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 李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河北省曲阳县文物保管所在县城北20 公里的原慧炬寺（俗名柏林院）旧址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一通，现已移至北岳庙内保存。该碑为花岗岩石质，通高204厘米，宽92厘米，厚20厘米。蛟龙碑首，碑额篆书“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12 字。碑两面的文字均为行楷，碑阳32行，满行50字，字迹基本清晰；碑阴32行，满行55字，风化较为严重，但大部分尚能辨认①王丽敏、田韶品：《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王丽敏和田韶品先生介绍了《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发现的情况，公布了碑额拓片、碑阳拓片和碑阴拓片局部，并录文，进而叙述碑文的主要内容，涉及智力禅师的生平事迹及建寺经过，定窑的情况，但未深入论证②王丽敏、田韶品：《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一些学者根据该碑碑阴的题名，探讨唐代定窑的生产规模、管理体制、历史及其性质③王丽敏、张建锁：《唐定窑瓷生产规模佐证》，《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29日，第7版；孙继民、王丽敏：《唐后期手工业管理重要史料的发现及其意义——〈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碑阴题记试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3期；刘雪彦：《曲阳北岳庙现存石刻文献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6-60页；冯金忠：《〈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所见唐代之定窑》，《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孟繁峰、黄信：《唐后期的定窑是藩镇义武军官窑——也谈〈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有关题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2期。。刘雪彦先生依据此碑描绘唐代慧炬寺的情况④刘雪彦：《曲阳北岳庙现存石刻文献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61-66页。。冯金忠先生则基于该碑探讨智力禅师的弘法事迹，在河北南禅早期发展史上的地位①冯金忠：《唐代南禅在河北的早期传播》，《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1期。。可是，智力禅师与长安佛教、河北佛教的关系，尚存进一步探究之空间。本文拟尝试发掘其中的隐微，结合思想背景和政治背景，从佛教史和政治史两条线索来解读《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以求教于方家。

一、《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录文

本文主要参照王丽敏和田韶品先生公布的《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以下所引简称《智力禅师碑》）的拓片和录文，并参考《全唐文补遗》第6 辑中的录文②王丽敏、田韶品：《曲阳发现〈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唐北岳慧炬寺建寺故禅师神道影堂纪德碑并叙》，吴刚主编：《全唐文补遗》第6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14-15页。，相互校正，将相关材料征引如下，标点略有改动。

唐恒岳故禅师影堂纪德之碑

唐北岳慧炬寺建寺故禅师神道影堂纪德碑并叙。沙门良说撰，门人比丘贵道篆额并书，冯惟政、郑重逸等镌。

言立所以理弘,象建所以真取。功大者必书迹于金石,名至者是流美于无穷。外作玄教之藩隍，内尽尘劳之起动。

代岳之下，禅师一人。禅师讳智力,俗姓冯,长安人也。祖、考、季父皆从容爵位，鸣玉拖绅。姊为邠王妃，实与玄宗近属。每优游宫禁，飞息帝闱。久视元年，禅师方逾龆龀，遇安和上，则天太后之师也。因随落发，住西明寺，未冠而神气自高。又以地邻黄屋，众所宾许，任以典纲。

开元八年，始为叹惋，念舍荣族，思去豪逸，则鱼畏网以深鳞，鸟惊弦而上翼。乃步履河朔，钻仰畿猷。闻米垛山有天竺道人，可三百余岁，不以波泛途阻，北面师之。咨受本源，琢磨宗向。繁疑顿□，犹商秋之卷霄；真性自凝，譬黄金之陶冶。与到次山明禅师倶为门下。

后太史占曰：东北海中望见一灯，邦之宝也。国诏范阳节度安公专使询访，以彰所在。爰□□岛，见僧徒甚多。遁俗秘锋，聿求既济，故时人莫之觌也。具以表闻。

寻制移居到次。先师遣明禅师、洎禅师日出化人，膏腴品物。或劫限有远近，殊绩有疏密。智显及师于思大，多闻回席于饮光。而禅师拜首明公，犹孔堂之颜氏也。明公独之到次，禅师偏留□□，广资檀福。拯给□来，殆廿年。

庶邻投刃，复届百丈山。峭险幽阴，处隆猛噬。风雨晦杂，辄弃居人。禅师深入定门，嘿通玄境。毒龙未之窥顾，豺□无以□害。

晚年又摇锡中山。州伯张南容待以安仲之礼。一门趋敬，四部逢迎。皂素所以星驰，轩绶由而波委。思以名利封而净性亡，欲求长而大道丧。

永泰初，卜选荒闲，有终焉之计。遂次者翁山之朝阳，实恒岫之南趾。孤众岭以迥出，秀万木而遐映。左翅前向，群峰北嶙。禅师徘徊企之，谓期颐之宅也。而开凿岩穴，剪夷梗塞。倾巨坎以补壑，发地甃而危耸。创五间佛殿，列三世尊容。粉泽尽土木之奇，彩塑极丹青之兆。载葺堂宇，为演法之场。渐熙䃲礴，广经行之地。渌泉泌于石上，灵蛇窔于林下。清风旋环，白云满室。固胎圣之原薮也。因所修掘，得古代铭云：北齐天保年之旧伽蓝，日月缅焉。荆榛茂旷，非禅师冥感嘉应，孰能举兹沉迹？山南十里置供养招提，召堪忍精苦者四十余人，播谷艺桑，躬行垦辟。同一衣以寒暑，共一饭而昼夜。勤倦不以宣诉，鞭责剿之怨色。由是上下康□，暄静均立。故成德军节度李公聆而邀之，伟其胜行。禅师亟辞耄疾，愿讫林泉。大历九年，为申寺额，敕曰慧炬。仍度僧一十人，扫洒守护。于戏！功未半兴，化缘俄尽。即以其年十二月八日奄归大寂，春秋八十六。僧夏五十七。四辈行哀，天人恸哭。十一年十二月八日，建塔茶毗，饰以终礼。

禅师自少舍家，栖遑出要。身戒心惠，是所羁縻。凭道德为宗绳，扙慈仁为规宪。且体无缓速，宁拘顿渐之门？理绝中边，畴系有空之教。对六尘而不动，逆八风以安然。一食精粗，迄将五纪。胁非到席，过六十年。故所历之邦，侯王郑重，宰官贵俗，尤见钦承。若朗鉴之孤悬，等洪钟之虚受。而影登垂夕，神用清英，却扫深松，冲融不挠。是以还源之日，草水声悲；焚燎之辰，山川黯色。所居南麓，无故自崩。两处白光，一道终七。非夫冞探七绝，研会三禅，其孰能若此者乎！

门人寺主僧道生、上座僧□实、都维那道晖、僧慧海、无优、道满等，禀教一期，誓终九仞，笙簧辅佐，良有勋焉。岂谓甘露中倾，舟人遽弃。空哀五类，徒碎百身。倶追殁后之勤，共荷生前之诲。续扬大业，倍益崇成。自火叠推迁，已多霜稔。衣不我有，食无异他。全故师之晟辙，守遗䡮而不废者，诸徒之力也。

比丘贵道，俗姓马氏，常山人也。幼入山门，独有确焉之志；早从禅律，偏怀方外之情。义则由衷，孝因天性。博闻强识，众所高之。一伴孤峰，三十余载。迹稀尘俗，心用规谋。仂绍经营，不违昼夜。必躬劳役，过半是修。俾后事之有今，缵前芳而不坠者，律师之故也。近与同流计议建影堂一口，貌先师容止，写存殁门生。嶷然面南，左右引翼。依俙本质，若云外之飞来。仿佛学徒，似林中之化出。曩时利往，尽图方丈之间。旧日威仪，咸象檐楹之下。一以报太师之恩德，一以旌休烈之可观。律师恐沧海为山，劫烬经行之处；历阳成冰，风飘金地之尘。凭□小才，式陈大略。良说以圣开之暇，曾颇工文，再奉所求，则从三请。其词曰：

渭川浩浩，秦岭峨峨。抱兹胜气，以生禅那。孤舟沥次，□到米垛。为无上道，处以经过。回锡岳阳，嘿之林树。手揆伽蓝，心灰动虑。栋梁遗教，天人筏喻。能事未终，奄焉斯去。有后匡继，□□承䡮。平峦咽壑，不坠前功。华堂粉迹，更貌尊容。门生列武，尽与真同。寂寂精庐，寥寥松月。云变四时，风惊八节。余念念以非昔，乌□□而声别。鸿休与橐籥倶春，犬名共陶钧无歇。

永贞元年岁次乙酉十二月景申朔八日癸卯建。

门人比丘贵道篆额并书,冯维政、郑重逸等镌。

二、智力禅师之家世及其与长安佛教的渊源

《智力禅师碑》书“禅师讳智力，俗姓冯。长安人也”。关于冯姓，《元和姓纂》云：

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之后，毕万封魏，支孙食采于冯，遂氏焉。①林宝撰，郁贤皓、陶敏整理，岑仲勉校记，孙望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页。

这种说法当为攀附杰出的祖先。《元和姓纂》又叙述京兆冯氏曰：

隋有兵部尚书冯业，生长命，唐尚书左丞。长命生义弘、礼本。义弘，膳部郎中。礼本，司农少卿。本足子昭泰，刑部刺史、安昌公。生绍正、绍烈。绍正，少府监。绍烈，兵部郎中、鸿胪卿，又银青光禄大夫、直昭文馆。绍烈生敦直。从祖弟师训，右领军将军。师训生嘉勣，蓬州刺史、少师、唐驸马、鸿胪卿、青州刺史、陕东行台右仆射，生文瓒。①林宝撰，郁贤皓、陶敏整理，岑仲勉校记，孙望审订：《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1，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0-12页。

在唐代，京城长安又称京兆府。而在隋唐时代，京兆冯氏为官宦世家。《智力禅师碑》称智力禅师之“祖、考、季父皆从容爵位，鸣玉拖绅”，对照《元和姓纂》的记载，智力当出自显赫的京兆冯氏家族。

据《智力禅师碑》，智力卒于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十二月八日，“春秋八十六，僧夏五十七”，照此，他当出生于永昌元年（689），受戒于开元五年（717）。《智力禅师碑》又言智力的姐姐嫁给邠王，他是唐玄宗的近亲，还时常出入皇宫。《旧唐书》载：邠王李守礼为章怀太子李贤之子，早年因父亲得罪武则天，与唐睿宗诸子同被幽禁于宫中。至武周圣历元年（698），睿宗诸子“与守礼始居于外”。神龙年间（705—707），守礼“进封邠王”。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守礼“兼幽州刺史”。唐玄宗开元（713—741）初，守礼“历虢、陇、襄、晋、滑六州刺史，非奏事及大事，并上佐知州。时宁、申、岐、薛、邠同为刺史，皆择首僚以持纲纪。源乾曜、袁嘉祚、潘好礼皆为邠府长史兼州佐，守礼唯弋猎、伎乐、饮谑而已。（开元）九年以后，诸王并征还京师”②刘昫等：《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贤传·附贤子邠王守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33页。。显然，邠王至开元九年（721）方返回长安。据汪篯先生研究，武周末年至玄宗统治初期，政变频繁，众多皇子、外戚纷纷卷入政治斗争的涡流。在睿宗时期，姚崇便提出将唐高宗的长孙邠王守礼派到地方担任刺史，以安定皇储李隆基的地位。包括邠王在内的诸王外刺和贬逐讨伐韦后、太平公主的功臣，是开元初年姚崇辅佐玄宗稳固政权的两项重要措施③汪篯：《唐玄宗安定皇位的政策和姚崇的关系——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一》，原载《申报·文史周刊》第16期，1948年3月27日，此据唐长孺、吴宗国、梁太济、宋家钰、席康元编《汪篯隋唐史论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89-195页。。在唐睿宗朝和玄宗朝，邠王短暂地担任过幽州长官，但是并不实际管事。尽管如此，邠王仍然与这片地域有过关联。后来智力前往河北地区学习佛法，是否与邠王的这段仕途经历有关？

《智力禅师碑》谓智力在孩童时代，于武则天久视元年（700）拜武则天的师父“安和上”为师，入住西明寺。“安和尚”当指嵩山高僧道安（或慧安），又称“嵩山老安禅师”④此承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雷闻教授提示，特此致谢！。《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记作嵩山道安，俗姓李⑤宋儋：《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见董诰等《全唐文》卷396，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40页。。《宋高僧传》和《景德传灯录》则书为嵩山慧安，俗姓卫⑥《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见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页；道原：《景德传灯录》卷4《嵩岳慧安国师》，见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1册，No.2076，CBETA电子佛典。。胡适先生取碑刻的记载⑦胡适：《记嵩山老安》，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03页。。胡适先生点出关于嵩山老安禅师的传记资料，指出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北宗发展史，老安与神秀倶为禅宗五祖弘忍的弟子①胡适：《记嵩山老安》，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01-306页。。老安在唐太宗贞观中（627—649）礼弘忍大师，武则天称帝后，曾经对其行“稽颡”之礼②《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见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18，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52-453页。。中唐僧人清昼（即皎然）作《二宗禅师赞》曰：

安（即老安）赞天后。……邈邈安公，行越常致。高天无言，九有咸庇。大海无心，百川同味。瞳瞳大照，有迹可睹。不异六宗，无惭七祖。禅冈一倾，人天何怙？③清昼：《二宗禅师赞》，见董诰等《全唐文》卷91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555页。

老安乃弘忍的知名大弟子，其禅学思想影响到马祖道一，而且对皇室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为武则天、唐中宗和唐睿宗三主之国师④罗凌：《三峡地域佛学思想家慧安禅师生平事迹散论》，《三峡论坛》2011年第3 期；罗凌：《嵩山慧安禅师禅学思想发微》，《五台山研究》2013年第4期。。武周、中宗时代，北宗势力很大，而两京是北宗势力最强的地区。北宗高僧法如和老安久居嵩山，因此嵩山成为北宗势力的中心⑤胡适：《嵩山（会善寺）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06-309页。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北宗盛于两京，老安禅师是重要代表人物（参见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35-148页；季爱民《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94-203页）。。由此看来，智力最初拜老安为师，当习北宗禅法。

《智力禅师碑》言西明寺“地邻黄屋”，实指西明寺靠近皇城⑥参见妹尾达彦：《图2：八世纪前叶的长安城：〈两京新记〉、〈长安志〉所载建筑物的位置》，妹尾达彦：《韦述的〈两京新。西明寺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其前身能上溯至隋代越国公杨素的宅第，位于唐长安城延康坊西南隅，在今西安白庙村一带⑦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卷4，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07-211页。。西明寺是唐代重要的佛教学术中心之一，与法相宗西明系、律宗、密教真言宗有着极深的渊源，有很多在佛教界享有极高声誉的中外高僧在西明寺弘法。西明寺也是唐代中外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心，整个东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西明寺作为唐代的皇家寺院，与世俗政治保持着密切关系。西明寺经常承办国家大型法事，曾在西明寺弘法的高僧如道宣、不空等与皇室关系密切⑧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邠王被武则天贬黜，智力为邠王的内弟，却拜武则天之师老安和尚为师，得以留在长安的重要佛寺西明寺，后来还担任该寺的僧官，似乎未被牵连。这是否与智力成为老安的弟子，并获得其保护有关呢？总之，智力在长安初入佛门的这段经历给他打下坚实的佛学基础，无疑有利于其日后的成长。

智力身为皇亲国戚，又师从名师，在京城名寺研习佛法，看似顺风顺水。可是《智力禅师碑》却言：“开元八年，始为叹惋，念舍荣族，思去豪逸，则鱼畏网以深鳞，鸟惊弦而上翼。”此段文字表述模糊，似乎暗示智力受到惊吓，如同惊弓之鸟，不得不带着惋惜和无奈之情离开京城。《资治通鉴》“玄宗开元八年（720）冬十月”条有一段颇为敏感的记载：

上禁约诸王，不使与群臣交结。光禄少卿驸马都尉裴虚己与岐王范游宴，仍私挟谶纬；戊子，流虚己于新州，离其公主（胡注：睿宗女霍国公主，下嫁虚己）。万年尉刘庭琦、太祝张谔数

记〉与八世纪前叶的长安》，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0页。与范饮酒赋诗，贬庭琦雅州司户，谔山茌丞。然待范如故，谓左右曰：“吾兄弟自无间，但趋竞之徒强相托付耳。吾终不以此责兄弟也。”

上尝不豫，薛王业妃弟内直郎韦宾与殿中监皇甫徇私议休咎；事觉，宾杖死，恂贬锦州刺史。业与妃惶惧待罪，上降阶执业手曰：“吾若有心猜兄弟者，天地实殛之。”即与之宴饮，仍慰谕妃，令复位。①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八年十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741-6742页。

在此处，“诸王”与“群臣”的交往关涉私藏谶纬和窃议皇帝吉凶，已然触及君主十分警惕的政治红线，威胁到玄宗统治和政局稳定。尽管玄宗高抬贵手放兄弟一马，但是他严惩涉事官僚，势必对皇亲及朝野产生震慑。由此推测，智力作为邠王的内弟，可能担心玄宗的整肃波及自身，为躲避政治纷争而远走河朔。《智力禅师碑》不明书智力离京之缘由，而采用隐喻手法，恐有不便披露的隐情。

三、智力禅师与幽州佛教

按照《智力禅师碑》所述，自开元八年（720）之后，智力游历至河北地区，投奔“天竺道人”门下学习佛法，其佛学水平大幅提升，成长为术业优长之高僧。至于“天竺道人”具体指哪位高僧，尚无法考证。

《智力禅师碑》称智力与“到次山明禅师”皆为“天竺道人”的弟子，智力又“拜首明公”。其中“到次”应指到刺山，又作倒刺山，位于今河北省蔚县东。《元和郡县图志》载：蔚州兴唐县有“倒刺山，在县东七十里。亦号雪山，俗传灵仙所居，与五台山略等”②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14《河东道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05页。。关于“到次山明禅师”，当指《历代法宝记》所列惠能的弟子范阳到次山明和尚，“说顿教法”③敦煌本《历代法宝记》，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51册，No.2075，CBETA电子佛典。。倒刺山实处于范阳节度使辖区与河东道交界处，谓“范阳倒刺山”也属自然。那么，智力与倒刺山佛教的渊源颇深。

接着，《智力禅师碑》叙述智力作为安禄山的“专使”到东北海询访神灯之举。此处的“太史”当指唐朝官方的天文机构太史局。《唐六典》云：

太史令（即太史局长官）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侯焉。……（原注：……所见征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每季录所见灾祥，送门下中书省，入起居注。岁终总录，封送史馆。④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大唐六典》卷10《秘书省》，太史局令、丞条，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224页。

太史局掌握着国家的天象观测和预言，常常涉及王朝的军国大事⑤赵贞先生论述过唐前期太史局的变革和调整（参见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9-33页）。。在唐前期，天象的变化不仅是帝王参政的重要依据，而且是宫廷政变、政治革命以及朝臣攻谮的舆论工具⑥赵贞：《唐前期政治斗争中的天文背景》，原载《晋阳学刊》2011年第6 期，此据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附录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5-383页。。在唐代，分野占系将天空中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十二州对应的一种认识模式，乃唐朝官方天象预言的基本依据①赵贞：《唐宋天文星占与帝王政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0-128页。。《智力禅师碑》书太史占卜称东北海中有灯，便是对应二十八宿中的燕分，实指唐朝的幽州。据《安禄山事迹》所载，唐玄宗天宝“三载（744）三月，授（安禄山）范阳长史，充范阳节度、河北采访使，平卢节度，余如故”②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页。。一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叛乱，都是他担任幽州（范阳）节度使。由此推断，朝廷下诏命安禄山询访东北海中的神灯，亦当在此时间范围内。

朝廷太史局的这次占卜，不仅运用中原的天文星占理论，还包含佛教思想。在高齐时期，天竺三藏那连提耶舍译出《佛说施灯功德经》。该经以释迦向舍利弗说法的方式宣讲施灯之功德，宣扬信仰佛法僧，布施少许灯明，则所得之福报无限。又云佛陀入灭后，以灯明布施塔寺，能获安乐可乐之果，于现在世得三种净心，临命终时得三种明，临终时得见四种光明，死后则可生于三十三天，得于四种可乐之法，得四种清净，世世中得于八种可乐胜法，得于八种无量资粮，得于八种增上之法③那连提耶舍译：《佛说施灯功德经》，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藏》第16册，No.702，CBETA电子佛典。。唐朝太史局将此经教义引申为：东北海中神灯乃对国家有福之宝物。太史局所言东北海中的神秘佛岛，当系今渤海中某座岛屿。具体指哪座岛，凭现有材料无法考证。毫无疑问，唐廷欲运用天文占卜营造盛世氛围。

《安禄山事迹》曰：天宝四载（745），安禄山上奏朝廷：

臣昨讨契丹，军次北平郡（今河北省卢龙），梦见先朝名将李勣、李靖于臣求食。乃令立庙，兼伸祷祈，荐奠之日，神室梁生芝草，一本十茎，状如珊瑚盘叠。臣当重寄，誓殄东夷，人神协从，灵芝瑞应。伏请宣付史馆，以彰幽赞之功，从之。禄山恃恩宠，纵虚妄，以取媚于玄宗，皆此之类也。④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小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5页。又见于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四载冬十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868页。《资治通鉴》的记录略于《安禄山事迹》。

安禄山声称自己在讨伐契丹的过程中梦见李勣、李靖之庙生“灵芝瑞应”，为攻灭契丹之征兆，还大张旗鼓地上奏中央，“请宣付史馆”。其实，他奉朝廷之命询访东北海中的神灯，也是“纵虚妄，以取媚于玄宗”的伎俩。安禄山擅长迎合之术，“玄宗春秋渐高，讬禄山心膂之任。……禄山恩宠寖深，上前应对，杂以谐谑”⑤姚汝能撰，曾贻芬点校：《安禄山事迹》卷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页。。无论是太史局的占卜，还是安禄山的询访神灯之举，都与当时朝野“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⑥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九载冬十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0页。的气氛相符。

在天宝时期，安禄山在边地拥兵太盛，引起朝中许多人士的疑忌。关于安禄山的流言蜚语盛行于朝野。朝廷下诏，命炙手可热的东北边将安禄山派遣专使询访东北海中神灯，以试探其忠诚度。而且，唐玄宗时代正是朝廷参与幽州地域佛教事务的高潮阶段⑦尤李：《论唐廷对幽州宗教事务的介入》，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11年第3期，此据尤李《唐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1-85页。。智力抵达安禄山控制的神秘佛岛，除了自身隐逸修行，还当有宗教宣传或政治宣传之意图。同时，他拥有皇室姻亲的身份，亦可作为皇家或中央政府的代表。

四、智力禅师与成德佛教

依照《智力禅师碑》所记，智力禅师离开东北海中的神秘佛岛后，先后抵达到次、百丈山修行，晚年选择成德镇作为自己的归宿。百丈山位于今江西省奉新县西北，乃南宗之马祖道的重要基地。而中唐以后，马祖道迅速崛起，并成为南宗禅的主流。依此可推知，智力亦当受南禅影响。

唐代宗统治初期，唐廷与安史叛军妥协，安史之乱平定。《旧唐书·李宝臣传》载：张忠志降唐，唐廷“因授忠志开府仪同三司、检校礼部尚书、恒州（今河北省正定）刺史，实封二百户，仍旧为节度使。乃以恒州为成德军，赐姓名曰李宝臣。时宝臣有恒、定、易、赵、深、冀六州之地，后又得沧州步卒五万、马五千匹，当时勇冠河朔诸帅”①刘昫等：《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5-3866页。。《旧唐书》本传又曰：“宝臣以七州（指成德镇初辖恒、冀、深、赵、易、定、沧七州）自给，军用殷积，召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与薛嵩、田承嗣、李正己、梁崇义等联结姻娅，互为表里，意在以土地传付子孙，不禀朝旨，自补官吏，不输王赋。”②刘昫等：《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6页。《资治通鉴》则云：唐代宗永泰元年（765），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收安、史余党”，“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③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代宗永泰元年七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75页。官修史书着力形塑王朝的正统性，站在中央的立场俯视地方，运用贬斥之辞极力批评李宝臣割据一方。可是，倘若站在藩镇和地方的角度来看，李宝臣其实在安定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行战后地方秩序重建，成功解决了自己和本利益集团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基于成德镇立场撰写的《李宝臣纪功碑》也称：安史之乱时期，李宝臣在恒州已经形成自己的势力，并且对当地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统治。在战乱年代，李宝臣的统治并非全靠军事手段，他疏浚河流、抗旱救灾、赈济百姓④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见李鸿宾《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5页、第324页。。

如《智力禅师碑》所述，早在唐代宗永泰（765—766）初年，智力便选择恒山南麓修建寺院，作为自己的最终归宿。他精心挑选形胜之地，在北齐天保年间（550—559）的旧寺院故地上重建一座精致华丽之新寺院。智力能够感应到古寺之方位，被渲染为具有神奇预言能力的神僧，以提升其声望。

实际上，智力做出这种选择，事出有因。《资治通鉴》载：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入寇，代宗幸陕（今河南省三门峡西旧陕县）。十月戊寅，“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礼之孙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以前翰林学士于可封等为相。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闾舍，长安中萧然一空”⑤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十月戊寅，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51-7152页。《新唐书·代宗纪》称：广德元年（763）十月戊寅，“吐蕃陷京师，立广武郡王承宏为皇帝”。（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6《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页。）。《旧唐书》却称李承宏为邠王之子⑥刘昫等：《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贤传·附贤子邠王守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34页。。《通鉴》又曰：“吐蕃既立广武王承宏，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归国。”①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九月辛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53页。广德元年（763）十二月甲午，吐蕃退出长安，代宗返回京城②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甲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58页。。“吐蕃既去，广武王承宏逃匿草野。”③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乙未，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58页。“上赦不诛，丙申，放之于华州（今陕西省华县）。”④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3，代宗广德元年十二月丙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158页。《旧唐书·代宗纪》曰：广德元年（763）十二月丙申，“放广武王承宏于华州，一切不问”。（刘昫等：《旧唐书》卷11《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4页。）《新唐书·代宗纪》谓：广德元年（763）十二月丙申，“放承宏于华州”。（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6《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页。）《旧唐书·邠王守礼传》则云吐蕃退，“郭子仪率众入城，送承宏于行在，上不之责，上于虢州（今河南省灵宝）。寻死”⑤刘昫等：《旧唐书》卷86《章怀太子贤传·附贤子邠王守礼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34页。。《智力禅师碑》言智力之姊为邠王妃，倘若李承宏为邠王孙，那么智力之姐当系李承宏的亲祖母或嫡祖母，智力即为李承宏的舅祖父。假如李承宏为邠王子，那么智力之姐当是承宏之生母或嫡母，智力则为李承宏的舅舅。李承宏已经被列入叛臣之列，加之唐代宗广德（763—764）、永泰年间（765—766），回纥、吐蕃、党项等频繁入寇京畿腹地，长安并不安宁，经济凋敝、户口减耗。因此，对智力来说，长安便成为回不去的故乡。如《智力禅师碑》所述，智力原本与河北佛教及军政人士颇有渊源，在天宝年间，智力曾经至安禄山统辖的幽州镇弘法。而且，李宝臣乃安禄山信任之将领，智力选择李宝臣辖地作为自己的归宿，不失为最佳选项。

《旧唐书·李宝臣传》又载：“初，天宝中（742—756），天下州郡皆铸铜为玄宗真容，拟佛之制。及安、史之乱，贼之所部，悉镕毁之，而恒州独存，由是实封百户。”⑥刘昫等：《旧唐书》卷142《李宝臣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6页。在安史之乱期间，叛将李宝臣在自己控制的恒州境内保留玄宗铜像这一政治景观，实为自己留退路。由永泰二年（766）七月一日所立《李宝臣纪功碑》可知：在安史叛乱结束时的第三年，此碑开篇即重申君臣纲纪，划清与安史的界限，名义上向中央表示臣服、恭顺，以寻求自身合法地位，为自己在本地发展谋求宽松的政治环境⑦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见李鸿宾《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250页。。此亦当是身为李唐皇室近亲的智力选择成德镇作为自己的归宿的重要原因。

《智力禅师碑》花费大量笔墨书写智力在恒山之南修建寺院、践行农禅之事。结果，“故成德军节度李公聆而邀之，伟其胜行”，唐代宗大历九年（774），“李公”还向朝廷申请敕额。据考，李宝臣（即张忠志）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任恒州刺史、成德节度使⑧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106《恒州（常山郡、镇州）》，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82-1483页。。这里的“李公”无疑指李宝臣。其实，据《李宝臣纪功碑》所载，李宝臣刚刚归顺唐朝之后，便在自己的辖区开展文教活动：“于是文访于易，易奖之；文访于定，定宗之；文访于深，深修之；文访于赵，赵齐之。克谐五州，允奉如一。”⑨《李宝臣纪功碑》，见董诰等编《全唐文》卷440，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485页。李宝臣支持智力的佛教事业、并为其寺院向朝廷申请敕额，亦当被视为他安抚地方的文教活动之一。当然，这也是一种政治手腕。慧炬寺已非纯粹的宗教场所，它同时成为地域文化建设和彰显李宝臣政绩的重要标志①另外，李宝臣在易州（今河北省易县）修复定惠寺，并在寺内建文殊菩萨堂，堂内供养李宝臣及其夫人塑像。他还在恒州天宁寺内建造慧光塔（参见冯金忠《唐代河北藩镇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25页）。这些举动亦具有宗教与政治双重性质。。

就在大历九年（774），唐廷与魏博镇和幽州卢龙镇的关系亦趋向缓和。这年三月戊申，代宗“以皇女永乐公主许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子华。上意欲固结其心”②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九年三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26页。。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泚遣弟滔奉表请入朝，且请自将步骑五千防秋（即防备吐蕃）；上许之，仍为先筑大第于京师以待之”③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九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26-7227页。《旧唐书·代宗纪》将此事系于大历九年五月。（刘昫等：《旧唐书》卷11《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5页。）。“朱泚入朝，至蔚州（今山西省灵丘），有疾，诸将请还，俟间而行。泚曰：‘死则舆尸而前！’诸将不敢复言。九月，庚子，至京师，士民观者如堵。辛丑，宴泚及将士于延英殿，犒赏之盛，近时未有。”④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九年九月庚子、辛丑，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27页。九月甲辰，代宗“命郭子仪、李抱玉、马璘、朱泚分统诸道防秋之兵”⑤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九年九月甲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28页。。第二年春正月乙巳，“朱泚表请留阙下，以弟滔知幽州卢龙留后，许之”⑥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225，代宗大历十年正月乙巳，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228页。《旧唐书·代宗纪》将此事记于大历十年正月乙未。（刘昫等：《旧唐书》卷11《代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06页。）。综合诸种现象来看，大历九年（774），唐廷与魏博镇、幽州镇关系融洽，同为河朔藩镇的成德镇的节度使也通过向朝廷申请佛寺赐额的方式，来向其表达恭敬之心。尽管成德镇已经割据一方，但是朝廷依然通过佛寺赐额的方式与之联系。此与安史之乱后的幽州镇如出一辙⑦尤李：《唐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7-89页。。而且，慧炬寺的创立者智力又是李唐皇室近亲，他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此进一步凸现。

安史之乱后，安史旧部中的精锐多归成德镇⑧张建宁：《从〈李宝臣纪功碑〉看成德军的早期发育》，见李鸿宾《隋唐对河北地区的经营与双方的互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41-325页。。成德镇最为充分地继承了安史遗产，权在将领、将校集团为中心。成德镇内部宗主与臣下的政治关系和理念，逐渐投射到其与唐朝的关系。成德镇对唐朝恭顺。后来，文质倾向弥漫整个成德镇，成德节帅与大批将领沉醉于佛道信仰之中⑨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8-313页。。智力禅师晚年修建慧炬寺，他及其弟子在河北地区弘扬佛法，发挥着战乱后重建地方社会秩序之功能，开启成德佛教信仰和文质倾向之先河。至于后来成德节帅与大批将领沉迷于佛道信仰，李宝臣优待智力禅师之举，可说已经初现端倪。

慧炬寺的兴建说明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河北佛教仍在传播，并受到藩镇势力的重视⑩刘雪彦：《曲阳北岳庙现存石刻文献研究》，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64页。。冯金忠先生指出：慧炬寺仍然保持传统寺院格局，而智力的禅法体现南禅的农禅合一思想，新旧杂糅、调和诸宗⑪冯金忠：《唐代南禅在河北的早期传播》，《宗教学研究》2013年第1期。。正如前文所论，智力早年拜老安禅师为师，当习北禅。后来智力到百丈山，受南宗马祖道影响。恰如《智力禅师碑》所记：“且体无缓速，宁拘顿渐之门？”实际上，在7、8世纪，从教团组织和思想学说方面来看，禅宗各派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南北禅及顿门渐门水火不容，是后来南禅取胜之后编纂的禅宗史籍建构的①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3-267页。。而且，在禅宗初期发展阶段，禅门弟子也互相参访，并无门户的偏执②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43页。。因此，智力禅师多方游历、会通南北宗，似乎并无自觉而清晰地站队，不足为奇。

照《智力禅师碑》所述，智力卒后，其门徒在慧炬寺“续扬大业”。尤其是智力的出色弟子贵道潜心钻研，努力经营，继承其师父的基业。贵道还依照禅宗惯例，为其师父修建影堂、供奉其尊容，以凸显其盛美之事业。禅宗祖师影堂的圣像被赋予神性，在弘扬本宗信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③柯嘉豪（JohnKieschnick）著，赵悠、陈瑞峰、董浩晖、宋京、杨增译，祝平一、杨增、赵凌云、李玉珍、吴宓芩、丁一校：《佛教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影响》，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64-67页。。而且，《智力禅师碑》的性质是“影堂纪德之碑”，以石材为书写载体，当放置在其影堂之中，供信徒瞻仰和崇奉，具有永久性与开放性，与智力的影堂建筑、尊容一道，表彰智力及其弟子的业绩，宣扬释教，具备宗教景观和政治景观双重功能。

结 论

纵观智力禅师一生，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唐肃宗和唐代宗时代，此正是唐朝历史的重大转型时期。从佛学渊源上讲，身为李唐皇室近亲的智力同时受教于长安与河北佛教。在青少年时期，智力禅师拜北宗著名高僧老安为师，学佛于长安著名的皇家佛寺西明寺，并担任僧官。在开元八年（720），智力禅师被迫离开长安，前往河北地区学习佛法，后来成长为才学优长之高僧。在天宝时期，他更是亲自登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所指认的东北海中的神秘佛岛，隐逸修行。之后，智力禅师至到次山、百丈山习佛，受南宗影响。安史之乱后，智力禅师选择成德镇弘法，并在当地修建寺院，由首任节度使李宝臣向朝廷申请敕额。智力禅师为成德镇的佛教传播及其地方秩序构建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实践中，智力禅师兼习诸派禅宗，而且因为诸种机缘，在长安佛教与河北佛教、中央政权与河北政治势力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

近年来，唐朝长安与河北之间存在政治、军事和文化对立、“汉化”与“胡化”冲突的学说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一些学者通过分析碑志材料，发现二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并非一成不变。河北藩镇处于王朝边缘，在官僚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深受长安的影响和熏陶④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6-327页。。实际上，政治上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文化层面的完全隔绝。在佛教层面，长安与河北之间亦非彻底屏绝与对抗，二者之间有着人员流动和知识交流，这甚至影响及二者之间的政治关系⑤详见尤李《唐代幽州地区的佛教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5-89页、第215-218页、第233-243页。。智力禅师的生平事迹乃长安与河北佛教互动的生动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