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玲玲 马嘉丽 马晓凤

（宁夏大学教育学院，银川，750021）

减负一直是社会热议话题，也是教育焦点。改革开放后，关于减负的教育政策频频出台，减负的力度和强度也不断加强，但学生学业负担问题始终未得到彻底解决。2019 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教育行业催生出新的业态，线上教育以此为契机再度发展。在疫情肆虐和校外培训资本逐利的双重夹击下，教育焦虑一度弥漫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众多家长和学生陷入其中。2021 年7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就减轻学生校内外相关学业负担提出总体要求和明确指令[1]。2021 年9 月1 日起，“双减”政策各项具体规定正式实施，各地各校迅速响应，积极行动。为了切实保证“双减”落实，《教育督导问责办法》与“双减”同步实施，而实施“双减”成为教育督导的核心工作。“双减”政策实施不只针对学业负担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学业负担反映的教育困境。揭示学业负担背后的教育困境并寻求可能的破解之道，有助于社会大众从思想层面高度重视教育问题，从而驱动各方通力合作推动政策的精准实施，助推教育理性回归。

一、教育困局之殇——“双减”因何

“双减”政策出台的根本在于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但该政策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不止于此。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是教育功利化及其短视的集中体现，“双减”政策是对学业负担背后教育乱象的治理与导流，其政策目标与任务要求直指深层教育问题。

1.冲突性、高竞争社会环境仍将续存

“现代人都被无情地推上了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高速运转的传送带，如果不与之共振，不思进取，就会被时代无情地抛弃。”[2]在冲突性、高竞争的社会环境之下，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社会资源竞争愈加激烈。竞争无时不在，升学、就业、晋升这三类竞争贯穿于个体的一生，“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已然成为高竞争社会的现实写照。学生学业负担活生生地成为当代社会高压生活的一个缩影，并且这种冲突性、高竞争的社会环境引发过度教育竞争正逐渐蔓延至整个低学段。以前的教育竞争主要集中在高中和初中两个阶段的毕业学年，而过度的教育竞争已经渗透至小学乃至学前阶段，以致学生的初期发展受到诸多威胁。学生在低龄阶段的身心健康及游戏娱乐的天性因过度教育竞争而不断损耗。同时，过度教育竞争涉及群体日益多元，校外培训机构与学校教育之间的竞争势头更是愈演愈烈。过度教育竞争衍生出了校际间的排名竞争、家庭间的投入竞争、校外培训机构间的生源竞争等多元群体之争。有研究证实，影子教育存在“剧场效应”，且在班级内部、城市家庭、中产阶级家庭的影响较大，加剧教育竞争和内卷[3]。理性来看，过度教育竞争戕害的正是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致使学生生长发展的时空被不断挤压，多元发展的可能性日渐窄化，严重扰乱了学校教育生态发展。“双减”政策的出台，不仅在于抵制冲突性、高竞争的社会环境对教育生态的侵犯，更是从社会根源上进行肃清，建设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及发展环境。

2.教育功利化、短视化现象根除未净

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社会文化观念绵延数千年，深入国人精神骨髓。读书被视为一种阶层上升的工具，教育的人文价值被工具价值湮没。读书、受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教育究竟要培养怎样的未来建设者与接班人？这些都是现代人们亟需思考的根本问题。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越演越烈，无论是教育改革的直接参与者还是相关研究者，深谙学业负担之弊。然而，教育功利化已然渗入每个利益相关者的骨子里，一时难以消弭。教育功利化是指教育依据功利的原则来完成对自身结构的重新建构过程，其结果是教育具备了某些功利形态[4]。依据减负各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影响度，可将减负的利益相关者分为四类：核心利益相关者（学生）、主要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相关机构、中小学校、家庭）、重要利益相关者（第三方教育资源供给者）、次要利益相关者（基础教育阶段以外的各级各类学校）[5]。在这四类利益相关者中，教育功利化对核心利益相关者和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危害颇深。首先，教育功利化直接损害了核心利益相关者的长远利益，学生本应用于健康成长的精力被不断压榨，过度投入和过于焦虑成为一种内耗，其创造性也逐渐被销蚀，最终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教育本以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为根本目的，然而在实际教育过程中背离育人宗旨，过度追求其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次，教育功利化分化了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目标，即育人目标被分化为地方政府谋求的政绩、中小学校追求的业绩、家庭渴求的成绩，导致育人的教育与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产生裂隙，罔顾学生的内在利益诉求。尤其是重要利益相关者中的校外培训机构，循着资本逐利的噱头，只为拔高眼前的分数，戕害的是青少年儿童的多重潜在发展机遇，致使众多学生被训练为考试机器，教育异化积重难返。“双减”政策的出台，在于积利除弊，撼动教育功利化的困局，警醒深陷局中的教育者及教育相关者，劝诫其疏离功利化的教育，回归真正育人的教育。

3.学校教育未能真正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

“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是学校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学校应该进一步重构教育的“生本”逻辑，坚持科学导向，重视课堂生成，实现与生活的链接[6]。学校依据学生个性发展，不断优化建构多元化课程体系，激发学生求知欲；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统筹利用线上、线下各类优质资源，拓展学生视域，惟此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与健康成长的新一代。然而，面临校外培训机构的资源、生源的争夺与逐利，部分学校仍固守“应试”思维与逻辑，背离“生本”育人理念，运用死板僵化的教学方式与手段，将学生捆绑在“应试教育”的战车之上，为完成所谓的教育业绩与目标，致使学生发展陷入无意义学习的怪圈之中，未能真正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与发展需要。校外培训机构是学校教育之外的为中小学生提供知识培训与技能提升等业务的机构。不可否认，校外培训机构为部分学生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艺术特长及其他项目的教育服务，培养了学生的特长，满足了部分学生的实际需求。但其一贯主张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的经营模式及其模式化、资本化的市场导向，致使学生的发展趋向无限的“增加分数”优势及考试技巧训练与纯熟，负向地加剧了 “应试教育”思想渗透，暴露出校外培训机构的逐利本性。校外培训机构已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利益支配逻辑，依据该逻辑，校外培训机构不惜超前学习、干扰学校教育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要获取利益。“双减”政策的出台，在于有效治理乱象频发的校外培训机构，整治其违规行为，监管并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化运营，发挥其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和拓展作用，促成教育优质提升。学校教育质量缺失是“双减”不可回避的问题，实施“双减”也是为了补齐学校教育短板，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

二、教育困局破解——“双减”何求

“双减”政策是党中央、国务院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战略高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克服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保障每个儿童的健康成长做出的重大决策[7]。政策以具体化、实践性强的措施统筹治理校内、校外学业负担，兼顾整体教育格局，力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遵循从治理端向发展端迈进的逻辑。“双减”政策落地，将原先搁置在“应试”这一浅滩上的教育之锚拔起，抛向全面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深海。客观上讲，“双减”政策的落地已然触动教育根本问题。营造全面育人生态环境，教育必须坚守“生本”理念，回归立德树人的初心，进而更好地开启教育本质与理性回归新时代。

1.营造低竞争环境，稀释社会压力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教育在冲突性、高竞争的社会环境浸染下被“剧场效应”绑架，家长、学生、老师在焦虑的裹挟下开启了种种内卷化的操作模式，教育规则不断被破坏，教育乱象层出不穷。可见，冲突性、高竞争的社会环境是诱发教育乱象的重要社会根源，铲除教育乱象、破解教育困境急需为高竞争的社会环境降温，“双减”政策的出台无疑如同久旱逢甘霖，及时化解这场“高温危机”。具体而言，在政策目标上，“双减”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家庭教育负担为出发点，努力提升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营造低竞争环境，稀释社会压力。特别是针对教育内卷化泛滥问题，“双减”政策从根本上否定过度教育竞争，在内卷化边际架构起防护栏，将剧场效应覆盖之下的受害者隔离，纾解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环境和教育结果的焦虑。在政策的执行上，一方面从学校教育层面为社会降压，将高竞争性生存社会导向相对低竞争性的生活社会，满足社会持续发展的诉求。另一方面从严治理校外培训，从源头遏制培训机构扩张，制止并严惩其超前超纲培训、虚假宣传、乱收费等行为，阻绝校外培训的无序发展。通过政策目标与政策执行的相辅相成，阻止过度教育竞争向低学段，尤其是学龄前阶段蔓延。至于教育竞争牵涉的多元群体竞争问题，“双减”回归学校的底层逻辑，改变筛选制、高竞争的常态化，同时兼顾涉及利益攸关者的教育评价体系改革，逐渐消解过度教育竞争。社会竞争与教育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双减”并非要打破二者之间形成的牢不可破的循环，而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循环的正向功能。

2.重塑学校教育生态，回归教育本真

学校教育是教育生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现状反映了整个教育生态系统面貌。而今，教育功利化倾向架空了学生全面发展、异化了教育过程、催生了超负荷教育、引发了教育焦虑[8]。化解教育功利化危机需要以学校教育为抓手，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构建教育新生态，回归教育本真，这也是“双减”的根本目的与任务所在。“双减”全力纠偏固守的错误观念，积极贯彻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持续深化教育改革，推动学校教育适应教育前沿发展。学校教育中，高质量的教学是优化其教育生态的重要支点，“双减”牢牢把握这一支点，内外协同发力，改革与创新同步推进，以期实现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首先，“双减”反对仅以分数高低衡量学生发展，主张学校教育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传统思维，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最大限度地消除考试分数对人才培养的禁锢，让被动学习转化为自发性的快乐学习。其次，“双减”旨在淡化应试教育，引导学校教育课程、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的更新以及教育评价的改革，为学校提高教育质量创造物质条件与制度条件。学校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帮助学生赢得高考，而是让学生在丰富的学习体验中实现全面发展。最后，课后服务开展学科类课程的学习指导活动和具有社会性的综合活动，前者将学科辅导职能归还学校，后者进一步提升了学校育人理念。“双减”政策的落地与实施大大解放人们固守的应试观念，促动教育改革生态回归，为教育事业发展提质增效，建设学校教育绿色生态。

3.回归育人本质，契合学生多样化发展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人的发展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讲到“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教育不应异化为非人的教育，成为人的“对立物”[9]。以作业负担、考试负担和升学负担为主要内容的学业负担牺牲了青少年的幸福童年和健康成长，这是教育异化的现实表征。这种教育过于注重工具理性，逐渐偏离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双减”立足于人的发展，从学生的需要出发，致力于满足学生健康成长和持续发展的诉求，力求使教育复归育人本位。回归教育的育人本质是“双减”的根本所在，“双减”将“坚持以学生为本”作为其核心理念和工作原则，并在该理念的指导下，重塑教育目的、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取向。在教育目的上，由偏重育才向树人、育人回归，将培养身心健康、人格健全、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首要教育目的。诚如周国平所言，“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健康、善良的生命；活泼、智慧的头脑；丰富、高贵的灵魂，”[10]当前“双减”改革正在朝着这个教育目标迈进。在教育功能上，由侧重教育的经济功能向教育对人的成长和发展功能回归，促进学生获得必备的知识获取能力和良好的学习品格，为终身发展奠基。在教育价值取向上，由注重工具理性向以人为本回归，关切人在受教育过程中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凸显人的主体性。为使教育复归丰富的育人功能，当前“双减”改革正逐步打破“教育内卷”的僵局，避免学生沦为考试机器，将学生从学业负担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拓展学生的多元发展可能性。“双减”要求教育以减负增质的方式，满足学生高质量、多元化、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基于此，“双减”正不断拓展学校教育改革的丰富性、长远性，并以此作为其长远改革目标，向学生提供最适合的教育服务。对于学生来说，最适合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育人本质的回归意味着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选择多样化的课程，利用多种资源来丰富并发展自己。鉴于此，“双减”在给予学生自由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课后服务的育人功能，让学生有更多发展和探索的机遇，契合学生多样化发展需求。

三、教育理性回归——“双减”何为

理性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个人狭隘的自身利益的追寻和实现，它是多元价值诉求和偏好的调和[11]，教育理性亦如此。面对当前教育理性缺失的问题，“双减”要从育人本质出发，以多途径探寻教育理性，将教育理性回归作为其政策实施的终极意义。

1.明确教育价值定位，引导教育竞争良性发展

斯普朗格认为，教育并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正因为它是对一个人人格心灵的“唤醒”。唤醒孩子的心灵，激发其真正的潜能既是教育的目的，也是教育的本体价值。换言之，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明确教育价值定位是“双减”实施的基本准则，亦是教育理性回归的前提。“双减”是一场关系到多方主体利益的持久博弈，教育价值定位对此次教育改革起着思想引领作用。思想的变革是其他任何变革的基础，教育变革同样需要抓住人的思想。舆论环境和政策执行共同形塑人们对“双减”及其背后教育价值定位的认知。因此，“双减”要持之以恒地精准宣讲和全力行动。第一，“双减”应注重塑造舆论环境。借助官方媒介以及大众化网络平台，积极向社会宣讲“双减”政策背后的教育意义，推广教育本体价值，营造育人为本的教育文化氛围，改善社会大众对教育功利性的固化思维。在此基础上，引导学校、家庭、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人才培养观，进而逐步实现教育理念转化。第二，“双减”在政策执行上要做到整体推进、精准落实，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利用社会力量为其提供全面的行动赋能，充分调动一切资源和手段，继续以深化教育改革的方式营造人文关怀氛围。与此同时，还要及时跟进后期的政策执行监管，杜绝片面化、形式化和表面化的政策执行倾向，特别要关切学生的利益诉求实现程度。学生个体的健康成长永远是第一位的，良性“育人”绝不能让位于恶性“竞争”。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价值不可否认，肯定教育的育人价值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教育衍生的其他价值功能，而是坚守教育的本体价值是教育的最高价值，衍生价值不可越位。唯有以教育的本体价值为标杆，才能与其衍生价值形成积极关联。“双减”需要遵循教育的价值排序原则，以该原则为基准，防止恶性竞争，引导教育竞争良性发展。

2.回归生本理念核心，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回归生本理念是教育理性回归的精髓所在，“双减”需倚重生本理念稳固教育之基，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顾明远先生提出，“‘双减’最根本的出路是要把学校办好，把课上好，教好每一个学生，提高课堂教学质量[12]。”实现学校高质量发展是教育理性回归的根本之策，需要切实保障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首先，“双减”要确保校际发展和校内发展的公平性，让每所学校都能得以均衡发展，体现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薄弱学校在硬件设备和软件存储两方面的建设，给予每所学校公平的发展机遇，合理分配优质教育资源，弥合城乡学校教育差距；另一方面，确保“生本”教育掷地有声，学校教育工作的开展应以学生发展为核心，全力服务于每一位学生，公平对待所有学生，不因其学业成绩优劣而厚此薄彼。其次，课堂教学是学校育人的主渠道，“双减”要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益，让每所学校都以高质量教学见长。教师要积极响应政策号召，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进而能够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引导与服务，打造出有生命力、创造性的课堂，发挥课堂教学立德树人的作用。最后，素质教育注重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精髓。素质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根本指向，“双减”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有力抓手，其立足于学生的终身发展，重构育人格局。因此，“双减”应贯彻落实素质教育，全面激活素质教育的育人功能，藉此才能为发展高质量的学校教育提供强有力支持。学校可深入挖掘素质教育的成功案例，依据不同学校特征有选择性地加以推广。总之，提升育人质量，要秉持生本理念，让每位学生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学校教育。唯有发展好学校教育，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才能有效抵抗功利化的侵蚀。

3.家校协作情理育人，全面提升教育理性

教育理性回归是“双减”的最终指向，仅凭政策权威无法终结乱局，还需学校和家庭相互协作，情理育人，全面提升教育理性。教育理性的迷失与非理性教育的滋长，学校教育育人理念失之偏颇与家庭教育缺位，致使部分青少年儿童未能接受到充分完整的理性教育。因此，家庭和学校应在“双减”政策的倡导下，共同协作发挥各自的育人功能，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凸显人的本体关怀。学校是学生学业负担的主要生产场域，也是学生参与减负的主战场。除了达到“双减”的硬性指标外，学校更应注重与家庭的密切合作。对学校而言，一是要健全家校合作途径，如家访、家长委员会、家长沙龙、线上家长交流平台，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畅通家校合作渠道，便于家校交流。二是要主动加强与家庭沟通的深度，积极向家长传达科学教育理念，修正家长的传统教育观念，避免引起家校教育理念冲突。对于家庭而言，主动提升教育理性非常必要。首先，家长要理解“双减”政策背后的教育理念与用意，从思想上意识到育人本质回归的重要性，教育孩子不仅是学校的责任，家庭同样义不容辞；其次，家长要善于学习并接受科学的教育理念，主动配合学校落实“双减”政策；最后，家长要为孩子营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多与孩子沟通，了解孩子发展的优势与不足，正确选择适合孩子的教育，发挥家庭教育的辅助作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互补充，学校是教育的专门化场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双减”落地，二者的协作不可或缺。情感动于心，理性谋育人。“双减”实施贵在育人，家校协作情理育人，让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并存，有效助力教育理性回归。

“双减”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受到教育和其他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其政策本身而言，“双减”是一次重要的教育实践，亦是一场深度基础教育变革，更是一次跨越现实与未来的重大教育筹划。回归到教育本身，“双减”无疑是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当之无愧的“破冰行动”，这次行动真正瞄准了隐蔽在学业负担背后的沉疴痼疾，意图以“小切口”撬动“大变革”，从而破除教育困境，重塑教育新生态，倒逼教育理性回归。总之，“双减”绝不仅仅意味着减负，还包含着教育生态优化、立德树人、教育理性等丰富的教育隐喻。社会各方给予“双减”高度的关注，期待其能够持续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继而升级为成功的教育改革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