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旺

明代中晚期，在吴门画派、吴门书派、吴门印派形成和兴盛的同时，刻碑匠人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明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认为，刻碑不能由粗工俗手所为，“纵有名笔，而不得妙工，本来面目，十无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赵宧光在《寒山帚谈》中也认为，“时帖佳本，妙在名家手裁，镌工精核，此其所以不可阙耳。”在当时的苏州，也涌现出了不少刻碑名家，其中以章文、章藻父子最为突出。他们以精湛的刻碑技艺和深厚的文化修养，得到了以文坛领袖文徵明和王世贞为首的吴中文人群体的青睐，为吴门艺术的保存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章文（1491—1572），字简甫，号筼谷，多以字行。章氏原籍福建，后迁居苏州的长洲县。早在宋代时，其家族成员就擅长书法和刻碑。入明以后，章氏家族刻碑名手辈出，永乐到正统年间苏州的著名刻碑艺人章敬，应即出自于该家族。章文的祖父章昶和父亲章浩在明代中期也以此知名，现可考的章昶刻碑作品有成化十七年（1481）的《故尹惟敬妻于氏墓志铭》和成化十八年（1482）的《何叔器妻周硕人墓志铭》等。章浩的刻碑作品现存更多，最早的有弘治六年（1493）的《明故千户唐德广墓志铭》，最晚的有正德十四年（1519）的《林瀚墓志》，历时二十多年。尤其是在正德七年（1512），章浩刊刻了由大学士王鏊所撰的《石田先生墓志铭》。石田先生即沈周，为当时的艺坛领袖，撰文的王鏊也位高权重，此墓志铭能由章浩刊刻，可见其刻碑技艺之高，此碑现尚存于相城沈周墓园。到章文时，更是将家传的刻碑技艺发扬光大，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刻石第一手”之誉。

据史料记载，章文在年少时就擅长刻碑，他须眉俊美，善于谈笑，行为举止颇有儒者风范。宁王朱宸濠慕名将其与苏州著名画家唐寅、谢时臣一起罗致到南昌王府中。唐寅后来察觉到宁王的谋反意图，装疯卖傻才得以脱身。章文和谢时臣在宁王谋反时，被挟持同行，两人脱身不得，到中途时将宁王赐予的所有金帛送给看守人，才得以半夜逃出，“宵行乱军中，几死者数矣。裸袒二千里而归。”到家后和其父章浩相抱而哭，真可谓是九死一生，当年章文年仅三十岁。

虽然遭此劫难，但章文对在宁王府的岁月仍念念不忘。十年后，他故地重游，幸存的宁王后人们仰慕他的名气，争相邀请他到府中，待为上宾。他重到宁王故宫，“徙倚叹息，歌《黍离》之章、作羊昙恸而后返。”“《黍离》之章”出自《诗经·王风》，历来被视为悲悼故国的代表作。“羊昙恸”，出自《晋书·谢安传》，历来也是被视为感念旧恩的典故。由此可见，章文是个念旧之人。

从南昌回到苏州后，章文集中精力于刻碑事业，声名日高，得到了吴门文坛领袖文徵明的高度信任，几乎成为文徵明的专用刻碑匠人。文徵明曾说：“吾不能如钟成侯、戴居士，手自登石。章生非吾茅绍之耶？”茅绍之是元代天历年间的刻碑名手，摹勒精妙，后为大书法家赵孟頫门客，求赵孟頫书碑者，如果不是指定由茅绍之刻，赵孟頫就拒绝书写。文徵明将章文与茅绍之相比，可见在其心目中章文的重要性。时人也将文徵明书、章文刻的碑赞为“文书亦文刻，姓名雅相宜”。另外，当时的祝允明、王宠、陈淳、彭年等吴门大家也常委托章文摹刻书法作品。

由于顾客众多，章文的镌刻生意应接不暇，甚至连文徵明的需求都被一拖再拖。文徵明曾有手札催促章文云：“向期研匣，初三准有，今又过一日矣，不审竟复何如。何家碑上数字，望那忙一完，渠家见有人在此，要载回也。墓表一通，亦要区区写，不审简甫有暇刻否？如不暇，却属他人也。徵明奉白简甫足下。”这次催促之事只是耽误了数日而已，所以文徵明的措辞还是十分客气。周道振辑校的《文徵明集》中还收录有另外一篇文徵明致章文手札云：“屡屡遣人，无处相觅，可恨可恨。所烦研匣，今四年矣。区区八十三岁矣，安能久相待也。前番付银一钱五分，近又一钱，不审更要几何？写来补奉，不负不负。徵明白事章简甫足下。”可见此事已被拖了四年之久，虽然已付过钱，并另加过价，但仍没有刻好，引起了文徵明的不快。

由于刻文徵明书法日久，章文深得文氏楷法，甚至可以以假乱真。王世贞在《兖州续稿》卷一六四中就记载了一件趣事：“待诏又有致仕三疏，中不无涂窜，而结法亦佳。家弟乍目，谓为公稿本，费十镮得之，以乞余。偶章简甫之子藻，见而摩娑不已，曰吾父笔也，郡守欲梓之，付吾父，录以示公，故有涂窜，寻别录一本留公处耳。余遂作章简甫观。”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亦为当时名家，但却将章文之作误为文徵明稿本，可见章文的书艺确实达到“绝类待诏”的程度。

无锡的大收藏家华夏精选了家中所藏的魏晋法帖，请文徵明、文彭父子钩摹，嘉靖元年（1522），交由章文刻石，后墨拓成帖，名《真赏斋帖》。王世贞在《真赏斋帖跋》中称章文为“迩来刻石第一手”，并记载章文在刻《真赏斋帖》时，“既填朱登石，乃更取原帖置面前，玩取形势，刻成后再校对，有毫发不似，必为正之。”可见其刻碑时一丝不苟的态度。此帖被清代王澍在《古今法帖考》中赞为“有明一代刻帖第一”。后来章文又为陆氏摹刻了《怀素自叙》、为孙氏摹刻了《太清楼右军十七帖》等，这些碑帖“能夺古人精魄如生动”，几乎与原刻无二，有人就拓了后冒充古拓片高价售卖给好古之士，“而其人莫辨也”，可见其摹刻质量之高。

当时的权相严嵩想将嘉靖皇帝所赐的制书札谕刻石永存，以褒宠信，听说章文刻碑技艺精湛，就聘请其前往相府专事刻碑。章文在严嵩的相府里住了四年，刻完而归。在他离开不久，严嵩就倒台了，门客们大多都受到了牵连，只有章文幸免于难。有人称赞章文善为门客，因为他先后从朱宸濠和严嵩门下全身而退。章文认为自己在朱宸濠那里是因智而幸免，在严嵩那里是因廉而幸免，但比之文徵明和彭年差远了，因为文徵明和彭年都是一开始就拒绝了朱宸濠和严嵩的礼聘。

章文生性好客，即使一间居室，也一定会打扫干净，放置图书彝鼎之类雅物，招待来客一起把玩。客人来后往往是先品茶，品茶之后喝酒，酒到后烤肉也同时奉上，大家尽兴而归。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吴门雅士都和章文来往密切，他们不顾及自己的身份，经常到位于小巷深处的章文家雅集，和章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王宠就和章文关系密切，嘉靖五年（1526），王宠在所书《行书诗》后跋云：“章甫简持此卷索书，乃吴中新制粉纸，善毁笔，凡易八笔，方得终卷。中山之毫秃尽矣，勿怪余书不工也，当罪诸纸人，王宠识。时丙戌十月既望。”为满足章文的要求，王宠竟然换了八支笔方才完成，真可谓是不厌其烦。在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廿二日雨夜，王宠还留宿章文于山斋，并赋诗二首，其中有句云：“留君一宿非无意，伴我聊为岩壑人。”由此可见两人交谊之深。文徵明、蔡羽、黄省曾、王谷祥、袁袠等名流都曾为章文收藏的《保竹图》题词，而名宦王鏊与胡缵宗也特意为此图大书引首，章文在文人圈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除了这些上层的文人雅士外，章文还喜欢和下层普通民众打成一片，甚至经常和赌徒一起赌博，所以家产很快散尽，以致死后连举办葬礼的钱都没有。直到万历二年（1574）三月，他的次子章藻才凑齐了丧葬费用，把他安葬于武丘乡采字圩祖茔。

章文生有三子三女，三子即章草、章藻、章芝，均擅长碑刻，成为吴门最有影响的刻碑世家，其中以次子章藻（1547—1614）最为有名。章藻，字仲玉，号闰谷，娶妻周氏。章文去世时，章藻年仅二十六岁，靠给人家抄抄写写维生，办理了章文的后事，并托钱允治为章文撰行状，王世贞为撰墓志铭。借助其父在吴中文化圈中的人脉，以及自身精湛的刻碑技艺，章藻很快就在三兄弟中崭露头角，也得到了文人雅士的广泛认可，尤其是和王世贞的交往最为密切。

王世贞是继文徵明之后的吴中文坛领袖，正如文徵明特别看重章文一样，王世贞也特别看重章藻，聘其为门客多年。王世贞自述：“苟必欲露丑于石，则章藻其人也，余不多及。”可见章藻已成为王世贞的专用刻碑匠人。除了刻碑外，章藻由于书法出众，还常常为王世贞代笔。如王世贞在《弇州续稿》卷一六〇中记载：“武林卓澂甫光禄以素卷索近诗，而冻笔不能应，吾乡人章藻工吴兴结法，令录以与之。”同书卷一八五也记载：“舍人杳然无一介，来索草甚可怪，今托吴城工书者章藻作正行二纸，先以奉览，其书或可留也。”可见王世贞对章藻的赞赏和信任。章藻还曾帮助王世贞鉴定书画，如在王世贞收藏的《烟江叠嶂图卷》后，就留下了“万历壬辰孟冬望后一日，长洲章藻鉴记”的题跋，可见章藻还具有高超的书画鉴赏能力。

和其父章文一样，成名后的章藻刻碑业务也极为繁忙。现存文徵明之子文嘉在致嘉兴大收藏家项元汴的手札中云：“闰月廿八日，嘉顿首拜复墨林老兄大雅。承手书远寄，兼以果饼及润笔五星，俱已登领，四扇如命写去。章仲玉虽回，又为凤洲请去临松雪《莲经》，想六月尽可毕事，诗石亦在此际完奉耳……”此手札反映的应是项元汴托文嘉请章藻刻诗上石，章藻虽然答应了，却又被王世贞请去之事。另外还有一封文嘉致项元汴的手札云：“两承华札，催章仲玉毕书条事，因其廿六日移归旧宅，冗甚，不能耳，过此或能奉完尊委，但天寒，如何如何。前有先集附来使，曾收得否？”由此可见章藻的受欢迎程度。项元汴这两次都是通过文嘉来催促，文嘉起到了中间人的作用，可见章藻和文嘉关系之好。

章藻擅长赵孟頫体书法，即上述王世贞所云的“工吴兴结法”，尤其是仿赵孟頫的小楷惟妙惟肖，连王世贞本人都上过当。据王世贞在《弇州续稿》卷一五六记载，他在路过无锡时，无锡华氏出《赵吴兴手书圆觉经》见示，“乃宋纸之绝佳者，独讶其结法之圆熟，而波发过媚，运腕少弱，拟于吴兴犹在疑似之际。”王世贞为其署题。回来后遇到章藻谈及其事，章藻“色沮”，承认华氏所藏此经是自己受人所托伪造的“小楷赝本”，华氏为此花了五十金购得。王世贞一向以精鉴赏自负，弄清楚来龙去脉后，自嘲道：“老年鉴赏，破败若此！”据研究，现在传世的赵孟頫作品中，也夹杂有章藻的伪作。

晚明时期，吴中一带的文人热衷于收藏，石刻在当时颇受欢迎，在藏品中的地位仅次于古法书名画真迹，精刻的拓本价格昂贵。章藻出身于刻碑世家，百余年来，章氏家族和吴门文坛领袖沈周、文徵明、王世贞及其门生弟子都有相当密切的交往，和收藏世家无锡华氏、嘉兴项氏也多有往来。章藻经眼和收藏的法帖众多，兼之自身精于刻碑，晚年以一己之力，历时八年之久，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刻成了《墨池堂选帖》，共分五卷，保存了自晋代至宋代二十余位著名书法家的六十四帖法书，为中国书法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史载章藻刻完《墨池堂选帖》之后，又得《晋唐楷帖》一册，于其后跋云：“观其精神横逸，真可奴视诸本。余年六十有四，目力虽不及往年，犹可双钩入石，奈疾病牵连，毫无兴趣，不识今生能遂此愿否。”虽已年老，心有余而力不足，但章藻对自己一生钟爱的刻碑事业仍恋恋不舍。

万历四十二年（1614）正月，六十八岁的章藻受担任浒墅榷使的户部主事马之骏所托，完成了虎丘的“虎丘剑池”和“生公讲台”两处刻石的摹刻修复工作，此后不到一个月就过世了，至今留在虎丘的这两处刻石可能就是章藻的绝笔之作。

章藻之后，章氏子孙见于记载的刻碑匠人仅有其族侄章田一人，碑刻作品寥寥，在吴门艺坛上闻名百余年之久的章氏刻碑世家自此沉寂于历史的云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