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州 吴方剑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广州 510632）

吴中蕃（1618～1696），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清康熙中曾两次主纂《贵州通志》，为保留贵州文史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他还以诗歌创作闻名当时，有诗集《敝帚集》传世，《黔诗纪略》录其诗395首，在贵州文学史上据有重要地位。莫友芝称其“忠义文章，推吾黔有明一代后劲”[1]，黄万机说“黔中遗民诗人中，吴中蕃是成就最高的一位”[2]。纵观当下学界，对吴中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交游、诗歌创作三个方面，如米立方《黔中大隐吴中蕃》、刘学洙《孔尚任与吴中蕃》、李子和《吴中蕃诗歌初探》、曾洁《吴中蕃诗歌研究》等，然而对他的经世思想的提炼尚显不足。作为明清之际黔中高寿遗民诗人，在人生经历上，吴中蕃生活在明清易代之际，经历了政治鼎革和社会动乱的洗礼；在诗歌创作上，深受杜甫影响，以现实主义为基调，具有“诗史”的特征，他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都蕴含了丰富的经世思想。

一、吴中蕃的经世思想

吴中蕃年轻时出仕南明政权官员，晚年受聘入吴三桂幕府，其归隐时侍母尽孝，还两度参与修志，积极奖掖黔中后进，推动贵州文化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他的事功意识和经世情怀。那么，吴中蕃的经世思想究竟有何体现呢？所谓“经世”，即指治理天下，是儒家特有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据张灏《宋明以来儒家经世思想试释》，经世思想主要体现为三层含义，一是入世与济世的观念，是一种人生价值的选择，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视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表现出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二是治体（治道），主要指儒家积极入世所建立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三是治法（治术），以客观的规章制度去实现“治体”的理想[3]。从吴中蕃的诗歌及其人生价值抉择来看，他总是希望竭尽所能地经邦济世，追求天下和谐统一，使百姓安定富足，主要体现了“士志于道”的儒士精神、“大一统”的民族思想以及“民胞物与”的经世情怀。

（一） “士志于道”的儒士精神

明崇祯十五年，吴中蕃中举，本拟积极用世，然而遭遇明清易代之变，天下大乱，无奈之下，只得避世隐居。然而，他仍自觉肩负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秉承“士不可以不弘道”[4]的信念，践行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5]之道。其《敝帚集自叙》 云：“德修无述，将以有限之心血，日茧抽而颖拔，余其见斥于道民！”[6]他对“士志于道”儒士精神的践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承祖遗风立德。吴中蕃生于仕宦之家，自幼学有根柢。祖父吴淮，幼称奇童，嘉靖壬子年中举，历官郎中，“性行廉介，居官有慈爱之称，贻后垂清白之誉，为一时月旦所重。”[7]父亲吴子琪，万历四十年（1612） 举人，官历兴宁县令，以才干闻，矜尚节气，孙可望等进犯贵州屠戮乡民，吴子琪参与抗敌，兵败被执，不屈而死，《明史》有传，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九载其为“忠烈”。可见吴中蕃深受“崇德尚义”的儒士家风熏陶。子琪义亡后，吴中蕃携母归隐，躬亲侍奉，是他“孝悌为仁之本”[4]的体现，彰显儒士精神。此外，乾隆《贵州通志·烈女传》卷三十一载何子洪妻即吴中蕃女儿的孝悌事迹，同时《艺文传》 卷三十八收录他所撰《守官孝子传》 等文，可见他尊崇并传承儒家孝道，是贵州文化史上良好家风的典范人物。

其次，积极济世立功。青年时代，吴中蕃有“仗剑出门去，思为济世人”[6]的宏志，中举后清廷入关，“学而优则仕”的愿望未达成。南明桂王时期，他有了出仕的机会，任遵义知县，治有令绩，擢升为重庆知府，吏部文选司郎中。清代傅玉书《黔风旧闻录》称他：“尝外历令守，内列省郎，再黜再起，知难引疾，是以忧世嫉俗，固不异子美之在唐。”[1]他在花甲之年，仍“屏绝家事”奔赴云南，入吴三桂幕府，可见有复明“大一统”的愿望。然而，社会已是“贼去兵来梳与篦，饥成疫作滤而淘”[6]，吴三桂自立之心昭然若揭，与他极力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战争，希望天下太平的“大一统”思想相违背，故在《昆池别友》诗言：“心偏志不遐，以斯愧古人。”[6]反映了他对人生价值的深刻反思。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 按语称：“中蕃胜朝遗老，眷怀故国，其致身入幕宜也。待三桂于戊午称帝，知不可止，留则有负初衷，遂洁身引退。”[8]颇中肯綮。吴中蕃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为一生之理想。

其三，归隐著述立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明朝终将成为过去，清廷一统山河，显示出升平景象。在清廷“大一统”的背景下，受“盛世修书”文化传统的影响，他发奋著书，经学有《四书说》 《曲台捷取》，文集有《龙古集》 《响怀堂文集》 《文集续稿》 《黔言》，诗集有《敝帚集》《响怀集》 《腐草》 《断砚草》，选集有《坡仙集》《明文选》等。康熙年间，吴中蕃还两次主纂《贵州通志》，在保存贵州文史资料上功不可没，黄万机说“贵州境内，清初隐遁着上百位遗民，其中一批人在黔地团馆授徒，传承文化薪火，琢育有为之才，成为优秀文化的传薪人，成绩显著的有吴中蕃。”[9]洵为知言。

吴中蕃秉承儒士家风，一方面要“学而优则仕”，以天下为己任，积极济世；另一方面，他归隐山林，躬亲奉养，弘扬孝道，著述立言，着力培养黔中才俊，显示出赓续文化传薪的事功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更可见体现出“士志于道”的儒士精神。

（二） “大一统”的民族思想

“大一统”思想可溯源于战国晚期的公羊学派，拓宇于西汉的董仲舒，从历法演变为绝对权威、政令、制度的统一，进而演化为维护国家统一、天下太平、反对战争与分裂的思想。换言之，“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和发展的精神财富。“明至清前期，特别是清朝前期是中国古代鼎盛的大一统时期，政权的更替以及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思想极为丰富。”[10]吴中蕃作为黔中高寿遗民，从他的“断砚拒聘”事件以及事后“补砚”之举反映出他“大一统”的民族思想。

首先，“断砚拒聘”折射“大一统”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砚为“智慧之池，文墨之海”，不仅是文房工具，而且演变为艺术藏品，成为皇室贡品或高雅馈赠礼品，象征学者的精神品质。吴中蕃在永历时期，得到明朝大学士方以智所赠宝砚，他视若珍宝，一直随身携带，可见这方砚台对他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方以智以明遗民身份自沉于惶恐滩，余英时称：“这是一件典型意义的事件，当时士大夫文化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政治信仰等得到了昭示。”[11]吴中蕃深受方氏影响，其《谢友人招》云：“麟凤尽投天网去，可无一个作遗民。”[6]然而，他晚年入吴三桂慕府，意图参与恢复“大明一统”，入幕后方知吴三桂打着复明旗号，实则自立为帝，这与他维护国家统一、期冀天下太平的理想相违背，故而及时脱身返黔。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称：“遗民易为，遗民而高寿则难为。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老而嗜利，则有委曲迁就者矣。吴中蕃明亡后五十余年未卒，不能不与当事委蛇，几乎晚节不保，为天下笑，幸能临崖勒马，猛然回头，此其道力有过人者。”[12]据李宗昉《黔记》 载：“吴三桂死，世璠僭号，至贵州，举会试。”[13]吴世璠胁迫其为官，吴中蕃最终以佯狂摔毁这方宝砚才逃过一劫。吴中蕃的“断砚拒聘”反映了他希望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百姓能安居富足的理想。

其次，“补砚”象征儒家文化道统。吴世璠叛乱被平息之后，吴中蕃重拾碎砚进行补缀，此后所写诗文集命名为《断砚草》。陈垣说他不得不与当事委蛇，又能临崖勒马，是他“道力过人”的体现。作为高寿遗民，吴中蕃始终不仕清朝，不为贰臣，有儒士精神气节，又能选择“补砚”著述，体现他延续儒家道统的意识，是儒家的“文化自觉”的体现，可谓是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生命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康熙《贵州通志》序称：“康熙三十年，贵州巡抚卫既齐复‘开局延儒，广稽博采’”[14]。吴中蕃再次主纂《贵州通志》，并开馆授徒，培育了大批有为之士。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中，除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之外，吴中蕃还践行文化道统，体现了“大一统”的民族观念。从社会发展史来看，中华民族历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吴中蕃一生经历明末与清初，清代是满族与各民族间大融合的关键时期，他竭尽所能地经邦济世，追求天下和谐统一、百姓安定富足，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思想。

（三） “民胞物与”的经世情怀

“民胞物与”思想源远流长，同儒家“仁”“义”一脉相承。北宋张载明确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5]吴中蕃所继承的“民胞物与”思想主要体现为“仁民爱物”，他关心民瘼，尤其是黔中百姓的生存状态以及故乡的人文风土，这在他的诗文中有充分的体现。据文献记载，吴中蕃著作宏富，有17种之多，然多已亡佚，传世《敝帚集》1091首，后人辑补46首。总体来说，吴中蕃诗歌有“以诗为史”的特征，表现出“诗以经世”的创作旨趣，记载了明清易代之际的战乱、逃难、归隐，反映了社会的残破、人民的痛苦，志在承续杜诗的“诗史”精神，有“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16]。

首先，“以诗为史”的经世创作。张晖认为“明清之际，以诗为史阅读传统的确立，诗人对‘诗史’理论的思考，催生了以记载历史为己任的诗歌。”[17]吴中蕃经历易代之悲，关切天下民瘼，期冀匡济天下，殷切盼望国家一统。因此，“诗圣”杜甫成为了他的异代知音，他以仿杜诗、言杜事来抒发自己的家国情怀。如仿《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为《茅屋为春风所败》，又创作有《军兴》云：“势剧《石壕吏》，情殷《平准书》。”[6]《春江行》曰：“杜陵血恨何时干，眷顾太平天下福。”[6]一方面是纪实战后的残酷，如《乱后》：“乱后人家少，三两便成村。似闻山有虎，停午已关门。白鸯青裙妇，黄头赤脚儿，鸡脉闲杆理，更振沤麻池。白骨篱边拄，玄振崖上礴。展茅邀客坐，把火斯车辕。”[6]另一方面是描摹民生之艰难，如《观煅》曰：“军兴凡八载，括取尽田器。农家值春耕，彼此相假易。时平重生业，思为衣食计。加以官米烦，锄耰得无备。”[6]又《忧旱》云：“已拼沟壑甘长往，其奈军储急挽赍。县帖正繁如雨至，且须持过久荒畦。赤地几曾怜赪尾，苍天宁不念黔黎。改头换面朝朝竹，立骨枯肠处处溪。自是劫城如芥满，空将无赖诅长霓。”[6]以至于在《采蕨者序》中说：“比岁供亿百出，官复籴贩，民无食，采蕨充饥，所在皆然。”[6]记录了“十室九闭门，尽若逃亡屋”的社会惨状，有如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民胞物与情怀。清代傅玉书称之：“是以忧世嫉俗，固不异子美之在唐。”从吴中蕃踵武杜甫的现象来看，直可称之为“黔中老杜”。

其次，以诗歌“采风”宣扬黔地风物。吴中蕃在《敝帚集自叙》中说：“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不自知其非宝也，当其一语之出，自谓‘赤水之玄’，而识者已掩口于其后。黔固天末，采风之所不及，顾欲以卮言、绪论妄意千秋，其谁许我？虽然春鸟鸣春，秋虫吟秋，见其所然，言其已然。”[6]可见他赤诚的桑梓情怀，正是“黔固天末”，采风不及，吴中蕃欲赓续古代乘輶轩，以振木铎的“采诗”文化传统。一方面他模仿《诗经》进行创作，如《逐鹿辞》 《有客》 《赠友》 等。《雩辞序》云：“古者，大雩用舞童八列，歌《云汉》之章，而《谷梁注》又载祷词曰：‘方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谤，不敢烦民请命，愿抚万民，以身塞无状。’”[6]即从《诗经·大雅·云汉》记周宣王祭神祈雨诗来反映了黔地求雨习俗，折射百姓的饥饿流离。《我行其野》写了农田无人耕耘、荒无人烟的萧索景象，反映了明末乡村的悲惨景象，揭示了战争、社会动荡造成的悲惨现实。另一方面，大量描摹黔中瑰异，展示黔地的鬼斧神工，如《龙山六咏》 《雪唾瀑》《过盘江桥》 《过光斗河》等。《虎岩秋色》云：“重镇雄兵控百蛮，西岩虎踞抱重关。坠叶萧萧红胜锦，联峰霭霭翠于鬟。”《关索岭歌》云：“至今千二百余载，黔风猎猎滇云苍。吾闻王者徳至地，山失其高金失刚。此岭虽云峙天末，何若终南与太行，慎勿自大称夜郎。”[6]《晓过白水》云：“青山惟露顶，苍崖了无趾。竟将绝壑云，散作弥天水。”吴中蕃在《龙山六咏有序》称：“后之人按吾诗以索境而境传，按斯境以索诗而诗亦传。”[1]说明了他以诗名物、以诗经世的愿望。总之，吴中蕃胸怀浓烈的桑梓情怀，以采风精神，模拟《诗经》，记录黔地风俗，叙述黔民之艰，以达讽喻效果；热爱故土，借助山水之灵，以神来之笔叙写黔中山川美，积极宣传贵州的风景名胜。

吴中蕃经世思想主要是“士志于道”的儒士精神、“大一统”的民族思想以及“民胞物与”的经世情怀，这些思想是中华民族大发展大融合所积淀的文化精神，体现出颇具代表性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在历史上起到积极的作用。2021年8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必须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使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形成人心凝聚、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18]吴中蕃所继承与践行的经世思想，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国家建设发展赋予精神动力。

二、吴中蕃经世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时，总会掀起新一轮的经世思想高潮。明末清初正是如此，众所熟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等著作都反映出他们的经世思想，黔中吴中蕃也堪称这一方面的代表：他秉承“士志于道”的儒士精神，积极参与社会政治，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对生命的积极态度；他忧国忧民、仁民爱物，践行济世兴邦的人生志向。在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先贤“大一统”民族思想以及治世实践精神，希望建立和谐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得以凸显。

第一，“士志于道”赋力乡村振兴。“士志于道”是儒家人文精神“崇德尚义”的体现，积极入世立功是儒家的“进取有为”，归隐著述立言则是儒家的“文化自觉”。当下，我们挖掘其文化精神，就是要阐发和继承吴中蕃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即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跨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那部分文化精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在2050 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19]。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落地始终离不开人的要素，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吴中蕃所践行的经世思想是乡村振兴人才建设所急需的一种精神力量，同时也包含了富有意义的启示。一方面重视乡村德治建设，构建新乡贤文化。《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在提升乡村德治水平中“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以及吴中蕃“崇德尚义”的家风、立德树人的模范，对孝道的尊崇，对于乡村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他浓烈的桑梓情怀，热爱故土，关心家乡民风世俗，宣传家乡风物之美，主动担当文化的使命，可称乡贤模范。另一方面注重乡土人才的培育，谋求家乡的文化繁荣。吴中蕃归隐乡里，大力培养与奖掖黔中后进，孕育出一批黔中才俊，在繁荣贵州文化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旨在实现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是一场事关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持久战”，要打赢这场硬仗要靠人才队伍的建设，除了充分吸纳引进外来优秀人才，更要注重统筹、培养实用型、专业型的乡土人才，不断浸润“进取有为”精神，铸就有为担当的意识、愿意扎根乡村、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乡村振兴队伍，为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供建设的人才保障。

第二，“大一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社会文化层面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萌芽、产生和发展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20]。从历史演进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经历自在、自觉到自强[21]，吴中蕃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处在“自在”的历史阶段，却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他“天下一统”的高远理想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蕴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景。历朝统治者皆以“天下一统”为政治追求。随着历史向前发展，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强大的文化信仰和政治力量，并渗透于人的心理和行动中。费正清说：“中国的统一是中国人本身的特点。”[24]吴中蕃文化道统的民族心理是包容开放的思想精神，是依靠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来促进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互通、兼容并包、和谐共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3]“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18]吴中蕃的经世思想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的文化精神，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国家与民族观，维护国家的统一、维系民族的大团结。

第三，“民胞物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民胞物与”思想已经浸润于各民族血脉之中，熔铸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凝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吴中蕃在以入世为关怀的前提下，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精神，要求建立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秩序的理想，于当下而言具有现实意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孤立发展的民族，都是在相互交融、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秀文化，彼此影响与促进中发展而来的，呈现出博采众长、和谐共生的文化生态。“新时代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激励各族人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4]

三、结语

“文学不仅对个人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民族精神的建构，在价值观上更是无可替代的。”[25]吴中蕃是根植于贵州文化土壤的儒士与诗人，他经历了明末清初中华民族大融合大发展的时代，其跌宕的人生轨迹和“以诗为史”的文学作品都反映了丰富的经世思想。吴中蕃勇于走出去，与文化圈进行交往、交流、交融，以增进自身的进步，体现出中原文化与西南文化的思想碰撞，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黔无人、黔无诗的印象，彰显出贵州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吴中蕃秉承儒士家风、胸怀民胞，同时著述修志、奖掖后进，担当黔籍文化的传薪人，是贵州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是构建贵州文化自信需推崇的文化先贤。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阐发，成为鼓舞新时代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26]。我们当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地继承吴中蕃的经世思想，他的经世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是“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使命担当，不为造就一己，而是国计民生与社会祥和，阐发其精神力量，可激励各族人民身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为实现第二个一百年的目标团结奋斗，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