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心

毛泽东的人格，最为世人称道和仰慕的是，他在领导人民变革中国社会的漫长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不忘并始终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伟大初心，并使之人格化，进而使他的理想追求、他的政治意志、他的喜怒哀乐始终与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情感高度契合，而呈现无限魅力，赢得人民崇敬。

一、毛泽东的伟大人格鲜明体现在对理想的执着和坚定

这是决定毛泽东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最为重要的人格特征之一。经历了探索、比较、推求，当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一旦被认识和掌握，毛泽东便抱定为之奋斗终生的坚定意志，当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掌舵人时，则把党和国家的前进方向牢牢铆定其上，风雨不动，意志如磐。这种坚定和执着，至少有以下两个鲜明特点：

其一，义无反顾，旗帜鲜明。这是革命者特别是领袖最为重要而难能的一种性格。它传递的是一种勇气、信心和力量，让一切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们有了精神的依靠和必胜的信念。建党之前的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由此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心中“主义之争”是不能相让的。1921年2月上旬，毛泽东劝弟弟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他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一笔勾销。”真正不存羁绊，不留后路。

新中国成立后，凡涉及理想、道路、方向等原则问题，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对谁，他都直言相向、亮明立场，无所顾忌、毫不妥协。1958年5月18日晚，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各代表团团长及部分副团长会议时指出：“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足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他生命中的位置，也因为如此，决定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性。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个例子是，1959年2月14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马特，马特说：“我用智利人民的名义，希望中国不要多谈马列主义，而谈辩证唯物主义。”毛泽东说：“我们不同意。”处于外交场合，面对外国客人，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无丝毫客气和迁就，斩钉截铁，不容商量。对党内，毛泽东则始终高度关注共产党人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1961年2月8日，毛泽东在与地方领导同志谈话时说：“转入社会主义革命，很多人没有精神准备，很多人不是为社会主义而参加我们队伍的。有些人为了个人目的，为了发财、分土地，为了逃命……要抓紧对干部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理想的执着，是建立在必胜信念基础上的。1961年9月他与蒙哥马利的一段对话，经典地反映了他所拥有的这种自信。蒙哥马利问：“主席能否告诉我，在什么时候你们才开始看到黎明。”毛泽东说：“一开始就看到了。对我们来说，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于道路，那是人走出来的。小路是人走出来的，大路也是人开辟出来的。逐步取得经验，逐步看到光明。”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这一性格造就了他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更让党和人民事业在根本上保持正确方向。

其二，从不隐瞒，坦荡彻底。作为领袖人物，毛泽东所秉持的理想，实际上就是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和根本政治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开宗明义，亮明旗帜。更重要也是最具个性特点的是，毛泽东不是空谈理想，不是从本本到本本阐述理想，而是把党的理想和改造中国社会、造福中国人民紧密结合起来，理论透彻，充满温度，展示了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政治主张的磊落品格和彻底唯物主义精神，在为人民服务这一最高层次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1939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合众社记者罗伯特·马丁时说：“共产党今天的纲领与三民主义没有基本上的冲突，但有不同点。废除私有财产制，是国共两党基本纲领的异点……中共在中国实行的纲领，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不是共产国际对中共的统治。”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变为现实并取得巨大成功。革命年代，毛泽东面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曾经用极为通俗的语言宣示了党的理想。1936年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说：“中国共产党仅仅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它必须是全民族的代言人，它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也不能替第三国际来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只能为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便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人类谋幸福”的伟大思想具体化、中国化了。党的理想成为人民的理想，也必然走進人民心中。

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后，毛泽东念念不忘革命初衷。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特别是调整农村生产关系的实践中，毛泽东和全党进行了一次前无古人的尝试，过程充满曲折和艰辛。不论采取何种政策举措，“马克思主义者永远不许剥夺劳动者”是毛泽东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样的话，他反复阐述、一再强调。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其中说到：“无产阶级不能剥夺劳动者，不能剥夺农民和城市小生产者，只能剥夺剥夺者，这是一条基本原则。”1961年，他在与地方领导同志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如果百分之八十几的农民不满意国家政权，不满意共产党，那怎么能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代表劳动者的。”这样的话语，还可以在毛泽东的著述和讲话中找到很多。从中可以看出，在毛泽东那里，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是”与“否”，就在于如何对待人民，首先是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特别是当年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执着和坚定，是人的性格类型。毛泽东的伟大在于，把自己这种性格专注和张扬于实现伟大理想的奋斗之中，进而固化为共产党人对主义忠诚和坚守的政治品格，从意志上为推动党的事业前进提供了重要动力和坚强保证。

二、毛泽东的伟大人格鲜明体现在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

毛泽东用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让党的根本宗旨和群众路线人格化，让人民群众从他身上真切感受到共产党是什么，是干什么的。

恭敬人民。毛泽东一生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在他眼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唯有对人民恭敬有加。1949年7月，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画册题词：“人民的胜利！”这五个字，道尽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胜利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党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党的历史就是人民的历史，党的胜利同样就是人民的胜利。这是毛泽东的历史观，也是他的人民观。“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这些话语，是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经典表达，也是他实现伟大理想的底气所在、勇气所在、力量所在。究其根本，在毛泽东那里，党和人民是一体的。1942年8月15日毛泽东给谢觉哉信中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关于‘还政于民’这个口号之不妥……我们的政府是真正代表老百姓的，是民的，故不可说‘还政于民’，也不可分‘官方’和‘非官方’。”“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蕴含的就是这个道理。与毛泽东交谈之后的蒙哥马利是这样评价他的：“毛泽东的基本哲学非常简单——人民起决定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把力量的基点放在人民上，依然视人民为“上帝”。1960年5月，在会见伊拉克客人时说：“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团结人的大多数才有前途，历史是人民的历史，政党、领袖只能是人民的代表，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要倒台了。”1974年2月，81岁高龄的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过这样一段情真意切、意味深长的话：“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毛泽东真正深知并始终不忘“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归功人民。靠人民靠得住，把胜利归功于人民，是毛泽东对待人民的一个显著思想特征和话语特征。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上阐述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性作用，而且总是把革命、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记在人民的功劳簿上。1949年5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泽东与柳亚子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柳亚子说：“共产党要胜利，这是肯定的。共产党的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胜利会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就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京。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说：“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我们有一百万军队渡江，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1956年8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修改邓小平向八大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时，在报告分析我们党胜利的原因是“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我们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这段文字之前加写“首先和最主要地”七个字。这七个字，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人民意识。

毛泽东不仅把党的事业的成功归功于人民，也把自己的伟大贡献和建树与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彰显来自人民、当人民学生的政治本色。早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这一席话，讲的是贯彻群众路线中的辩证法，同时反映出共产党人对人民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基础性作用的認知。1964年，毛泽东在听取薄一波、谭震林等汇报时谈到自己的著作：“《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1973年6月22日，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特拉奥雷说：“我们马里共和国的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天才，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天才。”毛泽东说：“我是地才，地就是土地吧。”特拉奥雷说：“我看了你的军事和政治著作。”毛泽东说：“都是人民群众的经验，我做的总结。没有人民，啥事都干不成啊！”这是一种谦虚，在人民面前的谦虚，愈见毛泽东的伟大。

情系人民。毛泽东是为人民解放而起来革命的。当他“在韶山、湘潭和长沙见到的，广大人民的生活是痛苦的”，而原因“只是由于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的缘故”，因此他便下定决心，“以一生的力量为痛苦的人民服务，将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从那时起，为人民谋幸福就成为他毕生的追求。他带领党和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人民幸福开辟了新的政治境界。同时，他又把为人民谋幸福落实到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上，体贴关心，无微不至。1934年，他在江西瑞金所作的那篇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报告中，就表达出对群众利益的关切：“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在他眼中，人民的利益是现实具体的，是时刻需要关心和解决的，进而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变成解决人民群众一个个实际问题的工作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是把给人民好处，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953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转发的一份报告上，将“一些从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改为“一切从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出发”。一字之改，便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坐实。几个生动的例子，足见他对人民的事情想得很细，问得很细，做得很细：1956年11月2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养猪生产的决定（草案）》，在决定草案的“今后收购的肥猪，每头给养猪农民留肉十到十五斤”一句后面，加写“（其中应有猪油四斤到五斤）。”1965年11月，毛泽东在安徽考察，当得知农民没有钱花，每人每年只有20元时，说：“二十元太少了，除粮食外，每人有五十元、六十元就好了，将来要搞到一百元。”这些充满人民情怀和人性温度的话语背后，是毛泽东对人民生计和福祉的真情牵挂，“他为人民谋幸福”是人民对他由衷的歌颂。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所系，性质宗旨所在。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真正做到了让人民的喜怒哀乐决定自身的好恶和情绪，将全部的人生情感倾注于人民群众，使人民至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固有的人文情怀和政治情结。

三、毛泽东的伟大人格鲜明体现在对自身的严格和清廉

如何对待自己，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们如何自处，最能看出一个人的追求和品格。毛泽东之所以为人称道，让人折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位高而不养尊，权重而不处优，以严以律己、清廉自守，严格要求、率先垂范的形象，走进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内心。

不离群众是毛泽东毕生情愫。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要求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这里所说的错误，就是李白成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在进京后出现的骄傲自满、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安而忘危等一系列严重脱离群众的行为。此时，离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尚有5年，富有历史眼光和政治远见的毛泽东便在提醒全党防止出现“胜利时的错误”。循着这个思路，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两个务必”从文字表述到背后的逻辑，都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即将执政的中国共產党人，不要脱离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一切脱离群众的言行高度警惕，并带头防止和纠正。1950年9月，听闻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他立即致电当时在湖南的黄克诚、王首道并告邓子恢：“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不谋私利是毛泽东过硬风范。1949年10月9日，毛泽东给时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的王首道发去一份电报，电文内容是：“杨开智（杨开慧的哥哥）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同时，致电杨开智：“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不要使政府为难。”这两封电报堪称毛泽东率先垂范、不谋私利的典范。电报发电时间是“1949年10月9日”，人民共和国建政不满10天;收电人分别是湖南省委负责人和毛泽东的妻舅;信的内容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字——“不”，即拒绝杨开智等来京谋事。对湖南省委毛泽东用命令的口气，对自己的妻舅则用了斩钉截铁的态度。两封电报的言辞是坚决而严厉的，他的背后正是毛泽东践行“两个务必”的坚定决心。此后，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回绝了来自各方面的亲友托请，数量之多，不胜枚举。仅1950年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一共给他的亲友写了37封信，这些信都是回信。可以看出，这是他日理万机中的一次集中复信。从回信的内容看，来信中有托办找工作、要补助的20人，占54%，其中亲戚5人，同学5人，友人6人，其他4人。对这些要求毛泽东一律拒绝。其中对族叔毛逸民要求解决乡里群众特别是当地烈属生活困难的回复是：“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与照顾。”对堂妹、革命烈士毛泽建的过继女儿陈国生要求帮助找工作的回复是：“工作事，尚望就近解决，我现在难以为助。”对革命烈士王基永的妻子龙亦飞提出的关于抚恤问题的回复是：“抚恤及帮助令郎工作和学习事，须与全国同类情形者同样办理，未便某处独异。”请托的事由和理由有很多，毛泽东一律拒绝。但这种严厉和决绝是在公权力的运用上，而不是不知疾苦、遇难不帮。1954年3月，他曾经就李淑一的工作做过这样一个批示：“李淑一同志，长沙柳直荀同志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这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毛泽东讲原则，并不忘旧人，只是给予的帮助全出于个人，公私分明，不违原则，不失情义，可近可亲。

为党立纪是毛泽东人格延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把言行一致、廉洁自律的人格深深嵌入党的肌体，对中国共产党尤其是执政后的党的作风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1941年，在延安时，毛泽东修改后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曾明确：“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5年，毛泽东就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律，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的第一个答案：“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新中国成立后，他把不脱离群众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贯穿于党的建设、国家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之中。这里既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的雷霆手段，更有对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的谆谆教导和严格要求。1956年11月，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群众的贵族阶层。”1957年4月30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上，他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说：“不劳动，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老百姓就不信任你，不和你讲真话。”1959年12月开始，他在组织党的干部读书时，讲到了干部子弟的问题：“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期间他还十分敏锐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1960年3月，毛泽东在北方的一次视察中曾经严厉指出：“有一部分大的贪污分子那就要法办，比如一千元、两千元，那是‘老虎’了，极为恶劣，单是撤职不行的。”这一年，他还对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说：“我们这些人原来不是老百姓吗？要当群众代表，不要脱离他们，贪污、盖大礼堂就脱离他们。靠老百姓就有出路。”所有一切，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一个领袖应该是绝大多数人的代言人”，因为他始终认为“我是站在人民之中，不是站在人民之2z"。

立党为公，严以律己，是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内在要求和真实反映，毛泽东的伟大在于，他把这些重在自省的要求变成自觉，进而成为做人做事的准则和习惯，最终以其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开创和引领着党风政风，并使之成为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代代相传。