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见 杨 茜

（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 凯里 556000）

“内卷”一词的热传初始于网络，但当前其话语影响力已实现线上线下领域覆盖。当我们提到“佛系”“躺平”“摸鱼”“划水”等相关青年亚文化话语时，往往言必称“卷”，“内卷”语境被事实创设。我们理应反思究竟什么是“内卷”，“内卷”语境何以产生且有何影响、青年主体怎样“反卷”，以及主导文化与青年亚文化怎样协同等问题。

一、青年亚文化“内卷”风格溯源

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历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英国工人阶级青少年文化现象的探讨。“风格”是伯明翰青年亚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用费斯克等人的话就是“文化认同与社会定位得以协商与表达的方法手段”[1]。2020年，“内卷”一词入选《咬文嚼字》该年度十大流行语并在2021年度持续发酵，“内卷”语境的群体情绪放大效应愈加明显，“内卷”的社会性风格表达结构趋稳。

“内卷”一词发端于文化和农业研究，最先见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一书，“康德区分了‘内卷化’与‘演化’ ”[2]。紧接着，又被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和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两位人类学家在文化模式和农业模式上进行拓延。戈登威泽认为，“内卷化”是“一类文化模式达到了某种最终的形态以后，既没有办法稳定下来，也没有办法转变为新的形态，而只能不断地在内部变得更加复杂的现象”[3]；格尔茨则立足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农业发展的实证调研，认为是内卷化是“由于农业无法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4]。但在我国，这个概念是随着“黄宗智教授的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的面世而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受到关注”[5]。他认为，内卷化“是在高度人口压力之下,伴同商品化而形成的现象。其核心内容在于以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代价换取农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化”[6]。内卷化已成为一个开放性的理论体系，“内卷化理论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历史、社会制度、腐败、市场经济、社会福利等诸多社会生活领域”[7]。

随着网络媒介的催化，“内卷”语义内涵进一步丰富，呈现出明显的青年主体性和空间广域性。该词的流行最先见于2020年网上热传的几张图片：“有人骑在自行车上看书，有人边骑车边用电脑，有人床上铺满了一摞摞书……”其中，“边骑车边用电脑”的同学被称为“卷王”登上热搜，“高校学生用它指非理性内部竞争”[8]。“内卷”一词最终以戏谑的形式实现了爆红“出圈”，并逐渐呈现一种“万物皆可卷”的趋势，“用来指代非良性的内部竞争引发的人们无端的自我焦虑和内耗”[9]。从“内卷”本身的语义变迁来看，虽呈现出领域和时代差异性，但亦有指代内部结构日趋复杂化的共同性，总体上是对发展阶段复杂且低效化的描述，并在当前网络媒介的作用下衍生或相合于特定地的非主流、边缘性青年亚文化，呈现出解构“元话语”、去中心化等特征，形成了较为稳定且独特的表达风格。

二、作为抵抗仪式的“内卷”解构

作为一种针对发展阶段相对延滞的话语描述，“内卷”具备相应的“吐槽”抵抗性，“通过吐槽进行‘抵抗’就像一场神圣仪式，这种仪式包含对权威、权力的抵抗，宣泄情绪的狂欢，争夺公共事件中的话语权”[10]。

1.青年“内卷”亚文化主体表征

“内卷”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语境表述，本身便具有非常明显的解构意义。按照国务院2017年发布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的界定，青年是指14—35周岁年龄段的人群。以2022年为时间锚点，即1987—2008年区间出生的人群，显然90后是当代青年的主体，80后和00后比重较小，而这三个阶段的青年亦存在不同的代际特征和共同的焦虑范式。

对于80后来说，“传统的价值取向与现代性的价值取向交织，感性的行为逻辑与理性的行为逻辑相互渗透在80后青年群体身上体现明显”[11]。而“90后比80后更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12]，“90后员工对职业成长的需求更加强烈”彰显出90后对自我发展的敏感性；00后青年的学习负担更重、动机更加务实，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层次化、复杂化，上网频率和时长大幅增加，网络社交流行[13]。总的来说，这些差异性都属于当代青年的主体表征，也是“内卷”语境和话语创设的主体背景。在“内卷”语境下，不同阶段的青年亚文化扩散为一种社会性普遍焦虑的“混沌”状态，冲击青年文化秩序并在此基础上解构。“内卷”本质上是特定群体内部非良性和非理性竞争的体现，当这种内部竞争程度激烈、结构更加复杂、奖赏较低时，便赋予了青年主体焦虑的感情色彩。以学生为例，在主体同构和群体联盟基础上产生了诸如“鸡娃”“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亚文化名词，奠定了青年学生“内卷”情绪共享的基础，焦虑的群体效应放大。

2.青年“内卷”语境的媒介解构

网络用户规模的扩大和密度的增加拓展了网络流行话语的生产空间，而媒介的“去中心化”为“内卷”解构提供了技术基础。

据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手机网民规模为10.07亿。[14]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在此基础上拥有更为显性的媒介自由和话语表达，而这种自由的边界与“内卷”话语边界存在契合与疏离的二元性。媒介的自由增强了“内卷”的共享情绪，却也在传播扩散过程中模糊并消解了“内卷”的本身边界。

“移动互联网作为一种有助于公开、民主、共享的技术文化，内嵌了一种自下而上解构中心的意义，这与青年亚文化反传统的价值驱动形成一种同构关系。”[15]由于环境开放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较好物质条件中成长的青年一代往往呈现表达自由、言语直接、个性鲜明等特征，与媒介自由相合；同时，由于社会资源分配的时序差导致青年群体对自我价值和认同来得相对较晚，难免也会产生一种不满和对抗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又通过网络空间和媒介传递呈现为话语的叠加。“内卷”一词受益于网络环境的不断“加热”，其内涵不断加工、解构乃至编码重塑，并没有伴随“双节棍”“后浪”等词降低热度。从文化圈层边界来看，“内卷”有别于一般的亚文化圈层，其本身便蕴含着“泛普化”的“出圈”特征，网络媒介的“去中心化”增强并扩散了“内卷”的语义内核——“万物皆可卷”“万物无不可卷”，形成了事实上的“内卷”二次意义解构。

3.青年“内卷”抵抗仪式体系解构

社会环境是“内卷”话语的实践来源和话语指向，“内卷”语境一定程度上便是各种社会关系的综合呈现，并受特定社会经济基础影响。“内卷”话语的产生和热传也不例外，当前社会经济的宏观和微观现状便是“内卷”话语的客观动力根源。作为网络流行语，内卷“是具有共同年龄特征、教育特征、职业特征、阶层特征的青年所生产的群体语言”[16]。其外在看似呈现为一种跨行业、跨领域甚至跨年龄的焦虑，内在却是对阶层固化和行业桎梏的关注与抵抗，以及对更为开放系统的诉求，本质是青年群体对自我话语权和发展权的争夺。

“内卷”标语正是这样一种带有抵抗性的话语仪式，并呈现出相应的仪式体系特征。当青年的职业发展预期和结果落差较大时，呈现抵抗意义的青年亚文化便会异常活跃。就“内卷”自身话语而言，其抵抗意义常见于“卷王”“卷死了”“别卷了”“没有最卷，只有更卷”等日常戏仿性表述，通过形式“同构”中的“戏仿”解构体现出来。此外，如“青椒”“程序猿”等词汇也频出不穷，这些流行标语运用比拟、夸张、反讽等手法对既有身份概念进行解构和拼贴，表现了对现有主导文化的温和抵抗。从语境上看，“内卷”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亚文化仪式的载生空间，它和我们常说的“躺平”“摸鱼”“佛系”等行为标语及“社畜”“打工人”“尾款人”等身份标语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仪式体系，表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导文化既不直接合作也不直接对抗的态度倾向和“反卷”思想。但值得指出的是，青年亚文化的“抵抗”仪式仅仅是对社会结构性矛盾的“象征性解决”。

三、作为应对策略的“反卷”观照

个体具有自我保存和发展的特性，作为抵抗性仪式表达的“内卷”认知必然伴随着一定的“反卷”行为，“反卷”行为的产生是应对“内卷”现状的一种主体策略。按照青年主体能动性的不同，可以对当前的“反卷”进行简要划分——消极“反卷”和积极“反卷”，二者皆具有特定的价值，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进行仪式观照。

1.消极“反卷”观照

消极“反卷”往往体现为一种抱怨，一种不作为消极抵抗的思想，“佛系”“躺平”等思想与行为便在此基础上产生。这是由于内卷困境认知与应对路径的不匹配，“内卷”是一种资源过度投入有限的空间内所产生的恶性竞争，最终导致相应资源的浪费和精力的耗散。而由于这种恶性竞争产生的社会性因素比较复杂，个体往往难以改变这种现象，从而被动应对，反向强化了以惰性为主要特征的“躺平”“佛系”“摸鱼”等“反卷”思想和行为。

从观照价值来看，消极的“反卷”思想具有双重批判性。消极的“反卷”思想体现的本质是个人主动性丧失，易使人掉入价值虚无主义、存在主义的思维陷阱，把个体和社会对立起来，不利于青年个体发展和社会的持久进步。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交织、有待复苏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都在一定程度上内设了“内卷”的作用空间，青年群体社会价值预期和实现程度存在落差。这种落差呈现一定的批判性，为社会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一种矫正观照的价值功能。

2.积极“反卷”观照

积极“反卷”是指以主动的态度和有效的行为来应对竞争所带来的边界效应递减状况，寻求差异化发展、拓展外部空间，因此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外卷”。以青年主体为“反卷”主体核心，可以发现市场主体、政府主体是青年“反卷”策略能否生效的直接外部因素。青年主体的话语表达呈现多样性，积极“反卷”体现的是在话语冲突中积极话语的优势占位。部分青年在说着“佛系”“摸鱼”的同时，也在强化着自我“给力”“点赞”“后浪”“奥力给”“逆行者”“为国护盘”“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积极话语表达，既体现了青年思维的活跃性和复杂性，也展现了青年主体的自我调节和主动适应，并在积极话语的营造下消弭了消极话语本身带来的影响，呈现为相应的积极行为。

此外，“反卷”的有效性在于内卷边界的突破和拓展程度。作为青年亚文化“内卷”的出现和同质化竞争有直接关联，而同质化竞争难免落入边界效应递减的困境，导致生存空间挤压效应下的效能低下和资源浪费。因此，“反卷”破局的主要思维便是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提升，追求差异化发展。事实上，当代青年的“反卷”行动早已展开，在前几年政府和市场大力提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创新创业与青年群体联系密切，越加成为青年群体突破发展空间的主动选择。以青年创业为例，“22—32岁的大学生及农民、农民工是创业主体”，青年群体的创业发展指数“2015—2019年从100升至145，呈显著上升趋势”[17]，体现了青年个体和群体对于自我发展边界的拓展，是主动进行“反卷”的现实镜像。

四、“内卷”话语的“收编”竞合

“内卷”语境作为亚文化的仪式形态和载生空间，其能动性主要指涉亚文化和主导文化的边界与互动问题。“主导文化”是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也被称为“官方文化”“国家文化”。[18]亚文化是相对于主导文化而言的一种非主流、边缘性文化，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主导文化的一种冲击，也是对社会文化体系的一种补充，主导文化也在始终尝试对亚文化进行“收编”。“收编是主导文化或支配文化对体制外的文化进行再界定和控制的过程”[19]，这里主要指主导文化积极引导亚文化与其相协同并靠拢的“反卷”过程。这种“收编”不是简简单单的“意识形态收编”或“商品收编”同化，而是一种差异化的引导和协同，是把“内卷”内部产生的能量进行转换迸发的过程，也是把相应的竞争性焦虑转化为良性竞争、差异化竞争的动力。

1.正视价值影响，“内卷”话语表达“祛魅”

“人的内卷化是空间挤压与范式叠加导致的生存异化状态，只有保持系统开放与科技创新才是打破内卷的根本途径。”[20]青年亚文化和主导文化都是属于社会文化的范畴，二者的区别在于其涵盖范围和文化效力的不同，“内卷”语境下“卷死了”“卷王”等亚文化标语的衍生是对更为开放发展系统的诉求。要认知到这种系统开放的必要性，就必须对其概念认知倾向进行“祛魅”。不同于“佛系生存”“躺平”等青年亚文化标语，“内卷”一词的语境表诉更偏向于对客观动态环境的描述，因此不能“一刀切”，主导文化要对内卷现象、消极反卷、积极反卷界限进行辨别，避免造成“民间恶魔”和“道德恐慌”等标签性泛化认知。要在话语传播中营造“积极反卷”的群体氛围和群体自觉，“以包容的心态、差异的视角，采用协商治理的思维模式和关系本位的治疗范式对待青年亚文化”。[21]

2.创新“反卷”话语，消弭话语代际差异

“内卷”本身的困境在于其结构趋向复杂性和内部空间有限性的二元矛盾，破局应对其外延空间进行拓展，避免内部结构愈加复杂化，在尊重代际差异的基础上尽量消弭代际差异产生的代际冲突。“内卷”这个概念虽然早已存在于中国农村发展、乡村治理研究领域，但真正在网络“出圈”还是由青年一代传播和转化的。主导文化应在尊重青年主体性创造的基础上实现对“内卷”话语中“消极反卷”内容的消解，进行“积极反卷”话语内容创造，创新符合青年话语的表达范式。“主流媒体应掌握受众的差异化审美，在内容生产中尽量触达多元的文化偏好和媒介品位。”[22]比如来自春晚的“给力”、来自电视剧并经官方媒体推广的“洪荒之力”等都先后成为青年中流行的网络语言，“内卷”一词也可以进行相应针对性的“反卷”“外卷”话语创造。

3.拓展话语空间，深植网络舆论阵地

“融媒体”时代的到来为“内卷”话语影响力扩散提供了媒介路径，“微博”“微信”“知乎”“抖音”“b站”“快手”等微媒体大大拓展了青年群体的社会参与空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导媒体的传播主导权。作为与青年亚文化话语关联密切的“内卷”语境，其与主导文化的和谐必然要实现空间上的融合。网络虚拟社区是亚文化产生、传播的文化空间，也塑造了各样话语仪式。主流媒体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反卷”文化环境与机制，削弱“消极亚文化”产生的文化土壤。具体来说，一是要对网络空间文化产生机制和传播机制进行梳理和规范，以疏导为主，丰富并完善相应的表达路径与空间，既满足青年自我意见表达需求，也积极发挥其正向言论的叠加效应。二是要深植主要媒体平台，加强官方和民间话语互动。以共青团中央为例，截至2022年1月5日，其抖音号共计732.5万粉丝，“b站”上的粉丝有944.9万，而在微博上的粉丝数量更是达1670.3万，这充分展现了共青团舆论矩阵的建设深度和覆盖广度，内容紧贴青年特色并得到了很好的传播。

4.强化思政教育，深化“大思政”格局

学生群体由于其知识结构及关注锚点往往成为青年亚文化话语输出的青年主力，对于亚文化的积极引导是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强“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协同。“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是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的“主渠道”和“一段渠”，要在二者协同的过程中积极推进“融媒微阵地”建设，积极鼓励学生进行主流话语的媒介表达，实现“大思政”格局建设的媒介联动和话语联通。二是要在思政教育中积极提倡良性竞争观。我国当前的教育仍呈现出明显的应试特征，可以说竞争性贯穿了教育的各个阶段，家长和学生也往往拥有较强的胜负欲，提供了教育“内卷”土壤。要在完善相应机制的基础上积极鼓励学生挖掘自身特长、培育自身特色，在相应的领域展开差异化的良性竞争。三是要警惕西方“普世价值”鼓吹。近年来，“西方试图用自由、平等、博爱等概念来消融国家的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把西方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等包装成‘普世价值’鼓吹推销”[23]，主导媒体和思政教育者要积极引导青年的群体价值观和话语锚点，增强青年群体对中国优秀文化的自信，提升党史话语转化速度，拓展青年的大历史观和使命意识边界，影响青年话语导向。

五、结语

“内卷”一词自诞生起便经历屡次变化和丰富，当前更是被青年主体赋予了情绪色彩，表达了对内部恶性（非理性）竞争的焦虑。在媒介解构和“万物无不可卷”的“内卷”语境泛用背景下，“鸡娃”“打工人”等亚文化的语境适用空间得到强化，作为抵抗性的“内卷”话语及其仪式体系得以建构。仪式抵抗性彰显的是青年主体对于自我话语权的争取，以及对更加有序竞争、良性发展、开放系统的主体诉求。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状态描述的“内卷”具有相应的阶段稳定性，青年主体要警惕诸如“躺平”“摸鱼”“佛系”等“消极反卷”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应主动选择“积极反卷”，追寻差异化发展，拓展“外卷”空间。主导文化要建立更加开放的青年话语表达和转化体系，对“内卷”话语进行协同式“收编”，在“内卷”本身的观照价值上缩小“内卷”消极话语的仪式载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