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雅倩 房晓军 王 蝶

（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49）

2014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不会过时。”[1]焦裕禄精神是党的宝贵财富，齐鲁文化是滋养焦裕禄精神形成、成熟的沃土，为焦裕禄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焦裕禄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一脉，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渊源，有助于激活齐鲁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在新时代更好地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更好地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助推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一、焦裕禄精神中的亲民爱民、无私奉献精神与齐鲁文化的先公后私、厚德仁民、廉洁自守精神一脉相承

齐鲁文化博大精深，“民”的观念历史悠久，历代统治者尤其重视对民的安抚，无论从出台相关的为民政策，还是从对官员自身行为的约束上，都能体现出 “民”的意识。出生于齐鲁大地的焦裕禄始终秉持齐鲁“民为上”观点，践行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工作生活严以律己、先公后私，不占取公家一丝一毫，永葆自身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在义利观上，焦裕禄“拼上老命大干一场”的理念与齐鲁文化先公后私精神一脉相承

齐鲁文化对义利尤为重视，先秦儒家追求的是君子人格，他们以济世为民为己任。荀子曰：“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也就是说，当国家大义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求公义，后谋私利。孔子基于前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强调“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荀子又将群体主义进一步升华，通过完善儒家“群”的思想，提出人“能群”。他在《荀子·王制》中有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将人与他类分离。齐鲁文化的义利观更推崇精神对于物质、公对于私的重要性，既是一种道德伦理，又是民族气节。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一代代君子的追求。齐鲁文化中的义利观约束的不仅仅是“君子”自身，更为“君子”的作为提供了范例，指导其以何种态度待民，待公私。古籍典文始终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出生于齐鲁大地的焦裕禄深受齐鲁文化的影响，沿袭古时贤人作风，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兰考这块“硬骨头”，人人“望而生畏”，组织上派焦裕禄前去，他没有畏惧退缩，舍小家顾大家，毅然决然前往。兰考的日子异常艰苦，焦裕禄除了要与“三害”做斗争之外，还要忍受肝病的折磨。在兰考任职大半年后，他的肝病已经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但他嫌30元一服的药太贵，坚决不买。县委同志为他买了三服，却被焦裕禄批评说：“兰考是个灾区，大家生活很苦，吃这么贵重的药，我怎么能咽下去。”下乡路上遇到张传德，发现孩子病重、奄奄一息，焦裕禄二话不说，马上为孩子联系医院，并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帮助孩子。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他心中惦记的仍然是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家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的盐碱地上麦子长得怎么样，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即使深受病痛折磨，身处严寒陋室，心中装的也是人民大义。他不肯为自己谋一点利益，一心为公，真正践行了《党章》要求的“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纯粹政治品格。他时刻将对党忠诚的信念放在心中，在大是大非面前坚定立场，为党分忧，为党尽责。

焦裕禄用自己的一生践行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共产党员誓言。在兰考的475天，他跑了149个大队的120个，一件补丁衣，一辆破旧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兰考的角角落落，几乎无人不知这位“庄户书记”。他坚定地跟党走，无惧“三害”肆虐。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中，焦裕禄虽抱病却始终身先士卒，以身作则。他没有辜负人民的期待和党的信任，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兰考大地。他秉持先公后私的理念，诠释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心中满是大义。俯首甘为孺子牛，不仅仅是他的写照，也是齐鲁仁人志士的抱负。

2.在为民观上，焦裕禄“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时去关心、帮助群众”的信念与齐鲁文化厚德仁民精神一脉相承

纵观整个齐鲁文化，“民”的观念的起源历史久远，周公从夏、商灭亡中吸取教训，认为夏、商的灭亡乃是“惟尔目速辜”，即自己招致罪过，在视“天命”为王权的依据的同时开始强调事在人为，甚至在后期实践中也得出了“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鉴）”（《尚书·酒诰》）的著名结论。而深受周公影响的鲁国，也逐渐认识到“民”的力量，开始把“民”与天下的安定挂钩。春秋时期，鲁人敬天命，亦敬鬼神，但相比之下，“民”的地位更加突显。庄公十年，齐师攻伐鲁国，通过曹刿与庄公的论断——“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左转·庄公十年》），可见“民”的重要性。孔子及其弟子更强调“爱人”，孔子回复弟子樊迟“仁”这个概念时就用到了“爱人”（《论语·颜渊》）之说。对于统治者来说，爱人就是爱下层民众，即“泛爱众”（《论语·学而》），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孔子反对暴政，讲求仁政，肯定民生，“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悦）”（《论语·尧曰》）。可见，孔子是把“民”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强调顺民、养民，施恩惠于民。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要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老百姓奔好日子。”[2]焦裕禄一直把人民的困难、痛苦放在心上。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3]31数九寒冬，大雪封门，他不是在炉边烤火，而是担心人民穿得暖不暖，吃的烧的是否有困难，牛棚里的牲口是否会冻坏，在辗转反侧中思索“雪天六项工作”。他亲自带领干部们雪天入户，到贫苦的梁俊才老人家，发现老大爷病倒在床上，老大娘双目失明，家里房子塌了一半，他摸出身上仅有的20元钱放在大娘手里，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儿子，是毛主席让我来看您的。”一句“我是您儿子”道出了共产党人的爱民情怀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群众们有困难，他总是冲在最前面。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以什么态度对待群众，关心群众，这不是什么方法问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纯不纯，战友感情深不深的问题。”[3]3“纯不纯、深不深”的标准，道出了他与群众的深厚关系。所谓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是焦裕禄的人生信条。黄沙肆虐的沙丘上，映照着一袭孱弱的身影；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焦裕禄最终还是回到了沙丘。兰考这片土地，留下了焦裕禄的整个青春和为民奋斗的印迹。

马克思秉持“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4]的观点，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我们党的初心使命，焦裕禄作为共产党的一员，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交出了无悔为民的答卷。他习惯把人民当作“答案书”，遇到问题定要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哪怕是到田埂上走一圈，与老乡们聊聊家常，心里底气也足，人民是底气，是动力，更是财富。

3.在清廉观上，焦裕禄“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作风与齐鲁文化清廉自守精神一脉相承

齐鲁文化尤为重视为官清廉。《周礼》中对官员的考核有“六廉”——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管子强调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记载：“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自全”。可见，“廉”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位置。除了管子的廉政思想深入人心之外，晏子的为官清廉形象更是广为流传。晏子认为“廉者，政之本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认为廉洁是为政的根本。晏子不仅强调为官者自身的廉洁，也倡导以“廉”治国。他说“故圣人伏匿隐处，不干长上，洁身守道，不与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义，瘁而不失廉”（《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赞誉高尚的隐士的廉洁之态。他也身体力行地践行廉洁作风，勤俭节约，生活极为简朴。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廉洁更为推崇。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这些观点为统治者的廉洁为政提供思路。孟子以“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论证廉洁的重要性。墨子坚持“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墨子·辞过》），在总结历史规律时对当权者提出告诫。韩非子的“所谓廉者，必生死之命也，轻恬资财也”（《韩非子·解老》），从义利观的角度阐明了廉洁的重要性。

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道：“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5]138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说：“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焦裕禄深受古齐鲁廉政思想的影响，他为官清廉，恪守党章党规，衣食住行极为简朴，穿衣吃饭能省则省，能简则简，“一床被子他用了几十年，上面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6]55。焦裕禄不仅对自身严格要求，对同事、家人更是如此。刚上任时，县委新调来的干部建议将办公楼翻修，他红着脸反驳道：“坐在破椅子上难道就不能革命吗？”女儿小梅的铅笔盒是他亲手制作的，孩子们的衣服都是长幼相传，小梅甚至到了初中还穿着小学时的棉衣。班里的同学嘲笑她，她向爸爸哭诉，焦裕禄却告诉她不要攀比，毕业后让她去又累又脏的酱菜厂工作。儿子国庆的“看白戏”事件引发他对整个县委纪律的反思，进而修订了“干部十不准”。将其与现今“中央八项规定”相较，便会发现其中的异曲同工之妙。2009年，习近平在看望焦裕禄家属时还曾拉着焦国庆说：“你看了一场‘白戏’，你的父亲还专门召开了家庭会议，起草了‘干部十不准’，规定任何干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7]焦裕禄去世前对爱人徐俊雅说：“不要伸手向组织上要钱、要东西……”[8]147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焦裕禄的真实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代最好的家风。焦裕禄时刻遵循廉洁自律的齐鲁文化风尚，保持着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的本色，对党忠诚，不负人民，清正廉明，两袖清风。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说：“要改进工作作风，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力戒奢靡之风，坚决反对大手大脚、铺张浪费。”[9]焦裕禄牢记共产党员身份，胸怀戒尺，有所为有所不为，恪守职责，兢兢业业，知群众之所需，感群众之冷暖，真正做到了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焦裕禄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但放不下群众。焦裕禄精神历久弥新，靠的是“实干”，是对人民的炽烈情感。

二、焦裕禄精神中的科学求实精神与齐鲁文化的人定胜天、担当作为、求真务实精神有高度契合性

刚健有为、担当作为、求真务实是齐鲁文化的内在要求。求实精神不仅是齐鲁两国的立国之本，也深深影响着后代世人。焦裕禄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坚持尊重规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不照搬照抄，因地制宜发展经济，遵从规律，尊重实践，在充分调研摸排的基础上摸清“三害”底细，精准找到解决方法。

1.在能动性上，焦裕禄“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观点与齐鲁文化人定胜天精神高度契合

虽然齐鲁文化历来推崇“天人合一”思想，但是在这一主线之外，也涌现了“人定胜天”的能动创造精神。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有言：“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他认为，人依赖自然，但是人在自然面前也不是消极无为的，而是“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存在。他还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不要过分迷信天的权威，人可以在掌握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种辩证的观点将“人”的地位提高，影响深远。春秋时期，不仅儒家学派的思想中体现出刚健有为精神，在天文、地理、科技等方面，能动创造精神更为突出。《孙子兵法》《天文占星》等著作都闪烁着创造的光芒。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5]109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的重要论点。作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焦裕禄也用自己的一生去践行。初到兰考，面对当时困难复杂的环境，他没有被吓破胆，一句“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3]119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焦裕禄习惯钻研，求真务实，为了弄懂一个零件原理甘当小学生，钻到满是油污的机床下比对图纸分析零件。当别人和他说不用这么认真，搞不懂零件差别就让技术员在上面标注就行了，他却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8]61也正是凭借这种刻苦钻研的精神，他成功与工友研制出多台大型机器。赴兰考工作时，焦裕禄更是把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发挥到了极致，上任第二天就下乡进行调研，深入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也让他得到了很多一手资源，与老农同住期间让他初步对牲口养殖、泡桐栽种有了想法，下乡走访时从魏铎彬护坟事件中对深翻压碱有了初步想法；田间、地头、牛棚，任何场所都能成为他的课堂。深入群众、总结经验是第一步，通过实践发现问题是关键，发挥能动创造性解决问题才能将头脑中的“金点子”转化为切切实实的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没有创新创造，我们的事业就失去了生机活力。干事创业需要“头脑风暴”，需要一股子的热情，但更需要具备将能动意识转化为实在成果的能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0]，焦裕禄就是在实干中改变了兰考的面貌。他习惯沉下去，少说多做，少开无意义的会议，获取第一手资料。他不习惯坐在办公室听人说，而是喜欢自己去做。为了弄清盐碱的分类，他亲自去尝，得出“咸的是盐，凉的是硝，苦的是碱”的结论，以此将土地进行分类。风沙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雨最大的时候，他带头冒雨涉水，查看洪水流势。他亲手颠了颠“三害”的分量，跋涉5000余里，摸清“三害”底细，最终找到了解决“三害”的办法——以林促农，以农养林，农林相依，密切配合；造林防沙，育草封沙，翻淤压沙，三管齐下。

2.在领导力上，焦裕禄“干部不领，水牛掉井”的观点与齐鲁文化担当作为精神高度契合

齐鲁大地，名士云集。姜太公治理的齐国，国力昌盛，经济发展，他实行的“因俗简礼”“尊贤尚功”“通商工之业”等政策，使齐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齐桓公选贤举能，任用管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的改革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在政治上，他施用国野分治的政策，使各级官吏兢兢业业；在经济上，采用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方针，促进经济繁荣；在军事上，采用军政合一的策略，提高士兵战斗力。在管仲的辅佐下，齐桓公成就了春秋功业。晏子作为管仲之后的一代名相，对齐国政治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他以身力行，匡正国俗，他擅内政外交，为国排难。鲁国的孔子更是一代教育家，他对“仁”和“礼”的执着，对弟子的栽培和领导，对后世都具有启发意义。人心齐，泰山移，领导干部想成事，能成事，离不开齐心协力，齐鲁诸国的稳定繁荣离不开各君主的知人善任。在这种领导力的作用下，齐鲁诸国的发展日益繁盛。焦裕禄袭承这种领导力精髓，善于分析局势，洞悉人心，知人善任。他身上有一股劲，这股劲能将困境中的人心聚在一起，将各方力量攒在一处，带领大家向上走，走出黑暗和困顿。

兰考县有“三最”之称，最苦、最穷、最困难。面对这“三最”，焦裕禄决心与它斗到底，但是当时的实际环境让不少干部吓破了胆，有些人开始有怨声。焦裕禄深知干部对于革命的重要性，他说：“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11]16找到了干部这个切入点，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他用多种方式，如讲述兰考革命史等给干部们助力。他代表干部们立志：“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在大雪纷飞时，他带领县委干部到火车站，让大家亲眼看一看百姓外逃、妻离子散何等令人痛心。他主张县委撤掉“劝阻办公室”的牌匾，代之以“除三害”办公室。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群众外流，堵不是办法，得疏导，即有计划地组织群众集体外出，去挖煤矿、修铁路，为祖国的建设发展出力。”在解决兰考与曹县的排水问题时，焦裕禄还对干部们说：“这个时候，共产党员、各级领导干部，就应该是群众的主心骨。你这个主心骨软了、撑不住了，就要出乱子。”[8]107在兰考这块贫瘠大地上想通过提高整个县委士气提高工作积极性，不是易事，然而焦裕禄还是做到了。领导干部们作为革命的排头兵，必须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不被困难打倒的能力，焦裕禄客观分析当时环境，既没有自视清高，也没有妄自菲薄，就这样带领县委集体杀出了一条“除三害”之路。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做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报告中提道：“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如果这‘一班人’动作不整齐，就休想带领千百万人去作战，去建设。”[12]党员干部作为党的各项事业的“主力军”，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找准政治站位，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在专业素养和专业能力上下功夫，还要提高政治定力和政治领导本领，以身作则，发挥引领带动和表率示范作用。焦裕禄要求县委干部在下乡时能坚持“抬腿就能跑，张嘴就能说，提笔就能写，见饭就能吃，躺倒就能睡”的工作原则。他说：“干工作，要走上步，看下步，心里想着第三步。要走在工作的前头，争取主动，一步主动，步步主动；一步被动，步步跟不上。”也正是因为他的领导和倡议，带动了整个县委工作积极性的高涨。这种领导力的发挥，因时因地制宜，在一个贫困县调动积极性不易，但焦裕禄还是闯出了一条路。

3.在求实观上，焦裕禄“先顾吃饭，后顾好看”的观点与齐鲁文化求真务实精神高度契合

齐创立之初采取的是因夷俗、简夷礼的政策，兼容并包，既保留本色，又吸收了多元文化，虽然与鲁国同处齐鲁大地，但是齐太公因时制礼，形成了一套与鲁文化特色迥异的文化。齐文化崇尚变革、创造，这点从太公自身的履历便可见得。此外，太公“尚贤”，礼贤下士，为国助益者皆可用。齐国依山傍水，视域宽广，造就了开放创新的文化环境。管仲上任时修齐太公的“九府圜法”，铸造推行统一货币“齐刀”，晏婴的节俭措施，都是根据当时齐国的实际情况实行的，而这样的求真务实精神也深深影响着焦裕禄。鲁文化虽然重礼，但在实际操作中也强调随时而变、随遇而转。焦裕禄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一直遵循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理念，这与齐鲁文化中的通权达变思想一脉相承。

焦裕禄深知“三害”重要性，时刻不忘自己的使命。就连在生命垂危之时，他心心念念的也是兰考。他说：“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你们把沙丘治好。”[11]18尽管治理“三害”如此紧迫，他仍然把科学规律放在首位。1963年，在县委书记会上，大家就泡桐栽种问题产生了分歧：一方认为泡桐就应该栽种在风口，以防风沙；另一方认为泡桐应该种在街道两旁，既美观又能美化环境。焦裕禄听了之后没有反驳任何一方，反而认为他们说得都有道理，认为这两种意见都应当实现，但有个先后步骤问题，最终给出了他的意见：“先顾吃饭，后顾好看。”大家欣然接受。焦裕禄干工作从不“死干”，而是充分尊重客观规律，实事求是。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论的观点，在政策实施之前进行大量的切合实际的实践，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他强调要干实事、出实招、求实效，反对不作为、摆姿态、求政绩的“面子工程”。也正是因为他的客观求实，让他摸到了“三害”的命脉。

焦裕禄喜钻研，好调研，能实干，抓问题关键。上任之初，他正是抓住了“三害”这个牛鼻子，一步一步解决，抓住了主要矛盾，才厘清了“三害”的来龙去脉。通权达变、通时达物是古时齐鲁名士遵循的治国之略，作为齐鲁后人的焦裕禄将其贯彻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我党一以贯之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实事求是是毛泽东精神的核心和精髓，也是每一个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应坚持的指南，焦裕禄坚持求真务实的精神，开拓创新，最终成功找到应对“三害”的方法。

三、焦裕禄精神中的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精神与齐鲁文化的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碧血丹心精神息息相关

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着中华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核。这种精神从距今3000多年的齐鲁大地就开始流传，深深影响了一代代的齐鲁后人。焦裕禄在困难面前就有一股劲，他喜欢迎难而上，不畏环境条件的艰苦，他把斗争意识放在首位，在“三害”面前不低头，有干劲，敢于斗争、敢于牺牲。

1.在斗争性上，焦裕禄“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观点与齐鲁文化自强不息精神高度契合

鲁国孔子好于礼，勤于学，富于知识，有过人的政治才能。他学识渊博，积极入世，即使遇到再多的挫折也不改本心，始终保持着乐观心态，晚年依旧“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其弟子也承袭老师本心，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此外，《象传》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更是将儒家积极入世、奋斗不止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齐国也是如此。齐国创立初面临艰难的处境，齐太公开疆辟土，立国之后又进行经济创业，稳定民生，太公所采用的安抚怀柔政策，稳固了国基，笼络了人心。没有太公创国之初的奋斗努力，齐无以立国。后世的齐国，擅用法，如管仲之法称霸，都体现了重功名、崇尚刚强的气质。出生于齐鲁大地的焦裕禄，逃过荒，要过饭，即使后来成为技工人员、党的领导干部，也始终不改农民本色，一直秉持着自强不息的精神。任兰考县委书记时他经常和农民共劳动，时常开襟解怀，挽着裤腿，在田间劳作。

初到兰考，面对当时“吃也愁，穿也愁，住也愁，烧也愁，出门愁，进门愁，前也愁，后也愁，白天愁，夜间愁……愁来愁去没个头”[13]的社会现状，焦裕禄号召大家不等不靠，积极自救。他说：“感谢党把我派到最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请组织放心，不改变兰考面貌我决不离开那里。”[14]上任后，他先是听取了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报告，后马上带领干部下乡调研，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他说：“我们干工作，不会的，钻进去，下死劲干，没有干不成的。”[15]面对现状，他积极开展自救，反对“伸手向上”的风气。焦裕禄认为：“救灾最好的办法就是‘生产自救，自力更生，有党的领导，有抗灾经验丰富的贫下中农，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不要怕’，‘小鸡有两只爪可以挠食，人有两只手，只要想法劳动就不会没啥吃’。”[16]在充分调研后，他组织有关人员起草《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县委群策群力，形成治理“三害”的综合性意见。这份文件对于治理“三害”做了长期性规划，是治理“三害”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同时，在调研中他还得出，要发展多种经营，提高生产，农副业都可以尝试，因地制宜。他积极探索“六包”“六定”政策，积极向群众学习，在群众那里得到了“贴膏药、扎针”的做法，对治理“三害”有了启发。

人生天地间，长路有险夷。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党就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的，斗争精神是共产党人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焦裕禄一直将斗争性放在重要位置。任兰考县委书记时，他不畏兰考的恶劣环境，发扬斗争精神。他说：“干革命就得敢闯！成功了，有经验；失败了，有教训。只要敢闯，就能从困难中杀出一条路来。”[3]139他发扬齐鲁文化的拼搏斗争传统，带领兰考人民找到一条奋斗路。

2.在奋斗观上，焦裕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能锻炼人”的观点与齐鲁文化奋发图强精神高度契合

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是齐鲁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种发展动力在齐鲁文化自身的发展滋养下，愈加升华固化，成为激励后世人进取奋斗的重要源泉；齐鲁文化提倡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理念与拼搏奋斗的内涵不谋而合。先秦儒家、墨家、兵家等齐鲁名派都主张积极有为的入世态度。孔子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以及其弟子岑参所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为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奋斗方向给予了明确目标；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都体现了奋发有为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已成为齐鲁后人奋斗的依据和典范，它激励着一代代后来人为国家昌盛、民族振兴、社会稳定、家庭幸福而不懈奋斗。

洛矿的九年，是焦裕禄头脑最“恣意”的时光。为了改进3.2米立车刀具工艺，他多次找苏联刀具专家茹拉鲁廖夫辩论，无果后决定自主改进。焦裕禄集合技术员，反复试验，摸排困难，终于将刀具进行了改进，提高了生产效率。后来，洛矿研制的2.5米双筒卷扬机以及45吨重启闭机，都包含焦裕禄的一份辛苦。他不怕生产工艺复杂，只怕不能学到真知识，再重的任务到他这里都可以被解决。兰考时光更是将他磨砺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兰考这个“烫手山芋”让人望而却步，但是焦裕禄用病弱的躯体承担了下来。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纵使知道兰考环境的恶劣也不曾放弃，一句“不治好沙丘，我们死不瞑目”表明志向。灾区工作多，事情杂，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大家都避而不谈，他却主动承担。“三害”这个遗留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不仅仅是自然原因，更是因为以前大家只是想了，却没有付诸行动。焦裕禄不仅敢想，而且敢做，他坚信困难压不垮意志和信念，矛盾总会解决，唯有奋斗才能改变兰考落后的面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家宝”。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说：“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干工作才能成就伟业。焦裕禄深知这一道理。实干是焦裕禄工作中遵循的重要法则，他坚持“身入”基层，“心到”基层，他主张“干实事、出实效”。在兰考的475天，是奋斗实干的475天。在这样一个贫困县开展工作谈何容易，焦裕禄克服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更有病痛的折磨。他怀有满腔热忱，无怨无悔，在奋发进取的齐鲁文化的激励下，一步一个脚印为民创业、艰苦奋斗。

3.在奉献性上，焦裕禄“领导人民苦战三五年，不达目的，死不瞑目”观点与齐鲁文化碧血丹心精神高度契合

鲁人的爱国情怀延续了春秋时期的邦国本位观念，“保彼东方，鲁邦是常”“泰山岩岩，鲁邦所詹”（《鲁颂·闷宫》）就是邦国观念的最好体现。鲁国爱国人士的英勇事迹不在少数。齐国伐鲁时曹刿献策，保家卫国；柳下惠郁郁不得志时被劝说离开鲁国，他却因为家国情怀不愿离开父母之邦；孔子侍奉齐景公离开时“接淅而行”，离开母国时的表现令人动容，“迟迟吾行也”不愿远离母国，邦国观念深厚。齐鲁后人焦裕禄将这种家国情怀进一步延伸，他将全部的经历和生命都留在了兰考大地，“为有牺牲多壮志”，只求兰考脱贫致富。事实证明，他成功了，他的躯体永远留在了兰考大地，他的精神熠熠生辉。

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中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句“敢教日月换新天”，深深地影响了焦裕禄。1964年，经过一年的奋战，“除三害”工作已经取得了实效。为了鼓励干部士气，躺在病床上的焦裕禄不顾病痛，披上衣服，提笔在纸上写下了《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题目，他列了四个标题：“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由于这时他的肝病已经越来越严重，他握笔困难，因此文章只开了个头，还没写完，第二天他就住进了医院。在困难面前最不能丢的是骨气，挺直腰板，直面困难，怀着“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焦裕禄轻装上阵。一个好干部，是懂得政治艺术的，焦裕禄抓住了这一点，明白困难时期调动群众自救积极性的极端重要性。于是，抓典型、树榜样的活动陆续展开，他通过“双杨树、秦寨、赵剁楼、韩村、坝子”五个典型榜样村调动了整个兰考的积极性。焦裕禄的老战友程世平曾这样说过：“我想，没有焦裕禄抓典型的方法，兰考不会在治理水、沙、碱‘三害’中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8]127这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和树典型的工作方法，鼓舞了整个兰考县，大家“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坚决改变兰考面貌，奋斗不止。

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中说：“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习近平说：“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品格，也是焦裕禄精神的重要内容。”[17]学习焦裕禄精神，还要注重学习焦裕禄的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精神。当前国际环境波谲云诡，我国周边环境敏感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仍然很重，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充分考量各种机遇，在前进中发扬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实干精神，逢山开道，遇水架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18]要深入挖掘焦裕禄精神的实质，找到其深层的文化理论渊源，将这些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利用其中蕴含的优质文化基因与强大文化生命力滋养精神文明，以精神文明的升华推动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以一往无前、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不断书写中国共产党人新的精神史诗和党的事业的伟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