是，一旦我决定了要做什么，而且已经安排好了，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去处理其他事情了。但在做出决定之前，我几乎没有心思做其他事情。”

“对我来说恰好相反，”杰克埋怨道，“我更喜欢事情悬而未决的时候。不管怎样，你是要继续折磨我还是告诉我时间？”

“卡蒂埃医生已经把手术安排在明天下午。她明天上午有几台手术，接下来就轮到我。我应该中午先去入院部，除了水什么也不能吃喝。”

“好吧！”杰克努力让自己接受这个消息，“就像我昨天说的，我希望做手术的是我，而不是你。”

“我很高兴是我。”劳丽说。

“她有没有告诉你要花多长时间？”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她说，这完全取决于最终要做什么。如果可疑肿块是癌，她就需要做更多的手术。具体多少取决于许多变量，包括是否在淋巴结中发现癌细胞。你知道这个过程，无须我多说。”

“如果肿块是良性的，你只需要做简单的乳房切除术和再造。”杰克说完垂下头偏向一侧。

“还有卵巢切除术。”劳丽仰头看着杰克的脸，“嘿，我们别太小题大做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好吧，对不起，”杰克说，“当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只是担心……”

“担心什么？”劳丽不等他说完就问。

“你知道的。我过去一直担心，我会给所有我爱的人带来厄运。”

“住口！”劳丽几乎要发火了，“我不想再听这种胡说八道了。我们之前也谈过这个问题，而且已经谈清楚了。你的第一个家庭的悲剧和我们孩子的健康问题都不是你造成的。你知道，我也知道。所以，打起精神来！”

“好吧，好吧，”杰克说，“我们换个话题吧！你的职责怎么办？既然手术已经安排好了，工作该怎么安排呢？”

“今天下午我将正式宣布：因为我要去做一个小手术，暂时由乔治·方特沃斯代替我履行职责。”

“上帝保佑！我希望这是小手术。”杰克说。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跟凯特琳和我父母通了电话，”劳丽说，“他们会帮忙照看两个孩子。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我相信你也会为孩子们负起责任。”

“当然，”杰克说，“那是肯定的。”

“这意味着你不能碰篮球，”劳丽说，“你若在我住院期间受伤，那就麻烦了。答应我，在我处理我的问题时，你不打篮球。”

“我保证。”杰克举起三根手指发誓。

“我是认真的。”劳丽说。

“我也是，”杰克说，“就目前的状态来说，我不适合加入任何球队。我的办公桌上还有一堆验尸报告要完成。顺便说一下，今天之所以那么顺利，可能是因为我把两个案子都交给阿丽雅处理了，这让她既忙碌又不感到无聊。我认为你昨天说得对，我们应该把更多的尸检工作交给纽约大学的住院医师，让他们更多地参与进来。”

“她肯定需要更多的参与，所以我认为你让她来处理这些案子是对的。”

“那么，你没事吧？”杰克直视着劳丽的眼睛问。

“我没事，”劳丽说，“对于这一切，我想我比你冷静。”

“也许是吧。”杰克说，“好了，在她和文尼打起来之前，我最好还是回到那个‘麻辣女王身边去。说她在太平间技术员中不怎么受欢迎都是轻的了。”

“不管她表现得多么趾高气扬，都不足为奇，”劳丽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她在表达个人感受时很坦诚，想什么就说什么，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在这方面，她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我认识并爱上了的人。”

“一语中的！”杰克说，“但我不是反社会人格，只是爱挑剔，也不缺乏同情心。我从没对切特撒过谎。哈哈。”

“去吧！待会儿见。但先给你打个预防针，今晚我们必须谈谈小约翰的事情，因为今天早上我从布鲁克斯学校得到了心理评估专家的一些建议。”

“哦，太好了！”杰克低声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身，朝1号台走去，心想，麻烦事真是一件接一件。但他意识到现在无法思考小约翰的问题。此时劳丽的手术完全主宰了他的思想。

第二十九章

5月10日，上午10点20分

阿丽雅一把推开更衣室的门，用力太大，门内侧的把手狠狠地撞在墙上，砸破了一块瓷砖。对此她并不在意，反而从这种破坏中得到了一丝快感。虽然这两次尸检她做得轻松愉快，但每次尸检结束时，她都被要求甚至被命令充当太平间技术员或清洁工，这让她烦得要死。当她还是医学院学生以及第一年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她就十分厌恶这种欺侮，现在当然更不能忍受了。

她以同样的暴力打开储物柜的门，拿出手机查看。她有一种感觉，可能会再次收到维贾伊的消息。她猜得没错，虽然那不算一条很正式的短信，但仍然鼓舞人心。短信的内容是：又找到一个配型。目标越来越接近。我们期待稍后与你见面，并希望有更多好消息。

阿丽雅兴奋地从储物柜里拿出衣服，急匆匆地穿上。直觉告诉她，她的努力很快就会有回报。她预料到，当那一天到来之际，她一定无比兴奋。随着寻找“渣男”的工作的推进，她越来越期盼一个成功的结局，因为从记事时起，她就一直遭受男性的骚扰和欺骗，她把这次的成功视作一种对他们的报复。在她看来，“渣男”是否在凯拉·雅各布森吸毒过量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提供毒品什么的，这一点并不重要。最让她恼火的是，他藏得严严实实，她认为这是对凯拉的侮辱。她一定要把那个混蛋的秘密彻底揭发出来。

还没穿好衣服，阿丽雅就用手机软件叫了辆出租车，这样她从法医办出来的时候就能直接上车了。她仍然把住院医师的白大褂穿在最外面，因为这次再去宗谱DNA公司，她希望自己看起来依旧像个医生。维贾伊竟然没有问她是哪类医生，这让她感到有些惊讶，尽管她已经准备好说自己是一名血液专科医师，以便与那个虚构的白血病患儿的故事保持一致。

和昨天一样，一路上车速很快。不到20分钟，她就下了出租车，向大楼的商业区入口走去。走进宗谱DNA公司时，淡紫色头发的接待员认出了她，请她进去。

阿丽雅走进里面的办公室，在门边停了下来。这个谷仓似的大房间里的气氛与昨天完全不同，没有人打乒乓球，也没有人打游戏。尽管在场的人似乎和昨天一样多，甚至更多，全场一片肃静。每个人似乎都在用各自的笔记本电脑工作着，无论是坐在办公桌前还是躺在充气椅上。就在她扫视房间之际，维贾伊从摆放在中央的超大号皮革沙发上站起来。和阿丽雅一样，他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只是白衬衫像是新熨烫过的。

“欢迎你，尼科尔斯博士！”他满面笑容地走过来。不过，今天他忍住没有伸出手，而是等着阿丽雅主动把手伸过来。见她毫无反应，他指了指那张沙发，“和我一起坐在沙发上怎么样？或者你喜欢坐在桌边？”

阿丽雅耸耸肩，“怎么都行。”

“那就沙发吧。”维贾伊说。

阿麗雅朝那个方向走去，在各种家具之间绕来绕去，维贾伊跟在后面。有几个人抬头看了看她，随即又把目光投向电脑屏幕。和昨天的情形一样，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是男性电脑极客，不过阿丽雅也确实看到了几个女的。虽然她认为自己是千禧一代的年轻人，但觉得自己比这群人老多了。

维贾伊示意阿丽雅坐在沙发的一端，他坐在另一端，中间放着一沓纸。“我想让你看看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他说，拿起最上面那张画着家谱图的纸递给她。

“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与汉塞尔有血缘关系的配型：阿诺德·汤普森，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我们的专有软件。此人充其量只是汉塞尔的第三代堂亲，这意味着他们的DNA只有一点点相似。你知道第三代堂亲代表什么吧？”

“我不确定。”阿丽雅说，不想暴露自己的无知。两天前的晚上她读过这方面的内容，但现在有些记不清了。

“第三代堂亲拥有共同的曾曾祖父母，”维贾伊解释道，“这意味着他们之间相同的DNA通常非常少，实际上平均不到1%。对于一些基因系谱公司来说，这个数字太小了，甚至不能当作一个配型，因为担心它是假阳性。但我们的软件会自动把Y染色体结果和常染色体结果结合起来。顺便说一下，你没有提到那个患儿是个男孩。”

“我没有吗？”阿丽雅问，假装这是她的疏忽。实际上，她并不知道胎儿的性别，也不敢猜测。因为她想如果猜错了，那么整个故事就穿帮了。

“当确定他是个男孩时，我们很高兴。原因如下，Y染色体不像常染色体那样重组，也不以相同的速率突变，这就是为什么它对种族判断比对系谱学研究更有帮助。但对于本案来说，它是关键。我们所做的就是联系这位可能的第三代堂兄。你可以从图中看到。他的名字叫阿诺德·汤普森。幸运的是，他是一位系谱学爱好者，热切地想要帮助我们，因此提供了他的一个堂姑妈海伦·汤普森的试剂盒。你知道什么是堂姑妈吗？”

“我想我知道，”阿丽雅说，“这是个和辈分有关的问题。某个人的堂姑妈意味着他们的共同祖先是这个人的曾祖父母，同时是那个堂姑妈的祖父母，这意味着他们在基因上有联系，但隔了一代人。”

“完全正确，”维贾伊说，“我们将汉塞尔的DNA与这套新试剂进行了匹配，很高兴地看到，匹配度明显提高了：接近6%。这意味着那个可能的第三代堂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所以我们就为汉塞尔找到了一个合法的曾曾祖父。他叫克拉伦斯·汤普森。”

“这是否意味着汉塞尔的父亲姓汤普森？”阿丽雅惊喜地问。这家公司只花了几小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最初的想法，”维贾伊说，“但我们认为，我们撞到了砖墙。”

“这太遗憾了。”阿丽雅说。她记得在书中读到过，“砖墙”在系谱学上专门指家谱上出现了明显的中断，而这种中断是无法通过追踪出生证和结婚证这些书面记录来解决的。正如她编造的白血病患儿故事里发生的一样，通过捐精受孕可能是造成这样一堵砖墙的原因。领养、收养，甚至是医院里发生的换婴事件，都会导致基于遗传基因的家谱的突然变化。

“是的，很遗憾，”维贾伊说，“而且令人沮丧。我们运用了很多技巧，并利用了现有庞大的家族DNA数据库，找到了汤普森家谱，按照这个家谱我们本应该找到目标，但令人泄气的是，我们没有找到。大约一小时前，借助于我们为那个无名的捐精者生成的拉撒路试剂盒，我们甚至找到了我们认为是汉塞尔父亲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其中一个名叫罗伯特·汤普森的人甚至创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家谱，并乐意与我们分享它，这个家谱一直追溯到汉塞尔的曾曾祖父克拉伦斯·汤普森。这个家谱让我们找到了汉塞尔的祖父和几个与他父亲同父异母的叔叔和姑姑。按说这应该绰绰有余了，但我们仍然两手空空。不幸的是，他的祖父埃里克·汤普森并不像他的儿子那样乐于助人。当我们试图向他解释情况时，他说我们搞错了，说他只有三个子女：两个女儿和罗伯特一个儿子，他们都已经列在汤普森的家谱里。他也否认曾经捐过精。当然，这与基因系谱学告诉我们的结论互相矛盾，也就是说，埃里克·汤普森的某个儿子极有可能为汉塞尔的诞生提供了精子。出现这种问题真是令人沮丧。我们开始懷疑其中涉及领养。”

“那么，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阿丽雅烦躁地问，“这意味着寻找工作结束了吗？”

“不，还没有。我们并没有完全放弃。”维贾伊说，“我们现在把关注点转向了那个捐精者的母系亲属，也就是汉塞尔的祖母，即捐精者的母亲。如果我们能找到她，并且如果她愿意合作，而且确实像我们现在怀疑的那样把儿子送养了，而且是公开送养，我们就能找到孩子的父亲。否则就很难说了，因为纽约州的所有领养记录都是封存的。”

“遇到我们现在面临的性命攸关的情况时，还是封存的吗？”阿丽雅问。她低头看着那张家谱图，痛惜这一切努力可能都白费了。

“我的理解是，纽约州有一些非常严格的法律，用来保护领养秘密，即使是出于医疗原因也不能破例。如果各方都同意，可以公开领养记录，但这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可能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与此同时，如果涉及犯罪，我相信地方检察官有权要求它们呈交法院，但这是例外，不是规定。”

“该死！”阿丽雅越来越丧气。

“哈利路亚！”有人突然喊道，阿丽雅闻声抬起头。与此同时，全场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阿丽雅看到是那个脸上长着少许青春痘的瘦削年轻人，昨天只有他问了一个问题。他挥舞着双手，仿佛一个刚刚赢得比赛的职业自行车手。他本来是坐在桌前操作着笔记本电脑，现在一下子跳到了桌子上。“我找到了孩子的一个表亲，这次是他父亲的母系亲属。”他喊道，“很相配，有800多厘摩。”

阿丽雅从书中得知，厘摩是测量染色体距离的一种复杂方法。厘摩数值越大，匹配度越高。“我们又回到正轨上了吗？”她问，从众人的掌声和欢呼声中受到了鼓舞。

“希望如此，”维贾伊说，“这应该能让我们找到那个祖母了。失陪，我马上回来。”

第三十章

5月10日，下午4点50分

阿丽雅在路边停下来，抬头看着眼前的大楼。她对纽约很了解，知道第五大道的这座大楼是战前建筑，建于20世纪早期。她知道这类大楼里有令人艳羡的公寓，但不知道真实的情形，因为她从未进去过。大楼本身是一座近20层的普通建筑，顶部有几套顶层公寓，风格类似婚礼蛋糕。它还有一个传统的蓝色帆布遮阳篷，从前门一直延伸到路边，周围环绕着垂饰。门内，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门卫正透过玻璃门向外张望，制服看起来有些旧。

阿丽雅来这里是要见一个名叫黛安娜·汉纳的女人。利用基因系谱学技术，维贾伊及其团队成功找到了这个女人。在那个瘦削的年轻人找到一个新的配型后大约一小时，一个女技术员在“家谱”网上意外发现了一条带来全新结果的试剂盒，该网站拥有最大的DNA数据库。该试剂盒来自一个名叫帕特丽夏·汉纳的32岁未婚女性，她与所谓捐精者的拉撒路试剂盒有多达25%的相同DNA。基于这一点，阿丽雅从维贾伊口中得知，这个新发现的女子要么是他们要找的那人的阿姨，要么是同母异父的姐姐或妹妹。维贾伊解释说，从这个女子的年龄来看，第二种可能性很大，这意味着她的母亲，婚前叫黛安娜·卡尔森，婚后改随夫姓，叫黛安娜·汉纳，很可能就是那人的母亲。从帕特丽夏口中，他们了解到黛安娜是一个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65岁社交名媛，配偶是纽约一个地位显赫的律师。帕特丽夏认为自己是独生女，在与她通话的过程中，维贾伊只字未提突然对她母亲产生兴趣的原因。

阿丽雅迟疑不决的原因是，她还不知道该对黛安娜·汉纳说些什么。如果黛安娜是“渣男”的母亲（维贾伊和他的团队都确信这一点），那么阿丽雅将面临几个难题。首先，黛安娜很有可能是少女时代未婚先孕，这对她来说是不光彩的事情，因此意味着她这个儿子被公开领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尽管阿丽雅并不太在意别人的感受，但如果她把这段不愉快的、可能会影响当事人声誉的事情挖出来并公布于众，黛安娜肯定不会高兴。更糟糕的是，虽然阿丽雅编造的故事让宗谱DNA公司产生了探究兴趣，但绝不能用在黛安娜身上，因为这个女人会立刻把那个所谓的白血病患儿当成自己的孙子，由此引发一种情感上的联系，并迅速暴露出这个故事是个骗局。阿丽雅心想也不能对黛安娜说出真相，即她认为对方被送养的儿子在一个年轻女性吸毒过量致死案中扮演了某种角色，那肯定会带来不良影响。

“需要帮忙吗？”门卫看了阿丽雅一会儿，走出来问。

“等一下。”阿丽雅把目光移开，这样就不用看他那张期待的脸了。她讨厌别人，尤其是男人，介入她的私人空间。她假装望着街对面中央公园里枝叶茂盛的树木，又开始思考如何向黛安娜·汉纳解释，才不至于让自己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进而被轰出门。她想，要是维贾伊答应找黛安娜谈谈就好了，但他断然拒绝了她的请求。他说，宗谱DNA公司的工作是为客户提供需要的信息，然后由客户决定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他提醒阿丽雅，领养涉及很多情感方面的难题，好像阿丽雅什么都不懂一样。

阿丽雅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或许以她本人为主角的故事能打动黛安娜的心弦。她可以声称自己是“渣男”捐精的结果，这意味着她和黛安娜有基因上的联系，她来这里的目的是想查明自己的血统。想到这里一丝微笑掠过她的嘴角。这是她迄今为止想出的最棒的主意，而且可能行得通。

有了这个妙计，她快步向门卫走去，他现在就站在前门外面。“我是来见黛安娜·汉纳太太的。”她说。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阿丽雅报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反应很热情。“是的，她正在等你。她的公寓是7A。”

阿丽雅点点头，走进前厅。两部电梯中有一部正停在一楼。乘电梯上楼时，她又温习了一遍要讲的故事的基本内容，越想越觉得这事靠谱。到目前为止，她为自己各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惊讶。在用帕特丽夏提供的号码从宗谱DNA公司给黛安娜打电话之前，她有些担心黛安娜会拒绝见她，因为那时她打算在电话里向这个女人解释自己的目的。事实证明，这种解释完全没必要。开始通话时，阿丽雅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医生，希望和对方见面谈谈。不知怎么的，这就足够了，黛安娜听了以后说，如果阿丽雅想过来，她下午5点左右有时间。阿丽雅很高兴，立刻接受了邀请。

到了七楼，电梯门打开，阿丽雅走出电梯。她还是想不通为什么人们认为战前建筑好，楼道窄得令人恐惧，墙壁涂成了病态的淡黄色。她按了7A的门铃，一个亚裔女佣立刻打开了门，女佣身穿黑色制服式連衣裙，衣领上镶着蕾丝花边。跨进门槛的一刹那，阿丽雅突然明白了战前建筑的魅力。与楼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寓的门厅给人一种宏大的空间感，有着高高的天花板、顶冠饰条、踢脚板和高光泽硬木地板。当她被带进那个显然是书房的房间时，空间感就更强烈了，其中一整面墙都是书柜，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透过一扇宽大的窗户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大片区域。

一个女人从沙发上站起来，阿丽雅猜想她就是黛安娜·汉纳。对于一个已经65岁的女人来说，她看上去保养得很好：身材比同龄人苗条，脸部做过整形，没有一丝皱纹，皮肤紧绷在颧骨上，嘴唇有点儿过于饱满。虽然她没有向前走一步，但伸出一只手表示打招呼。

阿丽雅走进房间，握住了那只手。尽管这是一个她通常避免做的动作，但在这个场合，她想尽可能给对方留下好印象。简短的握手后，黛安娜指了指沙发对面的椅子，自己重新坐在沙发上。阿丽雅注意到她的头发纹丝不动，像是用发胶固定住了。

“你是哪类医生？”黛安娜问，声音略带鼻音，显得有些做作。

“我是病理学住院医师。”阿丽雅说。她还坚持那种想法——撒谎最好从说真话开始。她穿着白大褂，知道自己看起来正是医生的模样。

“病理学吗？”黛安娜问，“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选择。”

“好像很适合我，”阿丽雅说，“这是一个非常挑战智商的专业，尤其是外科病理学。”

“我想也是。”黛安娜说，但听起来她并不信。

“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我自己的事情。”阿丽雅说。接下来她当场精心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是一对没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的孩子，他们通过捐精受孕生了她和弟弟。然而，她和弟弟都有一个小小的健康问题，因此姐弟俩想查出自己的遗传基因。讲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想看看黛安娜是否在听她讲述，是否有什么疑问。

“这很有意思，”黛安娜说，“但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我很高兴你有兴趣提问，”阿丽雅说，“我和弟弟雇了一家基因系谱公司，想看看能否找到我们的祖先，尤其是我们的父亲。我相信你也知道，二三十年前，捐精者都是匿名的。现在不一样了，原因就在于有时会出现我们这种情况。总之，经过大量的工作，那家公司已经确定我们的父亲是被领养的，因此我们在试图弄清他的身份时撞到了砖墙。”

阿丽雅在讲述的关键时刻停了下来，观察着黛安娜，期待在她脸上看到若有所悟的点滴迹象。不幸的是，什么也没有。黛安娜也看着她，仿佛一头雾水。如果说黛安娜的表情出现了什么变化，那就是看起来似乎越来越不耐烦。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阿丽雅说，思考着该如何丢出那个重磅消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吗？”

“不知道，”黛安娜摇摇头，“你之前打电话说你是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医生，我以为跟我们夫妇的慷慨捐赠有关。这是你来见我的原因吗？”

“见鬼，不！”阿丽雅脱口而出。黛安娜的回答太出乎她的意料，所以她说话来不及过脑子。她知道她的用词通常会对老年人产生负面影响，但一般情况下她并不在意。

“那么你最好告诉我真正的原因，”黛安娜说，“我和丈夫今晚要去看歌剧，他马上就回来。”

“我和弟弟雇用的基因系谱公司基本上已经确定，我们的父亲就是你的儿子。”

有那么几分钟，阿丽雅感觉地球好像停止了转动。就连中央公园里一直叽叽喳喳的鸟儿也似乎安静了下来。有一瞬间仿佛连汽车喇叭声和警笛声也消失了，而在平时这些都是纽约市持续不断的背景噪声。

阿丽雅唯一能察觉到的变化是黛安娜的脸。她那过于突出的嘴唇紧抿得几乎要消失，人工修整出的小鼻子下面的鼻孔张开了，扑了粉的脸涨得通红。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一切，阿丽雅下意识地向后靠了靠。

“我没有儿子！”黛安娜站起来大声说，用毋庸置疑的眼神瞪着阿丽雅。

阿丽雅清楚地记得，在贝廷格书中讨论领养问题的章节里，有这样一句话：“穿越这个可能涉及伦理问题的雷区很困难。”尽管如此，她还是觉得黛安娜的反应太过火了。与之相反，她依然端坐在椅子上，试图表现出一副淡定自若的姿态。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黛安娜实际上在吼。

“是的，我听到了，”阿丽雅说，“但我有几张基因系谱公司构建的家谱图，这些图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你还叫黛安娜·卡尔森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埃里克·汤普森这个名字？”

“在我叫警察之前给我滚出去！”这条新的信息令黛安娜大为光火。她伸出食指，指着通向门的方向，仿佛阿丽雅不知道怎么出去似的。

“我更愿意进一步讨论这件事，”阿丽雅说，暗暗希望黛安娜能改变主意，并重新坐下来，但这种希望越来越渺茫，“我只是想找到我父亲。”

“我要你离开这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黛安娜喊道。

“好吧！”阿丽雅说，“随你怎么说吧，你这个整过形的丑八怪！反正你也帮不了我。”

带着强烈的厌恶感，阿丽雅站起来，转身向门口走去。

第三十一章

5月10日，下午5点35分

阿丽雅走出公寓楼，在蓝色遮阳篷尽头的路边停下来，看着车水马龙的第五大道。她需要时间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黛安娜根本不愿谈及曾经的送养经历，这种不合作态度似乎成了压垮阿丽雅的最后一根稻草，她致力于揭发凯拉·雅各布森那个秘密情人的决心动摇了。

各种机动车从她面前缓缓驶过，透过车辆尾气形成的一层雾霾，阿丽雅看到了公园里迷人的绿色植物，心想还是步行回家吧，步行不仅会让人感觉心情愉快，而且无疑也能更快到家。

就在她要穿过马路之际，维贾伊关于地方检察官有权启封领养记录的话突然出现在她脑海里。她在法医办轮转的第一周就了解到，法医办与地方检察官的工作关系十分密切。在纽约几乎每天都会发生一起谋杀案，在许多这类案件中，这两个机构必须密切合作，使正义得以伸张。阿丽雅清楚地意识到，作为法医办的负责人，蒙哥马利博士肯定认识一些地方检察官，因此可能有很大的影响力。她也许有办法解决领养记录被封存的问题。不管怎样，阿丽雅突然觉得值得一试。

她连忙拿出手机查看时间。巧合的是，现在的时间和她昨天去见蒙哥马利博士的时间几乎一致。她猜想对于劳丽来说，加班这么晚也许是家常便饭，于是打开了优步打车软件。就在这时，一辆出租车径直停在她面前，一名乘客下了车。在向司机确认无客后，阿丽雅钻进车里。

6点过后不久，阿丽雅付了车费，在第一大道520号的法医办门前下了车。一个穿制服的保安给她打开门，她直接走进办公区。令她鼓舞的是，她看到的情景几乎是昨天同一时间的再现。和昨天一样，唯一的灯光是从劳丽·蒙哥马利博士的办公室发出来的，这表明所有秘书都已经下班，只有首席法医还在埋头工作。蒙哥马利博士里间办公室的门敞开着，阿丽雅走到门前，发现她连坐姿都和昨天一样，肘支在桌上，双手托着头，研究着同一幅建筑平面图。

“你好！”阿丽雅这次进来时打了声招呼，而不是像昨天那樣悄悄溜进来，让劳丽大吃一惊。这是劳丽特地要求她做的。因为这次来的目的是要请劳丽帮忙，所以她觉得有必要表现得礼貌些，尽管对她来说，门只要敞开着，就可以随便进。

“请进，尼科尔斯博士！”劳丽说，此时阿丽雅已经快走到办公桌前了，“请坐，看来你的时间表和我的一致。”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阿丽雅一开始选择继续站着，“我想再次告诉你我调查的最新进展，或者悲观地说，缺少最新进展。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恐怕又撞上了我们之前所说的砖墙。”

“那很遗憾。”劳丽把手放下，靠在椅背上打量着阿丽雅。在她看来，这个女人的态度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些原先表现出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挑衅。“最新情况是什么？”

“让我先给你看看家谱图。”阿丽雅把随身带来的那两张图放在劳丽面前，“如你所见，第一张图是汤普森家族的家谱，也就是凯拉·雅各布森腹中胎儿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其曾曾祖父，时间是19世纪晚期。正如你所料，胎儿是男性。”

“有意思！”劳丽研究着汤普森家族的家谱，这时阿丽雅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所以，你认为你称之为‘渣男的那个人姓汤普森。”

“一开始我们是这么想的，”阿丽雅说，“遗憾的是，在姓氏问题上，我们再次撞到了系谱学上的砖墙。从汤普森的家谱图可以看出，埃里克·汤普森是‘渣男的父亲。但今天他在电话中断然否认了这一点，说除了他和妻子克拉拉生的三个子女，再无其他子女，那三个你在家谱上都能看到。”

“我希望给他打电话的不是你。”劳丽说。

“不是我，”阿丽雅说，“是宗谱DNA公司的一个主管打的，但他打和我打有什么区别吗？”

“在当法医的早期职业生涯中，我得到一个教训：如果涉及强烈的情绪或潜在的犯罪，我自己进行调查可能会很危险。”

“该死！”阿丽雅说，“我根本想不到那种事。”

“我也是，直到我差点被一些有组织的犯罪分子杀死，”劳丽说，“这只是我的一句提醒。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先不管了，”阿丽雅摆摆手说，“现在面临的砖墙是，‘渣男出生后似乎被人领养了，因此其姓氏可能与Y染色体显示的家族姓氏不同。”

“哦，”劳丽说，“我明白了。领养会导致家谱的中断，对于本案来说，这意味着利用基因系谱学寻找胎儿父亲的尝试已经失败。不过，我对此印象深刻。毫无疑问，系谱学将对法医学有帮助。”

“我也曾担心这种尝试结束了，”阿丽雅说，“但宗谱DNA公司提供了更多帮助，那就是构建胎儿祖母的家谱。就是这张家谱图。你知道胎儿的祖母是谁吗？”

“我想我知道，”劳丽说，“一定是‘渣男的母亲。”

“完全正确。”阿丽雅说，“我们的想法是，埃里克·汤普森说他只有三个孩子，他可能没有撒谎。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他还没结婚时就有了个儿子，但他对此一无所知。虽然这不合常理，但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有时会发生。”

“是的。”

“所以宗谱DNA公司的整个团队都在寻找胎儿祖母的信息。幸运的是，他们确实找到了一个隔得很远的配型，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金子，他们是这么说的。就像天上掉下了馅饼，他们在DNA数据库里找到了一个名叫帕特丽夏·汉纳的30多岁的女人，她不久前才上传了自己的基因资料，结果显示她和‘渣男是同母异父。这意味着她的母亲黛安娜·汉纳就是‘渣男的母亲及胎儿的祖母。”

“我看懂了。”劳丽研究着第二张家谱图，“那么，有人给她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阿丽雅说，“但我并没有在电话里和她说这件事。我想和她面谈，而且也做到了。事实上，我刚从她的豪华公寓回来，公寓在第五大道，可以俯瞰中央公园。”

“天哪！”劳丽说，“我希望你没有把自己伪装成法医。”如果阿丽雅假扮成纽约法医办的代表，去走访有社会地位的人，除了可能遭遇危险外，还可能惹上官司。即使在今天的道德观念中，涉及婚外孕以及领养的问题也依然是人们避之不及的敏感话题。

“绝对没有，”阿丽雅说，“我是以纽约大学病理学住院医师的身份去的。”

“结果怎么样？”劳丽的语气中带着担忧，“你受到欢迎了吗？”

阿丽雅放声大笑，可是听起来不是多么愉快的笑声。她笑得太厉害，好不容易才停下来。“抱歉，”她说，“我没有受到欢迎。呃，这么说也不完全准确。一开始我很受欢迎，但当我提起想谈的那个话题，也就是大约50年前，她和一个叫埃里克·汤普森的男人生了一个儿子时，她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我能想象那种情形。”劳丽的声音中带着不安，她突然后悔鼓励阿丽雅去调查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了。对城市政治深有了解，她开始担心是否会从市长办公室听到这件事。毫无疑问，如果那个女人正式投诉，紧接着就是一场调查，这一事件将追踪到法医办。

“她气坏了，”阿丽雅说，“几乎要把我扔到大街上去。”

“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劳丽紧张地问，“这件事会有什么后果吗？你提到过法医办或者凯拉·雅各布森的死亡吗？”

“我没有提！别担心，”阿丽雅说，“与法医办或凯拉·雅各布森没有任何关系。实话告诉你吧，我编造了一个故事，说自己是试管婴儿，而精子出自她未公开承认的儿子，我只是想查到一些关于我的遗传基因的东西。我尽量降低这个消息对她的冲击，甚至带着感恩，因为如果这是真的，她就是我的祖母了。但并没有奏效。那个自认为是社交名媛的贱人有着一张假脸，能整的部位都整了，嘴巴弄得像鱼嘴一样丑。”

“好吧！”劳丽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由于担心第二天的手术，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个新问题，“也许我们应该试着考虑如何减轻这件事的后果。你觉得汉纳太太的火气有多大？你觉得她会不会对你怀恨在心，通过法律手段让你受到调查或刁难？”

“肯定不会，”阿丽雅摆摆手说，“她的过度反应能确保这一点。她知道，如果她透露出半点风声，比如向别人抱怨我的造访，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她肯定不希望那样。她想让整个事件销声匿迹，这样就不会破坏她的虚假生活。我没有任何担心，你也不要有。”

“也许你说得对。”劳丽说，这个想法确实有道理，也确实让她松了一口气，“既然父母都不愿意承认有这个儿子，我是否可以假设，你不会再骚扰他们了？”

“我受够他们了，”阿丽雅说，“事实上，我原本就没指望他俩能帮多大忙，尤其是那个老头。唯一能利用上他们的是，我当时想或许他们能告诉我他们儿子的下落，至少那个老女人或许能做到。现在想想，这种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你查出了‘渣男的身份，你具体打算做什么？”劳丽突然问道，“我希望你不要有跟他对着干的想法。”

“我要是以个人名义做呢？”阿丽雅问，思考了片刻，耸了耸肩，“我没有想那么远，不过我不会去和他对峙的。我只想让他曝光。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他躲得没有踪影，对凯拉·雅各布森的死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以我的经验，这种事太常见了。太多的男人毁了女人的生活，却能逃脱惩罚。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受不了，所以我才来找你。”

“你什么意思？”

“阻碍我查出‘渣男身份的唯一障碍是纽约州严格的领养法。”阿丽雅说，“那些领养记录是封存的，但我听说地方检察官有权启封它们。我希望你能说服曼哈顿地方检察官这么做。我知道你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上需要密切合作，所以我想……”她没有勇气说下去了。

劳丽把目光移开了一会儿，给自己一些时间考虑阿丽雅的想法。她并不是完全不愿意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提及这个问题，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她在那里有个熟人，但由于她即将进行手术，现在时机不太合适。想到这里她转头看着阿丽雅，“我可以去找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人谈谈。但是要彻底公开那份领养记录的话，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和地方检察官的接触是基于事实，而非基于臆测。我的意思是，‘渣男和凯拉吸毒过量有关的推断只是猜测，不是事實。第二，领养记录被封是有特定原因的，是为了保护相关人的生活不会受到干扰和破坏。除了这两个问题外，对我来说时机也不合适。明天我要在朗格尼医学中心做一个重要手术，至少过完周末才有心思考虑别的事。身体的康复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既然这样，我们还是计划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再打电话谈谈吧。这样我也有机会把你说的所有事情好好考虑一下。你能接受吗？”

“我想可以。”阿丽雅语气平淡地说。虽然劳丽的话听起来很有道理，但阿丽雅不相信她的诚意，认为她可能只是在敷衍自己。“你要做什么手术？”她问。

“我认为和这件事无关。”劳丽平静而温和地说，“我已经和你分享了我的秘密。我再补充一句，希望你不要把我的手术计划告诉任何人，尽管到时候我会发布一个公告。我还有一个请求：希望你能暂缓调查雅各布森的案子，直到我们商谈后再做决定。”她隔着桌子把家谱图递还给阿丽雅，“这样行吗？”

阿丽雅接过家谱图，点了几下头，起身向门口走去。

“等等！”勞丽突然喊道，使走到半路的阿丽雅停了下来，“我想问你今天上午的尸检怎么样。我在验尸房巡视的时候，看到你在专心解剖心脏。”

“很顺利，”阿丽雅说，“一个死于地铁事故，一个死于心室颤动。”

“我听说地铁事故的受害者是麦迪逊·布赖恩特，凯拉的朋友。这真是个巧合，也是个悲剧。”

“是的。”阿丽雅说完就离开了。

劳丽怔怔地盯着门口，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多么奇怪和复杂的人啊，她冰雪聪明，却可能会惹麻烦。有那么一会儿，劳丽为卡尔·亨德森感到难过，因为阿丽雅归根到底是他的包袱，劳丽只求她能在法医办安然度过剩下的轮转时间。劳丽也意识到杰克是对的。尽管阿丽雅有很多反社会人格症状，包括不尊重他人，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等等，所有这些都让她很难相处，但她肯定没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而是高功能自闭症。劳丽觉得，如果一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尝试钻透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盔甲，进入她的内心世界，一定很有意思。

第三十二章

5月10日，下午6点25分

阿丽雅走出法医办的办公区，走进公共大厅，情绪比来的时候更加沮丧。一大群人聚集在大厅的另一头，其中有一半人在哭。他们还占据了大部分座位。阿丽雅停了下来，观察了他们一会儿，感觉和他们同病相怜，只不过她更多的是感到烦躁，而不是伤心。眼看就要查出“渣男”的身份了，线索却突然断了。可是她又能怎么办呢？她来法医办是为了寻求劳丽的帮助，让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通融一下，这是她寻找胎儿父亲的最后一线希望。除了明天上午亲自去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她没有别的办法，虽然她明明知道那完全是浪费时间。另一种可能性是去警察局。不幸的是，戴维·戈德堡否决了她的这个想法，他解释说，警察不喜欢过问这种琐事，除非有合理的证据表明涉及谋杀，而这当然不包括吸毒过量的案件。

突然间，一个悲痛欲绝的哀悼者发出一声特别尖厉的哀号，让阿丽雅心头一颤。她瞥了一眼那个穿制服的保安，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说明这么多年来他已经看惯了这种情形，变得麻木不仁了。阿丽雅做不到这一点，她迅速推开前门，来到第一大道上。大厅里的情景使她的情绪低落到了冰点。

走出大楼让她感觉好受了些，尽管正赶上交通晚高峰。天气依然晴好，落日余晖给建筑物顶部镀上了一层金光。阿丽雅打算叫辆出租车去上西区，于是掏出手机。打开优步打车软件之前她犹豫了一下，突然想起一件事。两天前也是在此时，她正与戴维·戈德堡交谈，意外收到病理学系主任卡尔·亨德森博士发来的短信。出于好奇，她把这条短信找出来重新读了一遍，想起了收到短信后和亨德森博士的一次相当奇怪的会面。她想起他支持她寻找“渣男”，并对她调查的最新进展很感兴趣。当她提到使用基因系谱学的想法时，他也立刻表现出对这个想法的浓厚兴趣。

有那么一会儿，她茫然地盯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脑子里想的却是卡尔·亨德森博士。作为一家大型学术医学中心的病理学系主任，仅从这个头衔来看，他一定有人脉，况且他不仅愿意提供帮助，还可能很有能力。阿丽雅后悔为什么之前没想到他。突然间一切都似乎变得轻而易举了。

她毫不犹豫地拨了卡尔的手机号。现在给他打电话还不算太晚，两天前她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比这还要晚一点。铃声每响一下，她的乐观情绪就减一分，但在响第四声时，对方接了电话。

“阿丽雅？”

“希望没有打扰到你。”她说，尽管心里根本不在乎。

“没有，”他说，“什么事？”

“我想知道你是否有空。我的调查工作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但遇到一个麻烦，需要你的帮助，不过我更想当面向你解释。我想给你看一些东西，你一定会感兴趣。”

“听起来很吊人胃口，无论如何我得见你。你就在附近吗？”

“是的，我在法医办外面。你在办公室吗？”

“不在，但我几分钟内就能赶到，”他说，“我在附近的实验室。巧合的是，你提的关于离子通道病和芬太尼关系的问题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没有查阅到任何文献资料，所以我正在申请一笔资金来研究两者的关系。”

“我10分钟内到你的办公室。”阿丽雅对离子通道病和芬太尼的话题不予理会。

“很好！稍后见！”他愉快地说。

阿丽雅把手机放进口袋，快步朝北走去。她的情绪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现在处于高涨期。即便如此，她还是忍不住问自己，为什么先前没有想到亨德森博士的帮助，现在看来，这是明摆着的呀。

凭着重新找回的动力，大约五分钟后阿丽雅就来到了卡尔·亨德森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她看到的情景和她上次来的时候一模一样，除了清洁工在用吸尘器清理地毯，楼道里还是空无一人。亨德森博士位于拐角的办公室的门还是半开着。像上次一样，阿丽雅没有丝毫的犹豫，径直走了进去。这次她一出现，亨德森博士就看见了她，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准备过来迎接她。

“你就坐在那里吧，亨德森博士。”阿丽雅的语气听起来既像是建议，又像是命令。她不想让他和她挨着坐在沙发上的那一幕重演。此外，她想把带来的家谱图摆在桌面上，让他看清楚。她确信他会被它们吸引。

“好吧，我没问题，”他耸耸肩说，“但我想我们已经约定，彼此可以直呼其名。”

“随便。”阿丽雅说，尽管她对这句话所暗示的那种亲近感并不喜欢。办公室的接待区有两把直背椅，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阿丽雅就搬起一把，放在办公桌前。桌上摆放着一些纪念品，她故意把目光移开，因为这些纪念品会让她想起当年她父亲的书房。她一坐下，亨德森博士也坐下来。

“这对我真是个惊喜，”亨德森博士仰靠在舒适的靠背椅上，把双手放在脑后，做了个伸展动作，然后重新俯身向前，“你确实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你要给我看的是什么？”

阿丽雅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两张家谱图，展开，铺在桌面上。外面吸尘器的噪声更响了，这意味着清洁工已经来到亨德森博士办公室外面。他恼火地摇了摇头，站起身来，走过去关上了门。

“抱歉。”他重新落座后说。

“没关系。”阿丽雅把两张图并排摆在他面前，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她告诉劳丽的那些事情。

解釋完后阿丽雅沉默了一会儿，好让他安静地研究那两张图。他看得很专心，最后终于抬起头来。“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惊叹道，“我很震惊，你竟然能这么快就发现这一切。当你说要用基因系谱学寻找胎儿的父亲时，我还以为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

“这要归功于宗谱DNA公司的电脑极客们，”阿丽雅说，“尤其是多亏公司创始人之一维贾伊·斯里尼瓦桑的帮助。要是没有这些，即使给我几个月的时间，我也做不到。”

“我不知道理解得是否正确，这两张家谱图确实是胎儿父亲的家谱，对吗？”

“显然是。”阿丽雅管住了自己的嘴巴，没有再说难听话。

“为什么给胎儿起名汉塞尔？”

“不用管它，”阿丽雅说，“这没有实际意义，只是电脑技术员想出的一个标签，因为胎儿没有名字。重要的是，黛安娜·汉纳是胎儿父亲的母亲，埃里克·汤普森则是父亲。这才是要点。可以结案了！”

“这就意味着胎儿的父亲一定姓汤普森，”亨德森博士看着她说，“怎么没写在家谱上呢？”

“很高兴你这么问，”阿丽雅说，“在电话里我说需要你的帮助。揭开这个谜题的最后一步就是胎儿父亲的名字。已经确定他不姓汤普森，因为他被人领养了，使家谱出现了中断。胎儿的父亲似乎是黛安娜·卡尔森和埃里克·汤普森的私生子，但他俩都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你跟他们谈过？”亨德森博士问，惊叹于阿丽雅的调查结果。他继续研究着家谱，好像完全被吸引了。

“我没有和埃里克·汤普森谈过，”阿丽雅实话实说，“只有维贾伊·斯里尼瓦桑问过他。但我和黛安娜谈过，她现在姓汉纳。事实上，我是在一个多小时前和她交谈的。”

“她住在这个城市吗？”

“在第五大道，从那里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阿丽雅说，“我刚从那里回来。”

“她嫁给了大律师迈克尔·汉纳吗？”他好奇地问。

“我不知道。”阿丽雅说，“她过着体面的生活，举止和外表看上去像个社交名媛，所以我想她的丈夫应该是个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

亨德森博士再次仰靠在椅子上，眼睛直视着她。

“你有没有把这两张家谱图拿给黛安娜·汉纳看？”

“我一直没机会给她看，”阿丽雅说，“当我告诉她，宗谱DNA公司已经确定她有个儿子被送养了时，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她差点儿把我从公寓里扔出去。”

“听起来她似乎一直试图忘记她年轻时的放荡行为。”他发出一声干笑。

“差不多吧。”阿丽雅说，“我走进她家，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没有抱太大希望。”

“你打电话说你需要我的帮助，”亨德森博士说，“你是不是认为我也许有办法帮你完成最后一步，那就是弄清胎儿父亲的姓氏？”

“没错，”阿丽雅说，“你是否认识某个和纽约地方检察官相熟的人？”她本可以用一种不那么绕的方式说出她的意思，现在这么问是为了抓住任何渺茫的机会。

“这很简单，因为我特别熟悉这样一个人，”亨德森博士笑道，“那就是我本人！我和曼哈顿地方检察官保罗·萨默斯从上寄宿学校开始就是朋友了。你为什么这么问？地方检察官能帮上什么忙？”

“纽约州对领养记录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原因很明显，”阿丽雅说，“但我听说地方检察官有权启封记录，我们只需要弄清领养家庭的姓氏。”

“这应该不难，”亨德森博士说，“其实，安排这件事正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和保罗见面的好借口。我们这几周一直在尝试找机会见个面，这件事可能促成我们愿望的实现。或者更好的办法是，我今晚回家路上顺便去找他。他一直很想带我去看他最近在中央公园西路15号买的那套公寓，就是那栋位于61街拐角的罗伯特·斯特恩大厦，非常气派。你知道我说的是哪栋楼吧？”

“我知道，”阿丽雅说，“就在我家附近。我住在中央公园西路和哥伦布大道之间的70街。”

“你和我们的另外两个住院医师住在上西区，”亨德森博士说，“我和妻子一起浏览住院医师名单的时候看到过。我想你是住在西70街45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没错。”她没想到他记得这么清楚，“那是个不错的社区，在半个街区外的哥伦布大道上有餐馆和服务设施，反方向没多远就是公园。”

“我得表扬你在法医工作上的表现。”他把手平放在家谱图上，“我都看不懂这些家谱图。你做得很出色。告诉我，你对法医学改变主意了吗？你将来有可能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

“不可能！”阿丽雅有点儿恼火地说，“就个人而言，我受不了这种工作。病人可能已经死了，但和家属打交道是件痛苦的事。不，这可能是我最不愿选择的病理学方向了。但我不得不说，这次调查非常令人着迷，尽管也令人沮丧。”

“蒙哥马利博士了解你的调查进展吗？”

“了解。事实上，给你打电话之前，我刚和她谈过。”

“她看这些家谱图了吧？”亨德森博士问，“和我一样惊讶吗？”

“是的，她看过。”阿丽雅说，“她似乎也有些惊讶，虽然不及你的程度。她更担心的是我去找黛安娜·汉纳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我真的不认为会有什么后果。我不认为黛安娜会向任何人抱怨，因为这样做要冒自我暴露的风险。”

“那家系谱公司以外的人见过这些家谱图吗？”

“没有，”阿丽雅说，“就几分钟前蒙哥马利博士见过。”

“你问过她关于为你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求助的事吗？”

“我问了，但她说她想周末再考虑一下，星期一或星期二再答复我。她心事重重，因为她明天要做一个重要手术。”说到这里阿丽雅想起劳丽叮嘱过她，不要对任何人说起自己动手术的事，但这有什么关系？劳丽又怎么知道呢？

“真遗憾，”亨德森博士说，“她就在我们大学的朗格尼医学中心动手术吗？”

“是的。”

“我希望手术顺利。但既然我答应帮忙了，我可以向你保证那些领养记录得以启封。我确信我与保罗·萨默斯的关系将远胜于蒙哥马利博士所能提供的帮助，无论她的决定是什么。”

“我不怀疑。”阿丽雅说。

“你介意我留下这两张家谱图吗？”亨德森博士把它们高高举起，“我想把它们拿给保罗看，这样他就能明白为什么必须启封领养记录了。”

“没问题，”阿丽雅说，“如果你愿意，送给他都没关系。如果他想跟我谈谈，我也能抽出空。”她努力克制内心的激动。这件事突然变得比她想象中的顺利多了。

“我有一个请求，”亨德森博士说，“这个案子变得非常有趣，我想让你在我们星期四的病例研讨中展示它。我想全系都会感兴趣的。你觉得怎么样？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两张家谱图投射在大屏幕上，这样你就可以透彻地解释它们是如何构建的。”

“我会考虑的，”阿丽雅认为这个想法有价值，但她从不喜欢为准备病例研讨做额外的工作，“谢谢你愿意在这最后阶段提供帮助。本来我还担心你会拒绝，因为从一开始你就担心那些小报会盯住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不放。”

“坦率地说，我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了。主要是因为弗农·皮尔斯没那么担心了。看来第二起死亡事件，也就是地铁惨案，引起了媒体对我们的同情。就好像是我们付出生命才使人们注意到这座城市的地铁系统迫切需要升级和完善。”

阿丽雅站了起来，“谢谢你的帮助，亨德森博士，你改变了结局。”

“叫我卡尔。我认为是你通过找我改变了结局。”

“随便吧！不用说，我期待地方检察官同意启封领养记录的那一刻。”

“没问题。”亨德森博士开玩笑地举起食指和中指，做出一个V形手势，“我保证你第一个知道。”

第三十三章

5月10日，晚上7点30分

与亨德森博士愉快见面之后，阿丽雅的心情大变。从开始寻找“渣男”以来，她第一次相信自己会成功，甚至开始想象下一步做什么了。最简单的办法是让戴维·戈德堡参与进来，但那样做的结果将很难让人满意，因为这个医疗法律调查员毫无疑问只会把信息统统甩给他的警方联系人，而这些信息多而杂乱。阿丽雅放弃了这个念头，转而开始想象自己去了解那个人，甚至可能以某种方式安排与他见面，让他知道自己有能力搅乱他的生活，特别是如果他已经结婚，并且有孩子的话。与此同时，她想起了劳丽的告诫：如果他与凯拉吸毒过量有关，她这么做可能会有危险。然而，她即将有选择的机会，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她感到极大的满足。

阿丽雅一回到家就冲了个澡，换上干净的牛仔裤和运动衫。拿着麦迪逊借给她的一本系谱学书，她向西走了两个街区，来到她最中意的一家社区餐馆，点了一些烤鲈鱼和藜麦沙拉。

餐后，阿丽雅回到公寓，观看公共电视网的《新闻一小时》。10点30分，她决定上床看书之前再吃点东西。总之，在对讲门铃响起之前，这是一个与平时没什么区别的夜晚。

“怎么回事？”她嘀咕道。她很少有客人，特别是晚上8点以后，除非送外卖的。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不管它，可能是有人按错门铃了。她住的这栋楼共有六个单元，由于楼下门牌号码板上的灯总是出故障，她也曾有过被人按错对讲门铃的经历。但这次她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所以她走到对讲门铃系统前，说了句“你好”。

“是阿丽雅吗？”传来一阵刺刺啦啦的声音。

“你是谁？”她问。

“是我，卡尔。我知道很晚了，但我刚从保罗·萨默斯家过来。既然我正好在附近，而且我答应过你，一旦有任何关于启封卡尔森家领养记录的消息，就会告诉你，所以我想碰碰运气，看看你是不是还没休息。”

阿丽雅脸上露出笑容。离开他的办公室时，她就预感到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突然间，这种预感似乎就要变成现实了。她立刻按下开门按钮，为他打开楼门。她庆幸还没有换上睡袍，本来吃完晚饭回来后，她想换上的。她穿过客厅，打开了门。卡尔·亨德森博士提着一个购物袋站在门外。虽然天气很温暖，他依然穿着深色大衣，戴着软呢帽。

“成功了！”他得意地笑着说，“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他会给我们提供养父母的名字吗？”阿丽雅问道，只是为了百分百确定。

“是的，没问题。”卡尔说，“我能进去告诉你细节吗？”

“当然可以。”阿丽雅退到一边让他进来。只走了几步，他就停下来，左右看了看，说：“不错的小窝。”

“还可以。”阿丽雅边说边关上了门。她感觉到卡尔·亨德森博士想模仿新潮说法，不由得暗暗发笑，觉得他这么做有点儿可悲。“我帮你放外套好吗？”

“没必要，”亨德森博士说，“我只待一会儿。但我想坐下来。”

“那为何不坐下呢？”阿丽雅指了指沙发，等他落座后，她在一把面向沙发的安乐椅上坐下来。一张咖啡桌将他们隔开。桌上放著那两本翻旧了的基因系谱学书。

卡尔放下购物袋，看着对面的阿丽雅，“我和保罗终于一起吃了顿饭，谢谢你带来的契机。我不得不说，他的公寓简直太棒了。”

“你是怎么提起那个秘密领养事件的？”阿丽雅问。她对他今晚的活动毫无兴趣，只关心如何得到她需要的信息。

“很简单，”亨德森博士说，“我给他看了你们制作的家谱图，并讲了事情的经过。这特别引人入胜。真的！他立刻被吸引了。我确实把家谱图留给了他，希望你没意见。这让我想起我们是否能得到更多副本。”

“我看没什么不可以的，”阿丽雅说，“宗谱DNA公司的数据库里肯定有。”

“保罗有一个关于宗谱DNA公司的问题，”亨德森博士说，“他想知道他们是否知道凯拉·雅各布森之死。”

“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阿丽雅说，“从一开始我就告诉他们，相关人的名字受到《健康保险流通与责任法案》的保护。”

“那很好，”他说，“这是保罗关心的问题。”

“他们甚至不知道家谱的研究对象是个死胎，”阿丽雅说，“为了激发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参与进来，我编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真聪明，”卡尔说，“你介意告诉我你编的那个故事吗？”

“我觉得故事必须有时间紧迫性，才更能打动人。”阿丽雅说，“我没有告诉他们研究对象是一个因吸毒过量致死的女人怀的死胎，而是一个通过捐精受孕诞下的婴儿，他患有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任何治疗都无效，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骨髓移植。由于患儿母亲已经去世，他也没有兄弟姐妹，所以必须尽快找到提供精子的父亲来挽救他。”

她讲完故事后，两人面面相觑地沉默了近一分钟，阿丽雅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讲得太详细，以至于亨德森博士被她非凡的创意和编故事的能力惊呆了。

“哇！”他终于赞叹道。

“商业基因DNA公司处理样本通常需要几周时间，”阿丽雅解释说，“我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加快速度。”

“我明白了。”亨德森博士说，“既然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成果，说明这个办法有效。”

“其中有运气的成分，”阿丽雅说，“这一切都取决于胎儿父亲的亲戚加入了基因DNA潮流。”

“我明白。”亨德森博士说，“宗谱DNA公司对真正的故事并不知情，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放心，这是他唯一关心的。这意味着他很快就能让我们知道那对养父母的名字。”

“太好了！”

“我认为光说好还不够，”亨德森博士说，“事实上，我认为这件事情值得庆祝，为此我是有备而来的。”他把购物袋拿到跟前，取出两个高脚水晶香槟杯，放在咖啡桌上，一个放在阿丽雅面前，另一个放在他自己面前。接着，他拿出一瓶葡萄酒。

“你喜欢普罗塞克葡萄酒吗？”他问。

“我很喜欢。”阿丽雅看着葡萄酒和香槟杯说。通常她不喜欢别人款待她，尤其是男人，因为她总觉得他们另有所图。但这一次，她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有理由庆祝。

亨德森博士像侍酒师一样把酒瓶递到阿丽雅面前，“这种酒叫博尔托洛米奥尔·菲兰达葡萄酒。我不知道为什么叫菲兰达，听起来产地像芬兰，可明明来自意大利的威尼托地区。我只知道它是很棒的普罗塞克葡萄酒。”他拧开金属帽，扯下锡纸，小心翼翼地把这两样东西放回购物袋，然后又拧松软木塞，先排出部分空气，再砰地拔出软木塞。

“好了！”他俯身向前，先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冒泡的葡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他放下酒瓶，端起阿丽雅的杯子递给她，又端起自己的酒杯，“干杯！再说一次，你真棒！”

阿丽雅接过杯子，和他的杯子碰了一下，啜了一口。

亨德森博士犹豫了一下，看着她，“你觉得酒怎么样？”

“不错。”阿丽雅说。酒的口感非常好，此外，颜色也很悦目，是粉红色的。

“对我来说，这是我喝过的最好喝的酒。”亨德森博士说，“我喝过很多普罗塞克葡萄酒，因为我不喜欢香槟。即使是最好的香槟对我来说也没有吸引力，而一瓶上好的普罗塞克葡萄酒就像装在瓶子里的美好夏日。”

阿丽雅又喝了一口，这次是一大口。白天经历了心情的大起大落，现在在口中感受着葡萄酒泡沫的欢腾和美妙的味道是一种享受。不知是出于心理作用还是事实就如此，她觉得这酒确实比她上次在松久餐厅喝的普罗塞克葡萄酒更美味，她不知道这是否因为她当时的心情与现在完全不同。在松久餐厅喝酒时，她刚和麦迪逊·布赖恩特以及伊夫琳·马布里交谈过，和她们的谈话让她觉得在寻找胎儿父亲的问题上走进了死胡同，所以心情比较沮丧。相比之下，她现在正享受着成功的快感。

“放开喝，”亨德森博士说，“我们有一整瓶呢。”他给自己杯中斟满酒，然后指指阿丽雅的杯子，她任由他把杯子斟满。

“你是怎么想出借助基因系谱学寻找胎儿父亲这个聪明主意的？”亨德森博士问。

“这是麦迪逊·布赖恩特的主意。”阿丽雅坦白地说，“我没有想到这一点，我一开始认为，要找到某个人，必须有他的DNA。”

“这也是我的想法。”亨德森博士说，“真有意思，你还能和麦迪逊·布赖恩特交谈。是她在贝尔维尤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的时候吗？”

“不，是前一晚。”阿丽雅说。她又喝了一口酒，然后舒舒服服地靠在安乐椅上，仿佛被它包裹着。酒带给她一种奇妙的放松感，就好像重力突然增加了一样。突然间，上床睡觉的愿望特别强烈。

“就是说你来我办公室之后，又去找了麦迪逊·布赖恩特，”亨德森博士说，“天哪，天哪，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动力……”

阿丽雅又喝了一大口葡萄酒，咽下后，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突然，她感到一阵不太舒服的眩晕。与此同时，亨德森博士的话似乎失去了意义。她能看见他还在说话，也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听不懂他在说些什么。接着她的视线变得模糊了。她放下杯子，不停地眨巴眼睛，试图使视线变清晰。她内心越来越惊慌，挣扎着想站起来。

“怎么了？出了什么事？”亨德森博士问。他身体前移，把手伸向她，担心她会向前一趴，从椅子上摔下来。

“我需要……”她嘟囔着，但没有把话说完。她的身体慢慢歪向一边，要不是亨德森博士趕紧站起来，上去扶着她靠在椅背上，她就从安乐椅上摔下来了。然后，他掏出一双外科手套戴在手上。

第三十四章

5月11日，早晨5点45分

杰克已经醒了近一小时，但他一直静静地躺着，为即将到来的一天而担心。太阳一出来，他就小心翼翼地溜下床，生怕床垫在减去他168磅的体重后突然反弹。他以前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差点把劳丽甩到床下去。在这个特别的早晨，他当然不想惊醒她，希望她能多睡一会儿。由于预计午会不久将进行全身麻醉，所以除了水，她需要禁食。

有那么一会儿，他只是望着她。她侧身躺着，面对着他，一头浓密的赤褐色头发压在脑后。他知道她头天晚上吃了安眠药，所以睡得很沉，到现在还没醒。他希望她的活检结果是阴性，手术能够顺利进行。他还在想，要是他能代替她做手术就好了，对她的担心会让他感觉这一天特别难熬。他了解自己，知道忘记担忧的最好办法就是埋头工作。

他走进浴室，飞快地刮了胡子，匆匆冲了个澡。由于主卧的设计比较合理，他可以直接从浴室进入他们所谓的更衣室，而不用经过卧室。

穿好衣服后，他先去埃玛的房间看女儿。埃玛睡得很熟，看上去还是那么可爱。他今天不用担心她，因为对她来说，今天和平时没什么区别，她还不明白她妈妈的生命将会受到威胁。不幸的是，小约翰和她不一样，昨天晚上他和劳丽告诉小约翰实情了。毫无疑问，小约翰明白这种情况，但显然故意装出一副不关心、不在乎的样子。但杰克知道这只是表面现象，他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

从埃玛的房间出来，杰克又走进小约翰的房间。小约翰裹在毯子里，身子扭曲着，和脸上平静安详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看到这一幕他不由得笑了。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四年级时的样子，记得那时自己是多么顽皮任性。因此他想，如果他在小约翰的学校上学，表现得和当年一样，学校是否也会要求他进行心理评估。当然，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他还是不由自主思考起来。他已经接受了让小约翰做评估的想法，也同意劳丽的观点，即他们越了解小约翰，越有可能成为更合格的父母。与此同时，他还像以前一样强烈地感觉到，目前对多动症的过度诊断泛滥成灾，让这么多孩子，尤其是小男孩服用兴奋剂是愚蠢的。按照他的观点，如果要给小约翰这样的建议，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而且这些证据要来自多个渠道。

尽管小约翰定的闹铃15分钟后才响，杰克还是用手轻轻推了推他的肩膀。见小约翰毫无反应，他不得不加大力气反复推了几次，直到儿子睁开眼睛。看到爸爸，小约翰腾地坐了起来。

“现在几点了？”他紧张地问，显然以为自己睡过了头。

“还早，”杰克小声说，“大家都还在睡觉。我只是上班前想和你聊聊。”

“关于什么？”

“妈妈今天的手术，”杰克说，“昨晚咱们谈过这件事以后，你有没有再想过？”

“是的，想过一点儿。”

“你有什么感觉？”

“什么意思？”

“你害怕吗？有没有担心她要在医院住几天？”

“我不知道，也许有点儿吧。我今天能不去学校吗？”

杰克看着儿子，试图从他的表情中判断他问这个问题的动机。知道儿子对电脑游戏的爱好，杰克自然会怀疑他想这样做的驱动力更多来自电脑游戏，而非情绪波动，但怎么能确定呢？

“这就是你想做的事情？”

“也许吧！”小约翰说。

杰克暗自笑了笑，觉得已经从儿子的含糊其词中得到了答案。为了验证他的怀疑，他说：“如果你待在家里，玩电脑游戏的时间要受到限制。”

“为什么？”

“我们得让老师把你在课堂上要做的功课发给我们，以便你在家里完成。”杰克说，“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的经验。如果你担心妈妈会住院，最好还是去上学，这会让你分心，不去想这件事。这就是為什么我要去上班，而且要一心一意地工作的原因。你觉得呢？”

“我想我还是去上学吧。”小约翰说。

“我一旦知道妈妈的手术结束，就给你打电话。”杰克说，“你觉得怎么样？”

“好。”

“无论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原因，你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好的，我知道了。”

“你想下楼和我一起吃早餐吗？”

“好吧。”小约翰挣扎着从缠在身上的毯子里钻出来。

早餐很简单，只有橙汁和麦片。父子俩还聊到了周末计划，杰克承诺带儿子去公园骑自行车，打曲棍球。饭后小约翰上楼穿衣服，准备上学，杰克给劳丽留了一张便条。虽然他昨天主动提出今天上午不上班，开车送她去医院，但她坚决反对。她希望他去上班，在必要的时候帮乔治·方特沃斯一把，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她主张杰克不要把她所说的小手术搞得如临大敌，她宁愿自己去医院。他没有再争辩。

杰克上班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跟保姆凯特琳交代了几句，确保凯特琳把他的手机号码设置成紧急联系号码，以便她在紧急情况下联系他。和小约翰说再见之后，他跨上自行车，向南骑去。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杰克尽情享受着骑行的乐趣。天气和运动使他暂时忘记了担忧。他甚至感觉路上的车辆似乎也比平时少了一些，出租车司机也不像平时那么讨厌了。7点15分，他走进身份鉴定室，照例拍了拍文尼的报纸，问詹妮弗昨晚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案子。

“一个很平淡的夜晚。”杰克倒了一杯咖啡回来时，詹妮弗说，“但是有一个可能会引起你的兴趣，是一起缢死案，不过警方分不清是他杀还是自杀。”

“有遗书吗？”杰克问。

“不知道，”詹妮弗说，“我没有读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报告。既然警方有疑惑，我知道这是一起需要验尸的案子，所以就把它列在了待办案件表里。”

“让我看看。”杰克从她手里接过案卷，一页页地翻着，找到了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报告，把它抽出来。他喜欢处理有争议的案子。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这个案子指派的调查员是贾尼丝·耶格，多年来，他和她一起处理过无数案子，他非常钦佩她的经验和智慧。她往往能预料到他可能需要更多的信息或记录，因此甚至会在他提出要求之前就提供给他。

快速浏览调查报告后，杰克得知死者是一名28岁的白人男性，被发现吊死在5英尺高的花园大门上。他和朋友出去喝酒，但在酒吧和一个人打了起来，有人听到对方威胁说要杀了他。随后，死者在朋友的陪同下回了家，他们说他情绪低落，喝得醉醺醺的。他们还说把他送到了公寓前面的花园门口。几个小时后，一个路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并报了警。在报告的最后，贾尼丝补充了一句附言：“见图表和照片。”

杰克重新打开案卷，很快找到了贾尼丝用简笔画的草图。图上钉着几张照片。这些照片展示了死者坐着的姿势，背对着门，腿伸展着，衣领被门的插销钩住了。

杰克把调查报告放回案卷。“我要这个案子，”他对詹妮弗说，“而且，正如你所知，我今天不想闲着。换句话说，就是我希望你有其他案子时想起我。”

“我一直是这样。”詹妮弗说。她说的是实话。每当她值班，而且遇到不知该如何分配的案子时，她就会给杰克打电话。

“还有一件事，”杰克说，“若是尼科尔斯大驾光临，让她下去。”

“别告诉我我们还得和她一起工作。”文尼从报纸后面抱怨道。

“恐怕是这样，”杰克对他说，“我已经答应了我妻子和麦戈文博士。”

见文尼懒得回答，杰克走过去抢走了他的报纸。文尼并没有像他所希望和预料的那样把脑袋一缩，反而翻了个白眼，“既然你有那个能干的贱人帮忙，就不需要我了。”

“别那么刻薄，注意你的用词。”杰克说。虽然报纸被他抢走了，文尼却表现得毫不在意，这让他感到有些沒劲。“来吧，大个子！”他用空着的一只手把文尼拉起来，“走吧！我希望今天是个大日子。”到底有多大，杰克绝对想不到。

六年前，胡莉亚纳·桑托斯和她的弟弟路易斯从巴西移民到了美国。他们一开始去了迈阿密，最初日子过得很艰难。多亏了一些远房亲戚和迈阿密巴西社区的帮助，他们熬过来了。在一个叔叔的资助下，他们搬到了纽约，创办了一家名为“超洁”的家庭清洁服务公司。他们的口碑很好，生意做得不错，雇了五名年轻女保洁员，买了一辆二手斯巴鲁旅行车和三台吸尘器。保洁员工作时两人一组，路易斯负责开车送她们到各自工作的地点。一整天，路易斯都是通过电话和她们保持联系，把各小组从一个公寓送到另一个公寓。

5月11日的第一站是西70街45号，胡莉亚纳和搭档安东尼娅下了那辆装满了保洁员、清洁用品和吸尘器的斯巴鲁车。“下午见。”胡莉亚纳挥着手用葡萄牙语说。她手持一台吸尘器，软管搭在肩上，背着一包抹布和一卷纸巾。安东尼娅提着水桶、拖把和清洁用品。她们费了好大劲才爬上花岗岩台阶，东西相互撞击，发出一阵叮当声。

胡莉亚纳在大楼的前门停下来，放下随身携带的物品，掏出硕大的钥匙圈。她找到钥匙，插进锁孔，却发现门没有上锁，也没有完全关严，她可以用身体顶开。“见鬼！”她喃喃自语，拿起吸尘器等物品，吃力地进了屋，以手撑门，好让安东尼娅进去。她绕过右侧相对较宽、盘旋而上的楼梯，走过一段又窄又短的过道，来到那套一楼公寓门前，然后放下所有东西，掏出钥匙圈。在她的印象里，这套公寓的门总是上着锁。

胡莉亚纳只见过住在这套公寓的客户一次，还是几年前。她知道那个女人是个医学博士，对她不太友好。好在对方总能按时付款，而且从不抱怨。不同的客户对待她们的方式千差万别，对此胡莉亚纳颇有感慨。有些人表现得很傲慢，有些人则非常友好，还有些人面无表情。幸运的是，无论他们个性如何，她不需要经常与他们打交道。

打开锁后，她用力推开门，拿起吸尘器走进房间。就在这时，她闻到一种她无法辨别的腐臭气味。安东尼娅跟着她进了房间，胡莉亚纳仰起头，嗅了嗅空气。作为一名专业保洁，她意识到一定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但却不知道是什么。她正要问安东尼娅是否也闻到了一股奇怪的气味，这时她意识到客户在家，就坐在她正前方的安乐椅上，但背对着她，所以她看不到那个女人的脸。

“你好！”胡莉亚纳喊道，立刻为刚才没有按门铃甚至没有敲门而后悔。以前她们来打扫卫生时，这个客户总是不在家。“你好！”她又稍微提高嗓门喊了一声。还是没有回应。她放下吸尘器，绕到椅子正面。一看到那女人的脸，她就尖叫起来，致使安东尼娅也条件反射性地尖叫起来。过了一会儿，胡莉亚纳才恢复镇定，掏出手机报了警。

“好了！”杰克对文尼说，“根据从这次尸检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加上医疗法律调查员的报告，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此时已是9点多，验尸房里一片忙碌景象，这意味着八张验尸台都被占用着。切特是在8点多一点进来的，他走到杰克跟前，问阿丽雅·尼科尔斯有没有按时上班。杰克回答说没有，他听后只是翻了个白眼，就去忙自己的案子了。

“我猜你问的是死亡方式。”文尼直起身子，伸伸背。他们刚刚完成死者颈部的解剖，这种解剖耗时长且乏味，只有在眼前的这类案子中才会做，因为预计死者会有颈部创伤。验尸的主要部分，包括胸部和腹部的解剖，表明死者没有疾病、先天性畸形或受过外伤。唯一的异常发现是死者胃里有一些部分溶解的胶囊，这表明他在喝酒的同时服用了某种药物或毒品。这些胶囊究竟是什么，要等毒理学结果出来才知道，他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也要等。

“肯定不是他杀。”文尼说。

“你怎么这么肯定？”

“由于颈部肌肉出血，他在被衬衫领子勒住之前并没有死。”文尼很享受和杰克的这些对话，觉得这些年里学到了很多法医学知识，“我还从没听说过用衬衫领子作为谋杀手段的。”

他和杰克通过仔细的颈部解剖发现，死者舌骨和甲状软骨都是完整的，如果死者是被吊死的，这两个部位往往会受损。除了颈部肌肉出血，他们发现的另一种唯一病理是死者左颈动脉和左颈静脉闭塞，这与死者颈部左外侧面的一道凹痕吻合，那道凹痕向右耳倾斜。

“我同意你的看法，他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杰克说，“那我们跟警方怎么说？”

“我不知道，”文尼说，“调查报告中提到，他的朋友认为他患有抑郁症。所以我想可能是自杀。”

“不留遗书？”

“这不影响我的判断。”文尼说。

“你的分析有一定道理。”杰克说，“据估计，三分之二的自杀者没有留下遗书。如果这家伙喝得醉醺醺的，心情又抑郁，自杀之前肯定没工夫到处找纸和笔。但在做了尸检并重读了贾尼丝的调查报告后，你想知道我的看法吗？”

“快说吧。”文尼说。

“我想这个可怜的家伙喝得太多了，当他试图打开花园门时，摔倒了，但并没有径直向后倒，而是瘫倒下去，可能双腿变得软弱无力了。在这个过程中，他的衬衫领子被门闩钩住了。虽然这并没有把他完全吊起来，但产生了足够的压力，堵住了他的左颈动脉和左颈静脉。”

“这意味着死亡的方式是意外。”

“这就是我的看法。”

“斯特普尔顿博士。”一个声音喊道。

杰克转过身，看到是太平间的另一名技术员萨尔·丹布罗西奥。

“对不起，斯特普尔顿博士，”萨尔说，“很抱歉打扰你，我是来告诉你，巴特·阿诺德来了，他需要马上和你谈谈。”他指了指通向走廊的门。透过嵌有铁丝网的窗户，杰克只能辨认出巴特的脸，他正挥手示意杰克出来。

“他为什么不系上围裙进来呢？”杰克问。作为医疗法律调查部的负责人，巴特是一名老员工了，曾多次进入验尸房。

“我不知道，”萨尔说，“但他看起来忧心忡忡。”

“饶了我吧！”杰克喃喃地说。他最讨厌的事情之一就是在尸检过程中受到打扰。与此同时，他知道处理手头这个案子花的时间比平时长，因为他有些故意拖延，以免今天再没有其他案子分配给他。可以说验尸房成了他的避难所。

他放下用来做颈部解剖的钝头剪刀，告诉文尼继续解剖头盖骨，然后向门口走去。

“怎么了？”走到巴特跟前时他问道。巴特身材魁梧，几乎秃顶，只有后脑勺上散落着稀疏的灰白头发。在身为法医办死亡调查员的职业生涯中，他什么稀奇古怪的案子都见过，所以一贯表现得非常淡定，但今天却显得很激动。

“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悲剧，”他说，“这个月被派到这里轮转的纽约大学的一个住院医师要么已经进太平间了，要么正在送去的路上。”

“天哪！”杰克惊呼，然后追问道，“哪个住院医师？”

“那个女的。”巴特压低嗓音说，尽管周围没人能听到。

“你说的是尼科尔斯博士？”杰克怀疑地问。

“就是她。”巴特点点头说，“大约一小时前我们接到電话，说死者吸毒过量身亡。我的意思是服用过量的芬太尼类鸦片；我惊掉了下巴。这像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无论如何，意识到潜在的影响和其他后果，我决定亲自处理这个案子。我去了现场，发现是典型的吸毒过量，咖啡桌上放着吸毒用具，包括她用过的注射器。我估计她已经死了八到十个小时，尸体发冷，全身僵硬。”

杰克的脑子转得飞快，试图想出最合适的办法来应对这种突发状况。

“我已经给蒙哥马利博士打过电话了。”巴特结结巴巴地说。

“那有些遗憾。”杰克说，因为他马上想到劳丽还有几小时就要进手术室了。

“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巴特坦言，“我知道你妻子下午要做手术，但是……”

“你可以打电话给乔治·方特沃斯呀，”杰克说，“他现在是代理首席法医。”

“我试过了，”巴特说，“他当时没接电话，所以我留下了姓名和电话号码。但他没有马上回电话，我想这件事应该让劳丽知道。我感觉情况很紧急。”

“好吧，打了就打了。”杰克说，“她说什么了？需要我给她打电话吗？”

“她让我直接跟你说，所以我才来找你。”巴特说，“她说让你负责这个案子，负责做尸检。她还让你给亨德森博士打电话，确保他知道这件事。她还想让你给唐纳泰罗夫人提个醒，以便公关部门应付新闻界。”

“她有没有说过让我给她打电话？”杰克问。对他来说，这是关键问题。如果劳丽感到苦恼或担心，他就给她打电话。如果没有，他不想打扰她。她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我想她不希望接到电话。”巴特说，“这是我的感觉。”

“那好吧。”杰克说，“你的调查报告写好了吗？”

“我确保把它放进案卷里，”巴特说，“但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案子不会有特别之处。就像我说的，从现场来看是非常典型的吸毒过量案。”

“谢谢告知，”杰克说，“很感激你不辞劳苦赶过来。”在相对豪华的新办公大楼中安顿下来后，医疗法律调查员很少再回到原来的老地方。

“不客气。”巴特说，“死者母亲正从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赶过来。如果有任何相关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你回一楼的时候，能帮我个忙吗？”杰克问，“告诉詹妮弗，尼科尔斯的尸检由我来做。”

“我会的。”巴特说，“如果你发现什么不寻常的地方，请告诉我。”

杰克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转身推门回到验尸房。对他来说，刚从巴特口中听到的消息当然是个坏消息，因为他不希望任何人死，即使是某个他反感的人，但这个坏消息也间接给他带来一些好处。他迫切需要什么来转移注意力，使他不再牵挂劳丽的手术，而阿丽雅·尼科尔斯令人震惊的死亡恰恰起到了这个作用。尽管太平间的技术员都不喜欢她，但他隐约觉得法医办会有人想念她的。

“好了，让我们完成这个案子。”他回到1号验尸台时说。文尼工作起来一贯高效，已经用锯子锯开了尸体的头盖骨，杰克把顶部揭开，露出了脑组织。

当杰克准备将脑组织从头盖骨中取出时，文尼伸出手在他眼前晃了晃，以引起他的注意。在一起处理了那么多案子，他们彼此非常了解。“怎么了，老兄？你看起来压力很大。”

杰克站直身子，“你绝对猜不到巴特·阿诺德找我有什么事。”

“感觉到你的反应比较大，我怕猜不到。”文尼说。

“尼科尔斯博士没有过来参与这个案子的原因是，下一个案子她要来。”

“还来？”文尼愣住了。他端着托盘，等着杰克把刚取出的脑组织放进去。

“尼科尔斯博士是我们下一个解剖对象。”杰克说完又回到手头的工作上。

“天哪！”文尼嘀咕道。现在轮到他吃惊了。

“你能把托盘拿近一点吗？”此时杰克手里正捧着那团脑组织，由于本身具有的质地和黏稠度，它摸起来滑溜溜的。他最怕的事情就是把它弄掉在地上。

“对不起，”文尼把托盘递过来，让杰克把脑组织放进去，“她到底是怎么死的？”

“表面上看又是一起吸毒过量案，”杰克说，“你能相信吗？”

“哦，我不相信！”文尼说，“这似乎不可能。我们昨天才跟她做了两个案子。我不知道她吸毒。这下子彻底摆脱了。”

“说话别那么损。”杰克说，“另外，说风凉话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你，而且别忘了尼科尔斯博士也有她的优点。如果不死，我认为她会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病理学家。”

“我敢说，我们这些技术员都不会想念她。”

“不出所料，他的脑组织看起来有点水肿和充血。”杰克试图把他和文尼的注意力转移到手头的案子上。他把脑组织放在砧板上，用刀切下几片，放进一罐固定液里。与此同时，文尼开始缝合身体，包括Y形切口、颈部切口，以及颅盖。

几分钟后，尸检完成了。两人一言不发地整理着标本瓶，做着基本的清洁工作。最后，杰克帮文尼把尸体从验尸台搬到轮床上。

“辛苦了，这次尸检和平时一样顺利。”杰克说，“你把尸体放进太平间，然后为下一个案子，也就是尼科尔斯博士的案子做好准备工作。我得去打个电话，不会花太多时间的。你去忙吧。这将是一次超乎寻常的体验。你做好思想准备了吗？”

“我想我做好了！”文尼说，“你呢？”

“我也是。”杰克说，但他并不完全确定。这是一个情感上的未知领域。

第三十五章

5月11日，上午10点48分

杰克的办公室在四楼，他是乘后面的电梯上去的。在电梯上行的短短时间里，他试着想象与纽约大学病理学系主任的对话将会是什么样子。一定不会愉快。尽管杰克只见过他本人一次，但从劳丽对他的描述中，杰克觉得好像了解他。在杰克的印象中，他至少有点儿幽默感，稍后当他听说有关阿丽雅·尼科尔斯的事情时，这种幽默感还是有帮助的。

杰克不想让文尼久等，就匆匆出了电梯，穿过楼道朝他的办公室跑去。经过切特·麦戈文的办公室时，他往里面瞟了一眼，看到切特正在用顯微镜观察什么，于是停下脚步，探头进去。

“你听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住院医师的消息了吗？”杰克问。

切特抬起头，“只知道她没来参与你刚才做的案子。”

“意思是你还没听说她为什么没来？”杰克惊讶地问，因为这类消息在法医办通常是以光速传播的。他还以为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是你告诉我，还是我自己猜？”切特说。

“她死了。”

“别扯了！”切特往椅子上一靠，瞪着杰克。

“我是认真的，她的尸体存放在太平间。我和文尼接下来就给她做尸检。”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切特一脸狐疑。

“不，我没有，”杰克说，“信不信由你，她是类鸦片危机的又一个受害者。吸食过量。”

“哎呀，”切特假装痛苦地说，“真是个悲剧。她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杰克说，“至少这能让你这位教务主管在这个月剩下的时间里轻松很多。”

“同意，”切特说，“只要你勇敢面对，每一场灾难背后都有好的一面。但考虑到她所接受的教育，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啊。”

“你还在说风凉话吗？”

“没有，我实话实说。”

杰克点头表示同意，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重重地坐在办公椅上，拿出纽约大学医学院的通讯录，查找病理学系的电话号码。找到后他用座机打了过去。在等待电话接通的过程中，他想起劳丽告诉过他，凯拉·雅各布森出事时，卡尔·亨德森博士给她打过电话，问能不能把尸检交给他们系做。杰克不知道这次他是否还会提出同样的请求，如果是，肯定不能答应他。

一个秘书接了电话，杰克请求转到亨德森博士办公室，同时主动报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单位。在手持话筒等待的过程中，他听到了一段他认为已经过时的背景音乐。

“我是亨德森博士。”话筒里传来洪亮的男中音。

杰克重新做了自我介绍，正要告诉他那个坏消息时，亨德森博士说：“很抱歉打断你，但我想你打电话来是为了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我得告诉你，警方已经向我们通报了她的死讯。”

“好，”杰克说，觉得能从对方的声音中听到痛苦，“这正是我打电话来的原因。我的妻子，劳丽·蒙哥马利博士，特地嘱咐我给你打个电话，确保你知道这件事。有人告诉你死因从表面上看是吸毒过量吗？”

“是的，我们被告知这又是一起吸毒过量事件。”亨德森博士说，“你可能也知道，这是一周内我们医学中心的又一出悲剧。这么多年轻人吸毒，我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是时候采取一些重大措施了。”

“我完全同意。”杰克说。但他心里想的却是，也许那么多的小学生不应该因为所谓的多动症而服用药物。

“前几天当社会工作者凯拉·雅各布森死去时，我曾打电话给你妻子，提出我们自己进行尸检，以免消息散播出去，但她拒绝了我们。我们想给尼科尔斯博士同样的待遇。我们的院长弗农·皮尔斯，对这次吸毒过量事件更加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机构与滥用毒品扯上关系。”

“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在法医办进行尸检。”杰克说。因为有思想准备，他知道该说什么。

“你妻子也是这么解释的，”亨德森博士说，“但我相信我们的建议不会有什么坏处。我们希望你们再次避免媒体知道这一不幸事件，特别是那些小报。”

“我们会尽量小心，不让消息外泄。”杰克说。

“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亨德森博士说，“换个话题，坦白地说，我对尼科尔斯博士有吸毒问题并不感到惊讶。我看得出毒品对她有很大的吸引力。尽管在某些方面她很有天赋，但她是一个麻烦缠身、固执己见的人。身为系主任，我可以告诉你，她在这里当住院医师的这几年很不踏实，我听你妻子说，她在法医办最初也是这样。”

“尼科尔斯博士和我们的教务主管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杰克含糊其词地说。

“你妻子在电话里告诉我，她的印象是尼科尔斯博士没有认真对待她在法医办的轮转。这促使我和她谈了谈。在那次谈话中，她直言在轮转之初，她特别讨厌法医病理学，认为它应该是一门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但后来她说她的看法变了。”

“当我妻子允许她对凯拉·雅各布森进行尸检，而不是仅仅站在旁边观察时，她的看法可能发生了改变。”杰克说，“这个决定并不是凭空想起的。我妻子觉得纽约大学的病理学住院医师在法医办的轮转多年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需要被赋予更多的责任。”

“不管是什么原因，确实奏效了。”亨德森博士说，“在我的印象中，那个胎儿的意外发现引起了尼科尔斯博士的注意，促使她借助基因系谱学寻找胎儿的父亲。这标志着她态度上的一个重大转变，从缺乏兴趣到积极调查。你个人是否意识到她的这种转变？”

“我多少意识到了，”杰克说，“我妻子提到尼科尔斯博士对调查这个案子很感兴趣。我必须承认，我也觉得利用基因系谱学作为法医辅助手段的设想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家族DNA数据库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我的感觉是，对于一些谋杀案来说，它可能有很大的价值。”

“尼克尔斯博士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亨德森博士说，“她给我看了一些脉络清晰的家谱图，这些家谱图是她为凯拉·雅各布森一案准备的，目的是找到胎儿的父亲。你有没有碰巧看到这些家谱图？”

“没有，我没看到，”杰克说，“尼科尔斯博士是在我妻子的监督下调查那个案子的，我没有参与。但我昨天和她一起处理了几个案子。作为一名解剖员，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发现她并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

“这种评价算是客气的，”亨德森博士说，“正如我告诉你妻子的那样，尼科尔斯博士不善于团队合作，而且经常表现出反社会人格症状。不过，她显然和你妻子关系很好，所以你妻子才把自己很快要做手术的事情告诉了她。她是在我们的医学中心做手术吗？”

“是的，”杰克瞥了一眼桌上的时钟，“事实上，现在她可能正在去入院部的路上，所以她才让我替她给你打电话。”

“我想可能是这样，”亨德森博士说，“我希望一切顺利，谢谢你的来电。”杰克还没来得及回应，他突然挂断了电话。

杰克把话筒从耳边拿开，看着它，好像它能解释为什么电话突然中断了一样。他在脑海中回放着刚才那段对话，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亨德森博士好像在向他打探什么，但他又说不准具体是什么。他耸了耸肩，缓缓放回话筒。

杰克拿出手机，给劳丽打去电话。尽管她告诉过他不要担心，专心工作，她会没事的，但他忍不住。她马上就接了，仿佛她手里刚好拿着手机似的。“你是在去医院的路上还是在家里？”杰克问。

“我在出租车上，”劳丽说，“如果交通顺畅的话，我半小时就能到。”劳丽的声音听起来很乐观，杰克不知道这是她内心的真实反映，还是妻子为了让他放心而强装出来的。

“我想给你汇报一下尼科尔斯的情况。”杰克说。

“谢谢你！”劳丽说，“这事太令人震惊了！真是一出悲剧！”

“我也认为是，”杰克说，“当巴特·阿诺德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大吃一惊。但我想让你知道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我来做尸检，我已经按你的要求给亨德森博士打电话了。”

“谢谢你，亲爱的，”劳丽说，“很抱歉把这件事压在你身上，巴特当时没能马上联系上乔治·方特沃斯，所以才打电话给我。总之，出于各种原因，我觉得你比乔治更适合处理这件事。我想亨德森博士也很震惊吧。”

“他已经知道了，”杰克说，“警方已经联系了他或弗农·皮尔斯。反正他早就知道了。”

“很好，”劳丽说，“这样你也轻松些，不用亲口告诉他了。他们医学中心一定急疯了。一周内出现两起吸毒过量案，这可不是什么好新闻。”

“他又一次提出在他们那里做尸检，”杰克说，“我告诉他，按照法律规定，尸检必须在法医办做。”

“我认为这只是来自高层的压力，”劳丽说，“我很高兴你在这个问题上再次纠正了他们。”

“更重要的是，你现在怎么样？”杰克问，“我知道我们昨晚讨论过这件事，但今天早上留下你独自去面对，我仍然十分愧疚。”

“我很好。”劳丽说，“相信我！我已经为这次手术做好了思想准备。我知道这件事情是躲不过去的，所以不如现在就解决掉。很明显，现在的情况对你来说比我要难得多。我绝对相信，你安心工作对你和法医办都有好处。我会没事的。”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在入院部见面。”杰克提议。

“没必要，杰克，”劳丽声音里带着一丝恼怒，“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会没事的。据我所知，我将直接从入院部去做术前准备。手术结束后，我要先被送进麻醉复苏室，然后才被送进病房。你集中精力处理可怜的尼科尔斯博士的案子吧！”

“好吧，好吧，”杰克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给劳丽添麻烦，“我这就去做尸检，等你手术后我会去病房看望你。你知道你住在哪间病房吗？”

“如果不发生意外情况，我将被送到金梅尔馆的838号病房。我们在那儿见。我爱你！”

“我也爱你！”杰克回应道。

杰克在办公室里坐了几分钟。刚才打的两个电话都让他隐隐有些不安，尽管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用双手拍打了几下桌面，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出办公室。沿楼道去乘电梯时，他的思绪从电话转到了手头的任务上：给阿丽雅·尼科尔斯做尸检。他不禁想知道，解剖一个昨天还和自己一起工作的人会是什么感觉。毫无疑问，这在某种程度上令人不安。另外，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的性格，这让他的心情变得更加复杂。

第三十六章

5月11日，上午11点15分

与杰克·斯特普尔顿博士通话结束后，卡尔·亨德森感觉心情比近一个月来任何时候都要好。打个比方说，就宛如天空中本来乌云密布，现在乌云开始散去，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洒了下来。噩梦开始于近一个月前，凯拉告诉他她怀孕了，把他期待的一个美好夜晚变成了一场災难。她不仅怀孕了，而且还为此感到高兴。

起初卡尔不相信这件事，以为凯拉在开玩笑。尽管她讨厌用安全套，但据他所知，她对自己的生理周期非常熟悉，声称它就像时钟一样有规律。有几次，她告诉他他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他理解并尊重她的判断，推迟了他们的幽会。他不得不相信，那天晚上她没有给他任何提醒，这并不完全是她的疏忽，而是她计划的一部分。

这段婚外情始于医学中心圣诞派对的那天晚上，他认为是凯拉主动追求他的。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很喜欢彼此的陪伴，喜欢和对方分享童年时代的趣事——他的童年是在马萨诸塞州度过的，而她则是在洛杉矶。两人还发现，他们都喜欢在冬天滑雪，在夏天冲浪。派对快结束时，他们交换了电话号码，希望有机会一起出去喝一杯。

一个星期后，在卡尔的鼓动下，他们终于见了面，卡尔毫不掩饰自己的家庭情况：他已经结婚将近20年，有三个孩子，一个在上大学，两个在上高中。他坦言，自从他们最小的孩子上了中学以后，他的妻子就重回职场，在广告公司任主管，干得很成功，但他们的婚姻几乎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所有这些都是真的。他没有告诉她的是，在过去10年里，他有过一系列外遇。他也没有告诉她，他妻子的收入比他高，他也没打算离婚，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方式。

一听到凯拉怀孕的消息，卡尔就主动提出为她安排人工流产并支付所有费用。因为和上一个情人之间也有类似经历，他希望凯拉最终会看清现实，同意流产，然后一切就此结束。但凯拉不仅没有改变自己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坚定地要生下这个孩子。与此同时，她也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她和卡尔必须安排一次与他妻子的会面，并将一切公开，尽管卡尔曾一遍又一遍地说他无意重建新家庭。当凯拉威胁要打电话给他妻子时，卡尔认为他已经别无选择，他和凯拉必须有一个人死。

由于成功守住了他与凯拉交往的秘密，并且远离了医学中心强大的八卦工厂，他确信，在芬太尼致命威力的帮助下，以类鸦片危机为掩护，他可以把这事做到神不知鬼不觉。他没有料到的是，半路跳出来一个性格乖张的阿丽雅·尼科尔斯，竟然执意要找到胎儿的父亲，以挖掘出凯拉之死的真相。这时他的心头开始出现了乌云，特别是当他意识到不知道麦迪逊·布赖恩特对他和凯拉的婚外情了解多少的时候。

铲除麦迪逊·布赖恩特的潜在威胁并不容易，尤其是当她遭遇地铁碾轧后竟然活了下来的时候。然而，多亏了氯化钾，卡尔的坚持得到了回报，他又一次认为自己安全了。然而，乌云并没有消散，而是随着两张家谱图的突然出现再次聚集成团了。如果不编造自己与曼哈顿地方检察官保罗·萨默斯是朋友的故事，这些家谱就会让他曝光。卡尔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以前从未对自己的遗传基因产生过任何兴趣。在不久的将来，他将从保险箱里取出阿丽雅·尼科尔斯给他的家谱图，找出他的基因家族。这真是令人兴奋的事情。知道自己的生母就住在第五大道后，他感到很奇妙，不过根据阿丽雅的描述，他对见她没任何兴趣。

解决阿丽雅·尼科尔斯带来的直接威胁很容易，因为她像凯拉一样独居。另一件对他有利的事情是，她对那家为她提供服务的系谱公司编造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可能连累到他。但阿丽雅做的最令人担忧，也最让他害怕的事情是，她把家谱图给劳丽·蒙哥马利博士看了。听到这个消息，他心头的乌云顿时变厚了，仿佛一场灾难性的风暴即将来临。然而，就像天降援助似的，就在这时，他突然得知蒙哥马利博士当天要做手术，这意味着她会来医院，而且毫无疑问还会接受静脉注射，而这一切刚才都被她丈夫证实了。正是这个消息驱散了他心头的乌云，让一缕阳光照了进来，让他想要庆祝一番。

卡尔瞥了一眼墙上的古董挂钟，觉得这是到急诊科去一趟的好时机。他站起身，穿上白大褂，照照挂在门后的镜子。虽然他有很多注射器，但需要更多的氯化钾。和杀害麦迪逊·布赖恩特时一样，他打算也在凌晨，也就是夜班人员的加餐时间，去劳丽·蒙哥马利的病房。除掉劳丽比当初除掉麦迪逊时要容易得多。作为贵宾，劳丽无疑会住在单人病房，如果住在金梅尔馆就更理想了，他预计她会住那里。对于麦迪逊，他不得不担心护士和护士助理不间断地守在病房里。劳丽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3点到4点是医院死亡人数最多的时候。

感觉自己看起来很像一个专业临床医生，卡尔自信满满地走出办公室。他告诉他的私人秘书，他要去参加一个短会，大约半小时后就会回来。秘书让他放心，说她会接听他所有的电话。

第三十七章

5月11日，中午12点40分

“感觉怪怪的。”文尼说。他和杰克刚从阿丽雅·尼科尔斯的尸体上取下衣服，尸体就放在1号验尸台上。此刻偌大的验尸房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我一直在想，解剖我认识的人会是什么样子，现在我知道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喜欢，”杰克说，“它提醒我们生命是多么脆弱。我们不仅会感到不安，而且从专业的角度看，也很難保持所需的客观性。我本来觉得她很讨厌，现在既然她死了，这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反而让我为自己的态度感到惭愧。”

“我不会用‘讨厌一词来形容她，”文尼说，“我认为‘贱人一词更接近事实。”

“小点声，大个子！”杰克说。这时通向走廊的门突然打开了，两人同时转过身，看到有人朝他们走来。是切特·麦戈文。他在便服外面套了一件手术服，戴着面罩。他径直走到验尸台前，低头看着那具赤裸的尸体。

“太完美了！”他说，“太可惜了！”

“快打住！”杰克赶紧制止这种很不得体的感叹，“让我们对死者表示一点尊重吧，尤其是对一位同事！”

“嘿，放松点，”切特说，“我只是想用一点黑色幽默来缓和气氛。”

“希望是这样，”杰克说，“但对于你这种下班后喜欢拈花惹草的人，谁知道是真是假？”

“好吧，也许我太过分了，”切特说，“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么说不合适，也不合规矩。”

“你说得对。”杰克说。

“你们能对付这个案子吗？”切特问，“毕竟昨天还和她一起工作，也许你们想让我找一个和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做尸检。”

“我们已经平静下来了。”杰克说，“说实话，劳丽特地安排我处理这个案子，我已经向她作了保证。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关心。”

通向走廊的门又砰的一声打开了，他们三人都转过身看是谁。这次是太平间技术员马尔温·弗莱彻，他也径直走到1号台前，低头看着尸体，“我的天哪，就是她！我听说这件事以后，简直不敢相信，所以就过来看看是不是谣言。”

“肯定不是谣言。”杰克说。

“显然不是，”马尔温说，“有些可惜，但我对她没有好印象。我听说她的胳膊上还插着针头，就像几天前我们处理的那个案子一样。”

“是的，”杰克说，“我们刚刚拔下注射器。不出所料，注射器的芬太尼检测呈阳性。我想你说的是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吧？”

“就是那个案子。”马尔温说，“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她死得非常快，可能死于芬太尼过量。”

“这个案子也可能是这样。”杰克说，“谁知道呢，也许她们是从同一个渠道弄到毒品的，因为她俩都在纽约大学医学中心工作，毒品中芬太尼的含量比平时多。过量吸食的后果之一是引起芬太尼浓度的变化，因为它的毒性非常强，所以不需要太多变化就会致命。”

“我们也有同样的怀疑。”马尔温说，“嘿，你介意我留下帮忙吗？”

“这得看文尼了。”杰克说。就个人而言，他并不介意马尔温留下来帮忙，但他知道太平间技术员之间暗中存在竞争，他不想参与其中。

“我没问题。”文尼说。

“好了，我走了，”一旁的切特这时说话了，“希望听到你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发现。”

杰克没理睬切特，只是对文尼和马尔温说：“好了，伙计们，开始干活吧。”

切特在旁边站了几分钟，看着他们忙碌起来，感到受到了冷落，同时也为刚才的黑色幽默感到一丝尴尬，所以很快就离开去准备下午的会议了。

当杰克做外部检查时，马尔温提到，这个案子与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还有其他明显的相似之处，即阿丽雅口腔周围几乎没有干结的唾液，这表明她死前吐的泡沫痰很少，而泡沫痰是肺水肿的典型症状。杰克觉得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因为他很清楚，对于因芬太尼引起的死亡，几乎都会出现肺水肿症状，因此死者口腔周围必然会有泡沫痰。还有一点和凯拉一样的是，阿丽雅手臂上也没有因静脉注射类鸦片尤其是海洛因过量留下的疤痕，但隐隐约约有针孔，这些针孔看起来比较新，这表明她的毒瘾，尤其是静脉注射吸毒的恶习是最近才染上的。

杰克做了常规的Y形切口后，内部解剖就开始了，因认识阿丽雅而产生的所有不适感也随之消失。由于文尼和杰克经常合作，两人配合十分默契，不用交谈就能猜中彼此的需要。这让马尔温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人，所以他大部分时间只是袖手旁观，更像一个打杂的，而非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员。

“瞧！”杰克举起两个肺放到磅秤上，“这两个宝贝看起来完全正常。”他告诉文尼，它们的重量加起来是2.9磅。

“这很正常。”文尼把这个数字记了下来。

“雅各布森的肺也很正常。”马尔温说，“蒙哥马利博士认为，即使有肺水肿，也很轻微。”

“我得说这两个肺也是这样。”杰克把肺从磅秤上取下来，放在砧板上，切下几片，观察着内部，“是的，即使有肺水肿，也很轻微。这太不可思议了。这种情况下芬太尼产生的抑制呼吸作用必须非常快，快得就像关灯一样。由此我怀疑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强效的芬太尼类物质，比如卡芬太尼，或者更强效的顺式3-甲基芬太尼。”

“别听他的，”文尼对马尔温说，“他故意在你面前卖弄。”

“真的，”杰克知道文尼在和他开玩笑，但他想让两个技术员知道他说的是实话，“这些类似物在各方面都比吗啡强万倍，包括抑制呼吸。芬太尼类物质的效力和生产的便利性是类鸦片致死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随着尸检的继续，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病理现象，杰克的想象力也被激发了出来。当然，一种超级强效的芬太尼类物质可以解释阿丽雅的死亡以及病理现象的缺乏。对此他没有疑问。凯拉·雅各布森的死亡也可以说是这样，因为在她体内也没有发现病理现象，马尔温也证实了这一点。会不会这两起死亡案都与芬太尼类物质有关？杰克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所以就等毒理学检测结果了。阿丽雅用的毒品和凯拉用的毒品必须进行比较。如果是同一种毒品，就必须让市政当局提醒瘾君子。过去曾发生过这种情况：黑市上出现一批特别强效的毒品，导致本已很高的类鸦片致死人数急剧上升。这一点必须让使用者知晓。

出于这种考虑，再加上阿丽雅手臂上没有静脉注射的旧痕，杰克做了一件他在处理类似案子中通常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是检查胃内容物中芬太尼的含量。他推测阿丽雅也许是口服了一些毒品，对其效果感到失望，然后才改用了静脉注射。当文尼和马尔温在水槽里清洗肠子时，他用一支小注射器从胃里抽取了一份液体样本，这很容易，因为肠子被取出后，胃腔就暴露出來。然后他用芬太尼试纸去检测样本，惊讶地发现检测结果呈阳性。

文尼和马尔温回到验尸台前时，杰克告诉了他们这个新发现。

“这说明什么？”文尼问。

“我不知道，”杰克说，“除非说明阿丽雅在注射芬太尼之前先服用了一些。”

“我想不通。”文尼说。

“雅各布森的胃内容物做过检测吗？”杰克问马尔温。

“我记得没有。”马尔温说。

“也许我该让毒理学部检测一下。”杰克说。

剩下的尸检进行得很快，没有发现任何病理现象。最后，杰克谢了两个技术员，离开了验尸房。通常情况下，他会留下来帮文尼整理尸体，打扫卫生，但今天有马尔温在，他知道用不着他。他拿起所有的毒理学标本瓶，颇为吃力地送到了六楼，发现毒理学部主管约翰·德弗里斯正坐在宽敞明亮的新办公室里。

当初杰克刚来法医办时，曾和约翰有过矛盾，因为约翰脾气不好，而且要在空间和预算都不够的情况下，管理法医办的一个关键部门。杰克是个急性子，总想尽快拿到化验结果。当事与愿违时，他就会抱怨，而约翰不仅不买账，反而更加拖延。当首席法医介入时，矛盾会进一步激化。有一次他们两人差点儿打起来。

新大楼启用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部门搬进了豪华的新办公室。虽然毒理学部仍然在旧大楼，但不再屈居于低层的几个狭小房间，而是搬进了修缮一新的空间，包括整个顶部的两层。毒理学部的预算也相应增加了，使约翰一夜之间完全变了样，从一个衰老憔悴、脾气乖戾、满腹牢骚的人变成了一个朝气蓬勃的人。与过去相比，杰克更喜欢现在的他，偶尔还去他办公室坐坐。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当杰克出现在门口时，约翰和气地问。

杰克解释了尸检中发现的特殊情况和他的想法：如果市面上出现一批特别致命的新毒品，法医办有义务告知本市的吸毒者。他告诉约翰，有两个颇有才华的年轻女性的尸检结果高度相似，这让他觉得她们那个圈子里可能出现了一种新的芬太尼类物质，他需要弄清这两个案子的毒理学化验结果是否完全一致。

“我们马上就化验。”约翰帮杰克把一堆标本瓶放下来。

“我还有一个请求。”杰克说。

“你要是到此为止，我还觉得奇怪呢，”约翰笑道，“说吧！”

杰克告诉约翰，他给阿丽雅的胃内容物做了芬太尼检测，结果竟然呈阳性。“我想知道你们是否可以给凯拉·雅各布森的胃内容物也做一个芬太尼快速检测。她的尸体是几天前解剖的。”

“乐意效劳，”约翰边说边记下了凯拉的名字，“半小时左右就出结果，到时候怎么联系你？”

“我随时有空，”杰克说，“打我的手机就行。”

“我或者彼得很快就会联系你。”约翰说。彼得·莱特曼是毒理学部副主管。

杰克走向电梯时，不禁笑了。约翰·德弗里斯和从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现在和他打交道是一种乐趣，而从前则是一场战斗。

回到办公室后，杰克竭力避免想象朗格尼医学中心一间手术室里的情形。他甚至避免查看时间，因为看到时间他就会担心为什么还没有接到报平安的电话。他知道自己需要保持忙碌才能在精神上放松。

堆积如山的待完成案卷和所有需要过目的组织学切片都在召唤他，但他很快否决了这个想法。这种消磨时间的工作并不需要他花费多少脑力，因此阻止不了他去考虑想逃避的事情，比如劳丽的活检呈阳性。他需要做一些更具挑战性、更费脑力的事情。杰克完全清楚他是个行动派，需要体力活动来保持注意力的集中，这就是为什么他仍然喜欢运动而不是仅仅当观众的原因。

一想到运动，他就想到了回家打篮球，尽管他已经答应劳丽暂时放下这个爱好。虽然劳丽怕他打球时受伤，但他觉得为了保持心情的平静，也无须顾虑太多了。他知道一场球赛肯定能让他忘掉劳丽的手术。他越想越觉得这个主意妙，直到他看了一下時间。

“该死！”他大声咒骂。现在才2点25分，打篮球太早了。人们至少4点半才陆陆续续出现在球场上。不幸的是，看时间对他产生了负面影响，使他想起不愿想的事情，即卡蒂埃医生还没有给他打电话。如果劳丽的手术是在正午前后开始的，那就意味着手术已经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淡定！”他咬紧牙关提醒自己。他知道得想点别的事，但能想到的只有刚做完的阿丽雅·尼科尔斯的尸检。他像玩心理游戏一样仔细回顾了整个过程，强迫自己记住各种无关紧要的细节，从外部检查直至尸检结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唯一重要的发现是缺乏肺水肿证据，一种肯定的否定。这个表达使他不由得笑了，因为他热衷于玩文字游戏和双关。从缺乏肺水肿证据这一点，他又想到了阿丽雅·尼科尔斯和凯拉·雅各布森的案子之间明显的相似之处，这除了意味着她们可能是从同一种渠道获得毒品，还可能意味着什么呢？是纯属巧合，还是预示着这个城市将出现更严重的吸毒过量悲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丽雅还参与了凯拉的尸检，使这两个案子有了进一步的关联。

手机突然响了，把杰克从沉思中惊醒。是约翰·德弗里斯。“雅各布森的胃内标本芬太尼也呈阳性，”约翰说，“这是你预期的吗？”

“是，也不是，”杰克说，“就像我提到的，这两个案子还有其他相似之处。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只是随便问问。”约翰说。

“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杰克说，“有没有3-甲基芬太尼的快速检测方法？”

“没有，快速检测不能区分不同的类似物。”

“那太糟了，”杰克说，“对这两名女性的尸检表明，她们死得非常快，我担心这可能涉及一种超强的类似物。”

“只要得到液相色谱和质谱分析的结果，我们就会知道。”

“但那需要时间。”杰克失望地说，“你了解我的，我现在就想要结果。”

约翰笑了，“我知道你是急性子，还记得我们很久以前的战斗吧？把案子登记号给我，我看看能不能加快速度。”

“我手边只有今天办的案子的登记号，”杰克说，“但是也很容易弄到另一个案子的登记号。”

“不用麻烦了，”约翰说，“把名字再告诉我一遍，我去查一查。”

“阿丽雅·尼科尔斯是今天送来的，”杰克说，“凯拉·雅各布森是几天前的。”

“下周初我看看能不能出结果。”约翰说。

“感激不尽，约翰！”杰克表示感谢。

约翰的性格变化再次令他大为惊叹，接着他又开始回顾阿丽雅的尸检细节，不知道为什么，他想起了让阿丽雅给麦迪逊·布赖恩特做的尸检，想到了阿丽雅看到麦迪逊躺在验尸台上时发的牢骚，她用粗俗的语言埋怨麦迪逊就这样撒手离去，把雅各布森的案子丢给了她一个人调查。当时，是她的粗话和冷漠态度引起了杰克的注意。现在，引起他注意的是这三起案子之间的联系。

杰克用座机给巴特·阿诺德打去电话。麦迪逊·布赖恩特让他想起昨天尸检后他要求看的她的住院记录还没送到。此外，巴特还要求他及时反馈阿丽雅的尸检情况。

像往常一样，巴特立刻接了电话。作为部门主管，巴特很少亲自处理案子，阿丽雅的案子只是个例外，因此和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死亡现场的医疗法律调查员不同，巴特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办公室里。

报了姓名之后，杰克说：“我已经完成了阿丽雅·尼科尔斯的尸检。除了没有芬太尼过量时常见的肺水肿外，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谢谢你告诉我。”巴特说，“再说说我们这边的进展，阿丽雅的母亲除了坚称不知道女儿是个‘该死的瘾君子外，并没有补充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是她的原话。”

“有其母必有其女。”杰克毫不掩饰自己的沮丧，“那么麦迪逊·布赖恩特在贝尔维尤医院的住院记录呢？弄到手了吗？我想看到纸质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电子记录。”

“我桌上有一份复印本。”巴特说，“对不起！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派人在一小时内赶到520号。你在办公室吗？”

“我在，”杰克说，“送过来吧！”

“蒙哥马利博士有什么消息吗？”

这个无心的问题让杰克感觉像背后被捅了一刀，因为他一直在努力不去想劳丽。他只好假装清嗓子，使自己平静下来，“还没有，但很快就会有的。”

“请代我向她问好。”

“我会的。”挂断电话后，杰克突然感到很烦躁。他不是生巴特的气，而是因为劳丽不幸继承了突变的乳腺癌易感基因。如果这种事情不发生，此刻她就会坐在办公室里处理公事，而不是躺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手术台上。

“嘿，伙计，怎么了？”

杰克抬起头，看见切特站在门口。

“没什么。”杰克故意回避他放心不下劳丽的事实。

“我想为在验尸房的无礼道歉。”切特说。

“这件事大家都忘了。”杰克宽容地摆摆手。

“谢谢！”切特说，“尼科尔斯的尸检有什么不寻常的发现吗？”

“没有，除非你认为芬太尼服用过量但没有出现肺水肿值得注意。”

“既然96%的芬太尼服用过量致死案中都会出现肺水肿现象，我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切特说，“有意思的是，雅各布森也是这样。你知道吗？”

“是的，马尔温提醒我了，”杰克说，“这让我担心她们两人都是被一种非常强效的芬太尼类物质毒死的。我认为没有出现肺水肿的原因是，她们都死得太快，没有时间产生肺水肿。”

“这是个有趣的假设。”

“既然你在这儿，我跟你说点事。”杰克说，“在雅各布森、布赖恩特和尼科尔斯三人的案子之间存在一种耐人寻味的关联。”

“除了雅各布森和尼科尔斯都死于吸毒过量外，还有什么别的关联吗？”

“三人之间有着不同寻常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杰克说，“雅各布森和布赖恩特是同事兼好友。尼科尔斯为雅各布森做了尸检，据劳丽说，她想找到那个意外发现的胎儿的父亲。显然，布赖恩特原本打算帮助她，却不幸遭地铁碾轧，死在了医院里。这一切都发生在三天之内。”杰克停下来，盯着这个老搭档。

切特变换了一下站姿，“你认为这里面有某种潜在的联系吗？”

“我不确定我在想什么，也不确定我想发现什么。”杰克说，“说实话，劳丽和她的手术让我很紧张。”

“哦，对了！”切特说，“我听说手术就在今天。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

“问题是，我还没得到任何消息。”杰克说，“都到现在了，按说应该收到主刀医生的消息了。等的时间越长，我越紧张。当然，我不知道手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的意思是，手术可能会推迟，因为劳丽的手术安排在其他手术之后。那种情况下手术经常会推迟。为了不想这件事，我把注意力放在这三个女人的尸检和她们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上。坦率地说，我怀疑是否遗漏了某种将她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如果你想聽我的意见，我觉得你想多了。”切特说，“在我看来，你提到的这些联系听起来只是几出悲剧的巧合，而不是一个阴谋。至于劳丽的情况，需要我打几个电话吗？我有把握查出她手术的情况。我的经验是，安排在后面的手术总是被推迟，这是手术室调度人员的责任，和医生没关系。如果我帮你问清楚，你就不会坐立不安了。”

“谢谢，不过我想我可以自己打电话。”杰克说，“但我下不了决心。愚蠢的是，我在这件事上有些迷信，总觉得主动打电话过去不会听到好消息，无论你打还是我打。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可我拿自己没办法。”

突然，杰克的手机铃声大作，把他吓了一跳。“是劳丽的外科医生。”杰克瞥了一眼手机屏幕，对切特说。切特做了个鼓励的手势就离开了。杰克按下接听键，把手机放在耳边。

“你好，医生！”他强作欢颜地打招呼，同时交叉着手指祈求好运。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时代。他从未见过克劳丁·卡蒂埃，但听说过她的大名。她是最忙的普外科医生之一。

“你好，斯特普尔顿博士，”卡蒂埃医生说，“我想告诉你，劳丽在麻醉复苏室。一切都很顺利，包括内窥镜卵巢切除术。”

“太棒了！”杰克说，“乳房活检的结果是什么？”

“活检呈阳性，”卡蒂埃医生说，“初步诊断为髓样癌。这种肿瘤不常见，除非患者有乳腺癌易感基因突变。”

“我明白了。”杰克努力不让自己的失望和悲伤流露出来。他一直希望并相信活检结果是阴性，或者即使是阳性，也是一种相对温和的乳腺导管内肿瘤。

“在前哨淋巴结中也有少量肿瘤，但在其他被切除的淋巴结中没有。我认为这非常值得庆幸，尤其是考虑到原发肿瘤的体积很小。”

“你们是否对患侧做了乳房全切除术？”杰克问。

“是的，”卡蒂埃医生说，“同时对另一侧做了我们所说的预防性乳房切除术。在罗伯塔·阿特金斯医生的帮助下，他是一位优秀的整形外科医生，我们做了双侧乳房再造。我对结果非常满意，我相信劳丽也会很满意。”

“那么，接下来做什么？”杰克感到有点虚弱，便用空着的那只手撑着头，肘支在桌上。

“我将把这个问题留给肿瘤专家韦恩·赫伯特医生，”卡蒂埃医生说，“他一定会觉得这么小的原发肿瘤和如此轻微的淋巴结累及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劳丽要在麻醉复苏室待多久？”

“这由麻醉师决定，”卡蒂埃医生说，“我猜一小时左右吧。麻醉进行得很顺利，劳丽很快就醒了。”

“谢谢！”

“不客气。”

杰克挂断电话，呆呆地坐了几分钟。这个消息当然不是他想听到的，但回想一下，也不是什么可怕的消息，卡蒂埃医生显然很满意。杰克突然想找人聊聊，于是从桌边站起来，沿楼道来到切特的办公室。

“消息不太坏，但也不太好。”他站在门口说。

“快进来，告诉我你都听到了什么！”切特拿起放在椅子上的一沓案卷，搁在显微镜旁边。

杰克走进去，重重地坐在椅子上，垂头丧气地向切特转述了卡蒂埃医生的话。

“我觉得算是好消息。”切特说，“别丧气，老兄，打起精神！小肿瘤，一个淋巴结，对现在的肿瘤专家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发现得这么早，你该高兴才对。”

“我想你说得对。”杰克也试图振作起来。

“你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我想几小时以后吧，”杰克说，“她经历了漫长的麻醉后，刚刚进入麻醉复苏室。”

“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吗？”切特突然像下命令似的说，“赶快回去。回家看看孩子们，等劳丽回到病房，去看看她！这是你应该做的。如果你继续坐在办公室里，看组织学切片，填写死亡证明，让大脑忙个不停，你会把自己逼疯的。”

“也許你说得对，”杰克站了起来，“谢谢你，切特。我接受你的建议。”

“别客气，”切特说，“我相信劳丽会没事的。你何不给她发个短信，让她一拿到手机就给你打电话。她回到病房就可以使用手机。”

“这又是个不错的建议。”杰克欣然接受。

第三十八章

5月11日，下午3点40分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杰克一路飞快骑行，终于来到了自家的褐砂石房前。

爬上门廊前的十级台阶后，他转过身，眺望着篮球场。不出所料，因为时间还早，比赛尚未开始，不过有两个人正在练习跳投。若不是要花些时间陪陪孩子们，他真想马上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把自行车推进门廊，沿楼梯上楼回家。

进家以后，他接着爬通向家庭活动室和厨房的那段楼梯，这时他听到了埃玛的语言治疗师凯伦·希金斯平静的声音。他见过她好几次。当楼上的地板进入视野时，他看到埃玛和凯伦坐在餐桌前吃点心，而保姆凯特琳正在厨房里为孩子们做晚餐。杰克不想打断埃玛的治疗课，所以远远地绕开桌子，直接走进厨房。

“劳丽怎么样？”凯特琳小声问，以免打扰埃玛和凯伦，“你听到什么消息了吗？”

“我确实和医生交谈过，”杰克也压低声音说，“得知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劳丽还在麻醉复苏室。”

“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凯特琳说。

杰克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圣菲利佩干红，又从橱柜里取出一只酒杯，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把酒瓶朝凯特琳递过去。她摇了摇头。

杰克背靠操作台，把视线转向埃玛和凯伦。凯伦显然把吃点心当成了一个教学机会，正非常耐心地教埃玛用手语表示果汁和饼干。让杰克惊喜的是，埃玛很专注，还和凯伦进行眼神交流。她的进步很明显，不仅体现在这项活动中，从整体上看也是。上治疗课还是很有收获的。

“小约翰通常这时候回家吗？”杰克低声问凯特琳。

“是的，”凯特琳说，“校车4点左右在街角停下。”

这时杰克的手机响了一下，他急忙从口袋里掏出来，很高兴看到是劳丽发来的短信：我刚回到病房，方便时给我打电话。

“是劳丽。”他说，“我去书房给她打电话。”凯特琳竖起大拇指。

为了不打扰埃玛和凯伦，他蹑手蹑脚地走出厨房，快步穿过门厅，走进书房。他轻触了几下屏幕，拨通了电话。听到劳丽的声音，他松了一口气，尽管她的声音听上去有点儿嘶哑。

“你还好吗？”他急切地问。

“好多了，”劳丽吃力地说，“对不起，我的声音有问题。”

“没问题，相信我，”他说，“我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

“你在哪里？还在法医办吗？”

“不，我提前回家看看孩子们，不过小约翰还没到家。”

“埃玛呢？”

“她表现得很好，”杰克说，“我得表扬一下你母亲。她安排的这些治疗师很出色。我刚才看到埃玛正在学习用手语表示饼干和果汁。”

“我很高兴你回家了，”劳丽说，“今天早上我能看出小约翰对我要做手术很担心，尽管他表面上看起来满不在乎。他回家后，你一定要让他放心，告诉他我一切都很好。”

“我会的，”杰克说，“你感觉怎么样？很疼吗？”

“从各方面来看，我感觉非常棒，”她说，“但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大程度是依赖于药物。手臂上埋的静脉留置管一直在输止痛药。目前让我感到不适的主要来自喉咙，可能是气管插管引起的。不过这种不适感很轻，并且正在好转。还有，当我动作幅度过大、咳嗽或大笑时，也会引起腹部小切口的一阵刺痛。但除此之外，我感觉很好。你可能不相信，我甚至感觉想吃东西，虽然仍然被限制进食。”

“你的笑声对我来说像音乐一样悦耳。”杰克说，“你能接待探视者吗？”

“当然能，”劳丽说，“但如果你想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没有必要过来。我现在很好，如果他们允许我吃东西，那情况会更好。我还打算好好利用卡蒂埃医生推荐的安眠药呢。”

“我想见你，”杰克说，“和小约翰说上几句话，再随便吃点东西后，我就出发。”

“如果你坚持要来，我想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没问题，做什么都行。”杰克说，“你想要什么？忘记带笔记本电脑了？”

“不，我带着笔记本电脑，”劳丽说，“我想让你乘出租车过来，不要骑自行车。”

“你真的很介意我骑自行车吗？”一想到坐在下班高峰时走走停停的车里，杰克不禁皱起眉头。

“我一直都介意，”劳丽有点恼火地说，“现在更是介意，因为我被困在医院里，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不希望你也以病人的身份同时出现在这里，让孩子们身边无父无母。答应我吧！”

“好吧，好吧！”杰克说。他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在劳丽目前的状况下激怒她。

“谢谢！”劳丽说，“这对我来说就少了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现在告诉我，阿丽雅·尼科尔斯的尸检结果如何，你和卡尔·亨德森谈过吗？”

“尸检很顺利，”杰克说，“马尔温·弗莱彻帮了忙，他说阿丽雅和凯拉·雅各布森完全一样，只有很少的肺水肿。”

“有意思，”劳丽说，“我的想法是，凯拉·雅各布森死得非常快，不像大多数芬太尼服用过量者那样，因进行性呼吸抑制而缓慢死亡。”

“我认为阿丽雅·尼科尔斯也是这样。”杰克说。

“我想知道她们的毒品是否来自同一渠道。”劳丽说。

“看来我们的想法一致，这也是我所关心的。”杰克说，“我已经让毒理学部的约翰去弄清她们是否服用了相同的芬太尼类物质。希望我们不会再看到同样的悲剧发生在医学中心其他人员身上。”

“我也希望如此，”劳丽说，“说些高兴的事吧，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你呢？”

“你问这干什么？”杰克开玩笑地问，“是打算让我在你的大批探视者中加塞吗？”

劳丽忍不住笑了。“我告诉过你我笑的时候伤口很疼，”她抱怨道，“但你的讽刺让我听着很开心。现在你听起来又像我认识和喜欢的那个杰克了。”

“那就一小时后吧。”杰克不再开玩笑，“你想让我带上什么东西吗？”

“最受欢迎的就是你的幽默。”劳丽说，“我想让你参观一下他们给我安排的病房，真是太豪华了。”

“我很期待，”杰克说，“但主要是期待见到你。”

第三十九章

5月11日，下午4点10分

4点，卡尔·亨德森结束了当天最后一场预定召开的会议。这场会议是病理学住院医师项目审查委员会本年度第一次会议。纽约大学病理学项目的选拔结果在每年3月的第三个星期五公布。住院医师项目到了这一步时，意味着委员会已经完成基本工作，包括审查所有的申请人，面试住院医师候选人，并按照优先顺序整理出名单。

作为系主任，卡尔在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由于该项目的三年级住院医师阿丽雅·尼科尔斯博士的死亡已是人所共知，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发表了意见，说委员会最初接受她很不合适。他想强调的是，委员会需要像重视医学院成绩和研究生医学考试一样重视申请者的个性，以避免像阿丽雅·尼科尔斯这样的住院医师造成的类似问题。

会议结束后，卡尔没有回办公室，而是步行到了第一大道34街附近，进入金梅尔馆。此前他利用医学中心的数据库查看了劳丽·蒙哥马利的病房分配信息：就在金梅尔馆838号病房。

和往常一样，特别是在傍晚时分，金梅尔馆的大厅里人满为患。卡尔就指望着这一点，因为他想不显山露水地融入人群中。像往常一样，他穿着学者风范的装束，外加一件白大褂。有着这样一副打扮，又挂着医学中心的胸牌，没有一个保安拦他。他乘电梯时，电梯里也挤满了人。当电梯升到八楼时，至少有六个人和他一同出来，这让他感到庆幸。他希望人越多越好。

经过八楼中央服务台时，他注意到几个病房管理员在忙着接电话，于是继续沿着长长的楼道往前走。经过左右两边的病房时，他看到很多探视者，还有不少护士、护士助理和护工。这个时间段她们也很忙，因为是值夜班，她们下午3点才来，需要熟悉病人的情况。

他径直走到838号病房前，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他没进去是因为没必要进去。站在门口他就可以看到他希望看到的一切。最重要的观察结果是，病人确实是劳丽·蒙哥马利。他浏览了法医办发布的所有公开资料，上面有大量这位首席法医的照片，从而知道并记住了她的长相。第二个重要的观察结果是，她手臂上确实埋有静脉留置管，因为她刚做了一个大手术，他知道静脉留置管要在术后至少埋24小时。从他的经验来看，这很正常。没有它，他无法做他需要做的事。

他没料到此时病房里除了劳丽没有其他人，因此感到有点儿失策，因为他没有带注射器，它现在就躺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里面已经装满了致命的氯化钾。如果他随身带着它，并且用了它，那就意味着这个稍微有点压力的任务已经结束了。不过，尽管这听起来非常顺利，但他仍然认为最好还是等到凌晨3点半动手，也就是大夜班时间。那时他可以在医护人员忙于抢救时神不知鬼不觉地溜掉，而此刻到处都是人，包括可能的目击者。

“借过，医生。”一个护士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手里拿着给劳丽用的某种药，从卡尔身边挤了过去。他看着她走进病房，和劳丽说着什么，不由得暗自发笑。护士的突然出现解答了他为何要等到凌晨3点半才能做他需要做的事情。那时医护人员突然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我会回来的。”他想起了电影《终结者》中的这句著名台词，用奥地利口音喃喃自语道。

第四十章

5月11日，下午5点48分

“谢谢！”杰克在金梅尔馆入口处下了车，对出租车司机说。他进入大厅，快步向电梯走去。

小约翰是在杰克和劳丽通電话时回来的。挂断电话回到客厅后，杰克发现儿子正在玩《我的世界》游戏。他靠坐在沙发上，脚搭在咖啡桌边缘，膝盖上稳稳地放着笔记本电脑。杰克在他旁边坐下，问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

“很好。”小约翰说。

“妈妈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我知道。”小约翰说话时手并未停下，手指以惊人的速度在键盘上飞舞。尽管杰克不赞成小约翰花那么多时间玩电脑游戏，但还是不由得对儿子手眼协调能力的发展感到惊喜。

“你怎么知道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杰克问。有一瞬间，他还以为劳丽给儿子打过电话，只是没跟他提起。

“凯特琳告诉我的。”

“妈妈可能过几天就回来了。”

“哦，很好。”小约翰心不在焉地说。

“你能不能别玩游戏了，跟我聊一会儿？”杰克有点恼怒。

小约翰翻了个白眼，不情愿地服从了爸爸的要求。

“你今天在學校担心她吗？”杰克假装没注意到儿子的不满。

“有点儿担心，不过还好。”

“对不起，我今天没有给你打电话，”杰克说，“原因是直到很晚我才得到消息。你等急了吗？”

“没有。”

“你有什么问题想问我吗？”

“没有。我能接着玩游戏吗？”

回想着和儿子的交谈，杰克苦笑了一下。想从他嘴里掏出点什么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在他玩电脑游戏的时候。

电梯里挤满了人，杰克被挤得紧贴在后厢壁上。当电梯停在八楼时，他不得不请人让路才挤出去。他沿着楼道往前走，看到大多数病房里都有访客。走到838号时，他在门口停下脚步。透过敞开的门，他看到劳丽躺在病床上，床两边竖着护栏。

杰克悄悄走进去，仔细打量起来。正如劳丽所说，房间确实很气派，视野也很开阔，可以远眺东河的美景，床与大窗户平行摆放，面向右边的墙壁，墙上挂着一台大尺寸的电子屏，正在播放新闻节目，只是调成了静音。房间里还有一个床头柜、一张双人沙发、一张桌子和一些嵌壁式抽屉。一扇敞开的门通向浴室，还有一扇关着的门，杰克猜测是壁橱。他笑了，这间病房比他在医学院上学或当住院医师时见过的任何一间病房都高级。

因为怕吵醒劳丽，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床头上方的墙壁上安装了几台监护仪，用来显示她的生命体征。但只有一台开着，她的心电图反复显示在屏幕上，单调但令人安心。伴随心电图的是同样单调的微弱的哔哔声，代表着她的心跳。除此之外，房间里唯一能听到的声音是从楼道里飘进来的隐隐约约的说话声。

杰克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不想吵醒劳丽，但又迫切地想和她说话。他正要踮起脚尖走向沙发等她醒来，她的一只眼睛突然睁开了。一看见是他，她的另一只眼睛也睁开了，勉强笑了笑。他们用眼神交换了爱意，他给了她一个温柔的吻和一个小心翼翼的拥抱，以免压痛她的胸口，然后搬来一把椅子放在床头。

“谢谢你能来。”劳丽吃力地坐起来，身子靠在床头。

“我很乐意。”杰克说，“我得说，尽管做了这么大的手术，但你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谢谢你这么说，但鬼才相信。”她努力挤出一丝微笑，“你和小约翰谈过了吗？”

“谈了，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表现得还像老样子，”杰克说，“很难让他的眼睛离开电脑屏幕。我想他对妈妈的手术泰然处之。”

“我并不感到意外。”劳丽说。

“你想谈谈手术过程和结果吗？”杰克问，“我相信卡蒂埃医生已经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谢谢你的关心，”劳丽说，“但说实话，在和肿瘤医生交谈之前，我不想过多考虑细节。”

“我认为这么做很明智，”杰克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这么做。”

“与此同时，考虑到它的体积很小，而且只在一个淋巴结中发现了极少的量，我真的很高兴和庆幸发现得早。”

“我也很激动。”杰克说。他注意到劳丽回避了“癌”这个字，所以他也这么做了。

“说点高兴的吧，你觉得这个房间怎么样？”

“简直太棒了！”杰克又扫视了一下房间，“那是卧式沙发吗？”

“是的，但别打歪主意，”劳丽笑道，“我想让你回家陪孩子们。”

“是，是，队长！”杰克举起双手表示投降。

“让我给你看另一件神奇的东西，”劳丽说，“把床头柜上的平板电脑递给我。”

杰克照办了，劳丽开始演示如何将它与电子屏结合使用，用来订餐、看电视或享受流媒体服务、调整窗帘和灯光，甚至调整室温。

“哇！如果它能倒垃圾，我也想在我们家装一个。”杰克说。劳丽放声大笑，引起伤口一阵疼痛。

“法医办一切正常吗？”劳丽问，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令人惊讶的是，它还在运行中。”杰克幽默地说，“事实上，除了阿丽雅·尼科尔斯的案子，今天我在验尸房过得很悠闲。但你不要再操心工作了。我相信乔治到周末能处理完所有的问题。”

“你给可怜的阿丽雅做完尸检后，有没有给亨德森博士打电话？”

“没有。”

“为什么不打？”

“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没让我打；第二，没什么可告诉他的。而且，尸检前我和他通话时，他似乎并不太关心。坦率地说，他很突然地结束了通话。”

“这很奇怪，”劳丽说，“他非常关心凯拉·雅各布森的尸检结果。”

“我认为这和弗农·皮尔斯是否给他施压有关。”

“也许你说得对。”劳丽说。

过了一会儿，劳丽迫不及待地想下床活动。杰克来之前，她已经下过床，但现在还想再活动一下。他完全赞成，因为他们都知道手术和全身麻醉后，活动非常重要。拔掉监护仪的导线后，借助一根装有轮子的输液杆，他俩在长长的楼道里来回溜达了好几次。然后他们回房间看《新闻一小时》，在此期间劳丽吃了一顿便餐。《新闻一小时》快结束时，一个名叫特蕾莎·戈尔登的护士拿着卡蒂埃医生开的安眠药走进来。

“我把药放在床头柜上，”看到有人陪护，特蕾莎说，“你的伤口痛得厉害吗？除了你自己用静脉留置管输的止痛药外，你觉得还需要补充止痛药吗？”

“我觉得我能忍受。”劳丽说。

“如果感觉痛得受不了，就告诉我们。”特蕾莎检查劳丽的手术引流管，“排出的液体很少。非常棒。”

特蕾莎离开后，劳丽夸赞了护理人员的热情和专业，这让她比几年前在曼哈顿综合医院做手术时好受多了。

《新闻一小时》结束后是一档名为《纽约艺术》的节目，接下来是纽约都市新闻。他俩一边漫不经心地看电视，一边聊天，主要聊埃玛的进步和小约翰即将接受的心理评估，以及他们对小约翰花太多时间玩电脑游戏的担忧。9点过后，劳丽开始感到困倦了。

“我累了。”她关掉电子屏，做了几次深呼吸。知道这对她很重要，她一直在重复做。

“你确定不想让我待在这里吗？”杰克问。

“我确定，”劳丽说，“我感觉很好。有止痛药和安眠药，再加上原先做的全身麻醉，我会睡得像婴儿一样安稳。”

“你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我打算把这个问题留给卡蒂埃医生，”劳丽说，“她说清晨会来查房。我见到她就和她谈这件事，然后给你发短信。”

“有道理。”杰克站起来，把装着安眠药的纸杯递给她，又给她倒了一杯水。她服药后，他接过两个杯子放回床头柜上，然后弯下腰，又小心翼翼地拥抱了她一下。她也拥抱了他，但使用双臂引起的疼痛让她皱了皱眉头。

“晚上我会把手机放在身边，你有事就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杰克说，“试着好好睡一觉。”

第四十一章

5月11日，晚上9点25分

为了避开在医院外面等出租车的人群，杰克步行向南走去。走近法医办大楼时，他想起早些时候打给巴特·阿诺德的电话。他在电话里告诉巴特，希望得到麦迪逊·布赖恩特在贝尔维尤医院的住院记录，现在住院记录也许已经送到他办公室了。想到此时孩子们已经入睡，因此不用着急回家，杰克决定先去办公室。白天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此时大脑仍处于高度兴奋状态，毫无困意。

他从30街的装卸区入口走进大楼，向守在安检台的保安挥挥手，又向两名值夜班的太平间技术员挥挥手，然后乘后面的电梯，来到法医办公室所在的楼层。穿过楼道时，他的鞋后跟踩在地面上，发出响亮的回声。除了地下室和保安手里的无线电对讲机发出的嗡嗡声，整栋楼一片死寂。

一打开办公室的灯，杰克就看到了那份摆在桌上的住院记录复印件。像往常一样，巴特·阿诺德没有食言。杰克坐下来开始翻阅。有很多材料，首先是急诊医生赶到事故现场时和贝尔维尤医院创伤小组的交谈记录。麦迪逊摔到铁轨上，遭地铁碾轧后竟然活了下来，并且避开了高度电气化的第三轨，她的幸运再次令杰克啧啧称奇。

他在住院记录中寻找的是任何关于麦迪逊·布赖恩特患有心脏问题的迹象，但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记录，在前往急诊科创伤中心的救护车上没有，到了急诊科也没有。从被送到急诊科到在手术室接受残肢修正和缝合手术的这段时间，她做过几次心电图。

住院记录的其余部分记录了她被送到重症监护病房以及在那里停留期间的情况。杰克仔细阅读了负责重症监护的医生和护士的所有记录。像其他类似案子一样，有很多材料，但均没有提到任何心脏异常问题，比如突发心室颤动的前兆。杰克继而查看她的血检和生化指标，想看看是否有关于她心脏衰竭前电解质值的记录。众所周知，电解质水平的大幅波动会导致心脏功能异常，包括心室颤动。然而，他看到的所有数值都在正常范围内。

杰克认为在这份住院记录里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正打算放弃，忽然又有了一个想法。借助庞大的数字存储容量，外加云存储，他想看看麦迪逊在心脏衰竭之前是否有持续的生命体征记录，包括她的心电图。他利用法医身份登录了纽约大学和贝尔维尤医院的数据库，尝试查找有关麦迪逊·布赖恩特的记录，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即她待在重症监护病房期间的全部生命体征记录。从那张图表上，他毫不费力地找到了她心脏停止跳动的确切时间。如他所料，她心跳的变化是惊人的。心电图本来完全正常，然后心脏传导系统突然失控，出现了不稳定的窦性心室颤动。他又从头开始仔细观察这张曲线图，从那个致命的变化发生前一小时开始，寻找着任何蛛丝马迹，哪怕是极细微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有一些逐渐异常的心跳或其他迹象，表明心脏传导系统受到了各种可能来路的压力，或者是结构方面的，如冠状动脉或心脏瓣膜，或者化学方面的，如药物或电解质的变化。但他没看到任何异常。完全没有迹象表明死神即将来临。这种情况持续到突然发生心室颤动。杰克把曲线图放大，观察着心室颤动发生前几秒钟麦迪逊的心跳节律，终于发现了一些不易觉察的变化。一开始，他心想这可能是人为造成的误差，但在连续观察了几遍心电图以后，他越来越坚信那些变化是真的，特别是心室颤动发生前的三次心跳最为明显。他把曲线图定格在这几次心跳上，放大图像，以便测量波形的高度和宽度，然后又将曲线图移动到前面的正常段，比较了测量结果，发现在心室颤动开始前的三次心跳中，T波呈現出一种渐进但不易觉察的高尖形态，P波则呈现出类似的低平形态。

“天哪！”他惊呼道。这让他想起了十几年前和劳丽一起办的一个案子。那起案件涉及一个名叫贾丝明·拉科齐的护士，她曾是美国保健组织曼哈顿综合医院的连环杀手。她受雇于一家医疗保险巨头下面的某个组织，负责杀掉那些有遗传倾向，可能会患上严重疾病，从而花费巨额医疗费用的病人。尽管案件性质非常恶劣，但杰克和劳丽并不感到特别震惊，因为他们知道，医疗保险公司贪图赚取保费，但惧怕支付索赔。杀死那些注定会患上严重慢性病的客户，对那家保险公司的效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让杰克联想到那起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的是，那个护士采用一种凶残的狡猾手段来杀死受害者，那就是静脉注射大剂量的氯化钾，结果导致受害者发生心室颤动，就像他在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心电图中看到的那样，这之前受害者心跳也出现同样不易觉察的变化。为了确保准确无误，杰克在网上查到了有关氯化钾功效及危害的介绍，确定自己没有记错。

杰克又回到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心电图上，连续看了好几遍，想确认此案是否也可能涉及大剂量的氯化钾。这张曲线图当然不能证明氯化钾的存在，但表明了一种很大的可能性。这让他怀疑，是否也有某家医疗保险公司参与其中了，就像从前那个案子一样。但他否定了这种设想。除了失去一只脚，麦迪逊·布赖恩特的身体状况很好，不会成为终生的医疗负担。杰克认为这背后一定另有原因，而不是一个随机事件，这让他又回到了之前的思路，即凯拉·雅各布森、麦迪逊·布赖恩特和阿丽雅·尼科尔斯三人的死可能存在关联。会不会她们之间有某种联系，而吸毒过量死亡只是伪造的呢？虽然因类鸦片死亡的事件很常见，而且发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但有理由怀疑凯拉和阿丽雅的死亡可能是人为的，特别是在两人使用静脉注射吸毒似乎都不长的情况下。考虑到麦迪逊的暴毙，也许把她推下铁轨的人与她突然死在重症监护病房里存在关联？

想到这些可能性时，杰克感到心跳加快了。如果有人故意给麦迪逊注射了一剂氯化钾，那就一定是在重症监护病房里由医护人员所为，比如他和劳丽接触的那个护士，或者某个护工，甚至医生。人们总是在重症监护病房里进进出出，虽然对病房的监控基本不会间断，但那些状况良好的病人有时并没有人工监控，而是主要依赖配备报警器的科技手段。这意味着有人有机会给病人注射一剂氯化钾，然后溜之大吉。

“哦，上帝！”杰克呆呆地盯着办公室的墙壁自言自语，一种新的恐惧和担心涌上心头。如果这三起死亡案有某种联系，如果布赖恩特和尼科尔斯的被杀是为了掩盖雅各布森的死亡，那么劳丽很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她为凯拉·雅各布森做过尸检，而且一直在监督阿丽雅·尼科尔斯对此案的调查。真正可怕的是，劳丽现在是一个手臂上埋着静脉留置管的病人，而且住在单人病房里，这意味着她可能比待在贝尔维尤医院重症监护病房承受的风险更大。

杰克感到心头一紧，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关掉灯，穿过楼道冲向电梯。他不知道自己那些缺乏根据甚至有点偏执的猜想是否准确，但有一件事他是确定的。尽管劳丽反对他在病房陪她过夜，他还是要这么做。他想确保她的安全。

沿第一大道向北，他快步经过了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注意到大部分探视者已经离开了蒂施医院，入口处不像原来那么拥挤了。金梅尔馆也不例外。没什么人乘坐电梯。八楼的楼道里空荡荡的。由于医院比较宽容，对访客探视时间没有限制，因此有些病房里还有少数家属陪护，但楼道里很安静。

走到838号病房前时，杰克注意到房门仅仅开着一条三四英寸宽的缝。他又轻轻把门推开一些，步入房间，随手关上门。房间里很黑，只有一点微弱的灯光透过浴室微微敞开的门缝射出来，因为浴室里有一盏夜灯。还有一点光亮是床头上方的监护仪发出的，仍然若隐若现地显示着劳丽的心电图。哔哔声已经关掉了。所有的窗帘都放了下来。

杰克蹑手蹑脚地走到床边，低头看着劳丽熟睡的样子。她仰面躺着，脸几乎被蓬松的头发完全遮住了，轻轻打着鼾，似乎睡得很沉，这多亏了安眠药、止痛药和手术时残留的麻醉剂。看到妻子平安无事，他如释重负，不禁怀疑自己的担心完全多余，甚至怀疑自己患了妄想症。

他转过身，朝电子屏下面的卧式沙发走去，电子屏现在看上去漆黑如墨。他拿起一个枕头，看到沙发的确是张折叠床，犹豫着是否把它打开。他担心一不小心就可能弄出很大动静，把劳丽惊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放弃了这个想法，而是默默地坐下来。他看了看距离沙发大约12英尺远的劳丽，很高兴没有打扰到她。他准备整夜守着妻子。

在黑暗中仅仅坐了几分钟，杰克就感到困倦不堪。这并不奇怪，因为早上不到5点他就醒了，而且整整一天身心都没有得到放松。病房里很安静，他担心自己也许会睡着。这个担心使他开始怀疑：单凭他一个人守在这里也许保护不了劳丽，因为氯化钾能迅速引起致命的心室颤动。而这种怀疑又引起另一个担心，即使自己守在这里，仍然有人可能进来给劳丽注射氯化钾。麦迪逊·布赖恩特的蹊跷死亡说明他的担心并非多余。他得想点什么应对措施，但脑子里空空的。他能整夜保持清醒吗？他自己也不知道，从现实角度，他对此表示怀疑。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他无法判断自己的怀疑有多大可能性，也无法判断这些怀疑是不是他过度疲劳、精神紧张和偏执心态的产物。也许他应该在护士长11点来值班的时候和她谈谈，或者……

五分钟后，杰克被自己惊醒了。原来是他在不知不觉中趴在沙发的右侧扶手上睡着了，然后又四肢着地摔到了地板上。他尽量安静地爬起来，很生自己的气。他本来就担心会睡着，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个问题。他再次看了看昏暗光线下熟睡的劳丽。幸运的是，尽管他从沙发上摔到地板上时发出扑通一声，她依旧轻轻打着鼾，显然睡得很沉。如果他再次睡着，就不一定会幸运地摔下沙发，把自己惊醒了，所以他必须想想办法。杰克很清楚他睡觉很沉，这可能与他经常锻炼有关。他特别累的时候，连喝咖啡都不管用。在医学院上学时，他有时还能站着睡着。他能想到什么办法或做些什么来确保劳丽的安全呢？是她真的处于危险之中，还是他的想象力过于丰富？有很多问题需要答案。他慢慢坐回沙发上，头靠着垫子，试图思考。他能感觉到睡神的威胁，为了躲开它，他睁大双眼，深吸一口气……

第四十二章

5月12日，凌晨3點05分

手机闹铃在凌晨3点05分准时响起，卡尔立刻关掉了。他不需要闹钟唤醒，因为他已经醒了，正急切地盼着半小时后要完成的任务。上一次，当他终于准备好除去麦迪逊·布赖恩特的威胁时，他曾经很紧张。但这次不了。常言道，“熟能生巧”，卡尔相信他能够同样轻松地除去劳丽·蒙哥马利博士造成的威胁，尽管这种威胁更可怕。静脉注射大剂量氯化钾可能是一种杀人灭口的完美方法，这原本只是他的假设，后来这一假设在麦迪逊·布赖恩特身上得到了充分验证。尽管她当时是重症监护病房的病人，周围都是医生和护士，而且尸体后来又被法医病理学家做了尸检，但仍然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今晚劳丽·蒙哥马利是住在单人病房，而不是住在人来人往的重症监护病房，没有麦迪逊·布赖恩特的情况复杂和棘手，做掉她易如反掌。

尽管很有信心，但他在乔装打扮上不敢有丝毫马虎。和上次一样，他戴上了黑色假发和黑粗框眼镜，穿上白大褂，胸前口袋里插着止血钳、剪刀、微型电筒和钢笔。装满氯化钾的注射器就放在上衣右侧口袋里。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后，他进入医学中心数据库，对他的目的地做最后一次核对。不出所料，劳丽·蒙哥马利的病房号果然是838。最后他对着门后的镜子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装扮，确保无人认得出，才离开了办公室。

医学中心的布局像迷宫一样复杂，从北边的34街一直延伸到南边的30街，尽管去金梅尔馆八楼的途径有很多种，但他没有选择从主大厅径直进去。虽然对自己的装扮很有把握，他还是不愿意碰到熟人，在光线充足的主大厅里这种可能性完全存在。作为一个大型医学中心，这里白天和夜晚都有外科手术进行，因此外科医生的身影几乎无时不在。由于外科和病理学系经常打交道，他和其中一些人相熟。他避免从主大厅进入金梅尔馆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担心那里太安静，因此可能会引起保安的注意，他们也许会检查他的医学中心证件。于是他从后面的急诊科进入了医学中心，那里一天到晚都很忙乱，没人会留意他。

到了八楼，周围的宁静立刻让卡尔信心倍增，他悄无声息地沿着灯光幽暗的长长楼道快步走着。那一刻，整个楼层好像空无一人，除了偶尔有一个护士或护士助理从远处的某个房间里出来，又迅速消失在另一个房间里。他经过的大多数房间都静悄悄的，没有灯光，但也有几个房间里亮着灯，甚至还有个别房间里隐约传来电视的声音。在远远的楼道另一端，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护士站，因为那是唯一一处灯光明亮的地方。在高高的工作台后面，他只能看到几个脑袋，要么是护士，要么是护士助理或职员，他们很可能正忙于数据输入或文书工作。

他放慢脚步，走到838号病房前时停了下来。他注意到房门关着，只留有半英寸宽的缝隙。他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装满氯化钾的注射器，确保它还在。然后他来回扫视了一下楼道，发现楼道里空荡荡的，他的出现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用指尖轻轻推动房门，缓缓地、无声地将其打开。光线幽暗的房间渐渐进入他的视野，他把目光聚焦在病床上。根据头发的长度和厚度，他注意到睡在床上的是个女人，确信她就是劳丽。除此之外，他还注意到安装在床头上方墙上的监护仪不间断地显示出她的心电图。他认为这对他很有利，因为它可以立即反映心室颤动的发生并发出警报。他愿意适时响起警报，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冲进这间病房，如果有人问起的话。他还注意到女人的手臂上仍然插着一根静脉留置管。如果静脉留置管已经取下，他可能不得不放弃整个计划，重新想一个办法。但他一直坚信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

他再次扫视了一下楼道，把门推得更宽些，悄无声息地走进房间。他停了一会儿，让眼睛完全适应昏暗的环境，然后环顾房内的情形。他突然愣住了，吃惊地发现房间里还有一个人：一个男人像胎儿一样蜷缩在沙发上。他马上意识到此人必是劳丽·蒙哥马利的丈夫杰克·斯特普尔顿，下午他们才通过电话。

卡尔的第一反应是马上逃跑，他完全没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他犹豫了，默默地告诉自己，也许这并不像他所担心的那么糟糕，一旦开始手忙脚乱的心脏复苏尝试，实际上可能有助于转移他人的注意力。在搶救过程中，心脏复苏小组和值班护士不可避免地要安抚愤怒的丈夫。

卡尔之所以会想到这些，是因为他想起心室颤动发生的速度快得惊人。就和上次在重症监护病房里一样，他会立即给劳丽做心脏复苏。等到她的丈夫醒来，辨清方向，走到床边时，他可能已经在给她做心脏外按压了，并且说他是在楼道里听到了警报声才进来的。身为医生的丈夫肯定会参与进来，也许会做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卡尔突然变得特别自信，脑海中浮现出他和杰克试图抢救在劫难逃的劳丽的画面，不由得笑了。他很清楚，一旦大剂量氯化钾进入血液，而且没有立即逆转，心脏传导系统就无法正常工作，无论心脏复苏小组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

接下来的一分钟里，卡尔继续站在黑乎乎的病房中央，把整个场景又想了一遍。这么做的结果是，他越发相信，杰克的意外出现不仅不会妨碍他实施计划，反而有利于他在事情办完之后迅速脱身。虽然上次在重症监护病房他很轻易就溜掉了，但那是因为那里有很多人无意中在帮他“打掩护”。现在是在单人病房区，整个楼层人少了很多，尤其是正式医生少，因为心脏复苏小组都是由住院医师组成的，大部分是内科医师。他的出现很容易引人注意，特别是万一被问到他是否有病人在这一楼层的话。至于杰克是否会认出他来，他认为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们也许从未见过面，退一步说，即使见过，凭他这身装扮，杰克也认不出来。

现在他对自己的计划有了十足的把握，于是就蹑手蹑脚地沿病床右侧走了过去。他在黑暗中听着他认为是劳丽的女人发出的均匀呼吸声，看看监护仪上有规律地上下起伏的波浪线，心里笑了。他预计几秒钟后，这条曲线就会突然失常，意味着整个心脏的电传导系统已经变得一团糟。

卡尔取出装着氯化钾的注射器，浴室里透出的微弱光线足以让他看清它还是满的。他用牙齿拔下大口径针头上的塑料保护帽，再次瞥了一眼沙发，看到杰克一动不动，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于是用左手拿起女人手臂上的静脉留置管，这样他就可以用右手把针头插入静脉注射端口。接下来他双手握着注射器，两根拇指压在活塞上，又瞥了一眼杰克熟睡的身影，迅速把注射器里的液体全部注射进了她的静脉注射导管里。和麦迪逊·布赖恩特当时的情况一样，导管腔室的液面突然上升，因为有极少量的氯化钾在逆流。紧接着，他完全打开了注射导管，好让液体畅通无阻地流动。

正如他所料，几乎就在他取出注射器的同时，他看到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轨迹发生了初始的改变，包括T波的急剧上升。下一秒更糟。两秒钟后，整个正常的心电图已经变成像鸡爪挠出的图形，说明心脏已经停止跳动，变成了一团颤抖的肌肉。与此同时，心脏报警器响了起来，打破了房间里的寂静，尽管这不出所料，他还是心头一惊。

隐约意识到沙发上的那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卡尔迅速将空注射器装进口袋，放下护栏，以便爬到病床上开始为病人做胸外心脏按压。他再自信不过，再满足不过了。对他来说，这是对科学方法的一种确认，因为一切都像钟表一样分秒不差。他很清楚，护士和急救小组会在几秒钟内冲进病房，接手这个毫无希望的任务。

杰克一开始不情愿醒来，因为他正在做一个很有趣的梦。他梦见自己在打篮球，但打法和现实生活中不一样。在梦中他跳得很高，能悬在空中轻松扣篮。现实生活中他从来不会扣篮，即使是在十七八岁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因为虽然能够轻松地触到篮圈，他不会用手掌托球。尽管他很享受这个梦，却被心脏监护仪发出的刺耳警报声拉回到了现实中。他猛然意识到了身在何处，立刻从沙发上跳了下来。

在昏暗的光线下，杰克首先看到的是一个身穿白大褂的人正欲放下病床的护栏。这一幕情景促使杰克行动起来。他知道警报声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这个看不清面孔的人给劳丽注射了氯化钾。他心中腾地燃起一团怒火，似乎一生中的所有遭遇和厄运都集中在这一件可怕的事情上了。现在那人已经放下一边的护栏，爬上病床了。盛怒之下，杰克并没有冲向病床另一侧参与抢救，而是冲到那人身后，一把抓起他的白大褂，使尽全身力气拉他。那人本来就是半边身子悬在床边，杰克的拉扯使他完全失去了平衡，身子向后一仰，倒在杰克身上。在这个过程中，他大幅挥动手臂，把床头柜上的水壶、电话以及劳丽的一些私人物品碰落在地上，噼啪作响。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两人四肢纠缠在一起，展开了激烈搏斗，直到那人从杰克身上滚到房间中央，两人才得以站起来，对峙着。“搞什么鬼！”那人指着病床声嘶力竭地喊道，“病人心室颤动！她要死了！”

杰克没有回答，只是怒气冲冲地向前扑去。那人向旁边一闪，躲开了杰克伸出的胳膊。杰克没有站稳，后背撞在挂有电子屏的墙上。

“你疯了吗？”那人的声音中带着困惑。杰克稳住身子，重新向他扑去，迫使他再次闪到一边。“病人情况危急！”那人喊道，“我们必须马上给她做心肺复苏！”

这次杰克撞到了沙发上，脚下一踉跄，身子扑向沙发靠背，这迫使他不得不伸出双手，抓住靠背，以免绊倒。这给了对方几秒钟喘息的机会，在一阵恐慌中，他放弃了把杰克的注意力转移到劳丽身上的希望，趁杰克还没站稳，猛地打开门，冲出房间。

杰克愣了一下，随即也冲出病房。楼道里，几名护士正从左边的护士站赶过来，而那人跑向了右边的电梯。心脏报警器仍在凄厉地响着。

杰克没有停下来和护士们交谈，而是拔腿向右追去。远处，一个由四名住院医师组成的心脏复苏小组正推着一辆四轮抢救小推车朝这边跑来。

那人与复苏小组的人狭路相逢，粗暴地把几个茫然失措的住院医师推到一边，抢下他们手中的小推车，然后掉转小推车的方向，往楼道里一横，挡住了杰克的去路。车上的抢救器械纷纷掉下来，噼里啪啦地砸在地板上。那人继续朝电梯和楼梯的方向跑去。

“见谅！”杰克一边对着愣在原地的复苏人员大喊，一边费力地推开小推车。在这个过程中他回头瞥了一眼，看见护士们快步走进了劳丽的病房。

一摆脱障碍物，杰克就甩开大步开始狂追。他看到那人的身影从楼梯间消失了，因此也冲了过去，他低下头，看到了几段楼梯下面有个急匆匆往下跑的白色身影，还听到了脚步踩在金属楼梯上发出的咚咚声响。这种楼梯间在每层之间有两段楼梯和一个平台，形成一种垂直旋转造型。人们可以俯在扶手上一直看到九层以下的地下室。杰克开始下楼，感觉离对方越来越近。

由于下楼过程中消耗了大量体力，那人已显得力不从心。往一楼跑时，他那鼓点似的急促脚步声明显慢了下来，尤其是下最后一段楼梯时。杰克追到一楼，继续冲下通向地下室的最后两段楼梯，听到了对方粗重的喘息声。他绕过楼梯平台，准备下最后一段楼梯时，看到那人正弯着腰，双手扶着膝盖，脸色苍白，气喘吁吁，似乎已没有力气打开从楼梯间通向地下室的厚重防火门。

杰克放慢脚步，走下最后几级台阶，警惕地盯着那人，他不知道对方是否在假装痛苦，会不会突然挥舞着某种凶器向他扑来。现在他们中间只隔着五六英尺，杰克可以看到那人戴着一顶假发，因为它像帽子似的歪斜着。此外，他的眼镜也变形了，其中一侧镜架垂了下来。

杰克跳下最后一级台阶，站在地下室的水泥地板上。他看到那人用一双充血的眼睛瞪着他，眼神里满是痛苦，然后吃力地直起腰，踉踉跄跄地后退幾步，背紧贴着防火门，显然是被杰克双唇紧闭的表情和步步紧逼的气势镇住了。

杰克没有片刻犹豫，右手握拳，直接砸在那人的鼻子上，把那副黑粗框眼镜打飞了。那人膝盖一软，像一堆烂泥似的瘫坐在地上，背靠着防火门，还在呼哧呼哧地喘气。

“混蛋！”杰克既是在骂自己，也是在骂对手，同时使劲甩动右手，以消除指关节上的痛感。他原本没打算动武。这只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本能冲动，好让他把满腔的怒火发泄出来。然后他伸手抓起那个假发套，一把扯了下来，扔到一边，看着对方的脸。尽管眼前这个人看上去有点面熟，杰克却想不起是谁。他拿起此人挂在脖子上的胸牌，瞥了一眼上面的照片，终于看清了名字。

“卡尔·亨德森？”他惊讶地叫道，再次怀疑地看了看胸牌上的照片，又低头看看这个有气无力地靠在防火门上的男人。“你真的是卡尔·亨德森？”他难以置信地问。

对方没有回答，只是闭上眼睛，缓缓地把头靠在防火门上，继续拼命地喘气。

杰克挡在这个狼狈不堪的男人面前，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在触摸屏上点了几下，从联系人列表中调出重案组探员洛乌·索尔达诺的手机号，拨通了电话。尽管是深夜，他知道电话一定会接通，毕竟洛乌是他的好友，也是一个公认的工作狂。

尾声

5月12日，上午9点15分

“可以进来吗？”杰克把头探进金梅尔馆821号病房半敞的门内喊道。

“该进来了！”劳丽带着几乎掩饰不住的失望说，“你上哪儿去了？我从一大早就一直给你发短信。”

“我度过了一个很有趣的夜晚。”杰克陪着笑脸走到病床边，在劳丽脸颊上吻了一下。她勉强接受了。

“‘有趣的夜晚是什么意思？”劳丽假装生气地说，“这听起来更像一个借口，而不是解释。”

“两者兼而有之。”杰克拉过一把椅子放在床头边，坐下，“在我详细解释之前，我想知道你怎么样。”

“我非常好！”劳丽回答，“卡蒂埃医生黎明时分就来查房了，她非常高兴，甚至拔掉了引流管，因为几乎没有排出液体。她打算让我决定什么时候出院，今天就可以，如果我愿意的话。”

“太棒了！”杰克说，“真的很棒。你想什么时候出院？”

“在做决定之前，我想看看我的两只胳膊好不好使。”劳丽说，“不过，就我现在的感觉，以及从今天早上到现在所做的一切，我想我很有可能选择今天回家，如果不行，那就明天。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在一些日常活动上仍然需要你的很多帮助。”

“我当然愿意。”杰克说，“我倒希望你出院。”

“好吧，很好，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我需要一个解释。”劳丽继续假装恼怒，“今天早上醒来时，我发现住在另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不像昨天那个房间视野开阔。我问护士这是怎么回事，她们让我问你，因为这件事是你做的。我的天哪，你为什么趁我睡着的时候给我换了房间？”

“说来也奇怪，这是你的错，如果你想知道真相的话。”杰克笑道。

“什么意思，我的错？”劳丽说，“快说吧！别打哑谜，也不要卖关子，直接告诉我。”

“我说话可能会让人摸不着头脑，”杰克说，“因为我自己还有点儿发蒙。这一切都是那么……该用什么词好呢？意想不到。”

“你在逗我，我不喜欢这样，”劳丽埋怨道，“说出来吧！你为什么要给我换房间？”

“我给你个提示，”杰克说，“我这么做是因为阿丽雅·尼科尔斯调查胎儿父亲的做法是对的，你鼓励她这么做也是对的。”

“我还是没听明白，这就是你想告诉我的吗？”

“是的，”杰克说，“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但如果你能体会到你昨晚所面临的危险，这对你来说就更有意义了。就像阿丽雅怀疑的那樣，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其实是那个胎儿的父亲。目前尚待确认的推测是，凯拉和阿丽雅的吸毒过量可能是人为的。这两个女人要么是中毒而死，要么是因为饮用了含芬太尼的酒而失去知觉，至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当她们昏迷不醒时，体内被注射了芬太尼与海洛因的混合物，使她们看起来像是因吸毒过量而死。虽然这一切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估计八九不离十。”

“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劳丽的声音变柔和了，“谁在调查这件事？”

“洛乌·索尔达诺。”杰克骄傲地说。

“真的吗？”劳丽问，“他是怎么参与进来的？”

“我凌晨给他打了电话，”杰克坦白道，“发现那个坏蛋的身份后，我知道洛乌是接手这桩案子的最佳人选。它无疑会成为重大丑闻。”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那个坏蛋的身份的？”劳丽问，“是在我的房间被换之前还是之后？”尽管急于知道答案，但劳丽不想表露出来，只好强迫自己耐着性子配合杰克慢条斯理的节奏。

“换房间几小时以后。”杰克说，“算了，我知道我已经把你急得受不了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昨晚9点左右我离开你以后，直接回到了办公室，因为那儿离这里很近，而且在孩子们睡觉之前我也赶不到家了。不过，我回办公室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想起还没看到麦迪逊·布赖恩特的住院记录，这是我要求巴特·阿诺德提供的。当看到那份住院记录，尤其是看到麦迪逊发生心室颤动后的心电图时，我突然脑洞大开。她最后三次心跳发生的变化让我想起了多年前我们一起办的一桩案子，也就是曼哈顿综合医院的那个护士连环杀人案。通过静脉注射氯化钾，她杀害了那些最终会成为医疗保险公司经济负担的病人。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劳丽说，“护士叫贾丝明·拉科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可怕的女人。当时我正好怀了宫外孕。”

“我突然想到的是，麦迪逊·布赖恩特也可能被人用氯化钾杀害了，这立刻引起我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为什么有人要让她死。当思考这个问题，同时联想起凯拉、麦迪逊和阿丽雅的死亡时，我开始担心起你的安危。要是凯拉腹中胎儿的父亲确实杀了她，还有麦迪逊和阿丽雅，那么你也可能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杀手的目标。”

“所以为了保护我，你就把我转移了。”劳丽又惊讶又感激地说，“那么，你证实我确实有生命危险了吗？”

“是的，当然证实了。”杰克说，“但当我把你转移走的时候，我还不确定我的判断是否正确，甚至怀疑我可能患上了因焦虑症引发的妄想症。除了整晚守着你，我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也不确定是否要让医院的有关部门介入，或者打电话询问洛乌的意见。我真的是一筹莫展。”

“那么，你把我转移之后，又做了什么？”劳丽问，“只是躲在那里等坏人出现吗？我的意思是，除非我在场，并且那人有所行动，否则你这种办法是行不通的。”

“完全正确。”杰克说，“如果有人在重症监护病房用氯化钾谋害了麦迪逊，那他必须是某个有一定资格的医务人员，比如护士、护士助理或医生。否则，他们是进不去的。我先是把你安全地转移到另一个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然后推着轮床去了医学院模拟中心，借了一个用于教学示范的数字化高保真仿真人体模型。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能像活人一样做出生理反应的人。我把它推到838号病房，连上心脏监护仪，让心电图处于持续显示状态，再用毯子盖住。简直太逼真了，尤其是在黑暗中，甚至连呼吸听起来也像活人。”

“这么说，你设了个圈套。”劳丽惊讶地说。

“没错，”杰克说，“这招很管用。当那个坏蛋在凌晨3点半左右进去的时候，显然认为它就是你，而且他很可能是兴奋过头了，所以也没有核实一下。跟你说实话，当时我睡得很沉，直到他给人体模型注射了该死的氯化钾，导致报警器响起，我才被惊醒。”

“天哪！”劳丽惊呼。

“是时候说出他的名字了，”杰克笑道，“回想一下，他肯定参与了所有事情。”

“也许你最好不要告诉我在那之后发生的细节。”劳丽说。据她对杰克的了解，她能想象到当时的情形：他一定像发了疯一样，甚至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她唯一的安慰是，那人很可能是医护人员，所以也许没有携带凶器。

“不是很漂亮。”杰克承认道。

“好了，别绕弯子了，”劳丽说，“快告诉我那个坏蛋的身份吧。根据你前面的种种描述，我已经做好了大吃一惊的准备。他到底是谁？”

“卡尔·亨德森博士。”

“哦，我的天哪！”劳丽惊讶得一字一顿地说，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谁能想到呢？我无论如何也怀疑不到他的身上。这太荒唐了，太可悲了……”

“让我们往好的方面看。”

“我很难看到好的方面。”

“你和阿丽雅·尼科尔斯似乎已经把基因系谱学加进法医学的工具箱里了，让我们有可能构建出作恶者的基因组。这难道不是好的方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