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姝懿

关键词：迟子建 《 额尔古纳河右岸》 现代化 人性异化 中国生态文学。

现代工业文明在推动人类历史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可避免的资源环境危机。威廉·莱斯指出，以“控制自然”为观念基础的科学技术和异化消费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也是造成人与自然间日益僵化紧促关系的诱因。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下简称《右岸》）以独语体的方式，借助“我”，鄂温克族最后一个族长的女人的口吻，娓娓道来一个民族的百年历程。《右岸》通过建构鄂温克人与山林和谐共生的生活场景的方式，潜意识地传达出作者所具有的强烈生态意识和人文关怀，并以温情的笔调促使人类反思畸形的工业文明与传统文明之间的壁垒，以复归的观念提供对抗人性异化的生态手段。纵观文本，我们亦能透析出作者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民族审视及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进程，堪称生态文学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鸿篇巨制。

一、现代化视阈下的人性异化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上涵盖了认识和实践两重维度，而实践方式，包括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工业化生产方式，必然导致人对自然认识上的观念异化，并进一步在实践中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现代化工业以资本倾轧的方式进入深林，伐木工人的机器轰鸣打破了鄂温克族近百年的平静生活之时，迟子建在《右岸》中这样控诉：“不光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还天天烧活着的树。” 但这样的尖锐的斥责并未持续很久，就转向更为悲凉的基调：妮浩萨满以生命的代价阻止因伐木工人乱丢烟蒂而酿造的火灾。小说采用艺术化的手法还原1987 年大兴安岭北部的森林火灾，寥寥数笔，不仅简明扼要地呈现了工业文明之下，大量伐木工人在经济要素和建设口号的驱使下纷纷涌进山林的场景，还将人类与自然的二律背反清晰地展现出来：现代工业化进程中所取得的惊人的经济成果，往往是以牺牲自然环境资源，甚至牺牲依附于自然载体之上的文化为代价的。

当自然失序，环境失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人类自身的焦虑。武俊平先生在《中国人文思想：寻找自己精神家园》中提到，现代人的困惑和痛苦往往来源于两种断裂，其中的一种便是人与自然的断裂。《右岸》中，伊莲娜在山野间星夜风声的静谧安闲和城市里车马喧嚣的繁华热闹之间反复陷入无法抉择的焦虑，最后带着她心爱的画笔葬身贝尔茨河中。生于山林的孩子，终归于故土的怀抱。伊莲娜的焦虑恰到好处地映射出当下“年轻一代叛逆与救赎的双重变奏”，既被日新月异的时代同化，又无比眷恋和向往心灵的救赎，始终与工业文明存在着难容性和脱节性，这也在无形之中阐明了：现代化进程在带来文明进展的同时也催生出人性的异化。

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看似解放了劳动力，事实上却为心灵捆绑上了一层枷锁，使得真正意义上自由人的概念被消解，在实质上阻碍了人的主体性发挥。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为参照，可见现代人在获得基本生理需求的同时也困囿于精神的囚笼之中，《右岸》所建构的物欲基石并不饱满却精神满足的理想世界，则成为贫瘠心灵的救赎之所。小说并没有避讳人性异化之恶，甚至巧妙地将现代伦理注入原始部落的百年生活史中，比如依芙琳强迫金得娶不喜欢的杰芙琳娜，最终导致金得的自杀悲剧;玛利亚对达西娶寡妇的不满，甚至间接性促成杰芙琳娜的流产;马伊堪以坠入悬崖的方式反抗拉吉米的病态管控;坤德夫妻之间的性强迫与相看两生厌的不幸婚姻……这些类比封建大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夫妻之间存在的畸形关系，亦是作家的对现代化进程之下人性异化的一种影射。但即便如此，迟子建笔下的善恶之间依然没有绝对的界线和无法跨越的鸿沟。马粪包以自残的方式回馈妮浩萨满的牺牲;偷鹿崽的少年最终带回了恩人的女儿;玛利亚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与杰芙琳娜达成了和解……作家落笔的基调力透纸背出善的稀缺与珍贵。

在进行文学作品比较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批判和揭露恶总是很容易，诚如孔子所倡导的“尽善尽美”那般，相对于“善”的层次，符合文学批评与艺术审美的“美”的层次更容易达到。正因此，作为文学界逆行的精灵，迟子建笔下的这份善更显得弥足珍贵，她始终坚持“对温情生活的辛酸表达”，因为“ 温情应该是寒夜尽头的几缕晨曦”。也正是如此，我们才会对世界葆有期待，期待人格的光辉能阻遏人性的异化，也期待人的美好能制衡人的丑恶。

二、复归视阈下诗意的生与死

《右岸》的可贵和独到之处，在于它不仅借夏冬雨雪的稀疏、罗林斯基沟的干涸、逐渐被砍伐至稀疏的白桦林客观地描写当下自然环境资源遭到破坏的现状，阐明了人性、劳动异化所导致的结果，同时给出了对抗人被现代化工业文明所异化的精神武器——复归观念。复归观念最早来源于老子对自然事物规律运动的抽象认知，“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云云，各归其根”，后庄子将其引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本质上阐明了人应当打破背负的精神枷锁，回归自然天性，从而达成对异化的消解。小说文本当中，安草儿父子无疑是最接近复归状态的，因为他们的愚痴在山水中得到了双融。“在山中，他的愚痴与周围的环境是和谐的，因为山和水在本质上也是愚痴的”。安道尔为了让瓦霞不再害别的男人，宁可自己捆绑上这个枷锁。安草儿则钟情于山间的一切事物，他干活的时候，总是保持着虔诚而愉悦的心情，这何尝不是现代人所向往的一种精神状态？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和资本的僭越在人与自然之间筑起了一道围城，也阻隔了精神的自由化。《右岸》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没有过多尖锐的批判性言语，它只是简单地将一个可得的理想境遇摆在那里，人们因向往和求而不得产生自我审视，小说文本也自然而然地拥有了震撼心灵的力量。

复归视阈下往往还涵盖了“天人合一”的自然本体意识和原始生死观念中的“灵魂回归”的说法，小说将这些思想与萨满文化结合起来，通过鄂温克族人的自然崇拜展露出作者自身的生态自然观和价值序列。他们发明了“斡日切”舞来感念天鹅的救命之恩;他们崇拜火神，严禁朝火中吐痰、洒水。比起人类中心主义严格的等级区划，自然对待生灵总保持着始终如一的平等，这种平等促生了鄂温克人敬畏自然、敬畏生命的天然品性，也是对现代焦虑衍生下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理想化诠释。即人对自然怀有感恩之心，自然所回饋的丰饶物资又反哺着整个种族的繁衍生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场景，同时践行着传统儒家生态思想中“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说法，使民族得以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而文学作品中拟态的桃源之境，不仅是畸形工业文明之下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有力倚仗，也在无形中催唤着人们心底的“道德良知”和“生态良知”。

古老的埃及神话中，人身狗头的阿努比斯是死亡魂灵的导师，象征着生命是一个首尾相连的圈，甘愿赴死的人，会走向新生。海德格尔提出的“向死而生”的美好意愿使得死亡这一苍凉的意象在作家的笔下被赋予了“灵性”和“神性”，塑造了一种节制的感伤和辛酸的温情。费振钟先生曾提及：“存在与死亡是迟子建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当尼都萨满死去之时，“我从希楞柱的尖顶看见了一颗很亮的发出蓝光的星星”，取而代之的是成为新萨满的妮浩;当驯鹿崽代替列娜前往黑暗的世界，母亲把驯鹿崽当作自己的孩子，扔到向阳的山坡之上，而当列娜被埋葬在冰与雪的国度，那头瘦弱的母驯鹿又重新涌出甘甜的乳汁;鄂温克人大多采用风葬，因此“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太阳和月亮，小灰鼠会抱着松塔，跳到她身上和她玩耍”。死亡之美依附在自然意象之上，减缓了死的哀怨，递增了生的华美。

三、以《右岸》中映射的文学观复现中国的生态文学进展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社会现代化的转型阶段，面对环境资源破坏所产生的焦虑，新现代化研究提出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中国的生态文学也在同一时间开始蓬勃发展，方兴未艾。迟子建对于《右岸》的创作正是基于这一深刻的社会环境渊源。

迟子建的故乡位于黑龙江畔，山峦、草滩、炉火、雪爬犁、木刻楞这些在我们看来熟悉又陌生的意象，在作者的笔端被赋予了别样的情态，这种被大自然紧紧相拥的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经历，造就了迟子建在文坛独树一帜的叙事风格。自然和故乡像极了迟子建的文学父母，孕育了她笔尖的灵气和才情。《右岸》之中所描述的環境场景，无论是镶嵌在希楞柱尖顶的星星、奔跑着驯鹿的蓊郁山林，或是高大挺拔、外形优美的白桦树林，甚至是这片土地养育的淳朴善良的鄂温克人，所有发生在这个部落的琐碎生活史，都恰到好处地还原了传统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种生存状态。而这种平衡一直维持到工业文明的冲击来袭之时，才开始猝不及防地扭曲变形、戛然而止，最终渐渐走向消亡。也正因此，《右岸》宛如一曲从密林中升起的挽歌，当大部分山上的原住民乔迁至“激流乡”开始，古老文明衰败的颓势就已经清晰可见。文章的开头早已预兆了一切：“我是我们这个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当一个部落已经不再产生酋长，那么部落文明的衰亡也昭然若揭。因此，小说娓娓道来的部落民族史，亦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小说最后一部分外来文明对原始部落文明的侵蚀，也发生在被工业文明冲击着的当今社会。

小说的最后一个部分中，林木因砍伐而稀缺，动物数量锐减，种族开始频繁搬迁，部落的最后一代人也逐渐走向荒诞的命运轨迹。沙合力因为偷卖国家保护的天然林而锒铛入狱，索玛耐不住寂寞沉溺于男欢女爱，他们的行径将工业文明下人性的异化不断放大，影射了飞速发展的时代中人心的浮躁和人性的扭曲。现代人在灯红酒绿的现代都市追逐世俗的欲求，注意力的缺失和耳畔喧嚣的噪声使得心灵的宁静荡然无存，横亘在心中的只有挥之不去的焦虑。尽管如此，在小说中依然提及西班的独创文字、桦树皮工艺以及伊莲娜呕心沥血两年完成的画作，这些美好事物所代表的自然遐想，是作家文学观中矢志不渝的温情流露，也是作家所试图找寻用以对抗工业文明下人性异化的生态手段。

纵观生态文学的发展历程，1962 年《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将人们的视觉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向自然中心主义，引发生态文学的一场革命。西方作品中多以审慎而理性的笔触阐明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中国的生态文学则呈现多元的色彩，一部分承袭西方理性思维，以自然科学话语为支撑来呈现生态维稳的重要性，如叶广芩的秦岭系列、姜戎的《狼图腾》等。另一部分作家则将着眼点放在继承与发展“天人合一”的传统生态自然观上，在作品中流露出一种对自然的天然亲近。苇岸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写大地的神经脉络;韩少功多年隐居在汨罗八溪峒，以切身实践的方式顽固地抵抗工业文明攻势，达成了作家与作品的双向统一。前述文本更多地停留在揭露痛点的层次，以视觉的冲击效果抨击和批判现代化的弊端，与之相比，迟子建娓娓道来的故事模式则给读者以如沐春风的诗意之感。“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这样优雅的开端为后文营造了哀而不伤的基调，文本的落脚点也终归于生态背景下的人性光辉。迟子建所倡导的，正是复归观念的现代化与生态文学的本土化叙述。生态在她眼中是一种找寻本心的方式，人类要发展自身，最终的落脚点是与自然达成双向和解，迟子建在哀叹鄂温克族消逝文明的同时，也是对这种原初蒙昧与拒绝现代化的状态进行了一种反思。笔者认为，作家文本中的未尽之意仍含蓄地表达着这样的观点：人根据客观实在的可能性实现自己的本质，消除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分裂，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毋庸置疑，《右岸》堪称中国生态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座里程丰碑，它不仅是一部集大成之作，更有着独特的开拓性和时代价值。在故乡与自然的孕育之下，迟子建的文学观中既有“天人合一”思想中尊重、敬畏自然，万物平等的观念，更坚定住了人本位的生态思维逻辑，从天道出发，落脚于人道。21 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主要方向，依然是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承认自然界的主体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右岸》无疑为反思和审视人类自身提供一个绝佳的样本模板，成为现代化视阈下对抗人性异化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