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睦楚

（1．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昆明 650500；2．浙江大学 教育学院，杭州 310028）

近代中国面临最重要的议题即是如何摆脱国家的生存危机，如何在世界局势的变迁及胁迫中做出契合自身利益的恰当反应，任何时段均无例外。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次年一月，战胜国集团为了解决战争的遗留问题以及奠定战后和平召开了巴黎和会，当英、法、美三个战胜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争论时，以部分留美学生为代表的中国外交团将一份争取中国国家主权的合约方案向大会提出，却遭到了驳回。中国虽为战胜国，但是在山东问题上却依然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神经。随着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的失败，一种激烈的民族意识迅速扩展到了整个知识群体，尤其是青年留学生，留美学生虽然身处大洋彼岸，但强烈的民族情绪丝毫不减。与全体国民相同，留美中国学生无不忧思国家未来寻求救亡图存道路，与生俱来的民族意识构成了他们应付种种危机的主要精神慰藉。20世纪海外留学生人数虽然不多，但其群体能量却不容低估，由于他们在早期直接领略欧风美雨的洗礼，无论是知识结构、加之观念还是行为规范，都迥异于传统士大夫，但又继承了传统士大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壮志豪情。［1］面对棘手的山东问题，就爱国的方式以及留学生该如何爱国的种种问题，留美学生在美通过各种渠道发出属于这一群体的声音，在各类活动中积极出谋献策、力陈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