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周伟

（1.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北京 100044；2.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近年来，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复兴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从英国“脱欧”，到极右的法国国民战线势力与德国选择党的崛起，再到美国特朗普在总统选举中的成功，民粹主义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响应，对西方国家民主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青年是社会改革与创新的中坚力量，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未来支撑；青年也是最容易受民粹主义思潮与运动影响的群体。研究西方青年民粹主义，关注民粹主义中的青年群体，可以为防范与治理极端思想在青年群体中渗透蔓延提供思路指引，可以为建立和谐的政党与青年社会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政党与社会关系：理解西方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视角

民粹主义是一种稀薄的意识形态，它设想将社会分裂为两个相互敌对的同质群体，即“纯洁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对立，要求政治反映人民的共同意志。此外，民粹主义还被用来指代一种“政治风格”、一种“政治策略”、一种“政治运动”等。作为“浮动能指”的概念，民粹主义不能够圆满地回答有关社会秩序诸多方面的问题。综合而言，民粹主义是一种诉诸于人民群众的学说或运动，具有反建制、反精英和保守主义情结，在实践上与直接民主、大众动员、草根政治、社会运动、“卡里斯玛”型政治等现象有密切联系［1］。

21世纪以来，尤其自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民族主义回潮以来，民粹主义逐渐深入西方国家政治心脏，既有不断涌现的新型民粹主义政党，又有老牌民粹主义政党不断上升为主导政治力量，西方世界迎来了“民粹主义时刻”。学术界对西方民粹主义的产生有四种解释：一是经济成因范式，即认为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是西方民粹主义存在的根基。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造成了社会收入差距扩大与贫困现象蔓延，诞生了大量“全球化及现代化的失败者”“现代化的输家”。经济地位的不稳定导致下层阶级的不安全感和紧张感，为民粹主义运动创造了条件。二是政治成因范式，即认为民粹主义崛起的关键原因是民主代议制的缺陷。西方所标榜的民主代议制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基因缺陷”［2］，导致其沦为精英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不能够完全反映民众意愿，所以民众始终存在对直接民主的渴求。三是文化成因范式，即认为民粹主义的兴起并非纯粹是经济问题，还取决于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化、冲突和代际转变，更多的是对渐进文化变革的反抗。换言之，西方民粹主义的兴盛是“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文化反冲”。四是社会成因范式，即认为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侵蚀社会信任与凝聚力、加深穷人与富人的威胁感知，为民粹主义利用不平等的负面社会后果开展政治动员奠定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经济衰退与政治衰败使得旧有的社会认同日益瓦解，新的民粹主义认同极易占领这一阵地。

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等四种成因范式对民粹主义在西方的兴起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存在的问题也较为明显——解释的“覆盖律”较小，即信度问题［3］。此轮西方的民粹主义呈现“左”“右”共振、多元迸发的局面。左翼民粹主义势力与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相互角逐，西欧、北欧、南欧与中东欧地区的民粹主义相异而行，然而结构成因范式对异态纷呈的西方民粹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解释力较弱。

事实上，本轮西方民粹主义迭起的根源是主流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畸变。政党与社会关系是一国政治社会中最为基础的重要内容［4］，政党是政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行为体，是国家和社会的中介与桥梁；它来源于社会，并整合、引领社会。民粹主义之所以成为一种对普通民众难以抵御的诱惑，恐怕并非因为其实际主张多么令人信服，而在于主流政党在民主绩效上的糟糕表现以及兑现竞选承诺和解决经济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愈来愈弱［5］。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西方政党做出了系列适应性调整，这些调整的“意外后果”便是政党在联系社会上的积极性变弱，乃至政党“脱嵌”或“悬浮”于社会。基于此，西方民粹主义的滋生是主流政党社会性被遮蔽的产物，是普通民众对主流政党日益官僚化、国家化并不断脱离底层社会民众的反抗。衡量政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力量层面的“强与弱”，还是联结层面的“紧与疏”，更为首要的是考察政党的社会性，即重新审视“社会中的政党”这一命题。政党社会性的充分彰显是良善政党社会关系的前提。政党社会性主要表现为其对社会的代表性、回应性、整合性、合法性、沟通性、流动性及引领性。政党的社会性“失踪”，政党社会功能危机的爆发，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紊乱，则民粹主义势必崛起。

二、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兴起的主要因素

青年富于理想、精力充沛、敢讲真话，是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要力量。青年群体与民粹主义具有天然的耦合性；青年的政治热情极易被民粹主义“点燃”与“释放”。当代西方政治体系与经济结构都面临严峻转型，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社会保护之间摩擦不断，青年的社会境遇每况愈下，其与民粹主义的合流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民粹主义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正在持续扩大”［6］。西方青年民粹主义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方面，不少青年认同民粹主义观点，支持民粹主义人物或政党。意大利有些青年赞成排外本土主义，18-29岁之间的年轻人中有46%的人有排外情绪［7］；美国一大批面临沉重学费、贷款和就业压力的年轻人支持左翼民粹主义代表人物桑德斯，其赢得了年龄在18-29岁之间年轻选民选票的51%［8］。法国国民阵线的支持者也多为35岁以下的年轻人。另一方面，大量青年参与乃至组织民粹主义运动。美国爆发的针对1%高收入群体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针对资本主义虚假民主与新闻自由的“民主之春”运动、疫情期间爆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法国的“黄马甲”运动、“黑夜站立”运动；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等，其中青年群体常常是发起人、推动者和参与主力。最为典型的是2011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由12位大学生拉开运动的序幕［9］。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勃兴，其缘由是政党与社会关系的扭曲，致使青年成为“最被忽视的群体”“最被牺牲的群体”，从而酿成其在利益表达、身份认同、价值判断、政党认同、政治参与、政治情感与未来前途等方面非理性认知与行为的恶果。

（一）政党社会代表性断裂：青年利益表达激进化

政党来源于社会，政党以社会为基础，政党社会代表性是政党与社会关系优良的基础指标。西方主流政党为在政治博弈中提升支持率赢得选举，愈来愈倾向于实施和制定讨好中间选民的纲领政策，嬗变为“全方位型政党”。这使得政党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以至于给人一种“选择哪个政党上台执政都一样”的感觉。而这种政策取向上的模糊或者趋同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主流政党与普通人民，即政治共同体的真正公民或选民之间是分离的，是无代表性的或不负责任的。政党社会代表性出现断裂，青年群体失去被代表感，其利益表达趋于激进。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经济进一步金融化、产业空心化，青年失业率急遽攀升，欧洲25岁以下的失业青年人数已达到560万，整体失业率为11%［10］；美国青年就业状况也遭受沉重打击，每4名失业者中就有1名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16-24岁的美国人口失业率正处于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11］。与此同时，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2010年以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国民财富的约60%，而最贫穷的50%人口占有的国民财富一律低于10%，一般不超过5%［12］261；在美国，2019年贫富差距达到了美国人口普查局开展跟踪调查以来的最高点，最富有的1%人口控制的国家财富“超过了整个美国中产阶级”［13］。青年对恶化的经济形势最为敏感与脆弱，而政党代表性的缺席，迫使其选择诉诸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来表达利益诉求与发泄对社会的不满。近10年来，国外尤其是西方以青年为主体的社会运动持续高涨［14］。如果主流政党继续忽视青年群体的呼声，那么在民粹主义政党的蛊惑之下，青年的民粹主义情绪可能会进一步被激化，那时青年街头政治将成为常态，青年民粹主义行为将不再鲜见。

（二）政党社会回应性错位：青年身份认同焦虑化

李普塞特与罗坎曾提出社会分歧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存在城市—农村、劳动—资本、中央—边缘与国家—宗教这四组社会分歧，其观点为解释西方政党与社会之间结盟与解盟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随着冷战的结束与后工业社会的到来，西方出现了基于文化价值观的融入与划界的分歧。的确，在民族国家仍然是政治体系存在的普遍载体情形下，族群之间政治与文化的边界体现为“我者”与“他者”。在界内，稳定的共同感为群体成员提供了持续的安全感；在界外，动荡的差异性意味着争议与冲突。然而，2015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打破了这一界限。来自北非与西亚的移民在很多日常问题上与欧洲文化和宗教信仰产生了严重分歧，促使西方社会面临着一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认同危机，它在滋生民粹主义态度方面具有强劲的动员能力，青年人尤甚，如许多欧洲青年对欧洲一体化的价值观表示怀疑乃至不满，不少美国白人青年反对外来移民，坚持“美国优先”。此时，主流政党社会回应性的失位，加剧了青年身份认同的焦虑。政党社会回应性是政党将社会需求压缩或凝聚起来转化为党的政策主张的过程。现代政党处于严酷政党竞争的政治生态之中，无论是“主动回应”还是“被动回应”，政党的回应率大为提高。遗憾的是，由于政党精英与普罗大众社会距离的突兀，使得政党回应与社会需求相脱节。处于各类生存危机交织之下的西方青年有本土文化身份的焦虑，而政党精英对民族归属毫无需求，他们将国家边界视作幸好已经开始消失的障碍，国家只有在方便其全球运作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用的［15］。法国执政党回应参与“黄马甲”运动的青年诉求，提出的政策议题却是如何提升法国国际市场地位、促进法国国家竞争力；英国工党回应青年利益关切，却提出了重新贯彻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宣称工党是同等地代表企业主利益的政党。“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民族主义”与“泛欧洲主义”不断碰撞，青年文化身份不断被撕裂，这为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沃土。

（三）政党社会整合性降低：青年价值判断简单化

社会整合是指通过多种方式，在协调和保证各群体利益的基础上，使社会各个部分尤其是社会分化产生的异质成分组合起来，构成的一个社会利益共同体。政党是政治资源的社会整合方式，是现代社会整合结构的重要部分。现代政党社会整合性着重表现为政党意识形态社会化。在竞选式民主的浪潮下，西方政党实现了由体制内政党、精英型政党向体制外政党、大众型政党的转型。因为社会利益需求的多元化、“党争民主”的实践逻辑与政党的“经济人”天性，致使大众型政党陷入意识形态危机，即“党纲越写越冗长，内容越来越庞杂，目标越来越模糊，个性越来越缺乏”［16］。政党意识形态的淡化，不仅导致了政党成员的信仰危机，也弱化了政党思想体系吸引外部选民的功能，更削弱了其对青年的政治动员与政治社会化的功效，导致社会共同体陷入整合性危机的泥淖。缺失了政党思想政治性引领，青年群体极易以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对待社会事件，如他们对于某些社会热点议题的研判，往往以道德是非为标准，缺乏一定的理性精神，外加处于去个体化与群体极化的情境下，这就使民粹主义潜移默化地与青年群体相连接。更为严峻的是，一方面，主流政党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困境束手无策。包容、理解与吸纳是当代多元文化主义的要义，但随着移民的涌入，西方多元主义文化遭遇阻击与困境，而政党的价值整合功能却发挥不足，这加剧了青年选民对政党不满、对社会不悦、对体制不屑。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主张摩尼教式的对立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中“我们”（人民）与“他们”（自由派精英、建制派、外来移民）之间是一种零和斗争，坚持解构公共理性的逻辑，建构非理性的直观，强调精英、建制、国家是引发危机与腐败的根源。民粹主义政党的话语对满怀愤懑的青年极具煽动力，为他们释放社会怨恨提供了“出气孔”，激起他们参与民粹主义运动的积极性。

（四）政党社会合法性流失：青年政党认同低迷化

政党社会合法性指的是作为政治主体的政党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良好的政党执政绩效是政党社会合法性的基础，有利于代议制民主体系与政党政治的持续稳固发展。当前西方国家政党执政绩效令民众不太满意，尤其是欧债危机爆发后，一些政党不是从稳定和发展经济着手解决问题，而是盲目推行紧缩政策，使得社会贫富差距不缩反扩，加快了政党社会合法性的流失。一方面，政党日益被利益集团所绑架，沦落为“传声筒”与“提线木偶”，促使其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态中难以实现治国理政的良好效果；另一方面，在竞选过程中，政党迎合选民“刚性增长”的需求与期望，不断提高其竞选承诺，然而在政治极化的格局之下，政党的治理能力与绩效难以与之匹配，从而促生民众的失落感［17］。西方青年普遍面临就业、住房与学业贷款的压力，他们是糟糕的政党执政绩效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大大降低了其对政党的认同，突出表现在对选举及投票的无动于衷与政治冷漠上，最明显的例证就是有资格在国内各种选举中投票的青年投票率小于年龄更大的世代。与之相随的是，拒绝政治、拒绝政治家与反政治的政治心态在青年群体中不断萌生。青年对政党低度认同，却更倾向于参与非传统的或新型的政治行为，如网络政治、社会运动等，如在2010年10月法国“反对养老金改革”的社会运动中，全国有300多所学校的学生罢课，加入全国范围的抗议之中。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与民粹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令人担忧的是，民粹主义政党以煽情的方式，并借助阴谋论大肆贬低主流政党的执政能力，制造对主流政党的不信任，刺激青年民众的政治痛感神经，从而将其拉入民粹阵营。

（五）政党社会沟通性失灵：青年政治参与叛逆化

政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适应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的要求而产生和兴起的。政党沟通社会，是政党的本源要义。然而当代西方政党变得日益亲国家、远社会，即“政党卡特尔化”，政党和国家相互渗透和合谋，政党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政党进入议会和政府，担任议会党团和政府高官的党员在党内占据支配地位，政党逐渐地脱离从社会中获取资源。基于此，政党丧失了与社会或选民沟通的直接动力，致使政党社会之间的对话机制严重失效，乃至消失。政党社会沟通性失灵对青年政治的一大影响便是青年群体的极端政治参与频出。2005年青年群体参与的巴黎骚乱，其根本原因是主流政党未能及时体察民意、整合民意，将民众包括青年的诉求引导到正常的代议制机制中进行回应处理，而是任其游离在制度之外，肆意蔓延。更为严重的是，一定数量的青年因长期缺乏关注与沟通，养成了反社会、反国家甚至反人类、反文明的人格。从2013年起，到海外参与“圣战”的欧洲年轻人大幅上升，并且仍未得到有效控制。据估计，欧洲籍“圣战者”的青年人数在3000名左右，其中约有1700人直接参与了“基地”组织分支或者ISIS组织的战斗［18］。与主流政党社会沟通性失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民粹主义政党特别擅长利用社交媒体，发布政治宣传和动员信息，与青年进行互动和交流，了解青年的需求和诉求，激发青年的情感和共鸣，吸引青年的关注和支持，增强青年的参与感和认同感，如德国选择党、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国民联盟阵线、英国脱欧党都在社交媒体上有很高的关注度，在青年群体中有较大的影响力。不少西方青年在“推—拉”的角力下深受民粹主义感染，支持民粹主义主张，声援民粹主义运动，以至于为民粹主义政党募捐。

（六）政党社会流动性失能：青年政治情感负面化

畅通社会流动是和谐政党社会关系的关键。社会成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上升或下降的过程，反映了社会的公平性与活力。政党作为社会有机体中重要的组织力量，既可以通过制定公共政策为社会流动创造有利制度环境和机会条件，也可以经过参与和引导社会运动为社会流动提供有力动力和支持，还可以凭借完善健全的政党制度建设为社会流动提供有效的渠道和保障。但是在“寡头统治定律”与“卡特尔化”双重逻辑支配下，政党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大大减弱。大多数西方国家面临社会流动受阻的境遇：美国社会流动性下降——这种关系被称为“盖茨比曲线”——把“富人”和“穷人”变成“世袭性”的阶层，美国社会纵向流动“硬化症”已经名副其实。对于美国青年而言，其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越来越少，从2002年到2014年，美国千禧一代自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比例从46.6%下降到34.8%，这些人中，56.5%自认为是工人阶级，8%自认为是下层阶级［19］。对欧洲年青的一代而言，向上流动的社会阶梯早已经被结构性地阻断，阶层固化持续加重。英国的社会流动水平达至历史最低点，工薪阶层出身的年轻人被系统性拒绝于精英工作之外，家庭背景处于劣势的青年学生在求职中会遭遇“双层玻璃天花板”［20］。向上流动通道的堵塞，使得中下层青年产生“被遗弃感”与深深的“挫折感”，致使他们的政治情感较为负面化。一方面是政治认知评价的负面化，如他们认为政治人物是从不关心人民的窃贼和贪官；政党是政客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选举政治体系并没有产生什么真正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秉持消极的政治价值观，西方青年愈发秉持自我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和自我实现，把发财致富视为个人奋斗的重要目标，忽视外部利益与社会责任。据相关调查，有19%的欧洲青年，很少考虑他人命运，摒弃道德标准和公民标准，不愿意做社会服务的工作［21］。社会流动乏力、相对剥夺感与结构性压抑所孽生的负面政治情感累积与民粹主义的泛起呈正相关［22］。

（七）政党社会引领性弱化：青年未来前途迷茫化

政党社会引领性是政党对社会能动作用的体现，是按照本党纲领对社会实行引导、社会在党的组织和整合下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当今西方社会由于利益分配失衡与收入差距悬殊所造成的经济极化，引发了精英分化、政党分化、意识形态分化，导致社会分裂与冲突四起。在此之中，主流政党陷入政策选择、代议制模式等内源性危机，其社会引领能力大为弱化。社会危机丛生，政党引领社会的主导权递减，将使得青年人“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普遍持悲观的态度，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度也越来越低”。在美国，有不到一半的18-29岁年轻人认为他们可以在未来12个月内找到满意的工作；与之相对，有一半青年选择“回巢啃老”［23］。在英国，有近一半的青年对自己未来前途表示担忧；在中东欧地区，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认为他们的经济前景比他们的父母差；在南欧地区，年轻人更担心失业与收入不稳定问题，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自己的未来前景不及父母。主流政党有为人们尤其是青年提供发展动力的职能与责任，然而现实恰恰相反，政党自身建设都难以顾及，何谈引领社会、教育青年？历史经验昭示，身处危机、前途未卜的人们十分希望出现强权组织与强权人物，以摆脱当前的困厄。西方此次民粹主义浪潮洽遇新冠疫情危机，进一步彰显其对强大国家的向往，对否决政治的厌恶，对僵化体制的憎恨。具体言之，就是在国内政治中极力主张政府干预，依赖于国家实现平等财富分配与广泛民主参与；在国际政治中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希望国家主动作为，维护民族利益和传统文化。由此而言，对强大国家心向往之的民粹主义，对惴惴不安、落魄失望的青年极具吸引力。

三、结论与启示

21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不断疏远，其自身的基本功能不断异化，尤其在社会代表性、回应性、整合性、合法性、沟通性、流动性、引领性等诸层面的失色，使政党对广大选民的吸引力不断下降，自身的组织也变得愈加松散。得益于政党政治的“裂隙”，民粹主义乘虚而入，并在青年群体中获得一定数量的拥趸。青年民粹主义对社会整体发展而言弊大于利，极容易引发极端政治行为，触发社会骚乱，撕裂社会共同体，促使社会陷入动荡的“普力夺”状态。西方主流政党多措并举应对青年民粹主义：在经济方面，全面检讨“第三条道路”的得失，严厉批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重新强调福利国家的重要性，针对青年群体出台了青年就业政策、青年家庭政策、青年住房政策与青年收入分配政策；在政治方面，承诺全方位推进民主，重申民主的基本价值地位，强调要畅通政党与青年的沟通渠道，贯彻政党联系青年的原则，扩大青年的民主权利［24］。西方主流政党的举措能否赢回青年，削弱青年民粹主义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当代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给我们新时代做好青年工作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密切关注青年利益诉求

尊重青年合理利益诉求是新时代党凝聚青年的前提和途径。西方青年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就是主流政党忽视青年利益需求，青年沦为“被忽视的一代”，所以他们便会涌上街头，采取激进的政治行为或加入民粹行动，表达自己对精英、对体制的不满。预防与治理青年民粹主义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吸纳青年群体合理利益诉求。第一，推动党的青年组织的角色转换。青年组织要从传统的单一管理者转变为现代的资源整合者，在青年利益诉求表达中发挥社会治理主体的主导作用。第二，提高青年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科学化水平。搭建青年群体利益诉求监测体系，及时掌握青年利益需求的变化趋势；建立第三方的青年利益诉求表达平台，弥补官方渠道覆盖面不足的问题。第三，提升青年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运行效率。破解青年利益表达平台与政府部门协调及线上与线下对接服务的问题，努力形成多元共治、协同治理的大格局。第四，大力解决青年群体最为关心的失业就业利益诉求问题。围绕青年群体的失业就业问题，从青年最为关心的就业培训、就业引导、失业心理调控、失业援助等角度开展舆论引导，营造和谐、积极的青年就业氛围，呼吁党政部门为青年就业创业提供高质量服务，逐步解决青年就业与失业的矛盾问题。

（二）提升执政党社会思想引领力，培育青年正确思想认识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生活方式的变迁、价值观念的变化，青年思想文化差异性、多样性日益显著，并形成相应的文化圈层。各种社会思潮在青年文化圈层中异常活跃，对青年的心理、思想与行为产生复杂影响。西方青年民粹主义的生成离不开民粹主义思潮在青年群体中不受遏制的广泛传播，青年群体深受感染、影响，直至加入民粹潮流。为此，中国共产党需要提升社会思想引领力，抵御民粹主义及其他思潮对青年的侵袭，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第一，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教育，为青年凝心铸魂。积极带动青年群体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真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其理想信念，在精准把握青年群体利益矛盾、价值困惑的基础上进行思想引领。第二，指明包括民粹主义在内的各种社会思潮的实质与危害，提高青年的辨识能力。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思潮内容及意义的解读，为青年群体辨别社会思想提供理论指引，使他们能够对社会思潮进行正确区分；另一方面，青年只有在通过参与政治生活与社会行动中，才能切实体会到现实政治社会的运行逻辑，才能对各种社会思潮形成正确判断，所以需要做好对青年的政治吸纳与参与引导工作，在实践中增强对社会思潮的辨识能力。第三，重视对社会思潮在青年群体中的演变趋势的监控，采取差异化的引导策略。各种社会思潮在青年群体中知晓度与认同度呈现此消彼长的态势且不同人群之间差异性显著，如大学生对社会思潮的认同大多是主动选择，青年农民工则是被动接受，青年白领则是理性和冷漠。由此，针对不同青年群体需要采取因人而异、因地制宜的引导方式。

（三）增强执政党治国理政效能，提高青年社会获得感

西方主流政党的青年基础之所以受到削弱，根本在于其对青年领域问题的治理效能不强，青年社会获得感低下，是青年“用脚投票”的结果。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将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领导青年社会发展的治理优势、效能优势，在不断提升青年社会获得感的过程中增强青年的政党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第一，健全青年的社会经济保障，促进青年民生发展。大力改善青年住房、医疗、就业、养老保障体系，建立青年普惠型社会保护制度，扩大青年群体覆盖面，使得青年能够“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业有所成”“老有所养”。第二，注重青年成长环境建设，为其营造公平宽容的社会氛围。充分保障青年发展权利与权益，破除各种社会歧视；提升劳动力市场对青年的包容性，减少社会排斥；保障青年对各种公共服务的可及性，降低准入门槛。第三，关心特殊青年群体的社会融入，确保其共享青年社会发展成果。特殊青年群体相较于普通青年群体而言，除了承受就业与劳动压力之外，还要承受病痛、伤残、居住、生活质量等压力，需要更为精心细致的规划与服务。加强对特殊青年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开发公共服务部门和非公企业中适合特殊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不断提升其社会适应力，增强其社会获得感与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