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开

(成都锦城学院，四川成都 611731)

2021年8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刘勤教授新著《神圣与世俗之间：中国厕神信仰源流考》(以下简称“刘著”)，为中国神话研究的拓新之作。所谓“拓新”主要有二：

其一，厕神研究在中国学术界长期寂寞，而日本、韩国等国外学者早已捷足先登。刘著以“俗神”信仰为背景，突破学术“禁区”，取得了新的成果，推进了中国厕神信仰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神话研究的步伐。

其二，厕神研究极难。它是中国民间俗神的典型代表，呈现出隐秘性、原始性、典型性和辐射性特征。正因如此，其表现异常复杂。刘著主要通过运用“四重证据法”、空间生产理论、比较文化学研究路径，探求中国厕神产生、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其学术研究路径的创新，对于神话研究极富启发意义。

一、厕神的历时性研究：“神话四态”与“四重证据法”

历史的起点，是逻辑的起点。刘著提到：“谈神话，谈厕神，谈紫姑，都有一个根本前题性问题，即其神话的形态。”为了区分神话的产生、构成、演变，刘著创新性地提出了“神话四态”理论，并将厕神区分为原生态、再生态、新生态和衍生态四态。此为论著的基本理论前提。在方法论上，刘著又以原生态神话为基点，根据某一厕神及其相关信仰与原生态厕神之间联系的“度”，分成了三类：与原生态厕神有密切联系者、与原生态厕神有相当距离者、失去神圣性的衍生态厕神。论著从宏观上把握了中国厕神的发生、构成、发展、演变，删繁就简，纲举目张，将纷繁复杂的中国厕神资料统筹起来，梳理得井井有条。

刘著自觉运用了“四重证据法”来分析大母神、粪肥与厕神之间的关系。此外，辅之以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方法，诸如文字朴学辨析甲骨文中的“粪”和“弃”字本义、“子”的本义等，并作出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推测：“很有可能最初‘粪’和‘弃’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同一字。”

关于《诗经·大雅·生民》中的神话意蕴，虽已多有学者探讨，但刘著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石上，对于《诗经·大雅·生民》“三弃三收”的来源，提出了自己全新的见解：“三弃三收”源于周人原始“血祭沃土”，并说“最初的牺牲(捐弃之物)，应是部落首领的孩子，或是大巫师的孩子，或是首领和巫自己，总之是被公认的最好的‘种子’或地母的孩子(捐弃之物)，是献给地母神的‘最高贿赂’，也是得到她护佑和赐给食物、子嗣的条件。后来才用一般的人，再后来用地位低下的人。之后才是用一系列替代品，比如人血、指爪、毛发等，或动物和牲畜”。

结合农业文化常识，刘著认为：“祭祀地神用血，其根本原因是血代表着生命，所以将其祭献给能吐生万物的大地，是再好不过的礼物了。当然，在客观上，血液尸骨腐朽后，又确实肥沃田土，让植物长得更好。这既是献给大地的礼物，又是具有宗教意义的施与大地最早‘肥料’，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最早的‘粪’。”进而熟练运用“四重证据法”，并梳理成一条条证据链，文献浩繁，包括河姆渡、半坡、马家浜、良渚、龙山、石家河考古成果；大量甲骨文材料；传世古籍和方志；民间口传和民俗资料等等。

二、厕神的共时性研究：空间生产与个案考察

人厕空间形成后，粪神信仰、猪神信仰与厕之空间信仰三者合流并水乳交融。此为刘著又一大探析领域。在此，刘著探讨了南方干栏式建筑、北方穴居式建筑、早期四合院式建筑等的人厕和猪圈空间，进而分析了厕之空间的功能、特征与鬼神信仰。“家”的功能演变，正是依赖于由“豕居”到“人豕共居”再到“人居”的发展演变。基于此空间的鬼神信仰，具有正负两方面特征。

刘著还敏锐地用性别文化视域来审视厕所空间的文化意味。考古资料表明，从汉代开始，厕所不仅强调封闭，而且逐渐有了男女厕之分。刘著指出：“从性别文化视域来看，厕所的封闭是女子如厕封闭的需要；男女厕所的分离和内外厕所的隔离，也是女子如厕更加封闭的体现。女子如厕的单方面封闭，一方面有生物学、人类学的依据，另一方面也是男权社会下对女性进行性控制的文化制度使然。”如此种种都促进了中国厕神的女性化(阴性化)和异化。

刘著全书不仅多有宏观论述，提纲挈领，更有不少精细的个案研究，对苏轼笔下紫姑书写的研究便是一例。苏轼的紫姑书写共有《子姑神记》《仙姑问答》《少年游》《天篆记》《是日偶至》《广州仙女》六篇。刘著先考订了篇目时间、顺序，再梳理这些作品中的内容和思想情感，发现“苏轼对紫姑神的态度是极其复杂而矛盾的：既有同情、赞叹，又有自比、自悼，还有揶揄、讽剌，甚至疏离、批判”。最后，刘著分析和阐释了造成这种矛盾的深刻原因。层层递进，抽丝剥茧，细腻深刻，亦颇有女性学者的特有温度。

三、厕神的比较研究：国际视域与田野考查

越是古老的，就越是世界的。因此，中国神话中的不少现象，也是世界性的。

在中国禅宗史和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雪隐”和“东司”是极其特殊也很重要的词汇和文化现象。刘著运用扎实的文献学知识和方法，先是考辨了“雪隐”和“东司”的语源，进而揭示了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净头传统，以及由此管窥中日禅宗文化的交流状况和佛教的厕神(鬼)信仰。

关于“雪隐”的语源，“‘雪窦重显说’占绝对优势，今天看来这一论断也是正确的，但为什么正确，惜无人疏通论证”。正因如此，刘著率先对之进行了严谨而具有说服力的疏通论证，认为此说经由竺仙、梵仙等发挥，对日本影响巨大。关于“东司”的语源，刘著认为“东司”是禅林厕所的称谓，虽源自中国，但在日本文献中保存得更多。这不仅反映了中国禅宗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日本的本土特点。当然，刘著层层论证和推导，最后不忘落脚在“作为一种有着古老宗教底蕴的宗教，佛教外在的日用轨范和义理又往往根植或伴生着内在的神灵信仰。‘净头传统’的形成若从其根源来说，即是佛教的厕神信仰”。于是水到渠成地讨论了佛教中的厕神信仰，尤其是佛教厕神乌刍沙摩明王。

在中韩厕神比较部分，从韩国古巫歌《门前本解》的版本探讨、译介入手，分析了《门前本解》中的基本形象，再进一步从五个方面对比分析了韩国厕神怒一底大和中国厕神紫姑的异同：现代遗存；对“污秽”的强调或超越；“全恶”或道德典范；二者形象的对立、同源、易位与改塑；儒家道德评价等。以上，仍然是层层递进，论证逻辑严密。

田野调查方面，刘著采点于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四川汉源地区，抢救性地搜集和记录了当地厕所物态文化与心态文化，诸如厕所风水与禁忌、民间秘传与犯煞故事、厕间俗语、民间修圈禁忌、扫圈习俗、圈神信仰的各种仪式等等，并对这些文化现象进行了较为合理的阐释。

诚如刘著所说，中国、日本、韩国厕神比较与汉源田野调查，“虽表面上没有逻辑关联，但均属口传、遗留与活态神话，均具有调查报告性质，均是商业化、现代化境遇下厕神的存在状态”，此外，放在一起也“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各文化对比”。可见，刘著于行云流水、纵横捭阖外，时时不忘照顾逻辑谨严，可见一斑。

总之，刘著一书的研究策略对中国神话研究很有启发意义。在诸多方面——如对中国神话的历时性研究(“神话四态”与“四重证据法”)、中国神话的共时性研究(空间生产与个案考察)、中国神话的比较研究(国际视域与田野考查)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成绩。所以，刘著无论是在学术理论方法的运用上，还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路径上，以及在个案研究的精细上，都具有一定范式性意义。其学术研究，不仅具有寻根索源的问题意识，而且亦有将中国厕神和厕文化置于世界神话语境下进行考察与比较的国际视域，还呈现出开放、多元的特征。同时，刘著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知行合一，彰显出中国当代学者的过人禀赋和优秀品质。或许正是因为刘著始终都有一根弦——通过厕神研究，通过行走于神圣与世俗之间，最后管窥、揭橥中国俗神的信仰特征和中国文化的基元力量——方能在高屋建瓴之下汪洋恣肆，在纵横捭阖之后不离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