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芷芜/文

伴随中国崛起，其对外行为广受关注，合理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外交举措进行正确解读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核心之一。当代中国“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等并非传统朝贡体制的变异，而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历时性萃取。事实上，中国外交中的“天下”“共同体”等理论，内涵中华民族对于王道文化的调试和“变局”的适应，即中国在具体对外实践上借由改变“王道”概念的具体内涵而变动外交秩序适应当前形势。总结而言，西式国际关系的理论对当前中国外交的解读失之偏颇，除却对物质等硬实力的研究，中国战略文化对中国的外交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股本文以儒家“王道”思想的解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对象，探究“王道”理念的内在影响和延续性，以为中国当前对外关系的合理性之参照，并由此探讨中国外交中传统文化的智慧所在。

“王道”相对“霸道”而生。作为儒家传统政治概念之一，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上》[1]：孟子坚持为王之道应以民为本、以礼服人、以德化民。其最终目的和最高境界都指向仁政。实践上，王道政治则综合了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关系网络，形成天地君亲师的伦理关系。具体落实到外交层面，则最早出现于《孟子·王何必曰利》：孟子以为，在诸侯国的邦交关系中应以王道仁政为基础，以仁义说之而非以利劝之，其思想虽未被统治阶级采纳，但总体为汉儒王道思想的政治化打下基础。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