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尤·奈斯博

我不惧怕坐飞机。对于经常坐飞机的普通乘客来说，死于飞机失事的概率小于千万分之一。换句话说，坐在座位上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这个的八倍。

等飞机升空进入平飞状态后，我朝一旁侧了侧身，用一种令人心安的低沉嗓音把这个统计数据说给靠窗而坐、正在抽泣颤抖的女人听。

“当然，统计数据对害怕的人没多大意义，”我补充道，“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完全了解你的感受。”

这时，一直盯着窗外的你慢慢转过身来看着我，好像直到现在才发现有人坐在邻座上。这就是商务舱的特点，座位间多了额外几厘米空间，只要注意力稍微集中点，就有一种独处的错觉。商务舱乘客之间有一个共识，即除了简短的礼节性寒暄和必须处理的实际问题外，如“我可以拉下遮光板吗”，不应过多交谈，以免打破这种错觉。同时，由于腿部空间够大，上洗手间或使用头顶行李架时不用和邻座乘客沟通就可以自由出入，所以在实践中，即使飞行时间长达半天，也完全可以忽略邻座的人。

从你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你对我违反了商务舱的第一规则有点惊讶。你穿着休闲却优雅——裤子和多色套头毛衣，我觉得这两种不是很搭，但穿在你身上却没有违和感，所以我想穿衣是看人的。从你的气质来看，就算你坐过经济舱，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一直在哭泣，打破那条潜规则的，不正是你吗？不过，从你转过身去背着我哭来看，很明显你不想与其他乘客分享你的故事。

唉，如果不说点劝慰话似乎显得我太冷漠，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窘况。

你虽然脸色苍白，眼睛红肿，却依然美得超凡脱俗，引人注目。难道正是苍白的脸色和红肿的眼睛让你如此美丽？我一直对脆弱且多愁善感的人没有抵抗力。我把起飞前空姐放在水杯下面的餐巾取出来递给你。

“谢谢！”你接过餐巾，勉强笑了笑，把餐巾按压在融化了的睫毛膏上，“但我不相信。”你转过身对着舷窗，额头贴在窗玻璃上，好像想躲起来似的，身体抖动着再次抽泣起来。你不相信什么？不相信我了解你的感受？不管怎样，我已经尽力了，从现在起不会再管你了。我打算看半场电影，然后试着睡觉，虽然我估计最多只能睡一个小时——不管飞行时间多长，我很少能睡着，尤其是当我知道我需要睡觉的时候。我只在伦敦待六个小时，然后返回纽约。

标有“系好安全带”字样的指示灯熄灭了，空姐走过来，把放在座椅扶手上的空杯子续满水。起飞前，机长通知我们今晚从纽约飞往伦敦的航班需要5小时10分钟。一些人放低了座椅靠背，把毛毯盖在身上，另一些人则坐在座位上，脸被面前的屏幕照亮，等着空姐送食物。当空姐在起飞前拿着菜单过来时，我和邻座的你都说“不用，谢谢”。我很高兴在经典影片栏中找到了一部电影《火车上的陌生人》。正要戴上耳机时，我听到了你的声音。

“是我的丈夫。”

我手里拿着耳机，转向你。

你眼睛周围的睫毛膏像夸张的舞台妆。“他出轨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自己是否觉得奇怪，称一个背叛了你的人为最好的朋友，不过我没必要指出这点。

“对不起，”我说，“我无意掺和……”

“不用道歉，有人在乎就行，不过这样的人太少了。我们非常害怕任何令人沮丧和悲伤的事。”

“你说得对。”我说，不确定是否该把耳机放下。

“我想他们现在就在滚床单，”你说，“罗伯特总是很饥渴，梅丽莎也是。天哪，在我亲手铺上丝绸床单的床上。”

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对30多岁已婚夫妇的画面。男人负责赚钱，赚了很多钱，而你负责选择床上用品。我们的大脑擅长形成固化刻板的印象，有时错，有时对。

“那太糟了。”我说，尽量让语气听起来不太夸张。

“我想死，”你说，“所以你误会了，我巴不得飞机出事，真的。”

“但我还有好多事没做。”我说，脸上露出担忧的表情。

有那么一会儿，你只是盯着我。也许这句话说得太糟糕了，至少时机不对，在此情此景下可能太轻率了。毕竟你刚说到想死，还给了一个可信的理由，我这么说显得不合时宜且麻木不仁，像一种随意的调侃，以缓和目前确实存在的凄凉氛围，跟人们所说的“喜剧性调剂”——至少在它起作用的时候——效果一样。不管怎样，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不由得屏住了呼吸。你笑了，笑容像泥泞水坑里泛起的一丝涟漪，瞬间消失了，但我又能呼吸了。

“放松，”你平静地说，“我是唯一会死的人。”

我疑惑地看着你，但你避开了我的目光，越过我看向客舱。

“那边第二排有个婴儿，”你说，“商务舱里有个可能会整晚哭闹的婴儿，你怎么看？”

“能怎么看？”

“你可以说，父母应该明白，乘客之所以愿意花高价坐商务舱，是因为他们需要睡觉。也许一大早下了飞机后，他们得直接去上班或开会。”

“也许吧。但只要航空公司不禁止婴儿乘坐商务舱，你就不能指责父母把婴儿带进来。”

“那航空公司应该为欺骗了我们而受到惩罚，”你小心翼翼地擦了擦另一只眼睛下面，这次你没用我递给你的餐巾，而是换成了一张面巾纸，“他们展示的商务舱广告可都是乘客进入甜美梦乡的照片。”

“从长远来看，航空公司会受到惩罚的。我们不喜欢为得不到的东西付钱。”

“但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父母还是航空公司？”

“父母这么做我能理解，他们付了钱，对婴儿哭闹不会感到愧疚。但如果商务舱提供的服务降级了，航空公司最终会有经济损失的，对吧？”

“但如果他们对小孩不友善，照样会收到差评。”

“小孩哭起来，才不会管是在商务舱还是经济舱呢。”

“是啊，所以我说别同情那些带小孩的父母。”我笑道，“航空公司可能担心不让小孩进商务舱像是一种种族隔离。不过，如果有人哭了，让他和经济舱乘客换座，问題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你笑了，笑得轻柔动人，连眼里也含着笑意。我很自然地想到——我确实是这么想的——真难理解有人竟然会背叛像你这样的美女，但事实确实如此：这与外在美无关，也不关内在美的事。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问。

“我是心理学家，做研究的。”

“研究什么？”

“人。”

“当然。研究出了什么？”

“弗洛伊德是对的。”

“关于什么？”

“除了少数例外，人没有什么价值。”

你笑了，“但愿你的结论没错。先生怎么称呼？”

“肖恩。”

“我叫玛丽亚。但你并不真的相信这个结论吧，肖恩？”

“除了少数例外，人没有什么价值？我为什么不相信？”

“你的言行表明你富有同情心，而真正的厌世者是没有同情心的。”

“懂了。那我为什么要撒谎？”

“同理，因为你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你假装和我一样害怕坐飞机；在我告诉你我遭遇了背叛时，你为了安慰我，就说世上都是坏人。”

“哇！我还以为咱俩中只有我是心理学家。”

“看吧，你的职业素养暴露了你。你还不如承认，你就是反对这个结论的最好证明。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我倒希望如此，玛丽亚，但恐怕我流于表面的同情心只是英国资产阶级教育的结果，除了我自己，我对别人没多大价值。”

你身体往我这边靠了靠，移动幅度几乎难以察觉，“正是教育赋予了你价值，肖恩。是你的所作所为——而不是想法和感受——成就了你，让你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太夸张了。受过教育只意味着我不喜欢打破默认的行为规则，但我不会做出任何真正的牺牲。我只是适应规则，以免不愉快。”

“至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你是有价值的。”

“恐怕作为心理学家我也很失败。我既不聪明也不勤奋，无法找到治愈精神分裂症的方法。如果飞机坠毁了，这个世界失去的不过是一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只有几个心理学家会看的关于确认偏差的无聊文章罢了。”

“你喜欢引人注目？”

“是的，非常喜欢出风头，这算是我的缺点。”

你笑了，笑得很灿烂，“如果你消失了，你妻子和孩子不会想你吗？”

“不会。”我答得很干脆。因为我的座位靠过道，所以我不能通过转向舷窗，假装在深夜的大西洋上发现了某些有趣的东西来结束对话。把杂志从前排座位的靠背网袋里拿出来这种举动又似乎太得罪人了。

“对不起。”你小声道。

“没关系，”我说，“你说你要死了是什么意思？”

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直视对方。虽然可能是后知后觉，但我想我们都在对方眼里瞥见了一些东西。当时的这一瞥告诉我们，这次目光相遇可能会改变一切。事实上，它确实改变了一切。也许你也这么想，你靠在扶手上看向我时我分心了。

你身上的香水味让我想起了她。那是她的气味，她回来了。

“我会自杀。”你低声说。

你靠在座位上，打量着我。

我不知道我脸上是什么表情，但我知道你没说瞎话。

“你打算怎么做？”我只能这么说。

“要我告诉你吗？”你用一种忍俊不禁的神秘语气问道。

我考虑了一下。我想知道吗？

“怎么说呢，这不是真的。”你说，“首先，我不会自杀，我已经自杀过了。其次，实施自杀行动的不是我，是他们。”

“他们？”

“是的，我签了份合同……”你看了看表，是块卡地亚表。我猜是罗伯特送的礼物。在他出軌之前还是之后？应该是之后，这个梅丽莎不是第一个，他一开始就不忠。“四个小时前签的。”

“他们？”我又问了一遍。

“自杀机构。”

“你是说……像在瑞士那种协助自杀的机构？”

“是的，只是更主动地帮你自杀，而且不同点在于，他们会用一种看起来不像是自杀的方式杀死你。”

“真的？”

“看起来你不太相信。”

“我……啊，我相信。我只是很吃惊。”

“我理解。这话就咱俩之间说说，合同有保密条款，实际上我不该跟任何人说起，只是……”你笑了笑，眼泪又涌了上来，“我太寂寞了，而你是陌生人，还是心理学家，你的职业道德要求保密，对吧？”

我清了清嗓子，“对病人的情况，是的。”

“那好吧，我做你的病人，反正你现在也没病人。你怎么收费，医生？”

“恐怕我们不能那样做，玛丽亚。”

“好吧，这会违反你所在行业的游戏规则，但你肯定可以作为一个私人听听吧？”

“你必须明白，如果有自杀倾向的人向我倾诉，而我不采取任何措施，这对我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来说会带来道德问题。”

“你不明白，现在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我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合同是不可撤销的，我会在三周内死去。他们事先说了，一旦在合同上签了字，就没有紧急按钮可以按停，因为如果可以的话，会产生各种法律纠纷。你现在相当于坐在一具尸体旁，肖恩。”你笑了起来，笑声生硬而苦涩，“可以陪我喝一杯，听我说说话吗？”你举起修长的手臂，按下服务按钮，昏暗的客舱中响起了类似声纳脉冲的哔哔声。

“行，”我说，“但我不会给你任何建议。”

“好的。你保证以后不会谈起这件事，即使我死后也不谈？”

“我保证，”我说，“虽然我看不出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哦，会的。如果我违反了合同中的保密条款，他们可以起诉，索赔一大笔钱，这样一来，按照遗嘱应该继承我财产的某个组织就得不到什么钱了。”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空姐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们身旁，问道。你身体倾过来，越过我，给我俩每人点了杯金汤力鸡尾酒。透过微微耷下的套头毛衣领口，我看到了苍白的肌肤。你身上没有她的味道，而是一种淡淡的甜味，带着一股香气，像汽油味儿——对，是汽油——还有一种我记不起名字的树的味儿，像男性的气味。

空姐关掉服务灯离开后，你踢掉鞋子，伸长腿，尼龙袜包裹着的狭窄脚踝让我想起了芭蕾舞。

“自杀机构在曼哈顿的办公场所让人印象深刻，”你说，“那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他们声称一切都是合法的，公开透明的，这个我不怀疑，比如，他们不会帮助任何精神失常的人自杀。在签订合同前，你要接受全面的精神鉴定，还要取消所有保单，以免他们被保险公司起诉。还有很多其他条款，最重要的是保密条款。在美国，两个成年人之间有权自愿签订各种合同，这种权利比其他国家的人大得多。但是，自杀机构担心如果大肆宣传他们的做法，让公众知晓的话，肯定会受到政客们的抵制，所以他们从来不做广告，客户都是通过口口相传得知他们存在的有钱人。”

“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低调。”

“客户肯定想要谨慎行事，自杀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就像堕胎一样。堕胎诊所是合法的，但他们不会在门头上打广告。”

“确实。”

“所以，这种生意的特点就是行事谨慎，见不得光。客户愿意花大钱，以一种身心愉悦、出乎意料的方式去死。但最重要的是，要让亲朋好友以及其他任何人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自杀。”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他们肯定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方法多种多样，而且会在合同簽订后三周内发生。他们也没有透露任何例子，因为那样的话，我们会有意无意地避免某些情况，从而产生不必要的恐惧。他们只是告知我们，死亡将完全没有痛苦，而且我们绝对不会预见到死亡的发生。”

“我能理解有些人会隐瞒他们自杀的事实，因为那对他们很重要，但为什么你也这样想？你不该正好把它当作你的报复方式吗？”

“你是说报复罗伯特和梅丽莎？”

“如果你的死看起来明显是自杀，不只会让他们丢脸，罗伯特和梅丽莎还会有负罪感，不仅自责，还会多多少少有意识地相互指责，这种事屡见不鲜。你有没有研究过孩子自杀后，父母的离婚率或者自杀率是多少？”

你只是看着我。

“对不起，”我说，感觉脸有点红，“我把报复的欲望强加给你，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是你，我会这样想。”

“你把自己代入角色里了，肖恩。”

“是的。”

你勉强笑了笑，但转瞬即逝，“没什么，我自然是要报复的。但你不了解罗伯特和梅丽莎。如果我自杀了，留下遗书说是因为罗伯特的不忠，他会否认。他会说我有抑郁症，一直在治疗——这是事实，他会说病情发展到最后我有明显的偏执症状。他和梅丽莎一直都很小心谨慎，可能没人知道他俩的关系。我想，在葬礼后六个月左右，为了自然而然地进入罗伯特的生活，梅丽莎会和他圈子里的其他金融才俊约会。他们都垂涎于她的美色，但她不会动心。之后，她和罗伯特会宣布他们结婚了，并解释说，是对我的缅怀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好吧，你可能比我更厌恶人类。”

“我不怀疑。真正让人恶心的是，罗伯特在内心深处会感到自豪。”

“自豪？”

“他会想，就因为失去了他，一个女人就不想活了。梅丽莎也会这么想。我的自杀会提升他的价值，让他们更幸福。”

“你真这么觉得？”

“当然。你不知道法国思想家勒内·吉拉尔的欲望模仿理论吗？”

“不知道。”

“吉拉尔的理论是，除了满足基本需求外，我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我们模仿周围的人，重视别人重视的东西。如果你周围有足够多的人说摇滚歌手米克·贾格尔很性感，你最后也会认同这点，即使一开始你觉得他看起来很丑。如果罗伯特的身价因为我的自杀而上涨，梅丽莎会更想要他，他们在一起会更快乐。”

“我明白了。但如果你看起来像死于事故或其他形式的自然死亡呢？”

“那效果就正好相反，我的死就成了意外或宿命。罗伯特对我的死和我这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慢慢地，但很明显，我会罩上一层圣洁的光环。一旦哪天梅丽莎惹恼了罗伯特——这一天肯定会到来——他就会想起我的各种好，并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两天前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要离开他，因为我需要自由。”

“这是否意味着他不知道你知道他和梅丽莎的婚外情？”

“我在他手机上看到了他们所有的短信，但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直到现在遇到你。”

“你给他写信的目的是什么？”

“一开始他会觉得轻松，离开的人不是他，这样在协议离婚时不仅可以省下不少钱，还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好人——虽然他很快就会和梅丽莎勾搭上。但过一段时间后，那封信种下的种子就会发芽。是的，我给了他自由，但给他自由的原因是我认为可以遇到比他更好的人。这个人甚至可能在我离开前就存在了。当罗伯特想到这点……”

“这么说你也有模仿欲望，这就是你找自杀机构的原因。”

你耸了耸肩，“孩子自杀了，父母的离婚率有多高？”

“什么？”

“还有，父母两人中谁会寻死？是母亲，对吧？”

“对。”我说，把目光落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但我能感觉到你在看着我，希望我能给出一个更长的答案。这时，两个玻璃杯拯救了我，它们仿佛是黑暗中变出的魔法，落在我俩座位间的扶手上。

我清了清嗓子，“等这么久会不会受不了？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想，也许我今天就没命了？”

你犹豫了。你不想轻易放过我，但最后还是妥协了，回答道：“如果今天我不会死的想法让我感觉更糟的话，就不会。当然，有时想到死也会恐慌，会本能地涌起一股想活下去的冲动。但尽管怕死，我更缺乏活下去的勇气。你作为心理学家应该很了解这点。”在说到心理学家这个词时，你稍稍加重了语气。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对的，”我说，“有人曾研究过巴拉圭的游牧部落，一旦有人到了风烛残年，成为部落的负担，部落里管事的机构就有权决定处死这个人。即将被处死的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也不知道怎么死去，但他们接受这种规则。毕竟，要在食物匮乏和长期艰苦的流浪环境中生存下去，只能优胜劣汰。这些被处死的人，也许就是年轻时，被迫趁着月黑风高，在野外用棍棒击杀过虚弱老人的那批人。研究还表明，对部落成员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丧命这种不确定性会给人很大的压力，这可能也是这些部落预期寿命较短的原因。”

“当然有压力，”你打着哈欠，伸长穿着袜子的脚，碰到了我的膝盖，“我希望能用不到三周的时间，但要找到最好和最安全的方法是需要时间的。如何让死亡看起来像一场事故，同时又没有痛苦，可能需要很多周密的计划。”

“如果我们乘坐的飞机坠毁了，你能拿回你的钱吗？”我问道，喝了一口鸡尾酒。

“拿不回来。他们说，给每位客户策划自杀的成本很高，加上客户有自杀意向，所以他们要确保万无一失，防止客户有意无意地抢在他们行动之前死去。”

“嗯。所以，你现在最多还有21天可以活。”

“很快就是20天加半天了。”

“正确。你打算用这段时间来做什么？”

“做以前没做过的事，和陌生人喝酒聊天。”

你一口气把杯里的酒喝光了。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好像它知道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你放下酒杯，把手放在我胳膊上，“我想和你做爱。”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

“我现在去洗手间，”你说，“如果你两分钟内进去的话，我会在那里。”

我感觉到有什么事发生了。我内心泛起一种喜悦，不只是欲望，而是一种影响我全身的东西，一种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的重生的感觉。说实话，我从没想过会再次感受到这种感觉。你把手掌放在扶手上，好像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但你仍然坐着。

“唉，我想我没那么坚强，”你叹了口气，“我要知道你是否真的要去。”

我喝了一口酒，想争取点时间。你在等待我回答时看着我的杯子。

“如果我有女朋友呢？”我说，声音听起来很沙哑。

“你没有。”

“如果我觉得你没有吸引力呢？或者我是同性恋？”

“你害怕了？”

“是的，在性爱上采取主动的女人让我害怕。”

你打量着我的脸，好像在寻找什么。“好吧，”你说，“我信。对不起，这不是我的风格，真的，但我没时间扭扭捏捏了。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感觉到自己平静下来。我的心跳仍然很快，但恐慌和逃离的想法消失了。我转动着手中的玻璃杯，“飞机在伦敦落地后，你会直接转机吗？”

你点点头，“这趟航班着陆一小时后，我会转机去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你在想什么？”

“伦敦的一家酒店。”

“哪家？”

“兰登酒店。”

“兰登酒店很好。在那里入住超过一天，员工就会知道你的名字。但除非他们怀疑你在做不正当的事，否则不会记得太牢。不管怎样，我们不会在那里逗留超过24小时。”

“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重新订明天去雷克雅未克的航班。”

“你确定？”

“是的。你满意吗？”

我想了想。我不满意。“但是如果……”我说了个开头，却停了下来。

“你担心他们会趁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动手？”你问道，用你的杯子轻轻碰了碰我的杯子，“这样一来，如果我死了，你就成了嫌疑人？”

“不。”我笑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坠入爱河怎么办？你都签了死亡合同，一份不可撤销的合同。”

“现在已经太晚了。”你把手放在我搭在座位扶手的手上。

“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

“不，我说的是另一件事太晚了。我们已经坠入爱河了。”

“我们有吗？”

“一点点，但足够了。”你捏了捏我的手，站起身，说一会儿就回来，“我很高兴我可能还有三周的时间。”

你去洗手间的这段时间，空姐过来收走了我们的杯子，我顺便问她是否可以给我们多加两个枕头。

你回来时，已经补过妆了。

“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你看透了我的心思，“你喜欢妆有点花的样子，对吧？”

“两种都喜欢，”我说，“那妆是给谁化的？”

“你觉得呢？”

“给他们化的？”我朝舱内方向点点头，问道。

你摇了摇头，“我最近委托别人做了项调查，大多数女性回答说她们化妆是为了感觉良好。但她们所说的感觉良好是什么意思？仅仅是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吗？被人看到真实面目会感到不舒服吗？化妆真的只是我们强加给自己的罩袍吗？”

“化妆为的不就是突出而不是隐藏吗？”我问。

“在突出某些东西的同时，隐藏了另外一些东西。所有的美化，在引人注目的同时，都是在掩盖缺点。化妆的女人想吸引人们注意她可爱的眼睛，这样就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的鼻子太大了。”

“化妆是罩袍？难道我们不想被人看到？”

“当然不想，没人愿意以真面目示人。對了，你知道吗，在以色列和韩国，女性一生中花在化妆上的时间与男性服兵役的时间一样多？”

“不知道，听起来像是把随机收集到的信息组合在一起。”

“确实，不过不是随便的组合。”

“不是？”

“是我把选择的信息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论断。假新闻不一定是虚假的事实，可能只是人为编辑过。这种对比说明了我对不同性别角色的看法是什么呢？男人的职责是舍生取义，保家卫国，女人则是用化妆来伪装自己吗？可能是这样。但是，换种说法，也可以这样理解：女性害怕被人看到真面目的恐惧，跟国家害怕被敌人征服的恐惧一样大。”

“你是记者吗？”我问。

“我是编辑，编辑着一份不值得出版的杂志。”

“女性杂志？”

“是的，内容毫无意义。你有行李吗？”

我犹豫了。

“我的意思是，等在伦敦降落后，我们可以直接打辆出租车走吗？”

“只有随身行李，”我说，“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化妆。”

你举起一只手，用食指抚摸着我眼睛下方的脸颊，好像我也刚哭过一样。

“我还有另一组数据的对比，”你说，“每年自杀的人数，超过死于战争、恐怖袭击、毒品交易和激情犯罪的总数，也就是说，自杀多于谋杀。所以，最有可能杀死你的凶手就是你自己。这就是我化妆的原因。我不能忍受照镜子时看到我这个自杀者的裸脸，而不是因为我恋爱了。”

我们面面相觑。我伸手过去想握住你的手，你接受了。我们的手指交织在一起。

“我们不能做点什么吗？”我低声说，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好像在跑步，“不能出钱让合同作废吗？”

你把头偏向一边，好像在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如果能的话，我们也许就不会坠入爱河了。”你说，“你不觉得正是因为咱俩不可能在一起这个事实，才让我们觉得彼此有吸引力吗？她也死了吗？”

“什么？”

“那个女的。就是我问你有没有妻子和孩子时，你不想说的那个人。失去了她，让你害怕再次爱上你将要失去的人。所以当我问你有没有行李时，你犹豫了。你想谈谈这个吗？”

我看着你。我想吗？

“你确定你想……”

“是的，我想听。”你说。

“你还有很多时间？”

“哈哈。”

我们重新点了饮料，我讲了我的故事。

当我讲完时，舷窗外已经亮了，因为我们正朝着太阳飞去，飞向新的一天。你又哭了。

“真让人难过。”你把头靠在我肩上。

“是的。”我说。

“还疼吗？”

“不是一直都疼。我告诉自己，既然她不想活了，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可能更好。”

“你相信吗？”

“你也相信，不是吗？”

“也许吧，”你说，“但我真的不知道。我就像哈姆雷特，是一个怀疑论者。也许死后去的地方是一个更为糟糕的悲伤之处。”

“说说你自己。”

“你想知道什么？”

“全部。你只管讲，有什么我想了解的细节，我会问的。”

“好的。”

你开始讲起了你的故事。随着你的讲述，我脑中逐渐勾勒出一幅关于你的清晰画面，比眼前靠在我身上，手夹在我胳膊下的你更清晰。有一次，飞机穿过一股气流时发生了颠簸，像骑马穿过一连串短促却汹涌的波浪，你的声音发出很多滑稽的颤音，我们都笑了起来。

“我们可以私奔。”你说完后我说。

你看着我，“怎么做？”

“你在兰登酒店订一个单人间。今晚在前台给酒店经理留张字条，说你要去泰晤士河投河自杀。晚上你去那里，找个没人能看到你的地方，脱下鞋子留在河堤上。我租个车来接你。我们开车去法国，然后从巴黎乘飞机去开普敦。”

“护照。”你只说了一句。

“我来安排。”

“你行吗？”你继续盯着我，“你究竟是哪种心理学家？”

“我不是心理学家。”

“你不是？”

“不是。”

“那你是做什么的？”

“你觉得呢？”

“你是那个来杀我的人。”你说。

“是的。”我说。

“在我来纽约签合同之前，你就已经预订了我旁边的座位。”

“是的。”

“但你真的爱上我了吗？”

“是的。”

你缓缓点头，生怕摔倒似的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你本打算怎么做？”

“等下了飞机，排队查验护照时，给你扎上一针。活性成分会在一小时内完全消失或溶解于血液中。尸检结果将表明你死于普通心脏病发作。心脏病一直是你家族中最常见的死因，我们所做的测试表明你也有患同样疾病的风险。”

你点点头，“如果我们跑了，他们会追寻你的踪迹吗？”

“会的。因为合同各方，包括我们这些具体执行的人，都涉及不菲的费用，所以他们要求我们也签署一份合同，但是没有三周这个期限。”

“自杀合同？”

“根据合同，他们可以随时杀死我们，而且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据了解，只要我们不忠诚，他们随时会让该条款生效。”

“他们会在开普敦找到我们吗？”

“会的，他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会去开普敦，但我们不会在那里。”

“我们会在哪里？”

“等一下再告诉你可以吗？我保证那是个好地方。有阳光有雨露，天气不冷不热，而且那里的人大多懂英语。”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和你一样的原因。”

“但你没有自杀意愿，你本可以通过做你该做的事赚一笔钱，现在你得冒生命危险了。”

我试着微笑，“没了你，要什么命？”

你环顾四周，倾身在我唇上吻了一下，“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做爱怎么办？”

“那我就把你丢到泰晤士河里。”我说。

你笑着又吻了我一下。这次时间长了一点，嘴唇分开了一点。

“你会喜欢的。”你在我耳边低语。

“是的，恐怕我会的。”我说。

你睡着了，头靠在我肩上。我把你的座位靠背往后调了调，给你盖上毛毯。然后我把自己的座位也往后调了调，关掉头顶灯，准备睡上一觉。

飞机在伦敦降落时，我已把你的座椅靠背调直并帮你系好了安全带。你看起来像是个在平安夜熟睡的小孩，嘴角挂着一丝浅笑。空姐过来收走了我俩座位间扶手上的那个水杯。飞机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前水杯就放在那里了，那时，你正凝视着舷窗外哭泣；那时，我们还是陌生人。

我站在6号检查窗口的海关官员面前时，看到一群穿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反光夹克的人，推着担架车朝入境口跑来。我看了看表。飞机起飞前我倒进你杯子里的粉末见效虽慢，但很可靠，你现在已经死了将近两个小时，尸检将表明死因是心脏病发作而不是其他。我想哭，几乎每次都是这样，但同时我也很高兴。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不会忘记你的，永远不会，你是那么特别。

“請看摄像头。”海关官员对我说。

我用力眨眨眼，把眼泪憋了回去。

“欢迎来到伦敦。”海关官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