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虎 金家宝 金斌斌

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是一种免疫调节紊乱性疾病，其发病机制与细胞因子失衡和遗传因素有关，以抗体产生、免疫复合物形成、广泛炎症、累及多个器官和系统为特征[1-3]。SLE 患者的胰岛素敏感性、血脂异常和内膜中层厚度（intima mesosphere thickness，IMT）会发生改变，同时伴随着疾病活动性和损害以及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的增加，特别是伴有代谢综合征的患者[4]。在45 岁以下的SLE 患者中，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是健康人群的7～10 倍[5]。全身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血管损伤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驱动因素。慢性炎症、抗体产生和动脉粥样硬化的各项危险因素（如高血压、向心性肥胖、血脂异常、炎症因子释放水平增加、糖耐量减低等）都会导致早期动脉粥样硬化，其中一些危险因素是使用皮质类固醇类药物的结果[6-7]。与SLE 合并冠心病相关的临床因素包括疾病活动性、肾炎、抗磷脂抗体水平、氧化应激反应以及炎症因子、超敏C 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 C-reactive protein，hs-CRP）、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水平升高等[8]。脂肪组织会分泌瘦素、脂联素等细胞因子，具有自分泌、旁分泌和内分泌功能，与血管增生、斑块形成和动脉弹性降低有关，从而导致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9]。肥胖患者体内脂联素明显减少，对骨骼肌和肝脏胰岛素敏感性的增加起着重要作用[10]。另有研究表明，低水平的脂联素与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和冠状动脉钙化增加有关[11]。NLRP3 广泛参与各种炎症疾病的发生，在动脉粥样硬化和SLE 进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2]。因此，本研究对脂肪因子、NLRP3 与SLE 患者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作一探讨，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选取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温州市中医院就诊的121 例SLE 患者为SLE 组，其中男12 例，女109 例；年龄27～46（34.1±4.2）岁；体重指数（23.7±7.3）kg/m2；病程（3.6±0.8）年；均接受强的松龙治疗；SLE 疾病活动性指数2000（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disease activity index 2000，SLEDAI-2k）评分（8.2±1.6）分；疾病活动性为不活动73 例，轻中度活动19 例，高度活动29 例；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20 例。纳入标准：（1）研究前至少1年被诊断为SLE[9]；（2）年龄≤45 岁；（3）经MRI、CT检查确诊；（4）凝血功能正常。排除标准：（1）年龄＜16 岁；（2）孕妇；（3）合并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肥胖等基础疾病；（4）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肝炎、胃炎、风湿或类风湿等；（5）合并急慢性感染性疾病；（6）合并血液系统疾病；（7）合并代谢性疾病；（8）合并其他恶性肿瘤。选取同期在本院健康体检的60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志愿者为对照组，其中男5 名，女55 名；年龄25～47（34.9±4.5）岁；体重指数（24.1±4.7）kg/m2。两组对象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批准文号：WZY2023-X-003-01），所有对象知情同意。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 收集两组对象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实验室指标、影像学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其中实验室指标主要包括血清低密度脂蛋白（low-densi ty lipoprotein，LDL）、高密度脂蛋白（high-density lipoprotein，HDL）、hs-CRP、血管细胞黏附分子-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Hcy、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脂联素、瘦素、NLRP3。

1.2.2 颈动脉粥样硬化评估 使用飞利浦IE33 和飞利浦IE Elite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对左右侧颈总动脉、颈动脉球和颈内动脉等6 个动脉部位进行检查，测定颈动脉IMT。IMT≥1.0 mm 为IMT 增加；若IMT≥1.5 mm，或局限性内膜增厚显示较周围IMT 增加0.5 mm 或高于周围IMT 的50%则定义为颈动脉斑块形成。

1.2.3 SLE 疾病活动性评估 采用SLEDAI-2k 进行评估，SLEDAI-2k 评分≤4 分为不活动，5～9 分为轻中度活动，≥10 分为高度活动。

2 结果

2.1 两组对象临床资料比较 SLE 组LDL、hs-CRP、VCAM-1、Hcy、甘油三酯、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瘦素、NLRP3、IMT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两组对象HDL、总胆固醇、脂联素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两组对象临床资料比较

2.2 不同疾病活动性SLE 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不同疾病活动性SLE 患者SLEDAI-2k 评分、LDL、VCAM-1、Hcy、甘油三酯、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脂联素、瘦素、NLRP3、IMT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HDL、总胆固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不同疾病活动性SLE 患者临床资料比较

2.3 脂肪因子、NLRP3 与颈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患者脂联素、NLRP3、IMT均明显高于单纯SLE 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而瘦素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矫正病程、年龄、用药情况、体重指数等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脂联素（OR=0.176，95%CI：0.053～0.359，P ＜0.05）、NLRP3（OR=0.182，95%CI：0.076～0.392，P＜0.05）是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

表3 有无颈动脉粥样硬化SLE 患者脂肪因子及NLRP3 比较

2.4 脂联素、NLRP3 单独或联合检测对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效能 脂联素、NLRP3 单独及两者联合诊断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AUC分别为0.64、0.71 和0.8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4 和图1。

图1 脂联素、NLRP3 单独或联合诊断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ROC 曲线

表4 脂联素、NLRP3 单独或联合检测对SLE 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效能

3 讨论

研究表明，脂肪因子通过产生细胞因子改变代谢，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功能障碍、脂质代谢改变、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破裂，是SLE 早期动脉粥样硬化的潜在危险因素[13-14]。NLRP3 与炎症有关，在SLE、类风湿性关节炎、炎症性肾病、动脉硬化、炎症性肠病等炎性病变中，NLRP3 表达上调[11]。本研究结果显示121 例SLE 患者中，合并动脉粥样硬化20例，其中脂联素、NLRP3 是SLE 患者发生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两者联合检测有助于诊断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

研究表明，SLE 患者血清瘦素明显升高，脂联素明显降低，且与体重指数、胰岛素抵抗呈负相关[10]。本研究结果显示，SLE 患者血清瘦素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脂联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在SLE 的分层分析中，不活动组、轻中度活动组、高度活动组SLE患者血清脂联素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文献报道，血清瘦素升高、胰岛素抵抗是高脂血症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指出炎症细胞因子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中的致病作用[15]。本研究在矫正病程、年龄、用药情况、体重指数后进行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NLRP3（OR=0.182）、脂联素（OR=0.176）是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独立影响因素。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分析脂联素、NLRP3 单独或联合检测对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诊断效能，结果显示两者联合检测具有较高的诊断性能，明显优于脂联素、NLRP3 单独检测。

综上所述，SLE 患者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较高，血清脂联素、NLRP3 检测有助于SLE 合并颈动脉粥样硬化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