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中 杨 琪

有关客家的史实，不仅见诸各种史籍杂记家乘，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佐证，历代诗词中也多有涉及，从不同角度或侧面反映了客家生成与发展、生产与生活、习俗与风情、思想与情感等客家原乡的历史与文化。

诗词作为文学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抒发情志，更记事咏物。于是，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就涌现出了以诗的形式反映重大社会事象的“诗史”之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代表就是“诗圣”杜甫。①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上）》，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杜（甫）所赠二十韵，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二十韵”《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5页。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认为，“诗可证史”，诗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更形象、具体、生动地展现史实。他说：“中国诗虽短，却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三点……外国诗则不然，空洞不着人、地、时，为宗教或自然而作。中国诗既有此三特点，故与历史发生关系。”②陈寅恪：《讲义及杂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483页。在客家史上，历代诗人也以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角度，作了许多丰富的记述、描摹与咏叹。为人们留下了丰富的乡愁记忆。鉴于尚无研究者对此进行梳理，笔者不惴谫陋，试论如后。①本文所引诗词，均为内容与客家史有关者，与作者是否为客家人之身份无关。特此说明。

一、中原战乱——汉人南播之记忆

客家是历史上中原汉人几次大规模南迁之闽粤赣边与当地少数民族经过长期融合所形成的汉民族支系。其中，仅西晋永嘉之变、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难及元人南下四次，跨渡江淮南播士庶即达数百万之众。

1.永嘉之变

罗香林先生说：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匈奴、东胡、氐羌诸族相继侵寇中国，掳杀汉人，汉人无奈之下相率向南迁徙。这是中国民族大变化的关键，亦是客家民系形成的先机。”②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外一种：客家源流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1页。

“永嘉之变”是中原的一次浩劫。五百年后的唐代，诗人张籍忆及此事，仍感到不寒而栗。

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紫陌旌幡暗相触，家家鸡犬惊上屋。妇人出门随乱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诸侯自顾土，无人领兵来护主。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③曹寅等：《全唐诗》卷382，张籍《永嘉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282页。

《永嘉行》再现了永嘉之变的惨烈及影响。永嘉五年（311），匈奴军队在前赵刘渊之子刘聪率领下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大肆屠杀王公大臣及无辜百姓三万多人。时拥兵自重的“九州诸侯”因“八王之乱”造成内讧，“无人领兵来护主”，于是匈奴人又追杀逃到长安的帝胄后裔，晋遂亡。在国家倾覆的情况下，“北人避胡多在南”，于是形成了有名的“衣冠南渡”。“衣冠”既指西晋士人，也指代“中原文明”。

西晋灭亡后，317年，在王导等人支持与辅佐下，司马睿在建邺（今南京）称帝，是为东晋。

西晋国祚50年，只有武帝司马炎时时局相对稳定。惠帝时，胡人入侵，加之八王之乱，致使中原凋敝，民不聊生。东晋大兴二年（319），佐著作郎虞预在其疏中回顾说：“大晋受命，于今五十余载。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狄）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④房玄龄等：《晋书》卷82《虞预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144页。永嘉之乱，山河破碎，灾难中的中原士庶走投无路，纷纷南逃。“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⑤房玄龄等：《晋书》卷65《王导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46页。依《宋书·州郡志》所载，此次南下中原汉人约30万户，达90万人之多，约是当时北方人口的12%，使南方人口一下子增加了约19%。

南迁中原汉人大多聚族而居，为此，东晋及其后当局以侨设郡县安置士人百姓及流民。据《晋书·地理志》记载，从东晋建立（317）到刘宋泰始年间（466—471），在安徽境内就曾先后侨置了38个州郡县。“其中以来自河南者占大多数”。如司州、豫州、陈留国、梁国、颍川郡、汝南郡、汝阳郡、襄城郡、陈郡等。因情势变化，各治所也先后不一。如豫州，治所初在芜湖，之后多次迁移至牛渚（今当涂长江南岸）、寿春（今安徽寿县）、历阳（今安徽和县）、谯（今安徽亳州谯城区）等地。①胡嘏：《东晋南朝安徽境内侨置州郡县考略》，《安徽历史》1990年第2期。张籍为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人，深谙其故乡历史，故而言“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这里所说“晋语”，即中原汉话。由此可知，今之谓客家话中多保留中原音韵、词汇和日常口语，其情状与唐时如出一辙：为中原汉人南迁聚族而居之产物。

永嘉之变，西晋覆亡，中原板荡，影响极其深远，以至“衣冠南渡”成了山河易主、人民流离的代名词。宋开宝八年（975），宋太祖出师江南，大兵压境，南唐后主李煜开城纳降。在之后的三年里，与宋接壤的原南唐福建漳、泉一带仍为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割据。鉴于历史教训，为避免兵戎相见，生灵涂炭，出生于闽南安溪县的幕僚詹琲审时度势，陈说利害，极力劝后主及早尊中原为正统，奉土归宋。他在诗中写道：

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②曹寅等：《全唐诗》卷761，詹琲《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643页。

陈洪进听从了詹琲建议，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四月献表称臣。至此，包括漳、泉两州及所辖十四县之福建全境纳入宋朝版图。

詹琲之所以具有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远见，与其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詹琲曾祖父詹缵为河南固始人，唐朝末年随王潮入闽，后为闽王王审知紫光禄大夫行营兵马使，祖父詹世隆曾为兵曹录事参军。王审知建立闽国，北方政权虽有更迭，但他始终维护国家统一，一直奉北方政权（唐、梁、后唐）为正朔，称臣纳贡，先后被封为琅琊王、闽王。也有人曾劝他称帝，遭其断然拒绝。他“宁为开门节度，不作闭门天子”。③何远乔：《闽书》（第二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077页。由于政局稳定，三十年间，一境晏然。审知死，其子王延翰嗣位，后为其弟王延均所杀。王延均嗣位后改国号大闽。由于残虐无度，被其子王昶所弑。王昶嗣位后，对詹琲之父詹敦仁才学很是赏识，请其入幕参与军国之事。詹敦仁对王昶杀父夺位鄙夷不屑，且察其有不轨之意，坚辞不就。他劝王昶要如祖父王审知那样以北方为正统，尽早向后晋称臣示好。其辞命诗曰：

争霸图王事总非，中原失统可伤悲。去来宾主如邮传，胜负干戈似局棋。

周粟纵荣宁忍食，葛庐频顾漫劳思。江山有待归须早，好向鹪林择一枝。④曹寅等：《全唐诗》卷761，詹敦仁《劝王氏入贡，宠予以官，作辞命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642页。

在詹敦仁看来，国家最大的不幸是军阀“争霸图王”“中原失统”；人民最大的不幸是流离如“邮传”，政局如弈棋，遭受锋镝之苦；个人最大的不幸是如伯夷叔齐，受嗟来之食，因而维护国家的统一才是正途。可惜王昶执迷不悟，落得了一个可耻的下场。南唐灭闽后，清源军节度使留从效据漳、泉二地知郡事，极请詹敦仁出山。詹敦仁婉言谢绝，为诗曰：“晋江江畔趁春风，耕破云山几万重。两足一犁无外事，使君何啻五侯封。”⑤曹寅等：《全唐诗》卷761，詹敦仁《留侯受南唐节度使知郡事，辟予为属，以诗谢之》，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643页。后因坚辞不克，于周显德二年（955）就任清溪县（后易名安溪）县令，一年多后卸任，在县西崇信里卜居，从此闭门不仕。留从效去任后，荐陈洪进为继任。陈洪进与詹琲为姻亲，故请其至幕下为僚。詹琲受其父影响至深，力主国家统一，故而向陈洪进建议向中原政权献地奉表，以避战祸。陈洪进入汴晋谒之后，他便归隐而去。①詹敦仁知安溪时间不长，但德惠多多，去职后邑人建生祠纪念。宋咸淳三年（1267），乡绅林济川等列其生平事迹，请朝廷颁赐庙号，八年（1272），宋度宗敕赐庙号“灵惠”，詹敦仁为靖惠侯。祠庙年久而毁，2004年新落成的“安溪县开先县令詹敦仁纪念馆”内有詹敦仁塑像及其与詹琲事迹展等。

类似詹琲曾祖由中原南下移居闽南之例不在少数，史载，随王潮、王审知入闽者70余姓，三万余人。罗香林先生称永嘉至隋唐“是客家先民自北南徙的第一个时期”，唐末这次移民，“亦可说是一部分的客家先民”，是“客家先民第二次的迁移运动。”还说：“至于第二期的迁移，则远者多由今河南光山、潢川、固始、安徽寿县、阜阳等地渡江入赣，更徙闽南，其近者则径自赣北或赣中徙于赣南或闽南或粤北边地。”②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外一种：客家源流考）》，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4、46、49、63-64页。罗先生笔下的“闽南”也很具体，多指闽西南的宁化、汀州、上杭、永定，没有提到漳、泉一带。那么，永嘉之变“第一个时期”的中原士人是否也到达过漳、泉一带呢?笔者认为，那也是可能的。

据道光十年（1830）《晋江县志》载，泉州隋唐时有道观名紫极宫，院内有古桧一株，围一丈六尺，高七丈余，晋时所植，宋人许弥安有感于国祚不宁，佞臣误国，宋室式微，睹物生情，作《晋桧行》：

紫极宫中晋朝桧，故老语我今千年。根盘厚地龙蛇走，干薄霄汉星斗悬。玄冬飞雪断人迹，贞姿不改平时妍。虬枝香叶翠如幄，一子不落含苍烟。胡为广厦构梁栋，如此大材乃弃捐。伊昔晋朝纷乱日，衣冠南渡依江堧。风流王谢各幻化，肝胆铁石还依然。③（清）周学曾等纂：《晋江县志》（道光十年）卷69《寺观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该诗赞晋桧严冬“贞姿不改”、可为“广厦梁栋”，寓意深刻，对“衣冠南渡”之辈无所作为、空谈误国予以抨击，企盼“肝胆铁石”之“大材”能力挽狂澜。另外，许弥安之所以见“晋桧”而有感，主要是宋、晋国运有似，民难类同，令其浮想联翩。

永嘉之变，山河易主，“河洛腥膻”，使得一些南宋名臣耆老因成为阶下囚而“名节”不保遗恨终生，方回便是其中之一。

方回（1227—1307），南宋末年诗人，曾任建德府（府治在今浙江建德市）知府，在诗论方面颇有成就，他关于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期之说，至今为学界沿用。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八日，南宋小朝廷降元，并诏谕诸州郡归附。二月初六，元军持太皇太后手诏至建德府，方回见旨及三省檄文，遂率属僚数人至严陵钓台向元军献城请降。元改建德府为建德路，授方回建德路总管兼府尹（五年多后被罢职）。方回率郡降元，虽有帝敕，但就其个人而言，毕竟是一臣事二主，而且在元军到来之前，他曾信誓旦旦，在《桃源行·序》中慷慨陈言：“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郡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仇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而去隐于山中尔！”诗中有句曰：“楚人安肯为秦臣，纵未亡秦远避秦。”④阮元辑：《宛委别藏》第105册，方回：《桃源行》，《桐江集》卷8，苏州：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18页。方回其言行不一，为时人所耻。同时代诗人、与文天祥同为宝祐四年（1256）进士的谢枋得（1226—1289），曾以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治所在江西原上饶县），元军到来时奋力率军民抵抗，失败后隐姓埋名于闽中建宁唐石山“桃花源”，并希望永远“无人问津”。其《庆全庵桃花》诗曰：“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①厉鄂：《宋诗纪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69页。不幸的是，十多年后被人识出，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强其北上，然而至大都之后，他拒不受禄，绝食而死。与之相比，方回深感愧疚，日不安寝。至元十八年（1281）三月，他在《秀亭记》中说：“余虽为太守七年，于兹境与心违，事随影瘵，未尝有一日之乐也。”②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七册，方回：《秀亭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92页。其悲伤悔恨之怀，挥之不去，在晚年的诗中多有流露。如“全城保生齿，终觉愧衰颜”，③方回：《重至秀山售屋将归》，《桐江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36页。“忍穷兼耐辱，失笑未包羞”，④方回：《力学》，《桐江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25页。“苟生内自愧，一思汗如浆”。⑤方回:《送男存心如燕二月二十五夜走笔古体》，《桐江续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50页。至元二十年（1283）重阳节前，面对“闲居无酒”的生活，他形影相吊，“怅望”寥廓，“悽怨”难解，赋《重阳吟五首》（《桐江续集》卷二）以抒怀。他在诗序中说道：“癸未之岁，适遇闲居重九，私念平生，五感俱集，遂吟为五解而吊影以歌之。”其中之一曰：

衣冠南渡紫微郎，流落天涯事可伤。鄙视诗人终不会，乱山深处过重阳。

诗中，方回虽以“南渡衣冠”之“紫微郎”自况，自怨自艾，实为无奈之自嘲。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作为历史悲剧，使遭受过“靖康之难”的北宋士人身受同感，有切肤之痛，“身为仇人役”的南宋遗老耆旧更是终生难以释怀。惨痛的历史教训永远不会被遗忘，故而“衣冠南渡”常常被人提及，并赋予新的社会意义，由于内容多多，姑不一一赘述。⑥如南宋著名文学家、孝宗时宰相的周必大（1126—1204）《凌阁学挽诗二首》中云：“南渡衣冠坠，俄然气象还”，认为南宋有中兴意象；宋太祖第十一世裔孙赵孟頫（1254—1322），南宋灭亡后隐居家乡吴兴。他深感亡国之痛，在《岳鄂王墓》中对靖康南渡君臣无所作为十分失望：“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在《闻捣衣》中斥责南渡衣寇不思进取，历十世而亡国：“露下碧梧秋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明代正德朝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王鏊（1450—1524）《赠河南巡抚杨贯之》中云：“衣冠南渡仍馀宋，瀍涧东来尚自周”等。

2.安史之乱

发生在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历时八年，给唐王朝及百姓造成了极大灾难。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初，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十二月初渡河后很快占领了开封、郑州，中旬，攻陷洛阳。

此时，李白流寓在安徽宣城，之后南下剡中，避乱庐山。东都的失陷使他感到震惊。期间，他忧国忧民，写了不少反映动乱的诗，其《古风》（第十九）就写到了洛阳。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⑦曹寅等：《全唐诗》卷161，李白《古风》，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73页。

天宝十五年（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士庶遍遭屠戮，“流血涂野草”。远离京城的李白畏惧战火，只身“东奔向吴国”。他写道：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我亦东奔向吴国，浮云四塞道路赊。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⑧曹寅等：《全唐诗》卷166，李白《扶风豪士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17页。

至德元年（756）十二月，唐肃宗下诏，令其弟弟永王璘起兵平乱。时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兼江陵郡大都督的永王知李白在庐山，便召其入幕。李白很是高兴，认为可一展宏图，报效国家，于是入府为幕僚。永王率水军东巡，李白作《永王东巡歌》十一首极力赞颂，视其为正义之师，将东巡与远古尧、舜二帝南巡相比。①曹寅等：《全唐诗》卷167，《永王东巡歌》其一曰：“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楼船一举风波静，江汉翻为燕鹜池。”其五曰：“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25页。在李白心目中，“安史之乱”犹如“永嘉之乱”：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

永王东巡，李白自比为淝水之战中叱咤风云的谢安，力主永王直取金陵后西征：“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书生气十足的李白殊不知永王与唐肃宗矛盾至深，且觊觎帝位，更不知永王东巡而不西征的奥妙。不久，永王谋反兵败，李白在浔阳锒铛入狱，之后又遭流放，不仅平息“永嘉之乱”的美梦彻底破灭，“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②曹寅等：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全唐诗》卷170，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751页。从此在忧伤中郁郁度日。

杜甫亲历“安史之乱”，目睹了其给社会造成的深重灾难。天宝十五年（756）六月，潼关守将哥舒翰兵败灵宝，二十万将士全军覆没。“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北征》），至德元年（756）十月，房琯从灵武率官军欲收复长安，但兵败陈陶，四万官军血染山河。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

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③曹寅等：《全唐诗》卷216，杜甫《悲陈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68页。

关中十郡四万男儿战死京畿，胡人耀武扬威歌饮长安，使被俘后居于长安的杜甫惊骇异常，提心吊胆，生怕身份暴露。“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他走投无路，“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④曹寅等：《全唐诗》卷216，杜甫《哀江头》，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68页。他看到狼狈的不堪王公贵胄：“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他们相对不敢高声，只能小声窃窃私语：“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⑤曹寅等：《全唐诗》卷216，杜甫《哀王孙》，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68页。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得幸逃出长安，仓皇中到达凤翔，“麻鞋见天子”，⑥曹寅等：《全唐诗》卷217，杜甫《述怀》：“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272页。被授官拾遗。

乾元二年（759），杜甫到成都投奔严武。大历五年（770）正月，漂泊西蜀多年的他不顾多病顺江而下北归，途经潭州（今长沙）时翻检文箧，见十年前高适任蜀州刺史所赠之诗，遂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回忆当年“安史之乱”时诸友人南奔的狼狈遭际，使他再次联想起了“永嘉之乱”：

东西南北更谁论？白首扁舟病独存!遥拱北辰缠寇盗，欲倾东海洗乾坤。

边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⑦曹寅等：《全唐诗》卷223，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382页。

在潭州滞留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杜甫遇见了开元天宝间宫廷乐师李龟年，知其也因“安史之乱”而流落江南。20多年不见，他扶今忆昔，世道沧桑，感慨万千，不胜唏嘘：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①曹寅等：《全唐诗》卷232，杜甫《江南逢李龟年》，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62页。

然而，历史和贫病交加的诗人又开了一个玩笑。不久，湖南兵马使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仓皇中乘小舟南逃至衡州（今湖南衡阳）。再次的南奔之苦，使困顿与病痛中的他感到北归更加渺茫和无望。他无奈地哀叹道：

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

四海一涂炭。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妻孥复随我，回首共悲叹。

故国莽丘墟，邻里各分散。归路从此迷，涕尽湘江岸。②曹寅等：《全唐诗》卷234，杜甫《逃难》，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583页。

“安史之乱”影响深远，不仅“赫然”盛世一去不返，③曹寅等：《全唐诗》卷161，李白《古风》（四十六）：“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76页。后遗症也多多，如经济衰落，两京破败，成千上万流寓江南者难以重返故园。这些，在半个多世纪后的唐代诗人笔下也多有描写，如白居易，不仅写了《长恨歌》，记述了“安史之乱”给最高统治带来灾难：“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也记述了给士庶百姓造成的痛苦。《江南遇天宝乐叟》写道：

白头病叟泣且言，禄山未乱入梨园。能弹琵琶和法曲，多在华清随至尊。

是时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环珮合，万国会同车马奔。

欢娱未足燕寇至，弓劲马肥胡语喧。豳土人迁避夷狄，鼎湖龙去哭轩辕。

从此漂沦落南土，万人死尽一身存。秋风江上浪无限，暮雨舟中酒一尊。

我自秦来君莫问，骊山渭水如荒村。新丰树老笼明月，长生殿暗锁春云。④曹寅等：《全唐诗》卷435，白居易《江南遇天宝乐叟》，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811页。

从诗中可知，这位“天宝乐叟”有着类似御用乐师李龟年的命运：当年“万国会同”盛世时，“多在华清随至尊”，而今“白头病叟”，却“从此漂沦落南土”，只能在秋风暮雨中无可奈何地苟延残喘。

位于今河南宜阳的连昌宫，是长安到东都洛阳御道上的一座豪华行宫，当年因玄宗宠幸杨贵妃而繁盛异常。元稹写道，当年杨玉环姊妹得势时：“平明大驾发行宫，万人歌舞涂路中。百官队仗避岐薛，杨氏诸姨车斗风。”“安史之乱”后如何呢?

明年十月东都破，御路犹存禄山过。驱令供顿不敢藏，万姓无声泪潜堕。

两京定后六七年，却寻家舍行宫前。庄园烧尽有枯井，行宫门闭树宛然。

尔后相传六皇帝，不到离宫门久闭。往来年少说长安，玄武楼成花萼废。

去年敕使因斫竹，偶值门开暂相逐。荆榛栉比塞池塘，狐兔骄痴缘树木。⑤曹寅等：《全唐诗》卷419，元稹《连昌宫词》，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4612页。

“安史之乱”使两京景气如江河日下，连昌宫因无人问津而荒废，宫圮垣颓，破败无比。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遭到颠覆性打击，给全社会造成了空前的灾难。仅就中原而言，“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⑥刘昫等：《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57页。悲愤中的杜甫写下了《三吏》《三别》。“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无家别》）。历经战乱，之后又加上徭赋繁重，民无以为生，遂为“俘人”、“流民”。“百姓竭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有休息。吏因其苛，蚕食于人。是以天下残瘁，荡为俘人，乡居著者，百不四五。”①刘昫等：《旧唐书》卷118《杨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21页。无家可归之黎庶唯一的出路是南逃。“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于初。”②刘昫等：《旧唐书》卷39《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11页。《资治通鉴》广德二年（764）条载：“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而天宝十三年（754）的人口统计为6300万。8年间，由于死亡、逃难、瞒报等原因，使得官府能够掌握的人口减少了75%（约4610万）。其中，北方人口南迁者逾百万。

“安史之乱”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作为“诗史”，没有比杜甫的《三吏》《三别》对其惨烈反映得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了。清代诗人袁枚从“民本”的角度对杜甫之咏史诗中写黎庶之苦高度肯定，而对白居易同情杨贵妃很不以为然：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③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袁枚《马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71页。

袁枚认为，“安史之乱”造成了数不尽的百姓妻离子散，类似石壕村老夫老妻诀别者、成千上万暮婚晨别者，他们的“泪”犹如江河，比长生殿上荒淫误国者的泪要多上千百倍。

3.靖康之难

北宋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人兵临汴京，疯狂劫夺。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北归，北宋王朝覆灭。二帝被掳的奇耻大辱，给北宋士庶造成的心理创痛，永难消磨。

在不忘靖康之耻，抗金复国的诗词中，岳飞的《满江红》最为“壮怀激烈”，充满战斗豪情。绍兴四年（1134），张浚任长江防守主帅，岳飞作为部将对能同其一起出征很是高兴。他感到有张浚这样善于用兵的大臣作统帅，必能克敌制胜。他写道：

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④张宝如：《中国古典诗词精华类编（军旅卷）》，岳飞《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00页。

五月，岳飞率军北上，三个月内收复了襄、邓六州，正当继续北伐时，当局却令其回师鄂州。坐失良机，使其惆怅不已，他登上黄鹤楼，北望中原，感慨无限：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里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⑤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词典》，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8页。

由于秦桧等投降势力把持朝政，岳飞北伐屡遭掣肘。绍兴十年（1140），岳飞在闰六月下旬取得郾城、颍昌、陈州大捷后，七月又取得朱仙镇大捷和收复了西京。金人遭受刘锜顺昌惨败后又被岳家军连连重创，见大势已去，急欲北遁。①据《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载：以礼部尚书出使金国被扣十五年方返朝的魏国公洪皓，对金人十分了解，此时从燕京写密信告诉朝廷：“顺昌之役，虏震惧丧魄，燕之珍器重宝，悉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若还，自失机会，可惜也。”然而就在这关键节点，南宋当局却急令岳飞班师。之后，岳飞被削去兵权。在庐山祭扫母亲坟墓时，他想到收复中原，功败垂成，十分悲愤：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②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词典》，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57页。

陈寅恪先生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③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原载《读书通讯》1943年3月。“靖康之变”，不仅中原之地尽失于金，而且使华夏文化遭到极大破坏，女词人李清照对此十分痛心。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南逃至建康（今江苏南京），所带金石文物、文献损失过半，不久，丈夫病故，李清照南下临安，为整理赵明诚的《金石录》，又迁居金华。目睹河山易主，黎民生灵涂炭，逃难中的李清照难以抑制对权奸误国的悲愤，以纤弱之身，表达以死许国的爱国情怀。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④李承林：《中华文典中华句典大全集》，李清照《夏日绝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7页。

史称李词婉约，但此《夏日绝句》却雄健刚劲凛天地，壮怀豪气贯日月，可谓时代强音。

李清照济南章丘人，号易安居士。与其一起被称为“济南二安”的辛弃疾，字幼安，济南历城人。李、辛二人分别为宋词坛“婉约派”与“豪放派”之代表人物。⑤清“神韵派”诗人、济南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王士禛奉李、辛为“济南二安”，并在其《花草蒙拾》中说：“张南湖（按：明人张綖，自号南湖居士）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仆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辛弃疾一生致力于中原恢复，25岁时曾上书《美芹十论》，极陈抗金之策，然而却并未引起当局的重视。开禧元年（1205），辛弃疾知镇江府，时年65岁。他登高北望中原，感慨无限，写下了千古名篇《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回顾半生抗金御敌经历，虽然“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但令人遗憾的是，壮志难抒，“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虽然有“气吞万里如虎”的报国之勇，但结果却是遭人诽谤，“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令其悲愤无限，以至病榻之上临终时口中还喃喃语曰：“杀贼，杀贼！”

陆游少年时即备受“靖康之变”颠沛流离之苦。徽宗宣和七年（1125），陆游的父亲陆宰时任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秋天奉命调任汴京，十月十七日，陆游出生于途中官船之上。两年后，汴京陷落，陆宰携妻将子南下，第二年到达寿春（今安徽寿县），之后至山阴卜居。建炎四年（1130），金兵先头队伍攻占山阴，陆家又南下东阳（今浙江金华）投奔义军陈彦声，陆游直到10 岁时方回到了山阴。逃难中东躲西藏、担惊受怕、饥渴交加的痛苦在陆游幼小心灵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终生难忘。40多年后的乾道八年（1172），他回忆起当年情景时还心有余悸：

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⑥朱东润：《陆游选集》，陆游《三山杜门作歌五首》（其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44页。以下所引陆诗均出于此书者，不一一再注。

陆氏在逃难“奔窜”中曾遇到金兵，吓得众人急忙躲进草丛中隐蔽，昼伏夜行，十天半月吃不上一顿热饭更是常事。这不仅仅是陆游一家南下逃亡时的真实记录，更是万千士庶百姓南向播迁时的苦难之写照，万民之缩影。

陆游对故国十分惦念：“永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然而“横流始靖康，赵魏血可蹀”。但他相信“小胡势难久”，一旦“奇兵四面出”，定会“快若霜扫叶”。一生渴望收复中原他，机会终于来了。乾道八年（1172），他有幸到南郑入王炎军幕，参与谋划进军长安，驱冠于国门之外。年近半百的他来到抗金前线，面对军事地图，想到要实现建功报国宏愿，兴奋异常，写下《观大散关图有感》：

上马击胡狂，下马草军书。二十抱此志，五十犹癯儒。大散陈仓间，山川郁盘纡。劲气钟义士，可与共壮图。

他非常自信地说：“南人孰谓不知兵？昔者亡秦楚三户！”（《十月二十六日夜梦行南郑道中既觉恍然揽笔作》）然而，使他始料不及的是，当权者畏敌如虎，根本没有收复中原的长远打算，8个月后，军幕被撤，他被调离，万事皆空。十四年后的淳熙十三年（1186），他忆起当年，仍悲愤不已，写下《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这年，作者62岁，距汴京沦陷已50多年了。权奸当道，小人误国，英雄无有用武地，良时已作他年恨。尤使他惋惜与愤恨的是，“中原机会嗟屡失”。他曾在《楼上醉书》中写道：

丈夫不虚生世间，本意灭虏收河山；岂知蹭蹬不称意，八年梁益凋朱颜。

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得松亭关。中原机会嗟屡失，明日茵席留余潸。

益州官楼酒如海，我来解旗论日买。酒酣博簺为欢娱，信手枭卢喝成采。

牛背烂烂电目光，狂杀自谓元非狂。故都九庙臣敢忘？祖宗神灵在帝旁。

乾道六年（1170），陆游入蜀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两年任满后他曾赴王炎幕府，壮志受挫。淳熙元年（1174）改任蜀州（今四川崇州）通判代理知州事务。1175年范成大知成都府，任陆游为军事参议官。陆游本以为这次可以赴中原御敌，不料第二年遭人诬告，以“不拘礼法，恃酒颓放”被免职。“八年梁益凋朱颜”，赋闲成都，他虽然时刻挂念“故都九庙”，但感受的却是“书生无地效孤忠”（《溪上作》之二）。入蜀八年后的淳熙五年（1178），陆游离蜀返回山阴故园，时年54岁，但他壮心不已，仍寄希望于未来，直到临终绝笔：“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80年后，“九州同”了，然而遗憾的是，统一者不是“王师”，而是蒙元，故而林景熙在《书陆放翁诗卷后》写道：“诗墨淋漓不负酒，但恨未饮月氏首。床头孤剑空有声，坐看中原落人手。青山一发愁蒙蒙，干戈况满天南东。来孙却见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霁山先生集》卷二）

陆游后人由于不愿面对“中原落人手”之悲剧，其玄孙陆天琪与陆秀夫携末帝在厓山蹈海赴难。陆游孙子陆元廷闻说“厓山之变”后忧悲而死，陆游曾孙陆传义闻讯后不食而卒。①南守末帝宰相陆秀夫乃陆游后人。钱仲联《关于陆游和陆秀夫的新材料——〈会稽陆氏族谱〉读后记》曰：“据族谱，乃知秀夫为放翁第六子子布之孙，子布生三子，第三子元楚迁居瓢城，秀夫乃元楚之幼子。……而且崖山抗敌，陆氏族人随秀夫同殉国难者达十五人之多。”（《光明日报》1961年9月1日）：钱先生依据《会稽陆氏族谱》将陆秀夫的上三代列序为：陆游——子布——元楚——传道、传彦、秀夫。

陆游诗中反映的期盼中兴及中兴无望，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要求与认识，这从他的授业老师曾几的诗中也可看出。曾几（1085—1166）之先辈生活在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前半生为北宋，不惑之年南渡，因而终其生企盼收复中原，但以秦桧为代表的最高当局卑鄙屈膝之举，使他感到绝望。他在诗中写道：

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

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②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曾几《寓居吴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800页。

该诗围绕一个“愁”字，表达了一介书生对南北隔绝的无奈、沦为楚囚的屈辱、颠沛流离的痛苦与对时局的忧虑、不满和惆怅。作者流寓吴兴时已60 多岁，穷困潦倒、四处漂泊使他伤心无比，故在《发宜兴》中写道：“老境垂垂六十年，又将家上铁头船。客留阳羡只三月，归去玉溪无一钱。”③缪钺等：《宋诗鉴赏辞典》，曾几《发吴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802页。

南宋王朝与前朝一样，最终没有逃脱覆亡的命运，其因素虽然多多，但最高当局苟安偷生、胸无大志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南宋初年，孝宗时诗人林升不忘国耻，渴望收复中原，对南宋小朝廷纵情声色，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而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十分痛恨，并予以揭露和鞭笞：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④林升：《题临安邸》，原载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见宋荫范等《宋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315页。

面对中原失守，“河洛腥膻”，不仅有林升那样的“墙头诗”讽喻朝廷，孝宗时，思想家陈亮还以布衣之身多次上疏言国事，并因触怒权贵而入狱。但他矢志不渝，出狱后，为揭露投降派所谓“江南不易保”的谬论，淳熙十五年（1188），他不顾多病之身，前往京口、建康等地考察地形地貌。他登上镇江北固山甘露寺多景楼远眺，面对滔滔大江，回望镇江一带险要山川正是进可攻、退可守最好的天然凭依；然而，不思进取的投降派却将大江视为天然屏障，南疆北界。他心潮澎湃，难掩悲愤胸臆：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⑤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词典》，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54页。

该词借古讽今，名为批评东晋统治者偏安江左，抨击其空论误国，实为谴责南宋当局不图恢复中原。作者认为，当国者人人都应像东晋大将祖逖、谢安那样，克复神州，义不容辞。

回到临安后，他再次上疏，建议以太子为监军，派重兵驻守建康，待机北伐，以示锐意恢复中原。然而，由于指陈时弊，影射权贵，当局不仅留滞其疏，并借故再次将其下狱，所幸少卿郑汝谐等向孝宗说明真相，才得以被救。

由于南宋最高当局抵抗无力，加之主和派与蒙元贵族的勾结，文天祥抗元失败，1282年被俘后解押元大都。目睹国破家亡及离乱遭遇，在狱中他诵读杜甫“安史之乱”及其后的诗，尤觉其为知音。于是，他以自己的经历与感受，集杜甫五言之句成诗二百首，名之为《集杜诗》。他说：“余坐幽燕狱中，无所为，诵杜诗。稍习诸所感兴，因其五言，集为绝句，久之，得二百首。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诗也。”为什么有如此感觉呢?“诗言志”——“乃知子美非能自为诗，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烦子美道耳！”他感到杜甫的诗就是自己的诗，杜甫的诗足可拟记自己的遭际，传达自己的心声，“子美于吾隔数百年，而其言语为吾用，非情性同哉！”“予所集杜诗，自予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①文天祥：《文天祥全集》，《集杜诗自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97页。

至元十七年（1280）八月中秋日，随南宋三宫到大都的宫廷琴师汪元量（号水云）到狱中看望文天祥。两人相对无语，汪元量援琴奏蔡琰《胡笳十八拍》。“庚辰中秋日，水云慰予囚所，援琴作《胡笳十八拍》。取予疾徐，指法良可观也。琴罢，索予赋胡笳诗。而予仓促中未能成。”蔡文姬的遭遇，汪元量的弹奏，再一次使文天祥感奋不已。“水云别去，是岁十月复来，予因集老杜诗句成拍，与水云共商略之。盖囹圄中不能得死，聊自谴耳。”②文天祥：《文天祥全集》，《胡笳曲序》，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69页。文天祥《胡笳曲》从形式上讲，完全是仿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也是十八首，而内容则和《集杜诗》一样，全部由杜诗集句而成。略有不同的是，《集杜诗》为五言，《胡笳曲》为七言。且看第三拍：

黄河北岸海西军，翻身向天仰射云。胡马长鸣不知数，衣冠南渡多崩奔。山木惨惨天欲雨，前有毒蛇后猛虎。欲问长安无使来，终日戚戚忍羁旅。

集句分别取自杜甫《黄河二首》《哀江头》《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发阆中》和《严氏溪放歌行》等。一方面揭露了“胡人”如毒蛇猛虎般残暴，给士庶百姓带来灾难，同时也抒发了山河破碎以及被俘之悲愤：“衣冠南渡多崩奔”，“终日戚戚忍羁旅”。

宋南初立之时，朝野恢复中原之声甚高且不乏岳飞等慷慨征战之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和派时时得势，使得世风日颓，意志消磨，“收复中原”被最高统治者弃置脑后，仅仅成了志士仁人扼腕长叹的“空悲切”。文及翁的《贺新郎·游西湖有感》真实的描写南宋末年统治阶级的腐败、麻木以及士庶对国事无望的深沉忧虑：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③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词典》，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21页。

在士庶眼中，南渡百年，当权者只知歌舞，只知酣醉，只知“直把杭州作汴州”，再也看不到新亭悲泪、戮力王室的王导，中流击楫、誓复神州的祖逖；士民即是有傅说之能、姜尚之才，范滂之志，也无明主能识而难以请缨；报国无门。国家覆灭，二帝被虏，如此千古之恨，举国之耻，何时能洗?何时能雪?长江天堑真的能保住半壁河山吗?但如此梦话呓语，天天有人在说。以此管窥，“天下事，可知矣！”文及翁之词作于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不幸一言成谶，24年后元军占领临安，悲愤之下，他虽弃官而去，却成了亡国之民。

在南渡诗人中，遭际坎坷、不忘河洛，渴望收复中原者，陈与义堪为代表。

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南宋时曾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张浚为相时任参知政事，出知湖州，后以病辞卜居青墩（今浙江桐江县北）至终老。

靖康之难后，陈与义从陈留（今河南开封祥符区陈留镇）酒税任上南奔，经商水、舞阳、叶县、方城、南阳、邓州，入楚均州（治所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再至湘之岳阳、潭州（今湖南长沙），又南下两广，从福建到杭州。在豫、楚、湘期间，曾多次遭到金兵追杀或叛军围截，仓皇中只好躲入深山野谷或湖荡舟船之中以避，其颠沛流离之苦，提心吊胆之惧，每每忆及，心有余悸。然而，最让饱经灾难诗人痛心疾首的则是最高当局畏敌如虎、懦弱无为。

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兵南下，高宗崇信黄潜善、汪伯彦而排斥李纲。在不遭抵抗的情况下，金兵直袭扬州，九月又渡江逼近杭州。高宗及众大臣狼狈南逃，从镇江至杭州，又南向到越州（今浙江绍兴）、明州（今浙江宁波），再逃至定海（今浙江镇海）、温州，在沿海漂泊了4 个多月，直到第二年夏天金兵退撤江南后，方回到临安府（今杭州），始定都于此。陈与义对权奸误国十分痛恨：

庙堂无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闻战马，岂知穷海看飞龙。①白敦仁：《陈与义诗校笺（附年谱）》，陈与义《伤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01页。

由于“庙堂”的失策，才使中原锋镝不断，烽火连天。如果说当年汴京抵御不力而失守令人震惊咋舌的话，但万万没想到是今天有其更可悲者：龙舟竟然延宕海上数月。

在南方漂泊流寓的十多年中，陈与义“游子客居”的感觉一直挥之不去。他把自己比作离根脱干插在瓶中的梅花，时刻未忘根在中原。“曾为庾岭客，本是洛阳人。”②白敦仁：《陈与义诗校笺（附年谱）》，陈与义《瓶中梅》，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781页。他思乡不已，“五湖七泽经行遍，终忆吾乡八节滩。”③白敦仁：《陈与义诗校笺（附年谱）》，陈与义《雨中》，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98页。八节滩在洛阳龙门。伊河穿过伊阙，河道多有嶙峋巨石，影响过往船筏安全。白居易于会昌四年（844）自筹经费予以治理，使其畅通无险。白居易作《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纪其事。其一曰：“七十三翁旦暮身，誓开险路作通津。夜舟过此无倾覆，朝胫从今免苦辛。十里叱滩变河汉，八寒阴狱化阳春。我身虽殁心长在，暗施慈悲与后人。”原以为“走避北狄趋南蛮”只是暂时的，目睹河洛落入异族之手，归乡无时，也只在梦中了：“梦到龙门听涧水，觉来檐溜正潺潺。”④白敦仁：《陈与义诗校笺（附年谱）》，陈与义《正月十二日至邵州十三日暴雨滂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33页。客居他乡，漫漫足迹全是泪，处处景致皆乡愁。“洛阳路不容春到，南国花应为客开。今日岂堪簪发短，感时伤旧意难裁。”⑤白敦仁：《陈与义诗校笺（附年谱）》，陈与义《望燕公楼下李花》，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62页。晚年的陈与义虽然习禅养静，常年寓居僧舍，但仍抑制不住“感时伤旧”的哀凄悲凉。“洛阳牡丹甲天下”，但异乡见其绽放，却“别是一番滋味心头”：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⑥白敦仁：《陈与义诗校笺（附年谱）》，陈与义《牡丹》，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1页。

此诗作于绍兴六年（1136）。以病辞官，退居青墩的沧桑老人，于春风中看到勃勃怒放的牡丹，联想到离乡十载，山河破碎，而自己又病痛龙钟，来日无多，喜耶，悲耶?乐耶，愁耶?

一年后，青墩溪畔的陈与义在郁郁中与世长辞，享年48岁。其恢复中原、回到河洛的冀盼也就成了永远也不可能再圆之梦。

由靖康之难引发的开封及北方汉人南迁延续了30多年，从而使南方人口激增，从而成为客家先民。史载，南宋两浙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福建路、广南西路等8 路地区，人口增加更多。以北宋元丰三年（1080）1106万户为基数，南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已达1158 万户，净增52 万多户。①赵盛印：《靖康之变后人口南迁对南宋社会的影响》，《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以每户4人计，如果其中一半属于南迁，也有100多万了。

二、古风犹存——祖根中原之记忆

南迁中原汉人将先进的农业经济与文化带到了南方，在与赣闽粤交界地区土著及畲、越族民众混居过程中，经过数百年的交流与融合，到明代已成为一个新的民系——客家。

客家是一个跨地域的民系，就文化自觉而言，突出的特点是认客家宗，讲客家话。即认同其先民已在南方生活了数百年，而其根在中原。就生产生活而言，有特点鲜明的民间信仰与习俗，如多神崇拜，耕读传家，喜吃擂茶，民居多有土楼、围屋或围龙屋等。

正史和一些地方文献在记录户籍时，虽然常有“客”“客人”字样出现，但就学术理念而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家”。研究表明，“客家”作为称谓的正式出现，始于清初。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屈大均（1630—1696）修纂《永安县次志》，其卷十四《风俗》篇曰：“县中雅多秀民，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闽、潮、惠诸县迁徙而至，名曰‘客家’”。此为最早使用“客家”的文字记载。②肖文评：《“客家”称谓之始与永安社会——以屈大均〈永安县次志〉为例》，《嘉应学院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7期。另：屈大均在当年所写《入永安县记》中说：“县中多闽、豫章、潮、惠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农或商，乐其土风，遂居之。风气所移，大抵尚勤俭，务敦朴，有淳古之风。秀者弦诵不辍，文学相宜。朴者多家民，少事工贾。其居菅茅，其服络、麻、蕉、葛，惟城中乃有瓦甓，衣帛。妇女粗棉大苎，衣着青黑。”（《翁山文外集》卷1）由此可知，“客家”的他谓与自谓出现在明代中晚时期，普遍得到社会认可与使用，则在17世纪80年代。

以诗词追忆客家先人来自中原者，清代前期的宋湘和晚期的黄遵宪可谓代表。

宋湘（1756—1826）字焕襄，号芷湾，嘉应州白渡人（今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白渡镇创乐村象湖自然村）。乾隆五十七年（1792）乡试解元，为参加殿试，他在北京停留七年，嘉庆四年（1799）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第二年因丁忧回籍，曾主讲惠州丰湖书院和广州粤秀书院。嘉庆十年（1805）奉召入都，之后任国史馆编修、四川贵州乡试主考官、云南曲靖知府、湖北粮道等。在京待试期间，作《家园杂忆四十韵》言及家世和家乡风情：

作客何其久，回头昨少年。羁情空复尔，乡思故依然。籍隶梅州古，村名白渡前。衡门当水曲，老屋负崖巅。鳞次比邻接，瓜绵一脉延。世吾过二十，族众约三千。……是岸排篁竹，逢桥有木棉。楼浓红杏雨，溪淡绿杨烟……③黄国声校辑：《红杏山房集》，宋湘《家园杂忆四十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0页。

该诗对家乡的优美环境、淳朴习俗、农事物产、个人情趣等均有细致的描写，充满着浓郁的乡愁恋情。与此同时，他也未忘袓根：“世吾过二十，族众约三千。”从祖上迁至嘉应已历二十20 世可推知，约有四、五百年，也即宋末元初。宋湘丁忧期间曾被惠州知府尹秉绶聘为丰湖书院山长，掌院两年后，由徐旭曾接任。宋、徐二人对客家问题都很感兴趣，曾一起讨论过诸多问题，其中，是否有一些客家先民更早到达过嘉应呢?宋湘认为是有的。徐旭曾《丰湖杂记》回忆说：“嘉应宋芷湾检讨，曲江周慎轩学博，尝为余书：嘉应、汀州、韶州之客人，尚有自东晋后迁来者，但为数不多也。”

黄遵宪先祖原住在福建邵武。始迁祖黄文蔚初迁镇平县（今广东蕉岭县），再迁嘉应城南15公里的梅南镇黄居坪，后移城东攀桂坊，至黄遵宪时已历多代。“戊戌变法”失败的第二年（1899），黄遵宪因被罢职回到故园，期间写了一组89首的自叙诗——《己亥杂诗》，其中十多首说到身世与家庭。如第二十四首：

筚路桃弧辗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

诗下自注曰：“客人来州，多在元时，本河南人。五代时，有九族随王审知入闽，后散居八闽。今之州人，皆由宁化县之石壁乡迁来，颇有唐魏俭啬之风，礼俗多存古意，世守乡音不改，故土人别之曰‘客人’。方言多古语，尤多古音。陈兰圃先生云：证之周德清《中原音韵》，多相符合。大埔林海岩太守则谓，客人者，中原之旧族，三代之遗民。殆不诬也。”①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黄遵宪《己亥杂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10页。第26首曰：

野外团蕉岭上田，世传三十子孙千。元时古墓明朝屋，上覆榕荫六百年。

该诗注曰：“土著有传世四五十者；从宁化来者，皆传二十余世。溯其始基，知为元时矣。孙枝繁衍，多者数千人，少者千人。入明以来，坟墓世守无失。元时墓存一二而已。明时筑室，亦有存者。”②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黄遵宪《己亥杂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13页。以此诗与宋湘“世吾过二十，族众约三千”比照可知，宋氏、黄氏迁移嘉应之时均在元末明初，这不仅有宗族繁衍可证，且有元明所遗留的墓葬及居室可证，更有六百多年的古榕树为其见证。

嘉应客家为“中原旧族”后裔，由闽西宁化再迁而来，具有“俭啬之风”，尤其女性，更是淳朴劬劳。黄遵宪的这一认识由来已久，在其研究客家40年中，屡有论及，其中最早的当为《送女弟》（其二）：

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俭啬唐魏风，盖犹三代民。就中妇女劳，尤见风俗纯。鸡鸣起汲水，日落犹负薪。盛妆始脂粉，常饰惟綦巾。汝我张黄家，颇亦家不贫。上溯及太母，劬劳无不亲。客民例操作，女子多苦辛。送汝转念汝，恨不男儿身。③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黄遵宪《送女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时为同治五年（1866），公度先生年十九，全家避太平军之乱后从潮州回到故里，是年其长妹珍玉许配同里张润皋。诗中以客家妇女勤劳纯朴之实，以证明“古风犹存”。正由于嘉应客家根在中原，为汉民族之一支，故而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拥宋帝从江西退转梅州募兵勤王时，客家人奋起响应，甚为踊跃。光绪《嘉应州志》卷三十二温仲和《丛谈》引梅县举人张麟定《梅谈》云：“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国引兵出江西，沿途召集义兵，所至响应。相传梅民之从者极众。至兵败后所余遗孑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温仲和在“从者极众”下注曰：“松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败后只存卓满一人。”①《中国地方志集成 广东府县志辑》，温仲和纂《嘉应州志》（光绪二十四年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586页。“厓山之变”，义兵死者盖十之八九。黄遵宪对梅州客家此壮举盛赞不已：《己亥杂诗》（二十五）：

男执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虫尽，重戴天来再破荒。

诗下自注曰：“梅州之土人，今唯存杨、古、卜三族。当南宋时，户极盛，其后显、昺播迁，文、陆号召，土人争从军勤王。崖山之覆，州人士死者十盖八九，井邑皆空，故客人自他邑而来。今丰顺、大埔妇人，皆戴银髻，称颂孺人，相传帝昺口敕。此亦足补史传之缺也。”②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黄遵宪《己亥杂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13页。文天祥崖山勤王抗元失败后，其部下客家先人大多分散留居在了今广东的梅州一带。

三、徙粤渡海过番——浪迹四海之记忆

在客家发展史上，客家人从闽赣大本营再迁之事曾发生多次，大多迁至粤北、粤东北。这次迁移多发生在文天祥抗元失败南明覆亡这一历史时期，徐旭曾《丰湖杂记》及上述黄遵宪诗注中均多次提及。大量客家人南下岭表，促进了嘉应州、潮州及惠州府一带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人口激增。致使其后不少地方出现了“人稠地窄”之矛盾，以致发生了咸丰、同治年间十二、三年以开平、恩平、新会、新宁（今台山）为焦点地带的土客械斗。客家人死伤惨重，生活日益困窘，无奈之下，不少客家人只好抛家弃舍，以东渡台湾和过番下南洋为出路。

在从闽迁粤再东渡台湾的客家人中，爱国诗人丘逢甲（1864—1912）一族可谓典型代表。据丘氏族谱等载，丘氏远祖之籍在今河南，南宋末年入闽。丘氏二世祖丘文兴（字创兆），家居闽西上杭，其响应文天祥“勤王”号召，与好友谢翱一同弃家从戎，杖策入其幕府，抗元斗争在粤失败后，便卜居嘉应州镇平县员山（今蕉岭县文福乡）。丘氏家族在此生活了400多年，至清乾隆年间，丘逢甲的曾祖父丘仕俊（十八世）得闻台湾地阔人稀，一岁所获，数倍中土，一年之耕，可余七年之食，便毅然率嫡亲一支东渡移居台湾彰化县。同治三年，丘逢甲出生于其父丘龙章坐馆之苗栗县铜锣乡李氏家塾。光绪十五年（1889）丘逢甲进士及第后辞所授工部主事而返台湾从事教育事业。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马关条约》签订后，曾组织数万义勇军支持唐景崧抗日保台，失败后于秋天内渡回粤之镇平文福乡先祖故园。他在《庐山谣答刘生芷庭》中回忆了自己的遭际及族史：

匡庐自大福庐小，有山亦以庐名垂。我归自东未宁宇，越鸟固应巢南枝。东方狼星忽悬焰，阴云惨淡台山危。沙虫百万势将化，末劫不救非慈悲。全家轻舟径西渡，旧游回首成天涯。东迁四世过百载，故居乔木苍烟霏。恐如丁仙化鹤返，感慨城郭人民非。自从宋元此聚族，小宗别祀多分祠。摩挲故谱寻老屋，半废为圃芜不治。故钉遗瓦存者仅，不如别卜陈蓍龟。惟乡之西协吉卜，宗老告我庐山宜。四山环合若庐舍，山中地忽成平夷。乡人载酒欲吾贺，就中吾友有刘子。山村易名曰澹定，刘子妙解为之词。庐山之谣又继作，青莲逸轨遥相追。名庐以山庐乃结，因山得庐山尤奇。和君谣罢一长啸，松间双鹤高空飞。①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2《庐山谣答刘生芷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25页。该诗为古风，长75句，本文所引为节录。庐山为丘逢甲宅第背后的一座小山之名。丘逢甲返粤之初，一族数十人居丘氏祖居印山村同宗处，后在同宗长辈、清末监生丘兴学建议与指点下，在印山村之西约3公里庐山山麓下探山村卜居。新居“培元堂”竣工落成之日，诸亲朋前来聚庆，文福乡刘芷庭赋《庐山谣》以贺。

诗中说到了丘氏入台百载，人丁兴旺：“东迁四世过百载，故居乔木苍烟霏”；说到了先祖入粤之史：“自从宋元此聚族，小宗别祀多分祠”；说到了先祖故园状况：“摩挲故谱寻老屋，半废为圃芜不治”；说到了修筑新宅的缘由：“故钉遗瓦存者仅，不如别卜陈蓍龟。惟乡之西协吉卜，宗老告我庐山宜”；说到了村庄的易名：“山村易名曰澹定”；说到了刘生贺诗妙追李白：“庐山之谣又继作，青莲逸轨遥相追”；②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有句云：“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说到了赋此诗的感慨：“和君谣罢一长啸，松间双鹤高空飞”。尤值得一说的是，诗中述及抗日保台斗争的惨烈和别台西渡的无奈：“沙虫百万势将化，末劫不救非慈悲”，“全家轻舟径西渡，旧游回首成天涯”。回首往昔，百感交集，但最令其痛心和悲愤的则是离台西渡。

光绪二十六年（1900），丘逢甲曾陪其父亲丘龙章回祖籍上杭下都黄坑村寻根拜祖，期间还专程瞻仰了武平狮岩均庆寺，作《南岩均庆寺》。第四首曰：

吾祖昔入粤，五世乃始昌。当时佛抱送，坠地腾佛光。以寺名厥名，至今留余庆。我从海上来，五载离闽疆。此行访佛迹，再见闽山苍。闽山连粤山，遥控东南洋。长蛟率悍类，毒雾遮日光。安得佛金钟，覆使毋披猖。欲读金字经，贝叶无遗藏。谁传神山笔，父老思先皇。入寺考故名，剔藓残碑旁。手携石墨归，满路昙花香。

丘氏与均庆寺有不解之缘。原来，丘氏迁到镇平后的四世祖荣仁公回上杭省亲时曾到均庆寺求拜许愿，希望佛佑生男，之后便将其子起名为均庆。丘逢甲在诗序中写道：“寺在武平前所城中，岩在寺后，如卧狮，奇甚。……吾丘氏自闽迁粤，在宋、元间，据家乘，四世祖曾祷南岩而五世祖生，乃以寺名名之。是为元至正十六年。……庚子冬十月游此，赋四诗纪之。”③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7《南岩均庆寺诗有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85-187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在为上杭中都所纂《丘氏族谱》撰写的序言中重申了这段历史：“运胜之徙粤，自黄坑迁镇平员子山，地仅百里，世未千年，虽支派分衍几遍东南，而岷峨探源不忘所自，祠墓之世守也，谱牒之代修也，宜若事核而辞信矣。”④宋客：《爱国诗人丘逢甲与上杭》，《闽西日报》2006年5月26日。

丘逢家对身为客家后裔身份的认从在其他诗作中也多有记述。如：1895年秋初次回到镇平的《还乡书感》：

万里西风雁叫天，梅江行尽客停船。仙踪桃熟寻杨子，禅梦茶香证了拳。南渡衣冠尊旧族（予族由宋迁闽），东山丝竹负中年。疏慵已分渔樵老，时局休谈向洒边。⑤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1《还乡书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页。

诗中称先祖为“南渡衣冠旧族”，并自注“由宋迁闽”（此处之“宋”，有学者认为指今河南商丘），与黄遵宪“中原旧族”南播之义相同。光绪二十七年（1901），丘逢甲在另一诗中又说到“衣冠南渡”：

衣冠南度避胡来，凭仗双轮碾海开。应有田横客相笑，春帆叶叶过登来。①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8《东山感春诗 次己亥感秋韵六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5页。

丘逢甲之所以写此“感春”诗，除与个人遭际有关外，与两年前写“感秋”“秋感”诗有关。1889年，丘逢甲受聘为潮阳东山书院山长。第二年（）初春，戊戌科状元夏同和（贵州麻江县人）从京来潮，二人谈到戊戌变法失败及国难当头时，无不感慨泪目。农历五月初二，潮阳各界在东山大忠祠召开文天祥诞生663周年纪念大会，丘逢甲主持，夏同和主祭。八月初六，丘逢甲独坐书院景贤楼，夜不能寐，深感人生事小，苍生事大，似云涌东山，缭绕心头而挥之不去。在一声声长叹中，他写下了《东山感秋词，次康步崖中翰题壁韵》五首，其前两首曰：

痛哭秋风又一年，觚棱梦落练江天。拾遗冷作诸侯客，袍笏空山拜杜鹃。

天涯心逐白云飞，瑟瑟萩芦点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无缄札问当归。②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卷6《东山感秋词 次康步崖中翰题壁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康咏，字步崖，福建长汀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内翰。康步崖曾在潮阳东山书院任教，有《留别东山》六绝句题于壁。丘、康二人对戊戌维新失败深感痛切。诗中，作者以杜甫的困顿自况，“觚棱梦”则是对光绪帝被囚于瀛台的悲叹。国势日衰，自强无望，台湾纵有先人之坟茔，光复更是渺茫。③丘逢甲母亲葬于台中县大宛山，其诗多次提及。如《菊枕诗》其一曰：“峨峨大宛山，阡表齐泷冈。前年菊花时，登高作重阳。墓门一瞻拜，宰木寒烟苍。去年菊花时，奔走为戎装。枕戈待旦心，力筹保鲲洋。今年菊花时，故园成战场。不及哭墓行，寸草心徒伤。空山此高卧，哀泪沾秋裳。”表达了客家人敬宗恋土之情。之后又连续两次写了《秋感》各八首。《秋感》十六首发表于第二年梁启超在日本主编的《清议报》上。这些诗主要写戊戌事，并联系台湾割让，以“衣冠南渡”喻离台，以“田横”喻己，以“胡”喻倭，表达了客家人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④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民丛报》九月十五日的《饮冰室诗话》云：“若以诗人之诗论,则邱沧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沧海诗行于世者极多,余于前后《秋感》各八首外,酷爱其《东山感秋诗》六首。”（孔令彬《失而复得的丘逢甲〈秋感〉十六首》，《岭南文史》2019年第4期。）《秋感》十六首因手稿失落海外，故多年来失收丘氏文集。

清代客家人东渡开发台湾的历史在闽粤客家民歌中也多有生动的记述与咏叹。

台湾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府，至光绪十一年（1885）设省，二百年间一直属福建省统辖，这为闽粤客家赴台“招垦”提供了一定的便利，故而康乾时期有大量闽粤客家移居宝岛。但由于自然条件的严酷，因渡海、瘴疠、疾疫等原因，前往者死伤惨重，不少人一去不能复返。流传于闽粤交界地域的一首客家民歌《十寻亲夫过台湾》唱道：

一寻亲夫过台湾，打算出门爱借钱。先日话郎容易转，唔知今日见郎难。

二寻亲夫就起程，包袱伞子紧随身。辞别叔伯并兄弟，出外寻夫好苦情。

三寻亲夫到三河，三河司官盘问多。妹子低头唔敢讲，衣袖遮口说寻哥。

四寻亲夫出三河，使去盘银十分多。街头人问哪家女，抛头露面唔奈何。

五寻亲夫到潮州，看见潮州百般有。恁好东西冇心看，急急忙忙路上溜。

六寻亲夫到连城，行到城里二三更。睡到五更做个梦，梦见亲郎打单行。

七寻亲夫到厦门，厦门接客乱纷纷。三更半夜落船上，几多辛苦为夫君。

八寻亲夫坐火船，几多辛苦不堪言。海浪打船风又大，头昏胸闷冇人怜。

九寻亲夫离船舱，唔知亲夫在何方。唔知亲哥哪只屋，见郎唔得心就慌。

十寻亲夫到台湾，一见亲夫开片天。两人牵手来去转，好比三岛遇神仙。①陈菊芬：《天籁回响——广东客家山歌》，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第201页。

民歌以一位少妇的口吻，叙述渡台寻夫的过程及遭遇：顺汀江到大埔县三河坝，又乘船沿韩江至潮州，原想在柘林港偷渡到台湾岛。到这里之后发现此路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官府盘查严格，于是便返闽转从连城到厦门，乘坐官方“火船”而抵台。一个弱女子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新夫，并牵手还家，心头不由一阵火热，庆幸命运赛过神仙。

客家人所谓“过番”，实指到东南亚从事垦殖、割胶、采矿或经商活动。从文献记载可知，早在明代成化年间，汀州就有谢姓贩盐到暹罗（泰国）者。乾隆六十年（1795），旅居马来西亚槟榔屿的闽粤客家人成立过“广东暨汀州会馆”，从中可知当地的客家人已具规模。道光版《永定县志》载：永定“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他们中优秀人物很多，其典型代表有永定下洋中川村人胡子春（1860—1921），其在马来西亚谋生，后来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锡矿大王”；另一位永定下洋中川村人胡文虎（1882—1953），与其父胡子钦、弟胡文豹在缅甸从事医药行业，之后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是有名的“万金油大王”。

然而，在少数成功巨子辉煌之背后，却是成千上万普通百姓的千难万险、千辛万苦、千叮万嘱、生离死别和妻离子散。一首《阿哥出门去过番》唱道：

阿哥出门去过番，穷人眼泪洒不完。恩爱夫妻今日散，鸳鸯两地各孤单。

阿哥出门去过番，好比飞鸟入深山。目汁流像河中水，同情分手舍情难。

阿哥出门去过番，老妹送郎到海滩。双手攫紧郎衣角，问哥几时回唐山。

阿哥出门去过番，日思夜想想唔完。一日唔得一日过，好比利刀割心肝。

阿哥出门去过番，早晨望郎日落山。一东一西相思苦，见天容易见郎难。

妹送阿哥过番，最关心是阿哥“几时回唐山”，之所以难分难舍，不仅柔肠寸断，更多是对前途未卜的担忧。对番地的憧憬虽好，但更多的则是生活的苦难。《过得番来更艰难》唱道：

家里贫穷望过番，过得番来更艰难。三年同人做新客，日里难熬夜难挨。

讲起过番我就愁，挑到锡泥过浮桥。千转过得莫高兴，一转失脚就勾勾。

在恶劣条件下打工卖苦力，随时都面临着生命的危险，歌中锡矿工人的诉说，只不过是“过番”客家移民的一个缩影罢了。②兰寿春：《清代客家人渡台与过番的悲歌——从客家民歌的视角看民系的坚毅开拓精神》，《梅州日报》2019年8月10日第7版。

黄遵宪对客家人“过番”十分重视，他在《己亥杂诗》（三十三）中写道：“海国能医山国贫，万夫荷锸转金轮。最怜一二虬髯客，手举扶余赠别人。”他慨叹国家的贫困，慨叹过番者的辛苦与无奈。在其咏叹“过番”诗中，最具典型性及真实性的是《番客篇》。③黄遵宪另有《逐客篇》，详细记述了客家人“过番”到美利坚遭受的苦难和排挤，本文暂不论。

光绪十八年（1891）十月，黄遵宪抵达新加坡任总领事。四年间，他走遍了“番客”们的商店、矿山、农场和作坊。在一次婚宴上，一位正值壮岁的“蒜发叟”向他谈了客家人“过番”的各种经历、成就与感受。

一是南洋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只要勤于奋斗，就能致富。一位经营矿山的侨商，几年拼搏奋斗，便金银满缽，生活优裕，胜过秀才登榜，惬意十分；一位搞种植业的，赚钱之多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另一位来时无立锥之地者，后来富甲一方，犹如列地封侯。

忽然见斗锡，真乃无尽藏。有如穷秀才，得意挂金榜。沈沈积青曾，

未知若干丈。百万一紫标，多少聚钱缿。曷鼻土色人，此乃吾乡党。

南方宜草木，所种尽沃壤。椰子树千行，丁香花四放。豆蔻与胡椒，

岁岁收丰穰。一亩值十钟，往往过所望。担粪纵余臭，马牛用谷量。

利市得三倍，何异承天贶。右坐团团面，实具富者相。初来锥也无，

此地甫草创。海旁占一席，露处辟榛莽。蜃气嘘楼台，渐次铲叠嶂。

黄金准土价，今竟成闾巷。有如千户侯，列地称霸王。善知服食方，

百味作供养。闻有小妻三，轮流搔背痒。①陈铮：《黄遵宪全集》，黄遵宪《番客篇》，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33-135页。该诗408行，本文所引为节录。

二是当年祖辈从闽粤渡海“过番”，千难万险，艰辛犹如五丁开山，经过五六代的血汗劬劳，才有了今日。

溯从华海来，大抵出闽骆。当我鼻祖初，无异五丁凿。传世五六叶，略如华覆萼。

三是虽然富可敌国，祖籍中国，但仍是三等公民，遭人歧视，时受凌欺，身居华屋，心如漂萍。究其原因，终是国势贫弱，没有地位。

堂堂“天朝”语，只以供戏谑。譬彼犹太人，无国足安托？鼯鼠苦无能，橐驼苦无角。同族敢异心，颇奈国势弱。虽则有室家，一家付漂泊。

四是“过番”者心系故国，婚丧嫁娶、服饰饮食，礼俗一仍故土，忠心报国，矢志不移。

凡我化外人，从来奉正朔。披衣襟在胸，剃发辫垂索。是皆满洲装，何曾蛮服著。初生设汤饼，及死备棺椁。祀神烛四照，宴宾酒三酌。凡百丧祭礼，高曾传矩彟。风水讲龙砂，卦卜用龟灼。相法学麻衣，推命本硌碌。礼俗概从同，口述仅大略。今年燕晋饥，捐输颇踊跃。

五是企盼清政府能早日解除海禁，以纾“番客”落叶不能归根之遗恨，圆携妻将子归国之美梦，以使万众欢欣，“共唱太平乐”。

岂不念家山，无奈乡人薄。一闻番客归，探囊直启錀。西邻方责言，东市又相斮。亲戚恣欺凌，鬼神助咀嚼。曾有和兰客，携归百囊橐。眈眈虎视者，伸手不能攫。诬以通番罪，公然论首恶。国初海禁严，立意比驱鳄。借端累无辜，此事实大错。事隔百余年，闻之尚骇愕。谁肯跨海归，走就烹人镬？言者袂掩面，泪点已雨落。满堂杂悲欢，环听咸唯诺。到此气惨伤，笳鼓歇不作。近来出洋众，更如水赴壑。南洋数十岛，到处便插脚。他人殖民地，日见版图廓。华民三百万，反为丛驱雀。螟蛉不抚子，犬羊且无鞟。此闻欧澳美，日将黄种虐。

向来寄生民，注籍今各各。周官说保富，番地应设学。谁能招岛民，回来就城郭？群携妻子归，共唱太平乐。

清朝收复台湾后，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颁发禁海令，禁止内地人民出海，违者以通敌罪处以斩刑。雍正朝及其后虽有所松动，但对外出者严加时间限制，逾期不返者不准再归。由于禁海令没有明文撤销，一些地方黑恶势力对归国者或诬蔑其为叛逃，或陷害其为蛇头，以此敲诈勒索。黄遵宪对此深感不安，不仅认为“此事实大错”，并多次上书陈说华侨的爱国情怀与诸多贡献，①黄遵宪1884年曾任驻美国旧金山市总领事，他对旧金山银行的调查发现，华侨每年汇寄广东的款项在100—160万美元之间。因而他估计，侨汇每年的总金额与国家每年流出的白银总数大抵相等。参见郑海麟《黄遵宪与近代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3页。要求清廷立即取消禁海令。在他的努力下，光绪十九年（1893）秋，清廷下谕废除了禁海令。②《德宗本纪》：“除华侨海禁。自今商民在外洋，无问久暂，概许回国治生置业，其经商出洋亦听之。”赵尔巽《清史稿》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04页。“过番”游子对此无不额手称赞。

《番客篇》之所以能真实地反映南洋华侨状况，一是黄遵宪曾目睹过家乡客家父老乡亲“过番”，二是他在新加坡履职期间（1891—1894）又身历其境，闻见甚广。该诗不啻为过眼录。

四、习俗事象——美丽乡愁之记忆

1.婚嫁

客家习俗内容十分丰富，表现在生产生活、服饰饮食、起居娱乐、民间信仰、岁时节令、婚丧嫁娶等很多方面。

婚姻在人生中意义重大，《礼记·昏义》曰：“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因而必须按一定的礼仪程序办理，这就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前期的各项准备无有差错之后，方能亲迎。③阮元：《十三经注疏》，《礼记·昏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680页。这一礼仪延续二千多年而不衰，故亦为客家习俗。黄遵宪《新嫁娘诗》中就有许多嘉应客家婚俗的生动描写。

前生注定好姻缘，彩盒欣将定帖传。私展鸾书偷一笑，个人与我是同年。④北京大学中文系近代诗研究小组：《人境庐集外诗辑》，黄遵宪《新嫁娘诗》共52首，本文所引4 首。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8-13页。

诗中“彩盒欣将定帖传”说的就是“传庚问名”一事。“定帖”，即男女双方互换写有各自生辰八字的“过庚帖”。情窦已开的女孩子偷看后不禁窃喜而笑，庆幸老天撮合之美。

青毡花席踏金莲，女使扶来拜案前。最是向人羞答答，彩丝双结共郎牵。

女子到了夫家，沿青毡花席而至院内案前，司仪主持拜堂后，由新郎彩绸相牵进入洞房。之后，便是夜晚乡邻及顽友闹新房。

洞房四壁沸笙歌，伯姐诸姑笑语多。都道一声恭喜也，明年先抱小哥哥。

谁家年少看新娘，戏语谀辞闹一房。恼煞总来捉人臂，教将香盒捧槟榔。

闹洞房是各地婚俗中共有之事。俗话说“婚后三天无大小”，即不论辈分大小，都可以参加闹新房，都可以与新娘开玩笑，男方家长也觉得这是喜庆之象。一般来说，与新娘逗乐寻趣的多是姑嫂弟侄。众人在新娘床上撒上大枣、花生、栗子，意为早生子女，多生子女。诗中还说及槟榔。客家婚俗中有聘礼送槟榔之俗。明末清初岭南学者屈大均在记述岭南花木、香料、花草时，在槟榔条下载曰：“粤人最重槟榔，以为礼果，款客必先擎进。聘妇者，施金染绛，以充筐实。女子既受槟榔，则终身弗贰。而琼俗嫁娶，尤以槟榔之多寡为辞。”①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9页。另，屈大均《翁山诗外》（清康熙丁丑凌凤翔刻本第十四册）卷15第18页“杂体诗”有《槟榔谣》：“一槟一榔，无蒌亦香。扶留似妾，宾门如郎。”《食槟榔谣》二首“槟榔白，不食花。食花蒂，当灵茶。槟榔青，子初成。食青子，当清茶。”“欢口槟榔花，侬口槟榔子。花香子不如，子甘花不似。甘香得相同，何必有连理。”黄遵宪《山歌》其九：“第一香橼第二莲，第三槟榔个个圆。第四芙蓉五枣子，送郎都要得郎怜。”对此，明末清初的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②如嘉靖三十六年《大埔县志》卷7《礼乐志·民俗》：“婚礼以槟榔为聘，父母送女之婚家。”崇祯十年《兴宁县志》卷1《风俗》：“婚礼用果酒、花烛、槟榔……”康熙二十九年《程乡县志》卷1《风俗》：“婚姻以槟榔、笋酱、帛、铨钿为质”。康熙二十五年《海阳县志》卷3《风俗考》：“（海阳）喜食槟榔，嫁娶以之为礼。”以槟榔为聘礼，主要是取其谐音“宾郎”，寓意女子视郎为贵，相敬如宾，忠贞不贰。二是槟榔雌雄同株，象征男女相合，夫妻必结同心、共命运，白头偕老。

惠州和嘉应州一样，有许多中原遗迹，最有名的莫过于白鹤峰东坡故居及孤山朝云墓等。绍圣元年（1094）十月，苏轼因被人诬告贬至惠州，但他不以岭南为荒，泰然自若，偕侍妾朝云及子在城北白鹤峰筑室而居，并以能食荔枝、卢橘（枇杷）为幸事。当他第一次吃到荔枝时，他忍不住高唱：“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③《苏东坡全集》（下），苏轼《惠州一绝》，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第55页。不幸的是，绍圣三年（1096）七月，朝云客死于此，时年34岁。宋湘在惠州期间，常游西湖并作《西湖棹歌十首》，记述了惠州客家的民风民俗，其中两次提到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故事。

西新桥下水苏苏，三月风吹白饭鱼。郎罩桥南妾桥北，两头莫放一头虚。

卢橘杨梅烂不收，荔枝龙眼出城头。东坡若解西湖乐，早解朝官住惠州。④黄国声校：《红杏山房集》，宋湘《西湖棹歌十首》，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

前一首写惠州渔民生活。作者自注曰：“白饭鱼于三、九两月聚桥下，土人取之荐朝云，俗传朝云遗簪所化云。”“白饭”为鱼名，又叫“水晶鱼”。作者通过白饭鱼为王朝云陪苏轼游湖时不慎银簪失落所化的传说及当地人又以之追念前人，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惠州客家民风的淳朴与风趣。此外，丘逢甲在惠州时也有多首描写客家人怀念苏轼的诗。⑤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西湖吊朝云墓》、《白鹤峰访东坡故居》，《惠州西湖杂诗》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09-312页。

2.擂茶

客家擂茶中的“茶”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茶，擂茶实际上是一种带有茶意的传统饮食小吃。

客家擂茶来自中原，为靖康之变后北方士庶带到南方的一种风味饮品，对此，耐得翁《都城纪胜》、吴自牧《梦粱录》均有记载。《都城纪胜》“茶坊”条载：“冬天兼卖擂茶或卖盐豉汤”。《梦粱录》卷十六“茶肆”条载：“四时卖奇茶异汤，冬有兼卖擂茶、馓子、葱茶或盐豉汤。”《玉林诗话》“诸贤绝句”条收有南宋孝宗时人路德章《盱眙旅舍》一诗：

道旁草屋两三家，见客擂麻旋点茶。渐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⑥南宋人黄昇，字叔玚，号玉林，著《玉林诗话》。原著已佚，好友魏庆之《诗人玉屑》卷19收其三十一条，《盱眙旅舍》为其一。

诗中“擂”，即磨细，此字之原意中原从宋代沿用至今；这里指用擂棍将放在擂钵臼中的原料研磨捣碎。“麻”即“芝麻”。擂茶的原料大约有七、八种，如芝麻、花生、米、茶叶等。“点”，指用沸水将磨好的擂茶加以冲泡。盱眙位于今江苏省中西部洪泽湖畔，在宋代已是千年古县，然而，由于南宋与金国的对立，淮水实事上已成为两个政权的界河。路德章为南宋末年人，旅居虽“渐近中原”，听到了亲切的乡音，尝到了故土的美味，然“中原”却仍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即！

明代孙绪《擂茶》诗，寓意颇深：

何物狂生九鼎烹，敢辞粉骨报生成。远将西蜀先春味，卧听南州隔竹声。

活火乍惊三昧手，调羹初试五侯鲭。风流陆羽曾知否，惭愧江湖浪得名。①蔡楚镇、施兆鹏：《中国名家茶诗》，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孙绪为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任户部主事，正德朝官居吏部，后为太仆寺正卿。时太监刘瑾势炽朝野，孙绪不畏权奸，敢谏敢为，终因触忤中贵而被罢官。《擂茶》既写西蜀雨前茶之好，盛夏卧饮消暑之惬，更赞“三昧手”制作之精，胜似“五侯鲭”之美味，②茶可消暑。柳宗元《夏昼偶作》：“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三昧，原为佛教用语，引申则指事物之诀要。“三昧手”，意指点茶技艺高超。点茶为宋代所重，技法高手可将碾细之茶粉用沸水冲点后产生丰富匀称之泡沫，茶味极嘉。苏轼知杭州时，西湖南山净慈寺南屏谦师亲手为其点制茶汤，苏轼喜饮茶，且谙其理，懂其功，品尝后极为赞赏，誉其技法高超，赋《送南屏谦师》以赠。诗曰：“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几年后想起此事，仍记忆犹新，再作《又赠老谦》，曰：“泻汤旧得茶三昧，觅句近窥诗一斑”。鱼肉合烹为鲭。五侯鲭，美味佳肴之代称。汉成帝时，同一日封其母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为侯，世称“五侯”。鲁迅《古小说钩沉》曰:“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典出刘歆《西京杂记》卷二：“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辩，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娄护，《汉书·游侠传》：“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和有所厚，不得左右，惟护尽入其门，咸得其欢心。”然而遗憾的是，茶圣陆羽只知通常之茗而不晓擂茶，更不晓擂茶具有不畏九鼎之烹、不惧粉身碎骨之大丈夫凛然浩气。

在古诗词中，对擂茶描写最为细腻的当推屈大均《擂茶歌》。

清康熙八年（1669），屈大均因生活困顿，应东莞友人尹源进之邀，于翌年正月携妻女至东莞。屈大均在东莞居住了三年，对东莞的风物世情包括茶文化作了许多考查与研究。其《广东新语》卷十四《食语·茶》条，不仅较为详细地记载广东本土著名的茶叶，如西樵茶、鼎湖茶、罗浮茶、曹溪茶、杯渡山茶、乐昌毛茶、凤凰山茶等，还专门提到了客家擂茶。“东莞以芝麻、薯油杂茶叶为汁煮之，名研茶，谓能去风湿，解除食积，可以疗饥云。”同时，又写了《擂茶歌》：

东官土风多擂茶，松萝茱萸兼胡麻。细成香末入铛煮，色如乳酪含井华。

女儿一一月中兔，日持玉杵同蛤蟆。又如罗浮捣药鸟，玎珰声出三石洼。

拂曙东邻及西舍，纤手所作喧家家。以淘粳饭益膏滑，不用酒子羹鱼虾。

味辛似杂贲隅桂，浆清绝胜朱崖椰。多饮往往愈腹疾，不妨生冷长浮瓜。

我来莞中亦嗜此，岕菘欲废春头芽。故人饷我日三至，丝绳玉壶提童娃。

为君餍饫当湩酪，力法归教双鬟丫。③《翁山诗外》（清康熙丁丑凌凤翔刻本第三册）卷3，屈大均《擂茶歌》，第45-46页。

诗中的“东官”即“东莞”。据罗香林先生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广东有客家人居住的纯客住县15 个，非纯客县65 个，东莞属于后者。就目前客家方言的使用情况而言，东莞32个镇区中，除樟木头镇是一个纯客家方言镇外，包括城区在内还有14 个镇区的居民使用客家话，故而客家习俗浓重。从诗中人们不仅可知东莞“土风多擂茶”，擂茶主要原料为“松萝茱萸兼胡麻”，其加工方法、制作工艺十分讲究：“细成香末入铛煮，色如乳酪含井华”，而且知其色泽（色如乳酪）、口感（味辛）以及特殊功效：“多饮往往愈腹疾”。由于东莞擂茶质优味美，加之主人殷勤招待：“故人饷我日三至”，致使擂茶也成了自己饮食的一大嗜好。

广东汕尾海陆丰一带属非纯客县，吃擂茶之俗由来已久。清人茹敦和在《越言释》卷二中说：“江广间有礌茶，是姜盐煎茶遗制，尚存古意，未可与越人之高茶原汁茶同类而并讥之。”①茹敦和（1720—1791）字三樵，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乾隆十九年进士。引文转引自周作人《再论吃茶》（止庵编《夜读抄》，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57页）。文中所言“古意”，指其制作方法：不仅要煎，而且加盐加姜等多种原料。

海丰一带擂茶，又称为“咸茶”，风味独特。用咸茶接待亲友宾朋是当地习俗，有趣的是，茶内放芝麻多少，往往是隆重、热情与否的衡量准则，因而主妇在放芝麻时都比较大方。清道光年间海丰举人黄汉宗在竹枝词《擂咸茶》中写道：

海丰时俗尚咸茶，牙钵擎来共一家。厚薄人情何处见?看她多少下芝麻！②黄汉宗（1814—1889）字衍潜，号夏帆，海丰县黄厝港村（今属海丰县可塘镇）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东乡试举人。

短短四句，生动、诙谐地描述了当地享用擂茶的盛况与世俗情态。

3.民居

在中国各地民居中，客家民居风格独具，最有特色的是闽西土楼、赣南围屋与粤东围龙屋。由于特色鲜明，以土楼为代表的客家民居屡获殊荣。

1986年4月，中国邮政发行“中国民居”邮票普23，其中第14 枚为“福建民居——客家住宅”，票面图案为“承启楼”。承启楼位于福建省永定县（今龙岩市永定区）高北村，始建于明末崇祯年间。该楼圆形，直径70余米，造型为“圆中圆，圈套圈”，外环高4 层，内环3 层，有房近400 间，占地8 亩有余，被誉为福建“圆楼之王”。

由于客家土楼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堪为瑰宝，2008年7月7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32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福建土楼（由永定、南靖、华安的“六群四楼”共46 座土楼组成）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福建客家土楼最早兴建于何时，学界尚无定论。有称出现于唐五代者，有称于宋元之际者，因无凿切之证，难以为信。③有学者认为，福建龙岩永定区古二村方型土楼“龙安寨”始建于北宋。其理由之一是2009年夏福建省考古工作队在其侧考古试掘时，在探沟内发现有北宋时期碗、罐、碟、炉等生活器具的陶片、瓷片等。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残片仅可证明宋代时此处已有人居住，但与土楼兴建尚无联系。土楼出现于元明之际较为有据。其一，有实物可证。福建现存最早的土楼，前些年推始建于元代中后期的南靖县石桥村的永安楼和下版寮村的裕昌楼、辑先楼。后来又发现安溪县赤石村聚斯楼额匾上标有明洪武五年（1372）字样。其二，有文献可征。就目前所知，明嘉靖朝以前的正史、方志及子集中，尚无“土楼”一词的记载。土楼作为巨型民居，若在宋时即已出现，历史文献中断不能无蛛丝马迹。现知最早出现民居“土楼”一词者，为明代钦州知府林希元《论小尤中之贼》之文章。

林希元（1481—1565），字茂贞，号次崖，福建同安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时年36岁。林希元入仕后因忤逆上峰被罢、患病归养和60 岁致仕等原因，在家乡居住时间远远多于历宦居外，因而对家乡情况十分了解。嘉靖二年（1523），流寇山贼93 人劫掠兴泉漳三郡，由于官府与乡民同心协力，贼人在德化县一处名叫小尤中的地方被全歼。他认为这一经验值得抗倭当局借鉴，为此，他写了《上巡案二司防倭揭帖》说：“执事如欲为预防之策，收荡定之功”，也应效法前人。他还专门写了《论小尤中之贼》一文加以总结。该文说：

汀漳之寇殄毒内郡二十余年矣，锋曾莫之小挫而横愈甚，郡县之兵日益怯。真贼之强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率刃未交而神先夺矣！将兵之将又皆左右前却，冀不与贼遇，幸而出境，则遥望以送之，苟应文书而已。其败也非猝尔，相遇出其不意则陷于机阱莫之觉耳，曾临阵发一矢哉！

莆阳癸未之战，虽合数郡之兵，主帅无人，前锋甫接，后垒已空，欲勿败得乎?噫！郡县御寇之方，概如此，贼安得不骄！然则谓“寇之强难以力敌”，亦厚诬矣。永春自贼发以来，虽未能大折厥首，亦时敢与之争，虽前后死者三十余人，贼杀伤亦略相等。使所向尽若是，岂不足以少寒贼心而缩其步也哉！小尤中之捷，固上下一心，群策用命，要亦贼狃于常胜而骄，目中久无官兵，自取亡灭耳。使鸡毋岫之锋稍挫，黄氏之土楼不攻，抽戈远逝，踪迹且不可得，况得其首乎?然小尤中之捷虽奏请，诸郡武备实未尝修。万一复有奸雄窃发，惩前之败，谁复得而御之?当道君子又可不预讲之乎！①（清）陈胪声重订：《同安林次崖先生文集》乾隆十七年（1752）诒燕堂刻本卷6、卷11，林希元《上巡案二司防倭揭帖》、《论小尤中之贼》，第27页、第3页。

林希元认为，嘉靖二年（癸未）官民围剿山贼之所以侥幸取胜，原因之一是贼人“常胜而骄”，未能远遁，躲进德化县小尤中“黄氏之土楼”从而遭到全歼。由此可知，明正德、嘉靖年间，闽南兴、泉、漳三郡之晋江、南安、永春、安溪、德化、长泰、龙溪、同安等地乡村中已多有土楼存在，不仅百姓用以自卫，也成了盗贼负隅顽抗之所。“黄氏土楼”是福建地方文献中出现最早的土楼，也是最早冠以姓氏的土楼。山贼利用土楼为防御并非仅发生在德化一地，嘉靖三十八年，永安县（今永安市）匪首邓惠铨、邓兴祖也曾以自筑的两座土楼为据点为非作歹，官府调动数千兵力方将其围歼。②明天启元年（1621），进士唐世济以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时，与郡人谢诏修志，成《重修虔台志》并于天启三年（1623）刊刻。该志12卷，以八卷篇幅纪各类有裨风化政教之事（从“卷之四事纪一”到“卷之十一事纪八”），其中就有土楼剿匪之记载：“福建永安县贼邓惠铨、邓兴祖、谢大髻等，于嘉靖三十八年聚党四千人，占据大小陶水陆要道，筑二土楼，凿池竖栅自固，且与龙岩贼寥选势成犄角。”官府调军队及民兵四千八百人全力攻剿，并用计诱敌，“二酋就缚，大兵乘势攻入土楼，获二酋妻，杀其拒敌者，余贼奔溃。兵焚其楼以旋。”（卷7《事纪之四》第30页）巧合的是，最早吟唱土楼之诗赋，也是出现在这一时期，这就是嘉靖年间黄文豪的《咏土楼》：

倚山兮为城，斩木兮为兵，接空楼阁兮跨层层。奋戈兮若虎视而龙腾，视彼逆贼兮若螟蛉。吁嗟，四方俱若此兮，何至坑乎长平，奈何弃险阻于不守兮，闻虎狼而心惊。古云闽中多才俊兮，岂无人乎请?谁能销兵器为农器兮，吾将倚为藩屏。③（明）梁兆阳修，蔡国祯纂：《海澄县志》，崇祯六年（1633）刻本卷19《艺文志之四》。

黄文豪，字国英，明福建海澄县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曾任工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出为广东廉州（治所在今广西合浦县）知府。其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闽赣粤交界地域盗匪严重及倭寇对漳、泉沿海一带骚扰掠杀时期。①（清）周硕勋修：《廉州府志》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卷21《艺文》载郑应科《廉山堕泪碑》，称黄文豪卒于嘉靖癸亥年，享年三十七，由此可推知其生卒年为1526年到1563年。黄文豪在世时期正是林希元中老年时期，应对嘉靖二年漳泉官民围剿躲进土楼之山贼及四十一年剿灭永安贼邓惠铨等有所了解，故赋中除咏叹家乡土楼壮观、雄伟之外，尤称赞其防御功能。《咏土楼》的史料价值可贵之处正在于此。然而令黄文豪不解与遗憾的是：“奈何弃险阻于不守兮，闻虎狼而心惊”——官府不仅不利用土楼之优势剿匪、抗倭保民，反而在贼寇面前心惊魂失、手足无措、屡战屡败。因而他希望闽中豪杰才俊要奋勇担当，视强盗如草芥、螟虫，剿贼杀寇，为民之干城，国之藩屏。黄文豪的愤慨是有感而发的。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②阮元：《十三经注疏》，《论语·阳货》，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25页。从诗词对客家形成历史的记载可以看出，客家民系的孕育与形成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既涉及地域、政治、经济、人口、社会等方面，更涉及民族、思想与文化的相互影响及融合等问题。这些诗词既是客家生活与情感的真实写照，也是客家坚毅不屈、开拓进取、勤劳质朴、爱国爱乡精神的艺术展现。与此同时，客家人的这些优良品性，又成为激励自己进一步勇于创新的不竭动力与智慧源泉。

诗词视阈下的客家记忆蕴涵十分丰富，除了记述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之外，还直接或间接地记述了客家文化中的诸多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重要元素。如人口迁移中的地域兵燹、家国情怀；语言中的中原音韵、粤闽之声；习俗中的北方旧习、闽赣风情；民居中的聚族而居、安全吉祥；民歌中的天籁遗曲、南国之音；服饰中的大襟宽裤、凉笠冬帕；饮食中的咸烧肥陈、擂茶小吃等等。正是由于地域文化特色独具，继2006年5月20日梅州客家山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许多地方的客家民歌、戏曲、小吃等相继被列入国家或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鉴于此，多角度深入研探古代诗词对客家历史的记忆与客家精神的蕴涵，对深入研究客家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