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二十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加缪的《局外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据说这是学法语的人都得会背诵的一个开头，我没觉得它有多么动人，但它带有一种宗教的味道，读过之后再也无法忘记。

我一直在想，我为何这么容易就被加缪征服了，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那时，当我告诉一个上中文系的老同学说，我决定把加缪作为自己第一篇阅读随笔的主题时，他温吞地回应：不错，但是喜欢加缪的人不是很多吗？

罗伯特·泽拉塔斯基，和我一样对加缪的魅力之源有兴趣，他的《阿尔贝·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是我读过的第四本加缪研究作品。泽氏热爱加缪——我觉得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厌恶加缪而去专门写书作研究——他断言，加缪的魅力在于他的观念，他的真诚，他用这本小书“追溯了贯穿加缪一生的‘熟悉的观念”，因为“极少有作家像他一样，作为一个为他自己的生命、也为我们的生命写作的人，展现在我们面前”。

我被《局外人》所迷，被莫尔索打动，是因为觉得莫尔索很酷。我们被教导在一定的场合必须有一定的表达，比如妈妈死了就得哭，得哀悼，而莫尔索却完全不顾那一套。这实在太酷了，哪怕莫尔索后来被处死，他表面上的“冷血”成了一条关键罪名，可愈是如此，我就愈爱他和创造他的加缪。但是，泽拉塔斯基的书提及了《局外人》背后的观念：这篇小说发表于1942年，正是维希时期，法国国内的傀儡政权与纳粹德国一道，残忍迫害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莫尔索不只代表一个叛逆青年，他更是一个被社会孤立的边缘人。

道德关怀理应是动人的，但往往十分危险，因为现实中，言说道德常常会陷自己于高调，而遭到一般人反感。加缪的道德立场从莫尔索开始就那么坚决，在泽拉塔斯基看来，书写边缘人、少数人、被孤立的人，让他们发声，倾述他们在无力和困惑之余体验到的真实的生活感受，是加缪一出道就主动担负起的义务。而且，加缪的道德感直接来自他的经验：当1945年法国解放，国内对勾结德国人的“法奸”展开民间大搜捕和审判的时候，加缪又及时地感知到那些“法奸”的孤立位置。颇有才华的反犹记者罗贝尔·布拉西亚克，就是最引人注目的法奸文人之一，加缪鄙视他，但他在申请刀下留人的请愿书上签了名：把自己的道德观贯彻如一。

大局、“历史趋势”之类的东西，始终无法动摇加缪的道德观念。泽拉塔斯基说他的道德直抵生命，这有两层意思：第一，所有人的生命他都在意，他认为一个人被剥夺生命是世上最严重的时期，所以他是基于反对死刑的理念要求宽待法奸；第二，他每次言说道德，总是从生命体验出发，从不屈从某些抽象的口号、信条、意识形态。最佳的证明就是后来他对苏联的态度：他一直是左派，并非不信社会能变得更好，但是，当他认定苏联要以一个美好未来的名义任意侵害现在，剥夺人的自由和生命，他就断然与苏联和亲苏的法国左派决裂。

加缪短暂的一生覆盖了从一战、苏联大清洗、二战到阿尔及利亚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而更大的背景则是世界的两极化、美苏的冷战，所以知识分子一直面对站队的压力，你选择站在哪一边，就要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加缪是屈指可数的哪一边都不站，只听从自己内心的道德的人，所以他在1950年后越来越感到孤独，因为处于冲突之中的人，没有谁会将一个有自己原则的知识分子看作自己人。

加缪的名声是在他去世起码三十年之后才恢复的。在冷战格局瓦解后，他光明磊落地捍卫道德之本义、人道之立场，终于受到了肯定。生在这个时代真是有幸，我可以以后见之明清楚地看到加缪和他的朋友及敌人之间孰是孰非。在任何时候，加缪的作品都会是一种清醒的力量，让人内心安定，视野明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