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祎

（中共三明市委党校，福建 三明 353000）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风雨历程中不懈探索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道路，逐渐形成“社会管控——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演进脉络，此间每个阶段都展现了党在我国背景下应对治理复杂性的不同策略，社会治理相关理论得以与时俱进、丰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下，我们渐次明晰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的缘由所在，进而持续创新治理方式、完善相关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我国社会治理的水平日渐提升、向现代化不断迈进，但在推进中仍面临诸多困境。现阶段，以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现实需要，更是重大战略考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纳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顶层设计之中。本文尝试梳理我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探索历程，试图总结相关经验，旨在助力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

一、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艰辛努力与探索

（一）社会治理的发展脉络

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1—1949年）。我党在建立革命根据地过程中持续探索红色政权建设，基层党组织领导体制是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在革命根据地普遍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注重发挥工青妇、农会组织以及其他群众性组织的作用，并制定了施政纲领、法规和条例，通过有效社会管控实现政党、基层政权与乡村社会的有机融合，将乡土社会整合成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这一成功整合的关键在于有效利用社会管控机制促进政治实体、治理体系和地方社区的融合［1］。通过建立民主选举程序，诸如陕甘宁边区、华北、华中等地区在不同层级形成了代表性的政府机构［2］，反映了人民的意愿并增强了政治参与。这种从分散的地方社会到有组织的政治和社会体系的过渡，展示了社会管控协调政党、政府权威和基层社会和谐共存的力量，这对今后的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49—197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因地制宜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政权学说应用于本国实际，创立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制定了宪法等，在法律和制度的双重保障下，人民调解委员会、治安保卫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迅速建立。随着我国完成“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城市形成了与高度集中、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制相适应的单位体制，人民公社既是政权组织也是社会管理组织，单位体制是国家和政府通过单位实行对社会的管控。中国在这一转型时期，基层组织的建立在确保有效治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如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解决村（社区）层面的争议和冲突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单位制度与这类机构相结合，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体系，实现了高效的决策和问题解决。以人民公社和单位制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控，是一定时期内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模式［3］。

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1978—2012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了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在此背景下，彼时我国治理采取了双轨策略。一方面巩固和完善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特别是通过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逐步建立，使村（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迅速发展，促进了村（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自我管理；另一方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强调法律的作用和权威，保障法律的严格实施，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我国对社会管理的认识随之不断深化。从1998年首次提出将“社会管理”列入政府三大职能，到党的十六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作为政府四项职能之一，社会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这一时期的演进表明，中国在治理方面的实践不断深化，通过维稳、民主、法治等多维度的探索，促进适应当时国情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治理，习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使用“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由“管理”至“治理”，看似仅一字之差，但其内核是治理的理念、主体、方式、范围和重点等维度的巨大转变，是对我们党解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矛盾所取得经验的深刻总结，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内涵更丰富、思想更深刻［4］。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步步推进，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强调“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等。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新征程。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体现了中国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战略演变，这一演变在党不断完善治理战略和体制的背景下，突显了党面向未来、适应变化的治理方式，彰显了党为人民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初心承诺。

（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重大战略考量。在当前全球的变革浪潮下，我国正站在通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十字路口，为了抓住这个时代变革的机遇，必须全面参透共产主义社会的宏大叙事，构建与人民愿望相契合的中国叙事，推动社会向不断满足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变。这意喻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仅是一项使命、系列政策，更是全面的战略，旨在与时俱进，应对我国社会内部日益变化的主要矛盾。在实践层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呈现为复杂而多元的挑战，这是系统性的改革，要求将现代先进创新方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缝结合，需要战胜前进道路上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由此我们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投入更多气力［5］。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行动，是应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效防范化解各种重大风险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科学战略考量。

2.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完善意义重大。我国历经动荡变化，从“社会管控”到“社会管理”，最终到“社会治理”的历史性跨越，代表着在党的指导下治理范式的不断演进。面临世界急剧变化的复杂局势，为我国特有背景量身定制的治理现代化理论框架的完善至关重要，不仅涉及从各个学科中综合理论洞见，还需要深刻理解我国社会的微妙复杂性。在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特征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科学论断为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论述增添了更深层次的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治理规律的认识实现了新飞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的新境界。完善这一理论框架的深厚历史和实际意义也不可低估，它凝聚了百年治理实践中积累的智慧，体现了党引领国家充满韧性地朝着和谐发展的未来前进的不屈精神。

3.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的时代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社会长期稳定奇迹。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揭示了通过本土现代化路径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蓝图，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建设全面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可或缺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深深融入了中国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6］。现在，我们迈上新征程，需要大胆的实验和务实的探索来指引前行，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同时，围绕新时代人民新的需要，加快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局面，这种协同的努力不仅推动了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国家特色相契合，也让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中贡献智慧和力量。

综上，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当今时代的紧迫呼唤。在历史成就的基础上，在党中央的战略愿景指引下，我们在社会治理领域将努力走出一条将传统与创新、本土实践与全球抱负融为一体的现代化道路。这是一种创造坚韧、公平、和谐社会的承诺，超越了国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全面的、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之旅的实质。

（三）社会治理取得的成就

1.社会治理的理念深入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一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党中央以及各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会议议题、汇报材料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内容，其中不乏有许多生动形象的诠释为国民所了解。社会治理相关理念在不断开展的政务工作、惠民活动中逐渐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所熟知，人民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普遍提高，2022年全国刑事案件、民事案件分别比2021年下降17.4%、5.8%，社会更加安定和谐。

2.社会治理的能力日益增强。社会治理涉及的范围、领域持续变广，已经由日常的社会治安领域迅速扩大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方面。同时，社会治理的内涵也不断扩大，大治理概念由初具雏形到日渐明晰，党员干部的治理理念也努力与时俱进地更新迭代，推动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等手段化解社会治理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快推进。2022年全国党的基层组织比上年净增12.9万个，各类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在95%以上，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27.0%、23.6%，可见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日趋提升。

3.社会治理的效能初步显现。中国作为包含56个民族、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其社会体量之庞大、治理之复杂在全球范围内位居前列。在长期的大国治理实践中，历届政府积累了丰富的管党治国经验，经此务实的过程也逐渐塑造了中国独特的社会治理优势。进入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施已见成效，中国在治理“绩效指标”方面，如国内减贫、医疗和环保等领域的全球排名，已跃升至前列［7］。优先考虑人民福祉，努力实现动态平衡，其中治理机制与人民日益变化的需求和谐相契，中国在全球治理指标中的卓越崛起凸显了其针对社会需求量身定制的治理方法的有效性。此外，中国独特的现代化与文化传承相结合，有效的治理将先进技术与深厚传统融为一体，这种融合体现了中国社会治理在以现代治理的复杂性为导向、追求可观成果的同时，为其公民努力创造更加公平和繁荣的社会。

二、当前制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出问题

（一）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结构优势未充分发挥

治理主体的多元参与、推动政府和社会的良性合作是社会治理迈向现代化的关键。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系已逐渐形成，但在实操层面，这种多元治理结构的独特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其成效也日益凸显，但是，政府过往“大包大揽”的惯性难以一时遏制，使社会治理领域中政府“越位”“插手”等现象难以在短期内快速消除，这使得本就不是很强大的各类社会组织出现了主体功能异化的现象，一些社会组织在治理领域甚至成为了政府的附庸，这无疑削弱了通过社会组织参与促进积极社会治理的动力［8］。

（二）相关治理主体治理能力仍有待大幅提高

现阶段，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侧重元素仍是管控，直接导致行政命令色彩依然较为浓重，其突出特点就是执行力比较强，但人为主观因素干扰较大，这对治理实施主体的个人素质要求较高，否则易出现履职、执法等偏差而导致治理效能低下、引发群众不满。与此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智能化趋势日益明显，管理者在此背景下能力不足、方法落后等问题仍然大量存在，上述困境均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治理工作的水准提高。

（三）社会治理区域性差异尚较大

一般而言，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与其群众的民主意识、治理参与意识呈正相关，在经济水平较高地区，个人更有动力积极参与社会治理事务，乐于投入时间、精力乃至财力为治理做贡献。例如，沿海城市与贫困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多个方面显现，包括冲突解决、志愿帮扶、利益分配以及治安防范等。经济发展较为欠缺的地区通常面临动员公民积极参与营造治理氛围的挑战，这些地区受限于资源有限、教育差距等原因，其民众有效参与地方治理的能力较弱，往往体现在社区倡议减少、公共讨论减弱等方面。这种参与程度的差异和意识水平的参差突显了经济繁荣、公民赋权和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参与能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

（四）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仍不健全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础，新时代下，基层社会城乡结构失衡、人际关系疏离、农村“三留守”等问题依然突出，风险和隐患越来越复杂。由于基层社会人力、物力、财力等治理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农村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投入与城市相比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现象，部门间存在职能不清、多头领导、推诿扯皮的情况，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格局尚未形成，部分基层自治组织缺乏组织、引导群众致富能力，自治能力有待提升，这都制约着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基层的建设。

三、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路径选择

（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1.坚定制度自信。在各种治理模式广泛存在的世界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国际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亦扎根中国大地，深得人民拥护的——这些赋予其持久生命力和重大优势——制度和治理体系，不仅是支撑国内稳定和发展的支柱，也是驱动中国追求伟大复兴目标的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综合而独特的制度框架为我国在各个领域取得进步提供了坚实基础，在有效应对挑战、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增强社会稳定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用，足以彰显我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创新方面的成就。从这一独特制度中吸取的经验不仅有助于中国的繁荣，也为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2.坚持党的领导。随着中国进入充满变革的新征程，党的领导在社会治理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使得中国共产党深刻理解国家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党的领导能够在稳定与进步之间取得平衡，确保社会治理与中国独特的背景相契合。党的领导能够将不同声音汇聚到共同的愿景下，从而在社会各个方面培育团结性和凝聚力，促进各界对共同治理责任的认知，这使得中国能够有效应对新兴的挑战，继续朝着国家复兴的目标前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社会治理的全范畴各阶段，党把控方向、规划全局、制定政策、推动改革，不断提升党在此领域的领导水平，以党建引领和推进社会治理的现代化［9］。实质上，中国共产党的坚定领导不仅指引着现在，也塑造着中国未来治理的轨迹，彰显了其在社会治理领域持久的重要性。

3.完善体制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健全社会治理表达、响应机制；完善社会治理决策、筹资机制；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网格治理等治理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社会治理服务体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强化数字化赋能；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政府把社会治理分解为可量化、可评价的阶段性目标，明晰部门职责范围，形成多元主体间相互监督的问责机制，助力简化行政程序和明确使命职责，营造包容审慎兼具的环境。通过对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体制机制的更新完善，中国保持其在现代化和复兴道路上的独特立足点，同时可以为一个共同发展和繁荣的世界作出贡献。

（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

1.加强自身纪律建设。以铁的纪律加强党的自我革命和自身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我们党把党内法规制度作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纪律建设的基本依据［10］。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把它作为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党员干部作为治理的主体，只有时刻坚持自重、自省、自警，时时处处严于律己，加强自我规范和约束，把政治纪律摆在党的纪律建设的首要位置，不断发挥模范作用，才能有效助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2.秉持优良工作作风。优良的工作作风是党持续致力于为人民服务的基石，回顾党的历史发展轨迹，坚持“不忘初心”的原则堪称其旺盛生命力的源泉。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以人民为中心”，强调党的使命与实现人民福祉密不可分，这一承诺需要党与人民之间持续对话，人民是否满意成为治理成效的衡量指标。党始终坚守优先考虑人民利益的承诺，这种承诺体现在坚定优良的工作作风中，超越表面现象，融入服务的本质，确保党的努力始终生发于人民的需求和向往之中。从娴熟引领改革到培育安定环境，党对优良工作作风的承诺确保其行动与所服务的人民的愿望共鸣，推动着中国的社会治理达到新高度。

3.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秉持实事求是精神是有效治理的基石，实事求是原则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它是理解和重塑世界的指导原则，历史上的“枫桥经验”充分展示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应用这一务实方法的成功经验。在中国当前充满活力且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下，这种治理方法显得尤为重要。随着高新技术普及、经济格局变化和社会动态演变，对于灵活且细致的治理策略的需求更加迫切。实事求是的精髓在于对新兴挑战的敏感性及其以证据为基础的决策，通过摒弃僵化和过时的理念方法，由实事求是所蕴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取而代之，中国可以培育出与其社会复杂性相契合的治理模式。此外，实事求是的精神涵养了学习和创新的文化，促使决策者和从业者不断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实质上，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项原则，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赋予中国以远见、智慧和韧性，这将有助于构建一个以共同建设、共同治理和共享成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格局，引领国家在发展道路上不断前进。

（三）推进社会治理制度化、法治化

1.健全各项制度。回顾我国社会治理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制度保障，这也是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所需。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客观上要求我们健全各项治理制度，増强社会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明确要健全这一制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和国家关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和行动框架，在此框架下要健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制度，让各方形成有效互动，如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等制度体系建设，注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保障国家安全、公民安全；进一步完善矛盾化解、办事公开等制度；注重扩大和深化公众参与，构建社会治理公众参与共同体等等，这些制度的健全将为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目标、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实保障。

2.严格依法治理。法治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形式，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首次将“法治保障”纳入社会管理体制，加强依法规范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理，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方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再次明确法治贯穿于社会治理的应然性；党的二十大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也是对依法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展示了更为系统和基于规则的社会治理方法的战略性转变。在社会治理中，有效的法律框架为决策制定、争议解决和法规执行提供了明确的依托，它有助于建立公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信任，确保一致和可预测的治理结果。此外，强大的法治文化培养了个人和组织的责任感，鼓励他们按照既定的法律和法规行事。随着中国继续迈向现代化，将法治原则融入社会治理将有助于建设一个秉持公正、公平原则和保障所有成员权利的和谐繁荣社会。

3.推进基层治理。推进基层治理是一个多方位的战略，旨在处理复杂的地方动态，同时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目标相结合，在更宏观的视域，基层社会治理的演变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更广泛目标相呼应。社会治理朝向现代化的演进需要减少僵化的行政手段，赋予社会组织和从业人员发挥其专业优势的机会，打破地方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之间的壁垒，培养通力合作、良性竞争的局面，通过将这些融入基层治理实践，社会可以提高应对本地区治理多样需求和纷繁挑战的能力，即重视社会组织的变革能力，进行动态平衡、培育一个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的生态系统，这有助于激发各类治理主体动能，令多元治理主体站在不同视角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向更具参与性和精准度的治理方式转变，共同助力治理格局的构建。此外，这种参与式的方法能发挥出国家的集体智慧，激发创新解决方案，亦有助于塑造更具活力和响应的治理模式，与庞大人口的复杂需求和治理愿景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