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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的坚实基础、选择原则、表达形式和重要方法四个方面，阐述了严复在译著中比较和结合中西两种文化时所采用的方法，以期为现代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关键词：严复 中学 西学 中西文化比较

近代以来，闭关已久的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同时，也面临着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中，严复率先对中西文化比较做出了探索，提出了“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并“自觉地用翻译做武器来谋求社会进步”［1］。本文将梳理严复译著中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来探究严复“严谨治学，首倡变革”之途径与实践。

一、博览群书，中西并蓄——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的坚实基础

一代帝师陈宝琛曾这样评价严复：“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其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不难看出，严复在将西学引入中国方面贡献巨大。但将西学引入中国一事，并不是空有一腔热血就能实现，还需要引入者对中西方文化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而被梁启超称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的严复，恰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他在中学和西学方面的深厚造诣，为他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学学习

严复在中学方面的造诣，首先源于严氏家族深远浓厚的文化底蕴。严复的先祖严怀英本是河南固始人，于唐朝末年随王潮入闽，官朝请大夫，安家于侯官阳岐。随后数百年间，阳岐严氏人才辈出，并以“官宦传家”［2］著称于世，这也给严复创造了学习中学的良好氛围。

其次，嚴复自身的不懈努力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家族底蕴的熏陶之下，严复少时便天资聪颖，被父亲寄予厚望，并由父亲亲自教导。在7岁时，他被送往私塾读书深造，先后师从数人。两年后，严复被父亲送回家乡，进入其“雅擅诗赋，泛览渊博”［3］的五叔严厚甫的私塾，进行进一步的学习。由于严厚甫是科举出身，他自然希望严复也可以“学而优则仕”，所以教学内容只局限在《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中。再加上他“性孤介，稠人中，默不语”［4］，授课也不得其道，使得严复的读书兴趣日渐消减。但这段时间的学习，还是给严复打下了一定的中学基础。

11岁时，严复遇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位先生——黄宗彝。黄宗彝是当地一位远近闻名的宿儒，具有较为深厚的中学功底和宽阔的学术视野。他所教授的内容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中，还包括诸如“明代东林掌故”的历史典故和“宋元明清诸儒的嘉言懿行”［5］。在他的教导下，严复的中学基础日渐扎实。

遗憾的是，这位良师在严复受业两年后就病故。临终前，他将教导严复的重任交给了其子黄孟修。然而造化弄人，严复的父亲严振先也在之后的一年内因救治病人而命丧黄泉。父亲的去世使严复的家庭从此陷入了“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6］的困境中，再也无力为严复聘请塾师，严复的中学启蒙也就此告一段落。

虽然严复的中学启蒙已然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中学学习的结束。在他往后的人生中，中学学习一直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无论是在福州船政学堂研读《圣谕广训》和《孝经》，还是后来师从桐城派大师吴汝纶，都是其坚持学习中学的见证。中学学习纵贯严复的一生，为其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夯实了基础，也是其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重要支柱之一。

（二）西学学习

除了中学学习之外，西学学习也是严复能够成为“中国西学第一者”的重要基础。严复最初接触西学是颇有一番历史机缘的。当时，福州船政学堂刚创办不久，且推出了诸如“各子弟饭食既由艺局供给，仍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以昭体恤”［7］的一些优惠条件来吸引学生。这为当时正遭家庭变故的严复提供了一条出路，他以一篇深情动人的《大孝终身慕父母论》打动了当时的主考官沈葆桢，成功考入了福州船政学堂，开始了西学学习之路。

严复在船政学堂的西学学习是间接的，此时他所接触的西学知识来自学堂聘请的洋教习。但是，这还是为其日后出国留学、亲身体验西方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严复在学堂内学习的课程主要是一些必要的外语知识以及与专业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8］除此之外，学堂也十分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五年的课程学习之后，严复又接受了三年的船上实习，先后多次登上军舰进行操练。在这种模式下，严复掌握了一系列西学基础知识，对于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科学方法也有了初步的

了解。

1877年，严复同其他11名学生一同前往英国留学。这一阶段严复的西学学习是更为直接的。严复等六名学生顺利被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录取，在那里，他们直接接触到了英国的行船理法，并与英国皇家海军的官兵一起登上战舰，巡游四方。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报效国家的责任感，使得严复等人不敢松懈，全身心投入学习中，最终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

当然，严复能够在西学译介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还有赖于他在课程之外的实地考察：不论是法律层面的“司法析狱之有术”［9］，还是城建方面的“莫不极治缮葺完”，抑或体质方面的“西洋筋骨皆强，华人不能”，都使严复感受到了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有着巨大差距。由此，他开始反思中国的专制制度与西方的立宪制度，探索西方社会发展的思想因素，并开始广泛阅读对当时西方社会影响深远的达尔文、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对西方的思想体系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学成归国后，由于政治纷争，严复只能“不预机要，奉职而已”，但这种怀才不遇的遭际，加上后来甲午战争的战败，激发了严复想要启蒙国人的决心，促使其踏上了翻译并引入西学论著的

征程。

对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刻理解，有助于严复对中学和西学的学习，从而促进了其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形成，为后续翻译西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明其优劣，择其善者——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的选择原则

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进程中，严复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不是来者不拒，也不是全盘接收，而是“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10］。因此，严复在进行西方学术著作的译介时，“着眼于内容，着手于形式，着力于功效”［11］，依照一定的原则，选择性地引入。

（一）利国家

严复翻译并引入西方论著主要的目的之一，便是启蒙国人，“具有鲜明的振邦兴国的文化战略性质”［12］。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使严复内心思绪万千，决心“突破以往的专业领域和工作范围，去翻译人文类的书籍”［13］。于是，1898年，《天演论》横空出世，“在中国近代思想界引发了深刻的革命”［14］。在《天演论》的影响下，国人看到了域外文明的价值，心中救亡图存的热情也被唤醒了。完成《天演论》之后，严复没有停下译介西方著述的步伐，又陆续完成了《群己权界论》《原富》《穆勒名学》《法意》《社会通诠》等七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向国内知识分子们系统而详尽地介绍了西学的精华”［15］，从而“奠定了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知识启蒙地位”［16］。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精心挑选了他认为最有利于当时中国发展的部分。以《天演论》为例，出于对救亡图存的考虑，严复删去了原文中着重介绍的生物学方面的进化原理，只选取了原著中的《导论》和《进化论与伦理学》两个部分进行翻译并引入中国。在删减原著的同时，严复还在译文中加入了大量蕴含自己观点的案语，使译文中的论点更加清晰，以此唤醒国人保种自强的政治意识。

纵观严复的译著，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过程中，严复始终贯彻“利国家”的原则，这也成为严复完成西学译介的力量源泉。出于一腔救国于水火的坚定信念，严复完成了一部部精妙绝伦的译著，使更多的国人“开眼看世界”。

（二）非极端

严复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具有先驱意义的人物，离不开他在进行文化比较时所持有的一种“非极端”的态度。他在外界的思想纷争中始终坚守自我，审慎地揣度着西方文化的优缺点，从中筛选出真正适合当时中国、促进中国发展的内容。

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严复曾表示：“凡事效法西人，往往利不胜害。”［17］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过程中，他对西方文化的优缺点都进行了一番分析。在优点上，他在《原强》中从“自由平等”“官工兵商公制之明备”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得出“其鸷悍长大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又为吾民所远不及”［18］；同时，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文化中所存在的“垄断既兴”“贫富不均”等缺陷，得出西方“人心有发狂之患”“户口有过庶之忧”［19］的结论。

在中国文化上，严复既对当时一系列落后文化进行了猛烈抨击：“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20］“夫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21］。也对其中的优秀成分予以肯定：“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22］

在“非極端”的文化选择态度下，严复主张“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3］，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引入中国文化中，并与中国传统进行有机融合，使得中国文化得以焕然一新。

严复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最前沿，在“利国家”和“非极端”原则的引领下，对西方文化进行取舍，把其中对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最有效的部分引入中国，从而朝着其心所向的“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更进了一步。

三、会通古今，融贯中西——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的表达形式

为了使西学更加深入人心，严复在作品的表达形式上颇费苦心，既包含了他对当时局势的深入理解，也融入了他阅读中西学论著时的心得体会因此，严复的译著唤醒了一众沉睡的国民，使他们开始看向窗外的世界。

（一）古文化

严复译著的一大重要表达形式，便是使用“汉以前字法、句法”［24］，将译文“古文化”。回顾历史，严复所在的晚清时期，白话文运动已悄然兴起，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已然演变为“普通百姓包括中下层读书人对思想的深深隔膜”［25］。在这种背景之下，严复仍然选择在译著中使用文言，是出于两种考虑。

严复精心打造了旧式文人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文法，原因之一是为了启蒙和唤醒那些身居高位的守旧文人，赢得他们对西学的认可。在《天演论》中，他如是解释：“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26］由此可见，严复使用古文的原因之二是他认为汉以前的字法和句法更能准确地表达出自己所想传达的西学主旨，能更加顺畅地表达内容。

细读严复译著，会发现内里包含了许多“案语”。这些“案语”，是严复对所译内容的背景补充和进一步解释。《天演论》第一章案语就从西学角度对“物竞”“天择”的来源补充道：“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所以繁殊之故。”［27］同时，严复也不忘联系中学，在案语中使用了不少中国典故和相关概念。《法意》中就出现了这么一条案语：“儒所谓理，佛所谓法，法理初非二物。”［28］此处，严复在阐释“法”和“理”间的关系时，将西方的“法”“理”概念与中国的儒学和佛法联系了起来。

此外，严复也使用了换例的手法：“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29］典型的一个例子，便是在《〈天演论〉手稿·卮言十三》中，严复以“李将军杀灞陵尉”这一典故，作为原文中“往者埃及之哈猛必欲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30］的案语，使得国人更容易理解其中含义。

严复的“古文化”进程离不开吴汝纶的帮助。吴汝纶为同治四年进士，被誉为“古文、经学、时文皆卓然不群”的“异材”。他思想开明，主张研习西学，曾指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容缓之事。”在他的指引下，严复的中学基础被较好地夯实，《天演论》也获得了吴汝纶“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31］的评价。此外，吴汝纶也对《天演论》的成书给予了不少建议和帮助。其中“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32］便是一例。他建议严复“模仿《墨子》《荀子》《韩非子》等子书，以能概括主旨的词语作为独立篇名”［33］，以更好地贴合上层士大夫的喜好，达成其传播西学的目的。

（二）达旨术

严复译著中表达方式的重要特征，被严复称为“达旨”：“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34］在此之下，严复在翻译西方著述时，不是逐字逐句地直译，而是“将全文神理融汇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35］。

在严复看来，这种“达旨”的表达形式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信”：“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36］这里的“信”，与我们现今所理解的“忠实于原文”的含义有所不同。正如付艳艳所说：“‘信和‘达是相辅相成的……严复的‘信是‘诚，即‘忠实于读者。”“严复追求着两个方向的‘信：‘于原文之信和‘于读者之信。”［37］对于严复而言，后者的地位是比前者高的。因此，为了使“词理本深，难以共喻”的西方论著最大程度地取信于读者，他断然选择了“达旨术”，对原文内容做出了一些取舍。

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及文本的推敲过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38］足可见采用“达旨术”并不比直译原文轻松省事。严复在《原富》中译“计学”一词的历程，便是一个很好的体现：“计学，西名叶科诺密（Economics，今译经济学），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39］严复在翻译此词的过程中，首先考察了Economics一词的词源、词根及其对应的意义，而后对照了中国和日本对于该词的译法，都觉得不甚满意，于是便依照自己的想法，将此词译为“计学”。

以上两种特征，在严复的译著中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古文化”的表达形式，给严复译著穿上了华美的衣裳，吸引着一众传统士大夫；而“达旨术”的表达方式，则为严复译著填充了血肉，使其更具传播价值。

四、归纳综合，寻求公例——严复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方法

在严复会通中西文化的实践中，“内籀之术”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所谓“内籀”，严复在《名学浅说》中如是解释：“内籀西名inductive。其所以称此者，因将散见之实，统为一例，如以壶吸气，引之向里者然。”［40］此处，严复将“内籀”比作用壶吸气，从而内化的过程。在后续的中西文化比较中，严复也贯彻了这一方法：通过广泛地阅读西方论著，归纳出能够会通中西文化的“一例”。这里所说的“一例”，便是严复在译著中广泛提及的“公例”。

严复曾说：“夫公例者，无往而不信者也……非公例，则非不易之是非，顺之必吉，违之必凶矣。”［41］可见，严复赋予了“公例”较高的地位，认为不同文化中所共同存在的“公例”是具有普适性的。在此基础之上，他又提出，中西两种文化中存在的“不期然而合”的部分正是衡量西方文化是否符合我国国情的重要依据。

严复在中西文化间寻找“公例”的举措，在他的《〈老子〉评语》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严复写评语，并不是单纯地解读文本，而是试图通过评注古籍，“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找启蒙思想资源”［42］。在《〈老子〉评语》的第一章中，严复对于“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评注便是一个鲜明的体现：“‘玄，其所称众妙之门，即西人所谓‘Summum Genus，《周易》‘道通为一‘太极‘无极诸语，盖与此同。”［43］由此可见，严复在评注古籍的过程中，努力找寻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将中学概念中的“众妙之门”与西学概念中的“Summum Genus”串联了起来。

不过，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过程中，严复将“公例”看作是“观物而审者所必由之涂术也”，这过于绝对了。仔细推敲便会发现，文化间的共同因素也存在着糟粕，如“封建剥削”“政教合一”等；而文化间的非共有因素，也不乏值得借鉴的优点，如西方文化中的“自由”“平等”等观念，正是当时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

严复对中西文化进行归纳综合，通过寻求“公例”的一系列努力，他对中学和西学有了“平等眼光”［44］。在他看来，“惟求之为得，不暇问其中若西也，不必计其新若故也”［45］。这使严复能以一种更加客观平和的心态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最终实现两种文化相得益彰的效果。

五、结语

严复译著中的中西文化比较方法，为当时的中国引入西方文化、启迪民智、挽救国家危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西文化交流、交融、交锋都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严复对待中西文化的平等态度、对比中西文化异同的诸多方法，对现代中国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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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闽江学院2023年福建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严复译著中中西文化比较方法的研究” （S202310395040），闽江学院2022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重点项目“BOPPPS教学模式下《综合英语》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MJUJG2022A009），闽江学院2023年“校长基金”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英语专业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研究” （103952023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