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雄勇 许志端

内容提要：考虑到数字追溯潜在的可持续发展价值，本文以来自中国四个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地区的385家食品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改善之间的关系；并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以动态能力为中介机制，探索动态能力在上述二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实践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追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改进的过程中，受到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其中，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对社会绩效的影响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一、问题提出

食品需求的不断扩张不仅引发价格上涨和市场波动加剧，而且还加重了水、土地和能源等稀缺资源的负担和食品废弃物的污染，对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1]。在这一背景下，企业不仅要关注成本、质量、盈利等传统要素，还要全面履行经济、社会和生态责任，以此有效抵御潜在风险，从而持续获取竞争优势[2]。在工业4.0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正逐渐渗透、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方式。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开始受到关注[3-4]。数字赋能食品企业最有价值的一种方式是促成供应链的可视性和可追溯性[5]，这是食品供应链实现可持续的核心。作为新时代智能食品安全蓝图的基本核心元素之一，数字技术正在使可视性和可追溯性变得触手可及。数字技术赋能的可追溯性(digital tech-enabled traceability)是指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化信息技术构建可追溯系统，使企业能够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更广泛的业务目标，包括效率、弹性、透明性和响应能力[6]。一些学者指出数字追溯会影响供应链效率、质量风险防控、准时交货、成本控制，并且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改善经济、环境和社会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3]。国际科技巨头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于2017年联合沃尔玛、雀巢等食品企业建立了基于区块链追溯的食品信托基金(food trust)，通过连接生产者、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食品生态系统，解决了对更智能、更安全、更可持续的食品供应系统的需求[7]。区块链追溯体系能够帮助生态系统参与者消除供应链瓶颈，提高质量声誉，确保安全和合规，并建立一个减少浪费和破坏的可持续供应链[5]。尽管如此，数字追溯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机制仍尚未明晰，这制约了更多中小企业参与数字追溯的意愿。为此，回答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通过何种机制来改善可持续发展绩效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组织参与并扩展可追溯体系有效性的决心，而且还关系到数字经济时代下食品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现有文献集中于讨论追溯系统的技术实现或消费者对溯源的偏好[8-11]，而较少关注企业实施数字追溯后的绩效改善。尽管产品追溯与可持续绩效的关系反复被学者提及，有研究甚至提出可追溯是可持续发展的前因[12]，但追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仍然缺乏足够的实证研究。埃佩尔鲍姆和马丁内斯(Epelbaum & Martinez，2014)发现可追溯技术创新有助于提升企业声誉[13]，卡曾斯等(Cousins et al.，2019)指出供应链可追溯对环境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4]，宋和杨(Song & Yang，2019)认为食品企业实施可追溯实践可以获得一个较为合理的投资回报[15]。但哈斯蒂格和索迪(Hastig & Sodhi，2020)并不认为数字追溯能够直接带来可持续发展绩效，这是因为投资数字追溯系统需要较高的开发与运营成本，并且追溯信息的不易获取使得产品的溯源效果低于预期[5]。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改善可持续发展绩效可能需要企业具有对外界环境的高效应变能力。尤其是在当前市场和技术高速变动的环境中，消费者的环保和质量需求不断提高，质量控制技术不断更新换代。要获得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和发展，食品企业不能只关注内部的质量管理，还需要及时对外界需求进行捕捉和回应，以快速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从而获得综合的绩效产出。动态能力理论认为，当组织掌握了一定的动态能力后，能够更加敏感地捕捉市场上的各种机遇，并对供应链内外的各种资源加以整合，从而促进组织绩效的改善[16]。可见，数字追溯要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改善，动态能力可能是一种必要条件和中介要素。卡纳瓦里等(Canavari et al.，2010)认为企业应对可追溯实践变化的资源整合能力能够明显促进绩效提升[17]。周等人(Zhou et al.，2021)验证了可追溯实践会促进企业感知动态能力的提升，进而能够帮助企业识别市场上的机遇和风险，最终获得竞争优势[18]。因此，在探讨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时，本文试图进一步分析动态能力对以上关系的中介作用，这对于突破数字追溯绩效改进的“黑箱”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考虑到数字追溯潜在的环境和社会价值，以中国四个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地区的385家食品企业为研究样本，深入探讨数字追溯对组织可持续发展绩效改善的直接作用，并借鉴动态能力理论，实证检验动态能力对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关系的间接影响，从而拓展这一影响过程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揭示可追溯绩效的形成机理。本文的研究不仅能够在理论上弥补现有溯源实践绩效的研究不足，打开数字追溯实践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作用的“黑箱”，而且能够为在实践中引导企业重视、参与和管理数字追溯提供良好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框架

图1 理论框架

动态能力是指组织所拥有的一种能够整合、建立和重新配置内部和外部资源以应对快速环境变化的高阶能力[19]。为了积极应对和快速响应外部环境变化对食品供应链的要求，尤其是食品质量安全，食品企业与其合作伙伴需要对食品相关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和重构以全面实施可追溯实践，促使自身动态能力的提升，从而帮助供应链获得可持续的绩效产出[18]。尽管学者普遍支持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高度相关的观点，但是对于数字追溯究竟如何驱动这一绩效的改善尚不清楚。数字追溯是否直接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或者通过某种媒介进而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这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察。动态能力为组织提供了一套资源整合和知识利用的机制，能够帮助企业有效感知市场变化、利用和转化知识并重新构建组织资源[20]。因此，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可能是通过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而实现的。这意味着，动态能力对食品公司通过数字追溯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动态能力的培养，食品公司可以不断扩展其数字追溯实践，以更好地监控食品质量，并最终提高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综上，基于动态能力视角，本文开发了一个理论模型来检验数字追溯、动态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联系，如图1所示。

(二)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

数字追溯实践是指企业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化信息技术构建可追溯系统并在供应链的各个阶段进行追溯和跟踪以确保产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的一种技术性活动[21-22]。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越来越多企业的质量控制方式从简单的追溯和跟踪转变为全方位的数字监控[23]。通过数字化信息技术驱动的可追溯系统在数字身份证、数字存储、智能合约、电子凭证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了溯源能力[5]，使得可追溯实践的实施越发能够展现事前质量保证和事后可追溯的功能。数字溯源系统是企业的一项独特资源[13]，其记录了服务于各种战略目标的数据，包括食品安全、原产地、质量控制[24]、库存管理以及销售和运营控制[25]等。因此，食品企业一旦将数字追溯技术嵌入其内部信息化体系中，便能够创造出一种有价值、稀缺、不可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知识资源[13]，这将有助于为公司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

可持续发展能力已经成为企业战略议程中的重要主题。企业越来越关注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的态度，为此在其供应链内部实施了大量的环保和社会责任行动，并在其社会责任报告中提供这些可视性的做法和成果。埃尔金顿(Elkington，1998)指出，企业可持续性是经济底线、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的平衡[26]。相应地，可持续发展绩效是指企业实施与环境和社会相关活动时所获得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整体产出。在实践中，当评估管理实践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时，仍然缺乏对三个维度的综合考量。为此，探析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机理至关重要。

数字追溯通过降低运营成本和增强持续竞争力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借助每种产品特定足迹的相关信息，食品企业跟踪和追溯产品的能力和活动降低了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有效缓解了供应商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27]；并且在出现质量问题时，可追溯系统可以通过仅召回部分存在质量风险的产品来降低召回成本[28]。此外，依托数字追溯平台信息共享的功能，食品企业还可以通过与供应商和客户共享产品相关信息来管理库存、降低采购和制造成本以及缩短交货周期[25]；而且企业通过向公众、客户和监管者提供相关质量信息，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进而提高了其市场份额和投资回报，最终催生新的商机[29]。

数字追溯的实施有助于跟踪整个供应链的环境表现。食品企业通过监控原材料和产品的来源以及产品的加工过程有助于了解所购买产品中可能含有的化学污染物，评估其潜在的环境风险并最终促进企业环境条件的改善和优化[14]。就环境影响而言，数字追溯实践提高了食品企业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披露的质量，从而有助于降低报告成本以及潜在的环境法律成本和处罚风险[27]。

数字追溯还可以为员工和社区创造安全环境以提高社会声誉和社会绩效。实施数字追溯的食品企业可以及时处理、审查、评估和更新产品数据，以确保消费者能够尽可能地获得全面和及时的产品可持续信息(包括生态足迹、可持续生产流程、加工工艺、食品的安全性和质量特征、动物福利等)[30]。企业通过可追溯系统严格监控上游和下游的供应和生产状况，以避免出现诸如在恶劣条件下加工肉类、雇佣童工以及虐待工人的情况[25]。此外，可追溯系统还被认为是食品企业管理不公平交易行为并保障生产流程安全的一种工具[27]。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1a：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1b：数字追溯对环境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1c：数字追溯对社会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

动态能力是指食品企业所拥有的感知市场环境、捕捉市场机会并进行必要的资源重构的能力[19]。通过高效的动态能力，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制定战略规划和设定长远的发展目标[31]。基于“战略-能力”范式，本文认为，食品企业实施数字追溯有助于提升其动态能力。具体而言，首先，可追溯战略的实施提高了食品企业感知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18]，使企业能够快速适应变化的市场环境，并帮助其识别其中的机会和威胁；其次，通过可追溯系统的信息共享与协调，有助于食品企业及时获得上游原材料的来源、库存等信息[32]，从而促进其以较快速度响应原材料市场的供应变化；再次，通过可追溯战略，企业可以挖掘深层次的可追溯资源，包括可追溯技术、设备和知识能力[21]，并实现对可追溯资源的整合、协调和重新配置，最终促成动态能力。最后，依托数字追溯实践，食品企业从合作伙伴那里搜集和处理信息[12]，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数字追溯对动态能力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动态能力理论表明，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组织所掌握的竞争优势都是稍纵即逝的。只有持续不断地打破现有平衡，食品企业才能迅速应对机遇并获得可持续的财务和营销绩效改善[16]。动态能力还反映了企业感知市场并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需求的能力[33]，并通过预先设计的可持续战略来减少环境事故发生的可能性[14]。当企业整合内部和外部资源的能力提高时，还可以实现社会效益，例如增加周围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21]，使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形象得到改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a：动态能力对经济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3b：动态能力对环境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H3c：动态能力对社会绩效改善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然而，简单地实施数字追溯未必能够直接获得可持续发展绩效。因为一旦竞争者也引入类似功能的追溯体系，便会削弱核心企业作为先行者所创造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因此，食品企业需要培养自身独特的动态能力，以密切关注和应对市场对食品治理技术和质量需求的动态变化，从而确保其追溯优势不会被其他竞争者所瓜分。与其他竞争者相比，如果食品企业能够更快地感知市场变化并迅速采取行动，就能获得先发优势，抢占先机。企业不但需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而且需要利用其关系网络来获取其所缺乏的追溯资源，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溯源系统的价值溢出[29]，减少食品危机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14]，从而提升社会声誉[30]。在高度竞争和变化的市场中，企业拥有的动态能力越强，越能够通过感知消费者的溯源偏好而及时捕捉机会。同时，当感知到市场对于溯源产品的需求时，企业通过数字追溯系统对产品链上可能存在的非环保行为进行识别，可以帮助其提升环境保护能力。食品企业还可以利用数字追溯平台识别公众对其社会责任的重视，关注可能存在的社会问题，进而提升社会绩效[13]。企业所掌握的追溯系统在信息的广度、深度和精度方面表现越好，形成的优势就越持久，绩效产出也就越多。因此，本文认为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受到组织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a：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经济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4b：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环境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H4c：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社会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依托“食品供应链可追溯实践”课题组，以山东、上海、宁夏、福建四地为目标研究区域，主要考虑到这些地区在2016年7月被财政部和商务部列为全国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示范试点，在可追溯实践和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在以上地区选取已实施可追溯体系的食品企业作为调查对象。问卷调查分别在2019年5月至7月和2019年8月至10月两个时间段进行。问卷发放采用直接上门、信函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调研方式。答卷者须是熟悉公司可追溯体系实施和整体运营情况的中层以上管理者。为提高答卷者填写问卷的真实性，在调研过程中向他们清楚地表达调研的学术目的和价值，承诺对问卷进行匿名填答与处理，保证答卷者的自愿性和无相关顾虑，确保问卷填答结果的可靠性和说服力。第一次调查向福建和上海地区的食品企业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27份问卷。第二次调查向山东和宁夏地区的食品企业发放问卷300份，回收问卷186份。两次调研剔除填答不完整和明显有错误的问卷，最终共得到385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回收率为68.8%。对两个时间段收集的问卷进行无应答偏差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数据并未出现显著的差异(P>0.5)，则表明本文的调研数据不存在无应答偏差问题。研究样本中，如表1所示，调研企业的平均年龄为19.1年，以经营年限在10～30年的企业最多，占比达到51.17%。从企业规模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布较为均衡，尤其以201～500人和1 001人及以上的规模居多。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占比最高，达到57.92%，其次是国有企业，占比为31.43%，外资企业只占本次调研的10.65%。从经营模式来看，制造企业占总样本的56.62%，批发企业占比为30.13%。

表1 样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样本量为385)

(二)变量测量

本文采取三个步骤来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与效度：一是选取权威期刊相关文献的成熟量表；二是采用“互译法”对所引用的英文量表进行翻译；三是基于研究背景与目的，进一步寻求两位资深学者对问卷措辞提出建议，随后邀请五家企业的中层以上经理对问卷内容进行评价。基于问卷设计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合理性，本文在阅读相关文献和预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多次修改和调整，最终得到正式问卷。

四、实证分析

(一)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二)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如表2所示，所有构念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sα)均高于0.80，表明本文的所有构念均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在效度方面，本文所使用的量表均采用或改编自国内外知名期刊的成熟量表，内容效度有所保障。进一步地，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所有构念维度的题项在本维度的因子载荷均高于0.6，且在其他维度的因子载荷均低于0.3，表明不存在交叉载荷现象。因此，本文所有构念均存在良好的收敛和区分效度。各变量的平均方差提取值(AVE)均高于0.5的阈值，表现出较好的收敛效度。同时，AVE值的平方根均高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见表3)，可见这些测量指标具有较高的区分效度。另外，通过进一步分析不同构念的组合信度(CR)，所有变量的CR值均高于0.7的阈值，表明本文所有构念具有内部一致性。

表2 信度和效度检验

表2(续)

为了进一步检验数字追溯、动态能力、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所构成的五因子模型是否具有最优的拟合优度并且能够彰显不同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本文分别对关键变量组合成的不同多因子模型的适配结果进行对比，如表3所示。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效果最好，进一步表明了所测构念量表具有理想的区分效度。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所得到的群体决策信息的冲突水平。通过多次交互过程，应急决策群体的冲突水平就能到达合理的范围

表3 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分析

(三)相关分析

表4显示了关键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各变量两两之间显著相关，为验证假设提供了初步的证据支持。

表4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

(四)假设检验分析

1.主效应检验

在正式的假设检验之前，为了排除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指数对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指数均不高于3，表明本文变量的测量结果可靠。基于此，本文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对所提假设进行检验。

如表5所示，将控制变量成立年数、企业规模、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制造企业、批发企业分别引入模型3、模型7和模型11，结果表明，企业成立年数与经济绩效(模型3，β=-0.007，P<0.01)、环境绩效(模型7，β=-0.004，P<0.05)和社会绩效(模型11，β=-0.008，P<0.01)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企业规模与经济绩效(模型3，β=0.150，P<0.01)和社会绩效(模型11，β=0.263，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有性质与经济绩效(模型3，β=0.316，P<0.01)、环境绩效(模型7，β=0.276，P<0.01)和社会绩效(模型11，β=0.484，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民营性质与环境绩效(模型7，β=0.228，P<0.05)和社会绩效(模型11，β=0.536，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制造类型与经济绩效(模型3，β=0.379，P<0.01)、环境绩效(模型7，β=0.400，P<0.01)和社会绩效(模型11，β=0.651，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批发性质与环境绩效(模型7，β=0.179，P<0.05)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考虑控制变量影响的情况下，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模型4，β=0.356，P<0.01)、环境绩效(模型8，β=0.216，P<0.01)和社会绩效(模型12，β=0.149，P<0.01)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a—假设1c得到验证。由此可见，食品企业实施数字追溯时，经济绩效改善最为显著，环境绩效次之，社会绩效较为微弱，这可能是因为大部分食品企业实施数字追溯往往出于占领高附加值溯源产品市场的目的。此外，占领这一利基市场能够给企业带来直观的收益，而通过数字追溯改善社会形象或具备社会影响力可能还需要其他一些必要条件。进一步地，通过比较R2的变化对模型进行解释。其中，模型4的ΔR2值达到0.138，ΔF值为70.747，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4中新加入的自变量比模型3多解释了13.8%的经济绩效，即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模型8的ΔR2值达到0.060，ΔF值为26.899，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8中新加入的自变量比模型7多解释了6%的环境绩效，即数字追溯对环境绩效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模型12的ΔR2值达到0.019，ΔF值为10.431，并且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模型12中新加入的自变量比模型11多解释了1.9%的社会绩效，即数字追溯对社会绩效具有重要的解释作用。

2.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因果逐步回归法提出质疑，有学者随后推荐了可以直接用于检验中介效应的索贝尔(Sobel)检验，但是Sobel 检验的有效性仍存在较大的弊端[36]。本文采用基于拔靴(Bootstrapping)方法的Prodclin程序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与索贝尔检验等方法相比，拔靴法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其不需要事先验证变量之间的间接效应是否符合正态分布。在这一检验程序中，如果0值不存在于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则认为其间接效应具有显著性[37]。结果显示，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经济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27，0.124]，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225，0.421]，其中均不包括0值；在数字追溯与环境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52，0.178]，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36，0.192]，其中均不包括0值；在数字追溯与社会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62，0.204]，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50，0.126]，后者包括0值。由此可见，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对经济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数字追溯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效应，假设H4a—假设H4c得到进一步验证。

(五)地区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讨数字追溯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结果的地区异质性(见表6)。食品企业会基于区域属性采取不同水平的数字追溯实践从而可能产生不同效果，因此有必要区分不同地区来探究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为了验证这种猜测，基于企业所属区域，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上海、山东、福建和宁夏四组，其中来自上海的样本量为123、来自山东的样本量为101、来自福建的样本量为87、来自宁夏的样本量为73，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相比其他三个地区，上海地区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更能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改善；而宁夏地区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在改善可持续发展绩效方面较为薄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经济较为不发达的地区推行数字追溯实践是非常有必要的。

表5 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层级回归分析结果

表6 地区异质性检验

(六)稳健性检验

图2 主效应检验 注：***P<0.001。

图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注：***P<0.05，***P<0.001。

为检验假设H1，本文首先构建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主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β=0.396，P<0.001)、环境绩效(β=0.230，P<0.001)和社会绩效(β=0.174，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得到支持。为了进一步考察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本文利用软件AMOS 24.0进行整体分析后，构建最优的结构方程模型(见图3)。由图3可知，数字追溯对动态能力(β=0.182，P<0.001)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得到支持。动态能力对经济绩效(β=0.373，P<0.01)、环境绩效(β=0.597，P<0.001)和社会绩效(β=0.698，P<0.0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也得到支持。此时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β=0.323，P<0.001)和环境绩效(β=0.114，P<0.05)的直接影响显著，但是对社会绩效(β=0.038，n.s)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因此，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数字追溯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进一步地，运用拔靴法抽样的区间估计法验证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分别采用Bias-Corrected和Percentile进行置信区间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及动态能力的间接效应的拔靴法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但对社会绩效影响的直接效应包含0而中介效应不包含0，因此，假设H4a—假设H4c得到部分支持。综上所述，结构方程模型对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的稳健性分析结果与层级回归的分析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分析结果具有可靠性。

表7 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此外，为了进一步提升实证结果的稳定性，本文还进行了其他三项稳健性检验。一是对两个问卷收集的时间段进行分样本检验。在两个时间段中，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回归结果与表5是一致的。二是采用分位数回归来检验异常观测值的影响，并最大限度地避免不同食品企业实施数字追溯可能产生的异方差问题，结果表明，10%、50%和90%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是一致的。三是本文的研究还可能存在由样本自我选择偏差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一步进行内生性检验。首先，由于数字追溯为连续变量，故定义一个新的虚拟变量：食品企业是否具有较高的数字追溯水平，当该企业的数字追溯水平大于385家食品企业的中位数时赋值为1，否则为0。其次，将该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通过概率单位(Probit)模型来估计具有较高数字追溯的水平食品企业的概率。最后，计算逆米尔斯比率，并将这个比率代入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解释方程进行回归。结果表明，逆米尔斯比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逆米尔斯比率系数=-0.187；P>0.01)。此外，赫克曼两阶段的结果与层级回归的结果是一致的。由此表明，本文的实证分析在样本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本文以中国四个可追溯体系建设示范地区的385家食品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动态能力在以上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食品企业实施数字追溯时，其所能改善的经济绩效最为显著，环境绩效次之，社会绩效较为微弱；(2)数字追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绩效改善的过程中，受到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其中，在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的影响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在数字追溯对社会绩效的影响中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本文证实了可追溯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存在着某种中介机制，这呼应了周等人(Zhou et al.，2021)[18]的发现。但与之不同的是，本文进一步揭示了动态能力在具体可持续发展绩效维度上表现出不同的中介效应。当食品企业试图通过数字追溯来改善社会绩效时，培养高效的动态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动态能力对于食品企业通过数字追溯来提升经济和环境绩效同样也是必要的。

(二)理论意义

随着消费者对食品质量需求的不断升级，一些大型企业已经将数字追溯融合到组织基本运营等目标行动中，并与企业发展目标和产品战略结合起来。然而，目前对于数字追溯是否可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这一问题一直备受关注，但缺乏研究。立足于中国情境，本文探索了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这对丰富和深化数字追溯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一方面，回应埃佩尔鲍姆和马丁内斯(Epelbaum & Martinez，2014)[13]、宋和杨(Song & Yang，2019)[15]对可追溯绩效研究的呼吁，构建了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理论模型，以验证数字追溯对食品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潜在关联。本文的研究证实，数字追溯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改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这为推进有关可追溯实践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延伸了现有研究的结论和观点。

另一方面，为了回应张等人(Chang et al.，2016)[38]所提出的进一步考察中介效应的建议，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本文构建了动态能力的中介模型，对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更细致的理解，验证了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之间均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与社会绩效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揭开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黑箱”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的实证研究成果。此外，作为新兴市场之一，中国的数字追溯实践起步较晚，与数字追溯相关的绩效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基于中国情境，本文通过考察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过程，有助于发现可追溯的功能与价值，为丰富和深化可追溯研究提供了新兴市场的经验证据。

(三)管理启示

数字追溯使食品企业能够快速识别来自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风险问题及其原因，进而迅速解决这些问题，以尽量减少对其运营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数字追溯与可持续发展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数字追溯有助于改善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和社会绩效。因此，在食品供应链中具有强大实力的重点企业应积极建立和协调食品追溯解决方案，以跟上市场竞争和消费者对供应链透明度的需求。这种做法可以促进可追溯知识和安全信息流在供应链各个环节的传播，旨在让客户放心，认为可追溯产品是值得信赖的。本文的研究还进一步指出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对经济绩效的改善作用较为显著，而对社会绩效的正向改善作用较小。为此，管理者在重视推进数字追溯来发挥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利用数字追溯来促进社会责任效益的改善，以此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和消费者满意度。

此外，食品企业需要认识到，即使他们实施了数字追溯，如果缺乏高效的动态能力，也很难获得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改善。这意味着管理者需要高度重视自身动态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因为动态能力是食品企业通过实施数字追溯实现卓越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必要条件。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因此管理者还有必要从数字追溯中培养组织内部持续学习和吸收的能力。此类学习包括强化追溯技术培训、提高对食品风险的响应能力、增强对食品质量管控的流程梳理以及改善数字追溯的合作机制等。利用企业间正式或非正式的学习机制来形成高水平的组织动态能力，进而促进经济效益的改善以及环境保护能力的提升。本文结论还表明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与社会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这提示管理者有必要提升企业自身感知市场和资源重构的能力，以促使社会绩效的改善。例如，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数字溯源体系，重视市场信息，尤其关注当前市场对溯源产品偏好的变化；重视对食品安全治理、食品风险控制等知识的吸收和整合，以保证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强化外部资源与内部资源的匹配及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优化整合，以确保数字追溯实践能够在确保安全供应和降低风险方面发挥必要作用。总之，食品企业应在数字追溯实施过程中，关注外部知识和资源向动态能力的转化，借“外力”以练“内功”，强化动态能力在数字追溯和可持续发展绩效中的媒介作用。

(四)局限性与未来研究

首先，本文只涉及四个地区的样本，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多地区和行业收集样本，进一步验证和扩展本文的研究结论。其次，这项研究的受访者主要是中层以上管理者。未来研究可以综合每个变量的特征和组织实践的具体情况，针对不同的变量选择各自的调研对象。再次，本文只考虑了截面数据，未来可以持续跟踪食品企业的数字追溯情况，从跨时期的面板数据入手，考察数字追溯在不同时期内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是否产生变化。最后，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了数字追溯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和比较不同维度的数字追溯实践或具体类型的动态能力的不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