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广

顾颉刚是20世纪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在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民俗学、边政学等领域的成就为学术界所熟知。同时，顾颉刚不仅熟知方志学，①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第40-50页。而且通过主持编纂民国北碚志，在方志编纂领域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开拓，留下了一部接近完成，内容丰富的方志著作。学术界在论及顾颉刚及民国北碚志编纂时，对此虽有所涉及，但由于种种原因，多不得其详，甚至与史实相距甚远。②相关论著主要有：杨家骆主修：《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郝瑞平：《志书的五体及特例》，《中国地方志》2008年第8期；四川历代旧志提要编纂委员会：《四川历代旧志提要》，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年，第529-531页；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传统的新变与当代的启示——论民国〈北碚志〉的创修与价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地方志学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东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方志出版社，2014年，第673-682页；张守广编：《北碚城镇化变迁：北碚志九篇及相关资料汇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年。系统地考察和研究顾颉刚在民国北碚志编修方面开拓和贡献，有助于深化对民国时期方志编修领域新变化的认识，也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顾颉刚在民国时期的学术贡献。

一、北碚志的缘起与顾颉刚

北碚地处嘉陵江下游小三峡地区，地当四川省江巴璧合四县交界处。在1927年卢作孚出任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简称峡防局）局长之前，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是一个盗匪出没、民不聊生的恐怖区域。卢作孚就任峡防局长后，地主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36年4月，经四川省政府批准，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在江巴璧合四县特组峡防团务局的基础上改组成立。在“乡村建设”的旗帜下，三峡实验区在以北碚乡为主的五个乡镇范围内，进行区域现代化的建设试验。全面抗战爆发，特别是随着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轰炸后，北碚被划为疏散迁建区。机关、人口大量迁入，北碚的现代化、城镇化进程得以加快。天府煤矿的机械化改造也逐渐完成，北碚成为抗战大后方规模最大的煤炭工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北碚管理局于1942年3月又在三峡试验区的基础上改组成立，管辖区域依旧，但正式成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

由于社会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加上邻近重庆，北碚这一个仅有158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在全面抗战时期，成为一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其间，先后迁到北碚的“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学校、公私学术团体、事业社团约270余个单位”。①傅振伦：《傅振伦方志论著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3页。当时聚集在北碚的学者名流据称有3000人之多，因此，抗战时期的北碚，不仅有文化区之誉，而且有“科学中心”之称。②李约瑟、李大斐编著，余廷明等译：《李约瑟游记》，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9页。

1944年春，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抗战的胜利也已曙光初露。在此情形下，修志之议在大后方出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第660 次会议于1944年5月2日通过《地方志书纂修办法》9条。该办法规定地方志书分省志、市志、县志三种，其中省志30年纂修一次，县志15年纂修一次等。③《地方志书纂修办法》（1944年5月2日行政院第660次会议修正通过），《行政院公报》1944年第7卷第6号，第4页。北碚密迩陪都，得风气之先。在“内政部”尚未发布上述文件之前，与卢作孚、卢子英兄弟关系颇为密切的杨家骆建议，联合中央迁建机关、工矿、学校，编修北碚志，④傅振伦：《傅振伦自传》，傅振伦：《傅振伦文录类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第915页。得到卢氏兄弟的赞同。

1944年4月7日上午，北碚管理局召集各机关、专家会聚一堂，研讨编撰北碚志事宜。有关机关、学校负责人章益（复旦大学校长）、马客谈（四川中学校长），专家杨家骆（辞典馆馆长）、林超（中国地理研究所副所长）、卫挺生（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言心哲（复旦大学社会系主任、教授），地方士绅熊明甫等20多人出席。会议由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主持并报告修志缘起，杨家骆报告了修志的初步规划。会议决定组织北碚修志委员会，并议定北碚修志委员会下设常务委员会、编纂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由顾颉刚、杨家骆、林超、陈可忠、苏渊雷、卢作孚、卢子英担任。常务委员会之下分设各修志小组负责北碚志各编的撰写。其中，地理编由林超负责，政治编由管理局负责，经济编由卫挺生负责，教育文化编人选未定，社会编由言心哲负责。⑤《北碚各专家会聚一堂，研讨编撰北碚志》，《嘉陵江日报》1944年4月8日，第3版。从北碚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诸人的情况看，真正熟知方志修撰的学者只有顾颉刚。此次会议还初步讨论了由杨家骆草拟的北碚志拟目。从次日刊载于《嘉陵江日报》上的相关内容看，该《拟目》只有经济编、教育文化编、附编计3 编。其中经济编包括物价志等14个分志；教育文化编包括学校志等13 个分志；附编包括文征、丛录、机关社团名录、人名录、索引计5个篇目，①《北碚志拟目》，《嘉陵江日报》1944年4月8日，第3版。离完善尚远。未与会而被推举为常务委员且排名第一的顾颉刚在当日日记中说：“从此又多一事。”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65页。显然，顾颉刚把修志事是放在心上的。由此，顾颉刚开始与北碚志结下不解之缘。这种结缘，就顾颉刚而言又有其偶然的和必然的因素。

顾颉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辗转来到大后方并卜居北碚，是相当偶然的。“七七事变”爆发后，顾颉刚因被日本列入黑名单而不得不离开北平。他先是到了归绥，并应聘兼任中英庚款董事会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此后，顾颉刚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和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其间，1938年10月11日，顾颉刚第一次到北碚,借住在中国西部科学院。由此，顾颉刚自然对北碚的科学事业有了感性的认识。不过，此次北碚之行，给顾颉刚留下深刻印象的，主要还是北碚的风景。其日记称：“嘉陵江近北碚处有三峡，风景甚秀”。“北温泉在两山间，山石如屏，森林如翠。乳花洞幽幽邃多转折。将来再往，当留宿数天以穷其胜。由北碚坐滑竿至温泉，道路险绝。”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4，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46页。由于时间有限未能游览缙云寺，顾颉刚视为憾事。后来久居北碚，他评价北温泉说：“北温泉气魄大，南温泉境界幽。北泉自然人工两胜，南泉自然有余，人工不足。”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4页。出身于苏州望族的顾颉刚，熟知园林景物。他能如此高度评价北温泉，足见此处风景布置的得当和雅致。

1941年6月5日，顾颉刚辞别成都的齐鲁大学，到重庆担任文史杂志社副社长（社长为叶楚伧）和总编辑。⑤王煦华：《抗战期间的顾颉刚先生》，王煦华编：《顾颉刚先生学行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03页。10月，史念海从西北到重庆，经顾颉刚介绍到设在北碚的“编译馆”任职。1942年春，文史杂志社社址搬到江北县（今渝北区）柏溪。随后，顾颉刚就与其夫人安家于柏溪文史杂志社寓所，且颇感满意。他在日记称：柏溪“交通不便，人家不易来，使我有读书余暇。”“柏溪之春最美，朱者桃，白者李，黄者菜，黝者松柏，一望间真锦绣山河也。”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页、第42页。其间，1942年7月4日到8日，顾颉刚再游北碚，参观了气象研究所、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等处，并在中国地理研究所纪念周上讲古代地理学史。⑦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9页。通过此次游览，顾颉刚对北碚有了更多的直观认识。

1943年3月，中国史学会在重庆成立，顾颉刚当选常务理事。3月底到4月初，他与中国史学会同人游北碚、合川钓鱼城等处，并在北碚认识了金擎宇等人。金擎宇是总社设在上海的亚光舆地学社总社的创办人，主要从事制印地图业务。该社出版的袖珍《中国分省图》在当时相当畅销，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金擎宇为拓展业务来到重庆，发现科学工作者很多集中在北碚，制图也以北碚为最合适。他得知顾氏有意在出版方面发展后，便盛情邀请顾氏加入筹划中的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并推顾氏为社长。《顾颉刚日记》4月24日载：“彼等（指金擎宇等——引者注）欲拉予作社长，更在历史方面发展，派阮君来柏溪，强予明日赴北碚。”⑧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1页。此时，顾颉刚尚无意到北碚兼任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职。但突然发生的家庭变故，从根本上改变了顾颉刚的想法。1943年5月30日，夫人殷履安在柏溪病逝。夫人的突然病逝，对顾颉刚刺激很大。他后来在自传中说：由于我妻殷履安患病，在柏溪不仅无法得到治疗，死后连棺材也买不到。为此，他下决心把家迁到有医院的地方，“北碚恰合这条件”。①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1页。这样，文史杂志社先于1943年11月6日从柏溪迁北碚牌坊湾。顾颉刚随文史杂志社迁到北碚后，先住文史杂志社，后迁入黑龙江路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年底，金氏兄弟到北碚，把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扩大为大中国图书局，并替顾颉刚加入20万元，使顾颉刚成了该书局的股东。

如果说顾颉刚在抗战时期卜居北碚完全是偶然因素所造成，那么，与北碚志结缘，则有某种必然性。顾颉刚对方志素有浓厚兴趣，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不仅非常重视地方志的搜罗、阅读和使用，而且曾发起或参与倡修《广东通志》《北平志》等活动，从而形成了有关方志的系统认识和修志主张。②薛艳伟：《试析顾颉刚对方志学的认识》，《中国地方志》2016年第8期，第44-46页。他对旧方志的“迂”“陋”“滥”有充分的认识，③顾颉刚：《请纂修广东通志提案》，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85页。深感“有应改良之处”，④顾颉刚：《研究地方志的计划》，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35页。应“随时修改”。⑤顾颉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45页。如他认为旧志中地图不大可靠，现在可用精密测量保障其正确；旧志中的古迹靠文字描述，现在可以在文字之外附以照片；旧志中户口、田赋只是大概数字，现在可以凭统计得到准确数字；旧志记载方言用同音字，现在可用注音符号；旧志关于庙宇桥梁等仅记香火沿革，现在可以从建筑、美学等角度估量其价值，等等。他自认为是“受过科学的洗礼”的学人，希望有机会用“现代科学家所用的方法”，用“科学方法去作研究”。⑥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3页。随着对北碚的了解的增多，他自然清楚北碚科学事业机构和科技人才的状况。同时，他推许卢作孚以小学生的学历而能创办民生公司、建设北碚并取得显著的成绩；他也推许邓少琴以40元钱创办北泉公园。⑦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39页。

因此，他打算以北碚修志为契机，在深感兴趣的方志领域进行新的开拓。

二、民国北碚志编修过程中的顾颉刚

结构和篇目构成的基本框架是方志体例的核心，是编修北碚志必须首先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北碚修志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了杨家骆所拟《北碚志拟目》。大概未及修改，《北碚志拟目》就在会后刊载于《嘉陵江日报》，内容相当简略，已如前述。后经修改完善，形成《北碚志拟目及暂定分修名录》，作为北碚修志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正式文本刊载于1944年8月北碚修志委员会编印的《创修北碚志缘起》中。

《北碚志拟目及暂定分修名录》基本确定了北碚志的结构和篇目，把全志分为首编（2目）、附编（6 目）及地理编、政治编、经济编、文化编、社会编，合计7编56个分志8 个相关篇目。同时，进一步明确了相关分志和篇目的承担单位及个人。如地理编各参与分修各机关代表合组地理编小组委员会，由时任中国地理研究所正副所长的黄国璋、林超两委员为召集人；政治编由北碚管理局供给资料各机关代表与修志委员会总干事合组政治编小组委员会，由赵仲舒、傅振伦两委员为召集人；经济编由各参与分修机关代表合组经济编小组委员会，由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的卫廷生和时任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李炳焕两委员为召集人。文化编由各参与分修机关代表合组文化编小组委员会，由顾颉刚、杨家骆两委员为召集人；社会编由各参与分修机关代表合组社会编小组委员会，由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任言心哲、高建观两人为召集人。①杨家骆原拟：《北碚志拟目及暂定分修名录》（1944年4月7日北碚修志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北碚修志委员会编：《创修北碚志缘起》，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1944年，第9-15页。

1944年8月12日上午，顾颉刚在北碚“开修志委员会”，到会者中有卢子英、傅振伦、杨家骆、陈子展、言心哲、李炳焕、林超、史念海、苏渊雷、郑鹤声、严耕望等。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24-325页。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不仅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亲自出席，而且出席会议的顾颉刚、傅振伦、杨家骆、陈子展、言心哲、李炳焕、林超、史念海、苏渊雷、郑鹤声均为颇负时誉的重要学者，只有严耕望刚刚大学毕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傅振伦出现在会议中。8月26日，北碚管理局聘傅振伦为北碚管理局修志馆馆长，③《修志馆成立已呈准》，《嘉陵江日报》1945年1月14日，第3版。并指定北碚市内天津路25号房为北碚修志馆办公场所（1945年11月初迁址北碚平民公园清凉亭）。④《馆讯》，《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第2版。这样，北碚志的编纂开始有了常设的办公地点。同时，北碚志的编修也有了两个机构。两个机构的重心，开始的时候较为偏重于北碚修志馆。因此。严耕望后来在回忆中说：“顾先生命我在北碚修志委员会协助傅振伦先生工作”。⑤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严耕望：《治史三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1页。根据《北碚修志委员组织大纲》，其职责是协助北碚管理局修志，实验新的志书体裁。⑥《北碚修志委员会组织大纲》，北碚修志委员会编：《创修北碚志缘起》，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1944年，第17页。同样，根据《北碚修志馆组织大纲》，其职责是纂修北碚志，馆长由管理局聘任。⑦《北碚管理局修志馆组织大纲》，北碚修志委员会编：《创修北碚志缘起》，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1944年，第18页。从组织大纲上看，双方互不隶属，且职责不甚明确。因此，直到1946年1月，傅振伦还写信给北碚管理局长卢子英要求将北碚修志委员会和北碚修志馆的职权“划分清楚”，⑧《傅振伦致卢子英函》（1946年1月24日），北碚管理局全宗，档案号：00810004042750000024000，重庆档案馆馆藏。可见两个机构之间的运作并不顺畅。

10月10日，作为北碚修志馆馆长的傅振伦撰写了迥异于《北碚志拟目及暂定分修名录》的《拟四川北碚志例目》。⑨傅振伦：《拟四川北碚志例目》，北碚图书馆编：《北碚图书馆藏方志珍本丛刊》第1册《北碚志稿》，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27页。这种不同，表现在结构、篇目、用语等诸多方面。如《拟四川北碚志例目》把全志分为卷首、正编、别录三大部分，其中卷首部分有修志委员会及修志馆组织大纲等8目；正编除大事谱外，包括地理、政治、经济、文教、社会、列传、聚落7大类；别录包括文征等4目。正编的地理考及政治、经济、文教、社会5略之下附以47个篇目。列传拟包括去世的名宦、乡贤、流寓，并附记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荐任以上公务员、地方重要职员、自治保甲人员等。与《北碚志拟目及暂定分修名录》相比，《拟四川北碚志例目》面面俱到，较为偏重人文以及文字的编撰，在纲目的用语上，用“考”“略”“谱”“记”“传”“篇”等，而不是“编”“志”。显然，北碚修志委员会与北碚管理局修志馆在北碚志编撰的指导思想和体例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加上《拟四川北碚志例目》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编修任务没有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单位和个人，而北碚修志馆无力单独承担如此浩大的编修工作。由此，北碚志的编修工作实际上陷入停顿。

重庆国民政府于1945年4月24日明令公布第四届参政员名单，顾颉刚名列新增参政员之列。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31页。5月初，欧洲战事以德国法西斯的覆亡而告结束，中国的抗战终于初露胜利的曙光。为加快修撰北碚志的进度，卢作孚、卢子英于1945年6月初决定对编修北碚志的组织和人事进行调整，并增加经费。对此《顾颉刚日记》6月7日载：“卢作孚弟兄以抗战将结束，北碚文化机关将各迁回原地，诚恐北碚志不易成书，聘予为主任委员，欲于两年内成之，每月经费约十四万元，予以其为社会事业，不涉政潮，允之。”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8页。这是北碚修志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的最早也是最确切的记载。后来顾颉刚在日记中说：“傅维本去年来任北碚修志馆馆长，终年未做一事，未成一文。今年卢子英要我来做，渠遽丧其权，牢骚满腹。”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8~559页。傅振伦任馆长后北碚志进展缓慢的原因较复杂，拟另撰文讨论。卢作孚决定设立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并由顾颉刚担任该职，旨在协调、统一修志委员会和修志馆的工作关系，以加快修志的进度。从实际情况看，此次调整旨在把事权和财权集中到了顾颉刚任主任委员的修志委员会，从而大大弱化了北碚修志馆的职权。为此，顾颉刚与担任修志馆馆长傅振伦进行了沟通。6月9日《顾颉刚日记》载：“回碚。到维本处，并晤卫聚贤。与维本谈修志局事。”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79页。维本即傅振伦。6月28日，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宣布了调整办法。调整后，修志委员会组织和人员为：顾颉刚（主任委员）、卢作孚、杨家骆、卢子英、黄子裳、赵仲舒、言心哲、史念海、傅振伦（总干事）、邓少琴、卫挺生、李炳焕、李清悚、林超、黄国璋、陈子展、郑鹤声。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87页。顾颉刚后来还说：“颉刚初迁渝，假馆柏溪。既而偕友人游缙云，乐其风土之清嘉，排众难来此。子英先生遂以志书相属。”⑥顾颉刚：《北碚扩大联谊会提名记》，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1，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89页。通过这次调整，卢作孚、卢子英正式把主编北碚志的重任交给了顾颉刚。而修志委员会总干事兼任北碚管理局修志馆馆长的傅振伦，负责修志馆具体事务；杨家骆在此次调整中，仅为修志委员会常务委员之一。

北碚管理局《嘉陵江日报》社在1948年5月曾编《北碚概况》刊载于该报5月21日、23日两天的第二、三、四版。之后，经过充实，在1948年10月、1949年10月连续两次以小册子形式印刷《北碚概况》。关于北碚志的编修，两书表述完全一致，即：“抗战胜利以后，迁建北碚之各文化事业，……公推顾颉刚、杨家骆先生，主编北碚志书”。⑦嘉陵江日报社编印：《北碚概况》，1948年10月，第41-42页。这里所说公推顾颉刚、杨家骆主编的“北碚志书”即北碚志。需要说明的是，杨家骆后来在追述北碚志编修经过时，称他当时被众人推举为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以修志委员会名义聘顾颉刚为总编纂云云，①杨家骆：《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序》，杨家骆主修：《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第2-3页。则于史无凭。因为根据《北碚修志委员会组织大纲》，该会在成立之初并无主任委员之设，而是设一总干事，并明确规定总干事由常务委员互推产生，其职责是负责召集每月一次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办理常务委员交办事项。该组织大纲还明确规定，总干事聘任干事、助理等须提请常务委员会通过。②《北碚修志委员会组织大纲》，北碚修志委员会编：《创修北碚志缘起》，重庆：北碚私立北泉图书馆，1944年，第17-18页。从实际情形判断，杨家骆当时在北碚修志委员会中的实际职务大概相当于总干事，没有聘请总编纂的职权。

从以上史实可见，卢作孚和卢子英“以志书相属”，就是请顾颉刚以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主持编纂北碚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顾颉刚在当时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所决定，也与卢氏兄弟对现代科学方法的认识有关。关于前者，有学者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就以古史辨派的代表人物闻名于学术界，此后更长期稳居民国时期中国史学界的第一把交椅。③王学典：《初版本小引》，王学典主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至于是否为第一把交椅，自然尚有很大讨论的空间，但顾颉刚在学术界的影响巨大则毫无疑问。同时，顾颉刚善于训练青年著称，有“顾老板”之称。④顾颉刚：《顾颉刚自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145页。诸如严耕望、方诗铭、郭令智等青年学人能在北碚志编修中一展才智，与顾颉刚的有意提携是分不开的。同时，全面抗战时期，迁入北碚的外省人中“以苏、鄂二省最多”⑤周立三：《战时移民地理研究之一例——北碚附近战时移民之分布及其特征》，《地理》1943年第3卷第1-2期，第2页。，也是一个现实因素。迁入北碚的江苏著名人士中，就有杨家骆、李清悚、卢前、顾毓琇、顾毓瑔、顾毓珍、胡安定等。这些学者要么自己参与到了北碚志的编修之中，要么引介可靠的学人进入北碚志的编撰队伍。这种情形，对于顾颉刚组织力量推进北碚志的进度，自然相当有利。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卢作孚非常重视科学。北碚能够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重要的科学中心，完全是卢作孚大力提倡的结果。⑥潘洵、彭星霖：《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挪亚方舟”》，《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178-184页。而顾颉刚主张的“科学化志书”，正是卢作孚“心向往之”的方志形态。

担任北碚修志委员主任委员后，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顾颉刚制订出了推进修志工作的办法。8月5日，顾颉刚到中国西部科学博物馆“访卢作孚”。⑦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06页。访卢作孚，可以理解为顾颉刚对于推进修志的具体办法，与卢作孚有所交流。不久，日本投降，中国的长期抗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8月17日，顾颉刚到毛背沱兼善中学，“在国民教师暑期讲习会讲北碚志一小时”。⑧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11页。9月6日，顾颉刚与杨家骆参加了北碚地方人士为即将离川的侨寓者举办的盛大送别宴会，⑨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4页。深感“志书工作不容不赶速完成”。⑩顾颉刚：《〈北碚小志〉复刊引言》，《北碚小志》第11期，《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第2版。为此，顾颉刚很快拟定出北碚志编修的进度计划：1945年12月底把全志56个分志编撰完成，1946年1月到2月对初稿加以整理、修正，3月送上海付印，于夏秋间出版。①顾颉刚：《〈北碚小志〉复刊引言》，《北碚小志》第11期，《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第2版；黄涛川：《北碚修志馆九十两月推行工作报告》，《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2日，第4版。9月23日，顾颉刚甚至还修改了《北碚志》成书后的预约销售广告。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1页。

恰在关于成败利钝的关键时期，修志工作再次遇到严重“阻力”。《顾颉刚日记》9月8日载：“修志事，受（卢）子英之委托，论理应甚顺利，而管理局中人挟主客之见，侧目而视，横生掣肘。刘明淑，会计也，而人事室令兼出纳，八月份所增经费，至今日武仁湘往领，而会计室推三阻四。此一机关复多事矣。”北碚管理局会计室的会计在志会方领取经费时借故拖延，肯定事出有因。于是，9月10日，顾颉刚专门到北碚管理局，“晤黄子裳，谈修志事。”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5页。黄子裳为北碚管理局政治股主任，曾留学欧洲并长期在北碚地方机关任职，颇有资历。顾颉刚与黄子裳晤谈后，修志工作的阻力暂时有所缓解，但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于顾颉刚为加快进度和爱才、惜才等原因，在没有与管理局沟通的情况下，相继聘黄涛川、方诗铭、熊文山等人进入修志馆协助和参与修志工作。

之后，顾颉刚一方面常到清凉亭修志馆办公，一面为落实编修计划。在9、10两个月，他“行遍（北碚）八乡镇，约百里路，造访各专家学者。奉约协助，并谢其协心共撰之劳，所得结果极为圆满。”④黄涛川：《北碚修志馆九十两月推行工作报告》，《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2日，第4版。经过细致的多方联络，顾颉刚最终确认了北碚志56个分志的编写单位，逐个落实到个人，并逐一了解和掌握各分志进展的情况。如地理编中的气象志由著名学者赵九章主持，宛敏渭主撰，资料已齐，可即时撰著；地质矿物志与土壤志两志由黄汲清主撰，可在近期完成。地形志、聚落志两志由李承三、林超主持，郭令智、孙承三协助，先出发进行实地调查。李承三建议地理编有必要增加土地利用志。修志委员会经公决，采纳李承三的建议，新增土地利用志并由李承三主持，由刘培桐、钟功甫负责先着手实地调查。生物志植物部分由动植物研究所钱崇澍主撰，人口志由主计处统计局副局长朱君毅主撰。经济编中的农业志由中央农业实验所沈宗瀚主持，方天啸撰写，已经撰写出初稿。蚕桑志由蚕桑制造所陶代华撰写，森林志由郝景盛撰作，渔业志由罗衡撰作，畜牧志由家畜保育站吴旭东提供详细资料、修志馆干事撰写。矿冶志由矿冶研究所朱玉仑、赵国栋主撰，已开始撰写。工业志由顾毓珍负责正在撰写，电力志由富华电力公司田义烈主撰。商业志由王志超、唐圣德撰作，近期可以完成。金融志由中央银行经理赵端源主持，物价志由朱君毅撰作，即将完成。合作事业志由北碚银行伍玉璋经理负责，民富志由卫挺生负责。文化编中的学校志由马客谈主持，即将脱稿。社会教育志由李清悚负责。学术事业志与图籍志由杨家骆馆长主撰，已撰写完成。社会编中的社会事业志由章柳泉主持，汪克俭撰写，已经开始进行调查。医药卫生志由胡定安主持，已经开始撰作。宗教志由太虚法师主持，尘空法师撰写。政治编中的党团志由颜晖撰写。此外，地理编中的政区志，政治编中的官制志（已脱稿）、庶政志、迁建志、粮政志、警卫志、建设志、参议志、司法志，经济编中的交通志,文化编中的新闻志、民间文艺志、古迹古物志，社会编中的社会灾害志、社会生活志、社会组织志，首编的大事谱，附编的文征、人名录、机关名称，由北碚修志馆同人编撰，也大体就绪。①黄涛川：《北碚修志馆九十两月推行工作报告》，《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2日，第4版。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3页。此时，顾颉刚还与修志委员会总干事兼修志馆馆长傅振伦就“分纂”进行了初步的协商。

随着修志工作的推进，没有得到消解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1945年10月23日，卢子英、黄子裳到顾颉刚处，“为言傅维本甚不满意于（黄）涛川，谓其所为仅表面工作，又谓买家具价高。”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5页。这时候，修志意见的分歧，人事上的困扰，使修志馆内的工作颇呈涣散状态。10月25日，顾颉刚到修志馆发现，“仅（方）诗铭一人在，大生气。……予久未到馆，故大家松懈下来。然修志馆只几个月事，如何可松懈！”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46页。10月31日，顾颉刚又收到黄子裳来信。来信转达了卢子英的意见，“嘱勿添人，如需钞写，由管理局派员来办。”顾颉刚对此深感为难，其日记中说：“予已用熊文山矣，这不是和我捣麻烦！”11月3日，黄子裳又到顾颉刚处转达卢子英意见，“谓卢局长知武仁杰无工作，故不须添人”。顾颉刚“因仁杰所作北碚大事记稿交之，渠又谓熊文山来未经局长同意，然以前所任之黄涛川、方诗铭等亦何尝征局长同意……彼存心挑剔如是，予尚有何事可办！”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1页。面对如此局面，顾颉刚心灰意冷，一度萌生退意。11月4日，顾颉刚草拟了致卢子英的请辞函，经夫人张静秋劝说才没有发出，转采“以事业为重，令熊文山自辞”的办法处理。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2页。黄涛川也在一个多月后被迫离开修志馆他去。对此，顾颉刚颇生感慨。11月7日《顾颉刚日记》载：“北碚修志馆，一小机关耳，而有内乱，有外患。用人，用钱，用材料，无一事痛快。”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3页。

心情尽管抑郁，顾颉刚仍在尽力设法推进修志工作，包括明确与修志馆傅振伦的“分纂”计划、培训编修人员、督促编修进展等。1945年11月9日《顾颉刚日记》载：到修志馆，“开志书分目名单，拟与维本分纂。”⑦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4页。分纂办法是顾颉刚负责联络北碚修志馆之外的学术界人士分别负责撰写35 篇分志，傅振伦负责北碚修志馆在编人员负责编修26篇相关志目，⑧卢子英、顾颉刚：《致北碚各机关为北碚修志委员会征集文献材料书·附录》，顾颉刚：《顾颉刚全集》第3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40页。并用文字形式加以明确。在培训编修人员方面，11月9日一整天，顾颉刚都在修志馆讲授“北碚志编纂实习”。10日（星期天），学生到馆实习，“以训练方志编辑人才”。⑨《馆讯》，《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第2版。这时候，又有几个分志相继编撰成稿或即将成稿，其中包括由严耕望撰写的北碚官制志稿，由傅振伦撰写的参议志、粮政志，由方诗铭撰写的交通志，而迁建志、地政志、畜牧志、大事记开始着手编辑，“月内亦可望完成”。⑩《馆讯》，《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第2版。关于督促编修进展，《顾颉刚日记》也多有记述。如11月28日记：“写郭令智信，到李承三处，交其夫人。”⑪郭令智、李承三皆为顾颉刚联络的自然科学界北碚志编者。11月29日《顾颉刚日记》记：“到清凉亭，到兼善餐厅，开修志委员会扩大会议，予任主席。”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63页。11月29日，顾颉刚到修志馆举行修志委员会扩大会议，督促各方报告工作进度，使志书“有确实脱稿之期”。②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3页。12月18日《顾颉刚日记》记：“迩来予各务所用人，如史筱苏（念海——引者注）夫妇，佟志祥，方诗铭，吕叔达，冯汉骥，以及广顺夫妇，都能埋头工作，忠实可信。”③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80页。史念海、方诗铭，都是顾颉刚主编北碚志过程中的得力人员。

顾颉刚准备从1945年11月初起，在大约5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北碚志的编纂，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2页。以期能够安心离碚，但是这个心愿未能达成。1946年4月初，顾颉刚到了离碚的日子。4月6日，他到清凉亭修志馆，“与诸同人谈。”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636页。4月7日，他最后一次到修志馆开修志委员会会议，并与修志馆同人傅振伦、史念海、方诗铭、李文实等人在馆前合影留念。同日，带着惆怅和遗憾，顾颉刚乘船离开北碚到重庆。13日，顾颉刚乘飞机自重庆飞抵南京。自此，他即不再与闻北碚修志事。之后，杨家骆、傅振伦等也相继离开北碚，北碚志后续工作一度由李承三负责。到1947年5月，北碚志的编修已经“完成全志之大部分初稿”。据称：已成全志初稿计有首编、附编及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7编，48个分志。⑥嘉陵江日报社编印：《北碚概况》，1948年10月，第42页。上述北碚志志稿，在北碚修志馆裁撤后，移交给了北碚管理局并存放在北碚图书馆。⑦重庆市北碚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市北碚区志》，重庆：科学技术出版社重庆分社，1989年，第454页。

上述48个分志中，较为成熟的十几篇曾由北碚管理局卢子英委托杨家骆以主编（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身份在上海修改定稿。杨家骆后来回忆说：大约在1947年，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以已大致定稿的十几篇，请他在沪整编定稿。其间，他把这些志稿中较为成熟的部分改定后交世界书局付排，并把有资料可供撰写而尚无法定稿的志稿交杨家骃重新写定，重写后在《世界农村月刊》上发表。⑧杨家骆：《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序》，杨家骆主修：《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第3页。经查，在《世界农村月刊》发表的分志为《北碚农业志》和《北碚人口志》，分别刊载于该刊1947年第1卷第6、7期。这两篇志文，加上交世界书局付排的7篇，合计9篇，复刊载于《地理》第5卷第3、4期合刊的《北碚专号》。这9个分志，虽然得以正式刊出，但缺略了若干图版，所以仍不脱“志稿”痕迹。后来，杨家骆于1977年把上述9篇北碚志分志，加上自己新写得序言，在台北鼎文书局影印出版，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尚有《北碚菊科植物志》刊载于《复旦学报》1945年复刊第2期，《北碚地磁志》刊载于《气象学报》1949年第20卷第1—4期合刊。这样，北碚志有11个分志，以学术论文形式得以先后刊出。

存放在北碚图书馆的北碚志志稿，于2018年由中华书局以《北碚志稿》为名，作为《北碚图书馆藏方志珍本丛刊》的一种得以影印出版。该志稿计有大事记及政区志、官制志、迁建志、粮政篇、财政志、兵役志、警卫篇、党团志、参议篇、司法志、训练志、市政篇、农业志、蚕桑志、渔业志要（附澄江镇之渔业）、森林志、畜牧篇、水利志、工业志、水电志、商业志、交通志、金融志、物价志、合作事业志、民富志、学校志、新闻事业志、古迹古物志、民间文艺志、社会组织篇、社会事业志、社会生活篇、宗教志计34个分志，合计35个志目。其中，水利志、商业志有初稿和修改稿。农业志与《世界农村月刊》和《地理·北碚专号》发表的《北碚农业志》内容相同。

去掉重复的农业志，则现存民国北碚志已刊、未刊志文合计为44 个分志和一个大事记。就分志篇数而言，与《北碚概况》所载48篇少了4篇。丢失的4个分志中，包括杨家骆所撰学术事业志与图籍志两篇志文。可见杨家骆作为北碚志收尾阶段的主编，在赴台前一年多的时间内，不仅没有完成收尾的工作，甚至连自己负责撰写的两个分志也弄丢了。这样，民国北碚志的编修，最终留下6编（首编、地理编、政治编、经济编、文化编、社会编）45篇志文（44 个分志，1 篇大事记），没有附编。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动荡不居的社会环境中，北碚志的编纂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综上所述，顾颉刚在民国北碚志的编撰过程中，特别是在被任命为北碚修志委员会主任委员后，直到离开北碚，以主编的身份，以“科学化志书”为目标，克服各种困难，积极从事联络、组织、训练、督促等工作，把北碚志诸分志及相关志目的撰写落实到单位及个人，从而有效地推动了编修工作的进行。民国北碚志的编修尽管未能如期完成，但部分分志以论文形式发表，大部分已成志稿得以保存，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具有鲜明特色的民国方志遗产。

三、顾颉刚与民国北碚志的特点

由于早有在方志领域一试身手的强烈愿望，因此当卢子英“以志相属”时，顾颉刚便以高度的热情投身到北碚志的编纂事业之中。作为民国时期主张史学科学化的主要代表性人物之一，①杨国荣：《史学的科学化：从顾颉刚到傅斯年》，《史林》1998年第3期，第91页、第93页。顾颉刚决心以北碚志为载体，“创造科学性之志书”。②卢子英、顾颉刚：《致北碚各机关为北碚修志委员会征集文献材料书》，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7页。对顾颉刚的编纂旨趣，北碚管理局方面极为赞同，大多数参与编修的科技人员也甚为赞成。③林超：《卷首语》，《地理》1945年（实刊于1948年）第5卷第3、4期合刊，卷首页。在编纂过程中，他曾满怀豪气和憧憬地说：“如其（指北碚志——引者注）成就，则为方志界辟一新天地，划一新时代”。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52页。顾颉刚“创造科学性志书”的编撰宗旨，对北碚志的编纂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由北碚管理局所属嘉陵江日报社所编《北碚概述》曾赞誉说，北碚志“为科学化之志书，在我国今日，尚属创举。”⑤嘉陵江日报社编印：《北碚概况》，1948年10月，第42页。可见顾颉刚的“创造科学性志书”的修志主张，不仅在北碚志编修过程中得到贯彻，而且得到了北碚地方当局的高度认可。除了科学性、科学化这一全局性的根本本特点之外，顾颉刚主编的《北碚志稿》还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

第一，在体例上，纲目清晰，鼓励以科学论文作为北碚志的文体形式。

如前所述，北碚志在编撰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例目，其中杨家骆所拟《北碚志拟目及暂定分修名录》，把北碚志分为首编、地理编、政治编、经济编、文化编、社会编、附编计7编64目，即除首编、附编所含8 个相关篇目外，56个分志按照类别编入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五编之中，形成北碚志的主体。顾颉刚采纳了杨家骆所拟志目并略加调整。调整后，北碚志例目精简为7编62目（54个分志及其他类型的8个篇目），大致情况为首编（含图说、大事年表两目）、地理编（含10 个分志）、政治编（含13个分志）、经济编（含16个分志）、文化编（含8个分志）、社会编（含7个分志）、附编（含文丛等6目）。北碚志这一纲目结构，与1935年顾颉刚为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所作序言中的相关论述实有异曲同工之妙。①顾颉刚：《（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序》，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卷2，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84页。在该序中，顾颉刚已经十分明确地把旧志中头绪纷繁的专志，分别归入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献五大类。这种分类方法，与北碚志例目已经有相当高度的契合，只需要把“文献”移入附编，加上一个“文化”一类即在形式上完全一致。当然，诸分志在内容上的差别不可同日而语。显然，民国北碚志在纲目结构上的处理，是顾颉刚长期阅读旧志、思考新志后，有因有创，力图超越传统方志的理性选择。

文体是体例的有机组成部分。顾颉刚在北碚志编修体例上的大胆探索，还表现在高度重视科学论文并把这种文体引入北碚志。为此，他与卢子英联名发文，鼓励参加北碚志编写的学者以专题论文形式撰写专志，以期“散之则为各机关之专篇论文，合之则为本邑之全面记录”。②卢子英、顾颉刚：《致北碚各机关为北碚修志委员会征集文献材料书》，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文存》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7页。这种把论文文体引入方志的大胆作为，确实与传统方志高度重视章法的理论和实践不相符合。但顾颉刚认为：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而专题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③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页。在顾颉刚的鼓励下，一批年轻的学者大胆工作，写出了一批“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的北碚志分志，④杨家骆：《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序》，杨家骆主修：《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方志之试验——北碚九志》，台北：鼎文书局，1977年，第3页。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这类论文有11篇，占现存北碚志诸分支的1/4。这在民国方志编纂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第二，在搜集资料和编修力量的组织方面，采用了新方法，具有新精神。

在抗战胜利前后那样不安定的社会氛围中，北碚志的编修工作能够短时期内取得显著的成绩，与顾颉刚倡导的新方法和新精神有密切的关系。新方法即科学方法，新精神即合作精神。⑤黄涛川：《北碚修志馆九十两月推行工作报告》，《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2日，第4版。

民国北碚志编修中的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较为充分地利用报纸等新媒体征集资料、注重实地调查和研究等方面。为推动北碚志的编修，顾颉刚非常重视利用《嘉陵江日报》这种当时的新媒体向社会发出从民间征集史料的信息，并取得相当的成效。顾颉刚曾作《请北碚人士送稿》一文，刊载于1945年11月25日《嘉陵江日报》副刊《北碚小志》第13期。该文意在从北碚当地人中间征集族系（特别是熊家、王家、蒋家、冯家等大家族）、人物事迹、民间文艺、社会生活、帮会组织、洪水灾害、古迹古物等方面材料，以丰富和充实北碚志的相关内容。⑥顾颉刚：《请北碚人士送稿》，顾颉刚：《顾颉刚全集》第34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29-330页；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73页。顾颉刚还用广告的方式，为北碚志的编修征集材料。如1945年9月4日，顾颉刚曾作《北碚修志馆征稿启事》，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3页；并参见《北碚修志馆征稿启事》，《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14日、18日，第3版。作为广告刊载于1945年11月11日、14日、18日《嘉陵江日报》第3版广告栏。该征稿启事明确征稿范围包括：1.关于的学术著作，包括地质、生物、历史、经济诸学科的专著、论文及图表等；2.关于北碚及其附近区域游览记载，包括文章及诗词曲等；3.关于北碚的各种照片、调查、明贤墨迹及拓本等；4.关于北碚掌故及民间传说、歌谣、风俗等。②顾颉刚：《北碚修志馆征稿启事》，《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11日，第3版。受到该约稿启事的影响，《嘉陵江日报》1945年1月31日第四版刊出吴从周撰写的《明心桥修建记》，1945年11月25日刊出了北碚黄桷镇王姓大家族代表人物王尔昌撰写的《北碚黄桷树王氏入川事略》等重要地方史资料。同时，北碚志的作者们在编撰各分志前，大多非常注意吸收学术界研究成果并注重实地调查和研究。如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诸人撰《北碚地质志》，不仅参考了李春昱、常隆庆、李承三、郭令智、高泳源等学者已有研究成果，而且在黄汲清等科学家督导、指导下，“各自负责调查一区”。③王朝钧、关佐蜀、靳毓贵、李耀曾：《北碚地质志》，《地理》1945第5卷第3、4期合刊，“地质”第1页。郭令智撰写《北碚地形志》，不仅考察了北碚全境的地形，而且为更全面地观察和研究计，对北碚周边的临近区域也进行了相应的野外考察，在此基础上“配合理论”，写成该文。文章写成后，还得到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代所长李承三的“多方矫正”。④郭令智：《北碚地形志》，《地理》1945第5卷第3、4期合刊，“地形”第1页。钟功甫、刘培桐为撰写《北碚土地利用志》从1945年11月，“自状元碑本所出发，年底返所。野外调查时，二人相互合作，一人填图，一人访问。”⑤钟功甫、刘培桐：《北碚土地利用志》，《地理》1945第5卷第3、4期合刊，第1页。这种研究方法，已经完全是现代科学研究的范畴。

民国北碚志编修中的合作精神，就是邀请对该问题有精湛研究的专家、学者负责，以期志书中各篇目内容丰富和观点正确。北碚修志馆办公人员当时只有9个人，但经过顾颉刚的广泛联络，实际参与修志的北碚各迁建机关重要负责人就有45 人，包括赵九章、李春昱及黄汲清、李承三及郭令智、钱崇澍、朱君毅、沈宗瀚、罗衡、郝景盛、朱玉崙、顾毓珍、卫挺生、马客谈、李清悚、杨家骆、陈望道、胡安定、尘空法师等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乃至宗教界著名人士。⑥卢子英、顾颉刚：《〈致北碚各机关为北碚修志委员会征集文献材料书〉附录》，顾颉刚：《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文存》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40页。加上各负责人的助手，参与修志的各迁建机关专业人员多达100多人。能够组织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00多位专门人才，共同修志，不能不说这是民国时期乃至于整个方志编修史上的“盛事”。⑦黄涛川：《北碚修志馆九十两月推行工作报告》，《嘉陵江日报》1945年11月2日，第4版。

第三，现存志稿不仅具有存史、教化功能，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现存的北碚志稿44篇分志中，有地质学家郭令智撰写的《北碚地形志》，有我国地磁学奠基人陈宗器撰写的《北碚地磁志》，有土壤学家侯光炯撰写的《北碚土壤志》，有中国近代植物学重要奠基人钱崇澍撰写的《北碚菊科植物志》，有统计学家朱君毅主撰的《北碚人口志》《物价志》，有历史学家严耕望撰写的《北碚官制志稿》，有方志学家傅振伦撰写的《粮政篇》《警卫篇》《兵役志》《市政篇》《参议篇》《古迹文物志》《社会组织篇》《社会生活篇》《社会运动志》，有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撰写的《大事记》，有历史学家方诗铭撰写的《迁建志》《训练志》《交通志》《民间文艺志》，以及教育家马客谈撰写的《学校志》等。①傅振伦：《北碚志例目附录1·北碚志篇目及作者》，尹达等主编：《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第735-738页。其中，郭令智撰写的《北碚地形志》，第一次通过科学方法测定当时北碚行政区的面积为158平方公里，②郭令智：《北碚地形志》，《地理》1945年第5卷第3、4期合刊，“地形”第1页。解决了长期困扰北碚地方当局的辖区面积问题，为此后北碚管理局采纳。侯光炯撰写的《北碚土壤志》分土性概述、土壤分类、土壤分区三个部分，用现代科学方法对北碚的土壤进行了科学研究和分析，③侯光炯：《北碚土壤志》，《地理》1945年第5卷第3、4期合刊，“土壤”第12-16页。为北碚农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严耕望撰写的《北碚官制志稿》，把北碚管理局从孕育到成为设治局的演变进程，分为峡防局时代、实验区时代、管理局时代三章，各章再分若干节，各节再根据需要安排条目、表格等加以叙述，条分缕析，眉目清晰。其论峡防局谓：“峡局谓治安机关而设，终峡局之世，主要任务，厥在警卫，非一行政机关。……峡局之性质如此，事业推进之困难，亦可想矣。”其论实验区署则谓：“实验区属之设，旨在推行各种建设”，因此，除普通行政与司法行政机构外，“尚有种种事业机构”。其论北碚管理局机构设置又谓：“以事实需要与历史传统之关系，法外增置之机关甚多。”④严耕望：《北碚官职志稿》，北碚图书馆编：《北碚图书馆藏珍本丛刊》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6页、第55页、第89页。对该志稿，顾颉刚有所修改。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24页。方诗铭撰写的《迁建志》把抗战时期内迁北碚的重要政府机关、科研机构、学校、工厂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相当完整的记述。方诗铭撰写的《训练志》指出：“本区自峡防局成立以来，即屡兴训练班，以训练各项人才，为本区建设之基本干部，其成就极大。”⑥方诗铭：《训练志》，北碚图书馆编：《北碚图书馆藏方志珍本丛刊》第2册《北碚志稿》，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545页。该志篇幅不大，但要言不烦，能抓住关键。傅振伦撰写的《市政篇》先叙述北碚市政建设行政的演变，接着叙述市政建设的经过，最后记述了北碚管理局时期诸如道路、下水道、建筑、填沟等重点市政。⑦傅振伦：《市政篇》，北碚图书馆编：《北碚图书馆藏方志珍本丛刊》第3册《北碚志稿》，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43~46页。凡此种种，皆能抓住史实的关键，加以简明扼要的论断，使读者免于被纷繁的史事所困。

总之，民国北碚志是在顾颉刚主导下编纂，由顾颉刚主编的方志。现存北碚志稿的科学化特色，正是顾颉刚方志科学化理念的体现。由于各种主观、客观因素的制约，顾颉刚的努力未竟全功，留下不小的缺憾。尽管如此，北碚志编修的成果及编修过程中留下的丰富资料，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方志编修领域中理念、方法、体例方面的新进展，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科学史和学术史，对于研究卢作孚与北碚建设试验，都有不可多得的独特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