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朝斌

（湖北经济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傩作为跨时空、跨地域、跨民族的多元文化现象，广泛流布于我国大江南北，并辐射至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傩历经3000多年的演变，形成了庞大的傩文化家族。从现存的傩文化来看，傩东起苏皖赣，中部驻足两湖，南及两广，西至川黔滇藏，北达陕晋冀、内蒙古、新疆及东北地区。曲六乙先生曾从文化空间的角度把我国傩文化划分为六大文化圈，即北方萨满文化圈、中原傩文化圈、巴楚巫文化圈、百越巫文化圈、青藏苯佛文化圈和西域文化圈[1]。在空间范围上，傩还可以分为北方傩、中原傩和南方傩，北方傩主要指萨满文化，中原傩主要指汉族傩，南方傩则主要是指以冲傩还愿，逐疫纳吉为核心的百越巫文化等原始宗教活动。由于百越巫文化圈民族成分众多，他们世代杂居，使其成为现有傩文化遗存最多、最富特色的地区，百越傩文化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一、百越傩文化遗存梳理

“百越”一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百越在地理范围上大致为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由此可知，“百越”并非指某单一民族，而是这一地区古代民族的统称。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认为：“百越所居之地甚广，占中国东南及南方，如今之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越南或至安徽、湖南诸省。吕思勉谓‘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2]另据考证，越人来源于黄河上中游之西羌，与华夏集团的炎帝族、黄帝族有亲缘关系，后逐渐向长江中下游迁徙，并不断与不同的部落、民族杂居融合，逐渐形成了“百越”的各个支系[3]。因而一般认为，我国境内的浙江、安徽、江西、福建、贵州南部、广西、广东西南等地，台湾本岛、云贵高原、湖南和湖北东南部皆分布有百越民族[4]。受古老巫风傩俗的影响，百越一度是我国巫傩文化兴盛的地区。史料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吴、越民族已形成尚鬼、崇巫、喜卜、好祀之风。《汉书·地理志》云：“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吴越与楚接比，数相并兼，故民俗略同。’”另据考古发现，距今约7400年的高庙文化遗址（今湖南怀化市洪江） 中出土的大量祭祀文物图案，其中有许多面具般的图样，其造型与现今在湖南西部各地的傩戏面具造型极为相似，或许可以认为，古百越地区奉巫崇傩的活动应是早已有之。

从现有的傩文化遗存来看，其分布范围大量集中于我国长江以南沿线和西南一隅，它们几乎都属于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官网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与傩文化相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共有35项，其中有31项位于百越巫文化圈。当然，这一地区被纳入省、市、州一级的傩文化代表性名录的项目则更多，时至今日，百越巫文化圈的傩文化习俗仍可见一斑。

百越地区的傩文化，从民族属性来看，既有汉族傩，更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傩。如湖南湘西土家族的“茅古斯”，新晃侗族的“咚咚推”，贵州威宁的“撮泰吉”，黔北仡佬族的“端公傩”，广西壮族的“师公舞”等，它们都在各自扎根的地域闪现着神秘的光辉，多民族的特性使这些傩文化多姿多彩，瑰丽奇异，既蕴含着原始的图腾崇拜，又附生着各民族流传的远古神话，还掺杂着大量的巫术、法术，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它们共同融会成朴素而又原始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并通过一系列的傩俗活动，祈愿实现家庭平安幸福，人寿年丰，生产风调雨顺、庶时物育，社会天下康泰、平安和谐的终极目的。

二、中原与古百越傩文化交融摭拾

关于傩起源于何时，各地学者说法不一，目前比较能达成共识的观点为，傩在中国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5]，并一度在各个朝代兴衰更迭。至于起源于何地，所持观点颇多，以下几种说法对考察中原傩与百越傩的交融互嵌具有启示意义。中原说，持这种观点的论者颇多，认为傩是产生于中原一带的祭礼，与中华文明一样，是由中原向四方辐射的，且对傩的早期记载大都出自《周礼》 《礼记》等中原文献[6]。越人说，认为傩起源于中国农耕先民的神鸟崇拜，而中华民族的农耕语言是古越人，即现在的“壮侗语族”先民创造的[7]。楚巫说，傩礼由楚巫所创，旨在报复中原部落首领颛顼的逐疫巫术，认为楚巫乃傩祭之源头[8]。良渚说，认为傩戏源于良渚文化，傩文化并非是由中原流向四方，而是由吴越流向中原[9]。由上述来看，学者对傩的发生地所持观点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傩文化自起源之始，就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在各族人民之间广泛传播，成为古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

（一） 先秦以前的古百越傩文化

从对傩的记载典籍可知，中国较早对于傩的记载，常见于中原的汉族文献，如《论语·乡党》之“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诗经·卫风·竹竿》之“巧笑之瑳，佩玉之傩。”等。早期的驱傩活动，常见的则有对驱傩英雄方相氏的记述，据《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而文中对方相氏的描述，或许可从后世流传的神话传说来窥见其历史源头。据《汉书·武帝记》记载，相传大禹治水途中遇轩辕山受阻，于是他化为一只大熊，每日以熊的臂力搬山运石[8]。禹的始祖黄帝号有熊氏，据东晋志怪小说集《拾遗记》记载：“轩辕黄帝出自有熊之国”，黄帝姬姓，姬字的金文据研究就是熊脚印的象形，据此，有学者推断，禹的氏族崇拜熊，这样或许可解答周代驱傩英雄方相氏“掌蒙熊皮，执戈扬盾”的描述，有借助熊图腾的神力达到驱鬼逐疫的驱傩目的，尽管这种推理饱含着神话的浪漫主义，但也并非全无来由，这成为学者们对傩的起源持“中原说”的推理起点。

上述观点立足于汉文化典籍，是以中原傩为基础来看待傩文化，但是如果以其他的材料来看，得出的情形或许又不一样。良渚文化是古时候被称为“东夷”的地区，诞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遗址曾出土大量的玉钺、玉璜、玉钩，其中神人兽面纹是良渚文化的纹饰主题，其形象上部是头戴羽冠的神人，下部为圆眼獠牙的猛兽面目，而神人与兽面各有一双大眼，这种造型似乎与古代驱傩英雄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的描述非常吻合。因而，冯其庸先生据此撰文说，古书里面对驱傩英雄方相氏黄金四目的描绘就是指良渚玉琮上神人兽面的饕餮图案[10]。基于这个观点，以及在考古学上甘肃的齐家文化、河南的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大量玉器纹饰与良渚文化极其相似的考古事实，以徐宏图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吴越的傩文化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随良渚文化整体、远距离到达黄河中游，并对中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可视为史前时期越族傩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一次远距离传播与交流。

商周以后，华夏族、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五大主要民族集团逐渐形成，南蛮集团自楚国崛起后，其势力范围逐渐向外扩张。公元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11]其后，楚又多次用兵江南，开拓当时称为蛮夷、百濮之地，即所谓的“楚子为舟师以伐濮。”[12]至战国初期，楚国疆土已有今川、陕、豫、鄂、湘、赣、皖、鲁、苏、粤、桂等地区，军事的征伐带来文化的交流。由于楚地多巫觋，汇聚了传说中三苗、九黎等上古诸民族的巫文化传统，楚地的巫傩之风得到广泛传播，楚文化、越文化、中原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多。史载三苗奉行巫教，祀女娲、蚩尤，至今在出土的商周用于傩祭的青铜器中，蚩尤其形为牛羊之角，虎面、巨口、獠牙，这与现在的傩面具开山的造型是相吻合的。崇拜鬼神的习俗在部族强大的势力扩张的影响下，以祭祀为形态特征的巫祝文化不仅在楚地得到巩固，还逐渐向外渗透发展，其影响面可北至白山黑水，西达云贵川，南至洞庭彭蠡、武陵，东至淮泗、吴越，形成苗、越、淮、庸、麋、巴等土著民族与东夷、九黎、华夏部落复合构架的巫傩文化氛围，这可视为上古时期以傩祭为主的巫文化与其他傩文化的一次大融合。

尽管上古时期的诸多史实往往与神话传说一起传播，二者总是交融掺杂在一起，一时难以辨其真伪，但可以想见，千百年来的许多神话传说也并非空穴来风，我们从这些几千年来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窥见出在上古时代，傩文化随着其他社会活动、人口迁徙，以及军事征伐在不同的族群之间传播，并与当地族群的习俗一起，不断地被本民族融合与转化，进而嵌入到本民族的文化因子里面，为自己所用，这对后世傩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两宋以前古百越傩文化

秦统一六国之后，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分别设立郡县，国家政权的统一，国力的强盛，文化艺术也随之繁荣，同时，这一时期谶纬迷信和神仙方术的流行，为傩文化的传播与融合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这一时期，百越地区关于傩的记载常见的有秦末番阳令吴芮率百越部族军队在南丰传傩。“凡尔乡民一带介在山诹，必须祖周公之制，传傩以靖妖氛。”[13]南丰为古越人居住地区，吴芮作为越人领袖，劝越人传傩“以靖妖氛”，符合越人崇巫好祀思想，但吴芮传傩是“承周公之制”，说明这一时期当时南丰的傩文化已按照汉族官方的傩礼制度来执行。

秦始皇本人对百越巫傩文化的影响，可见南通傩戏《魏九郎借鞭》，剧情描绘的是唐朝时年迈的魏征得到玉皇大帝给督造长城的蒙恬送去神鞭的故事。其中唱词如：“莫非九郎会算命，夹腋躲了樟木神。三姐想罢开言道，叫声魏家九将军。休得在此说胡话，我借鞭子你请神。”[14]全篇剧情错综复杂，融入了半真半假的历史，掺杂以想象和部分宗教理念，祭祀仪式和戏剧有机地融为一体。秦代对百越之地傩文化的影响还可见于澧州傩神孟姜女，孟姜女万里寻夫作为旷古佳话，是民间对秦王暴政的反抗，她的故事其后也被搬入傩戏之中，成为多民族共同信仰的傩神。

至汉代，汉高祖刘邦祖居楚地江苏沛县，刘邦初起兵反秦时曾“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廷，而衅鼓旗。”[15](P6)而汉武帝刘彻较之汉高祖，崇巫尚鬼有过之而不及，汉武帝讨伐南越时，曾“尤敬鬼神之祀”[11]。据《汉书·郊祀志》载：“其秋，为伐南越，告祷泰一，以牡荆画幡日月北斗登龙，以象太一三星，为泰一鏠旗，命曰‘灵旗’。”以此驱神鬼兵将。汉代的崇巫之风，客观上为傩祭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驱傩作为国家祭礼和民间习俗，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演变，汉代傩最大的变化就是12神兽的加入，这既为古傩增添了新意，同时也预示着汉代傩文化变得更加多元。

隋唐五代时期是傩戏孕育成熟的时期，是古傩仪向世俗娱乐化发生转向的关键阶段。唐代民间傩祭的一个显著转折，是逐渐将传说人物如龙女、钟馗等与驱疫祭祀结合了起来，这突破了古傩方相氏的单调傩仪模式，为傩文化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彼时的唐代陕西一带已有扮成傩公傩母形象的演员出场，据（唐） 李倬《秦中岁时记》 记载：“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傩公、傩母。”傩公、傩母正式成为替代始祖神伏羲、女娲，成为司傩大神。斗转星移，傩公、傩母现今已成为百越地区普遍供奉的傩文化主神。

隋唐时期，桂林、柳州已成古越人的聚居地，据柳宗元《柳州复大云寺记》记载：“越人信祥而事杀，傲化面偭人，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说明至唐时，柳州一带巫风傩俗已经非常兴盛。晚唐时期，粤巫还崇拜“枫人”，据（唐） 刘恂《岭表录异·卷中》记载：“枫人岭中，诸山多枫树，树牢则有瘿瘤，忽一夜遇暴雷骤雨，其树则暗长三数尺，南中谓之枫人。粤巫云：‘取之雕刻神鬼，则易灵验。’”[16]据《山海经·大荒南经》 记载：“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越乃古代楚地，先民多与楚族同源，而蚩尤为九黎之尊，对枫人的供奉，实际上体现了楚先民的崇祖观念，这成为楚越文化交融的例证。

宋代，广西一带的傩文化一度见诸各类文献记载，且正式出现了“军傩”与“乡傩”的划分。据南宋桂林通判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桂林傩队，自承平时名闻京师，曰静江诸军傩。而所在坊巷村落，又自有百姓傩。严身之具甚饰，进退言语，咸有可观，视中州装，队仗似优也。推其所以然，盖桂人善制戏面，佳者一值万钱，他州贵之。”由上文可看出，宋代桂林地区的驱傩活动已经非常盛行，也正因为傩队盛行，由此形成了一大批以傩面具雕刻为生的艺人，特别是宋室南迁以后，假面逐疫活动在中原地带日趋衰微，仅在山西、陕西等少量地区有余存，但在南方的广西、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和四川却非常兴盛，据文天祥《衡州上元记》载：“州民为百戏之舞，击鼓吹笛，斓斑而前……当是时，舞者如傩之奔、狂之呼，不知其亵也。”这些文字皆形象地描绘了百越巫觋跳神歌舞，以笛声主奏演出的盛况。

总的来说，宋代是我国傩文化发展的大转折时期，至南宋，我国傩文化已随社会变迁，从中原不断向百越地区演变，傩祭之俗已经遍及中原及荆楚百越一带，宋代傩文化的发展，曾一度使桂林傩面具工艺市场异常发达，无论从宗教的角度还是艺术的角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也充分印证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特别是汉文化对其他地区的巨大张力。

（三） 明清时期古百越傩文化

明清时期的傩文化主要表现为向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广西、江西、安徽、福建等省区延伸，造成这种延伸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宫廷傩的日趋衰微，傩文化受官府冷落向南逐渐推进等。其中，最吸引我们注意力的还是地处大西南的云贵高原地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对这一地区的开发达到了高潮，其显著的标志便是改土归流和移民屯田。据记载，仅明朝屯驻云南的汉军就达30万人，贵州近20万人，随着大批汉人涌入西南，外来移民不但成为东西部经济交流的主要媒介，而且带去了包括傩文化在内的中原文化，并逐渐形成了以黔东北为中心的傩堂戏，以黔西南为中心的地戏。在安顺一带，原明军“屯田定边”的军人及家眷与移民构成了庞大的“屯堡”社会集团，他们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与当地土著迥异，尤其是祭祀的内容呈现出显著的江南色彩。如各地常见的“汪公庙”“五显庙”，都不是土著所祀之神。而据考证，汪公乃隋唐时安徽歙州人，由于安顺屯堡多安徽凤阳籍，故汪公为徽人后裔所祭祀。“五显”乃火神，旧时流行于江西婺源，而屯堡人中多有江西籍，故为其所祀。

明代的广西，桂中、桂东南壮族巫觋梅山教也十分兴旺。从梅山教所崇神祇看，湖南的梅山教祀盘古，原因在于楚人认为盘古开天是用的开山斧，故将开山与盘古等同，而桂地的梅山祖却是以史为依据，据说是春秋时期的梅鋗。梅鋗其人据（清） 范端昂《粤中见闻》记载：“越勾践子孙避楚，走丹阳，更姓梅。周末，散居沅、湘。”越国被楚灭后，越族向南方各省迁徙，其族居新化、安化交界处，世称梅山，世代繁衍。早在宋时，梅山蛮势力达湘西南武冈一带。宋至金元，武冈、城步瑶人南迁广西，梅山巫觋随之入桂，随后，梅山傩文化与当地习俗再次融合，衍生出其他的传说。

这一时期，广东番禺（今广州） 跳傩活动已经很普遍。据（清） 释成鹫《跳大王歌》 记载：“蛮乡歌舞自称善，厥声可闻不可见。四月五月跳大王，家家刻木作鬼面。”诗中可见，在当地的傩祭活动中，大王头戴有角的面具，与楚巫面具开山很是形似，而“椎牛”即湘西苗族祭祀活动，反映出苗、瑶两族世代的亲缘关系。明嘉靖高州郡守吴国伦《高州杂咏》云：“鬼符书辟瘴，蛮鼓奏登陴。”也形象地反映出楚巫对岭南僚人的深刻影响。

同期，云南的关索戏也日渐鼎盛。关索戏可追溯至三国时期，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云南，传关索为关羽之子，南征时为左将军，故川、黔、滇南征沿途多有以关索命名之地。明初，随着历史上对云南的第二次南征，江南各地已臻成熟的傩文化也被带到云南，当地土人及屯军对这位三国英雄的崇拜掀起了高潮。在百越圈，可见江西万载傩坛有《花关索与鲍三娘》一剧，湖南湘北也有《花关索》，常称为《鲍家庄》或《鲍三娘》，包括《出身传》 《认父传》 《下西川传》 《贬云南传》等剧目。另外，湖北鄂西南也有《花关索》戏，常称为《鲍家庄》。从各地的关索戏，可以发现傩戏随南迁移民沿途传播与演变，并与当地文化习俗进行充分融合，这成为中原文化与百越各族文化交融的有力证据。

至清代，百越地区的傩戏日臻成熟，部分地区还获得较大发展和变化。如广西师公戏，其范围不仅限于祛邪祈福，还扩大到婚姻嫁娶，形成一种“作星”习俗。在安徽，清初已有了专业的傩戏班。据清康熙《祁门县志》记载：“立春日听民扮台戏，从公迎于东郊，合邑傩班列随之。新岁，家各行傩以驱邪。”[17]显示出当时这一带台戏已经很流行。清中叶，在三湘一带，《孟姜女》已成为核心的傩戏。据清康熙年间《沅陵县志》记载：“辰俗巫作神戏，搬演孟姜女故事。”在楚南各地，开始出现了“还傩愿”专属词汇，这些傩戏，既有土家傩，也有苗族傩，还有汉族傩。还愿形式的出现，体现出人们在傩祭观念上的巨大转折，以“孟姜女”等为代表的一系列俗神的出现，使傩戏向世俗化表演迈出了一大步，而作为汉族传说的人物孟姜女也被百越各族作为傩神所供奉。

总体而言，在明清时期，随着移民和商人打通开往边疆的道路，巫师和唱戏的艺人也接踵而至，他们的活动为内地的傩文化输入百越地区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傩文化传入交通干道沿线的汉族地区之后，又以外来的移民作为媒介，先后被土家、仡佬、苗、瑶、侗、壮、彝、布依、水等民族接受和演变，与他们原有的歌舞、绘画、雕刻等艺术和宗教信仰、仪式逐渐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如端公戏、阳戏、傩堂戏、地戏、师公戏、关索戏等大量在西南地区灿烂辉煌的傩文化。至此，傩文化作为一种民间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乃至整个百越文化圈传承下来，为我们研究这一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料。

三、远古神话与古百越傩文化融合

百越各民族流传的古老神话似一条神秘的纽带，链接着各民族，并成为相互之间借鉴引用的先祖神。如湖南苗族古歌有《洪水滔天》 《跳龙歌》 《傩神起源歌》，土家族神话《伏羲兄妹》《兄妹开亲》都是描述洪水滔天中幸存的兄妹为繁衍人类而被迫成婚的故事。瑶族有伏羲兄妹成亲造人的神话，侗族有姜良姜妹兄妹造人的传说。而伏羲以八卦筮卜，女娲炼石补天，蚩尤铜头铁额，颛顼镇压九黎三苗，盘古一日九变等传说一直在各民族间流传，千百年来，已经形成了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周代以前的傩，方相氏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的造型，或许正是铜头铁额，四目双角的蚩尤再现。

新石器末期，江淮、荆湘一带为蚩尤的主要活动区域，俗称“南蛮”。其中包括三苗部落，禹时代，三苗的一支西迁至湘黔山区，与先后迁入的濮、僚、巴、庸、卢、扬越等族融合，逐渐形成了苗族先民。先秦以前，各地战乱不断，蛮荒的山区层峦叠嶂，成为南蛮各夷族的避难所，秦时称“黔中蛮”，汉时又称“武陵蛮”，因主要聚居于辰溪、酉溪、巫溪、武溪、沅溪一带，也称“五溪蛮”。由于各夷族长期杂居，在这里得到充分融合，各族神话传说之间彼此互鉴，使神话传说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诞生了多样的傩神形象。

武陵蛮的共同祖先为盘古，据（宋） 朱辅《溪蛮丛笑》载：“五溪蛮，皆盘瓠种也。聚溪区分，名亦随异……环四封而居者今有五：曰苗、曰瑶、曰僚、曰僮、曰仡佬。风俗习气，大抵相似。”[18]（唐） 樊绰《蛮书》 也载：“黔、泾、巴、夏四邑苗众，……祖乃盘瓠之居。”[19]在五溪蛮中，苗、瑶族关系密切。宋时，瑶族势力强大，苗族被包容在瑶族之内，明代，苗族强盛一时，瑶族又统称为苗人，而盘瓠神话则在苗瑶两族之间按照各自的傩文化版本流传。瑶族相信盘瓠是他们的祖先，因此他们都要世代在一定时间进行“还愿”——跳盘王。瑶族文学作品《评皇卷牒》（又名《过山榜》） 对瑶族的祖先有大量生动的描绘，在“跳盘王”仪式中，众人唱盘王歌，跳盘王舞。 《盘王歌》 有讲述日月星辰万物起源的《盘王图歌》，讲述洪水滔天，伏羲兄妹造人的《伏羲小娘》。而当地苗人则将盘古说成是姜央兄妹，并于后来成亲，显然，这与女娲伏羲的洪水神话如出一辙。如《苗族古歌》歌词：“野火烧山千树死，洪水滔天万山崩……如若两扇相重叠，兄妹两个就成亲。”[20]侗族也有与汉、苗、瑶等族相同的洪水神话，而主角的姓名则变成了姜良与姜妹，这些神话的故事版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体现了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复杂的形成过程，并成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总之，神话作为折射民族历史的一面镜子，体现了古代先民对祖先的认识和崇拜，对人类起源的思考。“神话既不是骗子的谎言，也不是无谓的幻想的产物。他们不如说是人类思维的朴素和自发的形式之一。”[21]神话“是初民的知识积累，其中有初民的宇宙观、宗教思想，道德标准，民族历史最初期的传说，并对于自然界的认识等。”[22]随着历史的演进，各民族在神话中又不断地创造自己的神祇，并通过傩祭仪式感召神灵，寄托他们的祈愿，而我们从各地傩祭演进的轨迹中，会更清楚地认识到各民族在形成过程中“同远宗，连近亲”的客观规律。

四、民族迁徙中的古百越傩文化融合

百越巫文化圈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大迁徙，这些迁徙除了促进民族融合，还带来了文化上的多元发展。土家族是武陵山区古老的土著民族，在历代深受外来民族的影响，土家族的族源大多数人认为是以古代巴人的两支——廪君蛮和板楯蛮融合当地土著和进入该地区的汉人、濮人、楚人、乌蛮等族群共同构成。土家族人自称“毕兹卡”，即“本地人”之意，称苗族为“白卡”，即“邻居的人”之意，称汉族为“帕卡”，即“外来的人”之意。苗族是自古迁徙频繁的民族，苗族古傩歌《跋山涉水歌》即是歌唱苗族人为追求美好生活而经过大河西迁到贵州的故事，如歌词：“来看五队老爹娘，六对爹妈爬高山，西迁来找好生活……爹娘住在海边边，九千山坡的东面。”[21]形象描绘了古苗人在不断迁徙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百越巫文化圈的民族迁徙，汉人对这些民族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据考证，湘西第一代土司王彭瑊即是汉人。彭瑊，江西吉水人，唐僖宗中和年间历官金紫光禄大夫、武昌节度使，检校司徒、太傅、辰州刺史。后唐同光元年授溪州刺史，世袭其职。据湘西《彭氏宗谱》记载：“湘西土司之源起唐朝，所有土人传家。彭瑊任辰州刺史时，以武力和私恩结苗人人心，日渐强盛，诸苗颇服。”今恩施境内唐崖土司是鄂西土家族著名土司，覃氏世袭，共历时元、明、清3代381年。而覃氏宗族的族源据王平先生在《覃氏族源考》论证，是当地土家族吸收元代中期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逐步演变而来，在民族源流上，其远源是廪君蛮“五姓”之一的“瞫”姓演变而来的土家族“覃”氏，近源则是元代中期铁木乃耳后裔率领的一支蒙古族。上述材料均成为汉、苗、土家族世代和睦相处的例证。

氏族迁徙也反映在傩祭上，据城步苗傩唱本《元皇巫教开坛和会仙娘全科录本》记载，城步今天的部分苗人原籍为江西籍汉人。“要知娘娘出身处，弟郎方便说原因；家住江西太和县……行到江西梅子岭……南方数州十三省，惟有楚省好立坛。”[8]文中仙娘便是清代宝庆（今昭阳） 府傩祭“庆娘娘”主角。在《蓬峒录本》 中还记载：“下了三十三天界，看见阳间敬仙娘，下住江西一片地，府州府邑立坛堂。唐氏法通行巫教，明花七娘降吉祥。唐氏带领仙娘去，统兵一万上武冈。”[8]唱词生动地描绘了傩神唐氏太婆带领仙娘二下湖南，在武冈一带扎根的场景。

从上述文字来看，可以认为，在百越巫文化圈，汉族的文化、经济、工艺技术对当地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明清“改土归流”制度的推行，历代汉族与各族通婚、通商等渠道影响，汉文化在当地得到广为传播，同时也促进了当地汉、苗、侗、土家、瑶诸民族的大融合，使百越巫文化圈的民俗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而傩文化也在其中不断互嵌与交融，长盛不衰，绵延不绝。

五、傩文化中民族融合的历史烙印

民族融合对各种古老文化形态的影响至深，并不可避免地会对其打上历史的烙印，呈现在傩文化上，体现出诸多民族的傩神信仰具有多元互信的特点。如湘西汉族、苗族都有傩堂戏，它们既有差异，又有共同信仰的傩神。据《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所记：当地苗族有40堂祭鬼仪式，其中有16堂属于苗教，24堂为客教。苗人汉人长期混杂居住在一起，汉巫与苗巫早就相互渗透，如当地的“还傩愿”法事活动，既有着鲜明的苗族风格，又存在汉族、土家族的文化影响。在“还傩愿”第十三节“唱傩歌”部分，巫师先唱《傩神起源歌》 《傩公傩母》然后再唱《孟姜女》，而孟姜女即为汉族中广为传颂的神女[23]。从史料来看，在长江流域的傩文化几乎都有《孟姜女》，如苏北的僮子戏、重庆、四川、贵州等地的阳戏，湖南广西等地的傩堂戏、师公戏，皖南贵池傩戏等。湖南许多地方志皆记载有傩愿戏《孟姜女》的风俗。如清康熙年间《沅陵县志》记载：“辰俗巫作神戏，搬演孟姜女故事。”清乾隆《永顺县志》记载：“永俗酬神，必延辰郡师巫唱演傩戏。……，有女装者，曰孟姜女；男扮者，曰范七郎。”[24]另外，在湘西苗族“还傩愿”的第十八节“扮送子”，表现的都是汉族传说七仙女的故事。第二十八、二十九节分别是“扮土地”和“扮判官”，这些傩神都是汉族常见的神。在桃源、沅陵一带，有汉族傩《蛮八郎》，在云南昭通傩戏中，也有“八蛮将军”。而云南昭通的八蛮先锋与湘西苗傩的八郎、土家族的八蛮造型几无二致，皆为无下巴的面具。从上述三地的材料来看，云南昭通的八蛮先锋即是湖南湘西土家族傩供奉的八蛮，且当地苗人也表演“蛮八郎”，究其原因，是当地土家族与苗族长期和睦相处的结果，最终凝结成为共同的民间信仰，成为民族团结友爱的象征。

在汉族傩中，受少数民族影响的情况也很普遍，辰州傩戏《孟姜女》唱词中就有表现苗乡的情节，如“一坛酒来一支鹅，走进苗乡唱苗歌，会唱苗歌说苗话，养个苗儿唱苗歌。”[8]在湖南西南山区的瑶族聚居区，则有“盘王愿”等傩祭活动，该地的盘王祀奉的是盘古先祖，同时还有老君三清，在仪式中使用的法器既有汉族常用的柳巾、师棍，还有苗人常用的铜铃、巫刀，而仪式打扮常用道士装束，着青帽、青衫，体现出对各民族文化的充分包容与接纳。而当地瑶人法事传本中：“一拜老君众安王，二拜吕山十九师，三拜众村郎弟子，四拜兵马赵郎坛。”[8]这些唱词则将当地各路神祇一并请入傩坛，也是当地各民族文化长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

在湖南新晃傩戏中，既有侗族傩咚咚推《盘古会》 和《老汉推车》，还演汉族傩的三国剧目《桃园结义》和《关公捉貂蝉》等。在湖南城步一带，古时候一直是武陵蛮与西瓯越互相交融的地区，这里世代各民族迁徙频繁，宋时，瑶族在此兴旺繁盛，后南迁广西，元代以后，苗族开始兴盛，并有大批侗族、壮族迁徙来此定居，长期交融，明清以降，这里苗、瑶、侗、汉等多民族长期聚居于此，安居乐业，反映在傩文化上，也体现出多民族的文化风格，当地傩班的成员往往各个民族的都有，表演也可以根据需要，表演各族的剧目，如汉族傩《大郎斫路》，苗傩《打山魈》等，他们不分彼此，充分体现出当地苗、土家、汉、侗等各族团结和睦的气象。

六、结语

人类的迁徙与交流在史前即已开始，从商周时期，黄河流域的民族与长江流域荆楚大地的部落不断融合，再至各个历史朝代的政权更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都对各民族傩文化产生过直接影响。百越民族作为组合复杂、族源众多的大区域民族群体，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把优秀的中华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度。百越作为古“蛮夷”之地，经过世代的民族迁徙，诸多民族世代杂居，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大家庭，它们不仅在空间上相互交错，在文化上更是浑成一体，表现在傩文化上，各民族的傩文化相互吸收，不断交融。在百越巫文化圈，各民族傩文化呈现出来的共用共通的多民族因子，是人类从史前时期到近世民族大交流的结果。百越各民族流传着的丰富多彩的傩文化，既显示出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又呈现出互相渗透和融合的图景。百越各民族傩文化的交融互嵌，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交往交流交融的亲情血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