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2022-12-13田立刚樊鹏飞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年4期
田立刚,樊鹏飞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推类即“依类相推”,其基础在于对“类”的认识和把握。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广泛应用并深入研究的一种推理”[1]136,是建构理论体系、表达和传播思想的重要方式。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理本身的称呼”[2]127。推类原则即是作为一种推理类型或方法的推类所要遵循的原则,用以说明如何进行推类和确保推类的可靠性。先秦诸子对推类及推类原则有着丰富的讨论。以儒、墨两家为例: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的“能近取譬”[3]65“告诸往而知来者”[3]9“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123等观点已经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推类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相关思想,提出了诸如“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善推其所为而已矣”[4]16的观点。荀子受墨家影响,对“类”与“推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例如“类不悖,虽久同理”[5]97“推类而不悖”[5]501“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5]115不仅涉及了逻辑意义上的推类原则,也对推类提出了政治伦理层面的要求。
墨家基于“故”“理”“类”来立辞和辩说,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6]415的基本推类原则和“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6]328“异类不比”[6]320等具体的取类、推类原则,对辟、侔、援、推等论式也有描述性的规范。此外,墨家对论辩的研究颇为深入,还对“辩”中常见的谬误进行了讨论,其中也涉及了对正确推类的要求和原则。墨子及其后学在论辩等实践中发展了推类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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