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劭伟　高丹

［摘要］组织动员农民参与战争勤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夺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抗战胜利后，在新解放区农村开展的战勤工作，因受农民心态、时局环境及村干部作风问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一度陷入困境。基于此，党实施针对性有效手段对村干与农民进行双向组织与教育动员，促使后方力量能够团结一致，取得战争胜利。高鲁在其工作日记中记录了农民与村干部的日常状态，一定程度上再现和还原了复杂多歧的历史面相，是从微观角度观察战勤工作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管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层党政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高鲁日记》；战勤工作；农民；新解放区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DOI］10.15883/j.13-1277/c.20230207508

引用格式：董劭伟，高丹.新解放区农村战勤工作的组织与动员（1945—1949）［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75-82.

抗战胜利初期，中国共产党兵力虽比抗日时期有所增强但相较于国民党稍显逊色，因此中共在物资装备上与国民党力量悬殊的背景下，共产党治下的民众为扭转战局及最终赢得内战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人与物保障。战勤，又称抗勤，并非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新兴事物，在抗日时期中共为确保战争胜利而组织人民为部队提供后勤服务，根据地将人力畜力服役作为法定义务，其中包括参战工作、支差、義运、代耕四类，是群众支援前线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目前，回顾以往学者有关战勤的研究，大多是聚焦于淮海战役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并对民众支援前线的策略及成效进行宏观粗略考察②，而在战勤过程中农民与村干部的心理变化、互动关系、二者的利益纠葛等具体细节问题被忽略或漠视，这样就难以真实全面的还原历史，从个人微观视角考察战勤工作的研究尚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据此，本文基于《高鲁日记》，对抗战胜利后新解放区的战勤工作进行爬梳，由此揭示战勤工作组织过程的艰难性和曲折性，正是这些丰富的细节弥补了相关史料的阙如，使基层群众工作的内容更加饱满充实、真实可信。

高鲁，原名王铿铎，满族，出生于武汉的一个小职员家庭。1936年8月在武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6月到山西参加牺盟会决死队，1938年辗转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并任文化系秘书，1939年7月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1940年到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战斗报社任演员、记者、编辑，1943年到1945年在山西河曲县任秘书一职。解放战争时期，高鲁任职山西左云县、右玉县和内蒙凉城县的民政科长，在下乡指导工作的过程中观察并记录了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村干部的工作状况，真实地还原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岁月中非凡的组织力与领导力。

一、战勤工作的现实困境

抗战胜利后，高鲁由西山老区北上至雁北和绥南地区③，并任民政科长，以当事人第一视角在日记中记述了新区战勤工作的组织、动员，[JP2]发现代替伪职而新上任的村干部在日常管理战勤时，因缺乏工作经验，封建思想遗留加之一些临时性战勤需要，致使负担不均、组织松散，后方补给与前方战事物资需求不相对称。同时，民夫作为一个特殊群体，面对纷繁沉重的军事工作任务，在未经专业训练，环境也甚是艰苦之下，随时要顾生死之忧。

（一）村干部：有失公允与效率受限

新解放区的群众基础薄弱，加之时局动荡，以致可供中共选择的干部人才更为有限。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在签订停战协定的同时，11日又密令驻大同阎军省防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先后侵袭解放区云冈、左云城等地[1]342，硝烟四起，局部冲突不断。在如此动荡的环境之下，雁北新区改选村干部时不得不流于形式，对此，高鲁无奈表示：“现在的形势不允许我们有步骤地培养干部，只能先这样选。”[2]620同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原并挑起全面内战，阎军调集第三十八师3000余人，分路向雁北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1]357，中共对内战局势虽有所预料，但其压力骤然之大，不可想象。6月至9月，高鲁所在的雁北分区相继经历晋北战役和大同战役，同时还要支援集宁战役等周边战争，雁北战勤任务随之加重，对初上任的村干部，暂无余力进行系统周密的教育指导，10月5日高鲁也注意到：“我干部亦未及时纠正追查，大家忙于支前，凉城县差得最多。”[2]687另外，“区村干部多是新提拔的农民，能力与经验均差。”[3]169由此而产生的村干部在组织战勤工作时不免出现惰怠，工作作风亟需加强。

雁北战勤工作所存在的困难，一方面在于因村干部作风问题而忽略战争勤务中的公平性。1946年10月，晋绥分局对一年以来的人民负担进行总结并分析：“在新区更多是因工作无基础，群众未起来，负担搞得不公。”[4]512可见在新区因村干部工作经验不足，群众有待发动，更容易出现战勤不公现象。2月7日高鲁对左云县一区各村进行调研走访时发现，“以北六里来说，非常不公”。北六里村干部派工时无论路途远近，一律以次数为准，因而易出现“派1个民工到右玉算一个工，派到左云城也算一个工，苦乐不均”的现象。[2]6355月高鲁还注意到“因村子沿大路，过往队伍多，伤病员牲口转送多，支差就多”[2]686。此状况大多都因客观地理位置而造成的支差不公平，致使“大路畔与边缘区的牲口大量减少，怀仁小峪口90个驴减成36个，右玉28个减成18个”。[5]765而雁北地区的干部在发现不公后也未能及时地进行有效地人为干预，反而有时加剧不平衡，以致内战发生时，贺龙认为“我区最感困难的是人力、物力不足”[6]448。1947年5月25日高鲁在右玉县五区的大窊村调研时还发现派遣人员时有不公的问题，“地富和贫雇农的支差（天数、人数）是一样的，这不合理”，对此，高鲁则认为“由于地富的财产较多，支差的天数、路程的远近也应予考虑”，只有这样方可不让“贫苦户吃亏、富农占便宜”[2]718。在大窊村还有“自卫队长派差时徇地富的私情，不派或少派”[2]717的乱象。甚至有些地主恶霸掌握了评议员及领导权，便有计划有组织的加重贫农负担。[7]从高鲁日记中不难发现“地主贿赂”“干部谋私”，并非零星个别情况。高鲁早在1946年12月12日有所发觉：“这里刚解放不久，干部为群众服务的观念模糊，耍私情、互相包庇，没解决群众的真正困难。”[2]696新区成立之初，村干部未经教育培训，又受传统宗族思想影响，还要在外界局势不稳定情况下完成如此繁重战勤工作，易出现上述情况。

另一方面在于因村干部组织领导不力，导致人力畜力的浪费而战勤效率受限。晋绥分局领导人非常重视战勤的效率问题，高干会议上贺龙号召干部：“一切为了前线胜利，坚决反贪污、浪费。”[8]1946年2月7日高鲁对于战勤中的效率问题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有的群众到兵站支一天差，等了三四天还没派下任务，这是兵站和兵站没联系好。”[2]635从高鲁所见的群众支差情况来看，战勤组织松散、联系不紧密而造成支差时间随意性大，人力畜力浪费。关于浪费原因，1947年4月晋绥分局财政总结报告上指出：“过去我们对于数万民兵民夫的组织管理缺乏经验，以至浪费现象相当严重。”[5]680贺龙在联防军区工作报告中也提到：“后方运去的粮食，由于事先未与前方联系好交接地点，造成往返运输，浪费了人力。”[6]596言辞间透露出干部派遣民夫时前后方组织不协调，未形成统一的领导体系，而支差效率低下。同时“由于战争空前紧张，民夫支前，许多地区劳动力缺乏，已使生产遭遇严重困难”[5]668，1946年2月正值发动群众大生产时期，这时高鲁认为如果这种战勤中人畜力的“浪费拖到春耕就是大问题”。[2]635“只顾战争，不顾生产，两者没有结合起来，领导上对情况也没有了解，步骤很乱、浪费民力，以至于影响其情绪。”[2]813据其所述，皆与干部管理组织欠佳相关。那么，溯源其中可知，中国共产党一直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9]，是中共有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显著标志之一，不仅在与国民党的较量中所向披靡，且至今发挥其独特作用，高鲁的深刻反思也正体现于此。

（二）農民：艰苦环境与后顾之忧

1948年局势已发生逆转，心向中共，但也不容松懈，需比过往更多的民力、物力以支援前线。同年，高鲁离开雁北区，进而北上到绥蒙区的凉城县继续进行解放事业，其不同于在雁北两县工作之处的是，凉城县几经傅作义部队蚕食进攻，于1948年8月解放，群众基础较弱，再者地理位置特殊，连接陕甘宁区、晋绥区、晋察冀区三大解放区，需要大量民夫支援前线，同时此地又聚居蒙、汉、回三大民族，群众工作复杂不易。

无论是政治环境还是生存环境都极度不稳定，中共还未与群众建立深厚情感，因之，农民消极应对战争勤务。一是农民在战勤中逃跑问题偶有发生。此现象引起凉城县委的重视，于8月15日扩干会上强调：“应照顾群众对敌人负担之轻重实情，以免负担过重，引发逃跑。”[10]559这时凉城县刚解放两天，敌人对农民的影响还未消散。同年11月2日，高鲁在日记所记干部汇报党政联席会议精神：“高翔同志说：‘第二次去和林，解决不了担架队的吃饭问题，900人跑了400人。”[2]825其中，醒目可见担架队的民夫偷跑人数占半，究其何因？4日在区干部会议上高翔同志还反映：“民工在米三窑、西沟门两村吃饭不给粮票，干部打人骂人、捆人……抬担架的人连担架都没有准备，没有干粮袋、碗，担架上也没有被子。”[2]829从高翔同志的话语中可知，担架队民夫偷跑与生活物质匮乏直接相关，“甚而有些地方战勤的食宿站不健全，挨饿现象时有发生”[11]。逃跑还与村干部的组织不力相关。齐宝山同志在此会议上说：“瓦渣胡同有雇人支前的情况，故有逃亡回去的。原因是干部们步调不一致，有说7天一换的，有说半月一换的。具体情况没有检查。”[2]829干部对农民逃跑问题多是引咎责躬，从相关材料看亦属事实之言，可说明人为因素致使农民出勤环境艰苦，还未经意志层面的教育，更易引发逃跑。试从农民视角察之，发现与客观战争环境和家中土地无人照看不无关系。李耀厚同志在厂汉营战役④中为担架队民工，据其回忆道：“战争时代的担架队一切活动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战斗中接伤员也要冒着头上乱飞的子弹和炮弹碎片，路上还要不时遇上敌人的狙击封锁。”[10]378艰苦环境和残酷战争时刻考验着民夫们的意志力和信念，这正恰是作为新区的凉城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此外，战勤与生产冲突也会造成农民消极支差，自古农民视土地为根，尤其时值秋收，忙于战勤而家中土地无人照看之时，一些民夫选择偷跑回家收获粮食。对此，高鲁多次反思要让农民“无后顾之忧”。[2]597，687，688

二是通过转移牲口、财物等方式消极应对战勤，多是地主富农为之。1946年5月25日高鲁在日记中谴责，“地富们把驴卖掉以逃避支差，就不公正”[2]718，地富们则认为“出一趟勤务，就赔掉半头牛驴钱，不如把牛驴卖掉”[12]。据凉城县八区宣传科长赵愚正同志回忆：“我们的政权建设也是刚刚开始，群众的觉悟有限，容易受到惑众的影响。所以当时有车人家（多数是地主、富农）为了逃避支前工作，把大车和牲口转移到了山沟藏起来，这确实增加了我们工作的难度。”[10]260可知，地主富农出于个人利益考量，而想尽办法转移牲口、财物。还有些地主为了逃避负担，制造缩小生产规模的假象。1946年6月，晋绥军区后勤部部长在作财经工作报告时指出：“有些地主表面上土地转移变卖，实际上他们不事生产，生活优裕却有负担能力。”[5]74010月27日高鲁也记载了地主逃避负担：“原来耕一犋半牛的地，却只用1条大牛，并多喂好料。使人们认为只用1条牛耕地，所以耕的不多。”[2]690其言辞可知为了躲避支差地主富农使用各种手段，易造成后方人力畜力供给不足。

中国共产党素来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组织问题、环境影响等困难不足以阻挡战勤工作深入发展，也不会成为其自我逃避的理由。相反，中共敏锐察觉并对村干部与农民应实施双向管理，“不仅要教育抬担架的民工，也要教育干部”[2]829。相信，这也正是中共能够最终胜利的原因所在。

二、中共双向组织动员战勤工作

毛泽东认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13]高鲁等一众干部遵从其工作方法，在发现战勤工作的问题后，依上级指示，再根据解放区实际状况，提出一系列绵密细致的解决措施，对村干部和农民进行双向教育与管理。

（一）选择性激励

中共革命向来坚持挖掘民众主观能动性，动员便是能够达到其效果的重要一环，对特殊人群的物质照顾则是战勤经济动员的集中体现。晋绥边区军勤、战争支援任务重，但此地土地贫瘠，农业生产力低下，在如此现实条件下，人畜力不足使生产与战勤的矛盾尤为突出。为解决此难题，12月晋绥边区发出《抚恤优待荣誉军人暂行条例》并对抗属家庭做出规定：“年老疾病无力生产，生活困难者发动群众助耕。”[4]808高鲁于1946年10月5日听取右玉县各区报告后分析：“在支差时我们充分考虑群众困难，我们做好优抗工作，每人帮抗属耕二亩秋翻地。”[2]688只有做好这些，才能解决军烈属户的困难，帮助其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也能夠稳定军心，减少战勤工作的逃夫现象，使农民无后顾之忧，安心地支援前线。关于贫雇农合理负担公粮的状况，晋绥边区部署1947年财政政策之时提出：“在群众负担上，要进一步照顾贫苦农民的负担能力，务使不致因负担而影响他们的生活和生产。”[4]578高鲁在5月25日的日记中也有谈到，“要考虑贫苦群众的实际困难，不能因支差而加重其困难”，并认为“对这些人要适当补贴，予以照顾”。[2]718

最重要的是要对战勤民夫做到赏罚分明、差别化对待，使其获得应得利益之外的额外利益，提高农民参与的积极性。1946年晋绥解放区专门成立后勤指挥部，制定民兵民夫、自卫队和各级参战干部的立功竞赛标准，开展了热火朝天的立功竞赛运动。[14]晋绥边区以立功竞赛的形式拉动包括民夫在内参战人员的积极力量，用以消除其他消极因素，能够相互促动，形成争先恐后的阵势。在雁北新区内也采取相似做法，2月10日高鲁参加县委干部会时，各干部就生产与抗勤支差问题展开讨论，当日高鲁在日记中记载为了“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组织动员”农民参与战勤，“有好人好事，要及时认真表扬”[2]642，同时要对农民公粮负担做出差别化照顾，不仅要对表现突出者给予物质嘉奖，对战勤中表现散惰的农民也要惩罚。7日高鲁在日记中谈到：“杨家坊、助马堡规定支差中，对投机取巧的惩罚办法，一天不去，罚小麦2斗莜麦3斗。”[2]636从高鲁对支差农民实施的具体经济动员措施来看，中共对民夫差别化对待，很大程度上也保证了勤勤恳恳的民夫在战勤中的公平性。

如果说物质动员是中共在新区组织战勤工作所做的经济努力，那么维护农民既得利益则从社会政治方面，作为连接中共战勤工作与农民参与的纽带，引导农民向中共靠拢。1945年10月26日晋绥边区在《修正公粮征收条例》中认为积极缴纳公粮者应该“由该主管县政府，斟酌情形颁予奖状或登报表扬”[4]638，以此种激励方式，大大提升民夫的社会荣誉感。同时，无论是土地还是其他乡村资源，都以“抗属优先”的原则划分先后次序。1946年12月12日高鲁在日记中记录干部分配棉衣的原则：“首先照顾抗属、烈属，其次照顾贫苦群众。”并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巩固部队战士、抗属、烈属的情绪，能加强拥军工作，提高群众支援部队、服务抗勤的热情”。[2]695日记的字里行间透出抗属在解放区内属于优待群体，这背后蕴含的是中共在尽可能地优先顾及特殊群体利益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对战争的支持作用。

（二）教育动员

作为一支信仰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共通过启发、教育农民，使农民自愿跟随之，对新区农民甚是如此。新解放的贫民由于长期被地主压迫，加之战争不断，体现出畏缩的心理状态。[15]1945年9月，雁北解放区刚建立之时，中共政权立足未稳，5日高鲁约见右玉三区区长李克效同志，了解到群众想清算敌伪的帐，“但群众又怕国民党回来”[2]583。显示了新区农民的怯懦又怕“变天”的心态，思想觉悟有待提高。不仅如此，新区农民还缺乏长期战勤思想，认为打仗是一局定胜负，无论结果如何只想归乡，因而缺乏长远眼光和国家危在旦夕之时的使命担当，《察哈尔日报》曾对绥东民夫进行报道：“这些同志好像在支前时就算了一笔账，而这笔账的算法是按它的实价和斤称，如果不能按他的帐实现就是欠他的。”[16]这体现了未经教育的农民，更多的是出于自身考虑。因而，中共为消除农民所有顾虑，对其采取了审时度势的教育动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内容，第一是时事教育。1945年10月，在雁北地区成立中共晋绥分局第五地委，时任五地委书记的李登瀛同志当即布署了雁北各新区工作，其中将“各城镇举办时事、形势报告会，宣传我党政策，进行新旧对比教育，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策划发动内战的阴谋”[17]124作为接下来的工作重点，以启发群众。11月9日高鲁与左云四区区长李晋藩同志了解斗争情况时，李晋藩同志认为首要任务是“召开贫农、长工大会，宣传解释法令”，以此让“群众了解了我们”，“提高群众情绪”。[2]606政策教育能够使农民从制度政策层面上更加了解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便于共产党与人民达成共识互通，促进战勤工作开展。在教育过程中，中共往往依靠积极分子力量深入动员、串联每户群众，高鲁于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分配公粮任务的具体做法：“村里先开动员会，培养积极分子。如付三邦、刘义、付文虎等，再让他们动员群众，解释政策法令，征公粮不是‘割韭菜，说明每人应交的不同数额是根据收入确定的。”[2]624可知，通过层层动员，群众更容易接受，并拉近了群干距离。第二是阶级教育。阶级分析法是中共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最主要的方法[18]，在革命时期亦是，利用阶级斗争颠覆传统伦理，广泛动员和团结贫雇农和中农阶级力量。毛泽东在1945年11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做分析：“新区要大搞的减租运动……要彻底减，把地主的威风打下去。”[19]把阶级教育融入斗争实践中，在高鲁所在的雁北新区，效果甚显，1946年2月10日的日记里写道：“要用算账方式来教育启发群众，提高觉悟。”具体清算操作在3月31日的日记中以李家为斗争对象，并写道：“开控诉大会时，把李家用的大斗大秤都摆出来，对着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东西诉苦，还把李义的衣服也脱下，看他冷不冷，要挖穷人的根。”[2]652通过挖苦根的方式来打破传统血缘家族意识，激发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并点燃农民的革命之火，对积极支差有一定促进作用。于此，同年5月12日，《抗战日报》对动员效果做相关报道：“政治动员深入，各县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左云在某村欢送新战士大会后，毕三旦即自愿入伍，影响一些家属热烈欢送子弟参军。”[20]第三是支前教育。为了更好地适应反攻阶段的局势，1947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21]，随之成为部队战士、随军民夫的重要的纪律准则。面对凉城县屡禁不止的逃跑现象，高鲁在日记中写道：“要进行教育、定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装病、不逃跑、爱护伤病、有事请假、行动紧张。”[2]813通过阶级教育对农民进行支前原则和制度培训，提高支前农民的纪律意识，将战争勤务内化为民夫心理自觉。

（三）改进村干部的工作方法

干部是组织战勤的坚实基础，而新区的困难在于干部思想与作风尚待改进，鉴于此，时任晋绥五地委书记的李登瀛同志十分注重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1945年9月刚进入左云城不久，就召开五分区地委和专署机关干部大会，并亲自做报告，严肃批评干部身上的封建残余与贿赂、包办作风。[17]133作为左云县民政科长的高鲁，此时负责村干部的时事教育， 11月20日的日记写道：“下午，给村干部们讲形势。”[2]608以此来开化村干部思想，“团结各阶层，放手发动群众”[2]610。12月10日，高鲁通知“各村代表到县里受训”，以便“15日回去动员群众”。[2]61827日的日记中再度思考干部的教育：“在干部中也不能停止教育。”[2]625可见，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新区的重要性，以此提高认识，分清是非，放下包袱，“干部明确了认识，作风就会变”。[2]689

民主是解决战勤组织工作中不公平现象的重要法宝。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阐释了领导方法：“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细节问题，需要根据以上原则方针自己去用心摸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彻底地粉碎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22]尤其在新区，组织战勤时“亦须由各县根据地会议精神、地方实际情况，拟定单行办法，专署批准”[4]833。1946年2月7日，高鲁在左云县一区看到战勤不公现象后，在日记中记下：“抗勤公不公，到底怎样摊派、记工等问题，需要和群众很好研究商量。”并认为“这涉及到群众根本利益，也是政民关系的问题”。[2]635同时，高鲁在反思战勤中人畜力记工、轮流派工问题时注意到不仅要“以区村为单位，由群众广泛讨论确定，有意见再改”，而且“办法不是一成不变的”[2]634，根据实际而掌握灵活度。关于如何合理公平地摊派公粮，1945年10月晋绥边区在《公粮征收条例》中明确指示：“进行民主讨论，将应征总数适当分配给所属各区村，必要时各区公所，接到上级分配数字后，召集各村上述有关人员民主讨论，将应征公粮数目公平分配所属各行政村或自然村。”[4]63610月8日，高鲁在接到上级指示后，对左云县本次征公粮具体方法在日记中详尽记录。同样，雁北其他解放区通过实行“等定计分，民主摊派”[23]101的方法，以某村先做试点，再推广。从上述可知，在雁北战勤中所有具体工作的落实，都要经过群众讨论，让群众满意，维护群众利益，这样不仅能解决农民在摊派公粮上的不公，也能提高村干部的工作效率，增强各村的联系。

如果说战勤的组织与动员仅仅遵循民主原则，那是不够的，还要善于发挥领导核心作用。1946年2月13日，高鲁在日记中写道：“有的人说对上级指示要执行，不能待理不待理，要贯彻一元化领导。”同时又要“反对支差式的摊派代表”，在“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时发挥领导核心作用。[2]6473月，五地委向各县县委部署了关于整顿、建设基层党组织的工作。[24]178几日后，高鲁在日记中记下根据五地委干部会议的指示精神，各区干部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子修自我批评道：“在群众路线上放弃领导，形成自流，对情况估计不知足。”[2]648以此形式能更好地深入群众工作，提高战勤工作效率。另外，干部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集中体现于组织能力，1948年 11月4日，高鲁在日记中记载当日凉城县的区干部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蔡子萍同志认为担架队为了加强领导，“一定要有村干部带队。区上要认真检查干部配备情况，担架队要建立汇报制度”[2]830。其言辞透露，对这样执行力极强的政党而言，发挥领导核心是不可缺少的。

（四）完善战勤相关组织机构

领导机构的严密，也有助于提高支前工作效率，合理安排农民人力资源，从而减少逃夫现象。农会在土地改革运动、完成战勤支前工作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甚至有些地方经常的农会经常成为支差的组织，因为过往部队经常找不到村长，就会找农会要差”[25]。但随着共产党在农村政权逐步稳固，战勤相关组织机构不断完善。1946年2月21日，高鲁在日记中写道：“各地检查站都建立起来了。”[2]642对于组织间权力的重合，高鲁也反思道：“兵站间要加强联系，尽量减少人畜力的浪费。”[2]6351947年，左云县委、县政府和相关部门成立支前委员会，县委书记任主任，并设立负责支前工作的军勤科，在军用道路的沿途建立兵站、转运站、粮站和医院，为专门部队服务。[23]115这些机构之间相互配合、分工明确，系统化和组织化的战勤机构，有助于各项支前工作井井有条，提高战勤效率，有更多空余时间发展生产，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

三、战勤工作的成效

在时局促动下，雁北区战争勤务工作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日臻完善，中共基层领导与制度的效能也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得民心，进而后方对前方的人力物力的支撑。1948年1月毛澤东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我们去年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是打仗，一个是整训，后方工作也搞得好。”[26]49并认为在彭德怀、贺龙同志的领导下，前后方始终团结一致。

（一）供给战争所需资源

战勤工作最主要的成效是保障供给前方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1945年9月，贺龙率120师358旅、独一旅和许光达纵队各一部，从晋西北区北上进行绥远战役，途径雁北左云、朔州、右玉、平鲁等县，集结于左云县稍作停留补给[24]164。17日，高鲁接到左云城需完成1000双军鞋的任务，其随后与管理街公所的同事去各闾动员察看，“转了一遭，各户都在做军鞋，纳底子、绱鞋帮的。真有手快，有些鞋已送到街公所了”，还看到些群众把穿了多年的棉服里的已沤糟的棉絮抽出来，虽然“什么也做不成，但群众还是送过来了”。[2]58819日，高鲁在日记中写下为此忙于战勤的景象：“不少部队住在城内，把群众忙坏了。我也很忙，要解决粮食、蔬菜，要派民夫、向导。每天要与部队领导商量。妇女们最忙，为住在她家的军人做饭，还要做军鞋、军衣，还要做自己的家务。”[2]588年底，据五地委指示，为继续支援绥远战役，各县还需供应前线部队军草、军鞋等物资，及向全区征40 200大石粮食。[24]17012月11日，高鲁在日记中记载左云县下达的新战勤任务：“全县要立即集中3 000大石粮食。”[2]618“大车集结要在13日前完成，军鞋、粮食的集中要在20日前完成。军鞋要结实、耐用，做好后要说明村名、制作人的姓名。”[2]619雁北从人力、物资、车辆等多方面支援绥远战役，因而给傅作义部队有力的打击，历经数月，歼灭和收编国民党军共120 000余人，且收复丰镇、集宁、陶林、和林等县，再次解放绥东、绥南6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3]146晋绥分局于1946年6月19日至7月22日在兴县召开高干会议，贺龙司令员就雁北区动员青年参军、支援前线、优待抗属与自卫反击等工作予以表扬。[24]186

1948年8月，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为配合辽沈战役，晋绥、晋察冀军区的主力部队联合发动察绥战役，把傅作义主力部队牵制在平绥路一线，组织其出关增援东北。[27]并据晋绥分局、行署指示，五地委召开各县县长、民政科长会议，全面部署察绥战役的战勤工作。[28]8月12日，高鲁听取凉城县各区干部汇报后在日记中写下此地支前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一区战勤情况：“靠城附近的村子征公草已超过了数额。在川地的村子，征驴111头，骡子22头、大车2辆、担架130副。第一次已支派22副担架。在毛不浪，1副担架1天1人的工资是1斗莜麦，也有1天1人2块大洋的。”[2]820就高鲁所记而言，能反映出在战火前夕，此地战勤工作有序进行并负担较为繁重。在前后方的一致团结下，察绥战役历时70多天，相继解放丰镇、凉城、和林、集宁五县，五分区共组织支前担架3 900副，出动民工近2万人，其中，随军远征的担架780副，出动民工4 100人[1]441，察绥战役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11月，毛泽东对解放战争以来的时局进行总结：“已经打退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四百三十万军队的进攻，并使自己由防御转到了进攻。在两年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俘虏和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百六十四万人。”[26]619这些战绩都离不开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和中央与地方共同协作的努力。

（二）提升农民对中共的政治认同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各新解放区战勤任务的完成，归因于中共在组织与动员上各步骤的环环相扣，使农民增强了对中共的政治认同感。雁北新区经过抗战后的政权建设，已有相当的群众基础。高鲁于1946年2月5日在日记中记录左云县各区敌伪状况时感慨，“农民觉悟不断提高，他们说：‘八路军要走了，我们就跟着到东北去！”[2]63311月5日，右玉县夜间下雨而高鲁不得暂停手头工作，并与村民闲聊，得知“部队过河时，村里人把大车赶来接送队伍”，给了部队许多便利与帮助，高鲁继而询问村民如果敌人侵占右玉是否害怕，村民们说：“敌人占了右玉，我们也要掩护你们，把敌人引开。”[2]692《晋绥日报》也刊登过晋北妇女积极做军鞋的景象，有的妇女说：“做得结结实实的，让前方战士多穿几天，多打死几个顽固。”[29]从农民的话语中能感受到对中共好感倍增，他们早已把中共看作命运共同体，不同于先前“怕变天”的心态，多了对中共的认可与坚定，即使危难关头，农民仍保持对中共的信念。农民对中共的认同不仅体现于话语间，更多的是一改以往被动参与战勤的局面，而主动落实战勤任务。1946年10月5日，高鲁听取右玉县各区干部汇报后，当日在日记中写下四区“不少人为部队带路”，以及滴水沿村的两位村民在斗争中“表现好，说不消灭土匪不回去”。[2]688言辞间透露农民革命热情高涨，主动性高。年底，群众在丰收前提下不忘政府之恩，积极交售公粮、军草，为支援前线部队作战做贡献。[24]194这看似是人民的选择，实则背后支撑的是中共理念引导下的团结。

四、结语

《高鲁日记》是中共的战勤组织工作在新解放区层面鲜活而生动的本相呈现，上文以此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國共产党面对一群鲜少与外界接触、有情感、有各自利益诉求的的农民，如何将其组织起来并解决不同人群及个体间的矛盾，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公平与效率之间求得平衡，用选择性激励让农民更加积极地参与战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基础。支援前线的农民与中共之间具有双向互动关系，因此，基层干部直接与群众打交道，担负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责任，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只有自觉贯彻群众路线、主动面向群众、热忱服务群众、才能确保农村集体工作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性质和方向。

注释：①参见张昆明：《冀晋鲁豫根据地战勤负担》，《文史月刊》2021年第9期，第7页；参见《晋西北抗战勤务动员条例——1942年12月15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公布》，《抗战日报》，1943年1月7日。

②例如张红云：《“后方的后方”：淮海战役期间山东解放区的兵站》，《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1期；朱芳芳、秦岭：《渡江战役苏北支前工作述略》，《档案与建设》2020年第8期；张昆明：《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战勤负担》，《文史月刊》2021年第9期；陈云芳：《晋察冀根据地抗战勤务工作研究》，太原理工大学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高鲁在1945年9月—1946年5月任晋绥雁门区左云县民政科长，1946年10月—1947年12月任雁门区右玉县民政科长，1948年任晋绥绥蒙区凉城县民政科长。

④厂汉营战役：1948年3月开始，经过三天激战，在阴历二月初九凌晨结束，这次战役使凉城县南重镇厂汉营宣告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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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董兴杰］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Rural Combat Service Work in the New Liberated Area（1945—1949）： A Case Study of Gaolu Diary

DONG Shaowei，GAO Dan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t Qinhuangdao， Qinhuangdao 066000， China

Abstract：Organizing and mobilizing the farm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r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the peoples arm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win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vasion， the war service work carried out in the newly liberated rural areas was in a predicamen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mentality of the farmer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style of village cadres. Based on this， the party implemented targeted and effective means to organize， educate and mobilize the village cadres and farmers， so as to promote them to unite and win the war. Gao Lu recorded the daily state of farmers and village cadres in his work diary and tto a certain extent recontextualized the complex and diverse historical aspects. It is a first-hand document for observing the combat work from a microscopic perspective. On this basis， we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rass-roots party and government rur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Key words：Gaolu diary; combat service work; farmer; new liberated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