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乾坤，李天道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68)

引言

加缪，一位出生于法属阿尔及利亚地区的哲学家。自存在主义思潮传入国内以降，暴露在公众视野中的加缪作为该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可谓是大行其道(尽管他本人拒绝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立场)，学界对他的研究几成显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对我国的学术思想和现实生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位英年早逝的人物已被谈论了半个世纪之久，可谓“老派”且“陈旧”。但一个陈旧的话题，不等于一个被穷尽的话题。关于加缪，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一方面，《鼠疫》《局外人》《西西弗神话》已然成为西方世界的现代经典文本，在诺贝尔文学奖荣誉的加持下，堪称“破圈”之作；另一方面，诸如《反抗者》《流放与王国》《反与正》等短篇小说，却鲜有人问津和探访，零零星星的研究更是不成气候。那么，这些篇幅不大的文本中藏着哪些尚未被发掘的思想资源？用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去厘清隐藏于语词背后的写作立场，对于研究加缪而言，能否视作一种有益的尝试呢？囿于限定的文本范围(即《流亡与独立王国》内包含的六个短篇小说)，我们采用了三个角度进行论述，这难免会出现文本的重叠。这是笔者有意为之，或说，在相同的文本中本就存在解读的多维性。或许这种略显繁琐的循环论述，正是克服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知觉时所提出的侧显问题的一种方式，也正是抵达萨特所谓完满的直觉的阶梯。在重叠中螺旋上升，借这阶梯，走进加缪的思想世界。

一、叙事的反转与颠覆

德国现象学家瓦尔特·比梅尔在《当代艺术的哲学分析》一书中，曾对卡夫卡的《在流放地》进行解读。他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荒谬原则就是把某物颠倒为它的反面。卡夫卡《在流放地》这篇小说的构造原则就是由意义向荒谬的倒转，直到这种荒谬最后扬弃自身[1]33。在加缪《流亡与独立王国》短篇小说集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反转和扬弃。这种反转通过一种意义向另一种相反的意义的跳跃得以呈现，这种扬弃通过作品情节的推进得以揭示。加缪叙事笔法的游弋，颇有草书的飘逸之风，恣肆的线条全无规律，一如运笔的轨迹难以把捉，六个短篇间的联系也模糊不清。正是这种含混不清的暧昧风格，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后现代哲学家所主张的议题：拒绝被归纳、拒绝被解读。文本不大适用结构主义式的条理分析，但通过下文的论述，我们或能厘清一些思路。

在《不忠的女人》中，率先进入读者视野的，是一辆在荒原上行驶的大巴车，这表明故事发生在旅途中。加缪用简单的笔墨交代了主人公雅尼娜同丈夫马赛尔展开这段旅程的缘由：一方面战争爆发，丈夫的布料生意需要寻找新布源，此举可避免中间商的盘削，直销阿拉伯商贩；另一方面，与妻子早年的旅行约定也间接催发了这次旅行。在嘈杂沉闷的车厢里，雅尼娜偶然间发现了一位法国军人，他两眼明净、身材修长，让她红了脸庞。此刻，身旁目光呆滞、体态臃肿的丈夫与这位军官形成了鲜明的比对。进一步联系小说的标题，读者或能预判出一个可能：女人的不忠指的是在旅途期间，雅尼娜情投法国军官，背叛了丈夫。到达旅店后，情节的走向也相当符合这一预判。他们在阿拉伯一家肮脏的客栈入住，军人迎面从雅尼娜身边经过，似是伏笔。反观雅尼娜，奔波旅行的劳累和倚栏远望时的寒风使她患上了感冒，在床榻上辗转难眠的她问了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受苦？马赛尔真的爱她吗？一番思量后，雅尼娜得出结论：他是意志薄弱、无反抗能力的男人；痛苦总会使他惊惶，可以说他是她的孩子。他需要她[2]15。

至此，女人的不忠有了无爱的婚姻作为基础，出轨似乎“合情合理”。趁着夜半，丈夫熟睡，雅尼娜更是偷溜出门。加缪试图误导读者把雅尼娜不忠的落点置放在那位法国军官身上，将读者阅读的期待视野提前铺好，堪称“狡猾”。但他笔锋一转，开始描绘女人出门“撞见”的阿拉伯城区的原始自然：深沉干寒的夜色、千万颗闪烁的星斗、大漠的荒石、宁静的苍穹。那游牧人的帐篷，迎面所遇的景致对她而言是全新的一切。那是高原夜景隐秘的召唤，是生活在别处的“他者”的引诱。她一心向往他们，那迄今她一无所知的人们。末了，加缪揭晓出雅尼娜所不忠的并非不爱她的丈夫，而是当下的生活，那种望着百叶窗，岁月渐渐流逝而全然不觉的生活。让她战栗的，是在异域远眺所见的那种遥远的生活。那种陌生的呼喊和景象在引诱她奔向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相同的颠覆与反转出现在剩下的五篇小说中：《无声的愤怒》，工人依瓦尔对老板拉萨尔的愤怒是通过罢工活动得以彰显的，但这种愤怒转身便成了一种对荒诞世界的愤怒；《东道主》，达鲁把生死的选择权交给阿拉伯罪犯，在读者都以为阿拉伯人会选择通往生存与自由之路时，他却走向了死亡与监狱之途；《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画家约拿斯在名声大好之际遭遇创作瓶颈，阿谀奉承者纷纷离弃。他决意闭关，但几近魔怔之后，伟大的画作却仍未出现，空无一物的画布上仅有几个又瘦又细的字母；《长出来的巨石》中，达拉斯特背起那块巨石，没有如众人所盼，将巨石用作祭祀，而是将其背回原点；《反叛者(混沌的头脑)》，原本心志坚定的传教士经受一番严苛的身体酷刑后，从信奉善的信徒，转变成侍奉恶的傀儡。

经审视后稍加总结，这种反转是如此清晰，其范围覆盖到信仰的善恶、自由的摇摆、生死的抉择、生活的可能。在加缪的笔下，人生存于世所要面对的重大抉择几乎通通被反转了。我们可以借这种反转的力度和次数来窥见世界荒诞的真相。在加缪笔下，存在者的理性在反转中扭曲、变形，成为了精神世界里一种失落的价值。世界合理性的基础崩塌为一片虚无，自启蒙运动以来高扬的理性精神已然在废墟中宣告了自身的式微。身处时代价值断裂带的存在者，在荒诞世界中踽踽独行，彷徨着，踌躇着，追寻着新的理想家园。

二、孤独与异己的揭示

熟悉加缪的读者应该知道，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加缪在其文化认同上始终持有一种复杂的心态。一方面，阿尔及利亚的阳光、大海赋予了他热烈的童年，在这块北非的土地上有他挥之不去的记忆。正如加缪在《夏》中所言：我在铁和火中走遍了我们的城市。我勇敢地面对黑夜开口而笑，我呼唤着暴风雨，我将永远忠诚。另一方面，在法国巴黎的求学生涯又使得他不自觉地靠近这座欧洲文化重镇。他用法语写作，试图融入其文化圈子，与萨特、波伏娃等名流一度交好。加缪拥有双重文化背景，使用双语并主动使用移居国语言写作；以文学创作的形式在异国他乡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诉说对母国(文化)的诸种情感[3]。但一种身在异乡的孤独感始终围绕着他的创作生涯。同样的，这种孤独感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也有很明显的体现。

《东道主》中的达鲁是法国偏远边境的一名小学教师，他过着近乎僧侣式的简单生活，清贫寒苦。一日，警员巴尔杜奇将押送一名阿拉伯杀人犯的任务临时交付于他，称分局警力有限，望其相助。虽然同属法籍，但达鲁却并不赞同警局对该阿拉伯人的审判。在过夜时，他时刻提防罪犯逃跑或图谋不轨，但阿拉伯人却相当规矩本分。这是对审判的第一次嘲弄：如此老实的人竟犯下杀人之罪。次日，达鲁将干粮钱财赠予这名罪犯，并告诉他，南方是游牧部落，那里有新生的自由。因为按照规矩，部落会接纳他。东方是廷基特警局，那有未知的裁决，等待他的是审判。这意味着，生与死的选择权交到了阿拉伯罪犯自己的手上。出人意料的第二次嘲弄出现了：达鲁返回教室时，发现阿拉伯人正通向囚徒之路。在黑板上，罪犯笨拙的字迹写着：“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休想有好下场！”

在清晨的淡雾里，一个被审判的“自由”人，出于良知和道德的自觉，坚定地追赶着监狱。达鲁仰望长空与荒原，感到难耐的孤独。这种孤独感在于，一方面，身为法国人的达鲁不赞成同胞对阿拉伯人残酷的审判，在短暂的相处中，他更能从这位秉性淳朴的罪犯身上感受到一股亲近和熟悉；另一方面，他的善举却不能被阿拉伯人所理解，在罪犯眼中，法国人都是黑乌鸦。达鲁成了两重文化的局外之人，在异己的双重认同中倍感煎熬。我们不难猜测，这种煎熬可能同样会出现在加缪的身上，文化殖民认同与归属的问题伴随着这位敏感作家的一生，使其在法国与阿尔及利亚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如果说，《东道主》中的孤独感体现在文化认同的两难上，那么，《反叛者(混沌的头脑)》则牵涉到信仰选择的两难上。“我”自小是一名传教士，坚定地信仰着仁慈的主。主是慈爱的上帝，即便左脸被扇了一个巴掌，他也会把右脸递给敌人。但这种善的信仰在“我”来到野蛮人的国度试图传道后彻底崩塌了。拷打、禁食、割舌，在一系列毫无人道的身体酷刑后，“我”摇身一变，成为了野蛮国度“恶”的奴隶，“偶像之家”的卫道士。“我”，作为上帝的反叛者，第一个加以报复的目标就是新传教士。令人绝望的是，在新传教士所带来的炮火猛攻中，“我”发现自己的新信仰——“恶的偶像”是如此不堪一击。在绝对武力下，“我”成了“恶之偶像”的遗民，陷入了精神混乱。在毫无逻辑的独白中，“我”揭示了一个事实：无论善恶信仰如何更替，无论谁赢得这场信仰之战，千千万万人照旧在亦善亦恶中，不知何去何从。

这种信仰的崩塌意味着人精神家园的虚无，昭示着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诚然，在加缪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宗教色彩，诸如普洛丁、诺斯替教和奥古斯丁的思想都对他产生过影响。但加缪发现自己的职责在于照顾那些既无信仰，也不确信上帝存在并且无希望得到上帝恩典的人[4]23。人漫游在偌大的世界中，心灵无所归依，直面的只有荒诞。有的人承受不了这冰冷的真相，在物理的肉体上自杀了，借死亡逃避荒诞的重压；有的人企图借助信仰来逃避荒诞，逃至上帝的伊甸园，逃至宗教的彼岸，加缪称之为哲学上的自杀或精神上的自杀。加缪对这两种态度都作了明确的否定。如果说通过前者，加缪对芸芸众生某些逃避人生的行为表示了反对，那末，通过后者，加缪则对历史上一切有神论的、宗教的世界观，一切神秘主义的哲学与哲学家进行了一次清算[5]。

只有真正的荒诞英雄才能直面荒诞人生，进而反抗它、战胜它；而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在流亡途中忍受那孤独。在《流亡与独立王国》中，我们能够分外感受到主人公在“流亡”途中那种异乡人的孤独。雅尼娜(《不忠的女人》)在夜半孤独地面对寂静的旷野星垂，心中情思涌动，无限感慨；达鲁(《东道主》)望着罪犯的身影，看着他一往情深的大地，何等难耐的孤独；达拉斯特(《长出来的巨石》)在频繁的人际交往中倍感空虚,相比热闹嘈杂的人群，他宁愿独自待在泥泞的山坡上；依瓦尔(《无声的愤怒》)在结束制桶工作后，在自家阳台上独坐，等待夜幕降临,这也是孤独感的不二表征。以上所有孤独感的源头都在于一种异己性，即，人不仅与他人、社会相排斥、相出离，甚至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异己的存在。这三重异己性的昭示告诉我们，我们必将通往荒诞的道路。

三、荒诞与反抗

目前学界对加缪的研究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加缪创作生涯的大部分作品有着两个比较主要的母题。如余乔乔所言：“荒诞”与“反抗”是加缪哲理中两个最主要的支柱[6]。或如郑克鲁所言：加缪的作品提出了一些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两个，即对荒诞的认识和对命运的反抗[7]。一方面，加缪认为一切业已证明的事物都值得被怀疑(这种证明可能基于某种信仰或价值观念)，从而导致一种荒诞感——一种哲理上抽象的荒诞。这是本文在叙事反转上的论述尝试，反转了已经明证的观念、价值、信仰和生活。另一方面，他发现人类一切的意义都是知识构建的结果，这导致了另一种荒诞感——一种挥之不去的漂泊感、孤独感。这是本文在异己孤独上的论述尝试，孤独感无处不在、如影随形。令人眼前一亮的是，在众人都因荒诞世界的真相而倍感沮丧之时，加缪提出了面对荒诞应有的积极姿态：反抗。成为反抗者，成为西西弗斯，成为用一生去追求意义的荒诞英雄。在一生中不停地“成为”，生活本身并没有意义，所谓意义是人用行动去生成的。加缪的这一思想可上溯至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萨特认为，人并没有所谓的既定本质。这一主张与大陆唯理派的天赋观念大相径庭，更倾向于洛克的“白板说”。所谓本质是后天的行为铸造而成的，人的本质不同于物的本质，因为后者是事先被规定好的，而萨特的这一思想，可再上溯至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曾有过表述：存在者是其所是，取决于他如何去是。某物是什么，仿佛物的特性被“是”所框死和定性。但海德格尔认为，“是”，并非现成的物的属性，而处在一个生成的状态当中，是流动着的未定。

在这里，笔者仍然保留一个疑问。沿着加缪的逻辑，在荒诞世界面前，理性、信仰等终极价值都被解构掉了，那些曾经被认为具有某种意义的知识体系不过是人类建构而出的产物。那么，荒诞如何自证自身并非这种建构的产物呢？虽然荒诞本身并无意义，但面对荒诞所采用的反抗者态度难道不是经建构方才具备一种被给予的意义吗？诚然，这一疑惑指出了加缪尚未跳出传统形而上思维的事实，但不能忽视的是，他的理论和作品并非一种纯思辨性的哲思，而是一种生活哲学。我们应当看到，荒诞哲学成为战后文化重建，人们重拾生活信念的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理当对其进行宣扬。

(一)荒诞世界

长年累月的重复生活可能会使一个人囿于生活的惯性，某日，当他突然对自己发问：为什么？这时，荒诞始现。《西西弗神话》开篇语出惊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8]79。荒诞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挤占人的生存空间，它极有可能导向虚无主义、神秘主义。《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中的约拿斯自小父母离异，但他却拥有着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一切：父母离异只是徒有虚名的不幸。因此“不幸”，童年的他得到了加倍的父爱和母爱；因此“不幸”，他也收获了拉多那份忠诚的友谊；囿于惯性，他的绘画事业小有所成，衣食无忧；顺其自然，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娶了堪称贤妻良母的女友。约拿斯在不幸的原生家庭的作用下，得到了常人理想生活中的一切美满，不可不谓荒诞至极。但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我们却能捕捉到这位画家的“阿克琉斯之踵”：他并没有真正的主见和追求。每逢一事，无论是福是祸，他总认为是“福星”所带来的结果。画作名气渐长，家中门庭若市，是“福星”降临的结果；画作无人问津，家中门可罗雀，是“福星”消匿的结果。长此以往，日复一日，他的人生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泥淖。当众人离散，才思枯竭，终日惶惶时，约拿斯依然对这一事实全无察觉。他爬上了阁楼作画，几乎与世隔绝，企图用这种荒谬的方式重获“福星”的宠幸。但直到心力衰竭，跌下阁楼，他也没有等到“戈多”。“那空荡的画布没有成为传世的杰作，只有几个又瘦又细的字母，很难辨认那意思是孤独还是互助。”[9]77至此，读者发觉约拿斯生活世界的荒诞真相。他并不以一种主宰的姿态控制自己的生活，他的主体性消匿在神秘主义的阴影之下，他的所作所为宛如一具被掏空的傀儡，没有目的，没有意义。

约拿斯这一形象与《局外人》中的默尔索极为相似。默尔索对自己的生活也全无激情：在得知母亲离世的消息后，他的情绪并无起伏与波澜；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他的反应也是麻木呆滞的；在神甫的布道前，他更是满脸的木讷。两者同样对自己的生活毫不关心，区别在于约拿斯尚且有所寄托，寄托于那缥缈无踪的“福星”身上；而默尔索全无依靠，赤裸裸地旁观着自己的生活。他们都是在荒诞世界里行走的个体，漫漫长途，神色冷峻。加缪致力于揭示出生活在荒诞世界里，却浑然不知这一愚昧状态的可怖之处。在加缪看来，想要摆脱浑噩的状态，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到关于世界荒诞的真相。

其实，关于荒诞世界的揭示，二十世纪的诸多艺术家都有所涉及：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马尔罗的《征服者》等等。在加缪这里，荒诞成为了世界的不合理性与人们内心所期望的理性对立冲突后的产物。被上升到哲学高度的荒诞体现出人们对于幸福和理性的呼唤与世界的沉默之间的对抗，这股张力明确表现在约拿斯与默尔索身上。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荒诞作为一个现代审美范畴，在不同个体之上的抽象普遍性。

(二)荒诞英雄

如上所述，荒诞的真相是尼采大声宣告“上帝死了”，理性与信仰的双重意义崩塌之后的产物。但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可只破而不立，如海德格尔一针见血指出现代技术桎梏此在，使之沉沦于世。思者应基于此在的被抛而回抛，肩负其思的让予，诗意地栖居于世。亦如萨特直面时代的虚无，在被判处名为自由的无期徒刑之后，依旧坚守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之路，终生著书，积极参与时代的建设。二战后，一种消极颓废、悲观失望的情绪笼罩在知识分子身上，由于沉闷、孤独、被遗弃的体验，藉此形成了一股放荡不羁的风尚。存在主义标榜个人与自由，受资产阶级青睐，故而大行其道。然而稍有偏失，这种哲学思潮就会成为享乐主义和纵欲主义的遮羞布，在人们精神家园和价值观念的混乱废墟上，加缪的价值同海氏与萨特一样，更在于重建。西西弗斯日日服着苦役，疲惫绝望，但在这样的生活中，西西弗斯却找到了幸福的光芒。他犹如一个大写的人，重新将人的主体性和责任感确立下来，使得人类在文化的土壤里重新树立起这一伟岸的形象。

除《西西弗神话》中的西西弗之外，《长出来的巨石》里的达拉斯特可谓是荒诞英雄的又一典型化人物。达拉斯特是一个小镇的工程师，因修建小堤帮助低洼街区永避周期性水患而名声大噪，成了这片土地的名人。街区领导对其百般关照。达拉斯特对这种世俗的交际并无多大兴趣，他敷衍而过。同时，小镇的居民特别痴迷于宗教性的活动，热情邀请他参加，但置身舞会和祭祀活动的达拉斯特对此也不热衷。他眩晕于舞会，一阵呕吐之后，只身走向自然：大河响亮的波涛、森林朦胧的轰隆声、湿漉的夜色、芬芳的花草、蓝色光泽的大海。置身于天地山河之间，达拉斯特更能感到安心与自在。翌日，在旅途中所结识的大厨遇到了“危机”。大厨曾遭遇过海难，生还渺茫，在绝望之际，他暗自许下承诺：若获救，就背负一块五十公斤的巨石前往祭祀，以表其诚心。果然，心诚则灵，大厨活了下来。他信守承诺，背上巨石，却在通往祭祀的路上，不堪重负，脱力倒下了。原因是健壮有力的他在昨夜的舞蹈中耗费了大量体力。这里，荒诞的一幕出现了：大厨因信仰而全力舞蹈(全力舞蹈表示一种虔诚的态度)，也因信仰无法兑现诺言。忠诚的信仰导致了一种两难的困境。随后，达拉斯特接过巨石，直面颇具反讽意味的荒诞——他并未选择完成大厨的承诺，即，将石头背至祭祀处；而是原路返回，将石头背回大厨家中。肩上的巨石压得他疼痛不已，他却是幸福的。文末这样写道：“他聆听自己的身躯，觉得袭上心头的是一股无以名状却汹涌澎拜的欢乐之潮！……达拉斯特伫立在暗处，视而不见，却听得汩汩滔滔的水声，那声音使她心头充满躁动不已的幸福感。”[9]106面对世界荒诞的真相，人应该奋起反抗，成为一名荒诞英雄。这是达拉斯特所秉持的信仰，也是加缪所理解的英雄主义。

达拉斯特的形象与《鼠疫》中的贝尔纳·里约医生颇为相似。里约医生在全城的鼠疫前深知医学力量的有限性，但他仍尽医生的本份，忠于职守，医治病人，防止鼠疫继续流行；他日夜奔波，不辞劳苦与危险，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10]。两者都作为反抗哲理的形象载体与西西弗斯神话里的荒诞英雄神合，区别在于，相较于达拉斯特，《鼠疫》中里约医生的反抗意识更加深刻、更加有力。面对病毒，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颇具一丝大无畏的悲剧色彩。达拉斯特仅仅作为觉醒者，萌生了反抗的意识。如果说恍然大悟的达拉斯特是反抗者的第一阶段，那么高度自觉的里约医生则是反抗者的第二阶段。

从《西西弗神话》到《反抗者》，从达拉斯特到贝尔纳·里约，加缪迈过了荒诞，走向了反抗。仅仅意识到世界的荒诞，可能会让人停留在软弱的价值虚无之中，只有当人觉醒了反抗的意识，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无神论人道主义理论。但在这里，我们还剩下一些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反抗的方式是什么？反抗的力度如何把握？反抗的效果如何评定？面对诸多的问题，加缪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起码在《流亡和独立王国》中，我们并未看到相关的论述。其实，关于反抗的力度问题，在加缪看来，“古希腊式的节制”较为适用，即对荒诞的反抗也有一个限度。但要如何把握这种尺度，加缪同样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余下的问题，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畴，就此作罢。

结语

加缪在《流亡和独立王国》中，向我们展示了漂泊在荒诞世界上的存在者，这以类存在的方式生存于世的存在者，以一种叙事手法上的反转和颠覆得以呈现，以一种难言的孤寂之感得以表示。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类似欧·亨利式的反转视为荒诞感的一种特征，把贯彻始终的孤独感视为荒诞感的一种表现方式。从这两个特征中，我们加深了对于荒诞的认识和理解，荒诞作为类主题是文本的核心理念之一；同样，反抗的类主题是文本的另一核心理念。他希望重新寻回生活的真实性，从反抗建立的价值出发，把这些价值融入日常生活和具体生活体验当中[11]161。《流亡与独立王国》的六个短篇小说，都是加缪在哲学价值论领域的具体展开，他试图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思想，用简约的话概括表述就是：直面反转与颠覆，直面孤独与异己，直面荒诞，成为西西弗，成为幸福的人，成为反抗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