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丘丽

關键词：文学史 80年代 《 文学讲稿》 重返及问题

对20 世纪80 年代文学的反思甚至对已有叙述的质疑促使一批学者重新走进历史现场，程光炜的《文学讲稿：“八十年代”作为方法》和一批学者为“重返八十年代”所作的努力，产生一批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展开了不同的进入80 年代文学史的途径。“历史化”作为“重返八十年代”学术实践的关键词，不仅要对其内涵进行梳理，同时也应将已经“本质化”的结论重新“问题化”。重返活动打开的多重问题空间，对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以及思考当下文学现状有重要意义。重返并非意味着推倒一切，历史语境和材料选择、自我经验和书写理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对“重返者”而言仍值得思考。

一、文学史的“多重面孔”

80 年代文学以参与历史的方式回到大众视野中，出现了撰史热，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但如张钟所言：“这一段文学思潮史并不是简单的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历史， 甚至主要方面并不是文学思潮史，它乃是与政治思潮、社会思潮难以分解地纠结在一起， 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政治思潮史的文学版。”a 朱本更注重文学史研究中的“社会主义经验”，程光炜不仅看到了将“始终与革命的政治思潮相联系”的现实主义与“受政治形式和政治运动制约”的现实主义加以区分的努力，也洞见了这种表述最终实现的并不是“纯文学”诉求，是“‘当代’文学对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现实主义的历时性回归，它要缝合‘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造成的话语裂痕”b。这种文学史书写思路将当代文学与国家意识形态结合，追溯左翼文学在当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

90 年代，值得注意的是同时出版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两本书，陈本虽由不同学者写成，可以看出他们建立一种新的书写范式的努力，以“文学性”为诉求，这与陈思和对“纯文学”的追求一脉相承，可以说是“重写文学史”思潮取得的成果。此书重新发掘了一些之前被文学史遗忘的作家作品，提出了“民间写作”“潜在写作”等概念，试图压抑左翼文学，从而使非主流文学重新获得文化合法性。除了以作家作品分析的形式安排文学史外，一批少数民族的作品也进入读者视野，丰富了文学史书写的类型。洪本在前三章对“左翼文学”进行重新的归纳调整，打破了以往文学史中二元对立的书写方式，体现了文学史书写中客观、公正的态度，以历史的眼光，对书写对象抱有同情和理解之态度。具体的章节安排上可援引两例：一个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创业史》的论述，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并没有章节安排，只是简单提到了梁三老汉，总体评价不高，陈本将他放入闰土、阿Q 的历史脉络里，认为梁三老汉并未摆脱他们的历史胎记。而在评价同类题材小说《山乡巨变》时，则认为它回避了政治，换得了人情美，艺术成就上高于《创业史》。在洪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专门用了一节的篇幅论述《创业史》，并且延续了《当代中国文学概观》的思路对它高度赞扬。另一个例子是现代派、先锋派作家在陈本中所占比例上升，例如余华、马原、残雪、高行健等作家以专节形式出现，并且将他们放在与现实主义作家同等高度来评价，这在之前并不曾出现。陈本标举“文学性”，压缩现实主义作品增加现代派文学的篇幅，体现出贬斥50 至70 年代文学的倾向。这种对这一阶段文学进行抽离的思路也体现在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和“20 世纪中国文学”等口号与文章中，这种思路认为五四为最高点，革命文学逐渐坠落，80 年代开始慢慢回升。这种闭合的方式将革命史从20世纪文学史中排除出去，顺此思路，80 年代被称之为“第二个五四”，进而企图再次“回到五四”，那么对“五四”和对“现代文学”的推崇，是否在建构一种学科等级观念？

二、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叙述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关系在《文学讲稿》中涉及但并未展开讨论，在另一本著作《文学史的潜力》一书中，作者区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作用和细微差别。在80年代“拨乱反正”的政治思潮影响下，文学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历史，取得了自己的社会位置，而相较文学研究，文学批评呈现出蓬勃之势。文学批评家成了事实上的“文学史家”，许多文学史的评价已经成为“本质化”结论，其观点主张已经成为我们熟悉的结论。如贺桂梅所言：“80年代文学常常被作为‘批评’而不是‘文学史’， 它的基本知识前提和文学规范仍旧来自与80年代同步确立起来的那些文学批评实践。”c当文学批评先行时会干扰文学史对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处理，一个值得讨论的例子是作者在书中提到但没有展开讨论的“路遥现象”，以《人生》为例。

中篇小说《人生》给路遥带来了知名度，《人生》发表后受到读者的热情反馈，甚至一时间路遥成为一些青年人的人生导师，这样的高潮足以说明《人生》创作取得的成功，即使在当下，路遥的作品依旧有庞大的读者群。然而，发表之初读者的追捧与文学界的沉寂形成对比以及后来获茅盾文学奖殊荣的《平凡的世界》也被认为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经典之作并未使路遥迈进经典作家行列，他的作品在“80年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遭遇了尴尬。最先对小说进行系统研究的是文学评论家，其实这契合“新时期”文学评论比文学史更活跃的氛围。但80年代的评论仅有几篇，如蔡翔的《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雷达的《简论高加林的悲剧》，王愚《在交叉地带耕耘——论路遥》，李劼《高加林论》，总体而言比较冷清。《人生》是一部经典无疑，一些人甚至认为它的文学成就高于《平凡的世界》。但文学史叙述对它并不够重视，一个很重要的共识是不够“与时俱进”。思其原因，路遥在规训中写作，他携带的“十七年文学”经验，造成了他在新时期之初的转型障碍。因此，高加林这样一个携带着“十七年”经验的人物在80年代“现代化”中显得格格不入。不难发现，这种共识是文学史认同文学批评的结果，此类评价逻辑是要压抑“现实主义文学”，强调“非写实”的文学思潮，但并不是文学史研究经过过滤、归纳之后的选择。一个可以与之对照解读的例子是吴亮对马原小说的经典评价：“叙述圈套”，这一结论式的批评已经被固化在文学史写作和研究中，而这种带有个人趣味、感性的评价在被生产之初并未受到质疑。这种评价是否客观？另一方面，过分抬高一种文学理念，是否同样抑制其他文学的健康发展？正是由于批评高于文学史写作，《人生》这种现实主义风景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文学史叙述参照了当下这种批评方式认定了何为“经典”，同时也排斥了“非经典”，这样的思路对后来“重写文学史”的影响更大。

文學批评的思维方式并不等同于文学史的思维方式，无意于比较二者谁更优秀或权威。批评先行可能会导致文学史研究缺乏标准，尤其是对当下或者是刚刚过去的文学经验作“盖棺定论”的总结，当历史发生变化时，文学史应如何面对陈旧的文学批评？如先锋文学因“纯文学”的写作追求受到青睐，但日益严重的“文字游戏”和“叙述迷宫”逐渐脱离大众的审美趣味，最重要的是这种所谓“纯文学”式的文学写作有它反叛的对象——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缠绕。而90年代并不存在可以统一一切的规范，当“多元”“失范”渐行，它的对立面消失时，文学史又该如何进行自我命名？当然文学史结论也并非一定具有学术的优越性，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重返及其问题

“重返八十年代”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张旭东在《重访八十年代》一文中提出，“重访”的目的是让那些含混的历史变得清晰。在谈到“为何重返”时，程光炜主要是从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学科建设的角度进行论述，其一是80年代本身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它所提供的“起源性”“原点性”资源;另一个是作为研究者想要在学科范围内建立研究的历史意识。他将8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认识装置”，重返的目的是“借‘80年代’，既能够发现‘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也能够充分地把‘90年代文学’的问题打开。把它当作漫长的当代文学史的一个‘制高点’或‘了望塔’，重新理解、认识和处理当代文学史问题，并做一些方法论的探讨”d，也就是说他想要打通的是当代文学中“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这六十年的历史视野，以“亲历者”和“旁观者”的双重角色回到80年代的文学现场，对一些已经“本质化”的问题进行反思，重新“问题化”，在审视构建80年代知识话语的过程中与历史和当下对话。

关于“重返”活动，首先是“80年代”这一概念。在描述1976年后的文学状况时，人们普遍采用“新时期文学”这一概念。很显然，这个称谓携带着强烈的历史语境，是配合社会思潮的结果，“新时期”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它反映出人们企图告别70年代的时代情绪。这样的表述背后是历史进化论的逻辑，符合现代性的想象，但是这种逻辑加之在文学上就变成“新时期文学”是对“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反拨和超越，这是一种文学的断裂论。90年代以后随着对“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区分以及对时间神话的怀疑，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将它理解为一般的时间概念，开始使用“80年代”来代替“新时期”。显然，“80年代”相较“新时期”更突出了它的一般性概念，放在整段历史中来观照，呈现出客观性。作为一段历史状况有自己的话语限度，相比“新时期文学”所指的多义性和周期的模糊，它划定了一个范围。但程光炜为“80 年代”划定的界限显然也是以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开头和结尾，不得不思考，“80 年代”作为文学史的一般性概念依旧依靠重大政治事件划分，是否内部依然暗含了“新时期”的逻辑？其次是将“80 年代文学”作为一个历史坐标，在更广阔视野中思考它与50 至70 年代文学的关系以及对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认识。 人们将80 年代作为“认识装置”时，“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便成为否定的对象，而“非主流”文学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80 年代是“革命”范式向“现代”范式转变时期，不能将两者之间的关系回收进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新启蒙”思潮，“重写文学史”等各种努力，都试图解释70 年代关于文学和历史的表述，但如前所述这是一种“断裂”式解读，回到80 年代会发现“断裂”的历史意识是在“连续”的关系中展开的。80 年代暴露出的问题在50 至70 早已萌芽，同样地，80 年代无法解决的问题同样会在90 年代再次浮现。“1980 年代要回应的， 实际上是‘前三年’提出来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而1990 年代实际回应的又是1980 年代的叙事主题和叙事方式， 每一个时代， 如果有‘时代’的话， 都在于如何回应前一个时代”。

80 年代的历史在新世纪再次吸引研究者的目光，问题提出的也是源于对当下现实的关注，对固化的文学史叙述方式的反思体现出作为文学史家的自觉。在充分肯定“重返”意义的同时也应警惕一些问题：第一，“亲历者”的自我经验和书写理性。如程光炜曾言：“我的个人经历、文学经验和历史观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人的‘精神发生史和‘学术形成史’都与本时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f 需要思考，研究者作为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在特殊年代形成的知识结构、情感认识对他们重返产生多大的影响？本人经历过特殊时期深刻的痛苦与欢乐，无法接受对这时期文学作“轻松化”解读，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情绪具有主观性，多大程度上可以代替集体的声音，亲历者的言说能否代表大众？第二，历史记忆的可选择性。历史直线前进，它的身后存在着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也无法回到现场的客观事实，但同时历史也可以被建构，即使面对大批的材料或者记忆，哪些可以相信并采用，返回者可以在其中挑选分析，“重返”是为了更接近真实的现场，打开多种可能，一旦设有预设目标，结论先行导致历史记忆与史料就变成了填补的材料，因此在“历史的同情”的态度和个人经验之间应有所考量。第三，历史重释不是为了推倒一切，在发掘被遮蔽风景的同时，如何处理已构成主流叙述的那些论述？随着“重返”不断深入，原有的文学史观念无法对“当代”做统一叙述时该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重返”的研究呈现出丰富性和开拓性，既有程光炜、李扬、蔡翔等80 年代“亲历者”提供给后来者难以提供的叙述和现场感，还有拉开历史距离后，年轻一代学者的理性审视与反思，个人经验的倾向性、学术研究的客观性等在他们之间形成有趣的对话。在充分肯定重返的意义与价值的前提下，这项工作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方法，既思考对50 至70 年代文学的理解，又能观照90 年代文学的发生，同时打开的视野以及所揭露出的问题也显示了它的未完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