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琦，祁双林

（1.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湖南 长沙 410006；2.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5）

脾胃病是中医临床常见病证，脾为脏，胃为腑，两者因经络互相联络而构成脏腑表里关系。脾主运化，胃主受纳，共为“后天之本”；脾气主升，胃气主降，是人体气机升降之枢纽；脾喜刚燥，胃喜柔润，相反相成；两者纳运相得、升降相因、燥湿相济，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及精微的输布。若脾为湿困，运化失职，则可影响胃的受纳与和降，从而出现呕吐、恶心、脘腹胀满等症；若饮食失节，胃失和降，则可影响脾的升清与运化，从而出现腹胀、泄泻等症。

中医药治疗脾胃病以辨证论治为中心，四诊合参，重视整体观念，治以健运脾胃、顾护胃气、调畅气机为主[1]。国医大师是名老中医的优秀代表，代表着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其组方用药经验具有重要临床价值。故本研究通过数据挖掘技术，总结第一批、第二批国医大师论治脾胃病的用药规律，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处方来源本研究以2015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国医大师专科专病用方经验（第1辑）脾胃肝胆病分册》[2]和2018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国医大师专科专病用方经验（第2辑）脾胃肝胆病分册》[3]中载录的临证方药为研究对象，选取书中方和谦、邓铁涛、朱良春、阮士怡、刘志明、孙光荣等36位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包括胃痛、嘈杂、痞满、呕吐、吐酸、呃逆、噎膈、反胃）的经验效方。

1.2 纳入标准（1）方药的组成、剂量、功效、主治疾病等记录完整；（2）方药有确切出处，疗效明确；（3）所附验案中，与初诊方变化超过5味以上的复诊方；（4）剂型不限，可为汤剂、丸剂、散剂等。1.3排除标准（1）患者虽以脾胃病为主诉求诊，但合并其他严重疾病，处方用药兼治其他疾病；（2）所附验案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1.4数据处理1.4.1中药名称规范化处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4]及《中药学》[5]对处方涉及的中药名称进行规范化处理。（1）中药别名统一为常用名，如刺蒺藜统一为白蒺藜，建莲肉统一为莲子，苇根统一为芦根，芍药、杭白芍统一为白芍，广木香、青木香统一为木香；（2）中药炮制前后若无较大差异，则统一为规范药名，如制附子、炮附子统一为附子，炙甘草统一为甘草；（3）中药炮制前后或部位不一致导致药效差异大，则分开录入，如干姜和生姜，紫苏梗和紫苏叶，扁豆和扁豆花。

1.4.2 数据录入 将纳入的处方输入Excel 2016，建立“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中药数据库”，由2人对数据进行审核，为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提供保障。

1.5 数据挖掘采用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研发的古今医案云平台（http://www.yiankb.com），通过“医案大数据分析”系统，建立“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中药数据库”，导入分析池，采用数据挖掘功能依次对药物使用频数、分类、性味、归经进行分析；使用SPSS Clementine 12.0软件进行关联规则分析，使用Apriori算法挖掘其中的配伍关系，应用SPSS Statistics 25统计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

2 结 果

2.1 用药频数分析共纳入中药处方229首，包含中药269味，累计使用频数为2 552。其中频数≥20的药物共35味，累计出现频数为1 551，排名前10位的药物依次为甘草、半夏、白芍、陈皮、黄连、茯苓、白术、枳壳、砂仁、厚朴，高频药物的频数、频率及使用频率见表1。

表1 频数≥20的药物统计

2.2 药物功效及性味、归经统计分析药物功效累计出现频数为5 116，排前10位的药物分类依次为燥湿化痰药、清热解毒药、降逆止呕药、清热燥湿药、泻火解毒药、理气宽中药、理气健脾药、益气复脉药、补脾和胃药、利水渗湿药。（见表2）药性累计出现频数为1 813，以温、平、微寒为主。（见表3、图1）药味累计出现频数为2 824，以辛、甘、苦为主。（见表4、图2）药物归经累计出现频数为4 719，以脾、胃、肺经为主。（见表5、图3）

表2 药物功效分类统计

表3 药性频数统计

图1 药性统计雷达图

表4 药味频数统计

图2 药味统计雷达图

表5 药物归经频数统计

图3 药物归经统计雷达图

2.3 处方药物关联规则分析采用SPSS Clementine 12.0建模，运用Apriori算法对35味高频药物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设置参数：支持度≥10%，置信度≥75%，最大前项数为5，提升度≥1.3，共得到14条关联规则，其中规则提升度均＞1，表示均为有效规则。（见表6）

表6 高频药物关联规则分析结果

2.4 核心中药因子分析使用SPSS Statistics 25软件对高频中药（频数≥20）进行因子分析，KMO统计量为0.575（＞0.5），Bartlett球形检验χ2=1491.852，P=0.000（＜0.05），现有数据降维处理具有相关性的前提条件基础，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将各中药归入其贡献度最高的公因子中，根据特征值＞1的原则，综合碎石图的拐点（见图4），共提取14个公因子，因子累计贡献率为65.950%。根据旋转后的成分矩阵，设定载荷系数＞0.4，将35味中药归类到14个公因子中，各因子贡献率及药物成分见表7。通过具有Kaiser标准化的全体旋转法得到旋转成分矩阵成分图。（见图5）

表7 高频药物因子分析

图4 碎石图

图5 旋转后的矩阵成分图

2.5 高频药物聚类分析应用SPSS Statistics 25统计软件对35味高频中药进行聚类分析，取类间距为9，聚为5类，其中G2可分为3组。（见表8、图6）

表8 高频药物聚类分析结果

图6 药物聚类分析树状图

2.6 中药复杂网络分析通过古今医案云平台进行复杂网络分析，将边权重设置为＞20，提取核心组方为：陈皮、甘草、茯苓、砂仁、生姜、党参、半夏、白芍、白术。复杂网络分析图见图7。

图7 核心用药网络关系图

3 讨 论

国医大师在多年临床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论治体系和用药经验，但各大医家对于脾胃病的诊疗仍有诸多共同之处，在病机上均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多以脾胃气虚为本，气滞、湿阻、食积、血瘀、痰结、火郁等为标，临证多遵李东垣的“益气调中法”与叶天士的“养阴益胃法”为基本治疗大法[6]。在个人用药经验方面各具特色，如李懋擅用经方治胃痛，刘志明承张仲景辛开苦降之治痞大法，以泻心汤类方辛开苦降、和胃消痞，朱良春擅用黄芪、莪术药对治疗慢性胃病，徐经世采用镇逆和胃、转顺气机之剂治疗吐酸等，均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本研究收集第一批、第二批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的处方，采用频数分析整理药物的使用频数、功效、四气、五味、归经特点，采用关联规则、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复杂网络分析的方法总结用药规律。

3.1 处方用药功效分析本研究共纳入处方229首，包含中药269味，其中甘草出现频数最高（139），其次为半夏（109）、白芍（84）、陈皮（82），使用频数≥40的药物还包括黄连、茯苓、白术、枳壳、砂仁、厚朴、党参、生姜、香附。35味高频药物中以补虚药居多，包括甘草、白芍、白术、党参、当归、黄芪等。药物功效频数排名前三者依次为燥湿化痰药、清热解毒药、降逆止呕药。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先天禀赋不足，元气虚弱，外感六淫，内伤七情，饮食劳逸不当，久病误治，皆可损伤脾胃。高频药物中，白术健脾燥湿，茯苓健脾渗湿，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药。脾胃升降失常，则气机不畅，血运失调，常见症状为胸膈痞闷、脘腹胀痛、嗳腐吞酸、恶心呕吐等。陈皮可行气、和胃、化湿，为宣通疏利脾胃要药，能散、能燥、能泻、能补、能和；枳壳可消胀除满。理气药多属芳香辛燥之品，而胃为阳土，喜润恶燥，故用之不当极易耗气伤津，对年老体弱而脾胃素亏者，则应慎用。气郁日久化火，血瘀日久生热，黄芩可清解肝胃郁热。久病入络，气滞血瘀，络损血伤。当归味苦辛甘、性温，苦能下，辛能散，甘能缓，温能补，其补血又行血，可缓肝脾之急；白芍味酸甘、性微寒，养血柔肝；两药相合，散收兼顾，肝脾并调[5]。温补则滞胃，滋腻之药又碍脾，而丹参清轻平补，可益气调中，生血，养胃阴。麦芽、神曲、鸡内金、谷芽消食化滞；砂仁、厚朴、吴茱萸温里化湿；生姜温胃助运。

脾胃与肝胆同居中焦，一方面脾胃为土，生其余四脏，另一方面肝胆属木，木克土，土木之间相辅相成。叶天士认为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李东垣认为“脾为死阴”，不仅需要胃为其腐熟磨纳水谷，还需要肝胆的疏泄之气将水谷精微分散到人体各个部位[7]。故肝胆春升少阳之气对于脾胃病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8]。高频药物中香附、柴胡、黄芪均入肝，香附解郁理气止痛，黄芪顾护少阳升清之气助条达[9]，柴胡升阳调气机，体现了国医大师临床注重补泄肝胆与健脾胃之间的关系，从肝胆升发上着手调补脾胃。

3.2 用药性味、归经特点分析269味中药药性以温为主，平、微寒次之，药味以辛为主，甘、苦次之，该研究结果与谷宁等[10]对《脾胃论》方药规律研究的结果一致。《幼科发挥》载：“脾喜温而恶寒，胃喜清而恶热，故用药者，偏寒则伤脾，偏热则伤胃也。”《难经》云：“损其脾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外感外寒或寒邪直中，皆可伤脾胃阳气，致脾胃虚弱。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多遵李东垣之法，以温性药为主，配平性药，佐以微寒药；药味多取辛甘，以“辛甘化阳”，甘可补虚、调和诸药，苦能燥、能泻、能坚，可敛甘、辛、温之性味使补而不过，具相反相成之妙[11]，体现了其重视胃气的治疗大法。药物多归脾、胃、肺经，其次为肝、心、肾经，体现了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用药详于治脾、略于治胃，详于升脾、略于降胃，详于温补、略于清滋的特点。

3.3 药物关联配伍及聚类结果分析本研究通过关联分析挖掘高频药物潜在中药组合，共得到14条关联规则。其中置信度为90%及以上的规则为1条（党参，白术-甘草，91.667%），置信度为80%及以上的规则为3条[黄连，陈皮-半夏（84.000%），党参，茯苓-甘草（83.333%），党参-甘草（80.435%）]；网络化关联中，使用频数最高的强关联为“党参-白术-甘草”，与关联规则分析中最高置信度组合一致。

党参、白术、甘草、茯苓为补气健脾名方四君子汤的组成。四君子汤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中药物均药性平和，能扶正固本、健脾益气，用于治疗脾胃气虚证，临床应用以面色萎黄、语声低微、气短乏力、食少便溏、舌淡苔白、脉虚数为辨证要点[12]。四君子汤应用研究的热点为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及妊娠糖尿病，其中以慢性胃炎的关键词出现频数最高[13]。郭震浪等[14]对四君子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有效性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四君子汤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临床疗效肯定，可促进患者脾胃功能恢复。实验研究表明，四君子汤可通过激活转录因子NF-E2相关因子2（Nrf2）相关的抗氧化通路应答，有效保护乙醇诱导的小鼠胃黏膜上皮细胞损伤，减轻胃黏膜损伤[15]。黄连-陈皮-半夏组合中，半夏与陈皮均为辛温之品，皆可燥湿化痰。半夏燥湿化痰之力更著；陈皮辛行苦泄，长于理气和中；二者常相须为用，治湿痰或寒痰所致咳嗽气逆、痰多清稀、胸脘痞满[16]。黄连苦寒，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上三药配伍，共达辛开苦降、降逆消痞之功。因子分析发现14个公因子，因子贡献率排前3位的公因子中，F1包含利水渗湿药、补虚药，F2包含消食药、补虚药，F3包含平肝息风药、清热药、活血化瘀药，进一步体现了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临床用药总体为虚实并举、标本兼顾的特点。

根据高频中药聚类分析树状图，综合药物功效并结合临床考虑药物聚为5类较为合理。G1以消食药为主，加麦冬、石斛、太子参、黄芪益气养阴。G2可分为3组，第1组包含清热药、理气药、活血化瘀药等。其中柴胡、黄芩一升一降，疏利气机，柴胡开郁，黄芩泻热，二药配伍，疏调肝胆气机、清泻内蕴湿热，为国医大师张镜人治疗脾胃病的常用药对[17]。香附配延胡索、丹参，一入血分，一入气分，既可疏肝理气解郁，又可活血化瘀，气血并治，行气止痛作用倍增[18]。研究表明，丹参配伍香附可以提高组方中丹酚酸B的含量，说明配伍可能对活性成分起到了增溶作用，从而增强了丹参的药效[19]。第2组药物中厚朴下气除满，砂仁芳香醒脾行气，重在调节脾胃气机升降。第3组药物中吴茱萸、生姜、人参（党参）、大枣为《伤寒论》吴茱萸汤的药物组成，功能温中补虚、降逆止呕。吴茱萸汤中吴茱萸温肝暖胃、散寒降浊为君，生姜辛散寒邪、温胃止呕为臣，人参、大枣补虚益胃、甘缓和中。研究表明，吴茱萸汤的适用症状以虚、寒、逆为主，呕吐是该方现代临床主要适用病证之一[20]。G3中甘草、白芍可组方为芍药甘草汤。该方来源于《伤寒论》，临床主要用于治疗各种痛证，具有柔肝、益阴、缓急、止痛之效[21]。研究显示，芍药甘草汤证涉及疾病种类广泛，主要集中在胃脘痛、腓肠肌痉挛、头痛、便秘、呃逆、慢性胃炎等[22]。G4中半夏辛温燥热，黄连苦寒降泻，二者寒热互用以和其阴阳，辛开苦降以调其升降，共消湿热之痞、化痰浊之结[23]。药理学研究表明，半夏-黄连的活性成分槲皮素、黄芩苷、β-谷甾醇可通过参与炎症反应、氧化反应、细胞凋亡等生理病理过程，发挥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作用[24]。G5中茯苓、白术健脾除湿，陈皮、枳壳理气止痛。

复杂网络分析显示，核心组方可由六君子汤、二陈汤加减而成，主要功效为温补中气、燥湿健脾。六君子汤出自《医学正传》，主治脾胃气虚兼痰湿内阻证，症见面色萎黄，语声低微，气短乏力，食少便溏，胸腹胀满，或咳嗽痰多，兼有嗳气、呕吐，舌淡、苔白，脉虚数。方中人参、茯苓、白术、甘草为治疗脾胃气虚证的基础方，半夏燥湿以制痰，陈皮利气以行痰，诸药合用，共奏益气健脾、燥湿化痰之功。半夏、陈皮、茯苓、甘草是二陈汤组方，功效健脾燥湿，和中化痰，安胃气，降逆气，可用于治疗脾虚型慢性脾胃病[25]。本研究通过对处方进行提炼发现，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强调脾胃气虚为本、痰食气滞为标的基本病机，重视温补脾胃、散寒化湿、理气和中，采用益气健脾之品配伍燥湿化痰之药，补泻兼施，标本兼治。

4 结 语

本研究基于古今医案云平台，采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的组方进行数据挖掘，总结了相关用药规律。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重视温补脾胃、散寒化湿、理气和中，以治本为主，兼顾治标，临床用药独特，组方灵活，善用古方，但不拘泥于古方，疏理调补，相配得当。本研究对继承国医大师治疗脾胃病的临证经验及临床应用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不足之处是本研究以《国医大师专科专病用方经验（第1辑）脾胃肝胆病分册》和《国医大师专科专病用方经验（第2辑）脾胃肝胆病分册》为数据来源，仅代表系列书籍中所收录医家之用药特色，有待今后扩大资料收集范围以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