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约翰·克里西

世界上最大的悲剧，莫过于被亲生儿子憎恨。对一个好父亲来说，这就像扎进心里的一根刺，日日夜夜地折磨着他。我在孟买的老朋友巴布劳·孟希就是如此。虽说是朋友，但我们的关系远比朋友亲密，要不然我也没法讲述他的儿子克里希纳是怎样憎恨他，以及他们怎么争斗的故事了。这不是肢体上的冲突，我从没听说过印度人对自己的父亲动过手，这是一场拉锯战。

我第一次见到巴布劳时，还以为他是个乞丐。那时我刚来孟买不久，无法分辨出单纯的穷人和穷得叮当响的人之间的区别，也无法分辨出干活儿的人和讨要的人。

当时我23岁，从英国过来帮助一位年老的爱尔兰人，他是几家英国大型出版社的代理。我喜欢书，想做和书相关的买卖……

1月的一个早晨，柔和的雾气弥漫在港口的水面上，小游艇的白帆、本地船只和阿拉伯單桅帆船的黑帆映衬着蓝色静谧的天空和海洋。我从阿波罗码头附近的酒店走出来，马路对面，巨大的印度之门矗立在黑暗中。

乞丐、提着小黑箱来回走动的足病诊疗师、卖外国邮票和粗制滥造的明信片的小贩，这些人的大多数都认识我，却没有和我搭讪。两个头发蓬乱、面颊肮脏、衣服破烂的小男孩伸出一只手到我面前，另一只手揉着干瘪的肚子，嘴里不停乞求道：“行行好，给点吃的吧，给点吃的吧。”我给了一人一派士，他们便乐得不行，一蹦一跳地跑开了。

我朝海堤走去，看见迷雾中模模糊糊地显现出一个人影，那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印度人，离我有几码远。他很瘦削，相当有辨识度，苍白憔悴的脸上有一种和其他印度人一样的饥饿神色。他身上的外套原本是黑色的，现在磨损得发亮，泛着绿光，肘部和一侧的肩膀上还有破洞。他的多蒂腰布系在腰间，在两腿之间垂着，看起来像一条宽松的裤子，颜色和他头上缠的头巾一样雪白。

他朝我走来，手里拿着一些明信片。很明显，他不善言辞，不太可能强求游客买。他用比大多数人好一些的英语问道：“先生，你需要明信片吗？”

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那是一些很廉价的明信片，上面印有印度之门、孟买城堡、钟楼和空中花园之类的图片。他没再说话，但他的眼睛说服了我。那是一双清澈的棕色眼睛，眼神里透着骄傲。此外，他脸上的饥饿神色也让我产生了怜悯之心。我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来一张5卢比的纸币。

他犹豫了一下，显得有些尴尬，“我没有零钱找你，先生。”

“不用找了，”我边说边从他手里拿走了半打明信片，“谢谢你，祝你好运！”

匆匆离开后，我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懊悔，担心他每天早上都会来纠缠我。第二天我发现自己事实上是希望看到他的，但他却没来。

他一连几周都没有出现，但当他再次出现时，我马上就认出了他，这让我很惊奇，因为我每天都能看到成千上万穿得像他一样的人。

我的爱尔兰上司已经休假回家了，我开始忙碌起来。训练有素的印度员工和英裔印度员工们工作都很认真，于是我计划进行一趟长途旅行，北上德里，穿过加尔各答，去见那些我还没见过的客户。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又见到了巴布劳——那个卖给我明信片的人。他在平泽沙元路的一个角落里卖报纸，在那家从针线到虎皮各种东西都卖的小商店边上，我买了一份报纸。显然他认出了我，但我们谁都没说话。

一个月后，我结束了漫长乏味、尘土飞扬的火车旅行，回来了，所幸口袋里有足够的订单，让我觉得不虚此行。巴布劳还是在那个角落里，穿得和以前一样，但是他的货品增加了，除了报纸，还有十几本薄薄的纸质书。

书总是能引起我的兴趣。“你好，”我忍不住问道，“你打算卖书了吗？”

“是的，先生。”

“等你把这些书都卖完了，可以去我那里看看。”我说道，然后告诉他我的办公室在哪儿。

他朝我略带神秘地微微一笑，“我知道在哪儿，先生。谢谢你！”

大约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门开着，风扇嗡嗡地旋转着。雨季还没有来，4月的炎热就像砖窑里滚滚的热浪。

我抬起头，看到了巴布劳。他看起来很热，汗流浃背，但像往常一样，他的衣服虽然很旧，却很干净，脸上没了饥饿的神情。还有一点不同的是——他看起来喜洋洋的，脸好像被一团跳动的火焰照亮着。

“早上好，巴布劳，”我招呼道，“你还好吗？”

“今天是个好日子，格雷厄姆先生。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

“真为你高兴，”我说，“你还会有很多孩子的。”

“会的，”巴布劳自信地说道，“我得养活更多人，所以我必须把生意做大，这是我来这儿的另一个原因，我希望能卖掉更多的书。我想我可以在你这儿进一些书。”他的目光在我的书架上巡视，“我想试试，先生。”

他在暗示他买不起现货，想要赊账，但没有说出口。

我说道：“你随便看，选些你想要的书，一个月后我会给你寄一张账单。如果要退回一些书，请别把它们淋湿了。”我没忘即将到来的雨季。

“没问题，”巴布劳说，“我来好好挑挑。谢谢你！”

他对我的建议不仅不惊讶，还显得很高兴。他挑选了一箱书离开了，大部分是平装本，但也有一些是布面的。我希望他不要抱太大野心，因为这些书很容易被弄脏。但显然他很自信。

那天傍晚，我走在街上，看见他正蹲在摊位旁。他做了一个书架，上面有宽大的悬顶，靠着石楼的墙。悬顶在马路的右边，下雨的时候，可能会被风吹向另一边。他还搭了个帆布顶篷。

“你确实在尽心尽力做事，”我很佩服他，“看起来真不错。祝你好运！”

“谢谢你，格雷厄姆先生。”

“对了，”我说，“你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克里希纳，”巴布劳告诉我，“克里希纳·孟希。”

那时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喜悦。

巴布劳第二天又来了，我感到很意外。他挑了三本布面书和几本平装书，把它们拿到收银台，用现金支付。我去看了看他都买了些什么书。

“都是些和以前一样的，”柜员玛丽·路易斯告诉我，她是个英裔印度人，聪明，有生意头脑，皮肤非常白皙，“他还想要其他三本，但我们已经没货了。”

那天晚上，我注意到，他的书架摆满了，满到无法再塞进一本书。我混在一群形形色色、吵吵嚷嚷着回家的店员中，观察着。巴布劳卖出了两本书，然后立刻从一个木箱里拿出两本新的，他把这个木箱当成凳子。

大多数时候他会来买一些现货，总是一直买一些流行的书，并逐渐建立起稳定的业务。他改善了摊位的外观，但从未改变着装。他买东西都是用现金支付，但始终没有还上第一笔欠款。玛丽·路易斯告诉我，她曾把账单交到他手里，但他却没当回事。

“别担心，”我说，“总有一天他会还上的。”

巴布劳为他的儿子骄傲，这让我很感兴趣。我开始理解印度人家庭里忠诚的力量，这样的忠诚总是有着狂热的影响力，我开始尊重朋友对他第一个孩子的爱。每当我问起克里希纳时，巴布劳就告诉我他是一个强壮、健康、聪明的男孩，有朝一日能接手自己的生意。

这是巴布劳的梦想……

到克里希纳的第一个生日时，书架的大小已经是原来的两倍了。巴布劳不得不踩在凳子上才能够到最上面一排。他每个月都有几千卢比的收入——以西方的标准来说，这并不是大数目，但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印度人来说，这一点令人惊叹。

随着我对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越来越熟悉，我了解到巴布劳是高种姓的人，他是和一群逃饥荒的难民一起来到孟买的。他现在住在靠着危楼的旧墙边搭建的窝棚里，窝棚的顶和墙都是用芭蕉叶做的。他的妻子在狭小入口外的砖头上做饭，在附近水边的石头上洗一家人的衣服。

成千上万的人像他们一样生活贫困，这滋生了宿命论和绝望——但在巴布劳心里，却有着希望……

玛丽·路易斯提醒我，克里希纳的第二个生日到了，并刻薄地接着说了几句，虽然巴布劳现在买什么都是付现金，但还是没有偿还第一笔欠款。我应该提醒他，她说。

我走到街上恭喜巴布劳，看到他从箱子上跳下来，手里拿的不是书，而是一把锤子。摊位上方挂了一块刷上油漆的牌子：巴布劳·孟希父子书店。

我没有和他提起那笔旧账……

大约三个月后，他告诉我，他的第二个儿子拉马出生了。他很高兴，但没有高兴过头。他的身上正在发生某些变化，他已经是个成功的商人了，忙碌，自信，知道哪些书能畅销。他有了很多稳定的客户，并为他们管理账户。不管是印度人、穆斯林、锡克人、波斯人、欧洲人，还是学生、商人和文员，都来买他的书，巴布劳和他们都成了朋友。

他的英语现在几乎完美。他穿得好一点了，但值得注意的是，每当他需要一个助手时，他就从穷人中挑选。城里来自饥荒地区的难民越来越多了。

就在克里希纳3岁生日的前几天，巴布劳请我和他一起吃午饭。我们去了离克劳福德市场不远的霍恩比路的一家普通小餐馆。这儿的生活丰富多彩：有各种各样的小商店，有不绝于耳的路边小贩的叫卖声和乞丐的乞讨声，有拿着纸灯笼的中国人。这个地方总是让我着迷。饭菜用小金属碗盛着，用手抓着吃，又辣又甜。

“格雷厄姆先生，很感谢你的建议，”我们吃完后，巴布劳说道，“我希望再开一个书摊或书店，我想雇用一两个识字并且值得信任的人。你可以向我推荐几个，我来看看他们行不行。”他朝我谦虚地笑了笑，“你觉不觉得我很傻？”

我说：“我想我可以向你推荐一两个人，但有件事我早就该和你说了，巴布劳。”

他依旧淡淡地笑着，“也许是关于那张旧账单？”

“不——只要你的良心过得去。是关于你的生意的。你所有的书都是从我这儿进的，而我只代理几家英国出版商。你应该多从孟买的其他机构进货，再储备所有的畅销书。”

他把手伸到桌子的另一边，抚摸着我的手臂说：“你很慷慨，我们是好朋友，格雷厄姆先生。也许我会照你说的做，但我不认为你们出版社的销量会因此减少。现在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我正在写一本书。”他看起来很高兴，“这将是一本大书，我写完后，会把它送给你。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总是会想起阿波罗码头上的那些明信片，还有你第一次允许我赊账的那一天。这是——怎么说来着？——我喜欢做的事。”

“那你可别让我等太久。”我说。

“真希望克里希纳能早点和我一起工作。”他回应道。

几年后，正值甘地处于权力巅峰的解放运动时期，我在克劳福德市场附近见到巴布劳和快10岁的克里希纳。我对这孩子从来没有过好感，但还是尽可能地表现出友好。

“你好，克里希纳，”我向他父亲问好后和他打招呼，“你最近還好吗？”

他用大大的黑色眼睛盯着我，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该死的英国人。”

巴布劳眼中的痛苦让我第一次有了不祥的预感。过了很久，我才意识到：巴布劳生性善良，而他的儿子却生性邪恶。

尽管如此，巴布劳的事业仍在蓬勃发展。他从芭蕉叶顶的小屋里搬出来，先是搬到一个小公寓里，后来又搬到博物馆附近的一间大而杂乱的老平房里。我偶尔也会在傍晚去那儿，但那儿的气氛始终不太融洽。尽管克里希纳很小，但他坐在那儿盯着我，眼里似乎带着蔑视，让人很扫兴。因此，通常是巴布劳来看我。

他不再需要任何关于书的建议，他已经拥有五家书店和五个书摊，他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书商之一了。他所有的伙计几乎都来自饥荒难民营，他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救济难民。

我唯一一次看到他真的发怒，是他发现毒品贩子在一个难民营里贩毒的时候。饥饿和无望的人很容易成为毒贩的牺牲品，急需用于购买食物、衣服和抚养孩子的钱被花在了毒品这种可恶的东西上。毒品给人一种幸福的错觉，却把人送进了地狱……

没过多久，噩梦来了——国家分裂了。

成群结队的难民，从巴基斯坦过来，导致孟买的资源紧张，一并带来的还有疾病和绝望，整个城市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日子一天天过去，巴布劳一直工作到他病倒。现在，克里希纳已经开始接手父亲的生意，并在巴布劳外出救济难民时接替了他的位置，显现出了非凡的才能。他对我彬彬有礼，但我确信他一如往常地讨厌我。他的眼睛里仍然有一种极度的蔑视，夹杂着傲慢。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他放弃了巴布劳一直穿的印度传统服装，改穿西装。

二儿子拉马则与哥哥很不同，他乐于助人，热情，快乐，待人友善，弥补了他在经验上的不足。我和他很熟，于是我问他：“拉马，克里希纳为什么不喜欢我？”

他犹豫了一下后答道：“不只是针对你一个人，格雷厄姆先生，而是父亲的所有朋友。”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但是显得忧心忡忡。克里希纳对父亲冷淡且充满敌意，他性格冷酷，喜欢伤害一切——动物、昆虫、弟弟和仆人。拉马的话加深了克里希纳给我的固有印象，我有些担心……但是我不知道我在为巴布劳担心什么。

我最担心的事情，最终还是来了。

在生意上，克里希纳很快就证明了他的精明能干，他接手了越来越多的生意。在巴布劳为难民工作时，他的儿子成了有30家分店的大公司的主人，这些分店大多在孟买，但也有一些在德里、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他的父亲现在也许以他为傲，但总有一天会感到畏惧。

一天傍晚，巴布劳来找我，舒适地躺在长椅上，看着我喝威士忌——他自己既不喝酒也不抽烟。很明显，他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过了，我感到很欣慰。

“我想我很快就能写完这本书了，”他告诉我，“我很快就会有更多的时间。一个奇迹正在发生，马尔科姆。克里希纳终于明白了是什么让我为穷人工作了。你绝对猜不到，他已经在做什么了。”

“我是猜不到。”我说。

“想象一下——他已经建了图书馆，难民营里的流动图书馆。把书借给那些能够阅读的人。马尔科姆，”巴布劳坐了起来，十分兴奋地说，“你和我都知道，我们要共同对付的最大敌人是毒品。当人们的生活如此悲惨时，难道还要责怪他们从毒品中寻找慰藉吗？能吗？”

“这点我们以前就达成一致了，”我说，“但是克里希纳的新想法对这有什么影响呢？”

“这很明显。那些能够读书的人将会为他们的家人大声朗读，他们的头脑中就会出现新的思想，吸引着他们，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一开始是少数人，慢慢地，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从而让他们远离毒品。许多想要吸毒的人也打消了念头，因为，这可能是消灭文盲的有力武器，让他们开始对知识充满渴望。”

我从未见过他如此高兴——但奇怪的是，也从未感到过如此不安。但我什么都不能说，因为这会破坏巴布劳的梦想。

不久之后，我一点儿也没准备就被召回伦敦，在那儿待了两个月。我本想待得更久一些，但一位在孟买的朋友来信了，信里说的让我很担心。

“巴布劳看起来好像要疯了，”他写道，“他不肯和我们任何人说一句话，但我相信他愿意告诉你。”

我坐飞机回到了孟买。一个小时后，我见到了巴布劳，他看起来苍老憔悴，眼里满是恐惧。

“出什么事了？”我问道，“你怎么成这样了？”

“是克里希纳，”他断断续续地说道，“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他简直是个魔鬼。”

他几乎没有勇气告诉我真相——克里希纳利用流动图书馆、书摊和一些书店，在人满为患的难民营中兜售可卡因和海洛因。

巴布劳有证据，克里希纳也承认了。

“帮帮我，马尔科姆，”他哀求道，“告诉我，我得做些什么。他恨我。明白吗，他恨我。他不知羞耻！”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站在那儿看着我，而我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你什么都没说，但你一定有些想法——我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他说，“我可以报警解决这件事。我可以背叛我的儿子，就像他背叛我一样。”他紧紧握住拳头，“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马尔科姆，承认吧。”

我一字一顿地艰难说道：“是的，巴布劳。如果这件事是别人做的，无论花多少钱你都会将他绳之以法。但你忍心让克里希纳毁掉你的心血吗？”

他低声念叨着：“可他是我的儿子，我不能背叛我的儿子。”

我对他的伤痛感同身受，但我不得不说：“唯一肯定的是你必须阻止这事。不是将要——而是现在！”

我把他送回家，然后转身离开。就在我心不在焉地走向大门时，我看见一辆车停了下来，一束灯光落在克里希纳的脸上。

他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我可以动手打他，但那么做毫无意义；我可以朝他大吼大叫，但这只会增加他施虐的快感。

但我不甘心不给他点儿教训就这样默默走开，于是走近他，“你为什么这么做？”

他说：“我是我，而他是他。”

“我可是他的朋友，”我說，“我可以做他做不到的事——我可以报警。”

克里希纳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说：“那你一定要报警。警察会发现，我所做的一切都得到了我父亲的认可。他看都没看就直接在我放在他面前的许多文件上签了字，所以我能确定他一揭发我就会拖累他自己。我现在正要去告诉他这一点，乖乖地让我过去吧。”

他进了屋，我在门外等着。他要去和父亲对质，这情形该是多么令人绝望。我不认为巴布劳的妻子、拉马或其他的儿子可以帮上忙，所以我必须去找巴布劳。我回到大门口，按了门铃，等了很久，门才打开。

拉马站在那儿，“格雷厄姆先生……”他声音沙哑，充满了恐惧，“他们正在一起。”

“我进去吧，”我说，“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站在一边。巴布劳的房间在一个狭窄大厅的左边，门下有一盏灯。我轻轻地打开门，就听到了声音，我走了进去。

巴布劳的声音十分镇定，让我以为他的灵魂已经死了。他重复了我曾经提出的问题，用一种近乎耳语的声音说道：“你还没有告诉我原因，孩子。”

“我是我，你是你，这就是原因，”克里希纳说，“但我来这儿不是为了谈这个。我再告诉你一遍，如果你报警，你会毁了你自己。事情已经做了，现在我们两个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有别的法子，你要照我的意思去做。”

他的声音里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他对自己是如此肯定。他俩站在那儿，克里希纳穿着西装，他的父亲穿着长长的黑色上衣，腰间系着多蒂腰带，他们看起来奇怪地相似。

“真的没法儿解决了？”巴布劳笑了起来，“那么我们就不解决了，”他继续说，“你是对的，我的儿子。我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去尝试做不可能的事情，我不会再这么做了。”他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身背对着我，他不知道我正站在那儿。他走到书架旁的矮桌前，俯身拿起电话，然后直直地站起来，向克里希纳微笑着。

克里希纳走了几步，他的声音不再平静，“你要干吗？”

“你猜不到吗？”巴布劳轻声说，“我在给警察打电话，我的儿子。我不能也不愿意只背叛你一个，但我可以为我们两个人自首。我们从来不在同一阵营，但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从现在起，你的罪行就是我的，我的惩罚也将是你的。”

一时间，克里希纳愣住了，我也是同样吃惊。但巴布劳脸上庄重的神情没持续多久，克里希纳脸上的兴奋也消逝了。

“走开，”克里希纳向前走去，伸出手，大喊道，“你这个老蠢货，这对你和我都没有好处，这……”

“我想和帕特尔先生——禁毒支队的帕特尔先生谈谈，谢谢，”巴布劳冲着话筒说道，“告诉他——”

克里希纳伸手要把话筒抢走，这时，我一個箭步上前，给了克里希纳一击，把他打倒在地。他先是撞到书架上，然后又倒在了地板上，那可真是高光时刻。

巴布劳认出了我，惊恐地往后退了几步，接着又笑了起来，拿回话筒说：“你该不会是想试着阻止我吧，马尔科姆？”

“我不会阻止你，”我说，“尽管去吧……”

我告诉警察巴布劳和克里希纳对我说的话，这很容易。我让拉马和另外一个孩子说了他们的父亲让他们发誓不要说出去的话，这是在牧师的帮助下进行的，要困难得多。

但是，也许我唯一真正的胜利，是在没有外界帮助的情况下说服了巴布劳。我冲破了他荒唐、愚蠢却可贵的障碍，当他接受审判时，他的辩护是“无罪”，陪审团的裁决也是如此。但克里希纳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怜悯……

从外表上看，自那之后，巴布劳苍老了很多，但也更加平静了。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内心平和，甚至怀疑他是否觉得是我让他背叛了自己，直到不久前的那天，他带来了一本书。

那本书很沉，用精美的皮革装订，上面还有旋涡纹饰，里面是厚厚的羊皮纸内页。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把书交给了我。我也什么都没说，默默地翻开了第一页。

有一张老旧泛黄的纸粘在上面，是许多年前没还上的那张账单。我又翻到第二页，第二页是一行醒目的文字：谨以此纪念毫无保留的信任。

下面贴着200卢比的纸币，下一页又贴着两张，日期是三个月后。接下来的每一页都贴着两张，每隔三个月一次。贴着好几千的卢比，还有巴布劳亲手写的条目，记述了我们之间的一些谈话，记录了这近30年来的点点滴滴，不仅关于巴布劳·孟希父子书店，还有我们之间的友谊。

最后一句话解释了多年来的等待：“这是为你准备的，作为我们永恒友谊和爱的记录，也是我们全家人爱的象征。”

（朱子禾：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