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士富,陈汝倩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大江健三郎从《饲育》(1958)获得芥川文学奖登上日本文坛,到《晚年样式集》(2013)作为“最后的小说”封笔,其间经历了几个转型期,但小说舞台始终围绕故乡的土地与“场所”(Topos)——四国森林“峡谷村庄”展开不断重构,最终建构了一系列凸显这一时空张力的、多重结构的神话世界。大江说:“小说是描写人物的艺术,但如何反映小说中人物与作者扎根的土地与场所,将决定其真实性(reality)。”[1]120也正是基于这一创作理念,建构在这片土地上的艺术作品,在承袭“既有的美学理念——形式(Forn)与内容(Inhalt);形态(Gestalt)与内包(Gehalt);现象(Erscheinung)与意味(Bedeutng);实在(Realitat)与理念(Idea)等二元对立、及其融合与统一”[2]之基础上,又融入多声部的叙事主题和多种音色交响的叙事要素,最终形成了凸显大江文学风格的时空美学。

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作为其故乡的土地与场所初次登场于《饲育》。大江曾说:“这一场所的地形学特征,实际上与我成长的森林中的峡谷村庄相似。……不过,通过该小说的书写,将位于四国山间的现实中的这一村庄‘化为无有’。同时,该小说中描写的想象宇宙,在鲜活而真实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之构造上,奠定了此后作品的根基。”[3]30那么,大江为何在其创作生涯的一系列作品中执着地追求和反复建构故乡的土地与场所呢?在其之后的重要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同时代的游戏》(1979)、《M/T与不可思议的森林物语》(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1987)中,这一叙事空间又发生怎样的变奏?对此,川西政明认为:“从《饲育》到《拔芽杀仔》的‘峡谷村庄’,是在平面上建构多重化的虚构空间,而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此空间则演变为立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