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晶

《读书》一九九六年第十期所载《加缪与萨特的论战》一文，借评介加缪的小说《堕落》，对萨特和加缪之间的论战作了分析和评判。作者显然是同情加缪的，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妥，但说萨特同加缪在一九五二年的那场论争是一场大论战，恐怕有些言过其实。史实应该是很清楚的：加缪的小说《反抗者》出版，它的缺陷显而易见。萨特作为《现代》杂志的主编，长期不发表一篇评论说不过去；为顾及友情，他要求评论文章不要说不好的话。《现代》编辑部里没有人愿意揽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最后尚松表示愿意写。他用了一种萨特所不希望的激烈语气批评《反抗者》，而这时萨特正在外地度假。梅洛一庞蒂作为代理主编，把这篇文章送给加缪征求意见。加缪看后勃然大怒，写了一封措词十分激烈粗暴的《致<现代>杂志主编的信》，称萨特为“主编先生”。萨特不得不出来应战，写了《答加缪书》，连同加缪的信发表在同一期《现代》杂志上。这就是所谓大论战的全部。此后双方没有再打这种笔墨官司。这里没有“萨特及一些左派团体不能接受加缪的政治主张，纷纷反驳加缪”。

文中说，几十年后历史证明了那场大论战加缪有道理。果真是这样吗？依我看，历史什么也没有证明。个人之间的好恶和恩怨是很难用“谁有道理”来简单加以评判的。一九六○年加缪因车祸去世，萨特获得消息，夜不能寐。他写的纪念文章，情深意切，十分感人，决不是应付之作。细读其意思，正可用两句诗来概括：“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