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丽军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 《涉渡之舟》 戴锦华 文化研究

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的译介使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此时成为女性主义批评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女作家们也借重着“拨乱反正”、人性复归的口号开始了超越性别的伤痕写作。女性写作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萌生与发展的前提与动力，此前作品中那“在场又缺席”的“女性意识”借助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得以彰显。但问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批评思想仍旧受制于新启蒙话语和对现代化的想象，加之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使用可能使批评再次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在进入90年代后其分歧和问题也日益明显。戴锦华的《涉渡之舟》从写作到出版历时十年，对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的反思与调整是此书的关键，因而如何将西方理论本土化，如何在更大的语境下思考新时期女性写作与文化是《涉渡之舟》“重返80年代”思考的问题，也是此书的价值所在。

一、时代语境下“女性主义批评”的转向

从书的目录来看，《涉渡之舟》延续了《浮出历史地表》的书写方式，略有不同的是，如果说前者是以重大历史事件划分阶段探讨女性文学的话，那么后者已然放弃了这种模式而趋于复杂化，以“女性写作”替代“女性文学”的方式也包含了更为谨慎和辨证的思考。因此，《涉渡之舟》的突破和创新倘若只是在文本内部说的话或许会流于抽象化和碎片化，故对《涉渡之舟》的评价有必要置于戴锦华女性主义批评的脉络变迁中来考察。

作为戴锦华进入女性主义批评后的首创之作，《浮出历史地表》已然能够反映出作者犀利的语言风格和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二人深厚的理论基础与丰富敏感的女性体验给予此书厚重的历史感，以更为宏大的历史视角俯瞰中国两千年来女性被父权压迫的事实，直面历史的真相。本书以《两千年：女性作为历史的盲点》开篇，将压制历史溯源至中国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矛头直指自古以来统治、压制女性的父权社会，以解构父权夫权、颠覆既有文学史的方式将女性从主流文学史中剥离出来，继而勾勒女作家的创作脉络。此书的写作颇具20世纪80年代末批评的特点，频繁出现的“能指”“所指”“编码”“匮乏”等术语联系着一代知识分子接受的西方语言学的转型。从语言、符号出发洞悉女性生成过程的空白与结构性缺损，从文本内部找寻女性意识和女性经验的例证，这成为时兴的批评模式。然而过度强调女性文学中的意识形态特性和女性视角下的父权压制并不能有效说明自身，对女性文化的建构和阐释因依赖于男性话语反而更难脱离其所批判的对立面，而且由西方传入的女性主义因带有西方本土的经验特质而忽略了阶级、种族的面向。因此面对90年代的第二次转型，8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如果不能有效地反省自身，打开更为广阔的视野，其自身的封闭性会愈加明显，更难以介入社会，成为批判性的资源。在这个层面上，戴锦华的《涉渡之舟》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批评提供了突破性的方法，实现了研究视野的转向。

如果说80年代的女性主义批评还能够在文本内部追求形式的意义以对抗宏大叙事与主流话语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动让曾经的精英知识分子感到前所未有的焦虑，甚而戴锦华本人也面临无法言说的困境。因此，回到女性主义批评，引入文化研究不仅是戴锦华针对80年代失效的话语方式做出的转变，更是在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立场之后找到属于女性所能胜任和介入的空间，以边缘化的状态切入现实以凸显80年代文化和女性写作的复杂与多义。此书突破了以往女性主义批评中存在的“本质主义”论述，对性别的考察落实到更为开放的文化场域之中，强调性别文化建构的维度。在“可见与不可见的女性”中，女性的困境不只是在“花木兰”和“秦香莲”a双重镜像的徘徊以及缺少一场葛兰西的“文化革命”，而且还勾连着女性文化中个人主义话语的尴尬和匮乏。其“尴尬”在于，“个人主义话语”在以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为主要形态的中国难有合适的位置和成长的空间，继而其“匮乏”的命运不可避免。不同于所谓的男性“个人”，现代中国的“女性”无疑更是难于成长的一类人，是处在“个人”边缘的“边缘人”。正是这里，戴锦华洞悉了新时期女性写作和女性文化发展的关键，女性知识分子借重着个人话语与主流话语形成了合谋又反叛的冲突，90 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同样是在强调性别差异的基础上将女性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人”之上。颇具意味的是，新时期的女性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借助知识分子的假面登上文坛，并多次参与了对主流话语的构造，所以在《涉渡之舟》中，女性写作已然和理想主义、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纠缠联结，凸显出新时期文化的脉络。女性写作中的“爱的话语”“男子汉”实则显露出80 年代文化中高扬的理想主义，而“告别男子汉”“消解爱情神话”的过程成为呈现女性主体性的机遇和80 年代文化困境的表征。因而立足于文化研究基础上的女性主义批评，其意义与活力在于文化研究中所内含的批判清醒的姿态和开阔视野下的女性文化，于社会中间看到繁华表象下遮蔽的叙事，这种多维度的批评已绝非简单的女性立场可以概括。

二、80年代理论与话语的反思

在《涉渡之舟》中，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是贯穿全书的立场，但是在落实两者的同时却难以避免论述的混乱，所以有效的理论资源和文本细读的方法成为戴锦华整合论述、避免简单化和抽象化的关键。在书中，“建构”“解构”“花木兰困境”“镜像”“阉割”“症候”是最常出现的理论术语，也显示了戴锦华理论借鉴的源头。从某种程度上说，借用多种理论仍旧是本书一大特点，但是戴锦华本人对理论的使用联系着她对80 年代西方理论的反省，内含的是“家国之内”的具体语境和中国经验与中国身份。所谓“症候式批评”的意义不仅仅是阿尔都塞所提及的含义，在其背后是更大的知识谱系和更广阔的视野和历史维度;“解构”虽是写作全书的一大方法，但与之联系的是戴锦华的“反本质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立场，是她作为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与反思态度。

不止于此，在后记中戴锦华也提到，写作此书除了有完成女性主义立场之上女作家研究的目的之外，也希望借此梳理和反思曾置身其中的80 年代文化。b所谓的“梳理”旨在对80 年代的主流话语的前提和预设进行反思，在揭示出80 年代思想资源来源的前提下，质疑曾经的历史断裂论，于历史断裂下窥探历史的延续，进而指出女性文化与80 年代话语的矛盾。20 世纪50 至70 年代的愛情话语、女性空洞的能指、假面写作、本质主义的女性表述并未在80 年代消失，相反，在张洁、戴厚英、张抗抗甚至王安忆身上仍旧能看到“假面写作”的痕迹。在《涉渡之舟》中，80年代作为离弃政治与回到五四的年代，事实上分享着与50 至70 年代同时期的话语资源，一些被遗弃的思想只是改换了角色依然藏身其中。80 年代虽然并非有如前二十年外在力量的规训，但潜在的无意识是被更为内在的方式所规训。这种内在的方式，就是葛兰西所说的“认同”，这种“认同”并不取决于“事实”而取决于“建构”——通过言说和语言的运作，通过记忆和遗忘的选择，让外在的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与政治转化为内在的要求。c 因此，80 年代习焉不察的话语到了90 年代或许能够得到清理与反思，那些曾以启蒙话语取代阶级论的想法其背后的资源谱系正是早就存在于50 至70 年代的“异己因素”，我们面临的是“无法告别的十九世纪”。和此相联系的是，正是因为80 年代使用的“现代性话语”，故而具有颠覆性和现代性反思的女性主义必然与主流话语存在冲突，这也就意味着女性文化和女性写作面临的是多重困境，它们症候性地见证了新时期的历史，对女性写作困境的考察也显示了80 年代文化的困境。

从谌容、戴厚英以超越性别与知识分子达成共谋的方式写作到后期王安忆、铁凝等人书写女性的自我意识与体验，从张洁书写文化英雄与男子汉神话到池莉的解构男性、书写庸常人生，从80 年代女作家分享着仰视的目光和性别神话到90 年代的“私人写作”，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在撞击男权与主流话语的同时也不无调侃地解构这一话语构造，质疑和反省精英主义、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因此理想主义—启蒙主义—个人化写作构成了20 世纪末女性写作的序列，新时期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的关系也得以展开。

三、缜密与自反：难以归纳的复杂性

《涉渡之舟》的开放性不止于文化研究视角的引入和理论话语的反思，与之相伴随的是作者缜密而又自反的语言。由于意识到话语的建构性和理论的限度，《涉渡之舟》中那犀利的语言和坚定的女性主义立场背后是难言的暧昧与缠绕，是于果敢自信地描述之下的犹豫和既有结论之后的否定与削弱。戴锦华甚至使用一些相反的词语来指称同一个问题和作品，比如“突围/ 陷落”“逃逸/ 围困”“接近/ 放逐”“中心/ 边缘”“飞升/ 坠落”。如果把《涉渡之舟》和同时期的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著作相比，这种风格颇有魅力和特殊之处，也保留着戴锦华本人知识更新的痕迹。

对于女性主义批评而言，预设的理论框架和概念先行的研究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将女性从男权话语中解放出来，但也使得关于“女性”的表述趋于固定化和本质化，从女性意识出发的对作家作品的再评价也应和了80年代反叛50至70年代的潮流。同样，以“性别差异”为内核的性别理论资源和通过拒斥公共空间书写女性意识的个人写作也在一定意义上加固了女性写作的封闭性，这反而成为男性话语驱逐女性的一个机会。反观《涉渡之舟》，书中的女性主义立场不仅是作家的性别立场，同时也是反本质主义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对既有的施加在女性身上无法变更的事实。作家有意营造难于表述和确定的语言而非直白、准确的语言，因为后者无疑会限定作家和读者的思维，使文本局限在语言中，从而遮蔽了在此之外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意义，牺牲的正是问题的复杂性和多义性。但是“反本质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是批判的利器，却丧失了一种自我命名和自我集结，成为解构的游戏，因此在历史建构过程中我们又必须创造另外一些关于本质的表述”d。所以书中有意使用的自我缠绕和不透明的语言是作家揭开覆盖现实屏障的尝试，她迫使我们看到在本质主义叙述之下那难于表述和发现的女性困境和文化难题，以清醒的姿态洞悉叙事话语的裂隙和女性的误区与陷阱，然而关于本质的表述不可避免地与前者并置产生了书中“不透明”的语言风格。如果说，张辛欣1984年的创作就数量和影响力来说是一次飞升的话，那么其作品中碎成片段的女性和细腻于女性写作而言又是一次坠落。但坠落并非和飞升截然不同，她的“坠落”或许在另一个年代再次被认指为“飞升”，这一飞升又坠落的过程最终将会带领她到大洋彼岸，这是一个误区，又或许成为机遇。飞升/坠落、误区/机遇使语言负载着巨大的阐释效力和理解的可能，让张辛欣等女性写作脱离了本质的判断而具有更大的开放性。

相较于此前盛英、朱青等人的女作家论著，《涉渡之舟》的语言风格和书写方式都独树一帜，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接下来的女性主义批评。乔以钢的《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和张莉的《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都借鑒了《涉渡之舟》的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甚至走得更远。然而任何一本书都有其历史性，作者的思维方式与写作特点也存留着时代的痕迹。作为90年代反思与批评的一环，以如今的眼光看这本书不免有些过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中心/边缘、突围/陷落、逃逸/围困这些二元对立的词汇依然重复出现，在两者的位移之间戴锦华对女性写作和文化的讨论仍旧局限在对立性的框架里而不能有更大的突破，作者在声明反本质主义的同时却也不时表露出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当然这可能是笔者不太准确的后见之明，但指出缺点并非否定戴锦华的《涉渡之舟》，而是以此为参照和基石展望女性主义批评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