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冉

新四军在创建初期，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中共中央多次指示以中共江苏省委为主的上海地下党组织给予新四军和华中敌后根据地以大力支援。组织“上海民众慰劳团”赴新四军军部慰问则是上海民众支援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诸多事例之一。

一、“上海民众慰劳团”的组建

1938年夏，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来到皖南，与项英、袁国平等人商议支援新四军事宜。项英表示，“對上海的要求是输送干部、经济上支援、宣传新四军和掩护新四军的后勤部门在上海采购军需用品等等。”刘晓返回上海后，江苏省委全面部署支援新四军工作，首先确立的援助对象就是皖南新四军军部。

新四军印刷厂厂长、联络员陈昌吉在慰劳团的组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昌吉原是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成员，淞沪会战后，率百余人的队伍参加新四军，因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受组织委派经常来往于上海与皖南之间。1938年10月，陈昌吉受副军长项英、秘书长李一氓委派到上海工作，携带了大批新四军的照片和文章。照片内容主要涉及新四军日常训练、学习、生活、日军战俘和缴获的战利品等。当时上海民众爱国热情很高，但振奋人心的消息却不多，加之日伪、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改编和开赴敌后作战消息的封锁，陈昌吉所带的照片显得尤为重要，上海地下党也高度重视。在中共地下党员陈艺先的联络下，陈昌吉结识了《译报周刊》记者王纪华与吴大琨，王、吴二人看到照片后很是激动，当即应允刊发。不久后的新一期《译报周刊》就推出了新四军特辑，封面为新四军军长叶挺，内有三篇有关新四军的详细报道，对新四军的抗日军事活动、新四军对战士及活动区域内民众的政治工作、新四军活动区域的各项建设工作和军民关系作了全面、详细的介绍。

在与王纪华、吴大琨深入交流后，陈昌吉主动向他们表示欢迎上海组织人员前往皖南新四军军部参观访问。后在王纪华的联络下，上海地方协会负责人姚惠泉召开准备会，决定组织“上海民众慰劳团”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并推选上海《新闻报》进步记者、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顾执中为团长。

第一批慰劳团一行共9人。团长顾执中有着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曾作为中国新闻界代表随国联李顿调查团赴东北采访，他的参与对于上海新闻界认识了解新四军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友人、合众社兼英文《大美晚报》记者杰克·贝尔登同行。贝尔登早在1933年就来到中国，他深入中国各地，习得一口流利的汉语，富有正义感，对中国国情有较深入的了解，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百姓深表同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艰难抗战持支持态度。作为一名外国人，能够参与此次慰劳行动，一方面是受到上海外侨推荐，另一方面也是上海地下党力求扩大新四军国际影响力的结果。

鉴于第一批慰劳团返沪后在上海各界引起积极反响，1939年2月，上海地下党向新四军军部派出了第二批慰劳团，团长是上海地方协会代表吴大琨，陈昌吉仍担任联络员。

第二批慰劳团以戏剧界青年为主要成员，由吴大琨担任团长，扬帆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代表担任副团长。吴大琨早年加入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的负责人之一，一直致力于推动“保盟”对新四军的援助工作。同行还有一批红十字会成员家属及要求前去参加新四军的爱国青年，合计约六七十人之多。

二、从“孤岛’’到皖南

慰劳团从上海到皖南，要应对日占区、国统区复杂的形势。因此通过何种形式使慰劳团安全穿过敌占区和国统区到达皖南是当时中共上海地下党考虑的首要问题。

1938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难民运动委员会，在上海各难民收容所挑选一批700人左右的进步分子和党员骨干，以“移民垦荒”的名义到皖南参加新四军。由于打出了动员难民生产自救的旗帜，租界方面没有加以阻拦，整个队伍也顺利通过国民党辖区。难民运动委员会派出联络员与新四军方面取得联系，确定了前往皖南的行进路线、交接方法等，江苏省委最终决定让慰劳团与难民队伍同行。

为能顺利通过国统区，第一批慰劳团还以“上海地方协会派赴第三战区慰劳团”的名义为掩护，“地协”负责人姚惠泉出具亲笔介绍信，为慰劳团取得合法身份。慰劳团到达新四军军部时已是1938年11月底，停留一周左右即返回上海。

第二批慰劳团人数众多，还携带大批医药用品、汽车零件、印刷材料和书籍杂志。为安全起见，全团分为两组，前一组以有唱歌、演戏任务的青年人为主，由副团长贝岳南带领，以“上海市慰劳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名义，于春节前先行去温州继而转往皖南。

后一组由吴大琨、扬帆带领，乘英国轮船“飞康号”出发，然而路上却遭到巡逻日本宪兵的拦截和搜捕。据陈昌吉回忆，日寇强令他们停船，名义为搜捕抗日游击队员，船上的每个人都被要求伸出手掌任其检查，如果手掌上有握过枪的老茧，就被视为抗日分子。慰劳团携带的箱子里混装有书籍、药棉、纱布等，日本兵用刺刀插进去，挑出了药棉和纱布。危急之时，幸好日军宪兵队长的随身翻译是陈昌吉旧时邻居，陈一再表明自己的红十字会成员身份，日军才同意放行。

慰劳团行至温州后，在当地举行了抗日救亡演出，不料引起国民党方面的警觉。为避免这支“赤色宣传队”惹是生非，第三战区政治部派出特务以交际副官的名义“陪同演出”，并设法控制演出次数，还采取各种手段拉拢瓦解慰劳团团员，慰劳团一时难以脱身。后恰好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名义由皖南到金华视察，中共东南局副书记曾山也在金华。在曾山的引荐下，周恩来接见了慰劳团，并详细询问了上海各界的情况。在周恩来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兹的帮助下，这一组慰劳团于4月底顺利到达皖南军部。

两批慰劳团中，既有中共地下党员，也有上海各界爱国人士代表和青年学生，文化水平较高，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或是职业教育。慰劳团中大多数人留在皖南参加新四军，充实了新四军的人才队伍，尤其对新四军军医处和战地服务团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慰劳团在皖南

第一批慰劳团到达皖南后，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陈家祠堂召开了盛大的集会以示欢迎。项英首先代表新四军向慰劳团代表表示热烈欢迎，并致辞：“我们今天欢迎‘上海民众慰劳团’的代表们，有特别重大的意义。上海沦陷有一年了，他们在敌人的铁蹄压迫下，进行了艰苦英勇的斗争，配合着全国的抗战。今天全国各党派的团结，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要巩固。全国的军队，同我们新四军一样，坚决地為着民族的生存而奋斗，我们有决心打到上海的附近去，希望上海的同胞，在工作上与我们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够驱逐日寇出上海，只有这样，才能把日本强盗赶到东洋大海里去！”会场掌声经久不息。顾执中代表慰劳团向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慰问和敬意，向项英献上“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的锦旗。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也登台发言。

在皖南的6天时间里，慰劳团成员分头前往部队驻地及其所属医院、工厂、学校等地参观，也观看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抗敌剧团的表演，对上至项英，下至普通士兵，都有深入的了解。贝尔登记录下了项英的形象：“项氏体魄强壮，为人豁达而诚实，脸作铜色，为一典型之工人脸庞，笑容常露，惟额间则皱纹叠叠。”贝尔登有着丰富的战地采访经历，在他看来，“能够像项英这样认真爽快，而且彻底回答问题的，在中国军人中是不可多得的。”史沫特莱在妇女代表孙兰和朱立波的陪同下慰问了新四军医院，当她们看到日本战俘伤兵受到同等的优待，不仅生命安全得到保障，还能有个人自由，高度赞扬新四军的人道主义精神。

第二批慰劳团全部到达皖南时已是1939年4月底。五一节期间，新四军军部再次召开盛大的欢迎慰劳团大会。项英代表此时赴江北的叶挺军长和军部，对上海各界民众关心支持新四军表示衷心感谢，并向他们介绍新四军在敌后杀敌的情况，动员他们留在新四军工作。

新四军良好的军民关系、优待俘虏的规定、官兵平等的政策、英勇斗争的事迹等无不使长期处于“孤岛”的各界爱国人士耳目一新，他们受到了极大鼓舞，从中看到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纷纷表示要留在皖南参加新四军。扬帆在日记中写道：“新四军的区域，是一种特殊的环境，人们在这个环境里，每天只是不断地贡献，不断地享受。贡献是贡献你所能贡献给抗战的一切，享受是享受那自由愉快和安慰。一个人能获得一种机会来正当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和精力时，就会感到时间和精力之少。”在扬帆的带领下，第二批慰劳团成员大部分都参加了新四军。

慰劳团返沪也不是一帆风顺。第一批慰劳团返回途经岩寺时，被国民党宪兵拦住去路，勒令驾驶员将车开往屯溪，将人车全部扣住。面对国民党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谷正纲的质问，团长顾执中据理力争，因找不到慰劳团去过新四军军部的证据，不得不予以放行。第二批慰劳团团长吴大琨在返回上海途中遭到国民党特务扣押，被关押在上饶茅家岭监狱达3年之久。

四、慰劳团返沪后对新四军的后续援助与宣传报道

以慰劳团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深厚军民情谊，很快在“孤岛”发展成为一个声援、支持新四军的热潮。慰劳团团员们利用不同的方式，大力宣传新四军腹背受敌、坚贞不屈、抗战到底的精神，配合上海各界救亡团体，开展节约救难、义卖、义演、捐款、募寒衣等各项援助活动，扩大了新四军在上海人民中的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路线方针。

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与爱国民众的积极参与下，上海各群众团体、各协会万套寒衣募捐活动迅速完成。《每日译报》登出代收捐款的消息后，工人、学生、店员、妇女、儿童到报馆捐款者络绎不绝。慰劳团成员还分别到各群众团体、上层聚餐会，向党内外干部、统战对象、各界群众作报告，宣传新四军坚持抗战的英勇斗争事迹，同时也介绍了新四军后方医院设备的简陋、药品的缺乏、伤病员众多，以及新四军在物质方面面临的种种困难，希望上海人民踊跃支援新四军。慰劳团还将新四军赠送的实物，组织了一个小型展览会，供广大市民参观。

此外，慰劳团的同志也在各自战线上介绍新四军，开展募捐援助工作。“第一批慰劳团副团长王纪华到药联会，介绍新四军战斗的英勇、环境之艰苦及缺医少药、很多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严重的则捐躯的情况，听众无不感动，当即提出征药救难，捐募药品、现金，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新药业职工和资方人士共捐得价值1.1万元左右的药品和现金，秘密送到了新四军一支队。”姜平和朱立波除在妇女刊物上发表文章外，还以救济难民为名义积极进行各种形式的物品慈善义卖活动，组织小教剧团，互助剧团进行义演，通过妇女补习学校进行募捐，所得款项除购买药品送到新四军在上海的秘密据点外，全部捐献给上海地下党。

在报刊阵地上，慰劳团成员利用《译报丛刊》出了一辑新四军特刊，刊出叶挺、张云逸、袁国平等新四军领导人、新四军战斗生活以及慰劳团在新四军活动的照片，在上海新闻界引起强烈的反响。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慰问过程中及时向上海发回了大量通讯，仅1938年12月就发回通讯8篇，1939年1月计有15篇，这些通讯对慰劳团的行程和所见所闻、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军营生活、战术训练、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俘虏政策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贝尔登认为，与国民党军相比，新四军执行了正确的抗日政策方针和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官兵都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作战异常勇猛”。他将采访所获得的材料与其他外国记者关于新四军的报道整理成《成为时局中心的新四军》一书，这是外国记者系统介绍新四军的第一部著作。上海各界群体对新四军的报道冲破了敌伪的新闻封锁，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中伤，动员了上海各界民众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抗战救亡运动中去。

全面抗战初期，新四军在日、伪、顽三方的夹击、封锁和包围下处境艰难。两批“上海民众慰劳团”到访皖南，不仅从人力、物力上援助了新四军，而且在上海各界掀起了—个宣传新四军、呼吁支援新四军的热潮，堪称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