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波

摘 要：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教师利用影视资源辅助教学并不鲜见，然而大多教师缺乏理论自觉。影视史学作为史学新兴领域之一，回应了技术变革、泛娱乐化趋势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冲击。将影视史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实践中，可帮助教师有效利用视听技术辅助教学，进一步推动教学模式发展、创新。影视史学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大致分为直接引用影视资源、批判性利用影视作品、自主创作影视作品三个路径。教师可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灵活运用最新理论和技术成果改进教学方式，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影视史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19世纪，照相、电影技术相继发明。不断发展的视听技术给人类生活方式带来了深刻变革。特别是视听技术介入历史领域后，影视剧、纪录片等作为记录、再现、加工与传播历史的新型方式，因具备庞大的受众群体、广泛的传播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含而在大众文化视野中占据重要席位，并开始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正式提出了“Historiophoty”概念，最早将其译介到中文学界的中国台湾学者周梁楷将之译为“影视史学”，随后大陆学者张广智教授发表的系列文章又使“影视史学”一词被广泛熟知、使用。但很快有学者意识到，这种翻译方法容易造成误解——令人将影视史学等同于影视评论或者电影史。回归到怀特原文：“所谓影视史学，就是以视觉影像和影片的论述方式，来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對历史的见解。”［1］由此可知，影视史学是视听技术与历史学的交融，以影视剧、电视节目、动画、照片等视听形式展示历史的作品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所以有学者认为“影像史学”“视听史学”或许更符合怀特原文阐述的意思。不过目前国内外学界讨论较多的历史视听作品仍是影视剧、纪录片两大类，加之“影视史学”一词已经成为学界使用惯例，所以沿用这种翻译方式也未尝不可。

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史学界对“影视史学”的关注逐渐增多，不少学者将其视为方兴未艾的新兴学科。在理论构建方面，学者们围绕“影视史学”的含义、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然而在实践探索方面，如历史学者参与影视创作、运用影视作品改进历史教学等方面的讨论显得较为冷清。随着多媒体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广泛应用，教师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课堂上放映照片、影视作品、纪录片的现象并不新鲜，但教师对视听素材的应用大多都是基于一种直觉经验，并无明确的理论自觉。因此，本文不是对这种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为应对大众媒体时代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新困境，探寻视听技术融入“纲要”课教学的价值和理路，为思政课视听教学规范化、理论化、系统化做初步尝试。

一、影视史学融入“纲要”课程的学理逻辑

（一） “时代之变”：以前沿研究赋能“纲要”课程教学

自高校思政理论课“05方案”实施以来，“纲要”课程体系建设走过了将近20个年头。21世纪的前20年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建设飞速发展的时期。为了与时代发展同步，“纲要”课教材历经8次修订。［2］

不过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面对外部挑战的因应常较为滞后。尤其是近10年来，移动互联网、智能手机等技术革新深刻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在网络时代，大学生获取知识、塑造价值观的过程更加复杂，学校教育的作用被不断削弱，社会教育的作用逐渐加强，甚至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的泛滥导致许多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出现了偏差。对此，“纲要”课程教师要充分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用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滋养教学，纠正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自媒体账号错误，提高话语权，不能只讲史实，也不能只重政治宣传，轻视甚至脱离史学研究，要坚持历史性与政治性相统一。

此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教学模式亟须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教育部对高校新文科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文科专业之间深度融通、文科与理工农医交叉融合，融入现代信息技术赋能文科教育，实现自我的革故鼎新”。在新文科建设的整体趋势下，包括“纲要”课程在内的思政课亦应打破与其他学科的专业壁垒，探求创新、升级教学模式的新路径。而影视史学具有明确的现实导向，这一概念的出现回应了技术革命、泛娱乐化趋势给古老的、精英式的人文社会研究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历史学为基础，同时涉及影视、传播、科技哲学等诸多领域，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色。影视史学与“纲要”课程相融合，可以为思政教学注入新活力。

（二） “中国之理”：在实践中构建中国特色影视史学理论体系

作为史学研究的新兴领域之一，目前影视史学发展尚未成熟。尽管西方的影视史学起步较早，但中国影视史学的发展基础更为坚实、前景更为广阔。

首先，中华文明有优秀的文化基因［3］，中国数千年悠久、深厚的历史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源。在迅速发展的娱乐产业推动下，中国历史题材影视剧的产量、质量、生产机制、影响力、海外传播等问题颇受瞩目。历史题材影视剧也引起了学术界、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2021年11月30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历史研究院联合举办了“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座谈会”。可见，加快构建立足中国实际的影视史学理论体系迫在眉睫。

其次，中国的历史教育体系为实践影视史学提供了研究基础。目前，中国一些高校已将影视史学纳入教学体系中。周樑楷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台湾中兴大学历史系设立“影视史学专用教室”、讲授影视史学后，台湾地区的一些大学纷纷开设影视史学课程。［4］此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也相继成立了专业实验室、开设了相关课程。然而，影视史学的教育实践场地不应囿于历史系。影视史学具有公共性，学界一般认为影视史学可被视为公共史学的分支之一。［5］公共史学强调大众在历史书写、阐释中的作用，旨在通过大众传媒等手段普及准确、专业的历史知识，培养公众的历史思维。除了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高校接受通识历史教育的学生群体亦十分庞大。特别是“纲要”课程作为全国高校的公共必修课，自2007年春季开课以来至今，为塑造一代代大学生的政治、国家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规模如此宏大的历史教育工程，在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教育事业极具研究价值，身为参与者的“纲要”课程教师应当不断探索、总结教学实践经验。这不仅与短期教学效果息息相关，也具有教育史上的深远意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反哺理论研究。影视史学与“纲要”课程的结合，不仅可以为思政课教学模式的发展创新贡献力量，也为影视史学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提供更加广阔的土壤，从而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影视史学理论体系。

二、影视史学融入“纲要”课程教学的实践意义

（一）作为视听媒介，历史影视融入教学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

首先，无论是付诸纸面文字的教材还是付诸口头表达的讲授，其能够传递的信息量均十分有限。而影视叙事涉及听、视两套语言规则，听觉的对白、旁白、配乐与视觉的人物形象、服装、场景等多種元素融合在一起，构建起流动的模拟历史场景。根据人类眼睛的“视觉暂留”功能，电影、电视剧、动画片中的1秒钟一般可放映20多帧画面。如若仅对1帧静止画面进行口头描述，也至少需要几分钟。可见，书面、口述等单一传播方式的信息承载量完全不可与动态视听媒介的信息承载量相提并论。更何况视听媒介给观者传达的一些情绪感受是“言不尽意”、无法转换为语言文字的，这也正是其艺术魅力所在。所以教师在讲解特定内容时，若借助影视资源，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其次，相较于枯燥、单一的口头讲述，观赏或构建动态、立体的历史场景更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提升其学习兴趣，增强其历史记忆。许多大学生对“纲要”课程存有抵触心理的原因之一是对教材中的许多内容早已熟知。一些史实尽管相当重要，但由于老生常谈，已经难以触动大学生的心灵。而影视作品往往可以给观者带来新的感受，引发进一步的讨论、思考。比如2021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当代中国人熟知的历史事件为创作题材，但因其独特的青年叙事手法获得了巨大成功，塑造了属于新一代青年人的五四记忆。

（二）作为依托高科技的文化形式，历史影视融入教学有助于彰显教育的时代性、增强学习的趣味性

治学、育人应与时俱进，关照实际问题。虽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教育的真正主体和目标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6］。高校教师的教学对象永远是引领中国前沿文化的最新一代。“00后”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伴随着21世纪后中国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技术与大众娱乐相互结合，对年轻群体的阅读习惯、学习方式造成了深刻影响。影视作品对观众造成的影响包括正面、负面等多种可能性。教师只有准确把握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历史叙事、传播的机制，主动将其有机融入“纲要”课程教学中，才能适应形势变化，做好教育工作。

目前，一些教师的授课方式过于陈旧、死板、空洞，讲解不够细致、透彻、打动人心。个别自媒体能够在“传道授业”上做得比高校教师更有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兼具专业性和娱乐性：一方面在制作视频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学术论文、著作甚至原始档案；另一方面通过现代视听技术将翔实的“史实”转化成了生动的“故事”，真正达到了寓教于乐、润物细无声的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中提高，及时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不断改善课堂教学状况，防止形式化、表面化，等等。”［7］由此可见，思政课教师要因时、因势不断提升自身的技能，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

（三）作为大众文化，历史影视融入“纲要”课程教学有助于实现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联动

首先，信息化时代的大学课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学生很难长时期将注意力集中于教师、黑板、幻灯片，经常低头浏览手机、电脑，思政课的教学效果往往不尽如人意。一些教师会明确要求学生收起手机，虽然“抬头率”提高了，但这种强硬命令并不能真正使价值引领入脑入心，甚至可能引起学生的情绪反弹、消极对待。面对来自课堂外部的信息冲击，教师与其被动应对，不如主动调整教学思维，回应学生对社会现实的好奇和关切，用问题引领教学内容、用现代技术创新教学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其次，高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随着我国日益扩大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国同世界的联系更趋紧密、相互影响更趋深刻，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和斗争也更加复杂。学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可不是一个象牙之塔，也不是一个桃花源。”［8］面对大众媒介上各种错误思潮给青年学生造成的迷惑，教师必须利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讲清楚“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如前文所述，历史题材影视剧等视听作品已成为当代年轻人接受历史知识、形塑历史记忆、培育历史观念的重要方式，但其质量良莠不齐。“纲要”课程教师必须对其予以重视，教会学生用唯物史观看待纷繁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帮助其把握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主流、本质、规律，锻炼其明辨是非善恶的能力。

基于以上原因，“纲要”课程教师有必要重视影视资源在教学过程中的应用价值，并不断学习乃至参与构建关于如何分析与利用历史影视剧、纪录片的前沿理论，将其与实际教学相结合。

三、影视史学融入“纲要”课程的路径

根据难易程度和教学目标，影视史学融入“纲要”课程教学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

（一）直接引用影视资源

目前影视史学应用于“纲要”课程教学最初级、便捷的方式就是在讲解过程中插播影视剧、纪录片等，为授课内容做注解。为了最大程度发挥视听技术的展示效果，有以下几个问题应予以注意。

1. 人应该掌握技术，技术不能代替人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发挥主导和核心作用。影视资源只是一种教学资源，并不能取代教师完成逻辑线索的搭建、疑难问题的讲解、专业理论的阐述等工作，即便是专题纪录片也未必与教学内容完全贴合。有些教师利用整节课播放视频，将教室变成小型影院，不仅无益于教学目标的达成，还可能使学生忽视课程的重要性，造成新的枯燥状况。以目前技术手段而言，影视资料只能作为教学内容的“血肉”，不能作为“骨骼”。

2. 教师有提前深入了解所播放视听作品之制作背景、属性的责任，播放的内容应具备代表性、权威性、可视性和史料价值

（1）代表性是指展示内容或是当前社会关注度较高的代表性作品，这样能够引起学生的观看兴趣，或是能够体现某些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代表性作品、代表性片段，这样才能使其具备质量保证和讨论意义。

（2）权威性是指涉及党和国家领袖人物事迹、重大革命事件、重大理论问题的视听作品时，其制作机构、历史表述应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制作高度重视。1987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后改名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成立，随后相继诞生了一批高质量主旋律剧情片、文献专题片。思政课教师应牢固树立政治和法律意识，在课堂上使用相关视听作品前严格把关，避免使用过度娱乐化、不严谨、不符合官方表述的素材。

（3）可视性是指展示内容应具有不同于口头讲解、文字幻灯片的独特感官价值。

（4）具有史料价值的作品是指记录历史人物生前音声、历史事件现场或某一历史时期民众生活状况的照片、录音、视频等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记录民主革命成果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像资料更是数不胜数。这些资料与档案、传记、回忆录等文字记载一样，均具史料价值，可为理论阐释提供生动证明。教师平时可注意搜集、积累影像资料，以辅助教学。

上述选取视听作品的几条原则不是相互独立的，有些影视资料兼具几种特点，比如一些文献纪录片既具有权威性，亦具有代表性、史料价值。总而言之，播放视听作品虽然操作起来很简单，但易被滥用和错用。教师要灵活应变，以达到最佳展示效果。

（二）批判性利用影视作品

影视史学理论认为，影视剧、纪录片等虽然会尽力追求复制历史现场、营造一种历史的真实感，但是永远不能还原真实、完整的历史。一是由于创作者的史学素养、制作水平等条件限制，可能造成叙述谬误、片面；二是由于创作者的艺术虚构、政治立场等，可能造成史实歪曲。因此，将影视史学引入“纲要”课程并非只是播放视频。教师在讲授中应当结合具体影视作品，以一些个案为中心，针对作品中夹带的糟粕思想、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等，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辩论、社会调研、论文撰写，并给予学生反馈，进行发言、作业点评，在对比和批判中向学生传递正确的历史观念，启发学生拨开迷雾、看清本质、去伪存真，以增强大众媒体时代青年自觉、自主抵御错误思潮的能力，提升其历史素养、艺术审美、道德品质和政治觉悟，从而发挥“纲要”课程的作用。

（三）自主创作影视作品

现代科技给包括历史学科在内的学院研究带来的影响之一是去中心化。影视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时候，研究對象还主要是电影，而当时电影设备并不普及。如今，人人皆可利用智能手机记录自己眼中的当代历史。有学者认为，从书写史学到影视史学的转向，“最重要的影响莫过于强化了受众或用户这一维度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互联网平台使用户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得到空前发挥，在历史记录和历史书写层面实现了传播效果的全面转型”［9］。重视个体体验、挖掘多维视角是20世纪下半叶中西方史学转型的主要特点，影视史学就是转型过程中开拓出的新领域之一。在尊重实践主体感受这点上，影视史学与思政教学不谋而合。

拍摄微电影、微纪录片、微视频，演出历史情景剧被引入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中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教学方式也有陷入形式主义的危险。例如有些视频只为了验证某个历史主题，由五花八门的网络视频生硬拼凑而成；有些视频的脚本大肆照搬、照抄他人成果，缺乏原创性；一些学生将社会实践视为沉重负担，为了应付课程考核不得不敷衍应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一些教师为了创新而创新，没有充分尊重学生的感受。

对此，教师需要更加精细地设计个性化教学方案，如在指导学生选取主题时，应在确保大方向正确的同时给予学生更多自主性，引导学生从个人实际经历、情感出发，多角度诠释历史，还原历史的复杂性；不必追求长时段、全景式的宏大、结构性叙事，讲好一个小历史故事即可，争取以小见大；鼓励学生在产出成果后进一步将其投放到自媒体平台上，推动教学成果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发挥更大效用，让学生有更多成就感。

为了达到预期教学效果，“纲要”课程教师在巩固自身专业能力的同时，也要不断扩充知识储备、广泛涉猎更多前沿理论，关注社会现实，熟练掌握视频剪辑等技术，博古通今，“道”“术”并进。

参考文献：

［1］ Hayden White.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ophoty［J］.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88（5）：1193．

［2］ 仝华，傅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23年版）》修订说明和教学建议［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3（3）：17-24.

［3］ 张力伟.责任政治的儒家传统——兼谈中国式民主的传统文化渊源［J］.江苏社会科学，2023 （1）：43-51.

［4］ 吴明远.台湾影视史学发展现况简介［M］//厉震林，万传法.电影研究.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115.

［5］ 张广智.影视史学：亲近公众的史学新领域［N］.人民日报，2016-02-22.

［6］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7］ ［8］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求是，2020（17）：4-16.

［9］ 历史的影像与影像中的历史——影像史学的溯源、辨思与发展前瞻［N］.光明日报，2022-02-16.

基金项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凌云计划“国家一流社会实践课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提质增亮工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