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君 陈 思

内容提要：数字经济以数据为主要构成要素，以现代化网络为主要载体，对银行业的结构与发展模式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中国36家上市银行2010—2019年的年度经营数据，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关系，分析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银行异质性问题，并从数字经济发展和银行资产、负债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有利于改善银行治理，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管理层代理成本以及技术效率会影响银行数字化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非国有银行数字化发展更有利于银行治理水平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资产收益能力的提高以及非利息收入的降低有利于促进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应用，银行业风险积聚，这给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了不利的影响。银行业治理水平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外部监管，也需要银行自身治理能力的提高。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业开始进行数字化建设，而数字化技术的研发以及数字化产品的应用有利于提高银行获取信息的能力，降低信息不对称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增强决策者的理性判断能力等，能够有效地提升银行自身的治理能力。银行治理能力的提升，既可以增强银行盈利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又可以提升银行在数字化潮流中的竞争力。因此，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治理能力对中国银行业以及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在“十四五”时期，中国努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新格局的建立。数字经济是一种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经济形态，其依托于互联网技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推动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融合发展。中国在2017年3月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意味着数字经济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20年9月发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测算与“十四五”展望研究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在2019年达到了17.03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7.2%，说明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凭借数字技术从以往的线下经营模式转型为线上经营模式，从依托于传统人力创新转型为技术创新，从传统银行逐步转型为数字银行。在数字经济时代，银行依赖数据这一生产要素进行数字化经营，能够降低营销成本、提高营销的精准性、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银行的竞争力。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周围经济环境的制约，而合理有效的银行治理有利于改善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与发展趋势，实现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银行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数字化转型：一是产品和服务数字化，即银行可以通过开发数字化技术、研发数字化产品、构建数字化交易平台等渠道，对产品与服务进行转型升级；二是银行组织管理数字化，即银行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完善组织结构以及管理模式，这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应用会改善银行信息不对称现象、降低银行的非理性决策，从而对银行的治理方式和治理效果产生影响。随着市场竞争加剧，银行业的发展会受到周围经济环境的制约，而合理有效的银行治理有利于改善银行业的经营模式与发展趋势，因此数字经济以及银行数字化投入能否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会直接影响银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相关的理论文献，对银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建议；第二，使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与银行治理的关系；第三，从多个渠道研究银行数字化发展对银行治理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第四，从银行的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深入探究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是理论模型、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分析；第七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经济

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与信息技术的进步，科技与经济之间相互作用，数字经济应运而生。塔普斯科特(Tapscott，1996)首次提出了“数字经济”，认为数字经济开启了网络智能时代的篇章[1]。美国商务部在1998年首次发布数字经济政府工作报告，之后数字经济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战略规划当中。莱恩(Lane，1999)认为数字经济依托于互联网、通信技术与信息技术等[2]，数字经济的发展核心是数字技术。金等人(Kim et al.，2002)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3]。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G20)杭州峰会在《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即数字经济涵盖了信息产业以及产业数字化部分。中国在2017年首次将数字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的潜力。2017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指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数据、技术创新、信息产业、产业融合、平台化、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以及多元共治治理模式。在数字经济发展初期，工业经济呈现数字化的特征；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以信息网络为载体，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为推手的数字经济格局。

数字经济的兴起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逄健和朱欣民(2013)分析对比了美国、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发现数字经济有利于新兴产业的经营与发展，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复苏[4]。布伦金(Bryndin，2018)认为数字经济建立了新的金融体系和劳动市场结构等，改变了经济的发展模式[5]。夏炎等(2018)认为数字经济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且数字经济对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影响最大，其会提高技术性产业的规模占比，从而促进经济的进步[6]。李辉(2019)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应当在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使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7]。温珺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提高了创新能力、加大了规模经济效应，但数字经济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数字经济对经济的影响仍存在进步空间[8]。段博和邵传林(2020)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数字经济与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发现数字经济的兴起会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数字技术的推广以及数字经济相关制度的完善有利于缩小地区差异[9]。温涛和陈一明(2020)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能多方位促进农业升级、农村进步和农民发展[10]。

此外，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因此数据资源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经营实力。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创新，其应用规模与使用频率不断上升，数字经济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的影响也随之发生改变。一是数字经济会提高企业决策的准确性，如霍维茨等(Horvitz et al.,1988)认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开发与应用，会拓展企业获得信息的渠道，减少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11]；穆勒希(Mouelhi，2009)、克拉克等(Clarke et al.,2015)认为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企业增加互联网技术、信息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使用频率，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经营效率[12-13]。二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带动企业组织结构的变革，如胡斌和王莉丽(2020)认为物联网技术的进步会改变企业的生产结构和经营方式[14]。三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会改变企业价值，如李小玲等(2020)使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会改变金融结构以及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提升上市企业的价值[15]。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以及决策能力、生产效率、价值水平等产生影响。

(二)银行数字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数字化会给银行业带来巨大的挑战，银行会进行数字化改革以达到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不同银行转型程度存在差异。谢治春等(2018)研究发现，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会推动商业银行进行战略转型，且不同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会影响银行转型的战略和进程，大中型的银行会倾向于选择闭环生态型或开放生态型银行战略，而小型银行可能会选择细分市场型或垂直分工型银行战略[16]。朱太辉和张彧通(2021)研究了农村中小银行的转型问题，指出农村中小银行存在数字化技术落后、资源获取没有优势、组织不完善等问题，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呈现梯队特征，即头部机构、中部和尾部分别处于数字化转型推进状态、信息化向数字化转换阶段以及信息化初期阶段[17]。张一林等(2021)将银行按照数字化特征划分为三类，分别是数据获得能力较强的互联网中小银行、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大银行以及在线下搜集软信息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性中小银行，研究发现前两类银行更有能力研发数字贷款技术，可以为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提供贷款[18]。

数字经济会驱动银行开发新技术以及将数字技术广泛地应用于银行业务。王建清(2001)认为银行数字化会对银行业的营销方式、高技术人员结构、竞争环境以及信息网络系统产生影响，改变银行经营的业务模式、服务方式、组织结构等，从而提高银行的竞争力、适应力[19]。从客户需求的角度分析，首先，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会增加数字化投入，银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拓展银行经营产品的开发渠道、销售渠道，从而丰富了银行的服务工具；其次，莫里(Mowry，2015)研究发现数字化技术将传统的营业网点转变为了智能网点，提高了银行服务的数字化水平，满足了客户多样化的需求[20]。从风险监控的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叠加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变化，银行面临的风险敞口扩大，肖宇等(2020)认为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能够提高资产配置能力，有效监控银行内部风险[21]。因此，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时代，银行会将数字化转型纳入其发展战略规划中，构建数字化发展格局。

(三)对现有研究文献的评价

通过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的文献，可以总结出四个特点：第一，现有的文献侧重于理论研究，各国学者侧重于研究数字经济的定义与涵盖范畴；第二，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数字经济的兴起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第三，现有的文献侧重于研究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产生影响，缺乏从银行角度探讨数字经济对治理的研究；第四，现有的文献分析数字经济对银行治理影响的作用机制时，侧重于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关于银行数字化对银行业产生的影响，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第一，现有文献关注于银行数字化转型，重点分析了异质性银行转型的特点；第二，现有文献关注银行数字化对银行经营层面产生的影响，即数字化会改变银行的业务销售模式、产品特征等；第三，部分学者从银行风险和组织管理能力，考虑数字化对银行的影响，但缺乏从银行治理的角度进行分析。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近年来，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然而现有文献侧重于研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缺乏从银行角度探讨数字经济的治理效应，甚至鲜有文献研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鉴于此，本文研究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并考虑异质性银行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第二，鲜有文献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角度分析数字化对银行治理效应影响的传导机制，因此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分析数字化对委托代理理论基本假定的影响，深入探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产生影响的传导机制，并从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技术效率三个角度实证检验该机制渠道；第三，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视角，以银行是否有金融科技子公司为划分依据，引入外生数字经济冲击，又进一步从上市银行年报中挖掘2010—2019年银行数字化投入数据，并将其与国泰安、万得数据库进行匹配。同时，本文从银行的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研究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以期为银行数字化发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三、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模型

为简化模型，本文只考虑银行的存款业务(L)、贷款业务(qD)以及信息化投入(F)的治理情况，三者之和为总投入(X)。借鉴曹廷求和钱先航(2011)[22]的公司治理模型，银行治理效益方程可以用治理的价值和治理的成本来衡量。首先，考虑银行治理成本，银行会在经营过程中投入资金进行管理建设，即资金投入越高，说明银行的治理成本越高，因此银行治理成本方程应是增函数；其次，考虑治理收益，当银行完善内部组织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时，会产生治理收益，即治理投入与收益正相关，因此银行治理方程也为增函数。联立方程(1)、方程(2)，得方程(3)，其中β、α分别是投入要素的系数，两者均大于零。

(1)

X=L+qD+F

(2)

(3)

参考布特和撒克(Boot & Thakor,2000)[23]、金洪飞等(2020)[24]的研究方法，银行贷款单位价格D会受三个因素影响，分别是无风险利率、信息生产成本和信息租金，其中信息生产软成本(SIC)取决于信息不对称程度、银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为简化模型，银行贷款价格方程中的无风险利率和信息租金设为固定值，分别用Rf、Rm来表示。fB()为规模较大银行的信息生产成本方程、fs()为规模较小银行的信息生产成本方程、fbank()为信息生产成本的方程，故信息生产成本(SICbank)以及银行贷款单位价格方程(Dbank)的表达式如方程(4)、方程(5)所示：

SICbank=fbank(θ,IU,γ),bank=B,S

(4)

Dbank=θfbank(θ,IU,γ)+(1-θ)Rm+Rf,bank=B,S

(5)

其中，B表示规模较大的银行，S表示规模较小的银行，θ表示银行软信息所占的比例，IU表示银行非理性程度，γ表示银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联立以上方程式，得到短期的纳什均衡方程为：

(6)

γ=g(F)

(7)

根据以上分析，将方程(5)代入方程(3)，得：

(8)

根据以上计算结果，分别对方程(6)中的IU和γ求导，对方程(8)中的F求导，求导结果如方程(9)、方程(10)、方程(11)所示：

(9)

(10)

(11)

整理得：

(12)

(13)

(14)

在方程(12)中，当银行决策者的非理性投资程度增高时，大银行由于业务规模庞大，其增加的信息生产成本会大于小银行，即大小银行信息生产成本对非理性投资的偏导数的差小于零，说明银行非理性决策的增加会降低银行的信息获取能力。在方程(13)中，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信息生产成本下降，而大银行运用数字技术的能力较强，因此大小银行信息生产成本对数字经济偏导数的差大于零，说明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大银行会增加获取信息的能力。以上分析说明银行数字经济以及银行的非理性决策均会影响银行获取信息的能力。

在方程(14)中，F*为银行治理效益最大化时的银行信息化投入规模。当F=F*时，X小于银行治理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的治理投入；当F

通过该模型的推导，可以发现银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银行的非理性投资决策均会对银行的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具体来说，首先，当银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银行非理性投资决策越少时，银行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其次，银行信息获取能力增强会增大银行治理效益最大时的均衡数字化投入，当实际投入小于均衡投入时，银行数字化投入越高，银行治理效益越大，说明银行治理水平越高；再次，当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时，银行数字经济发展程度会提高，非理性投资水平会降低，银行信息生产成本会降低，银行获取信息的能力也会增强，从而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

(二)研究假设

1.银行数字化的直接治理效应

中国进入数字经济2.0时代，大数据、5G、区块链等高科技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新型经济形式和组织架构不断涌现；金融科技企业层出不穷，抢占了银行传统市场，直接影响了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使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以达到数字化转型的目的。银行会通过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数字化转型：首先，在产品与服务上，银行主动开发与应用数字化技术，研发数字化产品，开展数字化经营，满足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从而提高银行在数字经济时代的竞争力；其次，从银行治理与经营管理的角度上分析，数字化技术应用于银行的经营管理过程中，会提高银行经营管理的科学性，提升银行内部信息传递的速度，强化同业之间的“数据”交流与合作。

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银行业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尤其是在银行治理方面，经常存在治理方式与新发展模式脱节的问题。王轶昕和程索奥(2015)认为，中国银行治理存在信息资源与决策权不匹配、治理结构与市场化经营不匹配、信息技术发展与落后的治理手段不匹配等问题[25]。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会直接影响治理体系的形成，例如，唐衍军和蒋尧明(2020)认为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更改了政府审计的治理体系[26]。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会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给银行治理带来积极影响，银行数字化的直接治理效应如下：

一是银行数字化发展会缓解银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银行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银行的数字化发展会影响委托代理关系的基本假定，从而直接影响银行的治理情况。由于银行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管理层拥有信息优势，银行股东与管理层存在利益冲突。何宏庆(2019)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提高银行的数据搜集能力，加强银行内部以及银行同业之间的信息披露力度，缓解银行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7]。从银行股东的角度来看，股东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银行的经营情况，弱化了管理层的信息优势。因此，银行数字化能在一定程度约束管理层的行为，缓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从而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

二是数字化提高了银行内部规划治理能力。根据信息化战略理论，银行能够通过使用信息技术，提高内部规划与经营能力。周亮(2020)认为银行数字化是以银行信息化为基础，通过整合优化银行以往的信息系统，开发使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来改善银行的治理方式和模式，提高银行治理的能力与效率[28]。戚聿东和肖旭(2020)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引发企业内部管理方式的组织结构的变革，新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推动了管理模式的网络化、产品设计多元化，有助于提高企业整体的治理水平[29]。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1。

H1：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银行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

2.银行数字化的中介治理效应

(1)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刘星和曾宏(2002)认为，盲目乐观的预期、利益驱使、过度多元化投资，会导致非理性投资行为的发生[30]。银行数字化转型会通过降低管理层的非理性程度来影响银行的治理情况，一方面，在委托代理理论中，银行管理者与股东之间有利益冲突，银行管理者相对于股东能够获得更多信息，因此银行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导致银行管理者在经营过程中存在非理性行为；另一方面，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投资业务规模和种类不断扩宽数据的搜集能力直接影响了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投资水平。银行在进行数字化建设时，会通过研发和使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工具，提高管理者的理性决策，降低银行的非理性投资水平，优化以往的经营模式、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杨东(2018)研究发现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能够提高交易的成本和效率，实时有效地监管交易和投资情况，完善了已有的监管体系[31]。祁怀锦等(2020)认为企业数字化改革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管理者的非理性投资决定程度，从而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32]。银行在进行数字化发展时，积极探索和应用区块链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和数据的获取能力，能够改善银行的投资情况。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

H2：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投资决策会影响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银行数字化投入会降低管理者的非理性决策，从而起到了对银行治理的改善作用。

(2)管理层代理成本。在代理成本理论中，代理成本来源于代理关系中的股东管理者利益不一致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问题。杨群和杨柳(2006)认为中国商业银行是特殊的企业，内部存在极其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如存款人与银行的债务关系、贷款人与银行的贷款合约以及股东与管理层的委托代理关系等[33]。本文中的代理成本主要包含监督成本、激励成本以及剩余成本等。王满四和徐朝辉(2017)认为管理层代理成本的增加可能来源于管理层激励机制不完善，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会提高银行的代理成本[34]。银行通过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以下途径降低银行的代理成本：第一，从监督成本的角度分析，银行运用数字化技术监管管理层行为时，能够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督成本；第二，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降低委托代理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有利于降低银行的管理层代理成本。因此，银行数字化转型导致银行代理成本的降低，会直接改善银行的公司治理情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3。

H3：银行数字化投入会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的降低能够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

(3)银行技术效率。在数字经济大发展的环境中，5G、物联网、大数据平台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对传统金融行业产生影响，尤其是对银行业的影响不断增大。数字经济的浪潮下，互联网金融产品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银行的核心存款规模下降、利润收窄，促使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杨望等(2020)认为数字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会影响商业银行的效率，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技术溢出以及市场驱动等方式提高银行的效率水平[35]。银行技术效率的提升能够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第一，银行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努力开发与运用数字技术，数字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银行的技术效率，而技术效率的提升有利于银行增强数据搜集的能力，增强信息获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有利于银行根据已获取的信息提高其内部经营治理情况；第二，银行技术效率提升，有利于提升管理效率[36]，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在管理方面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缓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4。

H4：银行数字化投入会提高银行技术效率，技术效率的提高能够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说明

1.被解释变量：银行治理(GM)

借鉴吴成颂等(2019)[37]关于公司治理变量的构造方法，本文从银行的股权情况、董事会结构以及薪酬激励三个角度选取变量。参考祁怀锦等(2020)[32]的做法，选取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董事会独董异议率、股东权益率、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平方和以及前十大股东持股平方和，来衡量银行的股权结构。除此之外，由于样本银行是中国上市商业银行，股权性质大部分为国有持股，在股权结构中未选取股权性质这一指标，并增加股东权益率来衡量股东的收益水平。本文使用董事会的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来衡量董事会的结构和治理情况。在薪酬激励方面，参考李堪(2013)[38]关于商业银行治理指标的构建方法，选取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监管层前三名薪酬总额、董事会独董异议率、董事前三名薪酬总额进行衡量，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因此，本文选取股东大会出席股份比例(X1)、董事会独董异议率(X2)、股东权益率(X3)、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X4)、前五大股东持股平方和(X5)、前十大股东持股平方(X6)和董事会规模(X7)、独立董事比例(X8)、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总额(X9)、监管层前三名薪酬总额(X10) 以及董事前三名薪酬(X11)，构建银行治理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银行治理变量

为了测量银行治理指标，本文使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前三个成分的累积值为86.320 0，大于85，因为本文选取了三个主成分，通过得分加权计算，得出银行治理变量GM。本文使用KMO与巴特利特球检验方法检验模型的适用性。检验结果为：KMO检验值为0.75，通过KMO检验；巴特利特球检验拒绝原假设，说明主成分选取合理。具体情况如表(2)、表(3)所示。

表2 解释的总方差

表3 成分矩阵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化变量(FIN)：本文使用银行的数字化投资水平作为银行数字化投入的代理变量。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情况可以通过银行数字化投资水平、银行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以及银行的业务模式转型三个方面进行衡量。其中，刘飞(2020)认为银行数字化投资水平包含两个部分，分别是硬件投资和软件投资[39]。本文主要研究上市银行的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银行的数字化投资水平作为银行数字化投入的代理变量。上市银行的数字化程度可以使用银行金融科技的投入金额来衡量，但是上市银行年报中对金融科技投入资金的披露较少。本文借鉴祁怀锦等(2020)[32]的研究，对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构建方法进行改进，使用上市银行年报中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无形资产衡量数字经济变量。银行的无形资产与一般企业的无形资产有区别，上市银行的无形资产主要包含土地使用权和软件项目。因此，本文筛选的方法是：选取无形资产中“软件”“科技”“计算机”等项目进行加总，使用加总数据衡量银行的数字化程度。在稳健性检验部分将使用文本分析法，构建金融科技指数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

3.中介变量

(1)银行管理者的非理性程度(UI)。本文参考坎贝尔等(Campbell et al.,2011)[40]、江轩宇和许年行(2015)[41]、王璐等(2020)[42]的研究，对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计算方法进行改进，将企业过度投资水平的衡量方法应用于银行领域，用于衡量银行的过度投资程度。企业总投资水平计算过程中涉及以下变量：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投资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期初总资产。但是，中国银行业有其特殊的属性，即贷款规模在银行业中占主导地位，贷款本质上是银行的投资，是银行的负债业务。因此，本文在银行总投资变量中加入银行贷款规模，银行的总投资水平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银行摊销折旧的资金、银行预期的投资以及银行非预期(非理性)投资。此外，使用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IVT)、托宾Q值(QB)、资产负债率(AD)、现金资产比(CASH)、上市年数(YR)、股票回报率(RETURN)以及资产规模(ASSET)，建立方程(15)；其次，统计方程(15)的回归结果的残差，用残差的数值衡量银行的过度投资水平。

IVTit=α+β1IVTit-1+β2QBit-1+β3ADit-1+β4CASHit-1+β5YRit-1+
β6RETURNit-1+β7ASSETit-1+μi+λt+ε

(15)

(2)管理层代理成本(MC)。根据代理成本理论，代理成本来源于代理关系中的股东管理者利益不一致以及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等问题。银行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且中国商业银行存在大股东控股等特点，因此银行存在代理成本。由于银行具有一般企业的基本特征，银行的治理水平的衡量与一般企业没有太大差异，研究银行代理成本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可以采用与普通企业相似的指标。本文以一般公司的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关系为基础，借鉴李小荣和张瑞君(2014)[43]的研究，使用管理费用率来作为银行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即管理费用率越高，意味着管理层代理成本越高。

(3)银行技术效率(TECH)。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提高数字化投入，能够改善银行的科技水平。本文使用数据包络-马尔奎斯(DEA-Malmquist)指数测算中国上市银行的银行技术效率。参考李兴华等(2014)的研究[44]，选择固定资产、存款作为投入要素，贷款总额、税前利润作为产出要素，使用DEAP 2.1软件进行测算，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DEA-Malmquist 指数测算结果

表4(续)

4.控制变量

本文引入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来提高模型的准确性。控制变量为资产收益率(ROA)、资本资产率(CE)、利息净收入资产比(CI)、存贷比(SAL)。其中，资产收益率是衡量银行资产的盈利程度，资本资产率是用于衡量自有资本的存量，利息净收益资产比是经营效率的变量，存贷比反映经营情况。

(二)模型构建

1.银行数字化与银行治理模型

本文构建模型(16)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并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国有银行与非国有银行，以研究数字化投入对异质性银行治理的影响。

GMit=α0+α1FINit+α2ROAit+α3CEit+α4CIit+α5SALit+μi+λt+εit

(16)

其中，i代表银行，t代表年份，μi是银行固定效应，λt是时间固定效应，εit是随机扰动项。

2.银行数字化对银行治理影响的影响机制模型

本文借鉴巴伦和肯尼(Baron & Kenny，1986)[45]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逐步回归模型(1)本文借鉴其中介效应模型，构建四步逐步回归模型，模型本质与中介效应模型一致，只是增加一步(模型(18)所示，即逐步检验中的第三步)，主要目的是为了更详细地解释传导路径。，主要研究银行非理性投资变量(UI)、银行管理层代理成本(MC)、银行技术效率(TECH)是否会对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产生影响，其中中介变量用ZJ代替，具体分析如下：模型(16)主要研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模型(17)主要研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模型(18)主要研究银行中介变量对银行治理的影响；模型(19)考察银行中介变量、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若FIN、ZJ的系数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模型的设定如下所示：

ZJit=λ0+λ1FINit+λ2ROAit+λ3CEit+λ4CIit+λ5SALit+εit

(17)

GM=η0+η1ZJit+η2ROAit+η3CEit+η4CIit+η5SALit+εit

(18)

GM=ν0+ν1FINit+ν2ZJit+ν3ROAit+ν4CEit+ν5CIit+ν6SALit+εit

(19)

(三)样本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费雪式检验方法以及佩德罗尼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分析。费雪式检验方法的结果显示，主要变量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佩德罗尼检验F值在1%显著水平下显著；因此使用本文的数据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具有稳定性。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中国36家上市银行2010—2019年的年度数据。其中，36家上市银行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分别是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近年来，银行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因此样本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10—2019年。本文的数据来源于万得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以及银行年报等，如表5所示。

表5 描述性统计

数据来源：万得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与银行年报。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

本文对模型(16)分别进行固定效应、最大似然估计、差分广义矩估计(GMM)、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回归估计以研究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其中使用工具变量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有利于检验模型是否存在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

表6(续)

表6报告了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影响的检验结果，FIN的系数分别为4.334 9、3.363 2、2.274 6、3.171 5，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检验。从经济意义上看，当银行提高一单位的数字化投入时，银行治理水平会显著提高。该结果与理论分析的逻辑相一致：一方面，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会直接缓解银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降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增强信息披露程度，有利于银行治理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有助于提高银行内部规划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率，丰富治理方式。综上，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假设H1得以验证。

(二)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机制

1.非理性投资渠道

本文以中介效应模型为基础，增加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路径，分别对模型(16)—模型(19)使用逐步检验法，考察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水平影响的非理性投资渠道的传导路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其中，非理性投资变量为滞后两阶，原因是银行的非理性决策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存在滞后性。

表7 逐步检验Ⅰ

表7(续)

由表7可知，模型(16)中FI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银行增加一个单位的数字化投入时，银行治理水平提高了4.334 9，即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银行数字化投入会改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提高银行内部规划能力，从而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模型(17)中FIN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的非理性投资行为存在负相关关系；模型(18)中UI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非理性投资与银行治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银行管理者会因为利益驱使、错误的预期等因素产生非理性投资行为，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提高管理者的信息获取能力和理性决策水平，从而优化银行治理水平。基于以上分析，非理性投资渠道的传导机制得到验证，即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会通过改善银行的非理性投资行为，从而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假设H2得以验证。

2.管理层代理成本渠道

本文以中介效应模型为基础，增加中介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路径，分别对模型(16)—模型(19)使用逐步检验法，研究管理层代理成本对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逐步检验Ⅱ

表8(续)

由表8可知，模型(16)中FI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银行增加一个单位的数字化投入时，银行治理水平提高了4.334 9，即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银行数字化投入会改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提高银行内部规划能力，从而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模型(17)中FIN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存在负相关关系；模型(18)中MC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管理层代理成本过高不利于改善银行治理水平。这可能是由于银行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管理层代理成本，例如监督成本、激励成本等，而管理层激励机制不完善、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等因素会导致管理层代理成本提高，不利于银行内部治理。当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进行数字化转型时，一方面，银行内部信息透明度较高，有利于缓解管理层的代理成本问题；另一方面，银行运用数字化技术监管管理层行为可以降低监督成本，提高银行的治理水平。模型(19)中FIN的系数显著为正、MC的系数显著为负，且模型(19)中FIN的系数小于模型(16)中FIN的系数，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基于以上分析，管理层代理成本渠道机制得到验证，即银行数字化投入能够通过降低银行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假设H3得以验证。

3.银行技术效率渠道

由于银行技术效率变化对银行治理的改善存在滞后性，本文在模型(18)、模型(19)中，选取滞后一阶的银行技术效率变量，研究银行技术效率渠道对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逐步检验Ⅲ

由表9可知，模型(16)中FI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银行增加一个单位的数字化投入时，银行治理水平提高了4.334 9，即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银行数字化投入会改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提高银行内部规划能力，从而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模型(17)中FIN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模型(18)中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银行技术效率的提高有利于改善银行治理水平。这可能是由于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进行数字化转型，研发了新技术，深化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业务的融合，从而提高了银行的技术效率水平。而银行技术效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一方面，银行技术效率的提升可以改善银行的数据搜集能力，尤其是数字化时代，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改善银行内部的经营治理情况；另一方面，银行技术效率的提升有助于提升银行的管理效率，缓解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模型(19)中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且模型(19)中FIN的系数小于模型(16)中FIN的系数，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基于以上分析，银行技术效率渠道机制得到验证，即银行数字化能够提高银行技术效率水平，从而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假设H4得以验证。

(三)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的银行的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本文使用模型(19)，把样本银行的数据分类为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分别进行异质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异质性分析

表10(续)

在表10中，非国有银行FIN的系数均大于国有银行，且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银行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且非国有比国有银行的改善效果明显。对比列(1)、列(4)，可以发现国有银行的非理性投资系数为-0.120 8，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国有银行的非理性决策对银行治理有明显的影响，原因可能是国有银行投资规模较大，非理性决策会对银行治理质量产生较大影响；对比列(2)、列(5)，可以发现管理层代理成本对非国有银行的影响更大，原因可能是相比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内部代理成本问题较为明显，因此管理层代理成本会直接影响非国有银行的治理情况；对比列(3)、列(6)，可以发现银行技术效率的提高对非国有银行的影响不显著，原因可能是非国有银行投入技术要素的成本过高，会弱化银行技术效率提高对银行治理的改善作用。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提高一单位的数字化投入时，银行的治理水平均会得到改善，且非国有银行的改善效果更明显。一方面，相比于国有银行，非国有银行的业务规模较小，组织形式的复杂程度低于国有商业银行，因此非国有银行易于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相比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的组织管理结构一般较为合理，信息披露程度较高，银行中的委托代理的利益冲突问题不严重，因此当银行增加一个单位的数字化投入时，非国有银行更能改善其治理水平。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1)借鉴张庆君和张港燕(2021)[46]的研究，使用银行金融科技指数(Fintech)作为银行数字化的衡量指标，以检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进一步检验传导机制的稳健性：(2)为检验数字化投入对异质性银行的影响，本文使用银行金融科技指数作为代理指标，将银行划分为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进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

1.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

本文使用银行金融科技指数(Fintech)作为数字经济的衡量指标，对模型(16)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若回归结果中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银行数字化能够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实证检验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 数字化对银行治理的影响

在表11中，列(1)、列(2)为基准回归，回归模型中不包含中介变量，列(3)—列(5)的回归模型中包含了中介变量。回归结果显示，Fintech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银行数字化发展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中介变量MC、IU、TECH的系数均显著，说明中介变量选取合理。

2.异质性检验

本文继续使用银行金融科技指数(Fintech)作为数字经济的衡量指标，分别对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2所示。

表12 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异质性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在表12中，Fintech的系数大部分显著为正，说明银行数字化投入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且非国有银行比国有银行的改善效果明显，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对比列(1)、列(4)，可以发现银行非理性投资对国有银行治理水平影响显著；对比列(2)、列(5)，可以发现管理层代理成本对非国有银行的影响更大；对比列(3)、列(6)，可以发现银行技术效率的提高对非国有银行的影响不显著。实证结果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六、进一步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驱动力

(一)数字经济与银行数字化投入

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数字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银行纷纷进行数字化转型。兴业银行、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成立了金融科技子公司。金融科技子公司的成立，意味着银行可以利用其自身丰富的风险管理经验、强大的金融服务能力以及天然的资金优势，探索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前沿数字领域，从而进行新产品的研发与运营，建设数字银行、开放银行等新业态，助力数字化转型发展，提升银行的竞争力和盈利水平。本文将数字经济作为外生冲击，以2017年为分界点，引入数字经济政策虚拟变量(PL)，2017年之前虚拟变量设为0,2017年之后虚拟变量设为1；同时本文根据银行是否有金融科技子公司为划分依据，将样本银行划分实验组和控制组(GROUP)。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数字经济作为外生冲击，对银行数字化投入力度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FINit=ψ0+ψ1PLit+ψ2GROUP+ψ3PLit×GROUPit+ROAit+ψ4CEit+ψ5CIit+ψ6SALit+εit

(20)

另外，对样本进行随机分组，随机选取实验组与控制度，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对模型(20)进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回归结果如表13所示。

表13 数字经济对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影响

由表13可知，列(1)、列(2)中数字经济政策与分组变量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分别为0.043 8、0.044 5，说明数字经济对银行的数字化投入有正向的影响，即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银行会增大数字化投入水平。在列(2)、列(3)的安慰剂检验中，数字经济政策与分组变量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因此通过了稳健性检验。这可能由于，随着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与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金融科技企业层出不穷，市场竞争加剧，直接挑战了银行的传统业务规模和盈利水平。数字经济的发展会促使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创新业务种类和模式、改善经营管理的方式，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此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实证结果与理论逻辑相一致，说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加银行的数字化投入水平。

为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借鉴实践研究法，对模型进行平稳趋势检验(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检验结果显示模型通过检验，说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二)银行行为与数字化转型

本文使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17年公布的白皮书中的数字经济规模与GDP的占比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分析数字经济指标与银行资产端、负债端、非利息收入代理指标的变动情况，其中非利息收入代理变量选取银行发行的非保本理财占比以及银行非利息收入指标[47]来衡量。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从负债端看，银行增加了对同业负债的依赖，存款与负债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银行融资成本相对上升；从资产端看，银行对风险资产的偏好呈现曲折上升的趋势，但银行信贷利率在经过短期波动上升又下降后呈现较平稳的走势，银行的净息差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呈下降趋势；从非利息收入角度分析，非保本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与总发行量的占比增加，银行非利息收入呈现曲折上升的状态。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对银行的资产端、负债端、非利息收入等产生影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银行在资产负债端的吸储能力和净息差有所下降，银行发行的非保本理财占比以及银行非利息收入增高，说明数字经济有利于提高银行表外业务的获利能力。因此，在资产负债端的影响下，银行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加数字化投入，将大数据、5G等技术应用于银行经营，进行数字化转型与建设，即银行的数字化投入将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为进一步研究银行数字化投入的驱动力，模型设定如下所示：

GMit=τ1FINit+τ2FINit×Banksit+τ3ROAit+τ4CEit+τ5CIit+τ6SALit+μi+εit

(21)

其中，Banks代表银行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的变动情况，资产端使用银行净息差(NIM)、信贷利率(I2)、风险资产(RISK)作为代理变量；负债端使用银行存款负债比(CKR)、同业负债比(DS1)作为代理变量；非利息收入使用FL来表示，本文对以上模型使用固定效应回归。

表14 资产负债与非利息收入对银行治理的影响

表14(续)

从表14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在资产端，列(1)—列(3)中的净息差与银行数字化交互项、借贷利率与银行数字化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而风险资产占比与银行数字化交互项的系数为负，说明借贷利率和净息差越高，银行获利能力越强，因此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更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情况。在负债端，列(4)中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存款占比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在列(5)中，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同业负债占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银行同业负债增加时，银行数字化投入更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大数据等技术的应用会使存款资金流向银行间市场，当银行负债结构由存款负债转向同业负债时，银行的融资成本会上升，负债结构变化会促使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而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可以优化银行的治理情况。在非利息收入方面，列(6)、列(7)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银行非利息收入越高，越会弱化银行数字化投入对银行的治理作用。非利息收入越高时，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降低，银行增加数字化投入对银行治理的改善作用越不明显。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36家上市银行2010—2019年的年度经营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的关系，分析了银行管理层非理性投资程度、技术效率、管理层代理成本对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关系的影响，进一步探讨银行数字化投入对异质性银行的影响以及数字经济对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外生冲击，并从银行资产端、负债端以及非利息收入等方面探讨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银行数字化投入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现象，从而完善了银行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第二，银行数字化投入的增加能够通过降低非理性投资水平、降低管理层代理费用、提高技术效率等渠道来改善银行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从而提高银行的治理水平；第三，银行异质性会影响银行数字化投入与银行治理之间的关系，由于非国有银行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利益冲突问题更为复杂，非国有银行数字经济发展更有利于缓解银行内部的利益冲突，从而提高银行治理水平；第四，数字经济发展、银行融资成本的上升、资产收益能力的提高以及非利息收入的降低有利于促进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银行对于数字化技术的研发与使用能够规范银行理性投资行为、降低成本、提高技术效率、增强银行的信息安全水平，数字化改革有利于改善银行的治理水平。政府、监管机构、银行应当以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着力点，推动数字化产业与产业数字化建设，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因此，本文分别从政府和银行两个角度提出数字经济与银行治理相关的政策建议。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积极发挥政府职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为创新发展数字化转型创造良好条件。政府可以通过以下四种途径发展数字经济：第一，应推动数据共享的实现。数据是主要的生产要素，生产要素的有效循环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政府应当逐步开放政府公共数据，以数据共享的方式提高社会参与经济治理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加速数据信息在多部门之间的流动。第二，政府应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政府应当倡导数字经济，开发与运用物联网、5G等前沿的计算机技术，推动新型基础建设的研发与应用。第三，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的法律体系，提高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安全水平。第四，倡导金融与科技相结合，强化金融科技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推手作用。其次，从银行的角度来说，应着力构建数字化建设体系，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发展。第一，银行应将数字经济写入战略发展规划中，加大银行数字化投入，重视银行数字化发展。银行借助数字化技术，如5G、大数据等能够丰富业务种类、全方位满足客户的需求、挖掘潜在客户、降低银行非理性投资行为、提高银行竞争力。第二，应积极引进高科技人才，提高创新研发能力。银行可以通过设立数字化研发部门，开发与使用数字经济前沿技术，创新银行业务以及提高银行治理水平，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第三，应加强银行同业、银行与金融机构以及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数字化合作，共享数据，实现合作共赢。第四，银行应强化监管，加强数字业务的信息披露，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对银行治理的优化作用，实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第五，随着银行产品形式与业务模式的数字化转型，银行面临的风险类型也在转变。银行应努力构建数字化风控平台，创新风险管理模式，以有效识别与处理多样化的安全威胁，维护银行“数据资产”的安全。第六，强化对“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的管理，建立更加严格的标准来要求金融科技产品，最大程度发挥科技子公司助力银行数字化转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